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三年困难时期的天灾与人祸
自lsq将1959——1961年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结论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以来,关于这一时期的天灾与人祸各占什么比例的争论一直不休。有的跟着lsq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的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最近,又有六哥网友在《》发表文章,以大量历史数据证明,是“九分天灾一分人祸”。
对于上述说法,在下均不能同意或不能完全同意,理由有二。其一,对于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与人祸关系这样的社会问题,只能用大于、小于这样的比较关系来界定,无法也没有必要像对待自然问题一样,用一个精确的比例关系确定。其二,这些说法的人祸所指,在人祸大于天灾论者,是别有用心地想将罪责嫁祸于毛泽东;在天灾大于人祸论者,尽管意在为毛泽东开脱,但却容易放过真正的坏人。
在下是认为人祸大于天灾的,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论一样,都认为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但人祸的所指是完全相反的。即认为人祸不是来自毛泽东,而是来自l、d之流,正是毛泽东与这股人祸进行了坚决、持久、耐心地斗争,才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三年困难时期在下虽然还小,但也正在上小学和初中,当时的好多事情都亲自经历甚至直接参与过,因此对那段日子记忆尤深,以至终生难以抹去阴影。虽然我没有发现那三年发生了多少饿死人的现象(至少在我的所有亲朋和乡邻中没有发现一个),但我不想为那段日子粉饰。那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荒唐的岁月和老百姓十分苦难的岁月。这段岁月对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生活资料的随意剥夺和侵占,可说不亚于奴隶社会,全国每一寸土地都无法幸免的严重饥荒,也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饥荒逊色。但是这一切主要是天灾造成的吗?或者主要是毛泽东造成的吗?不是,绝对不是!而是l、d之流造成的。
据在下所知,早在1958年下半年,在实施总路线、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时,就刮起了一股狂热的“五风”,它以一平二调、虚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干部多吃多占为主要特征,它既无一份负责任的权威文件,更没有经过任何立法程序,很有点像近三十年来搞农村分田单干,狂卖狂送国有资产一样,叫人不知源头。当时,人们像囚犯一样被集中起来,吃大食堂,男女分开,实行军事化管理。记得正是南方夏收秋种的关键季节,青壮男女劳力几乎全被抽去修水库、炼钢铁。我们七个小学生,竟成了暑假期间队里的主要劳力,由一个稍大一点的大姑娘带着,天天在滚烫的泥水里插“挨挨寸”晚稻,一株挨着一株,株距行距最多不超过2寸。晚上还要躲在收割早稻后的稻草堆下,么喝呐喊,制造“夜战马超”的现场,接受领导人坐在室内听热潮的“检查”。一个暑假下来,每个人的双手都烂得血肉模糊,没有一块好地方。要说,1958年是一个少有的风调雨顺特大丰产年,可那一年并没丰收。晚稻由于过度密植,几乎就是一把草,劳民伤财,颗粒无收。雪白的棉花,挂在棉株上,也无人采摘。山区的红薯,由于缺乏劳力,仅用犁一耕,露出来的就收了,大部分没露出来,就留在地里。这一年的问题,只能认为是百分之百的人祸,与天灾毫无关系。然而就是这一年,为以后三年埋下了祸根。
我们那里是江南水乡,那三年的确发生过旱灾,但并不十分严重,没有大范围达到水源枯竭的程度,不少地方堰塘甚至储水较足。一次我同几个小伙伴偷着在一口大堰塘里学游泳,还险些淹死了人。因为吃不饱,上学时天天在途中就把带的中餐吃了,中午就空着肚子到处玩水,回到学校,老师用指甲在腿上一刮,发现谁刮出了白痕,就十拿九稳地断定你玩了水而进行惩罚。很多堰塘四周的杨柳树枝被命令砍下,丢在堰塘里经水一泡,变变水色,就作为积肥“卫星”放出来,称作“粪湖尿海”。有湖有海,何来什么特大干旱之说?我们那里凡是经过了那段岁月的人,对当时的天灾倒是没有什么更多的记忆,对“五风”的危害却人人切齿至今。比如瞎指挥,除了继续坚持“挨挨寸”的密植外,对于深耕,也荒唐得不能再荒唐了。所有劳力,包括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去搞深耕,用牛犁了一层,就要我们把犁过来的泥坯搬到一旁,再往下犁,再搬去泥坯,如此反复操作,直到深翻一丈以上。结果,好多田块被彻底破坏了,适宜作物生长的表土被埋在了一丈以下的底层,完全不适宜作物生长的“金钢泥”却成了表土,而且好多年以后,深翻过的地方人和牛都不能下去操作,否则就会陷进泥淖无法自拔。还有更可笑的,领导人为了放单株棉花“卫星”,竟把几株棉株当作能吃味的人看待,将鸡蛋埋在根部,加上油盐,请棉株“吃蛋”。
瞎指挥自然遭到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抵制,领导人却一意孤行,用强迫命令的手段推行瞎指挥。不管干部群众,谁要是被领导人视为“右倾”或“不听话”,不测之祸马上就会降临。轻则一顿拳脚,重则组织一帮打手,把“右倾”者围在当心,不停地你一掌推过去,他一掌推过来,直到把人推到昏厥甚至死亡。我亲眼看到,我的一位老贫农邻居在食堂准备吃饭时,只因说了半句牢骚话,就被书记当场一脚踹到地下罚跪,并被吊销了当餐的一缽饭。我们大队曾经从县直某单位来了一位南下干部检查工作,发现问题严重,进行了抵制,并将食堂为检查组准备的好菜好饭亲自全部端给群众吃了,因此至今仍被乡亲们怀念。可就是这样一位好干部,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长期得不到重用。临近某县还发生过几起全国出名的奇案。某饲养员饲养的母猪死了一头,大队书记竟要饲养员给母猪披麻戴孝,下跪磕头。一对未婚恋人不知因何得罪了大队支书,竟被罚当众双双脱光衣服互咬生殖器。