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俄国革命的早期探索
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第一章列宁对俄国革命的早期探索
列宁是在近代俄国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传统的影响下中成长起来的。
十八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逐步开始瓦解。受西欧的自由民主思潮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贵族当中逐渐产生了追求自由民主、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思想。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开启了俄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先河。在十二月党人之后先后产生了民意党、民粹派等革命派别,他们为推翻俄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不懈的革命斗争和理论探讨。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这种推翻专制制度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列宁的哥哥、民意党人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构成了这种努力的重要一环。1887年亚历山大因策划刺杀沙皇而被处死,这给少年时期的列宁以极大的触动,受此影响列宁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但是,列宁从一开始就拒绝模仿他哥哥的道路,他说:“不,我们要走的不是这条路。不应当走这条路”[1]。
受现有资料所限,我们对列宁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还不清楚[2],不过从现在流传下来的列宁最早的著作和有关的活动记录来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列宁已经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3]因此,本章所说的列宁“早期”思想,并不是指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而是指1905年革命爆发前列宁对俄国革命若干基本问题的探索。
从列宁这一时期的有关著作看,他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带有鲜明的实践特点。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它作为“批判的武器”同民粹派及“合法马克思主义派”进行理论斗争的同时,还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直接从事“武器的批判”——列宁很早就投身实际政治斗争,在学生时期他就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因此被大学开除;之后他走向工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始其职业革命家生涯。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不能不影响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
列宁参加俄国革命时面临着把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俄国相结合的问题。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以工人运动为自己的服务对象的,它的理论主旨是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消灭剥削和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只有几十年时间,封建专制制度还在牢牢地统治着俄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行动,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要经过哪些步骤和阶段,换句话说,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如何,这是摆在列宁等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面前的基本问题。本章研究的就是列宁在1905年革命前对这些问题的初步回答。
第一节 俄国革命的三大任务自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大门后,俄国开始进入一个新旧杂存的过渡阶段:一方面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广泛地发展起来,为俄国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新的经济、政治和思想要素,俄国社会在各方面都发生着渐渐然而深刻的变化;但另一方面,与沙皇专制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奴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封建专制制度虽然遭到越来越多的反抗,它仍然能有效地统治着俄国。因此这一时期的俄国社会矛盾较为复杂,其中既有沙皇专制制度和广大人民的矛盾,又有地主贵族和农奴的矛盾,还有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另外还有大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国内其他民族的矛盾以及沙俄帝国同其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在这诸多的矛盾中,俄国社会演进首先要解决那些矛盾,俄国革命者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如何,这成为俄国革命者需要明确的问题。随着列宁从一名民主运动的战士逐渐成长为居于领导地位的革命领袖,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逐步深入,到1905年他已经明确了俄国革命应解决的三大任务。
早在1895年底,应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建立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需要,列宁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就现有的资料来看,这是他第一次起草俄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准备文件中,他扼要地提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目标。此后,在1897年的《俄国社民主党人的任务》、1899年的《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902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等文章中,列宁又几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俄国当前革命的任务以及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这几个纲领中,列宁都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纲领规定为三部分:政治上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在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方面是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为核心的经济改良;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则是以收回割地为核心要求的土地改革,以下分别述之。
一、争取政治自由:从民主共和国到“人民专制”
推翻沙皇专制、实现以立宪政治和代议制为核心内容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俄国近代革命知识分子长期追求的斗争目标。作为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俄国新生工人阶级的自觉代表,列宁自觉地为俄国几代革命者没有完成的这一历史任务而奋斗。在他制定的历次纲领中,争取政治自由总是排在首位,列宁把它看作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主要政治任务[4]。
熟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读者应该记得,1848年革命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是否应该争取政治自由的问题上与形形色色的“封建社会主义”进行过斗争[5]。同样,列宁把政治自由确定为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也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俄国当时存在着类似的思潮,它们以种种理由引诱工人离开政治斗争。例如当时的民粹派和沙皇黑帮,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否定工人争取政治自由的必要性。民粹派认为,俄国即使争取到了政治自由也只是有利于俄国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俄国来说是祸害,因此工人不能争取政治自由,否则将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6];而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如黑帮之流)则试图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缺陷来迷惑、恐吓工人,他们利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选举的结果都是富人当权这一点,辩称俄国的政治制度更好,理由是俄国的沙皇和官吏处于穷人和富人之上,可以比较公道。[7]面对这些关于政治自由的错误乃至反动认识,列宁肯定了政治自由对于无产阶级的必要性。他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争取政治自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它根本不会消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然而尽管资产阶级民主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列宁仍然坚持俄国无产阶级必须积极参加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他提出无产阶级要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8]
列宁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俄国无产阶级要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
首先,在他看来,虽然政治自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能导致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它也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所必不可缺乏的条件。针对沙皇制度的维护者批评西方民主是富人民主的论调,他强调资产阶级民主对于无产阶级也有可以利用的一面,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和农民代表可以进入国家杜马(议会),以议会为平台进行自由的宣传鼓动工作。[9]
其次,列宁指出,专制制度的存在阻碍着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因为一方面它由于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俄国农村无产阶级永远处于“闭塞无知、担惊受怕的状况”[10],另一方面如果要在工人中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没有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些自由在沙皇专制制度下是不存在的。[11]列宁认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运动越是往前发展,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的情况就越是凸显出来,“因为没有政治自由,工人对国家事务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从而必然仍旧是一个毫无权利的、受屈辱的、不能发表意见的阶级”[12]。
此外,列宁还认为,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障碍,无产阶级“不打倒这些反动支柱,就根本无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有成效的斗争”[13]。无产阶级的任何改良主义要求,都会受到政治上的种种限制,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人同专制制度的冲突,因此只有首先解决掉专制制度,才能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充分发展,为他们的斗争扫清战场[14]。
最后,随着对俄国革命各种任务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列宁认识到,推翻专制制度、实现政治自由、建立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是完全、彻底、可靠地实现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前提。[15]因此,照列宁早期的说法,无论是就俄国社会发展的利益而言,还是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言,俄国工人都需要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16]列宁关于专制制度下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首先要争取政治自由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当时的俄国,把政治自由作为斗争目标的派别很多。但是与其他阶级提出的政治主张相比,列宁提出的政治要求更加丰富。此外,列宁在民主革命时期就非常注意吸收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经验,尤其是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因此其政治要求中除强调一般的政治自由外,还包含着从激进资产阶级民主向无产阶级民主过渡的趋势。
