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与大卫·科茨对话——

　　

　　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影响与根由　　

　　

　　一、美国近年次贷危机的形成　　

　　程恩富：最近，在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不仅美国人关注，而且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公众的高度关注和警惕。我知道，美国政府国民按揭协会，在1970年就创造了世界首个按揭抵押债券，把条件相近的若干个按揭债务一起打包，制成凭证，再将这些按揭债务作为抵押的凭证卖给投资者，于是，债务的利息收入和风险就传给了投资者。　　

　　

　　2001年，国民按揭协会等三家主要相似机构的住房贷款证券化部分，已经占所有抵押贷款的近一半。美国按揭贷款市场按照信用等级的高低，分为优质贷款、次级贷款和介于二者之间的贷款三种。所谓次贷危机，是指大规模向偿还能力差的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并将这种住房贷款（次级贷款）证券化所引起的金融性危机。　　

　　

　　科茨：美国的情况确是如此。2002年至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投机严重，房价上涨速度惊人，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据估计，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房屋总价值约21万亿美元，其中有8万亿美元是投机的价值，泡沫占房屋总价值的38%。　　

　　

　　期间，按揭市场的两个变化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第一，银行以前给购房人提供贷款，往往自己持有按揭，在未来25-30年的时间里不断从购房人那里收取本金和利息。现在，放贷机构则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第二，金融机构在2004年抛出所谓的次级按揭借贷。借贷者买房时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交纳20%或更高的首付，银行也不再对借贷者的背景和收入情况进行任何审查。　　

　　

　　程恩富：由此可见，不要以为所有的“金融创新”工具、手段或产品都是利大于弊的，都要采用和照搬。本来就是信用差的次级贷款，再加上不断证券化来层层转嫁收益与风险，就必然形成科茨教授说的“隐患”。当低收入的贷款者收入稳定，或住房价格不断攀升等经济形势好的时期，次贷及其证券化的巨大危机是被掩盖、潜藏的，一旦经济状况逆转，次贷危机就难以避免。　　

　　

　　科茨：次贷最初的利率非常低，但是到两年之后的2006年，利率迅速攀升，有些借了次贷的人开始无力偿还债务。2007年，不能按时偿还按揭的人的比例变得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到2007的第二季度，房价的泡沫也达到了顶点。从2007年2月到2008年2月，房价在旧金山下跌了17%，在洛杉矶下跌了19%，在菲尼克斯下跌了21%，在迈阿密下跌了22%，在拉斯韦加斯下跌了23%。　　

　　

　　结果是，10.3%的房屋拥有者欠的债务比他们房屋的价值还要高。投资者突然发现他们所持有的证券的风险非常高，更糟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所承担的风险究竟有多高。这些投资者发现，他们持有的证券所涉及的可能有数百个做按揭贷款的人，而他们对这数百人的情况却毫无所知。这些金融机构不得不调低对这些证券的估价，有的甚至濒临破产。　　

　　

　　程恩富：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经济泡沫”及其破灭，也有相同的地方。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学术顾问、东京大学伊藤诚院士指出，当时日本由投机性交易推高住宅价格，引诱劳动者家庭借款，结果导致巨大损失。这种住宅融资的攻击性推销， 只能成为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新发明的现代化大规模的剥削手段。好不容易得到的住宅被扣押， 被银行轰出家门。从这种多数人的立场来看，次贷被称为掠夺性贷款也毫不奇怪。伊藤诚的这一分析，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共识。　　

　　

　　科茨：美国这次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持有大量这种证券的大型投资银行，因而美联储开始出手进行援助。从法律上讲，美联储只能援助一类金融机构，即商业银行。而在今年3月份，美联储超常规地出资300亿美元挽救了之前从不受它监管的一个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为美联储担心，如果它不出手相助而任由贝尔·斯登破产，将可能导致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　　

　　

　　程恩富：所以，即使向发展中国家大力兜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美国，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和大资产者整体利益的需要，往往有时采取超出法律许可的各种措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也说明，当中国政府采取某些措施来调控房市等时，国内外有些舆论指责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显然站不住。国家调节的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要灵活运用，关键在于处理某一问题时哪种手段成本低、效果好，我看美国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中国也发表过类似的评论。　　

　　

　　科茨：我也赞成您的这一观点。美国这次危机还没过去。美国各种大型金融机构持有的坏债究竟有多少到现在为止还没人知道。而持有大量坏债的金融机构不仅在美国，而且遍布世界各地。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最终损失的估计，有人说可能有数千亿美元，有人则认为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　　

