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他的恩师，也是他未来岳父的杨昌济和父亲毛贻昌在几天之内接连去世；这一年，他在北京领导了著名的“驱张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年，他热心地搜索那时候能找到的共产主义的中文书籍，最终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一年，他与杨开慧喜结连理；这一年，毛泽东还在北京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无疑是当时最富理想和朝气的青年团体。这个被蔡元培赞誉为“最有希望之团体”的组织，容纳了一大批意气风发、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青年才俊。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毛泽东、张闻天、高君宇、赵世炎、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刘仁静；有后来成为国民党要人的周佛海、杨亮功（曾做考试院院长）、吴宝丰（曾任教育部次长）、沈怡（曾任南京市市长）；有后来成为国家主义派重要骨干的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何鲁之、张梦九；有成为实业家的卢作孚，有音乐家王光祈，有文学家朱自清、宗白华，有戏剧家田汉，有诗人康白情；有哲学家方东美，还有像许德珩、张申府、周炳琳、郑伯奇、舒新城等等一大批在近现代史上熠熠闪光的人物。他们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至于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人称：“当今中国，已经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　
　　1920年1月，在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半年后，毛泽东在王光祈、李大钊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实际上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故事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　

　　

　　为王光祈洗衣　

　　

　　1918年6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毕业后的出路问题很快就摆在大家面前。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法国等国亟需劳动力。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于是在北京组织法华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经过新民学会开会讨论，蔡和森、毛泽东等人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大有所为”，遂决议“向外发展”，出国前先到北京学习法文。蔡和森等先行北上北京接洽。8月19日，毛泽东和罗章龙、罗学瓒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也来到北京。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　
　　第一次北京之行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是很如意。当时教育部规定，中师毕业生须先工作服务几年才可考大学。因此，尽管毛泽东才华出众，但他也并不能如恩师杨昌济所期望的那样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与此同时，一起北上的罗章龙（毕业于长沙一中）却顺利地考入北大哲学系预科。为了能在北大旁听，他加入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　
　　进大学无望，生活又无，这对靠借钱北上的贫寒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幸好，恩师杨昌济把他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让毛泽东到图书馆做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扫卫生外，就是管理15种刊，登记新到刊和来阅者的姓名。这个低微的工作，对怀抱天下、粪土诸侯的青年毛泽东来说，似乎并不是很满意的。他后来回忆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是一个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学生领袖，而到了人才荟萃的北京，却一下子变得默默无闻，受人冷落，“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罗家伦并不把这个衣着寒酸、满口湖南方言的助理员放在眼里。一个人满心欢喜的向别人搭话，结果却屡屡碰钉子，这种心境，对谁来说，都不会好受。　
　　尽管有诸多的不如意，但毛泽东在北京依然收获了许多——他常常滞留在地安门豆腐池9号的恩师杨昌济家中，“遇见了并且爱上了杨开慧”。他们一起漫步在故宫的庭院，行走在结着坚冰的北海湖畔，在北方的早春时节，欣赏着洁白的梅花，倒垂的杨柳，还有那千姿百态晶莹的冰柱，沉浸在初恋的喜悦中。在北大图书馆，他得以随意地阅读各种书刊，接受新文化的洗礼，成为一个“新青年”。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认识了众多的名流学者，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邵飘萍……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而这其中，就有王光祈。　

　　

