长篇自传回忆录 《逝者如斯》

　　长篇自传回忆录 《逝者如斯》 戴维堤著
　　最新修改版本2005年元月17日18时

本书介绍
·开场自白
上部 渠河风云
·前言
·引子
·戴氏家族
·父亲参加了五十一军
·死里逃生投奔革命
·讨“张”战役
·第一次解放
·父亲、叔父壮烈牺牲
·九祖父、五哥壮烈牺牲
·第二次解放
·解放之初
·启蒙老师
·镇压反革命
·少年时代的故事
·美丽的母亲河
·口吃的笑话
·二老爷的故事
·初中女同学之死
·反右派的故事
·放“卫星”的故事
·书记原来是个色狼
·母亲之死
·高中的日子
·我的初恋
·进京上大学
·见三叔
·大学生活
·入党问题的遗憾
中部 文革风云
·关于文革
·中央文革介绍
·文革之初
·怀念武光院长
·反工作组的斗争
·写血书
·工作组走了
·关于“老红卫兵”
·“北航红旗”成立
·二十八天二十八夜
·让“请柬”韩爱晶上天安门
·周总理为我平反
·围困“苏修”大使馆
·大连镇压“造反团”
·“二月逆流”问题
·北航“革委会”成立
·蒯大富与“四.一四”的故事
·谭厚兰砸“孔家店”的故事
·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的故事
·“天、地”派的起因和斗争
·北航“批斗彭德怀”问题
·北航红旗“红一连”问题
·武汉“七.二零”事件及其它
·再说王力
·回故里看望李青君
·中央武装北航红旗
·大连、烟台历险记
·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
·北航“八.二四”事件真相
·张体学上了天安门
·纪登奎当了副总理
·“红航一号”诞生记
·武光问题真相
·砸“八．一”大会
·北航“国际红卫军”事件
·北航周国怀“叛逃”事件
·朱东的故事
·韩爱晶带枪进人大会堂
·山西、山东之行
·北航周天行问题
·恩怨总有了结时
·北航清队自杀事件
·康生整人目击记
·蒯大富二下北航借枪
·关于“北航黑会”问题
·清华园“七.二七”大武斗
·毛泽东“七.二八”大召见
·毕业分配
·遭遇劫匪
·关于“批请运动”
·隔离审查进“牛棚”
·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
·逃出“牛棚”看娇儿
·度日如年
·小伙子看守的故事
·与军管会的较量
·转移“牛棚”
·夫妻双双在“牛棚”
·见“故人”——尹聚平还活着
·见儿子——欲哭无泪
·林彪完蛋了
·关于“反军乱军”问题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一、谁强奸谁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二、“五·.一六”登记表的故事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三、反革命秘密电台事件
·走出“牛棚”
·黄河大堤抒怀
·山东老乡的故事
·三叔戴健安息
·我也保过“老邓”
·“四.五”事件亲历记
·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关于抓“四人帮”问题
·天安门广场“戏说”朝政
·李冬民事件
·“母亲打儿子”的故事
·关于“三种人”问题
下部 杞人忧天
·朋友啊，朋友
·怀念胡耀邦
·话说赵紫阳
·万里重访沂蒙山的故事
·羊“告御状”的故事
·月是故乡明——诸城的故事
·话说周恩来
·“四人帮”的下场和结局
·“五大学生领袖”的结局
·塘格木传奇
·咬鼻子与割耳朵的故事
·好人王如山
·今日韩爱晶
·蒯大富与女硕士
·今日蒯大富
·迟来的爱
·最后的话
·后记

　　本书介绍
　　本书是个人家史和文革经历回忆录，写作、修改多年，查阅有关资料数十本。
　　本书是作者一生经历的流水帐，时间跨度50多年。其中包括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重点是“文革风云”。
　　本人文革中曾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一把手，后来让位于韩爱晶。本书主要记述了文革中个人经历的重大事件，大部分是亲历记实和访问记。
　　本书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进行了力所能及地评述。
　　本书对文革中的风云人物王力和“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人文革中的有关情况和最后结局也做了实事求是地描述。
　　书名取自孔子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过去的岁月就象这滚滚东去的江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开场自白

　　开场自白
　　据说只有名人，甚至是对社会和历史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的人才有资格写自传或回忆录，这大概不错。因为这些名人，大都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甚至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自然该写，不写对不起历史。至于有些所谓的名人，由于媒体知名度高，“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写了些自传或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也很受少男少女们的欢迎，也很卖钱，这也不错，不写对不起自己。
　　有些人靠写名人成了名人。象文革秘史大家叶永烈、师东兵、权延赤诸位，才华横溢，加上腿勤嘴勤手勤，用汗水浇灌出连篇大作，十分感人。尽管其中难免有人打盹笔打滑之处，也是情有可原。至于某些人士，为了某种目的，专靠从故纸堆里找题材，东拚西凑，张冠李戴，人云亦云，把一些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的、甚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东西当成史实，冒充大作，招摇过市，误人子弟，这是很不好的。
　　作为真正的小小老百姓的笔者，多年来也一直异想天开地想写自传和回忆录，这大概要属不要脸之列了。但一些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劝我：谁都有权写自传和回忆录，好坏成败，写出来再说，读者自有公论。说不定你的经历好好写出来会大受欢迎，甚至会轰动全世界呢！你就大胆地写吧！
　　我很受感动。我是小小老百姓，由于多种原因，官场财运皆与我无缘，大半辈子两袖清风，碌碌无为，轻于鸿毛，活得有点惭愧，对不起把我养大的共产党和人民，对不起我的先人。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在几十年来也爬过几座山，趟过几条河，亡羊补牢，自己似乎应当为子孙和后人留下点什么，所以，我要写。我要把几十年来的生命之路重新走一遍；我要把路上遇到的花香鸟语、高山大河、荆棘丛林、荒漠野岭展现出来；我要把几十年的生活、命运、爱情、家庭、社会风云和芸芸众生请进我的自传中。这里面，有死去的先烈和亲人；有养育我的故乡山水和父老乡亲；有我的师长、同学、战友、恋人、爱人；有各种大人物，也有赫赫有名的或无名的小人物；有可敬的女性和亲如手足的朋友，也有可耻的小人。几十年来，我和他们相逢、相处、相别，共同走过了中国历史中50多年的历程，也演绎出了许多感人的、气人的、悲壮的、疯狂的、大大小小的故事。
　　本书主要记录了作者所经历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50多年的历史。由于要记录历史，本书中某些情节通天入地，这样就可能会触及和冒犯某些大大小小的人物，包括领袖人物和黎民百姓，甚至是我的战友或朋友。但那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我是逼上梁山，被迫无奈，决无故意伤害任何人的意思，敬请他们谅解。
　　本书的重点是“文革风云”。由于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本人曾经是一个积极参与者，并曾当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的主要头头，经历过某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些在本书中皆有所述及。但我不是写文革史，甚至也不是北航的文革史。本书主要是我个人的经历回忆录，许多我未介入的文革重大事件皆没有涉及。
　　写文革事件，离不了文革人物。本书对文革中的领袖人物不得不触及，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笔者坚守一个信条，领袖人物也是人，不是神。既然不是神，就应当允许老百姓对他们不仅歌功颂德，也可说三道四。
　　本书对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如王力和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人）的有关情况和现状皆有所述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最后征求意见时，有关人物对本书中的某些言论和观点持“不同政见”。有人认为我是“鹦鹉学舌，全面否定和控诉文化大革命”；也有人认为我的书是“翻文革的案，不合潮流，在大陆坚决不准出版。”对这些见仁见智的意见，我除了在不违史实的情况下尽量考虑和尊重以外，仍坚持了我的某些观点，请他们谅解。
　　本书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写成的。由于年代久远，个别事件过程和人物谈话可能略有出入，有些情节作者进行了整理和加工，但基本史实和内容是没有错的。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写回忆录的宗旨，但任何人的回忆录都不可能是录音机和摄象机，人的大脑也不可能是电脑内存。这是笔者需要说明的。
　　本书文责自负！

前 言

　　本部是我的家史。之所以写我的家史，是因为我的家史非同一般。另外，它同本书的宗旨紧密相连。
　　公元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号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老人家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继续。”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直到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把蒋介石的国民党赶到了台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中间几十年的历史中，除了在大革命初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进行过短期的貌合神离的合作之外，基本上都是两党为保持或夺取全国政权而互相争斗的历史。在那几十年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国、共两党皆损失惨重，正所谓“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中华民族以巨大的代价换来了共产党在大陆的“一统天下”。这，就是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段腥风血雨的历史中，我的家族和亲友们为共产党的事业几乎献出了一切，包括无法计量的鲜血和可以计量的五颗头颅。
　　我这一辈子最爱共产党，最崇拜毛泽东。因为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创建了工农兵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广大工农兵成了国家的主人。另外，是共产党把我养大成人，一直培养到大学毕业。
　　我这一辈子最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因为日本鬼子欠下了中国人民数不清的血债，而国民党则同我有杀父之仇，几乎灭了我的满门。小时候听说谁是国民党，谁骂共产党，我就恨他们，甚至想把他们宰了。长大以后才知道，国民党中也有左、中、右，也有好人。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部队抵抗和消耗了大部分日本鬼子的兵力，死伤无数，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据说国民党中最坏的是“军统”和“警匪”，这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例如，重庆渣滓洞里杀害江姐等共产党员的那些家伙们。
　　古人云：30年河东，30年河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多少年以后，我辈成了“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警匪还坏”的人-- “三种人”，成了中国大陆上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并一辈子不得翻身。这，也是历史，尽管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
　　508年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被国民党人活埋之前，大骂道：“我操你们八辈子祖宗！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国民党快完蛋了，共产党胜定了，共产党万岁！”--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回顾历史，往往是令人悲愤和心酸的，但又是必要的，因为它不应该被忽略和遗忘--首先是笔者，然后是某些人……

引 子

　　话说齐鲁大地，自古人杰地灵。沂蒙山下，潍河岸边，望岱瞻沂，青山苍茫，秀水沃土，美丽富饶，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楚汉相争，潍水大战，韩信背水一战败龙且；三国演义，群英争雄，曹操挥师东征灭表绍，其古战场都在这里。自古以来，灵山秀水养育了它的子孙，也造就了许多历代精英：舜帝、孔子、公冶长、孔融、管宁、樊崇、伏无忌、郑玄、唐瑾、徐千、诸葛丰、诸葛亮、王羲之、李清照、赵明诚、张择端、刘墉、窦光鼐、直至近代的王尽美、路友于、王翔千、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臧克家、陶钝、孟超、崔嵬……历代名人、文人不胜枚举。至于康生、江青之流，虽属另册，也算名人之列。
　　当地俗语曰：要吃饱饭，诸、安二县。诸城、安丘二县位于沂蒙山下潍河流域，除西部山区外，大部为良田沃土。土肥水美，能长庄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吃饱肚子而你争我斗，你胜我败，你王我贼。天下大势，合而分，分而合。春秋战国时，这里是齐国重地，南有齐长城，北有齐王都。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这里开始置郡设州，名曰东武、琅琊。始皇怕死，东巡长生不老之物，路过这里，登琅琊以观苍海，最后死在半路，咸鱼掩身而归。秦二世效仿老子，李斯有碑记之。然好景不长，被造反派陈胜、吴广赶下了台。到了宋代，这里叫密州，皇上派了个大秀才来掌权，姓苏名轼字子瞻号东坡，留下了“西北望，射天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绝唱。此后兵荒马乱若干年，到了明代，出现了我的戴氏先祖。
戴氏家族

　　关于戴氏的起源，小时候不知道，老人们也说不清楚，后来查史料，方知我这个戴氏还是很不简单的。戴氏起源于西周豫东两个诸侯国，一个是以祖上溢号“戴”为氏，是商纣王哥哥的后代；一个以国号“戴”为氏。先秦时，戴氏主要在豫东（今商丘）一带繁衍发展；汉代有迁居豫南者，后又有南迁江、浙、东迁山东者；三国后有陆续迁居安徽、湖北、山西、湖南、广东、福建者；清代有陆续迁往台湾和海外者。
　　戴氏历代出了许多名人、文人，如西汉时戴德与其侄戴圣，宣帝时立为博士，号称“大戴”、“小戴”，是今文礼学的开创者，著有《礼记》传世。唐代有太宗之宰相戴胄、高宗之宰相戴至德、诗人戴叔伦、画家戴嵩；南宋有诗人戴复古；元代有文学家戴表元、诗人戴良；明代有画家戴进；清代有杰出的思想家、学者戴震，是《四库全书》纂修官，一生著作甚丰；清代还有画家戴本孝、戴熙，体仁阁大学士戴衢享。近代有真菌学家戴芳澜、诗人戴望舒、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戴克敏等人；此外还有国民党的元老戴季陶、特务头子戴笠等。当代姓戴的似乎没出什么大人物和名人，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现任天津市长）、中联部部长戴秉国（现任外交部副部长），还有号称世界第四男高音的歌唱家戴玉强以及一些算不上一流的文化人 。
　　书归正传。老祖宗们的事情太遥远，且不管它。据说我的祖先来自山西。明洪武年间，山东大灾，瘟疫盛行，人都快死光了。洪武皇帝下令从云南、河北、山西等地往山东移民。相传老祖宗夫妇俩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携三子来到山东沂山东边的景芝镇南、渠河北岸住了下来。后三子成人，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三个村庄，我出生的大夫村是其中之一。为什么村名叫大夫，因祖宗没留下什么资料，无法考证。
　　虽说我的近代祖宗们中没出什么大富大贵之人，但到曾祖父时，据说家业曾经不小。曾祖父在当地景芝镇上开有布店和造酒的烧锅，字号“利源永”，在当时赫赫有名。
　　话说这景芝镇历史悠久，宋代起即为鲁东南重镇。据说北宋景佑年间，当地连续三年生出巨大灵芝，故名“景芝”。它位于安丘、诸城、高密三县交界之处，北邻潍县（今潍坊市），东望高密、胶州、青岛，西边是沂蒙山，南下诸城、临沂、苏北，可谓交通便利，四县通衢。由于地处潍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为历代天然粮仓，尤其盛产小麦、玉米、大豆、谷子和红高梁，适于酿酒。多少年以后，景芝镇东方的高梁地里，大名鼎鼎的张艺谋和巩俐、姜文上演过拿手好戏--电影《红高粱》，这是后话。
　　据说景芝镇造酒已有近千年历史，可追溯到宋末明初，远近闻名。史载元、明、清年代，景芝镇周围“十里杏花如雨，一路酒旗如云。” 当时这酒叫“景芝白干”，是正宗的高粱烧酒。“景芝白干”的招牌，北到哈尔滨的大街上，南到上海滩的马路上都曾悬挂过，名噪一时。
　　曾祖父有四个儿子，即我的四个祖父。我的祖父是老大，其他按叔伯兄弟们排行分别为三祖父、五祖父和九祖父。由于小时候沾了老爷子的光，祖父们都学了点“五经四书”之类，也算书香门弟。然而好景不长，雅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德国人占领了山东。兵荒马乱，盗贼蜂起，土匪横行，民不聊生。曾祖父在景芝镇的店铺被土匪烧了个精光。祖父和五祖父被土匪绑了票，打得死去活来，救回来时已奄奄一息，不久便去世了。三祖父一气之下，闯了关东，从此渺无音信。曾祖父眼看着一个大家业仅几年便倾家荡产，毁于一旦，从此气病交加，不久便撒手人寰，戴家的家业就这样眼睁睁地衰败了。
　　祖父死后留下了我父亲、叔父和一个姑姑，加上年幼的九祖父，四个孩子由我曾祖母和祖母拉扯着，艰难度日。五祖母自五祖父死后，带着五个孩子（即我的三叔、四叔、五叔及两个姑姑）靠几亩薄地勉强活命。
　　祖母眼看在家里活不下去，便带着四个孩子--九祖父、父亲、叔父和姑姑一路讨饭来到了青岛。在老乡们的帮助下，祖母给人家当了佣人，九祖父和父亲、叔父先到大窑沟六号码头拉纤，当苦力，后进了大英卷烟公司当了临时工。
　　在青岛混了几年，日子也不好过。有一次，父亲因参加烟厂工人的罢工活动，被工头打了一顿并开除了。父亲忍不下这口气，约了几个要好的工友，把工头打了个半死，然后同祖母她们逃回了老家大夫村，同五祖母一家住在曾祖父留下的几间破屋里，靠几亩薄地度日。不久，九祖父、叔父和父亲陆续草草成了亲，有了我九祖母、婶母和母亲。曾祖父留下的几间破屋住不下了，父亲便在村子西边干打垒盖了三间草房，和祖母、母亲住在一起。
　　母亲名叫田玉英，也是穷人家的女儿。外祖父是晚清的穷秀才，靠当私塾先生养活一大家人口。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母亲没有机会上学，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
　　兵荒马乱，旱灾、蝗灾流行，婚后的日子也很难过。为生活计，农闲时父亲和叔父干木匠，贩卖布匹，东下青岛，西进沂蒙，逐渐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识，尤其是知道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些故事。
父亲参加了501军

