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前部长

——对朱厚泽“当今文化焦虑问题”一文以及李锐吹捧朱的驳斥

怀德　

今年第六期《炎黄春秋》把怀念朱厚泽作为这一期的重点。刊物的第一篇文章是朱生前写的“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还刊发了李锐写的“深深怀念朱厚泽同志”一文以及邵燕祥写的两首怀念诗作。
《炎黄春秋》特为朱文发表了编者按，编者给朱厚泽戴上两顶吓人的高帽子：一曰“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一曰“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朱的文章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从全球化讲起。朱认为，“全球化就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密切地互相交往、互信联系、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满足、互相融合、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显然，朱厚泽心目中的全球化不是经济的全球化，是各个领域水乳交融、不分彼此，难分难解，连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疆界以及自然地域、国土疆界都统统冲破，一切分歧、矛盾隔阂都化为乌有的全球化。人们谈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这不是在做白日梦吗？作者硬是认为，于今，革命和战争正被和平与发展所取代，中国人民在全球化过程中，感受到什么呢？“西方文明东边来，是带着高新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治的伟力。”朱厚泽用了“伟力”这个词，这不是一般的词，它是要强调告诉人们这场全球化的力量源泉是来自西方文明制度，只有西方文明制度，才称得上“伟力”。于是，作者就把心窝里的话掏出来了：我国文明要吸纳西方这种“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那么，“提升我国文明的层次是有一定困难的。”作者说得也够明白了：只有改朝换代，把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为西方文明制度，我国文明才能获得提升。
但是作者总是感到忧心忡忡，感到不放心，不踏实，他苦苦焦虑的是什么呢？作者说：“现在的共产党也是说‘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过来了还行？绝对不搞西方那一套！”朱厚泽认为，这种说“不”的焦虑心理，会“产生急躁”，产生一些极端主义反应。作者自己自然是死乞白脸地急于把西方那一套“弄”到中国来了，他是绝对要搞西方那一套的“中坚英才”和“思想重镇”。如果按照他的主意，对西方那一套处处说“然”，那么，人们的心理就平和了，“极端主义的反应”也就消失了，朱厚泽以及尊称他为“英才”、“重镇”的先生们也就不焦虑了。
作者认为，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是当前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其形成的条件一是科技信息化，再是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相伴而行的。三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多元化，是“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作者的这段叙述恰恰证明了作者批驳有人认为当代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而焦虑，真的是有道理的。全球化正是私有化、经济自由化的产物，而作者认为，构成全球化特征之一的精神文化多元化，其实应确地解读为思想和精神文化上的自由化。这些难道不正是“美国造”的吗？
作者还讲到了传统农业经济、近代工业经济、当代知识经济的三大经济结构转型和传统农业经济文明的近代工业经济文明以及近代工业经济文明向知识经济文明转型的两大文明转型。作者认为，正是各种不同文明压缩叠加的背景下发生了负担非常重、心情特别焦虑的文化焦虑。而中国今后的发展，“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冲击、三种经济、两种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说来说去，作者焦虑之甚还是在于中国是否能如作者之愿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他唠唠叨叨，喋喋不休的正在于此。
作者认为，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四大思潮：法西斯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自身完善，以前苏联为代表 的社会主义。作者是把第一种思潮和第四种思潮视为同类的。作者说：“共产主义运动大体上类似一条抛物线，20世纪初十月革命升起后又慢慢下来，最后到这个世纪末，以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作标志。希特勒就像一个尖脉冲，急剧升起又急剧掉下来。”一个是抛物线，一个是尖脉冲，都掉下来了，前者慢慢地下来，后者急剧地下来，这可正是“殊途同归”（在作者眼里，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视如同物，也可称为“同途同归”），反正命运是一样的。朱厚泽这位当代算命相士给共产主义算的命竟然和西方资产阶级某些政治家、学者对共产主义的诋毁惊人一致。正是美国学者福山说过“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20世纪是共产主义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独步天下的时期。
除去法西斯和前苏联，那末，我们中国自己呢？按作者的说法，是“两千年皇权政治的传统、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两种东西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毛主席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法西斯主义不可取，苏联共产主义不可取，“马克思加秦始皇”自然也不可取，剩下来唯一可取的就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和英国、美国这样一些不断完善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作者给中国人指引的应该走的路。
作者在整篇文章讲到思想精神多元化，讲到和谐，特别是作者在文尾强调提到在中宣部工作时讲到的三“宽”：对不同意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宽厚一点；把文化环境搞得宽松一点。这是作者最得意之笔，也是全文的点晴之笔。谁都知道，在文化问题上的宽容、宽厚、宽松是有一定条件的。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的方针，历来都是交流、交融、交锋。只讲交锋，不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主张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应该是开放的、深入的、多方位的、多侧面的。但是对于那种诬辱诽谤，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我们理所当然地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文化工作（包括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不可动摇的国策是马克思主义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指导地位。我们支持思想多元，但我们同时坚持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引领、整合多元化，而不是放纵无边，可以任意跨越一切底线。尽管我们在工作中还有不少不完善，不尽如人意的缺失，但招待这样的国策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最根本利益所在，是万万不能放弃的。西方世界竟日价叫嚷中国人民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他们可曾对中国人民讲过什么三“宽”？布什在纪念所谓受共产主义迫害的人们的纪念碑前诅咒了我们什么，布什在参加北京奥运会前，未进入中国境内时又教训过我们什么，中国人民记忆犹新。别人正处心积虑地要谋你脖子上的首级，你能彻底解除自己的武装，完全不设防吗？在伊拉克国土上，打从美国侵略伊拉克以来，枉死的数十万伊拉克黎民百姓，他们就是在美国侵略者打着“普世价值”旗号的掩护下，沦为无辜冤魂的。
长期以来，朱厚泽挂的是中宣部前部长的金字招牌（他在全总任过职，几乎很少见到他挂过那个头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以马克思主义立部的，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部的。但长期以来，从朱厚泽的笔下，口中几乎没见到他写过或讲过一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不为马克思主义呐喊，不为马克思主义开道，朱后半生的人生轨迹表明，他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完全脱离了作为党中央宣传部长应具备的最起码的职业素质和岗位素质。但他的一言一行还偏偏要顶着中宣部长这顶“桂冠”，他深知这顶桂冠的含金量。这是他进行种种非中宣部长活动的绝佳筹码和迷彩保护服。他把不讲任何条件制约的三“宽”叫得山响，恨不得把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一块块地割让给别人。这样一个不讲马克思主义、诬辱马克思主义、不务正业的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宣部长竟然得到了李锐和《炎黄春秋》的热捧。李锐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们这些人一生，无愧于人民和国家，也无愧于这个党，我们都是好样的。”李锐做了那么多背叛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恶事，竟然还称自己是“好样的”，不管自己的脸有多难看，却偏要把脂粉涂抹得三尺厚，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而《炎黄春秋》编者对朱厚泽的肉麻吹捧，所谓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也者，其实正是推进反共反社会主义祖国事业的悍将；所谓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也者，其实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顽固堡垒。李锐一文最后一句说：“他是真正铁肩担道义的，他能死得瞑目吗？”如果对这句话作一番解读，那就是，朱厚泽肩膀上担负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道义上的担当，他在离开人世时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他和他们是注定完不成这个使命的，他自然是死不瞑目的。李锐的这句话听来，简直就像是一伙赌徒的哀鸣。(2010的6月17日)
（《环球视野》2010年6月28日第298期）