　　王光祈，字润玙，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方东美曾盛赞其为“高超纯洁，其律己之严，同人中无出其右者”。王光祈于1892年8月生于四川温江，早年在成都求学，与曾琦、郭沫若等同学。1914年进入北京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同时任职于清史馆，并先后担任成都《四川群》驻京记者和北京《京华日》编辑。1918年，他与李大钊、曾琦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并在翌年7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被推为执行部主任。同年底，创建“工读互助团”。1920年，王光祈怀着少年中国的理想，远赴德国留学，学习德文和政治经济学。在这个音乐的国度，他很快陶醉在音乐中，并于1922年改学音乐，在柏林师从私人教师学小提琴和音乐理论，后又入柏林大学攻读音乐学。1934年，他以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音乐学博士的音乐家。王光祈对东西方的音乐进行了比较研究，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的音乐，希望以音乐唤起国魂。1936年1月12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德国波恩，时年44岁。　
　　王光祈1914年初到京城时也是寒酸落魄的穷学生，“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盆，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就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但王光祈也是一个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的有志青年。当1918年毛泽东来北京时，王光祈与陈愚生、曾琦、李大钊等人正忙于筹备少年中国学会。经李大钊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比他大一岁的王光祈。同样的处境，让这两个满怀抱负的青年很快就亲近、熟悉起来。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少中”会务上，几乎承担了“少中”的所有具体会务。由于王光祈的关系，毛泽东经常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的各种座谈。当时勤工俭学正方兴未艾，少年中国学会也经常讨论这一问题，比如穷学生要如何的去半工半读法，要半天作工，半天读书，究竟应该选择那类工作去做？而且读书是自修或是还要去进入学校？进入学校，又要做工，是否来得及赶修许多必修科的课程？毛泽东此次北京之行正为勤工俭学而来，所以特别关心。　
　　据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人之一的李璜回忆：1918年的冬天，一次在陈愚生家用餐时，大家又开始讨论勤工俭学问题。平时不太发议论的毛泽东忽然说道：“不要只是说，让我来试行一下！你们诸位把换洗衣服都交给我来洗，无论大件小件，一个铜子一件，三天后交货拿钱如何？”座中一时无人回答毛泽东的话。陈愚生太太在旁笑道：“我才不交与你去洗哩。你们这些斯文男子，是把衣服洗不干净的啊！”毛泽东一时颇为尴尬。善解人意的王光祈见毛很难为情的样子，赶紧说：“你明天来拿我的衣服去洗罢！看你洗得干净么？”　
　　王光祈只是想替毛泽东解围，没想到一向重实行的毛泽东却很认真，后来果然拿他的衣服去洗过一次。至于是否像陈愚生太太所说的那样“洗不干净”，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却反映了毛泽东重实践的作风。王光祈曾这样评价毛泽东：“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按：清初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颜习斋为了研究防胡兵事，经常周游长城至千里之远，而毛泽东为证明洞庭湖是否周延800里，则曾步行绕洞庭湖一周。　
　　李璜还回忆了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来证明毛泽东“易冲动而重实行”：李守常（即李大钊）经常请少中会友去米市胡同吃烤鸭。有一次毛泽东吃得过多，结果回家后闹肚子，睡不成。于是干脆半夜起来，写了一篇短文，主张暗杀军阀，并将此稿投予陈愚生所主持的一个小刊物。刊出后，竟引起了大麻烦，北京军警逮捕了编辑，并要捉拿陈愚生和毛泽东。陈、毛两人不得不避往天津租界，后由李大钊向军阀当局缓颊，陈、毛两君又回到北京。此事后来引起上海会员的责难，称“吾学会对于政治及社会，纯取学术研究，尚未有主张。若因个人之文字而危及全体之进行，则不若暂时停止与学会存亡有关之言论”。　

　　

　　
　　“毛大哥”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请愿团第二次来到北京。为了揭露湖南督军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与张百龄等在京创办了平民通信社，并任社长。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又一次充分地展现了其领导组织才能。为此杨昌济病重期间，写信向章士钊郑重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但毛泽东这位栋梁之才却依然深陷于经济危机之中。1920年4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驱张运动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毛泽东于是决定南下上海，继续进行驱张活动，同时给一批赴法的同学送行。但毛泽东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天津下车后就不知道如何往前走了。幸运的是，他碰到了一位老同学。这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院弄到一些钱，并借了10块钱给他，毛泽东得以买了一张到南京浦口的车票。在途中，他登了泰山，看了孔墓。可是到了浦口，毛泽东又一文不名了。没有车票，没有熟人，更糟糕的是，他仅有的一双鞋子也给小偷偷去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毛泽东在浦口又一次遇到了“救命菩萨”——湖南一师时的老同学李声解（即李中）。李声解正前往江南造船厂做工，他慷慨解囊，帮助毛泽东买了双鞋子和去上海的火车票。　
　　游历步行，是毛泽东一生的习惯。他曾花一个月时间，和萧子升一起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也曾绕洞庭湖走了一遭，环行了历史上有名的保定城墙和徐州城墙。这一次，毛泽东没有马上前往上海，而是从下关渡江，孤身一人登上了南京城墙，并徒步环行一周。尔后，毛泽东顺道访问了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　
　　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是由左舜生与方东美、黄仲苏、沈泽民等人于1919年11月发起成立的，最初负责人就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左舜生。毛泽东来时，左舜生已经前往上海中华书局任职，而方东美、黄仲苏均是在校青年，他们热情洋溢地接待了这位北京来的会友。当时方东美（1899－1977，著名哲学家，时为金陵大学学生自治会会长）21岁，沈泽民（1901－1933，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弟弟）19岁，黄仲苏（1895－1975）为25岁，均比27岁的毛泽东要小，于是大家都以“毛大哥”称呼之。“少中”会友欢聚一堂，高谈阔论，气氛热烈，唯独毛泽东在座沉思寡言。大家思忖他只是师范毕业生，并无大学学历，本着一番少年热情，纷纷劝他进大学深造。毛泽东则用《老残游记》自嘲口吻笑道：“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大家则引《三字经》鼓励他曰：“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毛大哥，你还不到，说什么年纪大了？有志者，事竟成！”　
　　南京会友的热情，想必青年毛泽东是不会忘怀的。据说1945年8月，已经身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虽然日程安排非常紧凑，但他还是在上清寺渝园专门宴请了在渝的“少中”会员。赴会的有方东美、曾琦、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宗白华、何鲁之、周太玄等20余人。会面时，众人仍以“毛大哥”称之，并戏称：当年毛君尽一日之力绕行南京城墙，乃万里长征之初步练习，不知今日仍有此雅兴否？全场大笑，尴尬气氛为之大为改观。　