　　“7.7”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蒋委员长一开始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很快伦陷。张学良的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一枪未放退回了关内。日本鬼子的铁蹄很快踏上了山东大地。威海、烟台沦陷，青岛沦陷，潍坊沦陷，景芝镇也来了鬼子兵。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老百姓都恨死了日本鬼子。
　　椐祖母生前对我说，有一次鬼子进了村，村民们都跑到村外庄稼地里去了。邻居李家两个闺女未来得及跑，被鬼子拖走了……后来两个可怜的闺女是爬着回家的，地上流下了一溜血迹。最后，两个闺女一个投了湾，一个上了吊。
　　当时已经长大成人的父亲年轻气盛，他恨死了日本鬼子。一天，父亲在景芝镇办事，遇到一队鬼了兵，据说是去沂蒙山根据地扫荡刚回来。鬼子们疲备不堪，一头扎进了路边一个饭馆要吃饭。他们把“38”大盖枪堆放在门口，没有人看守。鬼子们疯狂得很，也大意得很，他们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敢偷他们的枪。父亲看四周没人，偷偷地拿了一枝枪，仗着熟悉地形，飞快地跑走了。等鬼子发现丢了枪，哇哇地叫着开枪追赶时，父亲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对于父亲的这次冒险行动，祖母告诉我时也说不清原因，只说我父亲胆子太大。
　　父亲偷了鬼子的枪后，开始家里谁也不知道。他曾一个人躲在高梁地里，偷袭过南下的鬼子和伪军队伍。据祖母生前说，父亲曾打死过三个日本鬼子。父亲的枪法很好，百发百中，当然是打了就跑，未被鬼子抓住过，但祖母整天为父亲提心吊胆。
　　当时家乡有些贫穷而又不怕死的人也有像父亲一样揭竿而起自动打鬼子的。这些人有的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有的投靠了土匪武装，后被国民党军收编。
　　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501军退到了山东。军长于学忠奉命驻守在沂蒙山东线，大约在安丘、诸城西边至莒县、日照、沂水一带，一是阻挡鬼子南下，二是对付沂蒙山根据地的八路军。实事求是地说，501军是抗日的军队，对八路军也比较友好，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蒋介石也是点了头的。
　　501军军长于学忠抗日有功，被蒋介石晋升为苏鲁战区总司令。原501军一一三师师长周毓英接任501军军长。周是我村东南仅六里路的伏留村人，他的亲姑妈是我父亲的叔伯祖母，是亲戚关系，我父亲应称他表叔。
　　我父亲打鬼子的事传到了周毓英的耳朵里，他非常赞赏，派人把我父亲找去，问我父亲愿不愿当兵，我父亲同意了。于是，周毓英便收留了我父亲，不久，便给了我父亲一个副连长的官。
　　对于参加国民党501军这件事，父亲自己十分满意。一是可以名正言顺的打鬼子，二是当兵有饭吃，有衣穿，三是在周毓英麾下可以混个一官半职。至于其它方面，父亲当时恐怕考虑不多。501军也打共产党，这点父亲后来也知道了。当时父亲对共产党认识不够，革命思想觉悟还不高，这绝对是事实。
　　父亲参加了501军，家中亲友没人反对，唯有刚过门不久的母亲偷偷地流泪。兵荒马乱，当兵就要打仗，天天有死的可能，但母亲无可奈何。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父亲参加国民党501军之后，戴家又发生了重大事件，叔父和三叔秘密地参加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大约是1940年左右的事。
　　叔父戴福臻和三叔戴福权（参加革命后叫戴健）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是表弟尤树庄和李致敬（即李振）。当时尤树庄和李振是家乡一带共产党地下领导人。（注：解放后，李振曾任泰安、德州地委书记，《大众日报》社党委书记，山东省委秘书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现已离休。尤树庄解放后任胶州人民医院书记时遇车祸不幸身亡。）在李振等人的引导和教育下，叔父和三叔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有了充分地了解和认识，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叔父和三叔决心为共产党的事业而奋斗到底。
　　当时家乡是敌占区，参加共产党是绝对保密的。叔父和三叔参加共产党的事，戴家只有我祖母和婶母知道，连三叔的母亲五祖母都不知道。从此，戴家便成了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和联络站，戴家亲友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地下党干事情。
　　党组织交给三叔和叔父的任务是当地下交通员，往沂蒙山根据地送情报，运送枪枝弹药，秘密发展党员等。
　　关于父亲参加了501军一事，叔父和三叔请示了党组织。据解放后三叔和李振同志讲，党组织是经过了慎重研究并同意的。一是因为自从父亲偷了鬼了的枪并打死过鬼子后，在家乡难免有人知道，目标太大，到501军躲一下有好处。二是当时地下党与沂蒙山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常被501军破坏，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打进501军做掩护，以保护我地下交通线，而父亲恰好可以充当此任。
　　当三叔和叔父代表党组织向父亲说明这一切时，父亲恍然大悟，并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作为手足兄弟，父亲对叔父和三叔十分尊重。这正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也！
　　据后来成为我军领导干部的三叔戴键生前对我说：“自从你父亲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后，地下交通线再也没有出过事。当时，你父亲驻防在西山（安丘西南部），正是我地下交通员路过的地方。有一天晚上，李振派我火速往根据地送情报，我走到西山就被501军抓住了，我说来找你父亲的，家中祖母病了，让你父亲回家看看。敌人把我押到你父亲的连部就把我放了，你父亲陪我吃了饭，到了半夜，派可靠的人把我送过了封锁线，到达了根据地，完成了任务。这次我送情报还立了一功呢！
　　还有一次，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三叔去根据地送情报，父亲派人把他护送出501军防区。三叔完成任务后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的巡逻队。三叔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后，跑了几十里路赶到村边祖母住的房子外面时，翻了几次墙没有翻过来，便倒在雪地里昏死过去了。祖母和婶母听到外面有动静，出来一看，忙把三叔抬到家里热炕上救活了过来，又把他的湿衣服和鞋袜连夜烤干。三叔吃了祖母做的热饭后，趁天还没有亮，又匆匆地走了。
死里逃生投奔革命

　　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党组织决定让父亲尽快脱离501军。
　　当时鬼子即将投降，国民党的反共面目越来越暴露，501军奉蒋介石之命要南下剿共。盘踞在诸城县境内的敌伪汉奸土匪司令张步云疯狂反共，我八路军山东兵团滨海军区准备发动“讨张战役”，解放诸城。
　　党组织让父亲脱离501军前，尽量设法从501军搞一部分经费以支援部队，父亲满口答应了。说实在的，当时501军军长周毓英看在亲戚份上，待父亲不薄，要公开背叛他，并搞他的军饷，谈何容易？但父亲此时已是共产党的人了，没有什么犹豫的。
　　一天晚上，父亲以喝酒为名，把军需官灌醉了，拿了他的钥匙，把501军当月的军饷偷了出来交给了地下党来接应的人员。第二天一早，父亲就被周毓英绑了起来，并宣布查清问题后立即枪毙。这件事，周毓英也算大义灭亲。
　　消息传到村里，一家人乱成一团，地下党组织也十分着急，因这事实在太大，绝对是杀头之罪，难以通融，营救工作十分困难。万幸的是，当时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父亲一口咬定是几个作买卖的朋友托他干的。周毓英把这件事当成了父亲的个人行为，但仍罪不可赦。
　　叔父和三叔出主意，让人用小车推着老祖母（即周毓英的亲姑）来到了周毓英的司令部。老太太一下车，就坐在司令部门前大哭起来，并拿出一根绳子，叫着周毓英的乳名，以死相威胁，一定要周放了她这个侄孙子。周毓英没有办法，令部下把父亲痛打了一顿，让老太太领走了。父亲死里逃生，回家养好了伤，立即投入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同叔父、三叔一起展开了对敌斗争。
　　这时，九祖父戴凤楼也在侄子们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入了党，在村里任公安员。父亲的另一个叔伯叔父戴凤玉（我的六祖父）也通过地下党领导人潘墨卿、徐欣三的介绍参加了革命，入了伍，后来在解放军山东兵团敌工部工作。其大女儿戴云也入了伍，成为山东兵团的文工团员。父亲的一个本族侄子戴维玉也参加了革命，入了党。这样，在鬼子投降前后，戴家亲友参加革命的有7人之多。
讨“张”战役

　　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我八路军山东兵团决定发起“讨张战役”，消灭张步云的反动武装，解放诸城。
　　张步云是家乡一带有名的大土匪头子。他十7岁当土匪，后来到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和国民党海军陆战队混了几年，二15岁时返回老家，联络当地地主豪绅成立了联庄会，自任会长，组织了60多人的地主武装，投靠了国民党。后来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委任为少校副官、山东特别高级侦探第二大队长、第二路游击（剿共）司令；“7.7”事变后，又被韩复渠任命为“少将”游击司令，驻守诸城，队伍已有一千多人。1838年秋，张步云投降了日寇，当了汉奸，被伪北平临时政府任命为“剿共第四路军”司令，队伍已达二千多人，盘踞在诸城、高密一带；不久，张步云又拐了鬼子的武器、军火投靠了国民党，被国民党山东省新主席沈鸿烈委任为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兵力发展到7、八千人；1941年8月，张步云被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收编；1943年4月，又被李仙洲偏入国民党第28集团军；不久，张步云又一次投降了日寇，被编入吴化文的“皇协军”第三方面军第一集团军。这时张步云的队伍已扩充到一万五千多人，下设三个师，一个教导旅，军部驻诸城境内，有自己的兵工厂，有大小太太九个，这是张步云人马最多势力最强的时期。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夕，张步云摇身一变，又从汉奸变成了“国军”，被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委任为“胶（州）高（密）海防司令”，驻诸城县城，直接指挥的部队约四千余人。
　　张步云是有名的汉奸和铁杆反共分子，在家乡一带横行霸道、罪恶滔天。在配合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剿共”时，他一次就烧毁银家庄民房200多间，并把数十名妇女儿童赶到屋里活活烧死；1945年3月17日，张部勾结日军一次就杀害我抗日军民106人；1945年7月3日又在诸城小岳戈庄杀害我抗日军民286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小岳戈庄惨案。”
　　1945年7月11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命令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张步云拒绝投降。7月15日，我山东八路军滨海、鲁中军区集中兵力三万余人，在司令员万毅和梁兴初、孙继先指挥下，向盘踞在诸城境内的张步云匪军展开了进攻。经过几天激烈地战斗，歼灭张步云一师师部和三团、八团全部，毙、伤伪师长王吉祥、团长扬德明以下官兵四百余人，俘虏敌副师长王帮基、参谋长马桂章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机枪406挺，长短枪一千三百余支，电台一部。
　　以上就是家乡解放前夕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进行的最大战役--第一次“讨张战役”。由于张步云的武装大部分是土匪和兵痞出身，战斗力极强，所以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方的伤亡也很大。
　　在“讨张战役”中，父亲戴福田、叔父戴福臻和三叔戴健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民兵和担架队配合大军作战，为家乡的解放做了许多工作。这时，他们的地下党员身份才正式公开。
　　第一次“讨张战役”歼灭了张步云五分之三的兵力，解放了家乡大片土地。但张步云依靠残部四千余人仍盘踞诸城县城，拒不投降。1945年9月3日，我山东兵团第一师师长梁兴初向盘踞在诸城城里的张步云残部再三通谍，令其投降。张步云仍拒绝投降，叫嚣：“就是杀老百姓吃，也要死守诸城。”梁兴初下令攻城，我军发动的第二次“讨张战役”开始。9日晚六时，我军发起总攻，至八时15分攻克诸城县城，俘虏张步云部旅、团长以下官兵2107人，毙伤300多人，缴获迫击炮六门、手炮30门、各类枪支一千7百306支、炮弹二百30余发、汽车五辆、电台三部、战马60余匹、兵工厂、云母厂各一座，其它军用物资若干。可惜的是，狡猾的张步云在其保镖的护卫下，化装逃往了高密县城，后又被王耀武委任为山东保安第三旅旅长。
　　当时，为了牵制敌人以便配合解放大军全歼胶东国民党守军，我军暂未攻打高密县城，张步云暂时捡了一条命。
　　从此，盘踞在高密县城的张步云如丧家之犬、惊弓之鸟，徨徨不可终日。他怀着对共产党刻骨的仇恨，一心想报仇，梦想收回失去的天堂。
　　张步云手下有个独立营长，叫王金铭。此人也是土匪出身，跟着张步云干了多年，是张步云的心腹走狗。
第一次解放

　　赶跑了张步云，家乡第一次得到了解放，各级人民政权逐步建立。当时家乡划归诸城县浯河区，叔父戴福臻担任了浯河区委书记，区长董乾初不在时，由叔父代理区长。父亲戴福田担任了区中队长。三叔戴健因年轻未婚（当时刚20岁），党组织让他参加了山东解放军滨海兵团。由于已有几年的地下党员革命经历，一入伍便担任了连指导员。九祖父戴凤楼在村里任公安员。五哥戴维玉担任了区团委书记。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父亲他们日夜操劳，站岗放哨，发展民兵，训练区中队员，随时预防敌人的进犯和破坏。
　　叔父戴福臻根据上级的指示，带领区委、区公所的干部们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打击土豪恶霸，斗争地主劣绅，分田地，开展诉苦运动，动员青年参军支前。
　　多年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了主人。他们把共产党毛主席当成大救星，从心里拥护共产党。一些贫下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党组织，许多青年涌跃报名参军，民兵们成立担架队支援前线，妇女们做军鞋，蒸干粮，支援子弟兵。解放了的渠河两岸，到处充满了欢歌笑语。正象一首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把身翻……
　　但是，1945年的秋天，刚刚解放的家乡，斗争形势仍十分复杂和严峻。蒋介石为了挽救在全国战场的败局，下令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兵力迅速增加。我解放军山东兵团主力部队奉命转移到了其它主战场，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峻地考验。
　　这时，逃到敌占区安丘、潍坊、高密、青岛的地主、土匪、汉奸组成的还乡团随时准备反攻倒算。浯河区在诸城的最北边，紧靠敌占区。张步云残部王金铭的独立营仍盘踞在浯河区东边的注沟一带。王金铭的老家就在浯河区，他随时准备反攻倒算，对浯河区构成很大的威胁。王金铭的独立营有四个连，共四百多人，大都是土匪汉奸兵痞出身，战斗力极强。他们把浯河区的戴福田、戴福臻兄弟俩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由于浯河区领导和区中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上有县大队和解放军山东兵团第一师留守部队的保护和支援，王金铭几次派小股队伍进犯浯河区皆有来无回。有一次他的小舅子被我父亲的区中队活捉，王金铭气得暴跳如雷，发誓要进行报复。
　　作为浯河区唯一的武装力量区中队的队长，父亲戴福田身上的担子很重。父亲是行伍出身，见过世面，为人豪爽，心直口快，枪法纯熟，酒量颇大，这与他的经历有关。自从投身共产党参加革命队伍以后，在党的教育下，父亲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逐步树立了为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从一个绿林好汉变成了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他每次打仗总是冲在前面。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他整天住在区公所里，尽管离家仅几里之遥，他也很少回家，扔下母亲和一岁多的我在家。母亲为此十分伤心，整天提心吊胆，经常埋怨父亲，甚至同父亲吵架。作为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母亲象当时许多人一样，觉悟不高，她不能理解父亲他们所干的事业。
父亲、叔父壮烈牺牲