在列宁早期的文章中,他一般只是笼统地谈推翻专制制度,至于具体用什么政治制度来替代沙皇专制制度,在不同的时期表述略有不同。在1895年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列宁较为全面地列举了工人应该争取的政治斗争目标,这代表了他这一时期对俄国工人政治斗争目标的基本设想。这些斗争要求具体包括:建立由民选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实行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赋予人们以集会、结社、罢工和出版的自由以及宗教自由、迁徙和流动自由、从事各种职业的自由等等[17]。从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史看,列宁提的这些政治要求在当时还是比较激进的,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未能实现人人拥有平等的普选权利。[18]列宁规定的这一政治要求体现了他自己所说的名言:“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是追求自由的先进战士。”[19]无疑,这些要求都是民主主义范围内较为彻底的要求,但是与巴黎公社原则相比,上述民主要求仍然有不少的局限性,这也为列宁这方面思想的发展、深化留下了空间。
在1899年《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中,列宁所列举的政治要求相对于1895年有了一些补充,新增或者修改的条款包括:“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官吏由人民选举产生”以及“发给代表津贴”(以方便工人参政)等内容[20],这就朝着巴黎公社型的民主进了一步。在1902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除了在具体政治目标上向巴黎公社原则的进一步接近(如提出法官由人民选举产生[21])外,列宁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人民专制”[22]来描述俄国无产阶级在近期要争取的政治目标。这样,列宁的政治斗争目标就由建立民主共和国进一步发展为“人民专制”。
“人民专制”显然是相对封建专制或者沙皇专制而言的,列宁当时对此的解释为:“国家整个最高权力掌握在立法会议手里,立法会议由人民代表组成,它是单一的议院”[23]。照这个意义解释的“人民专制”不过是一般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同义词,因此这个词在这里还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人民专制”这个概念暗含的对封建反动势力实行“专政”和镇压似乎预示着列宁民主革命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八小时工作制与工人阶级的自我限制
在1905年之前列宁起草的各个党纲(草案)中,争取俄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改良一直是仅次于政治自由的第二大目标,而且与其他目标相比言,纲领中关于工人经济社会权益的改良要求在内容上是最稳定的。列宁为俄国工人制定的经济纲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在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其他增强工人权力、改善工人处境的要求,如1902年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中提出要求限制工厂主对工人的无限权力,提高工人在工厂事务中的发言权,促进工人的劳动保护,争取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种经济、社会权益等。[24]
毫无疑问,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争取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地位的改善属于改良范畴,因为它并没有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因此列宁当时主张八小时工作制无疑也是一种经济上的改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八小时工作制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如果把八小时工作制这一要求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我们不能不看到它在当时的俄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进步的。实际上,八小时工作制作为一个口号被正式提出是在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的大罢工期间,而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八小时工作制在西欧国家成为法律多数也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情。[25]由此不难想见,在1900年前后、在资本主义发展还相对比较落后的俄国,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是多么的激进。因此,通过党纲中一直坚持的八小时工作制我们可以看到,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具有当时最先进的政治认识和观念,他们不愧为俄国工人阶级利益的积极代表者。八小时工作制条款也凸显了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觉而明确的阶级定位,即这个党是一个立足于俄国工人阶级、为工人阶级谋求利益的政治团体,这就同当时其他形形色色的以全民利益代表者面貌出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划清了界限。[26]
列宁重视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除了其自觉的阶级定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认识到,工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必须以工人的经济斗争作为必要补充。列宁虽然认为俄国工人的首要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提出工人要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但是他也指出,社会民主党要组织工人积极参与争取政治自由的政治斗争,就必须同时把争取工人利益的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工人积极的政治斗争必须以经济斗争做基础,因为只有经济斗争才能广泛地把工人发动、组织起来,让工人在同资本家的斗争中得到组织和训练,让他们意识到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否则,脱离经济斗争的政治斗争就会沦为脱离工人群众的工人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运动:“工人运动只有在各方面充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同反资本奴役的政治斗争融合为一体的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强有力的。”[27]
为工人阶级争取经济利益,这于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在于,在当时的俄国这个斗争目标能提到什么样的程度,而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无法给出现成答案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当时俄国社会发展阶段,分析其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列宁在历次纲领中关于工人的要求都只以八小时工作制为限,这表明他当时争取的只是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发展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要求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此他写道:“在工人部分中,我们还是停留在(虽然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有自己独立的意图和打算,但毕竟还是停留在)社会改良的基础上,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要求的只是资产阶级在还没有丧失自己统治的条件下可以(原则上)给我们的东西。”[28]这也就是承认,俄国面临的首先是民主主义的任务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俄国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就要求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工人阶级进行自我限制,他写道,“在提出最近要求的工人部分中,我们不能提出社会革命的要求,因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已经是实现我们最终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了。”[29]
在1905年之前的纲领中,八小时工作制总是位于俄国革命任务的第二位,这固然突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鲜明的工人阶级性质,但是这也意味着它在重要性上超过了除政治自由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如土地和农民问题,而这后者无疑是民主革命中极为重要的问题。那么,列宁在1905年之前怎样看待俄国的土地问题呢
三、收回割地:从“双重原则”到对小私有制的特殊支持
土地问题,即消灭俄国农村残余的封建农奴制土地关系问题,是俄国革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注意到了俄国的土地问题,在“劳动解放社”时期普列汉诺夫等人就提出要消灭俄国土地中的封建关系,此后这一思想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思想。但是由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如何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土地纲革命领成为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的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很早就开始论述俄国的农村问题,现行《列宁全集》(中文版)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农民经济生活的。列宁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的思想构成了他的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这里有必要仔细加以考察。
列宁对俄国土地问题的认识随着俄国革命进程的展开而发展,随着他对俄国土地关系研究的深入而不断科学化,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俄国农民的革命潜力进行了不断的挖掘,对俄国革命特点的把握也越来越深刻。在1905年以前,列宁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认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时间上大致以1902年为限。
在列宁最初走上革命斗争道路的时候,在俄国革命左翼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强调俄国村社留下的风尚传统,认为俄国村社就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公有制的体现,由此美化俄国农民,甚至把俄国农民看作是社会主义的“选民”。俄国民粹派否定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进步性,试图阻止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保留村社。恩格斯在论述俄国农村村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时候曾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批评。[30]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日益表明,民粹主义设想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缺乏现实性,因此这一思潮逐渐发生分化,从中分离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俄国村社已经大为破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保留村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机遇几乎丧失之后,以丹尼尔逊等为代表的民粹派经济学家仍然把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灾难的,否定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这样,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左翼知识分子中的领导地位,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同当时主要的左翼思潮——民粹主义进行斗争。