　　

　　程恩富：前几天即8月3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发表电台讲话说，美国经济状况近来正开始好转，比如，部分地区房屋销售量出现回升；工厂耐用品订货7月份增长强劲；第二季度经济按年率计算增长了3.3%；政府推行总额为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正逐步取得预期效果，通过退税等方式发放给消费者和企业的资金刺激了消费和企业投资。同时，布什也表示，美国民众对石油、食品价格以及住房和就业市场前景的担忧，可以理解。另有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的个人收入下降，消费开支不振，美国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美国经济的前景仍不容乐观。在位的总统总是往好里说，但前景还是多种可能性，不易计量预测。　　

　　二、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与中国对策　　

　　科茨：依我所见，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很有可能变得非常严重。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可能会带来一次实体经济的危机。具体说来，此次金融危机通过以下四个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第一个渠道，按揭的危机可能导致房地产投资的急剧缩减。在美国，房地产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有很大份额。2006年初，美国的房地产投资开始下降。按年率计算，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美国在房屋建筑方面的投资减少了25%。　　

　　

　　第二个渠道，不断下跌的房价导致消费者削减消费。2002年以来，由于房价上涨，很多家庭以房屋作抵押进行借贷以支撑家庭的消费性开支。2007年，这些房屋拥有者突然发现他们再也无法靠把房屋作抵押从银行借到钱了，这导致他们的消费下降了10%。如果美国房地产市场8万亿美元的投机性泡沫全部消失，将导致美国人民的消费性支出每年下降3200亿-4800亿美元。而美国的消费是非常重要的，它占了美国GDP的70%。由于消费性开支和住房投资的下降，这次住房危机可能导致GDP下降3.1%-7.0%。　　

　　

　　第三个渠道，信贷市场的危机导致股票市场不景气，股票市场的不景气反过来也会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个渠道，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的决策者对未来的销售非常悲观而削减投资。今年一季度，美国在机器、设备和厂房等方面的固定投资下降了2.5%。　　

　　

　　当然，由于美元持续不断的贬值，美国的出口在不断增加，但这不足以阻止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所以初步的结论是，金融市场的危机正在导致美国实体经济出现一次衰退。　　

　　

　　程恩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性危机对别国影响不小。美国占世界金融资产的34%、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5%、世界贸易额的11%，因而其经济下滑和金融性危机，必然会引起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的不良影响。美国降息和弱势美元政策，会影响原油和粮食价格上升而增大别国通胀压力，造成别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等，也会引发世界股市下挫、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放慢等。例如今年，法国在第一季度只有0.4%增长的情况下，第二季度已出现负增长；第二季度德国、意大利、爱尔兰等欧元区国家经济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而7月份欧元区的通胀率仍保持在4%的历史高位；8月英国房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0.5%，英国9月2日推出一项18亿美元的振兴房市计划，希望借此扭转英国至少18年来最惨的房价跌势，而经合组织发表的最新告预测，英国下半年将出现负增长，经济衰退只是个时间问题。　　

　　

　　科茨：是的，美国经济如果陷入严重衰退，很有可能把整个世界经济拖入衰退。可以说，世界经济现在面临着进入一次全球范围的萧条的危险。　　

　　

　　程恩富：科茨教授认为这次金融性危机可能波及中国吗？　　

　　

　　科茨：可能波及中国。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出口一直低于GDP的10%。而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急剧增加。最近几年，这个数字增加得更快，已经接近或达到38%。因此，如果美国和欧洲陷入衰退，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导致中国目前的增长方式变得不再可能或不可持续。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改变增长方式，而这种改变必须更多地或主要地依靠国内市场。　　

　　

　　直到本世纪初，中国的金融市场都是与国际金融市场绝缘的。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基本上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当时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了短期债务和游资进入中国市场。但是，最近这些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的短期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市场。所以，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很有可能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　　

　　

　　程恩富：我有同感。今年，我国通货膨胀上升、国际热钱流入较多、股市和房市等变化，都与美国次贷危机间接或直接相关。中国需要两个层面的对策思路：围绕房地产市场层面的对策、围绕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层面的对策。就第一层面的基本对策来说，一是金融系统不应为争夺房贷而放松必要的风险评估和监理，要严格规范抵押贷款市场，解决某些购房者的还款“断供现象”；二是政府要理顺房地产市场管理体系，有效监控包括外资在内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风险预警系统；三是政策要体现房地产市场属于消费为主的民生市场，而非炒作投机市场，并多渠道地引导房地产合理投资和消费，防止房价大起大落。　　