　　母亲生前多次向我哭诉了父亲同我们母子永别的那天晚上……
　　那是1946年农历二月初六，天上飘着雪花，父亲已经多日未回家了。天刚黑，母亲正要做晚饭，突然见父亲翻墙跳了进来。父亲和母亲成亲时，在村子最西头盖了三间干打垒茅屋居住，院子西墙外面就是庄稼地。母亲见父亲回来，十分高兴，但仍数落了他几句。父亲说他去安丘官庄开了一个会，刚赶回来，路过家门口回来看看，明天一早要赶到区公所汇报。于是，父亲抱起我亲了又亲。母亲赶紧包了一些饺子，又弄了两个小菜。父亲十分高兴，一边喝酒，一边逗着我玩。我脖子上挂着父亲的盒子枪，在坑上爬来爬去，逗得父亲直乐。母亲看着我们高兴的样子，不由得笑了。
　　正吃着饭，突然听见村子南边传来了枪声。父亲大喝一声：“不好，有情况。”扔下筷子抓起枪就跳下了坑。我吓得大哭起来。母亲拦着父亲不让他去，说明天再走吧，说不定是谁乱放枪呢！当时每个村子里民兵都有枪，打枪也是常有的事。可父亲说：“不对，好象是河南区公所那边响枪，我一定得去。”说罢，抱起我亲了两下，不顾母亲阻拦，翻过西墙就走了。
　　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1946年农历二月初六这天，一场春雪把渠河两岸变成了银白的世界，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傍晚，盘踞在浯河区东边的王金铭率一百多名匪徒包围了渠河南岸的徐洞村。他们从汉奸口里得知，区中队长戴福田去了安丘开会，区委书记戴福臻仅带着几个人去了徐洞村。万幸的是，当敌人赶到的时候，戴福臻等人已经离开了，敌人扑了个空，放火烧了几间房子，便把人马撤到了村北的渠河岸边，王金铭命部下胡乱地放了一阵枪。
　　原来，狡猾的王金铭为了抓住戴福田、戴福臻兄弟俩绞尽了脑汁，做了周密的布署。袭击区公所虽然没抓到戴福臻，但戴福田知道消息肯定会回来营救的。王金铭让部下打了一阵枪后，便命令匪徒们埋伏在河边的树林里，又让一些匪徒每人披一块白床单，趴在水边的沙滩上，等候戴福田的到来。
　　从我村到渠河边仅几里地，父亲很快就跑到了渠河北岸。
　　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对岸什么也看不清，父亲心急如火，毫不犹豫地跳进了齐腰深的河水中，一只手举着枪，一只手划着水，向南岸冲去。
　　敌人见对岸有人下了河，猜想可能是戴福田。躲在树林里的一个匪徒大喊：“队长！队长！不好了，戴区长让王金铭抓走了，你快去救吧！”父亲一听，更加着急，来不及辩真伪，很快从水里爬了上来。
　　埋伏在沙滩上的敌人一跃而起，还没等父亲反应过来，就把父亲抱住了。
　　就这样，父亲戴福田落入了敌人手中。
　　据当年徐洞村的目击者说，戴福田被敌人抓住后，大骂不止。敌人把他打得满脸是血。为了怕父亲跑掉，敌人扒掉了他的湿衣服，仅穿一条短裤，又残忍地用铁丝穿透了他的锁骨。王金铭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戴福田活着押走。
　　从徐洞村到敌驻地几十里路。寒风，雪地，赤身是血，穿了铁丝的锁骨，雪地上的血印……笔者实难想象父亲是怎样被敌人押走的？走了多久？受了多少罪？那被铁丝穿着的锁骨疼不疼？那流到雪地上的鲜血有多少？……
　　父亲被俘后，党组织立即展开营救工作。经研究，决定用王金铭的小舅子交换 。
　　王金铭的小舅子被父亲他们抓到后，一直关在县大队的看守所里。这家伙是大烟鬼，经不起折腾，不几天便死在了看守所里。
　　王金铭闻讯大怒，开始了对我父亲的严刑审讯和威逼利诱。
　　敌人动用了各种刑罚对付父亲。皮鞭抽，压杠子，灌辣椒水……父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醒过来就破口大骂王金铭。
　　“王金铭，我操你祖宗。要杀要剐，痛快点，别让老子受罪。你杀了我不要紧，小心共产党剥了你的皮。共产党胜定了，国民党快完蛋了！”
　　当时斗争形势已明朗化，共产党员和干部们身份都已公开，基本没什么秘密可言，王金铭只要求父亲答应两点。
　　“戴福田，你不要又臭又硬，共产党兔子尾巴长不了，国军很快就要反攻。你打死我很多人，我早就可以毙了你。老子看你是条汉子，只要你投过来，既往不咎，老子推荐你当个团副，比我官还大，这是一；第二，若把你兄弟戴福臻也拉过来，就算你立了大功，我向张（步云）司令和王（耀武）主席为你请功。你过去干过501军，党国待你不薄，现在再投靠党国，浪子回头金不换，怎么样？”
　　父亲仍然破口大骂：“王金铬你少放屁！老子参加501军是为了打鬼子，不象你们当汉奸，帮着鬼子杀中国人。老子既然干了共产党，不可能再回头了，你看着办吧！”
　　王金铭气急败坏地把父亲关了起来。
　　王金铭之所以不马上杀死父亲，一是因为叔父戴福臻还在，杀了父亲惹火了共产党对他不利。他是当地人，不能不留条后路。二是山东解放军主力已经大军压境，主子张步云躲在高密，已没有多大势力。万一将来落到共产党手里，也需要留条后路。
　　上述情况，同共产党方面估计和分析的一样。
　　叔父戴福臻也估计王金铭暂时不敢杀害父亲。他一方面和上级设法营救父亲，一方面领导浯河区翻身农民分田分地，减租减息，斗争土匪汉奸和恶霸地主，保卫胜利果实。
　　王金铭自抓到戴福田后，受到了主子的赞赏。匪首张步云让他再接再励，为“党国”再立新功。
　　王金铭不愧为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孝子贤孙。他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在灭顶之灾来到之前，下决心要再次同共产党较量一番。这时我山东解放军为了解放高密县城，命令滨北独立二团先拔除敌人的外围据点。王金铭自恃有五百多人的敢死队顽军，与解放军滨北独立二团在高密城西南井沟、注沟和浯河区东面一带周旋并寻机骚扰。
　　当时已经入伍的三叔戴健，就在滨北独立二团任连指导员。
　　1946年农历三月初六晚，王金铭得知浯河区委明天要在宋家坡村召开反奸诉苦大会，决定倾巢出动，血洗宋家坡，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我驻高密的地下工作者得知这个情报后，立即十万火急通知了诸城县委。诸城县委认为，这是消灭王金铭残匪的好机会，于是决定，浯河区在宋家坡的反奸诉苦大会照样进行。通知解放军滨北独立二团和县大队准时赶到宋家坡援助浯河区委和区中队，消灭王金铭匪帮。县委又通知浯河区委的同志，一定要把敌人牵制住，等待援军赶到。
　　这些安排皆没有错误，但结果还是出了问题。
　　当时，浯河区区中队长戴福田被俘后，县委派县大队副大队长刘玉笃同志和县公安局二股股长范维琪同志驻在浯河区帮助工作，他们和区委书记代理区长戴福臻研究决定，坚决把王金铭残匪牵制住，反奸诉苦大会照开，命令我区中队副队长宋明斋带领区中队员在宋家坡村北岭、村东、西、南面和会场所在地祠堂大门口站岗放哨，防止敌人的偷袭。
　　当时，浯河区自身战斗力不强，区中队加民兵不足百人，大都缺乏训练，武器也不行，有作战经验的人很少。但因听说有县大队和滨北独立团支援，大家情绪都很高，决心痛击来犯之敌，牵制住敌人，等待增援部队赶来。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第二天，即1946年农历三月初七拂晓，宋家泊村的村民纷纷向村里宋氏祠堂走去。刘玉笃、戴福臻等人也带人赶到会场，反奸诉苦大会开始了。
　　这时，匪首王金铭率领四百多人沿潍徐公路直奔宋家泊村。
　　这次敌人作了充分地准备。他们有的化装成老百姓，有的化装成解放军，很快到达了宋家坡村的东北角。狡猾的敌人化装成捡粪的老头杀害了我区中队的哨兵后，迅速包围了宋家坡村，很快就冲到了会场--祠堂外面。双方短兵相接，顿时，会场变成了战场。戴福臻区长一面掩护群众疏散，一面带领区中队员、民兵和群众向外突围。刘玉笃同志带领一部分区中队员和民兵边打边抢占了村东北角的土楼子，同敌人僵持。由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我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刘玉笃同志牺牲了，范维琪同志牺牲了，宋明斋同志牺牲了，许多区中队员和民兵也倒下了。戴福臻和通讯员小王被逼进一个小院。小王爬在墙头向敌人射击时，突然中弹掉了下来。这时，戴福臻的枪里已没有了子弹，敌人一窝蜂似地冲了过来。戴福臻砸碎了手枪，迎上前去大声喊道：“我就是戴福臻，不要再伤害老百姓。”敌人冲上来把戴福臻绑了起来。
　　不知道县大队和独立团哪里去了？为什么迟迟不到？这时，我方已有307位同志倒下了，区公所、区中队的干部战士大部牺牲。
　　听说活捉了戴福臻，王金铭哈哈大笑。他立即让人押着戴福臻向北逃窜。
　　戴福臻坚决不走。这时远处终于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戴福臻知道是县大队和独立二团赶到了，他大声地喊：“王金铭，你跑不了了，我们的大部队过来了。赶快投降，饶你不死！”
　　确实是援军到了，只可惜，晚到了半个小时。
　　王金铭的人慌了，大喊：“快撤快撤，不是土八路，是真八路大部队来了！”
　　这时，我县大队和滨北独立二团已从东边切断了敌人退路，把敌人包围了起来。解放军战士像猛虎下山，王金铭的人一个个倒了下去。
　　王金铭看事不好，对着戴福臻的头上开了一枪，然后率领人马向北突围。
　　就这样，我的叔父戴福臻倒在了敌人枪口下，牺牲时才302岁。
　　这就是当地有名的“宋家坡惨案”，我方308名同志遇难。县大队副大队长刘玉笃、浯河区委书记、代理区长戴福臻及浯河区公所、区中队的干部战士大部牺牲。
　　在这次战斗中，王金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三个土匪连长被击毙，二百多人伤亡。一个连长保护着王金铭，依仗熟悉地形突围成功，带领残兵败卒逃回了高密县城。
　　当地县誌和有关资料在记述上述事件中略有出入，报喜不报忧，对我方的失误和牺牲的同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令人心寒。
　　据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干部的三叔戴健生前回忆说：“宋家坡惨案，是我们的失误。部队首长计算时间有误，怕早到了把敌人吓跑了，安排战士们吃了顿早饭，结果晚到了半个小时。我当时带领战士们赶到的时候，二哥戴福臻已经被敌人杀害了。当时没有通讯工具，全靠交通员步行送情报，耽误了时间。另外，没有防住北路，让王金铭逃跑了。当时为了牵制敌胶东兵力，我军暂没有解放高密，王金铭又一次捡了一条命。”
　　王金铭逃进高密城后，立即把被关了多日的戴福田押了出来，咬牙切齿地说：“戴福田，你兄弟戴福臻已经完蛋了，老子也不指望你投降了，今天就送你上西天。”接着下令当夜执行。
　　父亲听说叔父已经牺牲，悲愤交加，大骂王金铭，恨不得一口咬死他。匪徒们把父亲拖走了，父亲始终大骂不止。
　　1946年农历三月二十日深夜，敌人把父亲押到高密县城外一条小河边，挖好了一个沙坑。万恶的国民党匪兵和还乡团分子抡起刺刀和铁锨，朝父亲辟头盖脸地砸来。父亲大骂：“王金铭，我操你八辈子祖宗，国民党快完蛋了，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共产党会给我报仇的……”浑身是血的父亲破口大骂着倒进了沙坑里……
　　就这样，我的父亲戴福田，一个参加革命时间并不长的共产党员，在经受了令人发指的酷刑之后，视死如归，英勇不屈，为父老乡亲们的翻身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时年307岁。
　　父亲走了，抛下年轻的母亲和两岁的我永远地走了。
　　自父亲被敌人抓去之后，祖母、母亲和婶母整天提心吊胆，以泪洗面。首先是叔父牺牲的消息传来，过了不久，又传来了父亲被害的消息。
　　由于高密是敌占区，父亲的尸骨没法找回。叔父戴福臻的遗体由浯河区新政权和乡亲们运回村子北边隆重地安葬了。父亲和叔父的战友孙铁民、董乾初等人亲自处理的后事。
　　叔父戴福臻和父亲戴福田相继被害的消息，震惊了渠河两岸。地主汉奸们弹冠相庆，党组织和乡亲们万分难过，祖母、母亲和婶母更是悲痛欲绝。戴家的天塌了！可怜的苦命的祖母，自祖父早年被土匪打死后，年轻守寡，养大了父亲和叔父，把他们交给了共产党。如今两个儿子双双被害，我实在难以想象，当年老人家是怎么熬过来的，只知道祖母的双眼后来哭瞎了。
　　如今，年纪轻轻的母亲和婶母又成了寡妇。孤儿寡母，这日子以后可怎么过呀！
　　当时只有两岁的我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穿着孝衣牙牙学语，玩耍，傻乎乎地望着母亲以泪洗面……
　　多年以后的1963年夏天，即将到北京上大学的我为了搜集父兄们的事迹，来到了高密城外据说是父亲牺牲的河滩上。面对清清的河水、金色的沙滩和高大的白杨林，我眼泪夺眶而出。我仿佛看到父亲从河里走了出来，浑身是血，瞪着眼睛看着我，默默无语。我低下头，慢慢地、慢慢地跪在了河滩上……
　　王金铭、张步云、蒋介石老贼，我和你们不共戴天！
九祖父、五哥壮烈牺牲