列宁自觉地参与到与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去。贯穿他早期关于农村问题著作的总的精神,是要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现实性和必然性,并以此为依据批判民粹主义。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1895)、《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1899)等著作中,列宁结合大量的实证材料证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地主徭役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农村居民在商品货币关系作用下的阶级分化,以及农业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的产生等。列宁批评民粹派害怕、否定和拒斥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写道:“不应该希望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相反地,应该希望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彻底发展” [31]。列宁力图证明资产主义已经是生活中的事实,认为它已经深深渗透到农业的生产关系当中去了。列宁的这一判断成为他制定土地纲领的认识基础。
在1895年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列宁提出了他的第一个土地纲领。这个纲领的比较简单,内容共有四条:1、废除赎金,对已缴赎金的农民给以补偿,把多缴入国库的款额归还农民;2、把1861年从农民手中割去的土地归还农民;3、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担负的赋税完全平等;4、废除连环保以及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令。[32]这四条要求的核心是归还在1861年改革中从农民村社中夺去的土地(割地)并归还赎金,这一方面是试图纠正1861年不公正的改革,另一方面是使土地从封建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促进农业资本主义关系的顺利发展。但是,这里对割地之外的地主土地没有涉及,归还割地是否需要补偿、归还的土地如何支配等问题都语焉不详,因而这个纲领虽然有反封建的精神,但是并不完善,留下了很多问题。
1899年《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是列宁专门为评述1885年“劳动解放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而写,在土地问题方面它重复了1895年纲领的要求,不同的是列宁在这里提出了解决俄国土地问题需要遵循的原则,这使得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他指出俄国农民问题同西欧有很大不同:“在西欧所谈的农民几乎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农民,在俄国所谈的,主要是受资本主义前的制度和关系的压迫、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并不比受资本主义压迫轻(甚至更重)的农民。在西欧,农民作为阶级已经完成了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提供战士的使命,在俄国则还没有完成。”[33]也就是说,列宁在这里确认农民是俄国民主革命的动力,这就使得土地问题的解决同总的政治革命任务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具体涉及到土地问题的时候,列宁对小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深受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的有关表述的影响,他很谨慎地注意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避免掉入小资产阶级的泥淖,给自己提出“怎样提出要求才不致支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小有产者”[34]的问题。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支持农民,只是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农民,而不是支持作为小资产者的农民,不是支持他们的小私有制的要求。“支持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也决不等于支持小资产阶级。”[35]这样列宁实际上确定了在土地问题上的两个原则,一个是面向过去的,即支持农民反对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一个是面向未来的,即不支持用农民的小土地所制来代替大地产。相应地列宁把社会民主党的农村要求归结为两点:一是消灭农村中一切资本主义前的、农奴制的制度和关系,二是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具有更公开更自觉的性质。[36]
列宁提出土地纲领要遵循的两个原则,实际上是想把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原则贯彻到民主主义的斗争中,它试图把最低纲领和向最高纲领的转变结合起来,这使得这一双重原则包含着一定的矛盾。应该说,为了使农村的阶级斗争自由发展,对以小土地所有制应采取何种态度要取决于实际情况。而俄国面临的任务无疑是彻底消灭俄国农村的封建残余,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这就需要重视作为基本革命力量的农民的要求,因此在土地问题上还需要适当满足农民的要求,否则就有可能压抑农民积极性,难以得到农民的支持,甚至为农民所抛弃。换句话说,在一定条件下,对农民的土地要求的适当支持,是完成深刻的民主革命所要求的。而列宁确定的“双重原则”无疑会限制对农民要求的响应。反映在具体问题上,例如对于收回的割地如何处理,双重原则中的后一条决定了列宁会反对把割地交给农民(甚至反对收回割地),因为部分地主的割地已经用于大规模生产,把它收回只能造成对既有的大地产、大经济的分割。然而列宁虽然不支持小私有制,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却另有说法。他认为收回割地主要是用自由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代替“纯粹徭役制式的旧经济”,而不是小经济代替大经济,因而是进步的,它也并不表明社会民主党支持小私有制。[37]也就是说,列宁同意收回割地,但又避免把收回割地同支持小私有制联系起来。
列宁处理土地问题的双重原则,是他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路线贯穿到俄国土地问题中的一次尝试,但是这一尝试由于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同时运用到土地问题上去而遭遇到了困难(或者说列宁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困难)。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是列宁对于俄国农民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还没有足够的认识[38]。早年同民粹派斗争的需要使得列宁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对消除农业中农奴制残余的迫切性却显得有些认识不足。[39]其次,这与俄国土地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也有很大的关系。在1861年改革之后,俄国农村浓厚的封建农奴制残余再加上新发展起来的商品货币关系及雇佣关系,使得整个土地制度纷繁复杂,这也决定了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如何用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这两个原因决定了在缺乏大规模群众运动检验的条件下,列宁早年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观点只能是初步的、试探性的。
列宁上述对农民和土地问题认识的局限在1902年前后有所改观。在这一年俄国农村发生了广泛的农民运动,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农民中蕴含的巨大革命能量更感性地进入了列宁的视野,这促使列宁改变了对农村矛盾和农民革命性的估计。1901年底列宁写了《工人政党和农民》一文,专门论述社会民主党对农民的策略问题。在这篇文章里列宁对农村两种矛盾的估计上有了变化。他指出俄国农村并存着两种阶级对立,即农村工人和农村企业主之间的阶级对立,全体农民与整个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他认为第一种对立在日益增长和发展,而第二种对立在逐渐减弱并在很大程度上已成过去;但“对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第二种对立才具有最本质和最重要的实际意义”[40]。也就是说,列宁把农村中反对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斗争摆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首位,这就为后来确立政治上正确的土地纲领奠定了基础。
为了准备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在1902年1月底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与1895年的纲领相比,1902年纲领在土地问题上的变化主要是在割地问题上,首先它明确指出对割地采取剥夺的方式;其次明确了割地的归属,即把它交给村社而不是直接交给农民个人;最后,它把实现纲领的方式开始写进纲领,即认为需要成立专门的组织——农民委员会来处理割地问题[41]。因此相对于之前的纲领,这个更加具体,也更加激进。此后列宁又在1902年2-3月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对自己的土地思想进行了正式表述。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列宁坚持了农村斗争的两个目标,即消灭封建残余和促进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42]他指出了俄国农村土地关系的复杂性。他认为在农业方面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关系和旧的农奴制残余交织在一起,关系错综复杂——与资本主义大工业带来的简单化关系不同,在农业领域俄国农奴制没有“任何表现或肯定这些残余的统一的法律设施”[43],因此消除农奴制也就没有统一的措施,而必须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列宁在纲领中再次论证了收回割地的必要性。他具体分析了割地和农奴制残余之间的关系,指出地主的割地是封建残余的主要基础。列宁指出,1861年改革后,地主从村社拿走了一部分土地即割地,割地和农民的土地交错在一起,且割地往往是农民在经济上离不开的(如放牧、砍柴、取水等),农民土地的耕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主割地所提供的那些自然条件,由于这种依赖关系农民原先对地主的劳役义务就变相地保存下来了。因此,要消灭封建土地关系,就要没收地主的割地。列宁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几种具体情况,最后把其主张统一成为“收回割地”。[44]但是当时党内对列宁的这一主张有不同意见,其中主要的指责仍然是认为收回割地会加强小私有制。
前面已经介绍,1899年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不能支持小私有制,当时他为收回割地辩护的理由是,收回割地是用自由的地产来替代地主的封建地产,而不是用小私有制来取代大地产。到1902年列宁虽然继续坚持收回割地的主张,但他的辩护依据却发生了变化——这里他坦率地承认收回割地会直接增强小私有制,不过他认为这种小私有制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私有制。他指出,俄国农村的割地问题属于农民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农奴制土地关系的矛盾;而同农奴制关系相比,农民的小私有制恰恰是进步的。至于社会民主党不支持小私有制(即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所表述的原则),指的则是小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大生产矛盾的时候不能给予前者以承诺和支持。他写道:“小农在农奴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交界线上所处的矛盾地位,证明社会民主党给予小私有制以特殊的和暂时的支持是完全正确的。”[45]这样列宁区分了两种对小私有制的支持,从而把自己从恩格斯的那个“魔咒”中解放了出来。此后列宁在其他几个地方也谈到小土地所有制代替割地的必然性和进步性,如在1903年6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章程草案》中,列宁在同伊克斯辩论土地纲领时提出,“我们会同爱尔兰的情况一样,需要实行一次把佃农变为小私有者的现代农民改革。”[46]
列宁突破原先的“双重原则”,转而论证给小农以特殊支持的必要性,这不能不说是其土地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个突破的关键,是列宁从俄国实际出发,突破对社会民主党信条的教条式运用。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的是资本主义不发展背景下的民主主义任务,在当时的俄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具有头等的意义,这就使得农民运动对于民主革命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历史方位也决定了在俄国对待小私有制的策略不能简单等同于在大工业已有较大发展的西欧的策略,社会民主党只有支持农民才能激发他们去参与民主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使俄国革命有尽可能的深度和广度。实际上,列宁注意到了支持小农所能获得的政治效用。他指出,“在俄国农村现实的阶级关系下,支持小农就能大大推动阶级斗争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要“设法燃起农民对农奴主—地主的阶级(等级)仇恨的余烬”。[47]
当然,列宁的突破还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社会民主党不会去主持平分土地的工作,因为这会直接促进小私有制。实际上在割地的处理问题上列宁并不直接主张土地平分,他主张将割地交给村团处理。他还对当时有影响的两种观点即土地平分和土地国有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当时有人问道,既然收回割地中包含了直接支持农民的小私有制的内容,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主张土地平分、或者要求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呢列宁答道,民粹派的“土地平分”纲领其中既有革命的成分(铲除农奴制),也有把小资产阶级土地普遍化和永久化的反动空想成分在里面。因为土地平分把这里的关系简单化,是向小资产阶级倾向作了过多的让步,成了尾巴主义。而相比于土地平分,归还割地则是在农民、地主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之间取得了一种暂时的然而必要的平衡。[48]例如,对于已经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大地产,就不可能用土地平分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个情况要求平分,就是支持小农来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这就真正违反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了。