　　

　　岳麓山下的新村梦　

　　

　　新村主义，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它曾在中国流行一时，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而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还在1918年春，毛泽东就有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立工读互助会，从事半工半读的想法。1918年夏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便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实验。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己学习，相互讨论社会改造问题，并自己挑水挑柴，用蚕豆拌着大米煮饭。后来在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他看了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关于日本新村主义的系统介绍和李大钊在《晨》上的有关文章，便更加沉迷其中。回到湖南后，他就潜心构想了一个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毛泽东这样设计一天的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4小时工作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在这个新村里，设“工读同志会”，有生产、消费、储蓄诸部门，包括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共公园、公共博物馆等等。大家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平均分配。　
　　这个岳麓山下的新村梦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驱张运动打破了，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1919年12月来到北京后，在“少中”同人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影响下，毛泽东继续了他的新村之梦。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中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志上描写了他的具体设想：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不大不小，够10余人种即可；再在其中建10余间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两层楼，“楼上做我们的书房、阅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做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面建上一个球场。园子周围挖条小溪，“溪边遍种柳树，柳树旁就是竹篱”，竹篱里是菜园。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两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种菜是为了从事“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且有收入；读书是为了“寻精神上的快慰”；翻译是为了“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可以办印刷局，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各国出的新书，我们可以立即把它们翻译、印刷出来，“我们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车头’”。　

　　

　　12月4日，王光祈在《晨》倡议建立工读互助团并向社会募捐。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17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共分成3个组。这3个组分别设在北大、北京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附近。这些小组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为“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往北大上课”。　
　　在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入“少中”。毛泽东虽然忙于驱张运动，但他仍然对王光祈的“菜园新村”及工读运动给予密切的关注。1920年2月的一天，他曾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参观后，他给新民学会会友陶斯咏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按：此指地处长沙故稻田的湖南省立女子师范）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在这里，毛泽东似乎已经看出了工读互助不免走向失败的命运，但他并未放弃工读互助的新村梦：“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大家通过教书、撰稿、编书等各种劳动获得收入，共同消费，以维持共同的学习和生活。”　
　　1920年3月5日，上海的《申》登载《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列名发起人的共有26人，除陈独秀、王光祈外，就还有“少中”会友宗白华、左舜生、康白情、毛泽东。5月，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正式实践其工读互助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纸的工作。6月，旅沪的湖南学生又组织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和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一样，在进行一个月后上海工读互助团也陷入重重困境。6月7日，毛泽东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　
　　工读互助团的尝试虽然失败了，停止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毛泽东，其实一直把这个新村之梦珍藏于心底，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会放飞梦想。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925年，在存在7年10天之后，少年中国学会因为内部分裂严重而自动解散。但毛泽东似乎并没有忘怀少年中国学会。1945年7月，左舜生和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褚辅成、冷遹等6个国民参政会成员，以私人身份为调解国共之争访问延安，毛曾与“少中”会友、时为青年党领袖的左舜生进行一整天的长谈。后来赴重庆时，毛泽东曾一度透露出重建少年中国学会的念头，并与“少中”发起人之一的周太玄商讨过重建“少中”的问题。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王光祈，毛泽东更是念念不忘。据说建国后他曾托陈毅四方打听，当得知王早在1936年就去世时，感慨不已。

　　

　　《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