　　父亲、叔父牺牲后，白色恐怖并没有结束。张步云、王金铭匪帮继续对紧邻他们驻地的共产党政权浯河区进行骚扰。杀害了浯河区的共产党人戴福田、戴福臻兄弟后，敌人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恨不得尽快夺回他们失去了的一切。
　　这时，已经参加了解放军山东兵团的三叔戴健挥泪告别了父老乡亲和故乡，带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为两个兄长复仇的决心投入了人民解放战争，英勇作战，奋勇杀敌，屡建战功，迅速地成长为我军优秀的基层指挥员。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蒋介石为挽救其反动王朝的命运，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随着我解放军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斗争形势更加残酷。国民党支持和豢养的地主、土匪、汉奸分子组成了还乡团。他们怀着对共产党和翻身农民刻骨的仇恨，象疯狗一样到处烧杀抢掠，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家乡变成了割据区，白天是共产党的天下，一到晚上，还乡团分子便从安丘、高密敌占区出来活动。他们抓人、杀人、放火，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血案。渠河两岸，潍河平原到处枪声不断、鬼哭狼嚎。一些村庄被还乡团分子杀光、烧光，变成了无人村。所谓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一点不假。
　　当时，九祖父戴凤楼也已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在村里合作社（当时村政权的一种形式）任公安员，负责民兵工作。面对两个从小一块长大的侄子的被害，九祖父悲愤满腔。但他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积极地为保卫新生政府而工作，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父亲和叔父牺牲后，还乡团分子又把屠刀对准了九祖父戴凤楼。
　　1946年农历九月三十日深夜，盘踞在安丘城的还乡团头子刘洪华带领一股匪徒包围了大夫村，抓走了九祖父和另外7名村干部。
　　刘洪华是我一个村的，他原先也是穷苦人，后来当了土匪，又投靠鬼子当了汉奸。鬼子投降后，他又投靠安丘、潍坊一带的匪首历文礼，一直与共产党为敌。
　　敌人把八名村干部押到村子北面的大柳树下，开始了疯狂地反攻倒算。
　　刘洪华举着一把杀猪刀，声嘶力竭地大骂共产党，大骂村干部。他用刀指着九祖父，骂道：“戴凤楼，我看你们家还有多少共产党？你侄子戴福田、戴福臻为共产党丧了命，你他妈的还干共产党，今天老子就让你尝尝当共产党的滋味。”说罢，照着九祖父脸上就是一刀。九祖父用手一挡，四个手指被砍断了，顿时血流满面。
　　九祖父怒火万丈，大骂刘洪华：“刘洪华，你这个土匪，共产党是杀不完的，老子今天跟你拚了。”说完向刘洪华扑了过去。刘洪华连砍数刀，九祖父倒了下去，浑身成了血人。
　　这时，个别村干部害怕了。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所有参加革命和支持革命的人都能象我父亲他们一样，经得起生死的考验，宁死不屈，这很难做到。对于一般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人们，特别是刚翻身的农民来说，只要不出卖别人，向敌人下个跪，求个饶，写个假悔过书，保住性命也算不错了，不能都骂为叛徒。至于共产党的大干部，那似乎另当别论。
　　面对敌人的屠刀，一些村干部不同程度地求了饶，保证不再为共产党干事。他们活了下来，唯有九祖父戴凤楼惨死在刘洪华的屠刀下，时年30岁。
　　这次敌人主要是对着九祖父来的，目的是为了“杀鸡儆猴”，破坏共产党的新生政权。天快亮的时候，敌人逃回了安丘城。
　　血肉模糊的九祖父躺在村北的麦田里，已经停止了呼吸。闻讯赶来的祖母等人抱着九祖父被砍下的头颅哭昏了过去。九祖父最后见到了亲人，脖腔里涌出了一股热血……
　　九祖父比我父亲还小，是吃我祖母的奶长大的。俗话说，老嫂比母，面对亲人接二连三地被害，祖母悲痛欲绝，哭干了眼泪，后来双目慢慢地失明了。
　　从此戴家又多了一个年轻的寡妇九祖母。
　　九祖父没留下后代，九祖母终生守寡，后来由党和政府及村里养到老。
　　九祖父被害不到半年，戴氏家族又多了一位烈士。1947年农历二月十三日，任区团委书记的五哥戴维玉又被安丘的还乡团分子杀害了，年仅19岁。敌人把五哥的头颅挂在安丘城东门上示众多日。刚过门不久的五嫂也成了寡妇，后来在亲人们的劝说下，年轻的五嫂改嫁走了。
　　就这样，在腥风血雨的1946、47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的四位亲友--父亲戴福田、叔父戴福臻、九祖父戴凤楼、五哥戴维玉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事过多年之后，在家乡安丘市（解放后家乡划归安丘县）东面著名的青云山顶上，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烈士陵园，高大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直插云霄。那上面有戴家四烈士的英名。同时，在烈士家乡大夫村村北几个长满荒草的烈士坟茔前，也立起了几个纪念碑。（注：这几个烈士墓解放后始终保留着，父亲和五哥没有了尸骨，坟里埋的是灵牌。）主碑高约两米，正书“戴家四烈士永垂不朽”，背书安丘县誌关于烈士们的生平事迹介绍。立碑者是烈士的后代--从敌人虎口里逃生的、共产党一手抚养成人的、一辈子碌碌无为的不屑子孙戴维堤……
第二次解放

　　父亲和叔父他们牺牲后，家乡形势仍很严峻，还乡团分子扬言要把戴家斩尽杀绝，斩草除根。我和叔父家哥哥两个男孩成了敌人追杀的目标。为躲避敌人的暗算和骚扰，婶母带着姐姐和哥哥去了娘家，祖母被姑姑家接去了，母亲带着我投亲靠友，东躲西藏。亲戚家也不能久住，舅家，姨家常遭还乡团分子光顾。有些亲友害怕受牵连，不敢收留我母子两，母亲只好抱着我整夜整夜地躲在高梁地里、树丛里、草堆里，我幼小的身体上到处是血口子。母亲生前向我讲述这些时，常常泪流满面。而我，从小便埋下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刻骨仇恨的种子。
　　母亲叫田玉英，也是穷人家的女儿。外祖父是晚清的穷秀才，当过私塾先生，育有7个子女。母亲是外祖父最小的女儿，在家中十分受宠，但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文化。
　　母亲长得很白，眼睛大大的，很漂亮，是我心中的圣母。母亲的乳汁、温暖的胸膛、慈祥的面容伴随我度过了幼年和童年的岁月，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俗话说，寡妇门前事非多。母亲年轻守寡，人又长得漂亮，自然事非不少。不少本村外村的男人们都打过母亲的主意。一些好心的亲友见我们孤儿寡母日子难过，都劝母亲改嫁，母亲也为此动摇过，但是为了我，母亲始终没有改嫁。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解放军山东兵团发起了潍县战役，一举解放了潍县、安丘、诸城、高密等地，家乡第二次获得彻底解放，并建立了稳固的人民政权。但是万分遗憾的是，杀害了包括我父亲、叔父等许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国民党匪首张步云、王金铭没有抓到，逃到了国民党军暂时占领的青岛。（注：青岛是1949年11月解放的。）？？
　　后来经我多方调查，王金铭最后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由于杀共产党有功，王金铭到台湾后升官发财，后从军界转到警界，最后从新竹县警察署长位子上退休。据说后来已80多岁的王金铭想回大陆老家探亲，但不久就病死了。我实难想象，假如我遇见他，该如何对待他！
　　张步云逃到青岛后，一开始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区委任为少将高参。因张步云土匪出身，投降过鬼子当过汗奸，在国民党内积怨和树敌太多，后被国民党501军军长周毓英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秉报蒋介石批准，于1947年1月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区司令丁治磐扣押，1948年2月12日，被处决于青岛五号炮台，结束了他罪恶可耻的一生。
　　关于周毓英，本书略作交待。他抗日有功，反共也很积极。1946年蒋介石发动对延安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时，把其部队的许多军改编为整编师。其501军改为整编50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13日到19日，我陈粟大军经过血战，包围了枣庒城，向盘踞在城内的周毓英下了最后通牒，并派当时在山东兵团敌工部任参谋的六祖父戴凤玉利用姑表兄弟关系去劝降周毓英。戴凤玉见到周毓英后，劝他认清形势，向陈粟大军投降，保证免他一死。谁知周毓英顽固不从，死不投降，并‘大义灭亲’，把六祖父软禁了起来。我陈粟大军付出了重大伤亡后攻下了枣庒城，包围了周毓英的师指挥所。这时六祖父戴凤玉劝周毓英不要再顽固不化，赶快向被解放军投降，保证免他一死。周毓英见大势已去，才听从了戴凤玉的劝告，命令停止抵抗，率师部投降了解放军。之后，解放军陶勇司令员和陈毅接见了周毓英和其他被俘国民党将领。
　　周毓英等人在“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改造了一段时间后被释放。后来，中央考虑他抗日有功，有工作能力，态度较好，便让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水利厅长。周毓英活到80多岁后去世。
　　家乡正式解放后，我和母亲的命运才有了转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们把我母子的生活全部管了起来。我和母亲分到了土地，由村里代耕代种代收，把粮食送到家中。我至今忘不了那些帮我和母亲干活的父老乡亲们，叔叔伯伯们。是他们养活了我，把共产党的照顾变成了现实。这些叔叔伯伯们，许多人现在还活着，但生活并不富裕。我每次回老家时，总要多多少少地接济他们一下，我不能忘了他们。
　　1949年的冬天，五岁的我早已懂事。有一天晚上，村里开村民大会，我替母亲去小学校参加了大会。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员喊着我的乳名戴公民（当时我还未起大名），郑重地发给了我两份证书。一份是印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头象的革命烈士家属证书。上面写着：戴福田同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特授于革命烈士称号，其家属应享受人民政府规定之一切待遇。另一份是象奖状一样大小的土地证，上面赫然写着户主的名字：戴公民。我高兴的跑回家去，把两份证书交给了母亲。母亲不识字，但她捧着两份证书，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解放之初

　　父亲他们牺牲的时候，四叔戴福厚刚十7岁，他随后也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当了村里的支部书记。他虽不是我的亲叔，但却是除母亲、祖母和姑母外我最近的长辈了，他后来事实上成了我的监护人和抚养人。
　　1948年解放之后，人民政权刚成立，百废待兴。四叔在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员的协助下，领导全村搞生产，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动员适龄青年参军，建立扫盲“识字班”。村里许多人都在这时扫了盲，但四叔以工作忙为借口，就是不愿进扫盲班。他至今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但他脑子很好，上级开会内容他全能记住，在村民大会上讲话头头是道，滔滔不绝，远近闻名。
　　村里的小学校白天是孩子们上课和玩耍的地方，到了晚上便成了“识字班”的天下。提起这“识字班”，那可是沂蒙山解放区的“特产”。解放了的翻身农民迫切需要文化，“识字班”是专为年轻姑娘小媳妇们开办的扫盲班。由于全是清一色的年轻女性，而且主要是未婚的姑娘，所以慢慢得“识字班”便成了年轻姑娘的代名词，在沂蒙山地区广为流传。例如，人们一提起某某人家的闺女长得漂亮，便说：“那个‘识字班’真俊！”
　　识字班里，除了扫盲学文化外，还有人教唱解放区的歌曲，大都是革命歌曲和适合妇女唱的反封建婚姻、自由恋爱方面内容的。如“东方红”、“白毛女”、“妇女翻身歌”、“小二黑结婚”、“兰花花”、“信天游”、“李二嫂改嫁”等等。年轻的姑娘们都学得着了迷。一到晚上吃了饭，我们小孩子们也来到学校教室外面听歌。慢慢地，我也会了不少，回家后唱给母亲听，母亲也爱上了这些歌，有时一边给我缝衣服，一边哼哼，逗得我真乐。
　　当时吕剧“李二嫂改嫁”轰动一时。吕剧是发源于潍坊地区的地方戏。郎咸芬当时是吕剧名星，她唱的“李二嫂改嫁”感动了无数人，后来拍成了电影。有一天，我当着母亲的面唱起了“李二嫂改嫁”-- “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对孤灯想往事暗暗伤心……”谁知刚唱了两句，母亲就不让我唱了。只见母亲一边流泪一边说：“以后什么歌都能唱，就是不准唱这个！”说着，照我的头上拍了一巴掌。我知道触动了母亲的伤心事，吓得哭了。母亲把我搂到怀里，流着泪说：“孩子，娘为了你从二15岁守寡，什么苦和罪都受了，你长大了可别忘了娘呀！”我哭着对母亲说：“我不惹您生气了，我一定侍候您一辈子。”
　　可是不久，我就惹母亲生了一次气，并挨了打。
　　这年春天，闹春荒，家家粮食不够吃，地瓜干和菜团子是主食。一些人口多的人家只好让孩子们外出逃饭。当时渠河南岸东南方向有个巴山，离我家20多里地，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最大的山，其实是个小山包，潍河从山角流过，周围的村庄土地肥沃，农民生活好一些，人们一般都到那一带去讨饭。有一天，我看到村里一些大孩子要去讨饭，便瞒着母亲，偷偷拿了一个篮子，又捡了一根树枝当打狗棍，便加入了讨饭队伍的行列。谁知刚出了村南门，就被当支书的四叔追回来了。不管怎么说，讨饭总是件“丢人”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谁家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外出讨饭。我年幼不懂事，四书在村里当支书，我去讨饭，他的脸往哪儿放？四叔生气地说：“全村都饿死，也不能饿死你！”母亲气得一边骂，一边用打狗棍打我。从此，我再也不敢跟着小伙伴们去讨饭了．
　　还有一次，母亲好不容易摊了一箩煎饼，累了大半天，便去找九祖母玩去了。我一个人在家，这时来了一位讨饭的老大娘，她说我应该叫她婊妈，同我家是亲戚。我看老大娘衣服褴褛，面黄肌瘦，又是亲戚，便把母亲刚摊的煎饼拿了一大半塞进了老大娘的篮子，老大娘高兴地走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回来了，见煎饼少了许多，问哪里去了，我便照实说了。母亲气得把我打了一顿，说那个老大娘根本不是我的什么婊妈和亲戚，给她两个煎饼就行了。我这个可怜穷人听了好话就上当受骗的毛病生来就有，一直到现在也改不了。由于从小受过苦，见了穷人就可怜，见了乞丐就给钱，所以后来上了骗子们（政治骗子和经济骗子都有）的大当，吃了大亏，几遭灭顶之灾，这是后话。
启蒙老师

　　1950年，我上学了。
　　提起我的上学，说来十分滑稽。解放后，村里办了小学，许多大孩子都上学了。母亲怕我太小，让我再过一年上学，我自己也贪玩，不愿进学校受约束。一天，我在学校门口玩，突然从学校里跑出了两个学生，不由分说把我抱住，一个人抬着头，一个抬着脚，把我抬进了学校。原来是老师让他们“抓”孩子们上学，谁抓的多，就受表扬。
　　我被抬进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姓戴，名耀臣，家是村西戴家庄的，论辈份，我应叫他叔。他左腿是跛子，说是校长，其实整个小学就他一个老师，真正的光杆司令。他笑着拎着我的耳朵，把我按在凳子上。
　　我挣扎着想跑，他板着脸严肃地说：“不准跑，我跟你娘讲好了，今天正式上学，你不用交学费。”说完，他站着想了一会儿。
　　“给你起个大号，就叫戴维堤吧。你这一辈是维字辈。金木水火土，也是土字辈，‘堤’带土，是大坝的意思。你将来要象一条大坝，能挡住惊涛骇浪，为民造福。”
　　我不懂这些，只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但也没有办法。
　　校长从桌子上拿起一本语文书，交给了我，让大同学们把我领走了。
　　就这样，六岁的我上学了。
　　学校是一个废旧农家小院，教室是几间破旧的农房。我最小，坐在第一排，随着同学们大声地念起了一年级语文的第一课：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跑上跑下吃青草……
　　戴耀臣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很快就成了他的得意门生，因为我比其他孩子聪明。可以说，全班的学生我最聪明，课文念两遍就背熟了，随后就把课本一张一张地撕下叠了小动物。学期完了，我的书也没有了。为此，戴老师常批评我，甚至气得拧我的耳朵。
　　当时老师可以打学生，谁不守纪律，谁学习不好，老师常用教杆打脑袋，或用竹板子打手心。我因学习好，尽管常违犯纪律，但老师很少打我，也可能老师看我是个没爹的孩子舍不得打我。
　　上学以后，正赶上抗美援朝，家家都多交公粮，妇女们都做军鞋支援前线。戴老师教我们唱革命歌曲：“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我和孩子们整天在大街上唱，许多大人也跟着会唱了。
　　家乡地处海防前哨，解放后台湾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空投特务和撒反动传单，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有几次据说还投下了细菌弹。只要上级一号召，村干部和乡亲们便一齐出动，到村外去抓特务。戴耀臣老师跛着一条腿，带着我们到田野上去捡传单，捉据说带有细菌的老鼠、小虫子之类。特务倒没有见过，但传单拣过一些，记得内容都是慰问大陆同胞，鼓励大陆同胞造共产党的反的。有时能拣到饼干、糖果之类，但谁也不敢吃，连同反动传单都上交了。现在想起来，那些高级饼干、糖果绝对是没有毒的，可能后来都让上级当官的吃了。
　　戴耀臣老师教了我们两年就调走了，上级调他到另一个村子去当校长。是他，第一个把我这样的穷孩子领进了文化的殿堂，他是我们这批学生的启蒙老师。他跛着一条腿，辛辛苦苦地教我们，关心爱护我们，与学生们、家长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送他的那天，我记得全体学生都哭了。许多家长也来送行。母亲煮了一些鸡蛋，让我送给戴老师吃。我们扛着他的行李，一直把他送到新地方。田野里的小路上，排满了哭哭啼啼的学生们。戴老师也哭了，他让我们回去，但谁也不肯回去，那感人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我一直没有再见过戴耀臣老师，我真悔恨为什么没有再去看望他。我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可怜的戴耀臣老师（一直是小学校长）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小学生们戴高帽子游街，活活折磨死了。啊！我的启蒙老师，愿你的在天之灵安息！
镇压反革命

