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230-231章（第六卷 五洋捉鳖）
“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靠人民来书写。人
民要和平，和平就一定要实现，谁敢逆潮流而动，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话说1950年3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西昌战役。
西康省西昌地区尚有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所属的1个多师以及由川西逃来的残兵共计3万余人。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贺部大部分被歼，一部溃散，解放军于27日占领西昌。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致电邓子恢等，他写道：
邓子恢同志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同志：
一、子恢寅真电悉，同意你不随林来北京开会而派李雪峰来。
二、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毛泽东
3月12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派车接梁漱溟到中南海颐年堂，林伯渠也来相陪。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即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高见梁漱溟直言相告说：
“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呵!”
毛泽东摆摆手，笑道：
“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梁漱溟的回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说：
“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对梁漱溟怀疑新政权的稳固性拒绝参加政府工作，感到不悦。但他很快便转换了话题，又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
该吃晚饭了，梁漱溟说：
“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
毛泽东笑着大声说道：
“我们也通通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服务员端上来饭菜，江青也来到了餐厅，与梁漱溟、林伯渠打过招呼，坐在毛泽东身边陪同客人一同进餐。毛泽东向梁漱溟建议说：
“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具体行程我让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
3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禁演旧剧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转宣传部：
东北戏曲改革工作，由于在编写修改剧本上采取了与旧艺人合作的群众路线，获得了成绩，这是好的。但你们提出号召，要在1951年底前在全东北肃清含有封建、迷信、淫荡等毒素的旧戏曲，则是一种急性病，机械执行起来将发生很不好的结果。不知实现这一号召的根据及执行计划如何如果你们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则是错误的。近据东北来京艺人所谈及沈市上消息，因你处禁演旧戏太多，能唱的戏太少，以致有些地方(如沈阳)的旧剧班无法维持下去，艺人生活很成问题，有些戏院，就“贴新戏，演旧戏”应付政府。如根据你们这一号召，并以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实行这个号召，今后将会禁演更多旧剧。戏曲新载李纶的《应禁演的和可上演的旧剧剧目及说明》，其中“应禁演的旧剧”，到该第7期止，已列有142出之多。该第36期载锦州市文联从现在可演的225出中，除立即禁演一部分旧剧外，并计划在今年10月底以前分3期禁演92出，同时又规定各戏院、茶社上演新节目的比例，本年内要达到30%。这种限期消灭旧戏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新旧戏的斗争，是属于群众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旧艺人职业的社会问题。过多的禁演旧戏，一方面使旧艺人无戏可演，势必大批失业;另一方面又因新戏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还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致使群众无戏可看，引起群众不满，同时新戏如不讲求改进，粗制滥造，亦将反而影响其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推广的前途。
现在人民已经取得政权，旧艺人亦归向我们。对于一般旧戏，原则上不应采取禁的政策，而应采取与演这些戏的旧艺人共同商量修改的政策。对于演新戏，也不应用法令来强制执行，而应采取自愿和鼓励帮助的原则。只有这样做，才能既团结旧艺人，又改革了旧戏。
对于东北文艺工及政府文化机关工作人员中的某些“左”倾幼稚病的观点和作法，望东北局加以纠正。并将东北戏剧改革实际情况与经验告知。
中 央
3月14日，毛泽东给韶山农民郭士透复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于1925年在家乡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要捉拿他，郭士透曾经帮助过他脱险。1949年10月，郭士透写信给毛泽东说，他的生活困难，希望在外省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毛泽东在给郭士透的复信中写道：
“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处省外，徒劳往返。”
3月14日，毛泽东针对土匪、恶霸势力的猖獗，在给刘揆一的信中写道：
“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必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他写道：
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南分局，陈宋、贺李(指陈赓、宋任穷、贺龙、李井泉——笔者注)，新疆分局，山东分局，并告华北局，东北局，内蒙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如果我们部队来不及镇压，匪众早已星散者，亦须派部队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区严加清查，力求清出匪首和组织者，加以处罚，不得敷衍了事。
二、在我们统治地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死刑。不是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目的，例如私人仇杀及偷窃公共物资等，亦须处刑，但应与反革命行为加以区别。
三、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其改过生产。