附文：

三宽部长朱厚泽可以休矣！--读徐庆全《三宽部长走了》有感

作者：taihangbuyi文章来源：点击数：11212更新时间：2010-5-16文章属性：热荐

有消息云：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死了。此人任中宣部部长一年有余，是中共历时上任职时间最短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是胡乱邦的得力红人，在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建树颇多，深得胡乱邦赏识。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他与胡乱邦沆瀣一气，乱党乱国，妖魔化毛泽东，为胡乱邦之流复辟资本主义甘当走狗和急先锋。他的政治生命也随着胡乱邦的倒台而销声匿迹。

　 当年，朱厚泽在思想理论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何以会荣任中宣部长的职位？徐文吹捧说朱厚泽在贵州任职时，大胆改革有政绩，对改革未来有理论思考（应该说是积极推行私有制，为复辟资本主义摇旗呐喊）。此类人物，在胡乱邦主政期间，走进中央高层，也就不奇怪了。

朱厚泽荣任中宣部部长之职，说白了是胡乱邦集团搞乱思想，搞垮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的需要，是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反毛泽东思想的需要。这并非空穴来风，看看朱厚泽上台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所干的勾当就清楚了。中国现实社会所有的一切丑恶现象，均源于胡乱邦集团当年的拨正反乱。　　

朱厚泽罪行之一：配合胡乱邦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头子，取消共产主义思想核心价值观，取消1986年研究生政治考试。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变换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胡耀邦当年有四个解释：(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指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又是另外一个范畴；此外还可以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胡乱邦的四个理由，根本的一条是共产主义思想不适合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可见当年胡乱邦之流为了搞乱思想、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复辟资本主义是如何不择手段的。取消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是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群众用共产主义思想抵制和反对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此事充分证明了胡乱邦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见不得阳光，只能靠偷换概念兜售他们的反动思想，靠欺骗人民群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胡乱邦取消“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四个理由，暴露了胡胡乱邦之流形而上学的反动嘴脸。把共产主义思想安上“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的罪名，既无知更无耻。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阶段培育共产主义思想因素，倡导大公无私、或曰先公后私的高尚品德和精神，广泛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倡开展星期六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活动，倡导人人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增砖添瓦，有益于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胡乱邦之流热衷宣扬个人利益至上，热衷照顾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感受，根本目的是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污蔑共产主义思想核心价值观妨碍台湾统一，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充分暴露了胡乱邦之流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和修正主义的叛徒嘴脸。如此谬论不能不说是胡乱邦集团的一大发明创造。然而，不倡导共产主义思想，不提倡精神文明建设，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三十年来黑社会、贪官污吏、黄赌毒、卖淫嫖娼等诸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庸俗化和金钱化，导致助人为乐、互帮互助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彻底毁灭，南京徐老太等诸多事件就是明证。因此胡乱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朱厚泽作为帮凶和走狗，与他的主子一样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徐文说，2005年高调纪念胡乱邦90诞辰，可以让朱厚泽放心追寻其主子胡乱邦而去。然而历史不是少数人资改派们所能左右，更不是极少数资产阶级极右派们所能篡改。胡朱之流的历史如何评说，人民群众心中自有一杆秤，岂是几个资改派的头面人物所能左右。这一点无论反动分子如何粉饰，都无济于事。跟随胡乱邦搞乱思想、搞乱中华的帮凶朱厚泽，实在是死有余辜!　　