至于土地国有化的主张,在1905年之前列宁对其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这种否定更多的是一种策略上的否定而不是根本原则上的否定。他写道,“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虽然在原则上完全正确,在一定时期完全适用,但是目前,在政治上不妥当”。[49]实际上,列宁认为在革命时期他并不会拒绝提出这个要求。列宁反对国有化的理由是缺乏政治条件。他区分了两种不同时期的土地纲领,即社会革命时期和“政治奴役时代”的土地纲领。他认为,在政治自由实现以前,“用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来表现反农奴制的民主运动的直接任务就太软弱无力了。”[50]在列宁看来,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全体农民来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全部土地国有化则把矛头同时也指向了资产阶级的土地,“在某种程度上却会使人忽视农奴制的最突出的表现和最厉害的残余” [51],会妨碍主要任务即消灭封建残余的完成。此外,列宁还认为,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时代,提土地国有化会给人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幻想,因此提土地国有化是错误的。他有时还利用农村土地关系的复杂性来说明国有化的不策略性——俄国土地关系复杂,不能用土地国有化这样单一的措施来解决复杂的问题。例如,对没收的寺院和皇族土地,他就不做进一步说明,因为如果将没收的土地国有化,就排除了对土地进行其他形式处理的可能性。[52]列宁坚持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他只把把消除农奴制作为第一位的目标,至于其后的发展,他给实践留下充分的空间。
应该指出,列宁这里对于土地国有化的批评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其中既有其自相矛盾之处,也有失之主观的地方。例如,他提出国有化要以政治自由为前提,可是他自己收回割地的要求不也是以政治自由为前提吗实际上,就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最后,列宁指出,“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开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可靠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 [53]列宁对于土地国有化的这一责难,表明他对于俄国革命任务之间的深层联系还缺乏足够理解。列宁对国有化的拒绝也同缺乏实践经验有关,因为在革命尚未发生之前,列宁并不知道农民对于土地问题的普遍要求如何,而只能按照通常的小生产者观念去揣度——似乎俄国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就一定拥护土地的小私有制。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能夸大列宁对土地国有化的否定程度,这种否定只是策略上而不是根本原则上,而这种有限的否定也为列宁后来转向土地国有化理论埋下了伏笔。[54]
总之,在1905年革命到来之前,列宁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收回割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纲领。列宁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和目标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彻底消除农村的农奴制残余,为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开展道路。因此,这一土地纲领的性质也是很明确的,是民主主义的。对此列宁说的很清楚,“我们提出归还割地的要求,是有意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现存制度的范围内。”[55]在此期间,列宁收回割地的指导思想经历了微妙的变化(即从双重原则转向对小私有制的特殊支持),其背景是列宁从早年强调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向对农村民主任务的日益重视,它反映了列宁对农民作为民主革命基本力量的认识的深化。[56]当然,列宁的土地纲领仍然是不完善的,因为作为一个政治纲领,收回割地的要求在实际上显得过于谨慎,它试图以科学的精神来应对复杂的现实情况,而没能把现实提出的最主要任务突出出来。此外,列宁对土地改革在俄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还有待进一步认识。[57]这种种状况决定了列宁的革命思想还将在革命的检验推动下进一步发展。
这样我们看到,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列宁在1905年革命到来之前初步确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三大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收回割地。在这三大任务中,争取政治自由始终被摆在首要地位,这显示了列宁对于争取政治自由的高度重视。为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等经济改良凸显了列宁纲领的无产阶级性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活动家主要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因此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相比之下,列宁对于俄国农村民主革命任务的认识就相对滞后。1902年以后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了较大的转变,他开始反思过去对于农民力量的估计不足[58],提出给小私有制以特殊的支持。但是这个转变仍然留下了一些问题,列宁的土地纲领还将在革命的检验和推动下中进一步发展。
注释
[1]《回忆列宁》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63页。
[2] 据列宁的姐姐回忆,列宁在哥哥牺牲后不久开始阅读《资本论》并投入其中,这对于列宁树立马克思世界观无疑有很重要的作用。参见《回忆列宁》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页。
[3] 本研究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为主要文本依据,该版全集所收之文章自1893年始。从《全集》最早的文章看,列宁在1893年已经完成了从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由于缺乏早期的有关实证材料,本书对列宁思想的分析将结合他后来的具体革命思想进行。关于列宁在1893年之前的思想并无确切的材料,这方面的研究可信度不高,可参考Ulam, Adam, The Bolsheviks, New York , MacMillan, 1965; Pipes, Richard, The Origin of Bolshevism: The Intellectual Evolution of Young Lenin, in Revolutionay Russia, ed. Richard Pip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8, pp 26-52. 另可见有关列宁的回忆录如《回忆列宁》(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
[4] “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地声明过,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政治任务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列宁全集》第四卷,333页)
[5] 参见Hal Draper, Karl Marx’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2,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p. 179-183.
[6] 早期的民粹派反对政治斗争,他们甚至寄希望于沙皇来保护村社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金雁:《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236页。
[7]《列宁全集》第七卷,113页。
[8]《列宁全集》第五卷,329页。
[9]《列宁全集》第七卷,116页。
[10]《列宁全集》第一卷,72-73页。
[11]《列宁全集》第四卷,220页。
[12]《列宁全集》第二卷,89-90页。
[13]《列宁全集》第一卷,72-73页。
[14]《列宁全集》第六卷,294页。
[15]《列宁全集》第六卷,418页。
[16]《列宁全集》第四卷,192页。
[17]《列宁全集》第二卷,71页。
[18] 参见[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页。
[19]《列宁全集》第五卷,329页。
[20]《列宁全集》第四卷,195页。
[21]《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8页。
[22] 《列宁全集》第六卷,194页。
[23] 该草案不是列宁起草的,但在表决时列宁表示同意。参见《列宁全集》第六卷,194页。
[24]《列宁全集》第六卷,196-197页。
[25]有迹象表明,在当前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当代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都有难以保障的趋势,关于这一现象的道参见《八小时工作制全球消亡 移动IT纵容工作超速》()等。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情况恐更不容乐观。
[2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严格的阶级定位,还反映在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对象的明确界定上。在1897年《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列宁写道:“我们的工作首先和主要是针对城市工厂工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力量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最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最发展,并且按其数量以及在国内巨大政治中心的集中程度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列宁全集》第二卷,430-431页)。“毫无疑义,党的一切战斗力量应当集中在城市和工业中心,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勇往直前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群众性斗争,只有这个无产阶级才能采取这样的斗争手段”。(《列宁全集》第四卷,384页)
[27] 《列宁全集》第一卷,284页。
[28] 《列宁全集》第六卷,290页。
[29] 《列宁全集》第六卷,290页。列宁也反对那种只关注工人眼前利益的经济斗争而忽视政治斗争、甚至认为政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而把其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那种思想。这种“经济主义”思潮在列宁被流放期间一度在彼得格勒工人运动中有很大影响,列宁同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30] 可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89-403页。
[31]《列宁全集》第一卷,433页。对列宁早期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研究,可参见Neil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Macmillan Press, 1983, pp 79-109. 另可参见商德文,《列宁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32]《列宁全集》第二卷,72页。
[33]《列宁全集》第四卷,197页。
[34]《列宁全集》第四卷,198页。
[35]《列宁全集》第四卷,198页。
[36]《列宁全集》第四卷,204页。
[37] 列宁的这一辩解显得有些勉强。实际上他自己也承认,在地主的旧经济和大经济之间并不能明确地划清界限(有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化的情况),但是他把这些棘手问题当作细节问题而加以回避。
[38] 此时的列宁由于对于农民小生产者情绪的警惕而对其革命潜力估计不足,他认为“把农民当作革命运动的体现者是荒谬的;党如果认为自己运动的革命性取决于农民的革命情绪,那是愚蠢的。”(《列宁全集》第四卷,199页)列宁把俄国农民的革命性看作是某种有待历史证实的东西。“至于俄国农民中的革命分子能不能至少有西欧农民在推翻专制制度时的那种表现,这个问题,历史还没有作出回答。”(《列宁全集》第四卷,199页)
[39] 例如,列宁在1899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专著中强调的仍然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农业资本主义的强调既是列宁这一时期土地纲领精神的反映,也表明列宁这一时期土地纲领的缺陷。不过,列宁在这里也提出了小资产者是民主革命动力的思想,参见Norman Levien, The Germanization of Leni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 35, No.1, pp. 1-37.