　　1953年，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那些没有逃到台湾的汉奸、土匪、恶霸和杀害共产党员、翻身农民的反革命分子、还乡团分子一个个被抓了起来，杀的杀、关的关、管制的管制，这就是所谓的“杀、关、管”。后来听说镇反中也有扩大化，把不该杀的人杀了，不该整的人整了，这也可能。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谦让。相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土匪、汉奸对共产党人和同情支持共产党的老百姓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制造了那么多血案、惨案。光胶东地区就有许多被国民党、还乡团分子杀光、烧光的无人村。刚刚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和劳苦大众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可非议。至于个别地区有错杀、错整现象，在所难免，不足为怪，哪个坟堆里没有屈死的鬼呢？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一天，听四叔说，杀害九祖父和五哥的汉奸刘洪华在青岛被抓住了，就要拉回来枪毙。
　　反革命还乡团头子刘洪华心毒手辣，共杀害了包括我九祖父和五哥在内的共产党员和群众50多人，在沂蒙山区和家乡一带干尽了坏事，制造了许多惨案，血债累累。家乡解放后他逃到青岛，未来得及逃往台湾即被青岛市公安局抓获。
　　枪毙刘洪华那天，学校老师带领我们去参加公审大会。会场在景芝镇西的河滩上，已经人山人海。有些沂蒙山里的老头老太太是带着刀子、剪刀来的，他们大都有亲人被害，恨不得把刘洪华零刀割了以解心头之恨。
　　一会儿，刘洪华等八名罪犯被解放军押过来了，会场上顿时群情激奋，喊杀声震天。
　　这个刘洪华，说来也是个人物。他被抓后，自知罪孽深重，必死无疑，倒也态度老实，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当公安人员和解放军去押他时，他要吃有名的景芝烧鸡，喝景芝白干酒。公安人员按人道和常规让他吃了饭，喝了酒。他酒饱饭足后竟迈着方步一步一摇地唱起了京剧《四郎探母》。公安人员气坏了，往他嘴里塞了一把石灰，他才住了声。
　　公审大会结束后，宣布对刘洪华等八名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执行枪决。这时会场骚动起来，人们都冲到前面观看，一些受害者家属要冲过去报仇。老师怕吓着我们，不让看，组织我们回去。我不怕，溜出了学生队伍，从人缝里钻到前面。这时只见解放军和公安人员拖着八名罪犯到了河滩上，一字排开，让他们跪倒在地。刘洪华不想跪，被一个公安人员踹了两脚也扑腾跪下了。只见公安人员抽掉了八个家伙脑后的亡命牌。
　　这时人群又骚动起来，口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负责警戒的解放军和民兵用力阻拦着涌动的人群。随着“砰”、“砰”的一阵枪声，只见7个家伙一个个栽倒在地，有的腿还乱动。不知为什么刘洪华没有倒下，仍跪在那里。这时只见一个公安人员（可能是首长）把枪交给了身旁的四叔戴福厚。
　　只见四叔端着枪冲到了刘洪华身后，大喊：“刘洪华，你偿命吧！”说着照刘洪华的脑袋连开了数枪，刘洪华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老实”了。
　　后来据说枪毙犯人的执刑人员要保密，要戴墨镜，打完了就走，以免让犯人家属认出添麻烦，可当时“镇反”时，没有这些规距。
　　四叔这几枪，总算告慰了惨死敌手的戴家烈士们的英灵。
　　据后来四叔说，当时这个安排，是事先经上级批准的。上级知道戴家苦大仇深，四叔又是共产党员和村支书，才这样安排的。
　　枪毙反革命的情况，我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早已包好了饺子，炒了几个菜，让我把四叔和村干部叫来喝了一顿酒，庆贺了一番。
少年时代的故事

　　戴耀臣老师调走后，学校迁到了村东头刘家地主的一个大院子里。学校规模扩大了，成立了完小，上级又调来了几个老师，有教语文的，有教算术的，有教音乐的，逐步进入了正规。由于教室不够用，不同年级的两个班往往轮流用一个教室，这给我带来了方便。我常冒充高年级学生听课并回答问题，老师竟认不出来。
　　学校的东边是一片大松树林，里面有许多大坟头，那是我们玩耍的好去处。夏天大雨过后，树林中草地里、坟洞里能捉到蛇、刺猬和黄鼠狼之类。那些多得捉不完的知了龟（蝉的幼虫）和手指般大的蚂蚱是大人们喝酒的美味佳肴。捉回家用盐一腌，用油一炸，又香又脆，真是味道好极了。后来，老师组织学生们在松林中伐了几棵树，修了一个篮球场，供学生们上体育课用。学校的北面紧靠着松林是一个大湾（池塘），周围长满了芦苇和柳树，水里有鱼、青蛙之类。因湾很深，老师不准下湾游泳。可我和一些同学常趁中午老师们午睡时偷着下水玩，从此学会了游泳。
　　小学时的校长老师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至今仍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名字。校长刘涌泉，体育老师张立芳，语文老师戴虎臣，美术老师徐惠贞，政治老师王福全……如今，他们大都不在人世了。
　　上小学时，由于贪玩，经历了数次劫难。
　　有一次，刚下过大雨，我和小伙伴们来到村北的池塘边玩耍，一不小心，掉进了很深的池塘里。当时刚六岁，不会凫水，眼看要淹死了，这时旁边一位洗衣服的婶子把我捞了上来。这位婶子的救命之恩，我至今不忘。
　　还有一次，是小学三年级时，老师带领学生们去村东的公路边栽树，栽完树往学校走的路上，遇到一辆大卡车下了公路往村里开去。当时刚解放不久，看到大汽车很新鲜，趁车慢慢经过我身边时，我一下子用两手抓住车厢，想爬到车上玩。汽车司机未发现有人吊挂在车厢上，继续开。这时有同学喊：“快下来，前面有老师！”我一急，双手一松，摔在地上，汽车后轮紧贴着我的脑袋开了过去。我因惯性在地上翻了一个跟头，滚到了路边沟里，人已经失去了知觉。当我一会儿清醒过来时，满脸是血，前门牙也摔掉了一半。
　　回到学校时，不知为什么，一位老师不但不可怜我，关心我，反而把我叫到队伍前面示众，让同学们引以为戒。我浑身疼痛，站立不稳，挣扎着回到了家，就病倒了，把母亲急得要命。老师们、同学们都来看我，那位惩罚我的老师还向我母亲告状，我从此对这位老师敬而远之。有一次，趁没有大人在场，我和一个同学用弹弓把这位老师家的小狗打瞎了一只眼睛。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不尊重的一位老师。
　　最可怕的一次是遇上了蛇。
　　我家的三间土房，是父亲生前为了娶母亲紧急建造的，没有一块砖头，全是干打垒，墙里面有许多缝隙。由于房子紧靠村外庄稼地，每到夏季下雨时，院子里便来了许多蛇，有些蛇被邻居家大人们打死了，有些爬进了屋里，安营扎寨，繁衍生息。西屋里盛粮食和杂物，常发现蛇蜕的皮，我和母亲当时很害怕。北方人怕蛇，其实北方的蛇都是无毒蛇，但那付尊容，让人不寒而栗。
　　每到春、夏季，我和小伙伴们便掏燕子窝、麻雀窝，捉到乳燕和小麻雀养起来，十分好玩。由于从小把他们养大，所以十分听话。夏季随大人们下田劳动时，戴着斗笠，在斗笠下面缝上一个布袋，作为小燕子或小麻雀的窝巢。一到田间，便把他们放飞出去，让它们在田野上飞一会儿，捉昆虫吃，只要用口哨一招呼他们，立即就会飞回来，落到你的手上，肩上。这时把他们放进斗笠下的布袋里，随你干什么事，他们也不飞走。
　　有一年春天，是麻雀们生儿育女的时期，我和小伙伴到处寻找麻雀窝捉幼麻雀。有一天在我家的房山墙缝里发现了麻雀窝，里面的小麻雀“吱吱”地叫着。我和小伙伴搭成人梯，我在上面，拿一根树枝从墙缝里往外钩小麻雀。我一手扶墙，一手拿小树枝往墙缝里轻轻地捅，只觉得里面软软的。我张着大口，喘着粗气，想靠近墙缝看个究竟。这时，突然从雀窝里窜出一条蛇，一下子就钻进了我的喉咙。我“哇”地一下摔了下来，上下牙不自觉地一咬，把蛇咬在嘴上，外面还有大半截。蛇被咬痛了，用尾巴在我头上脸上使劲地抽打。而我已两眼发白，咬着半截蛇晕了过去。
　　小伙伴们惊呆了，闻声赶来的大人们也惊呆了，一个个束手无策。有胆大的大人上来抓住蛇尾就要往外拉，这时饲养室的二老爷大喊：“不能拉，蛇有倒刺，会把孩子的喉咙拉坏的。快去拔棵大葱来！”附近有菜园，有人马上拔来了几棵大葱。二老爷挑了一个合适的大葱叶子，掐断两头，在众人的帮助下，把葱叶子从蛇尾套进去，轻轻地往里推。二老爷抓住蛇尾，喊道：“孩子，张开口，不要怕！”我迷迷糊糊地张开了口，松开了牙齿，蛇已被我咬得半死了。二老爷象外科医生一样，把大葱叶子轻轻送到我的喉咙里，然后轻轻地向外拉蛇。一会儿，一条半死不活的蛇便从我嘴里拉了出来。我得救了，众人一片唏嘘声，二老爷救了我一条小命。从此，我再也不敢掏麻雀窝了，直到如今，我一见到蛇，便敬而远之。
　　学校旁边大街旁有棵老槐树，相传有几百年了，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干中间已经干枯，变成了一个大洞，但粗大的支干仍枝叶茂密，象一把巨伞，足有篮球场大。夏天，人们在树下乘凉，冬天，人们在树下晒太阳，讲故事。老槐树下也是孩子们的乐园，白天，爬到树上玩，躺在树桠间睡觉，晚上钻到树洞里捉迷藏。据老人们说，这棵老槐树足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大约是明朝末年的“文物”。老祖宗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时，为了纪念，便种下了这棵槐树。它历经仓桑几百年，仍枝叶茂密，预示戴氏后人兴旺发达。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人们都要在老槐树下放鞭炮，烧香烧纸摆供品供奉先人，并祈祷老槐树保佑平安，风调雨顺。
　　村里有个光棍老汉，按辈份，我应称他老爷爷，全村的人都叫他二老爷（老爷子的意思）。二老爷60多岁了，身体仍很硬朗。据说他年轻时也曾风光过，走南闯北，上过关东，被“拉过兵”，下过南洋，据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漂泊半生，死里逃生，光杆一人又回了故乡。互助组合作化以后，村里把所有的牲畜集中喂养，让二老爷当饲养员。我因从小爱动物，常去饲养场玩，帮着二老爷干活，二老爷很喜欢我。记得那时饲养场里大约有两匹马，三头骡子，十几条黄牛，没有毛驴，毛驴由各家喂养。这些马和牛，都成了我的宠物和好朋友。由于我常喂它们，给他们抓痒，它们都很听话。我给它们一个个起了名字：大黄，二黄、老黑、小黑、花脸等等。每天放学以后，我常牵着它们到村外去放牧。
美丽的母亲河

　　小时候，人小个子矮，“鼠目寸光”，只见到家乡一片平坦的大地，看不到什么大山。后来才知，家乡西面几十公里外就是沂山主峰，据说李逵沂岭杀虎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自己其实是沂蒙山的子孙。
　　发源于沂山脚下的渠河，又名浯河，是潍河的一条主要支流。她象一位婀娜多姿的仙女，从沂蒙山的崇山峻岭中破雾而出，迈着轻盈的舞步，唱着醉人的山歌，姗姗而来，路过我的小村庄，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飘然而去，撒下了一路芬芳。这条全国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河，是我的母亲河。她携带着沂蒙山的泥土，造就和润育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也把沂蒙山的刚毅、凝重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留给了她养育的子孙。
　　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到渠河里玩。盛夏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连狗都热得一动不动，趴在树荫下伸着舌头喘着粗气；蝉在树梢上拚命地喊叫着；大人们正在歇晌。我和小伙伴们每人顶着一个大向日葵叶子，跑到村子南边的渠河边上，扒掉裤子，光着屁股扑腾扑腾地跳到了河水里，那种舒服和高兴劲儿甭提了。我们在水里扎猛子，学狗刨，打水仗，尽情地嘻戏着。
　　在不下大雨的日子里，渠河水并不宽，也不很深。靠北岸的地方较深，岸边长满了水草，里面有不少小鱼，小虾，河蚌，甚志还有螃蟹和鳖，每次去玩，总能捉到一些。当时不会钓鱼，只会用手抓和摸，吸一口气，钻到水里，两手在水草中、洞穴里轻轻地摸索，不一会儿就能抓到几条小鱼和螃蟹。渠河的南岸是一片金黄色的沙滩，沙滩后面是大片的白杨林。河中间有许多不规则的沙丘，那是大水过后形成的。由于河水是从上游山上流下来的，没有任何污染，河水清彻透明，捧起来喝几口，甘甜爽口，舒服极了。
　　玩累了，我们便躺在河中间的沙丘上晒太阳，或者用沙子把身体埋起来，只露出脑袋，瞪着眼望着天空的浮云，听着树林里叽叽碴喳的鸟叫，真是舒服极了。我们沉醉在渠河母亲的宽大的胸脯上，就象小时候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
　　当时年幼不知道，我和小伙伴们戏水玩耍的地方，正是父亲当年被敌人抓走的地方。可能是父亲的神灵保佑我，使我从小躲过了一个个劫难。
　　母亲河也有发怒的时候，那就是大雨过后发大水的时候。听老人们说，渠河里有水怪，每缝发大水时便出来兴风作浪。据说那水怪能顶起几米高的水柱，所过之处，吼声如牛，桥断树倒，惊天动地，十分可怕。传说归传说，谁也没见过。
　　当年，母亲河一年四季流水不断，夏秋季节发大水时，河面宽阔，水流喘急，汹涌澎湃，冬春季节也“小河流水哗啦啦”。如今，由于降水量越来越少，上游又建了水库，母亲河已经变成了季节河。谢天谢地，由于上游没有污染，水质仍很干净，每一滴水都象油一样宝贵。
口吃的笑话