　　

　　科茨：程教授说的“围绕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层面的对策”是什么内容？　　

　　

　　程恩富：我国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主要追求开放质量效益和双向流动为特征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具体应做到“五个提升”：一是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根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2003年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51%，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为68.44％和65.51%，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较多。这表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超出了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0%以上。2004年我国消费率为53.6%，2007年开始好转，但这还不够。为此，要着力促进城市中低收入者消费，加大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教育投资，有效改善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确保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提升；要着力促进农村消费，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投资；要着力促进消费热点和消费结构升级，大力发展与衣食住行用相关的住房、通信、文化教育、旅游等产业和产品。 　　

　　

　　科茨：一国外贸依存度太高，联动风险很大。　　

　　

　　程恩富：二是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协调利用中外资的效益。开放以来对外资的充分利用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如土地成本。尽管国家明令禁止以压低地价为手段进行招商，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达到引资目的，仍然不惜以低于成本价格甚至无偿出让工业用地来吸引外资，致使引资“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还有税收成本、环境成本等。从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出现存差开始，近年存差已突破了10万亿元的大关。这反映储蓄增长相对过快，信贷增长相对不足，资金闲置和使用效率低。可见，当前我国并不缺乏建设资本，相反，中方资本大量过剩。在这种新形势下，倘若继续如饥似渴地引进外资，势必产生“挤出效应”，影响中资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效益。因此，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协调利用中外资的效益，是亟需统一认识和创新政策的重大问题。　　

　　

　　科茨：您说的有道理，我来过中国不少次，也看到这一问题。　　

　　

　　程恩富：三是积极降低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仅为5％。近十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经济收益的增加却与之并不成比例。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初级产品，附加值低，虽数额巨大却收益甚微。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没有核心技术，没有核心竞争力。比如中国的纺织品、服装、皮革产品、DVD等。事实证明，“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获取的贸易利益终究只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和伴随巨大代价的，并最终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需要解放思想，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战略”为“知识产权优势”。要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科茨：中国能源问题很突出，但发达国家舆论批评中国在非洲等地区搞能源“新殖民主义”，完全是妖魔化和平发展中的中国，进步人士不会赞同。　　

　　

　　程恩富：您说的很对，中国第四条对策，就是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源”（指某些进口比例很高的外国能源和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急剧增长。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能源进口依赖无风险论并不能成立。防范措施一是在于尽快建立起自己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形成一道基本的防火墙。二是要坚持鼓励和支持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三是要从政策上重奖节能，重罚浪费。　　

　　

　　科茨：中国那么多外汇储备在美国，适当吗？　　

　　

　　程恩富：我认为值得调整，因而中国第五条对策，就是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2006年4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大国。截至2007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拥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长时间和大幅度地超过合理数量，则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首先，超高的外汇储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次，外汇储备结构不合理会导致国民财富大量流失。外汇储备规模过大最终会把它的消极负面影响作用到国内经济生活上：引起国内流动性过剩，非理性投资活动膨胀，价格机制扭曲，宏观调控难度加大。解决外汇储备过度的问题，不仅要控制低收益的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从根源上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储备激增的速度。同时也要合理配置手中已有的外汇资源，要降低货币资本储存的机会成本，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三、金融性危机的根由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科茨：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1945年-1973年，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管制的资本主义都占支配地位。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有：（1）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系统实行严格管制。（2）为保证低失业率而对宏观经济的主动调控。（3）国家制定大量社会福利政策。（4）大型企业与工会的合作关系。（5）大型企业之间比较克制的竞争。（6）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受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控制。　　

　　

　　程恩富：是的，前六年，我俩曾就新自由主义及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问题发表过对话；2006年在上海，包括我俩在内的70多位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签署的《关于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宣言》中，也表明了对新自由主义及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这一主题的看法。现在，新自由主义又结出了“次贷危机”这个恶果。　　

　　

　　科茨：80年代，这种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形式发生了急剧变化，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来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有：（1）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2）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追求低通胀率而非低失业率。（3）社会福利急剧减少。（4）大型企业和政府打击、削弱工会力量，劳动市场格局改变，资方完全控制劳方。（5）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6）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的流动。　　