[40]《列宁全集》第四卷,382页。
[41]《列宁全集》第六卷,192页。
[42]《列宁全集》第六卷,296页。
[43]《列宁全集》第六卷,301页
[44]《列宁全集》第六卷,304页。
[45]《列宁全集》第六卷,306页。
[46]《列宁全集》第七卷,263页。
[47]《列宁全集》第六卷,305页。
[48]《列宁全集》第六卷,309-310页。
[49]《列宁全集》第六卷,311页。
[50]《列宁全集》第六卷,310页。
[51]《列宁全集》第六卷,310页。
[52]《列宁全集》第七卷,203-204页。
[53]《列宁全集》第六卷,198页。
[54]《列宁全集》第六卷,310页。
[55]《列宁全集》第七卷,215页。
[56]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列宁有这样一句话:“即使不通过这种政治改革的方式来实现消灭农奴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将农奴制剥削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剥削,不过这个过程中农民要遭受更多的痛苦。”(《列宁全集》第六卷,318页)列宁这里潜在地包含了他日后所讲的俄国农业两种资本主义演进方式的思想。
[57] 例如,在政治自由与土地改革之间的关系上,早期列宁只是单向强调政治自由对于其他改革的前提作用,但是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列宁开始提出反向关系,他把土地改革作为俄国的政治解放的前提。参见《列宁全集》第七卷,216页。
[58] 在1904年的《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指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批有名的农民起义时期表现的弱点不是过高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是过低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且没有力量来利用这个运动)”。(《列宁全集》第八卷,228页)
第二节 俄国革命的动力与无产阶级的位置任何一个自觉的革命者都需要明确革命的对象、它的领导力量及可以争取的力量,即要科学认识革命的动力问题。在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革命的动力问题相对比较简单,那里资产阶级是当然的领导力量,城市大学生、手工业者以及工场工人、农民等为革命提供战斗力量。然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背景不同,它是在英法等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一百多年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对俄国形成极大的国际竞争压力的时代发生的。此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无产阶级已经形成,并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形成了自己的政党,他们已经成为俄国的重要政治力量,这就造成了俄国复杂的阶级态势。这种情况要求俄国工人革命家根据俄国国情特点制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确定对待其他阶级的态度。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最终导致了党的分裂。
近代俄国长期处于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由于缺乏政党政治的条件,正式的政党产生较晚。只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产生了两个全国性政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1]在俄国政党政治尚不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列宁对俄国革命动力的分析通常是直接针对各个阶级进行的,这种阶级分析为日后政党政治迅速发展年代的政治分析奠定了基础。列宁对俄国阶级和政治力量的分析非常广泛,其中既有一些基本的长期趋势性的分析,又有结合具体政治形势对各个政治派别和集团作的应景式点评,而后者又往往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因此我们的介绍重点放在第一个方面,即列宁对俄国各阶级力量和立场的基本分析。
一、俄国各阶级与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在1905年之前,列宁对俄国革命动力的分析主要是着眼于各阶级对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态度。
列宁肯定了资产阶级是争取政治自由的力量。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利益矛盾。专制制度保证资产阶级可以粗暴地剥削工人,帮助资本家来防止社会主义,但是专制制度本身又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警察和官僚的压迫也时不时地激起包括资本家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愤恨。他写道,“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2]。由此列宁提出对于资产阶级与政府的任何冲突都要加以注意和利用。
列宁同时也指出了资产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的不彻底性。综合来看,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具有不彻底性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列宁认为,在专制制度下,虽然资产阶级也受到种种限制,但是它可以借助自己的金钱力量使得自己的利益在专制制度下得到某种表达。“富人可以贿赂官吏和警察,不至于吃他们胡作非为的亏。富人可以向最高当局告状。所以,警察和官吏向富人找碴儿的时候比向穷人找碴儿的时候要少得多。”[3]因此,与工人和农民相比,资产阶级对政治自由的要求远不那么迫切,“最需政治自由的是工人和农民”。对于政治自由需求程度的不同决定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坚决程度的差异。
其次,资产阶级是有产阶级,被财产所束缚,他们害怕激进的斗争,渴望秩序。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它的统治,必然要求保留君主制和常备军等国家机器和设施,这就会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彻底的民主要求产生矛盾。列宁认为,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人民群众愈是广泛发动,“他们中间要求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彻底民主化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的代表就愈多,而这种民主化势必摧毁任何资产阶级统治的极重要的支柱(君主制、常备军、官僚制度)。资产阶级民主派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因此,他们按其本性来说必定是不坚定和不彻底的。”[4]
最后,列宁还考虑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在消灭专制制度以后,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没有了中间障碍从而上升到首位,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就希望革命能停下来。他在早期的文章《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就表达了这点:“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纯粹民主主义的制度,但它在我们俄国却特别倾向于牺牲自己的民主主义,而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压迫工人,更加厉害地阻止工人运动的出现。”[5]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越是采取独立的运动,越是激进,资产阶级就越是害怕无产阶级有一天把矛头指向自己。“他们怕的是‘极端’派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目的,他们怕的是街头传单——无产阶级采取独立革命动的先声,而无产阶级不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不会罢休,不会放下武器的。”[6]因此,他们虽然知道专制制度会阻碍工业和社会发展,但是害怕政治和社会的完全民主化,害怕工人起来同它进行斗争,因而“随时有可能同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工人”[7]。列宁这里实际上指出,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转向反动,转向沙皇专制制度一边。
列宁早期对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特点的概括是其两重性,即“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8]列宁对于小资产阶级这种两重性的判断与他早期在土地问题上的“双重原则”是相呼应的。民主革命时期列宁对小资产阶级的这个评价带有同民粹派论战的浓厚痕迹,表明列宁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以社会主义的尺度来看待农民,对小资产阶级带着批判的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不利于列宁充分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动力作用。尽管如此,列宁对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肯定的,尤其是农民在土地革命中的作用。此外,他非常重视城市的小市民和大中学生等在争取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斗争中的作用,他曾经多次向这些阶层写公开信、呼吁书等。
列宁在肯定这些阶层作为民主主义运动的动力的同时指出,小资产阶级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是满足于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与无产阶级是不一样的:“俄国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作为与无产阶级相提并论的社会阶层,只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支柱。这不仅是从我们全部学说中得出的结论,而且是现实,而在政治变革时期和政治变革后的第二天,这个事实必然会更加强有力地表露出来。”[9]因此列宁也多次指出要与这些成分划清界限,为此他批评了社会革命党提出的把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合并的主张,指出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阶级基础,一个是明确地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一个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农民。在实践中,列宁对社会革命党的策略是既团结又斗争,既支持其作为民主主义力量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同时对其试图巩固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对其纲领中经常流露出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如将小土地所有制永恒化的观点)进行无情的揭露。
在列宁看来,在所有反对专制制度的力量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的阶级。这主要是由如下几个原因造成的:首先,俄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政治压迫最深,它没有手段去影响上层阶级和社会舆论;他们遭受警察和官僚的压迫,是受苦最深的。他们的这种状况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没有改善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只有同专制制度作殊死斗争才能改变这点。其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这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10]也就是说,列宁认为民主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工人自己的事业,工人需要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和锻炼起来,需要大规模的群众性宣传和鼓动,而这些没有政治自由是不可能的。[11]正是由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的这种关系,列宁要求无产阶级要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12]
二、俄国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与领导权