　　上三年级的时候，班里一个学生说话结巴，我常学他的样子，慢慢地自己说话也结巴了，尤其是当着生人的面和着急的时候。
　　一天下午，雨过天晴，我放学后便来到了饲养场，二老爷让我去放牛。
　　我把叫“大黄”的母牛牵着出了村，它的儿子跟在后面欢蹦乱跳。我来到了村西的地头上，看着“大黄”吃草，一会儿，小牛不见了。
　　附近一口枯井里传来了小牛的叫声。我急忙跑回饲养场，上气不接下气，心里着急，说不出话来。二老爷知道我结巴，看我急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忙笑着说：
　　“孩子，别急别急，什么事？快唱快唱，唱出来！”
　　于是我唱道：“那个小牛掉到井里了。”
　　二老爷赶紧叫了些人，把小牛从枯井里救了上来。
　　自从有了口吃的毛病，我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不爱讲话，怕见生人，尤其不和女同学说话。老师想改掉我的毛病，有一次，老师让每人准备一个故事，到讲台上去演讲。我准备了半天，但轮到我上台的时候，面对全班的同学和老师，我吭哧了半天，什么也没讲出来，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二老爷要帮我改掉口吃的毛病，他用的办法是“恶治”，即在你正结巴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抽你的嘴巴子，据说这样打几次，一般人都能改好。可我不干，我怕挨打，总离他几米远防着他。
　　念书不结巴，唱歌不结巴，这是我的经验。
　　我从小有想当飞行员的理想。1960年夏天，在我即将初中毕业时，上级来学校招飞行员，我和四个同学初试合格了。我很高兴，回家告诉了祖母，祖母默默无语。她知道当飞行员也是当兵，我父亲就留下了我这一条“根”，万一……但是祖母最后还是同意了。
　　招兵办的同志带领我们到潍坊解放军“八.九”医院复查身体，不料出了问题。
　　当我被查到最后一项神经科时，医生把我固定在一个转椅上，一按电钮，转椅飞快地转了起来，又立即停下。这时一般人皆晕了，我也有点晕，但头脑仍清醒。医生很高兴，拿出我的材料，同我“聊起天”来。
　　“你叫什么名字？”医生问我。
　　“戴维堤。”
　　“这个名字不错，怎么像新疆人？有个美国飞行员叫戴维斯，恐怕你不认识吧！”
　　“不、不认识，他、他是美国人，我、我怎么认识他。”
　　“你是什么村的？”他问。
　　“大、大夫。”我说。
　　“为什么叫‘大夫’？你们村里有很多医生吗？”他感到很奇怪。
　　我从来也不知道“大夫”村名的来历，便紧张起来。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我说我祖上可能是大官，官名叫“大夫”，不是医生。
　　“你说话口吃？”医生问道。
　　我点了点头。
　　“这就坏了。”他很惋惜的样子，“当飞行员是不能口吃的，你知道吗？在空中要随时向地面和战友报告情况。敌机过来了，你一着急，说不出话来，这怎么行？还不让人家一下子就打下来了！”
　　我懊丧极了，飞行员之梦从此破灭。
　　从此以后，我下定决心要改正口吃的毛病，但光靠自己改，怎么也改不过来。
　　有同学跟我开玩笑：“结巴算什么，又不是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不过多作点功而已，又不是哑巴。结巴的人聪明，听说恩格斯和鲁迅说话也结巴，你怕什么？”我以笑置之。
　　口吃的毛病，一直继续到上大学之后的1966年6月27日的晚上，发生了奇迹……
二老爷的故事

　　二老爷会说书，他有满肚子的故事。冬天在饲养室的热坑上，夏天在老槐树底下，我们给二老爷冲上茶，点上烟袋锅，围坐在他周围听他说书。从“三侠五义”、“隋唐演义”到“三国”、“水浒” ；从“薛平贵征西”、“狸猫换太子”到“孙膑斗庞涓”、“公冶长学鸟语” ；从“李逵下山”、“武松打虎”到“杨志卖刀”、“秦琼卖马” ；从“曹操灭袁绍”到“韩信杀龙且”；从“乾隆下江南”到“刘墉回故里”等等。不但中国的故事，连外国的什么“彼得大帝、拿破仑、英国传教士、广岛原子弹”等他也略知一二。听二老爷说书是一种享受，冬闲时晚上几乎天天去听，许多大人小孩都听入了神，许多故事听了后终生不忘。事实上，二老爷是我的第二个启蒙老师，我的许多历史知识和做人的道理都是从他那里最先得到的。
　　二老爷讲的许多故事中，有许多就发生在家乡一带，有些主人公就是家乡人。公冶长是孔子的高徒佳婿，其故里就在我家东南几十里的沂山脚下。据说他懂鸟语，有一天清早，听见鸟儿在窗外唤他:“公冶长，公冶长，南山顶上一只羊，拿回来，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到南山一看，果然有一只羊掉在山坡的树叉上了，这当然是传说；诸葛亮的祖辈诸葛丰是诸城人，离我家30多里路，后迁到了沂南县一带，生了诸葛亮，后出家去了南阳。诸葛者，诸城葛氏也。这不是我的杜撰，而是定论的史实；李逵沂岭杀四虎，杨志卖刀青州府，秦琼卖马登州府，都离我家乡不远。曹操灭袁绍，韩信背水一战大败龙且，其古战场就在村东南潍河两岸；至于刘统勋、刘墉父子（家乡人从来不称刘罗锅）故里就在村东南20多里的逢戈庄。刘墉回乡必路过村东大道，由于年代较近，家乡人无人不晓。
　　据说二老爷年轻时水性极好，下南洋当兵时掉到大海里一天一夜没淹死他，这事很快就被验证了。
　　记得那是1956年8月的一天，连续几天的阴雨已把地里的庄稼淹了不少，估计要发水灾。又一场大雨过后，听到四叔和村干部们大喊：“发水了，快到大堤上去堵水！”村里的男劳力们都抗着铁锨披着蓑衣向村南的渠河大堤跑去。我不顾母亲阻拦，也找着一把铁锨跑出了家门，正碰到二老爷，我俩一老一小跟着人们赶到了渠河大堤上。一上大堤，哇！好大的水呀！昔日秀丽温顺的渠河顿时变成了脱缰的野马，汹涌的洪水自西边滚滚而来，波涛中飘滚着大树、庄稼、木头、箱子、被褥、牛、羊、猪等，什么都有。这些东西堵塞了下游的桥洞，水越涨越高，眼看就要溢上堤来。
　　村干部们挑选了一些年轻力壮会凫水的村民脱光衣服，用绳子拉着下水到桥边排除障碍。岸上的人都捏着一把汗。由于没有船，排障工作十分困难，但还是起了作用。靠岸边的一些树枝杂物等被排除了，洪水慢慢开始减弱。
　　（注：可能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原因，直到如今，家乡的农民夏季到池塘和河里洗澡时没有穿裤衩的，全部一丝不挂。妇女们必须回避，绕道而行。）
　　这时，大家发现从上游飘下一个人来。啊！是个妇女，头发和身体在水中一沉一浮地漂浮着。人们呼喊起来，但没人敢下水。
　　这时，只见60多岁的光棍二老爷迅速脱光了衣服，一个猛子扎进了水中，向远处的女人游去。经过一场搏斗，在岸上人们的帮助下，一丝不挂的二老爷抱着水淋淋的女人走上岸来。
　　我清楚地看见，光着身子的二老爷把女人放到地上，让女人趴着，几个大人上前抠出了女人嘴里的泥沙，压女人的后背。折腾了一阵子，只听那女人‘哇’地一声，大口大口地吐起黄水来。
　　“活了，活了!”人们高兴地喊着。
　　原来这溺水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鼻孔进水，通过气管进入肺中，人很快被呛死，没法救活；一种是大口大口喝水，最后灌晕了，这种情况有可能救活。
　　女人活了，这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二老爷救了她的命。
　　这时，人们才发现二老爷仍然光着身子，蹲在那里，点上一袋旱烟吸了起来。他那古铜色的肌肉和健壮的身躯象一尊雕塑。
　　有人劝二老爷快穿上衣服，二老爷满不在乎地一边穿衣服，一边嘴里骂道：“他娘的，什么时候，还管些那个！”人们哈哈大笑起来，我乐得直蹦高……
　　被救女人在村里住了好几天，由九祖母等人照应，养好了身子。她跪在二老爷面前，泣不成声，感谢救命之恩。女人是上游的一个穷山村的，一家都淹死了。有人劝二老爷收留这个女人，女人也愿意留下。可二老爷说什么也不答应，认了女人作干女儿，送了点钱和一些干粮给她，让她回去了。
　　后来，再听二老爷说书的时候，总有人拿他开心。有些调皮孩子问他：“二老爷，你光着腚抱着个女人时是啥滋味？”（注：家乡人称“屁股”叫“腚”。）二老爷摸着胡子，摇头晃脑地说：“人者，仁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大丈夫坐怀不乱，方为真君子也。你小孩子家懂个屁！”
　　大家说归说，但对二老爷更加尊敬了。
　　二老爷始终孤身一人，一直为生产队喂牲口。后来我考上大学要上北京的时候，他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我就知道你有出息，你爹你娘没福气。你到北京好好闯去吧！那里是天子脚下。咱村里出了你这么个状元，戴家先人显灵圣啦！”
　　后来上大学放寒暑假回老家时，我又见过二老爷几面。他已经老了，成了五保户。文革中，村里的造反派把二老爷打成了“牛鬼蛇神”，同四叔等村干部们一起游街示众。文革过后，人性沦丧，世态炎凉，孤苦零丁的二老爷老病交加，无依无靠，最后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老命。他没有亲人，没有后代，一个人孤零零地去了。
　　我写到这里，心里难受之极，泪水湿透了稿纸。这段文字，算是对二老爷--我人生中的又一位启蒙老师和长辈唯一的怀念吧！
初中女同学之死

　　1957年，我高小毕业了，考入了安丘三中，校址在景芝镇南边，离家八里路。
　　当时生活仍很困难，母亲省吃俭用，把好吃的留给我。学校仍免我的学杂费。我的户口转到了学校，这样可以象老师们一样，每月享受两斤面粉（十个馒头）的待遇，其余全是粗粮、地瓜和地瓜干之类的食物，这就很不错了。没有炒菜，全是咸菜的干活，一个月也见不了一滴油水。每月的十个馒头，我都与同学们分着吃了，哪能一个人吃呢？
　　班里同学都是农民子弟，家里都很穷。所谓穷，是连最起码的“吃”都不饱。我当时不明白，家乡土肥水美，号称“粮仓”，但小时候就是吃不饱。当时产量很低，没有优良品种，没有化肥，打下的粮食交完公粮后所乘无几，家家都要挨饿。许多同学从家里带又黑又苦的菜团子，挂在宿舍里吃好几天，搞得宿舍里臭哄哄的，晚上呛得人睡不着觉，但不可能扔掉，全充饥了。
　　当时的中国农村，在经过了互助组、合作社之后，又成立了人民公社。不久，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号召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此，共产党的领袖们开始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左倾路线，发起了高烧。
　　当时，村子改成了大队，村民们都叫社员。大队里成立了集体食堂，干部们要求社员们一律到集体食堂吃饭，不准个人家中“开伙”，并要求各家把做饭的大铁锅一律交到大队，砸碎了炼钢铁用。但许多社员都不愿到集体食堂去吃那猪食一样的饭食，更不愿交出自家的饭锅。
　　一天，我回家取“干粮”前，校领导要求学生们回家时拣废铜烂铁。据说炼出钢铁来可以造飞机大炮解放台湾。我想，解放了台湾，可以抓到杀害我父亲的国民党坏蛋们。我到家后，听说大队里要各家交出饭锅炼钢铁，便趁母亲不在家，把自己家的饭锅拖到大队院子里砸碎了。母亲回家后发现饭锅没有了，哭着把我痛打了一顿。我的献锅行动到了村干部和学校领导的表扬，但是母亲没有饭锅为我加工“干粮”，我只好背着一些生地瓜返回了学校。
　　上初中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同村女同学李芳之死。
　　那天下午放了学，我回家取干粮。出了校门，见本村女同学李芳走在前边。我不愿意与女同学一块走，便保持距离跟在她的后面，可她走得很慢，急得我要命。不一会儿，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李芳跑了起来，我也在后面跟着跑。过了一片高梁地是一片平地，眼看就快要到家了，这时突然电光一闪，惊天动地的一声响雷，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大雨把我浇醒时，爬起来一看，只见前面李芳仍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跑过去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李芳头发被烧掉一片，脸色黄黑，人已经死了。我赶紧跑进村喊来了人，李的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我可怜的女同学李芳死得太惨了。她很聪明，学习也很好，个子高高的，长得很俊。要不是真正的祸从天降，她以后完全可能也考上大学。人啊！命运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我病了好几天，脑子里总是浮现着李芳那可怕的尸体，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太深了。
反右派的故事

　　1957年的秋天，学校里又发生了重大事件。
　　音乐、体育老师李怀津，师范毕业，21岁，风度潇洒，同学们都很喜欢他；语文老师王继初老气横秋，阴阳怪气，同学们都很讨厌他；班主任老师桑焕明一本正经，严肃有余，同学们都很尊重但有点怕他。一天，桑老师通知我们到大教室开会。
　　大教室里坐满了人，校长兼书记李立华及全体老师都在场。我们站在门口，只见李怀津老师和王继初老师站在当中，低着头，头上身上贴着标语和纸条：打倒右派分子某某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老师们有人喊口号，让我们也跟着喊，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从未见过这种场面。1953年见过枪毙反革命，可这是我们的老师呀！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右派分子了呢？什么叫右派，当时不太清楚，反正不是好东西。
　　这时，李书记站起来讲话了。
　　“同志们，今天我们学校揪出了两个右派分子，这是伟大的胜利（当时还不大兴“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种说法）。上级说我们学校起码有五、六个右派分子，今天先把李怀津、王继初揪出来示众。李怀津你听着：你年纪不大，却反动透顶，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听着：李怀津在日记里写道：夜来生美梦，想吃落花生，醒来梦一场，肚子空荡荡。同志们，这不是反党是什么？这时，一些老师高呼口号：“打倒李怀津！李怀津必须老实交待！”我和同学们也跟着喊了起来。
　　李书记又接着说：“要不是于某某老师偷看--不，是发现了李怀津日记里这些反动言论，我们今天还蒙在鼓里呢！于某某同志立场坚定，是伟大的反右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大家应当向他学习！”这时我看见教生物的于某某老师很尴尬地笑着，许多老师都低着头不吭声。
　　李书记顿了一下，瞅了一眼王继初老师，大声地说：“至于王继初，更是反动透顶。王继初历史上是国民党员，反动地主出身，一贯仇视共产党，混进了教师队伍。他教学生语文课，总是放毒，批改学生作文时，全是反动言论。一级三班的戴维堤来了没有？”
　　我一听，吓了一跳。班主任桑老师笑着把我拉到前面。
　　“戴维堤，你看看，这是你的作文。”李书记用右手拍打着左手里一本作文本，根本没让我看，对着大家说，“戴维堤的作文写得多好啊！你们听：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可王继初这个家伙用红笔批道：这话根本不是毛主席发明的，古来有之。下面还有，戴维堤说，只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就能使国家强盛起来，共产主义就一定能实现。王继初批道：幼稚可笑。好一个王继初，你这不是反党反毛主席又是什么？”这时老师们都喊：“打倒王继初！王继初罪该万死！”
　　天哪！我怎么不知道我的作文里有这些批示呢？原来，这次作文本还很没发下来，就被校方收走了，为的是收集王继初的材料，难怪我不知道。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很同情李怀津老师，对王继初没有好感，加上他是国民党员，我自然更恨他。我也跟着老师们喊：“打倒王继初！”
　　后来，李怀津、王继初继续给我们上课，但非常小心，一句话也不多说，脸上毫无表情。
　　又过了些日子，公安局来人把王继初抓走了。据说在景芝西河大桥下面发现了反动标语“打倒共产党！”公安局破了案，是王继初回家路过时写的。看来王继初确实是个仇恨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后来，王继初死在了监狱里。
　　后来被送到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多年。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他。听初中老同学说，当年英俊潇洒的李怀津老师从劳改农场出来后已经苍老得很，且一条腿瘸了。
　　反右期间，人人自危，十三岁的我又无意间捅了一个漏子。
　　冬天的一个早上，我第一个来到了教室。教室里没有火炉，玻璃窗子上全是冰花，十分好看。我爱练字，便用手指在窗花上乱画。这时，正好学校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好象是中共中央决定、通知之类的有关反右派的新闻。播音员夏青（后来才知道）的音调好听极了，随着他说“中共中央……”我用手指在窗花上刚写完“中共”两字，听见门外反右派积极分子李某某老师在门外咳嗽，我便溜出了教室。我前门出，他后门进，没有看见我。
　　下午放学前全校开大会，李书记训话，点了这件事。他说：“一级三班的教室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有人按捺不住反党野心，竟然在窗子上写“中共”。只有国民党才这样称呼共产党，这不是反动标语是什么？可惜窗子上的冰花已经化了，没有证据了。希望大家揭发检举，谁写的要坦白交待。反正不会是学生写的，因为字写得很老练，很有力。”
　　我的天哪！怎么好事都让我碰上了。我一个十三岁的初中生也不认为写“中共”两字就是反动标语，但我不敢承认。反正李老师也没看见我，也不可能怀疑到我这个烈士后代头上来，去他妈的吧！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当时我作好了准备，若李书记再说是哪个老师写的，我就站出来承认那是我写的。
　　反右派斗争，在我年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放卫星”的故事