这两个恶霸虽然后来被处决了,但充分说明当时的强迫命令已经到了何等程度。饥饿的群众在这种极其野蛮的统治下,不用说没有更多干活的力气,就是有,也没有那分热情和积极性。当时的老百姓,唯一的财产就是别在腰间的一双短筷子,一天到晚望的是食堂开餐,哪里去想把生产搞好呢?我想,这总不是天灾造成的吧?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历史上发生过不少大饥荒,但很少听说全国每一寸土地都无一幸免的,总是此丰彼欠,此欠彼丰,因此就有逃荒一说。所谓逃荒,不过是灾区群众到丰区就食而已。但那三年,饥荒如此严重,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灾民逃荒潮,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人民群众已经高度组织起来,并对共产党有着足够的信心,坚信党一定能够带领他们度过饥荒。同时也说明,当时全国各地,包括灾区和非灾区,重灾区和轻灾区都是一个样,逃无可逃。我们也总不能说全国每一寸土地都遭受了同样严重的灾害吧?至少我那家乡灾情就不很严重,但群众遭受的饥荒却不比任何地方轻。如果把那三年的困难主要归因为灾害,固然是为毛泽东开脱了莫须有的罪名,但同时也为真正的罪魁祸首开脱了罪行。
三年困难的真相现在正在被人们逐步揭开。很多材料无可辩驳的证明,l、d及其在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的追随者才是三年困难的制造者。1958年下半年,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是在处理台湾和中东问题,国内组织实施总路线、大跃进和办人民公社由l、d负责。正是lsq怀揣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徐水办点和到若干省市游说,无限拔高所有制和社会组织形式,才成了全国大刮“共产风”的肇端;正是l、d一伙把持舆论阵地大放“卫星”,才使虚浮夸风一浪高过一浪;正是l、d在河南、安徽等地的爪牙助纣为虐,瞎指挥、强迫命令之风才会席卷全国。正如有的文章指出的,l、d才是真正的“五风”之源,人祸之首。当毛泽东处理完台湾和中东问题,发现国内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于是不得不投入巨大精力为他们擦屁股纠偏,亲自带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高各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亲自组织河南调查,接见生产队基层干部,了解真实情况;亲自接二连三主持召开郑州、武汉、成都、南宁、杭州等一系列会议,压空气,订条例;亲自出面,主动为l、d之流承担责任。而毛泽东所有这一切纠正“五风”的努力,又都遭到了l、d之流的严重抵制和阻挠,致使毛泽东不得不更换中央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并个别做工作,不得不以党中央主席的名义直接向生产小队以上六级领导干部写信。可是,事情刚过,lsq就反污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卑鄙地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逝世后,在dxp之流的鼓励、纵容、支持、包庇下,一小撮精英更是肆无忌惮地歪曲篡改伪造历史,对毛泽东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和否定,其中三年困难时期更是黑暗中的黑暗时期,甚至耸人听闻地编造了饿死3000万人的谣言。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对于究竟谁是三年困难的制造者,不仅有历史的证明,还有现实的印证。d氏篡权以后,口口声声说的是发展生产力,其实他们真正最关心的还是生产关系。他们心中的生产关系,其实就是以私有制为核心的旧中国的生产关系。大跃进时他们无限拔高生产关系,似乎一天就可以建成共产主义,是想从左的方面破坏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文革后,他们给毛泽东和“四人帮”栽了一顶帽子,叫做“穷过渡”。其实“穷过渡”正是三年困难时期l、d故伎的重演。最近有文章指出,文革期间的“穷过渡”仍然是d氏之流所为,很少染指经济的“四人帮”并没有提过或实行过这样的口号。可见这又是从左的方面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次破坏,同时又是一次历史的栽赃。当他们将文革镇压下去以后,他们再也不需要以左的面目出现来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于是干脆亮出右的旗号,公开大搞私有化。三十年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高唱发展生产力,可是无时无刻不在做着私有化的工作,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三年困难的制造者和今天大力推行私有化的正是一伙人。只要认真分析一下现在的许多现象,活脱脱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搞法。“洋跃进”、虚浮夸、强迫命令,今天新生的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凶残,无一不在三年困难时期找到历史的影子。特别是当初多吃多占搞特殊化,今天已发展成为官吏队伍的大规模腐败。说他们制造了三年困难,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成为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决心清除党内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了文革中许多工人农民起来造反的一个重要原因,至少河南就是如此。
在三年困难的问题上,今天我们应当还毛泽东一个清白,还恶人一个真面目了。
200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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