从上面我们知道,虽然认为各阶级在斗争的坚决性和目标的彻底性方面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在1905年之前列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看作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的力量,把他们都称作民主派。根据他们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的彻底性不同,列宁分别给这些“民主派”加以不同的限定,如“自由主义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等等。[13]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对其他各个阶级的策略就是遵循《共产党宣言》末尾提出的著名的策略原则:“无产阶级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14]。例如,在1902年前后列宁曾经同资产阶级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派进行过比较多的合作。
在提出同这些民主力量联合的同时,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要时刻牢记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要求无产阶级在这些斗争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是由于他认为无产阶级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与其他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的差别。
在列宁看来,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所要求的民主的程度上:“在政治要求方面,工人民主并不是在原则上而只是在程度上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区别”[15]。无产阶级要求彻底的政治自由,要求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废除任何阻碍人们开展政治活动的人为限制,废除官僚机构和常备军等,而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是不彻底的,他们只是要求同专制制度分享权力,他们害怕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真正获得完全的政治自由和权利,所以他们不是千方百计地去打破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试图将其中的一些有利于自己的部分保存下来,这点前面已有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斗争目标上的这种差异不能不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斗争态度和手段。
其次,列宁还指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是它的总目标的一部分。无产阶级除了要同专制制度进行政治斗争争取政治自由外,还要同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争取经济上的改善,这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为标志。列宁认为这种经济斗争是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除了得到即将转到工人这边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外,无产阶级是孤立的。他写道:“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16]这也是促使列宁确立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中保持独立性的一个原因。
最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这也决定了资产阶级只是无产阶级的暂时同盟。在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胜利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开始展开,对此无产阶级阶级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否则,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做他们的尾巴只能延缓这个斗争的到来。
正是由于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存在如此深刻的差别,列宁指出,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17],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和其他阶级一起进行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时,要时刻保持自己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要求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一刻也不忘记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对于任何企图从组织上或者思想上混淆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阶层的言行他都毫不留情地进行斗争。当时有人认为这样会破坏联合而不利于共同的斗争,列宁则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样只会加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因为只有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战士才是强而有力的,而把他们的利益蒙蔽起来则会削弱他们的力量。[18]值得注意的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还意味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支持只是在后者同专制制度斗争的时候,在他们争取民主的时候。对此列宁写道,“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根据他们实际上是否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和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如何”,由此列宁批评了一些孟什维克的天真设想,后者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结成的联盟可以用事先制订协议的方式加以确定。[19]
列宁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这一方面表明他对其他阶级尤其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提防,防止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这是俄国无产阶级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独立性”作为一个防守性而非进取性的概念,其中还看不出无产阶级将如何去积极影响、推动其他成分,即起领导作用。固然,政治斗争中的领导权并不是由某一个神秘的力量预先指定的,也不是靠某一种领导权理论赋予的,但是如果事先没有明确地提出领导权的要求,没有明确的争取领导权的意识,那么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无疑会比较被动。因此,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这一概念也意味着列宁还没有把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的领导权提上日程。不过我们并不能由此简单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列宁认为资产阶级会取得政治斗争的领导权。[20]就本书所见,列宁几乎从来没有明确承认过其他阶级对于斗争的领导权,虽然他对于斗争的结果不抱幻想——他坚持认为斗争的结果必然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指出只是在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时才对其给以支持,这也就表明无产阶级要在斗争中考察资产阶级,而不是事先就把领导权赋予给它。因此,在列宁这里,领导权问题更多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在实际的斗争中实现的。
虽然在1905年之前列宁用来规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作用的主要概念是“独立性”,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满足于让无产阶级仅仅扮演这一角色,在少数地方他也明确提出过无产阶级要争取领导权的思想。其实,列宁提出无产阶级要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这一点就已经隐隐包含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萌芽。无产阶级是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具有特别的彻底性和坚决性,这使得它在实际的斗争中对其他不彻底的、动摇的阶级处于一个监督、鞭策甚至是推动其前进的位置,因而就潜在地包含了无产阶级在争取民主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对此列宁曾经说道:“一切自由派,只有当它在实际上反对专制制度时,才配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唯一彻底的民主派即无产阶级对一切不彻底的(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这种支持,就是实现领导权的思想。……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在战争中实现领导权的应该是斗争最坚决……也就是那个批评任何不彻底性的民主派思想领袖”。[21]
列宁有关无产阶级应该争取领导权的思想在同经济派的斗争中作了较早的发挥。前面曾经提到过,经济派要求无产阶级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斗争上,争取工人经济状况的改良,而忽视工人的政治斗争任务,甚至认为政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列宁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强调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工人必须掌握领导权的思想。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要过问自由派的每一个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积极参加解决这些问题,使问题按照社会民主党的意图解决,否则就是把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民主派[22]。他还写道:“作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社会民主党应当……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的活动,向他们说明他们同政府的局部性的和职业性的冲突的普遍的政治意义,动员他们支持革命政党;应当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出一批善于从政治上影响一切反政府阶层的领袖。任何放弃这种作用的做法,无论用多么漂亮的话……等于是把领导作用让给资产阶级民主派。”[23]列宁甚至还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推翻专制制度的条件,他写道:“不懂得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把一般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不能够推翻专制制度”。[24]
总的来说,在1905年之前列宁论述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角色的主要概念是“独立性”。列宁没有明确地认为资产阶级一定会获得领导权,在他那里,领导权问题更多的是由未来的斗争来确定的,在少数场合他甚至明确提出了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的思想。列宁在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这种不确定性为其后来革命思想的发展留下了空间。[25]
三、农村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的两个联盟
以上对俄国革命动力的分析,主要是基于俄国的政治任务——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而言的。1905年以前列宁对其他阶级的策略基本上是基于各个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当然,在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任务之外,社会民主党还制定了工人的经济改良纲领以及农村的土地改革目标。不过在1905年以前,由于对农村民主任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列宁并没有很好地把它同争取政治自由这一政治目标整合在一起。他通常独立地讨论农民问题,为了反映列宁的这一思想特征,这里专门介绍他关于俄国农村阶级斗争的思想和他制定的无产阶级在其中的斗争路线。