　　1958年我上初二的时候，“大跃进”开始了。全国掀起了“赶超英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潮。
　　李书记不知道为什么出头露面少了。大跃进期间，他很少讲话，出头露面的常常是教导主任王年玉。王主任背有点弓，宽大的额头光光的，眼睛深陷，象个类人猿。他讲话笑嘻嘻的，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在王主任的指挥下，学校里开始大炼钢铁。这可苦了学生们，半夜三更爬起来，用书包到几十里外的矿山背矿石和煤块。由于很少上课，许多同学溜回了家，帮家里干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校几个火炉子最后炼出了几块巴掌大的生铁。校领导用红绸子包着，敲锣打鼓到公社党委去报喜。
　　王主任又决定大搞试验田，放“卫星”。他在全校大会上雄心勃勃地宣布他的伟大计划。
　　“同学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学校形势更好。我们不但炼出了钢铁，也炼出了思想，炼出了许多积极分子。现在我们要象全国一样，大搞试验田，放‘卫星’，彻底解决我们国家的粮食问题，那时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不瞒大家说，我也吃不饱，今天我儿子去挖了许多马齿苋，我让老伴烫了烫，加了点盐和大蒜凉拌着吃，味道好极了，不过别吃多了，吃多了肿脸，拉肚子。”同学们哈哈大笑。
　　王主任用手拢拢脑后的几根头发，接着讲话。
　　“同学们，我们学校也要搞试验田，学校两边靠公路这片地都给我深翻两米，（注：不是两尺。）一层一层地倒，把熟土留在上面。学校里的茅坑都给我挖干净，全撒在地里，你们晚上出来撒尿也撒在地里。我算了一下，这片地五亩多，一亩地打20万斤小麦不成问题。我们撒上十公分厚的种子，也就才四指多厚吧！多施肥多浇水，明年春天每人带一把扇了在边上扇，保证通风透气。（注：当时学校里还没有电，用汽灯照明。）这样，成熟的时候，地上就会有半米厚的麦粒。大家算一下，各班主任要带领学生当作一道数学题，每个人都要算。根据试验田的面积，再乘以麦粒的高度就是体积，再查一下麦粒的比重，乘一下就是我们的实际产量。大家好好去算吧！明年我们放了卫星，大家保证天天吃馒头……”
　　王主任讲完话，有人鼓掌，有人高呼口号，但也有人偷着笑。大家都是农民的儿子，都种过地，谁不知道这是胡来，是吹牛皮。但当时人人都象疯了一样，没人出面反对。
　　以后便苦了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学生们，翻地两米深后，撒下了厚厚的一层麦种，出苗后整天施肥、浇水，总算熬到了冬天，封了地，才不干活了。
　　第二年春暖花开，麦田里密密麻麻，绿油油的一片，还挺好看，可不久就开始发黄、腐烂，到后来，一共才收了几十斤麦子，校领导再也不吹牛了。
书记原来是个色狼

　　毕业前夕，学校又出现了一件大事。
　　老天似乎真有报应，生活中也常有戏剧性的讽刺，谁也没有料到，就是那位长得高大英俊、风度潇洒、道貌岸然的李书记，突然被公安局抓走了。
　　李书记是老革命，二15岁就当了县长，听说犯了点生活错误才下放到中学当了校长。他工作积极，贯彻上级指示坚决认真，常受上级表扬，在师生中威信也很高。县公安局瞎了眼，大水冲了龙王庙？
　　公安局没有瞎眼。原来，这李书记有个最大的毛病--好色。谁也没有想到，他是个人面兽心的色狼。
　　李书记的老婆也是位老干部，在公社里任副书记，管妇女工作，常下乡蹲点。
　　李书记一个人住在学校里，难免寂寞。
　　学校里有许多花季少女，其中有个姓杨的女生，芳龄十六岁，长得十分漂亮，可谓校花一枝。她家就在学校西边的村子，有时放学回家时，常碰到她。因她长得太美，只好敬而远之。
　　后来很长时间，不见了这位姓杨的女生，一打听，令人大吃一惊。
　　原来这位刚十六岁的少女，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不敢来上学了。
　　事有凑巧，当时李书记的老婆就在该女生村里蹲点。
　　当时少女怀孕是件大事，必须查出真凶。李书记的老婆富有妇女工作经验，这事正归她管。她三下五除二，不用费多大力气，就从该女生口里知道了“凶手”的名字。
　　李书记的老婆五雷轰顶。她考虑再三，决定大义灭亲。
　　随着县委工作组进驻学校，学校象炸开了锅，全公社也象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随着一个个女学生（大都是长得漂亮的、年龄稍大一点的）从工作组办公室里哭着走出来，真相也水落石出。
　　原来，人面兽心的李书记依仗权势，采取个别谈话、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等手段，长期奸污并霸占了十几名女学生，并使数人怀了孕。
　　不久，这个被糖衣炮弹击倒的共产党人，被共产党用手拷带走了，去了他不应该去的地方。
　　据说后来李书记也病死在监狱里，同右派分子王继初一样。
　　我初中毕业后，再未去过初中母校。一是老教师们都不在了，二是往事不堪回首……
母亲之死

　　1959年秋天，母亲突然病故了，当时才39岁。
　　母亲年轻守寡，遭受了丧夫的悲痛和兵荒马乱年代的艰辛，积劳成疾。她经常胃痛，有时犯了病，大口大口地吐，但过几天就好了，母亲也不太在意。由于当时生活困难，医疗条件差，又赶上大跃进的年代，大家都忙得顾不过来，有病吃几副中药就过去了。
　　母亲已经病了几天，由祖母和姑母等人照料，因怕耽误我学习，没有告诉我。
　　那是一个秋风萧萧的下午，我正在教室里考化学。老师发了试卷，我一会儿就答完了，因老师不让提前交卷，我只好瞪着眼睛等着下课。我突然想起了母亲，我已经好几天未回家了，十分想念母亲，我盼着早点下课，马上回家。
　　有人敲教室的门，老师开了门，我一看，是村里大队会计维池7哥，不知怎的，我的头轰的一下。老师出门同7哥说了几句话，马上进来叫我交卷并回家，说我母亲病了。我坐在7哥的自行车上，出了校门。
　　天阴沉沉的，好象要下雨，7哥只说母亲病了，想我，但我从7哥的眼神里感到母亲这次病得不一般。我归心似箭，刚过了潍徐公路，突然从对面村里抬出一口棺材，后面跟着一群穿白带孝送葬的人，我心里顿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天快黑时赶到了家，一看，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只睁着两只失神的眼睛看着我，嘴巴蠕动着。我搂住母亲哭喊着，母亲身子软软的，一动不动。祖母点上了煤油灯，对我说：“孩子，你娘可能不行了，刚才镇上刘医生来过了，说耽误了，晚了，你就好好陪你娘一会儿吧！”
　　这时亲友们都站在一边流泪。祖母点上了三柱香，又在院子里烧了一会儿纸，祷告老天保佑我母亲。
　　我抱着母亲只是哭，突然，母亲眼睛一闭，头一歪，倒在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我使劲地摇晃着母亲的身体，终于哭昏了过去。
　　母亲，可爱的母亲，可怜的母亲，你就这样抛下了自己的孩子走了，你才309岁啊！
　　第二天，四叔让生产队伐了棵柳树，为母亲做了一个薄薄的棺材，把母亲放了进去。亲友们为我作了孝衣、孝帽，鞋子也裱上了白布。下午，村干部和社员们抬着棺材，我提着一只瓦盆，在亲友们的陪伴下给母亲送葬。
　　出了村口，大人们叫我把瓦盆摔在地上，算是给母亲送行。据大人们说，摔瓦盆表示给死者送饭锅，以便让死者在阴间有饭吃。想起我曾砸碎了母亲的饭锅，我心如刀割。母亲啊！不孝的儿子今天给您送饭锅了，可是，您还能收到吗？
　　大人们把母亲抬到村北埋葬了，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头。母亲，不到40岁的母亲，苦命的受尽磨难的母亲，抛下了她的孩子和所有的希望，永远地走了。
　　从此，15岁的我成了真正的孤儿。一直在外村跟着姑母生活的祖母只得回来抚养我。祖母的眼睛早已哭瞎了，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她老人家经常摸着我的脸，两只浑浊的眼睛里不停地流着泪珠。
　　由于当村支书的四叔和亲友们的关照，我得以继续求学。
　　我大病了一场，发烧不止，病好后又返回了学校。当老师和同学们看到身穿重孝的我时，都给予了深深的同情。他们把自己的笔记本和钢笔送给我，吃饭时把从家中难得带来的鸡蛋分给我吃。一位同学还与我结拜了干兄弟，为我母亲带起了孝。班主任桑老师知道了我家的困难情况后，经常用自行车带着我回家并看望我的祖母。
　　1960年秋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安丘一中高中部。
高中的日子

　　安丘一中始创于1911年，饱经沧桑，有悠久的历史。她座落在安丘城东岭上，是全县最好的全日制中学，离家50多里路。我每星期回家二次取“干粮”，全是步行，当时连老师都很少有自行车。
　　一中规模大多了，师资力量雄厚，老师们大都是大学或师范毕业，教学经验丰富，校长、书记都是资历很深的老干部。
　　但是，毕竟是农村中学，条件较差，教室全是平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没有实验室，更没有钢琴、电话、电视、多媒体之类，但有图书馆和一个大操场，最好的是教室里有了日光灯。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学生们除了上课就是自习，爱活动的同学可以到操场上打打篮球、排球，但没有足球。我不爱打球，只爱跑步，学校周围有些不大的山谷，我和同学们下课常去玩。
　　当时班里同学年龄都较大，我算最小的。不知为什么，到了高中，脑子更好使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让我当了数学课代表，后来又当了班长。每逢学校开大会，学生代表发言都是我的份，由于照着稿子念，并不口吃，但平时说话时，仍时有结巴。有时老师要我传达什么通知之类，我便写到黑板上，尽量不出洋相。
　　上高中时，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
　　为了减少热量消耗，学校里不久停止了体育课，下课后，大家都蹲在教室前面晒太阳以增加热量。
　　尽管是农村中学，却很难吃到菜，全是咸菜的“干活”。有时候回家的学生带回一棵大白菜，切碎用盐腌一下，全班同学吃一天，那就是绝好的美味佳肴了，有时连咸菜也没有了，只好喝盐水。
　　吃的全是红薯干之类，很少见到粮食。有时老师组织学生到附近的公路上去采白杨树叶子，弄回来堆在食堂门口象座小山。食堂大师傅们用大锅反复地煮，最后切碎，撒上点玉米面蒸着吃，那滋味又苦又涩，难以下咽。有一次，食堂吃瓜干稀饭，当那又黑又臭的饭分到每人碗里时，一个姓梁的女同学闭着眼吃着，突然，她‘啊’地一声，把饭喷了出来，吐出了两颗牙齿。女同学摸摸自己的雪白的牙齿，一个没少，奇怪？同学们上前一看，原来是两颗死人牙齿。那一定是农民收地瓜干时，从坟堆旁扫进去的，因1958年家乡的坟全部平掉了，许多无主坟里的尸骨散落田间。女同学一听，当时就哭着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
　　同学杨炳武为两个窝头退学的事，使我至今伤感不已。
　　杨是景芝镇人，很聪明，学习也很好。他初中、高中都和我一个班，我俩很要好。有一天，他在食堂劳动，这时正好炊事员蒸了一笼窝窝头，那是给老师们吃的。杨炳武可能饿坏了，他见四周没人，偷着抓了两个，塞到口袋里一个，另一个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这时炊事员过来了，见少了两个窝头，便从杨炳武的口袋里翻出了一个，并报告了学校领导。
　　可怜的杨炳武，还没等学校处理，当天晚上便不告而别了。
　　后来杨在家一直务农。农闲时，他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为人家修锅补缸，以维持生计。我始终认为，当时杨炳武如果不是为了这两个窝窝头退了学，凭他的水平，以后完全可能考上大学。
　　想起高中时挨饿的日子，真是刻骨铭心。
　　由于天灾人祸，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后来才知道，城里人也吃不饱，听说连毛主席一家吃饭也定量。有一天，我从食堂换了二斤半全国通用粮票。我想起了当时在北京的姨夫姨母老两口。姨夫1958年去北京当临时工，姨母去京看病，投靠在亲友家中。我小的时候二位老人对我照顾得很好，于是我便把二斤半粮票寄给了在北京的姨父。过了二个月，我突然收到了远在重庆的二舅的来信，信中装着我寄给北京姨父的二斤半全国粮票。二舅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一直留在重庆工作，我从未见过二舅，只听母亲说过二舅如何如何好。
　　二舅在信里夸了我一顿。原来姨父收到我寄去的粮票后，老泪纵横。他舍不得吃，便把二斤半粮票寄给了重庆的二舅。二舅收到这二斤半粮票后也老泪纵横，为有一个孝顺的外甥而高兴，他也舍不得吃，便把二斤半粮票又给我寄了回来。
　　如今我向儿子们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编的，不爱听。
　　家乡地处沂蒙山下，潍河两岸，自然条件不错。当时不是不打粮食，只是产量太低，打下的粮食交了公粮后所剩无几，加上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造成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为了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偿还朝鲜战争欠下苏联的债务，全国人民勒紧了裤腰袋过日子。
　　这段历史，多年以后被某些人用来作为攻击否定毛泽东、夸赞邓小平的借口，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当时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一家子”。
　　中国历代最苦的还是农民，种庄稼的人吃不饱肚子，历史上大都如此。但那时有个不可理解的现象，尽管人人吃不饱肚子却没有人骂娘，共产党的干部几乎没有一个贪官污吏，更没有人抢公家的粮食。当时共产党的干部们同老百姓同甘共苦，共度难关。当时的社会风气十分好，真正是家家夜不闭户，人人路不拾遗。
　　作为风华正茂的高中生，虽然肚子吃不饱，但精神生活不能空虚。
　　班主任于信忠老师是位乐天派，他爱好京剧，会拉京胡，能自拉自唱许多段子。我拜他为师，学会了拉京胡，并爱上了京剧。
　　高中期间，我读了大量的书。
　　我从小爱听故事，爱看小人书，村子里有文化的老人们看的古线装书我也常拿来看。高中时，学校里有了图书馆，书很多，我开始大量地借书看。从古典名著到鲁迅、闻一多、郭沫若、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臧克家等人的书，还有当时流行的《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苦菜花》、《红岩》等书，我都看过。外国的雨果、大仲马、托尔斯泰、塞万提斯、高尔基等人的书也看了不少，尤其是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书对我影响很大。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我看了好几遍。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成了我追求的偶像。这些书使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对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书中的名言和警句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功课很轻松，我常在上课时偷看小说，为此常被老师点名批评，但因我学习好，老师同学们都很喜欢我。
　　每逢考试，我几乎总是考第一。高三时，全校数学、物理大赛，我数学第一，物理第二。我的作文常常获得免于打分的殊荣，受到老师的夸赞。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只是说明高中时不知为什么脑子特别好用，决无吹捧自己贬低别人之嫌。事实上，许多高中、大学同学的水平不比我差。许多人后来事业有成，有的当了厂长、经理、“博导”、大学校长、将军；有的官运亨通，当了科、局长、县、市长甚至省部级干部；有的成了大款或企业家，为母校争了光。而自己由于“鬼使神差”，后来得罪了“赵公元帅”，断了升官发财的梦，一辈子碌碌无为，穷困潦倒，狗屁不是，以至无颜见“江东父老”，也早已被“江东父老”遗忘。惭愧之至，无地自容，好在如今年龄老了，脸皮厚了，也无所谓了。
我的初恋

