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M型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下，M型社会举世皆然。与其奢望政客口水解民于倒悬，不如调整心态降低物质欲望。

　　

　　近年「Ｍ型社会」在国际间蔚为显学，「新贫族」（new poor）也成了流行语。但在国内一谈起这些话题，好像就会陷入「爱不爱台湾」的口水漩涡。平心而论，统计数据的确显示台湾比以前更接近「Ｍ型社会」，但同样的情况也在许多国家上演，所以与其争论谁要为台湾社会的Ｍ型化负责，新贫族还不如早点学会以更健康的心态面对眼前的局面。

　　

　　先让数字来说明台湾贫富分布的现况。根据主计处的最新调查，二○○六年落于「最低所得组」的七十三万户家庭，平均每户全年所得不到新台币三十二万元，相较于在「最高所得组」的七十三万户家庭约一百六十三万元的平均年所得，差距至少有五点二五倍。此比例平了二○○二年史上次高纪录，仅次于二○○一年的五‧三三倍。

　　

　　另一分主计处数据显示，高所得家庭的年收入十年来增加了二十二万元，但低所得家庭祇多了五千三百八十一元。考虑十年来的物价上涨，低所得家庭变得更加穷困。亚洲银行的研究告则指出，台湾家庭负债占ＧＤＰ的比例，六年来快速上升一五‧八，二○○七年第一季已达五四‧二，居亚洲之冠。依据欧洲经济暨合作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的定义，以平均可支配所得六成为基准，台湾的贫穷率约为七‧三％。台大社会系教授林万亿指出，扣除已受当局补助的一％人口，其余新贫与近贫一族保守估计还有一百三十八万人。

　　

　　贫富极化延烧

　　

　　如果您看到这突然有想骂执政党的冲动，不妨稍安勿躁，先看看其它地区的情况，因为近年亚洲另外三只小龙也饱受所得Ｍ型化之苦。今年二月香港公布了二○○六年中期人口统计告，其中家户每月收入少于一万元港币的比例为二八％，一九九六年时此比例祇有二三‧八％；而家户每月收入四万元港币或以上的比例为一七％，一九九六年则祇有一五％。贫富两端人口的增加来自中产阶级的萎缩，香港十年来月入一至四万元港币的家户比例，下降了六‧二％。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年十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月入不满七百美元的居民比例，去年增加到一八％，比二○○二年增加了二％；但月入超过五千五百美元的人口比例，则从五年前的四‧七％上升到去年的六％。

　　

　　南韩统计厅公布的《二○○六年家庭收支动向》显示，南韩最富裕的二○％家庭的收入，是最贫穷的二○％家庭的收入的七‧六四倍，这是继二○○三年开始进行此项统计以来的最大值。

　　

　　西方国家也难逃「新贫崛起」的厄运。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梭罗（Lester C. Thurow）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书中指出，美国收入处于中间的二○％家庭，其财富占全国财富的比例已从一九八九年的一○％，，降至一九九七年的三％。三分之二美国劳动人口的实质工资已低于一九七三年的水平，生活水平一代不如一代。二○○三年美国《商业周刊》则大胆预测，到二○一五年之前，美国至少有三百三十万个白领工作将移转到低劳动成本国家。

　　

　　英国工会联合会秘书长巴伯（Brendan Barber）在二○○六年年底表示，金融时指数上市公司主管的薪资增加速率，从二○○○年起比普通工人收入的增加速率快一七倍。英国智库朗特利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最新告指出，英国目前的贫富悬殊情况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一些位于富人区的家庭已经「不成比例」地变得更富有，但十五年内贫穷家庭的数目却不断增加。英国穷人的贫穷程度和该国的富裕形象天差地别，二○○五年伦敦市政府的告显示，伦敦的单亲家庭中，有一半以上一个月存不了七百元台币。

　　

　　全球化新右派

　　

　　如上所述，许多已开发国家的新贫族阵容愈来愈浩大，或许认识这股浪潮的结构性因素，有助于新贫一族坦然面对现实。美国学者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认为，当代的贫穷是由美国一九七○年左右开始的经济全球化所造成，当时通讯与运输科技的进步，有利于亟思降低成本的大企业运用全球人力资源进行分工。

　　

　　当时美国虽然就业增加，但实质工资与就业条件却下降；在西欧则是失业率增加，但就业者的实质工资相对较高。包括台湾在内的四小龙国家则算是这波早期全球化的受益者。

　　

　　柏拉与拉佩尔（Bhalla & Lapeyre）补充道，从一九八○年代开始，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新右派」取得政治优势，这股「市场经济」至上的气氛从英美蔓延至西欧和开发中国家。国家干预逐渐减低，劳动市场更加松绑，在经济加速迈向国际化的同时，已开发国家的就业环境更形恶化，但大企业的资本累积却突飞猛进。

　　

　　一九九○年代伊始，刚从「铁幕」中解放出来的十数亿人民涌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竞技场。这批沛然莫之能御的劳动大军，出现得又多又突然，从而造就了当下全球化的许多特征。去年《经济学人》指出，包括中国与印度等国家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工，抑制了全世界（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力成本与物价，因此尽管世界经济自二○○一年一直稳健成长，但通货膨胀却没有相对增加。这个令经济学家困惑的新现象，导致了资本酬率远超过劳动酬率，Ｍ型社会遂逐渐成形。