在列宁起草的多份党纲中,土地问题都是作为对农民的专门问题而提出的,它不像争取政治自由那样被看作是“全国性”的政治任务。尽管列宁在一系列党纲(草案)针对农村问题提出的具体任务都是在民主主义范围内的,但是由于列宁运用阶级分析法对农民进行阶级划分,并且一直关注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列宁关于俄国农村阶级斗争的思想远比简单地消灭农奴制残余来得复杂。
在分析农村阶级斗争状况和发展趋势时,列宁首先强调俄国“农民”是相对地主而言的,是同地主对立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农民”,是作为一个等级的阶级。[26]他进一步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农民内部本身发生了阶级分化,因此需要分析农民内部的阶级构成。
在《告贫苦农民》一文中,列宁运用实证材料对俄国农民进行了阶级分析。他把农民分成三个主要的阶层,即贫苦农民、中等农民和富裕农民。这里列宁划分的标准不是按照土地占有数量,因为在他看来由于俄国土地关系复杂,不能依据法律意义上占有的土地多少来衡量,“最正确的办法,就是按马匹的多少来分富裕农民、中等农民和无产农民”[27],因为列宁认为马匹是当时俄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他把没有或者拥有一匹马的农民归为贫苦农民一类,根据俄国当时的统计资料这样的农民共有650万户(其中300万户是无马的,350万户只有一匹马);中等农民每户有2匹耕畜,共有200万户约400万匹马;最后是150万户富裕农户有750万匹马,也就是1/6的富裕农户占有近一半的马匹。[28]
列宁进一步指出了这种“阶层”划分背后的阶级关系。他认为,无马的农民一贫如洗,是农村的无产者;由于没有力量种地(即使有地也被迫租出去),他们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29];“有一匹马的农民,同无马的农民一样,也只能靠‘外水’来勉强度日。也就是说,有一匹马的农民已经不完全是业主了,成了雇工和无产者。因此,这样的农民就成为半无产者”,这样贫苦农民即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就有350万户,“他们只在名义上是农民,实际上是雇工,是工人。他们都应该同城市工人结成一个联盟”。[30]至于中等农民,他们介于富人和无产者之间,列宁认为他们几乎永远也摆脱不了债务,因为他们不像富裕农民那样有稳定的收入。少数中等农民可有转化为富农,大多数中等农民谈不上雇用别人,他们自己还得受人雇用。[31]而富裕农民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雇用雇农和日工,他们是农村的资产阶级。
基于上述阶级分析,列宁认为农村同时存在着两种斗争,一个是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一起反对地主的斗争,其次是贫苦农民和城市工人一起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前一斗争的内容是要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这是一般民主主义的,它本身并不能消灭剥削和贫困。只有第二个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俄国当前主要是第一个斗争,它完成之后才会有第二个斗争的全面展开,由此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两个联盟”和两步思想,即无产阶级首先和全体农民一起,推翻地主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和贫苦农民一起,在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提出要建立贫苦农民自己的独立组织,这也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在农村阶级斗争的体现。列宁对农村的这种阶级分析及由此制定的阶级斗争策略思想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后,他将贫农看作半无产者并提出无产阶级与之结盟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至于农村这两种斗争的关系,随着对农村阶级矛盾认识的深入,列宁的强调也逐步从资本主义矛盾转向一般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在1901年《工人政党和农民》中他对这两个矛盾进行了评估,指出虽然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富农)的矛盾将越来越增长,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也将成为过去,但是当前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对立“才具有最本质和最重要的实际意义”[32]。列宁认为,俄国的农村工人同农民的联系还非常密切,他们还遭受着一般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所以农村工人运动,无论现在或最近将来,决不会有全国性的意义。”[33]
对于农村的阶级斗争,列宁提出俄国工人阶级的方针是两个联盟,那么列宁怎么看待城市自由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呢资产阶级在俄国的土地问题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在1905年之前,由于农民土地革命还没有成为现实的议程,自由派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正面表态较少,列宁对此的论述也较少。在1903年底《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中,列宁较早对自由派的土地纲领进行了评价。他把自由派的土地纲领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的近期趋势是一致的,大部分要求也是相同的,都是要消灭农奴制残余。但是列宁也指出了二者的重要差别:第一,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用革命的办法,采取革命的坚决态度,自由派则主张用改良的办法,采取不坚决的行动。第二,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指出,清除了农奴制残余的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他们预先揭露了这个制度的一切矛盾,还力图立即扩大这个新制度内部蕴藏着的、而且现在就已暴露出来的阶级斗争,使这个斗争更加自觉;自由派却忽视清除了农奴制的这一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掩盖这个制度的矛盾,竭力缓和这个制度内部所蕴藏着的阶级斗争。[34]这样我们看到,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与他们在争取政治自由问题上的分歧是很相近的,因而就动力结构而言这两个问题是类似的。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把列宁早期对俄国革命动力的分析同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关于德国革命的分析做个简单的对比。[35]在1848年革命前的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资产阶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的不彻底性,提出了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的策略原则。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资产阶级会获得这个斗争最初的领导权,革命建立的首先将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才开始新的斗争。如在1847年2月的《普鲁士宪法》一文中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政权一旦建立起来,特殊的独立的民主运动马上就会开始。”[36]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则这样写道:“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37]而列宁把革命的领导权看作是由实际斗争来解决的问题,并已经由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思想。此外,在农村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之前论述很少,列宁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的认识则比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得多,他提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两条战线、两个联盟的思想。马克思有通过不断革命将德国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38],而列宁则认为俄国革命将导向资本主义。
当然,列宁对于俄国革命动力的分析还是不成熟和不完善的。首先,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列宁的提法还不够明确和稳定,独立性仍然是他主要使用的概念;其次,由于对土地任务的重要性估计不够,列宁对农民的革命潜力仍然存在低估的倾向;最后,列宁没有把三个任务综合起来思考,对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地位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列宁认识上的这些不足,主要是由于缺乏实际的革命经验作基础,因而可以预计,他的革命理论必定会在革命过程中得到检验和完善。
注释
[1] 当时有一些民族党和地区党,但是它们的影响并不如这两个政党大,见叶艳华:《俄国早期政党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列宁全集》第六卷,248页。
[3]《列宁全集》第七卷,145页。
[4]《列宁全集》第九卷,62-63页。
[5]《列宁全集》第一卷,73页。
[6]《列宁全集》第九卷,63页。
[7]《列宁全集》第二卷,436页。
[8]《列宁全集》第一卷,70页。
[9]《列宁全集》第六卷,362页。
[10]《列宁全集》第二卷,436页。
[11]《列宁全集》第二卷,88-89页。
[12]《列宁全集》第二卷,436页。
[13]《列宁全集》第九卷,6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66页。
[15]《列宁全集》第六卷,251页。
[16]《列宁全集》第二卷,431页。
[17]《列宁全集》第二卷,92页。
[18]《列宁全集》第三卷,436页。
[19]《列宁全集》第九卷,172页。
[20] 这点已经为部分学者所注意,如Fitzpatick在论述俄国革命史的著作中就提到这点,他认为列宁从来没有接受资产阶级成为俄国反转之斗争的天然领导的思想,见Sheila Fitzpatric,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isty Press, 1994, p31。
[21]《列宁全集》第九卷,171-172页。
[22]《列宁全集》第六卷,250-251页。
[23]《列宁全集》第五卷,329-330页。
[24]《列宁全集》第六卷,328页。
[25] 无论无产阶级是要在政治斗争中保持独立性,还是要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并进而实现领导权,都需要她建立独立巩固的政治组织。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俄国,这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众所周知,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限于篇幅,本书不拟详细讨论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
[26]《列宁全集》第六卷,287页。
[27]《列宁全集》第七卷,129页。
[28]《列宁全集》第七卷,130页。
[29] 其实这里应该还有租用地主的马匹的情况,也就说可能受农奴制剥削,但是列宁却强调他们受富农的剥削,因此这里也就存在低估俄国农村农奴制残余的危险。
[30]《列宁全集》第七卷,135页。
[31]《列宁全集》第七卷,136页。
[32]《列宁全集》第四卷,382页。
[33]《列宁全集》第四卷,382页。
[34]《列宁全集》第八卷,76-77页。
[35] 关于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的理论与策略的详细讨论,可参考Hal Draper,Karl Marx’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2,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186-201。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40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374页。
[38] 参见Hal Draper,Karl Marx’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2,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p 201-249.