　　

　　程恩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有三个“可能加大”：一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他们的获益也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指标相差悬殊。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具体体现在对外贸易、科学技术力量等方面。 　　

　　

　　 二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例如，1994年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阿根廷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与国际金融密切相关的苏东国家经济的大规模倒退，日本经济10多年启动不起来，处于新经济的美国也发生了衰退和这次次贷危机等等，都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充分暴露出，无序的世界金融市场等发展过程中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性。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错综交织，使全球经济充满了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和各种危机。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货币战接连不断，并波及到整个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对别国的干预、制裁、威胁越演越烈，甚至发动军事侵略。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击，从而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摩擦和斗争。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科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宣称，如果没有国家的管制，金融市场会更有效率，人们就能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回率最高的领域。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没有管制的市场非常容易发生危机，而且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金融危机会变得更加严重。　　

　　

　　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明。美国在19世纪实行的是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那时大约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到1929年，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此后，美国于1945年-1973年期间实行的是管制的资本主义，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一家大的金融机构破产。但是自1980年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抬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资产泡沫，并伴随着产生了相应的金融问题。比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危机，一种特别的金融机构——储蓄银行破产了，中央银行不得不耗资数千亿美元来挽救这些银行。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吸引了全世界范围资金的巨型泡沫，这个泡沫在2000年破裂的时候也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巨型泡沫，而这个泡沫目前也在破裂。　　

　　

　　程恩富：资本主义体系的这个现象不足为怪。事实上，正如英国《金融时》塞缪尔·布里坦认为，在过去300年中，世界资本主义就一直在繁荣与萧条之间交替；列宁也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国家时而发展占上风，时而停滞占上风。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更容易导致金融危机？　　

　　

　　科茨：二者的关联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解除对金融的管制。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1945年-1973年间，在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迫使金融资本尽量把钱借贷给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相反，它们被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只能从事指定类型的业务。　　

　　

　　1980年-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这样，美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因此，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由于能给金融机构带来很高的回，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不断增加。例如，避险基金（对冲基金）每年的回率高达25%，而要获得如此高的利润率，只有一种途径——把大量的钱借出去，提高债务水平。　　

　　

　　第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GDP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相当的，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从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翻了番。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工人和工会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社会缺乏为工人提供援助的相应政策和计划，导致工资不升反降，而利润却不断上涨。　　

　　

　　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是，谁来购买不断增加的产出？结果是，进入21世纪以来，工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者停滞或者下降，他们不得不把房屋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以保持之前的生活水平。到2006年，这种债务已经变得过高而无法持续下去，工薪家庭发现他们已经很难再靠其收入进行正常借贷了，之前的债务也无力偿还了，于是，爆发了危机。　　

　　

　　程恩富：确实如此，就是日前美国人口调查局等公布的统计告也可证明这一点。据称，200年没有保险的美国人数量还有4570万；总人口中的12.5%生活在联邦贫困线标准以下，与去年相同，而贫困儿童的数量却增加了50万，达到1330万；工薪收入者中，1%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所有工资收入的23%，是1928年以来最高值。　　

　　

　　科茨：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当前，在美国的主流学界，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需要对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进行重构，以让国家对金融体系进行更多的监管。这就为进步群体提供了一次机会，他们可以推动对整个世界经济进行一些更具根本性的变革，而不仅仅是用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代替当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程恩富：这个替代和出路问题，只好留到我俩明年将共同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第四届论坛——民族国家与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会上再详细讨论吧。我先透露一个基本看法：20世纪以来有四种全球治理类型：（1）列强争霸或帝国争夺型治理（1900－1945，帝国之间冲突，两次世界热战加殖民主义战，世界治理很无序，总体上各国是弱肉强食，但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世界治理出现新气象。）（2）两超阵营型治理（1946－1989，两个超级大国支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战争纷纷胜利，第三世界国家作用不断扩大，世界治理有所好转。）（3）一霸数强型治理（1990－至今，单边独裁或多边垄断，局部战加恐怖战，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帝国政策盛行，破坏了全球民主治理，世界治理有所退步，但各国人民正在觉醒和维护联合国主导的民主治理。）（4）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未来目标，各国民主协商，武力战大减；联合国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的组织和人员结构；尽快确立全球统一货币、世界语言；结论是全球化过程中迫切需要全球民主治理，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　　

　　

　　（原载《中国教育》　2008年10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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