　　

　　简言之，突然释出的大量劳动力，从已开发国家中产阶级的薪水袋里分了一杯羹。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世界性的财富重分配：本来小康的已开发国家中产阶级变穷了一点，让原本在世界一角的赤贫人口过上了温饱的日子。当然，在财富转移的过程中，主导转移的资本家们不会吃亏，他们倒是赚上了一笔」」这也是许多沦为新贫族的前中产阶级最不平衡之处。

　　

　　劳力供过于求

　　

　　对台湾的劳动者而言，我们已经从早期全球化的受益者，转变成现阶段全球化的受害者，所以反差格外强烈。一方面，当产业由传统制造业转向高科技和服务业，足以支应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职缺逐渐萎缩，这种因为产业外移造成的「去工业化」现象，导致台湾基层工人生活条件的急遽恶化。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的技术工人与白领人员也逐渐增加，因此现在连技术密集工业与经常性事务也在外流，本地中产阶级的饭碗受到严重威胁。

　　

　　「新贫族」其实就是专指从中产阶级「向下沉沦」、或随时可能沉沦的那批人。

　　

　　根据主计处公布的国富调查告，二○○一年台湾地区首次出现家庭资产净额衰退的现象。告显示，家庭每月平均收入从前一年的九万一千元新台币降低到八万九千元，全国符合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增加到六成，人口总计已达一千二百八十六万人。

　　

　　就业条件的恶化是台湾新贫族的切肤之痛。全球化造成劳力市场弹性化，企业用人由「终身聘雇」转为「弹性约聘」。在担心失业的集体焦虑中，劳方即使发现薪资过低、超时工作，多半也会为了「卡位」而忍气吞声，而资方则成了最大的获益者。以青辅会办理的「青年职场体验计划」为例，虽然月薪祇有一万多元，竟也吸引不少年轻人参加。

　　

　　台湾另一个特殊的现象在于「大家都想当白领」。经建会的《新世纪人力发展方案》指出，从二○○一至二○○四年，我国平均每年职缺为三十一万五千个，其中高级管理人力短缺五万两千人，基层人力不足二十八万七千人，但中阶人力却过剩两万四千人。中阶白领过剩导致高学历毕业生求职无门，不然就是就业条件和教育程度不成正比。

　　

　　台湾大学以上毕业生的失业率在二○○五年已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四‧二三，超过专科毕业生的三‧七八，而三十年前大学以上毕业生的失业率则祇有一‧八六％。根据媒体导，台湾近年研究所毕业生起薪平均祇有两万九千元，大学毕业生更祇有两万六千元，比八年前的两万八千元还低，祇略高于专科毕业生的两万四千元；而南韩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在九年前和台湾差不多，如今则已达新台币四万多元。

　　

　　低薪资与高失业率让大学毕业生成为社会新弱势，台北市政府的数据显示，一九九九年约六‧七％的大学毕业生是低收入户，而二○○二年则骤升至二六‧九九％。

　　

　　看得到吃不到

　　

　　另一项台湾独有的经济现象是：人均国民所得几乎原地踏步了十多年。如果考虑十年来的物价膨胀，那么我国这段期间的经济大饼，不但没有做大，反而缩水。

　　

　　很多学者把「饼做不大」归咎于两岸经贸政策的失算。毕竟世界成长最惊人的经济体中国就在我们隔壁，如果政府一开始就把不得不然的产业外移趋势，纳入整体产业升级与区域分工的政策规划，那么我们和日、韩一样搭上大陆经济起飞的便车，我们可能赚得更多，因为两岸居民几乎说一样的语言（这一点我们比习惯说粤语的香港人还有优势）。经济大饼缩水，加上前面说的分配不均，让台湾的新贫问题益形尖锐。

　　

　　如果和上一代的生活作比较，台湾新一代白领可能要大叹生不逢时。由于家庭价值观的西化，年轻夫妇大多不愿与父母同住，三代同堂的家庭日渐式微，而住屋及托婴的开支也就必须由小两口自行扛起。等父母老去，因医疗进步、寿命延长，漏斗型的人口结构让健保与赋税负担愈来愈沉重；等孩子长大，因学历贬值、就业困难，延后毕业或茧居等趋势也让下一代的自立遥遥无期。因此，中国时把当代台湾青壮年称为「被夹杀的三明治世代」。

　　

　　现代上班族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口袋里的钱愈来愈少。即使不考虑物价膨胀，二○○六年最低所得家庭的可支配所得也比十年前少二‧六％。辅仁大学信息统计系教授谢邦昌说：「现在愈有钱的人可支配所得愈多，愈穷的人可支配所得越少。较穷的人能支配的、能买的东西愈来愈少，这种感觉渐渐出来了。」根据远见杂志前年的调查，为了省钱，已有三○‧二％的人会减少购物逛街的次数，有二三‧八％的人会减少娱乐花费，一四％的人会减少外食费用，而二‧一％的人会选择撙节水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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