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是真实可信的

　　

　　吴文泰

今年《钟山风雨》杂志(双月刊)第3期发表了一位教师写的文章,题目叫《毛泽东少年时爱劳动吗》。这位教师运用逆向思维,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进行简单推论,得出了少年毛泽东游手好闲、不爱劳动的颠覆性结论。其推论的依据和程序是:以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时在农业问题上犯的几乎全是带常识性的错误,如相信一亩稻麦高产几千、几万斤,甚至还为粮食多了没地方存放而担忧,为起点,第一步推论出:毛泽东少年时不爱劳动,只想“扫天下”的鸿鹄之志,连一亩地能产多少稻谷这些起码的农业常识都没有。并且引用《西行漫记》中毛向斯诺自述的“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来佐证。在假定此推论成立的基础上,又进行第二步推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小学老师讲的、课本上写的毛泽东从小爱劳动、天下雨不急着收自家晒的谷子,先帮助别家去收谷等故事,都是编出来的,因而是骗人的、不可信的。教师在文章一开头就讲到的苏联旧事解密,说什么上个世纪50年代编入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好几篇列宁的故事,都是作家被迫无奈硬编出来的,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帮衬说明,毛泽东少年爱劳动和帮助穷苦人的故事也是编造的。这位教师的推论到此还不肯罢休,最后说出了他不吐不快的心里话:“现在议论毛泽东少年时是否爱农业劳动,也不应该是原则错误吧。我当然不会喊什么‘我们再也不受骗了’,从此与谁一刀两断,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做教师的,无论如何不要把从前别人骗我们的东西再拿来去骗学生。”大概正是看好了这些话,《作家文摘》摘发了此文,并作了个深沉的标题:《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领袖》。

恕笔者武断,这位教师的推论是形式逻辑的简单推论,因而是经不起推敲的。按照辩证逻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合情合理的思索,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毛泽东少年时爱劳动和帮助别家收谷的故事,都是铁定的事实,不是编造的、骗人的。发行量据说上百万份的《作家文摘》7月6日摘发某教师文,告诉孩子们的,恰恰不是一个真实的领袖。鉴此,匆写此文,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请看目前还没有听到谁挑战其可信度的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是怎么说的:“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帐。特别是十四到十五岁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都样样在行。还常常跟长工争胜,抢重活干,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的疾苦也体会很深。”(第2页)这就是说,毛泽东少年时既干农活,又帮助父亲记帐,对一亩地能产多少稻谷是清楚的。

关于毛泽东少年时同情、帮助贫苦农民的故事,也不是编造的。现年76岁的唐振南老先生,原是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参加“韶山毛泽东同志陈列馆”筹备工作,对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作过两年多的专题调查,亲闻韶山老人讲述毛泽东少年同情、帮助贫苦农民的故事有几十个。这次笔者电话访问他,他听说有人说这些故事是编出来的,非常气愤。他说,他座谈、访谈的农民特别朴实,并不因为毛泽东当了主席,是中国最大的官,就讨好瞎编胡说一气。他们还像儿时那样,亲昵地称主席是毛石三、三哥、石哥。他们说的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事、实事。唐振南先生在2007年《中华魂》杂志第6期上发表的《少年毛泽东同情贫苦农民的故事》一文讲的5个故事中,就有帮助邻居收谷的故事:一个秋天下午,天突降大雨,人们各自都在抢收晒在禾场上的谷子。听到风雨声,正在看书的毛泽东放下书往自家的场上跑,当看到邻居毛茂生的妻子毛四阿婆一个人正在抢收谷子,就快速跑过去,帮她抢收,收完后才去收自家的谷子。这时,从田地里跑回来的父亲看到自家晒的谷子被雨淋湿了,而且还被雨水冲走了不少,冲着毛泽东暴跳如雷。当听到儿子说先去帮邻居家收谷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骂儿子是吃里扒外。毛泽东向父亲讲理道:爹爹,毛茂生家的田是佃的,田里押进去的银子是借的,打了禾以后要交租付息。如果下大雨再损失一些,那就更不好过日子。我们家吃用有剩余,损失一点也不至于饿肚皮。当然这又短不了遭受父亲的责骂和训斥。

至于“大跃进”,这是一个大话题,不是本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和毛泽东有没有农业常识没有关系。

毛泽东在五八年大跃进时,轻信浮夸吹牛说的农业放卫星的天文数字,除了和他头脑发热、发胀有关之,这是主要的。还和他相信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一篇文章有一定关系。

受当时农业大跃进、吹嘘稻麦亩产几千斤的影响,钱学森也坐不住了,在6月16日《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短文。短文说：“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文章在讲了换算方法以后说，“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看到这篇文章以前，毛泽东虽然对农业战线创高产的热情和积极性甚感欣慰,但凭经验和常识,他心里没底。可是看了钱科学家的文章后,他对上来的天文数字真信了，联想未来丰收的美景，他浮想联翩,无比激动。8月初，他在接待来访的赫鲁晓夫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这段话也充分说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动机是好的,是想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但夸大主观能动性,不尊重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想一天等于二十年,是错误的,给党和国家、民族以及他本人都带来了很大不幸。

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 毛泽东情不自禁地当面夸奖钱学森,并同钱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中国青年》集体采写的道记述了这段对话。毛对钱说:你在青年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时任中宣部部长)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主席苦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毛泽东这句“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发人深思,很值得考究。这等于承认自己是冒信了,等于承认大跃进是冒进了、搞错了。

1958年11月下旬,中央召开武昌会议。这时,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中央开始降温。一天晚上,毛泽东找水利方面的兼职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问毛: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参见《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第67页)

人们爱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过去人们说这个话,是说毛泽东不可能永远正确,他说的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一句等于一万句。我们今天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是想说,是人,他也会犯错误,就像古语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泽东又不是一般人、普通人,是最高领导人,他的言行举止,出了差错,偏之毫厘,到下面就会谬之千里。他“感冒发烧”,下面就会打喷嚏说胡话,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是由于觉察到农业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十五年赶超英国,有吹牛、浮夸等问题,毛泽东从武昌会议直到庐山会议的前半段都强调反“左”,毛泽东也不止一次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

说到这里,说几句并非题外的话:正确地总结毛泽东和我党犯大跃进的错误,是为了向前看,今后不再重犯。像《炎黄春秋》杂志那样,连篇累牍地发表过去被错整成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泄私愤、发怨气、甚至搞控诉的文章,就过头了。适可而止,可以理解,令人同情。过头了,就变味了,变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