第三节 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问题以上我们所介绍之俄国革命的任务与动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俄国面临的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或曰民主革命,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毫无疑问的,这在列宁那里也是相当明确的。
这个时期列宁判断革命是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是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关论述,即看这个革命是否消灭剥削,是否消灭资本的权力,是否消灭商品和货币。如在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他写道:“要求铲除这些祸害,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这些祸害丝毫不能说明剥夺和剥削,铲除这些祸害丝毫不会触动资本对劳动的压迫。”[1]在1895年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中他写道:“只有当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全部土地、工具、工厂、机器、矿山转交给全社会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时,这个斗争才能结束。”[2]类似这样的说法很多,不必赘述。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商品生产,消灭货币。无疑,用这些尺度来衡量的话,俄国革命的三大任务,无论就其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还是消灭封建残余,它们无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其矛头都不是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和货币权力[3],其结果是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就是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者说一般民主主义性质。
列宁对革命的性质非常清醒,严格注意对党纲中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进行区分,他曾这样写道:“我们必须把这第一步同别的许多步以及我们最后的主要的一步区分清楚。”[4]“只有毫无原则的社会革命党人才会混淆而且一直混淆民主主义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无产阶级的党却必须极其严格地把二者区别和区分开来。”[5]“谁要是把第一步同最后一步混淆起来,他就是在损害这场斗争,他就是在不知不觉地蒙蔽贫苦农民。”[6]对俄国革命性质的这一判断成为列宁进行实际政治活动的重要指南。他自觉地把自己的活动严格限制在民主主义范围内,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最低纲领”范围内。例如,在争取工人阶级利益时进行自我限制,在1902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列宁写道:“在工人部分中,我们无条件地局限于最低纲领的范围”[7];在农村的土地问题上他这样写道:“我们提出归还割地的要求,是有意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现存制度的范围内。”[8]当时有人认为,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就是贬低革命,他对此写道:“这种承认是对实际情况的唯一正确的阶级分析。严格地区别本质不同的各个阶段,冷静地探讨这些阶段到来的条件,这决不等于把最终目的束之高阁,决不等于提前放慢脚步。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加快步伐,正是为了尽可能迅速而稳妥地实现最终目的,才必须了解现代社会里的阶级关系。”[9]
列宁自觉把当前斗争限制在民主主义的范围(即最低纲领)内,其逻辑前提是俄国并不具备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俄国革命的前景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他多次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的完成将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
例如,就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而言,列宁多次提到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有利。他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忽视下面一点:他们首先所争取的政治自由,会首先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根据这一点而反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只有那种陷入空想主义或反动的民粹主义的拙劣偏见中的社会主义者。”[10]而党纲中关于工人的要求部分,也只是为俄国工人争取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并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同样,俄国农村的迫切任务是要消除封建农奴制残余,其结果也是导致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当前的农民运动清除了束缚我国农村中已经成熟的资产阶级基础的农奴制羁绊以后,能够建立的和一定要建立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结构,而是资产阶级的农业结构。”[11]列宁在土地问题上从双重原则转向给小土地所有制以特殊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认识到俄国农村的当前任务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因而反资本主义还不是主要任务的结果!正是由于列宁坚持革命的目的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他才“反对一切阻止资本主义发展、因而也阻止工人阶级发展的企图”[12]。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社会革命党通过革命来巩固公社、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批判。社会革命党认为俄国革命将实现劳动农民的利益并把这称为社会主义,为此提出要巩固村社,反对给农民以支配自己土地、进出村社的自由。列宁指出这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空想,他认为俄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目的和结果,就是要为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开辟道路,因此他要求给予农民以自由支配土地的权利,从而最快地促进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13]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知道革命的结果将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甚至是建成一个“正常”的资产阶级社会,但是无产阶级仍然要积极参与这个革命;如果资产阶级无力建成这样的社会的话,无产阶级甚至还要帮助去完成,用列宁的话说,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在世界各地提出和实行这样的任务:完成资产阶级没有做完的事情”[14]。他写道,“我国所谓的农民‘改革’所实现的民主改革愈少,我们就愈是要更加努力和更加经常地回复到过去”,回复到俄国的1861年去。[15]当然无产阶级的这些斗争并不是白费力气。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参与完成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对无产阶级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意义,如从革命中得到直接的经济改善和组织锻炼,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会带来无产阶级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等。
虽然革命的直接结果将是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列宁并没有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放到遥遥无期的未来。在他看来,在最低纲领实现之后,无产阶级就要准备为最高纲领而斗争,如在农村问题上,他认为农奴制残余一消灭新的斗争就会开始:“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一起反对地主的时间是不会很长的。只有第一步我们能同他们一起走,往后就要分道扬镳了。”[16]列宁认为,农村斗争的最后一步,同城市是一样的,那就是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全部土地和全部工厂,建立社会主义社会。[17]至于如何从这第一步过渡到这最后一步,列宁设想中间会经过很多步骤[18],为此重要的是提前为最低纲领实现以后的斗争准备好条件——无论是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还是在农村中建立贫困农民即贫雇农自己的组织,抑或是建立强大的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工人阶级政党等,这些无不同时是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准备工作。对于这后一次斗争的结果列宁是很自信的,在他看来,贫苦农民和工人的联盟有几千万人,而富人和资产阶级的联合只有几十万人,因此前一个必定战胜后一个。[19]
以上是1905年之前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他力图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俄国革命,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形成了重要结论:在俄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问题上,列宁认为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将遵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希望俄国先通过革命发展到“更为现代化的和人道的欧洲资本主义形式”[20],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策略上则列宁严格地区分了革命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在当前的斗争中自觉地限制在最低纲领范围内。列宁在1905年革命前关于俄国革命的分析同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之前对德国的分析大体上是相似的。虽然列宁在若干方面(如建党问题、领导权问题等)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总的来说,列宁这时所阐述的革命理论和纲领还没有什么崭新的特质,列宁设想的俄国革命还没有表现出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何重大的不同。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列宁革命思想中包含着俄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使得它蕴含着丰富的发展可能性。一方面,在列宁那里俄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是毫不含糊的,俄国革命将扫清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为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发展创造条件。列宁并且也认为,这是俄国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俄国社会利益。[21]另一方面,列宁又从未承认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领导权问题在他那里是不是一个可以从理论上预先确定的问题,也就是说,是需要通过政治斗争才能最后确定的。而且列宁已经初步提出无产阶级要争取这场斗争的领导权的思想。这样,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的论述就与其关于俄国革命动力和领导权的论述之间就存在着某种紧张:如果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那么无产阶级能否承担起领导作用如果无产阶级负起革命领导之责,那么革命又怎么会导向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转变为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它又将具有什么样的新前途显然,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列宁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随着1904年日俄战争中俄国颓势的出现,列宁开始考虑俄国出现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并着手准备武装起义,这就将无产阶级领导起义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了。
注释
[1]《列宁全集》第一卷,253页。
[2]《列宁全集》第二卷,70页。
[3] 关于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思想,列宁在1905年11月底《对加里宁<农民代表大会>一文所作的增补》一文中说的很明确:“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见《列宁全集》第十二卷,95页。
[4]《列宁全集》第七卷,164-165页。
[5]《列宁全集》第七卷,262页。
[6]《列宁全集》第七卷215页。
[7]《列宁全集》第六卷,289页。
[8]《列宁全集》第七卷,215页。
[9]《列宁全集》第九卷,112页。
[10]《列宁全集》第四卷,63页。
[11]《列宁全集》第六卷,380页。
[12]《列宁全集》第二卷,72页。
[13]《列宁全集》第七卷,167、265页。
[14]《列宁全集》第七卷,261页。
[15]《列宁全集》第七卷,261页。
[16]《列宁全集》第七卷,164页。
[17]《列宁全集》第七卷,164-165页。
[18] 如在《告贫苦农民》一文中他指出,当农民得到完全的平等权利和消灭农奴制盘剥,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同城市无产者的联盟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后,就能很容易地揭穿资产阶级用来引诱中等农民的种种骗局,“就能轻而易举地很快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反对政府一切势力而迈出第二步、第三步,直到最后一步,我们就能坚定不移地走向胜利,很快地争得全体劳动人民的完全解放。”(《列宁全集》第七卷,169页)
[19]《列宁全集》第七卷,164页。
[20]《列宁全集》第一卷,332页。
[21]《列宁全集》第四卷,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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