　　我是怀着深深的内疚和忏悔写这一章的。
　　高中时，我交了一位女朋友，她有一个只有我一人知道的美丽的名字--李青君。
　　我是地道的农村孩子，加上家庭出奇地困难，说话又结巴，天生一种自卑感。尽管我曾在黑板上练字时写过“何日若得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宋江“反诗”，被老师批评了一顿，但我自己确实条件太差，除了学习好外，一无所有。自卑感使我从小就对女同学敬而远之，万万没有想到，到了十八岁的高二时，有位女同学闯进了我的生活。
　　此人就是与我同龄的同班同学李青君。
　　李当时是班里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我是班长，但尚未入团。李可能象其它同学一样，早就知道了我革命的家史和苦难的身世，有一次，她主动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
　　当时中学生还不兴入党，但入团是大势所趋。我当然没有理由不入团，于是便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团支部组织委员李青君。
　　现在回想起来，那份申请书可能一万多字。我把我的家庭、身世、爱好、理想全写了进去，有些话全是抄的保尔．柯察金的名言。
　　我很快就被批准入了团。
　　从此，我和李青君的接触多了起来。对我来说，平生第一次同女同学单独接触，心里象装着一只小兔子，跳得厉害，浑身的不自在。我象小学生一样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回答她的提问，李见我窘迫的样子，常忍不住‘格格’地笑出了声。
　　实事求是地说，李青君长得很漂亮，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端正的鼻梁，瓜子脸，还有两条又粗又黑又长的大辫子，浑身洋溢着大少女的青春气息，标准的一个俏村姑形
进京上大学

　　1963年夏，华北大水。火车出了济南站，过了黄河大桥，便停下了。窗外一片汪洋，水面上时隐时现出两条黑色的铁轨。一辆运煤列车爬到了前面，向路轨两边一面撒煤，一面开道。列车又小心翼翼地向前蠕动，时开时停，乘客们心里都捏着一把汗。我是第一次坐火车，心情激动不已，没有一点害怕。事后才知，我乘坐的这趟列车是京沪线最后一辆列车，此后，铁路便中断了。许多华东、福建的同学是乘飞机或乘船绕道东北去京的。
　　也不知晚了多少时间，火车终于于第二天傍晚到达了北京站。一出车站，踏上了北京的大地，我心里兴奋极了。
　　车站广场华灯齐放，人山人海。学院的大轿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了北航。
　　“欢迎你，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学院门口的巨幅标语映进了眼帘。
　　在老同学们的安排下，我到了指定的班级宿舍，住了下来。
　　尽管乘了一天多的火车，但当天晚上彻夜难眠，因为心情太激动了，真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我，一个沂蒙山下贫苦农民的儿子，一个烈士的后代，一个比同龄人经受了更多苦难的穷孩子，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培养下，终于考上了大学，进了京城，来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这是我的祖宗们、亲友们作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我想起了牺牲的父兄们，想起了英年早逝的母亲，想起了祖母和亲友们，想起了大夫村的乡亲们和培养我的一个个老师们，想起了二老爷，也想到了李青君，想起了她的一片痴情，她那双深情的大眼睛．．．．．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因许多同学还未到校，没什么事，我便一个人赶到了天安门广场。
　　面对那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以及城楼下面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容，我肃然起敬，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我来到国旗下面，排队照了一张像。我要把照片尽快寄给家中的亲人们，寄给李青君，让她们分享我的快乐。
　　我又来到了广场南边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仰头凝视毛主席、周总理题词的那苍劲有力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面对高大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我的心情与一般瞻仰者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伟大领袖所说的那些永垂不朽者中，有我的四位亲人，他们是：父亲戴福田、叔父戴福臻、九祖父戴风楼和五哥戴维玉。（数年之后又追加了一位：我的岳父曹丛之烈士。）
　　我默默地低下了头，向纪念碑鞠了一躬，心里默念着：亲人们，你们安息吧！
见三叔

　　我决定去看望在京工作的三叔戴健。
　　三叔自参加山东兵团后，跟随大部队转战南北，一直打到厦门岛，身上头上多处负伤，皆死里逃生，后调到总参某部工作，就在北京永定路。
　　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和在北京大学上学的一位姑姑（六祖父戴凤玉的女儿）一起，找到了三叔的部队大院。哨兵通报后，不认识的三婶把我们接到了家中。三婶听说我是戴福田的儿子，来京上大学，十分高兴。
　　吃中午饭的时候，三叔坐车回来了。
　　三叔同样不认识我，一进门，他便看见了陌生的我。我喊了一声：“三叔！”眼睛便有些湿润。
　　“这是谁？”三叔问。
　　“这是咱大哥福田的儿子，考上北京航空学院了，来上大学。”姑姑高兴地介绍。
　　“很好，坐下吃饭吧！”三叔象下作战命令。
　　吃饭时三叔没有说什么话。吃完了饭，三叔进屋拿出了一幅大照片，交给我说：“这是毛主席接见我时照的，给你看看！”
　　照片上是毛主席同五位军官的合影，其中一人是三叔。
　　不一会儿，门口汽车响，三叔对我说：“我上班去了，在家玩吧！”说完，拿起公文包走了。
　　我对三叔的寡言少语早有耳闻，家中亲友们常说他小时候就金口难开。作为晚辈，我不能说什么，但离家前，祖母、五祖母（三叔母亲）、四叔等人都有许多话让我对三叔说，可三叔什么也没问，也没说。
　　三婶对我非常热情，说：“今后常来玩，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我同三叔家两个小弟弟一个小妹妹玩了一会儿，因学校有事，便同姑姑告辞了。
　　后来我一直未再去看望三叔。我真混帐，我不懂事，我悔恨莫及。三叔是个外表严肃内心火热的人，由于多年政工干部习惯，他一般很少婆婆妈妈。后来才知道，他曾到学校找过我，没有找到。文革前他一家随部队调往山西忻州山沟里去了。一直到1974年，他刚49岁的时候，得了肺癌……
大学生活

　　大学生活正式开始了。根据高考成绩和政审条件，我被分到了全院最机密的专业之一--火箭导弹自动控制系计算机专业，班号为3511，即1963年入学，第5系1专业1班。
　　全班25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我一了解，全是当地中学的尖子，大都是一、二把手，与自己一样。
　　北京航空学院是1952年成立的。当时根据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需要，国家把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工学院、北京工学院的航空系的专家、教授及其设备集中起来，组成了我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北京航空学院。建院十多年来，北航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航空航天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北航隶属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委的最高领导是聂荣臻元帅，北航的最高领导是武光空军中将。我们入学的时候，武光已被调到新疆去了。
　　北航是国防科技院校，政审条件较高，学生大部分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干部子女中以军队干部子女较多，家庭出身是职员或上中农的就算不太好了。在那个讲出身的年代，这不足为奇。
　　学院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分段教学。头三年全是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四年级之后才开专业课。
　　由于我的计算机专业性质，数学、物理、外语、电工电器原理等是主课，而化学、机械制图之类仅学一年就结束了。数学学的最多，据老师说，同北大数学系差不多。
　　学院里没有了班主任，但有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授、讲师上大课，只管讲，讲完就走，辅导是助教的事。教授大都是资深的教师，助教则大都是本院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担任。
　　从1964年开始，学院按照中央的指示，组织学生们轮流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搞“四清”，为期数月到半年。我和同学们被分到了通县的台湖乡当起了“四清”工作队员，与贫下中农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参与调查“四不清”干部的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四清”的政治意义、是非难以评说，但对学生个人来说，的确是受到了一定的锻炼，使一些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农村和农民的书生们受到了锻炼，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记得有一位上海同学，家庭条件较好，自己从未洗过衣服，甚至连手绢都洗不干净，下乡搞四清时住在一位贫农老大娘家。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农村生活仍很苦，农民全吃粗粮和咸菜之类。老大娘的早餐是玉米面贴饼子。这位上海同学本来吃惯了大米，连馒头都难以下咽，看到老大娘把冰凉的贴饼子放在锅底下的火堆中烤热，拿出来吹了吹上面的灰便端上了饭桌，顿时目瞪口呆。老大娘倒了一碗开水，把饼子递到他的手里，他仿佛拿着个刺猬，左右为难。鉴于工作队员的纪律，他狠了狠心，闭着眼咬了一口，就着开水咽下去了。此事后来被同学们传为笑谈。
　　还有一位同学，在给贫下中农写家史时，说到旧社会外出讨饭，讨饭效率不高，大约是55%左右。这种典型的书呆子语言，受到了领导地批评。
　　北航的高干子女，大部分都很好，学习刻苦，生活艰朴，没有架子，同工农子弟相处也很好。但确实也有一些人优越感太强，盛气凌人，不守纪律，搞特殊化，不艰苦朴素，同工农子弟格格不入，距离很大，工农子弟对他们很反感。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距离和反感演化成为鲜明的政治分歧和矛盾对抗，从而导致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发生了惨痛的悲剧，这是后话。
　　上大学后，对我和大部分农村子弟来说，可说一步登天，进入了天堂，从小吃不饱的日子成了历史。学校伙食好多了，天天吃馒头、米饭，有时还有肉和鸡蛋，很少吃粗粮，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作为烈士子女的我和班里好几个农民子弟都享受十九元五角的最高助学金，而伙食费仅需15元。当时除了干部子弟外，大部分工农子弟都有助学金，基本不用家长负担。（注：对于上大学没花钱这一点，我永远感谢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上大学后，由于在中学里爱好京剧和京胡，我参加了学院文工团的民乐队，分工拉板胡。板胡是高音乐器，一个音符也不能拉错。我在院文工团里业余练了三年，有一定长进，也参加过一些演出，为歌舞节目“丰收歌”、“逛新城”等伴奏。由于没有下苦功，我的板胡始终是一般水平。象几个有名的板胡独奏曲子“大起板”、“红军哥哥回来了”等，我始终拉不好。
　　文革开始后，北航文工团的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北航红旗”造反派，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至于我本人，由于忙于革命、造反、当头头、挨整，心爱的板胡再也没有摸过，甚是遗憾。
　　我从小爱活动，尤喜欢长跑，对球类不感兴趣。每天下午下课后，我就约几个同学长跑，出了校门，往南跑到动物园，往东跑到安定门，再跑回来，每次一、20公里，也不觉得累。现在回想起来，学生时代的坚持长跑锻炼了我的身体和意志，使我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从未倒下，包括从未住过一次医院。
　　星期天常和同学们到颐和园玩，也是跑着去。每人带两个馒头，出西校门，过清华园、中关村、北大西门，一直跑到颐和园。为省一角钱门票，我们有时从南面一缺口处翻墙而入。在昆明湖里游泳玩累了以后，便跑到园内佛香阁下的饭馆里占一张桌子，要几碗开水，几个人拿出冷馒头啃起来。没钱叫菜，就把桌子上的酱油、醋喝个净光。由于常来，年轻的女服务员都认识我们了，每次我们来了，主动把酱油、醋瓶子拿过来，站在一旁看我们这些穷大学生狼吞虎咽的样子，止不住笑出了声。那笑声是友好的，美丽的，甚至是多情的。那年代，大学生很吃香，不象现在遍地皆是。
　　回想起来，到1966年夏天为止，三年正式的大学生活受益匪浅，基本完成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习，要不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切将会正常地运转下去。
入党问题的遗憾

　　大学期间，我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北航是国防科委领导的半军事院校，由于毕业后大都要担当重任，所以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尤其是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由辅导员和脱产干部及学生党员组成的党支部负责物色、培养和发展入党对象。当时班长之类的学生干部轮流担任，以锻炼大家的工作能力。
　　大约1965年冬天，我已是班里的入党积极分子。由于我出身好，在世界观教育和许多大是大非的讨论中，我立场鲜明，观点正确，深得辅导员和党支部的信任，被内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
　　发展什么样的人入党，这恐怕是建党尤其是建国以来令人深思和存在争论的问题。建国以前好办，入党是要担风险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那时若非先进分子和优秀分子是入不了党或不愿入党的。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事情就不同了，几乎人人都想入党。60年代在大学里，某些党的负责人包括支部书记的天平有时难免倾斜。某些老好人、听话者，说不出有什么大毛病、人缘好的人往往很容易入党。而有一点个性，有一些小毛病，特别是爱提点意见的人，尽管你对党忠心耿耿，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甚至不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的人，却不太容易入党，起码要反复地考验你，甚至考验若干年。至于出身不好的人，那就更难了，好在北航出身不好的人不多。
　　我保存着1965年党支部书记同我一次谈话的内容记录。支部书记说，我热爱党，有革命理想，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观点正确，不随波逐流，大公无私，乐于助人。缺点是有时脾气急躁一些，团结同学不够广泛，尤其是对女同学不爱讲话。另外，有自来红思想等等。支书希望我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好好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十分感动，我决心好好修养，争取入党。
　　如果当时（1965年）我入了党，成了中共党员，在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可能会当保守派，起码当不了造反派头头，那我个人的历史绝对要重写。这决不是事后诸葛亮。
　　结果是，文革之前，我未能加入共产党。
　　原因说来可笑而又可悲。1965年冬季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教我们滑冰。农村孩子没见过滑冰，我感到十分新鲜和好玩，便喜欢上了滑冰。上课时老师发冰鞋，但下了课后借不到冰鞋，又想滑，十分着急。这时同班一位姓陆的同学也爱滑冰，他建议我俩合伙买一双处理冰鞋，轮着滑，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我俩每人出了三元伍角钱，去新街口买了一双旧冰鞋。我的钱当然是从助学金里省下的零用钱。
　　不料此事被人反映到党支部，说我用助学金买冰鞋，不艰苦朴素，上纲成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党支部决定暂缓发展我入党，继续考验。
　　就这样，“文革”之前我没有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可能再也进不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直到化为灰烬。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
　　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回山东老家看望祖母和李青君。
　　祖母更加苍老了，脸上的皱纹密密麻麻的，牙齿全掉光了，眼睛几乎完全失明。每次到家，祖母便摸着我的脸，问我吃得饱不饱，北京冷不冷，见到毛主席没有？毛主席身体好吗？我说，见到了，每年‘五一’节、国庆节，都能见到毛主席。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招手，我们都喊“毛主席万岁！”不过离的太远看不清楚。祖母听后十分高兴，乐得合不上嘴。
　　祖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她老人家把仅有的两个儿子都献给革命，她不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谁呢？
　　祖母每次都问李青君的情况，问我回来看人家去了没有，说李常来看望她，李是个好闺女，今后千万别忘了人家。其实，每次从潍坊下火车，李都去车站接我，返京时，李皆送我上火车，一年见两次面，我想着她，她等着我，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1963年赴京上大学之后，李青君和其他一些未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有的在家务农，有的进了县办企业。李在县城烟站当了临时工，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她省吃俭用，从不多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寄给我。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北航党组织和老师们的培养教育下，我和同学们很快度过了三年多的大学生活，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如果不是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生活的脚印将按照既定的轨道走下去，我的人生之路大概将充满灿烂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