朱厚泽罪行之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对日常工作的指导作用。朱厚泽对待四项基本原则的阴招，就是把四项基本原则高高挂起，有名无实。1986年1月3日，他在上海电影创作会议即席讲话中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他还说：中宣部正在讨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看的问题，认为应在战略上坚持，不应当作日常行为的具体规范和衡量科学文艺的具体尺度。试想，如果四项基本原则不落实在日常工作的指导上来，仅仅在口上加以落实，行动上加以否定，奢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就是一句废话吗？架空四项基本原则，是胡乱邦朱厚泽之流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联想到三十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屡屡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联想到国内主流媒体以及学校教育屡屡出现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行为，无不与胡乱邦朱厚泽之流的缪论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因为文艺作品、学校教育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现实社会中各种丑恶现象泛滥成灾；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缺失，导致青年一代思想颓废，是非颠倒，道德沦丧，金钱至上，迷恋于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方式，引发了一系列的抢劫、强奸、杀人、放火、盗窃事件。　　

朱厚泽罪行之三，就是沽名钓誉，借三宽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四项基本原则有这样的看法，在思想文化的具体施政方针上，朱厚泽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
　　朱厚泽“三宽政策”究竟是个什么货色，看看其人1986年7月在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发言清楚了：“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三宽”的政策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致吗？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针对的是艺术形式和文艺理论观点，绝不是容许反共反毛反马克思主义的毒草肆意泛滥。而朱厚泽的三宽政策执行的结果，就是反共反毛文艺作品泛滥成灾，严重地毒化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卖国主义和投降主义，宣扬剥削有功论，美化汉奸特务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美化帝国主义。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现存的所有社会弊端，都是始于胡乱邦之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意架空四项基本原则造成的。朱厚泽奢谈让历史来评价，看来他还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胡乱邦去了，我们这里明确无误地告诉朱厚泽之流，资产阶级右派可以得逞一时，不得得逞一世，幻想依靠几个掌握着大权的走资派替胡乱邦之流翻案，恐怕没有多大希望了，假如有人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等待他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铁拳。　　

朱厚泽死了，带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美梦追随他的主子胡乱邦去了。无产阶级拍手称快，资产阶级如丧考妣。如同李锐之流高调纪念胡乱邦一样，有人心情郁闷，兔死狐悲。这也不足为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朱厚泽罪行之四，就是耍阴谋，搞诡计，阳奉阴违，不光明正大。朱厚泽到中宣部半年多，在思想理论界，朱厚泽一直没有大的举措。包括既往一年一度的全国宣传会议，他也无意召开。为什么呢？朱厚泽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勾当呢？ 原来是到地方各种会议上“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朱厚泽的举动，当年有两种解读：有人认为他在了解情况；有人认为他是以渗透的办法讲自己的观点——在下面讲什么不用向上报告。其实说白了，就是搞阴谋，耍诡计，阳奉阴违，不光明磊落。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得人心的，是见不得阳光的，所以只能私下里鬼鬼祟祟煽阴风、点鬼火。由此可见，胡乱邦之流的心理是多么的阴暗。

朱厚泽死了，让他感到遗憾地是，在余生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胡乱邦之流的倒行逆施反倒唤醒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使得人民群众认清了资改派和修正主义的本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知道，离开工农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前途坎坷，寸步难行，随时可能亡党亡国。历史将证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不会长久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几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共产党内的叛徒的歇斯底里，几个跳梁小丑之类的教授学者专家的拙劣表演和疯狂举动，只能加剧他们的灭亡。　　

　　

历史是无情的，背叛革命事业，背叛人民利益的叛徒们，已被人民所唾弃。人民的觉醒和奋起，为执政党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人民欢呼毛泽东思想的回归，让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工人阶级是当之无愧的领导阶级，这才是共产党内的主流声音。尽管一小撮资产阶级极右派还掌握着部分国家权力，还在继续推行私有化，但是他们还有所顾忌，还不敢放开贼胆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对此，无产阶级一方面切不可掉以轻心，要时刻保持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粉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破坏；一方面大可不必被他们一时的嚣张气焰和疯狂行为所吓倒，资产阶级极右派们的负隅顽抗，只是垂死前的挣扎而已。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实行无产阶级的大联合，这是无产阶级粉碎资产阶级进攻的最大动力和优势。组织千千万万工农大众，联合小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极右派，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写于2010年5月15日修改于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