四、在实行上述各项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土匪的行动中，决不应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的现象。此事应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在判决后，应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但这种审判和批准的手续应该简便迅速，以便在情况紧急时能及时地加以镇压。如果在某地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现象，则必须立即坚决地令其停止，然后加以审查。
五、为了有效地镇压反革命活动，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地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某些地方有灾荒或有一部分贫苦人民缺乏食粮的现象，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生产救灾，并以一部分公粮出卖，到实在困难的时候，对实在无法渡过灾荒的某一部分人，还须给以救济，或借给一部分粮食，在收获后归还。只有一方面认真地安抚人民，纠正自己在工作中及作风上的缺点;另一方面，给反革命分子的暴动捣乱破坏行为以严厉的镇压，又对其胁从分子、罪恶不大的分子给以宽大处理，令其改过自新，才能巩固地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
中共中央
3月20日，毛泽东复电张治中说：
“寅佳电悉。1、同意先生来京面叙，何日启程盼告。2、沿途护卫请剑英布置。”
3月间的一天下午，陶峙岳赴北京向毛泽东汇工作，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陶峙岳感到兴奋和荣幸。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陶峙岳，因为陶峙岳是湖南宁乡人，毛泽东满面春风的握着陶峙岳的手，说道：
“陶将军，我们还是湖南老乡哩。”
毛泽东态度诚恳，平易近人，使陶峙岳想起了1930年蒋介石在蚌埠火车上接见他的情景：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哼几下，那不可一世的态度，与毛泽东形成鲜明的对照。
陶峙岳向毛泽东汇了新疆的工作，毛泽东非常认真的听着，频频点头。毛泽东插话时，对陶峙岳提出了3点要求：
1、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2、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加强民族团结。3、积极建设祖国边疆和保卫边疆。
毛泽东听完汇后，与陶峙岳共进晚餐，席间虽无山珍海味，但那几色湖南家乡风味的菜肴，使陶峙岳倍感亲切。毛泽东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谈，垂询备至。毛泽东和陶峙岳一直谈到深夜，毫无倦态之容。他们的谈话的内容涉猎甚广，不仅谈国家大事，而且也谈到陶峙岳的家庭情况。毛泽东还诚恳地对陶峙岳说：
“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
3月间，广州“华侨新闻”月刊创刊，司徒美堂函请毛泽东为之题词。毛泽东欣然应允，亲书“共同奋斗”4字相赠。
同时应邀为“华侨新闻”月刊题词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彭泽民、陈其瑗、郭沫若、茅盾、马叙伦、李德全、谢觉哉、吴玉章、林伯渠及知名民主人士100多人。
3月间，香港拍摄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风风火火的上映。身为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江青看过影片之后，认为这部影片“内容反动”，宣扬“卖国主义”。她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说：
“拍摄放映这样的电影，应该向中央请示。”
“请示谁”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是请示了有关领导。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总不能拍一部片子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
早在30年代就在上海地下党负责文艺工作的权威人物胡乔木，也慢条斯理的插话说：
“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
江青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毛泽东说：
“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陆定一，陆定一向刘少奇作了汇。刘少奇说：
“这是主席听了他老婆的话，无事生非。江青在30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好，总想找他们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万不要让江青小题大做，乱了我们的工作。”
3月27日至4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3月3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为公布新的土地法征求各地对若干问题意见的电》：
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陈、宋(指陈赓、宋任穷——笔者注)并转各省委，并告东北局，华北局：
为准备秋收后在一些省区实行土地改革，拟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公布新的土地法及划分阶级的决定。在新的情况下，过去公布之土地法大纲及1933年文件，经我们研究后，有些地方已可做肯定的修改，有些问题则仍须征求各地意见。兹将拟征求各地意见的诸问题开列于后，望于研究后在20天内答复。
一、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间隔不是几个月，而许是几年。在第一阶段内，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即是说只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牲畜、农具、粮食、房屋，而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二、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这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照此办法，连同没收地主之土地，加以分配后，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三、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规定：1、对向来不依靠农业为生的人，原则上一律不分给土地。2、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当地改善其工资待遇
四、假如富农的财产全部不动，而地主一般又没有多少耕畜、农具和存粮，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资金的困难有无办法解决，又如何解决
五、高利贷问题究应如何处理？能否规定出一个一般性的标准作为高利和普通利息之间的界限，并规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以便使农民既能免除过去高利贷的盘剥，而今后农村借贷关系又不致搞死;还是在新的土地法中不提高利贷问题，还是只废除地主的债权，而其他一律不废
六、对南方的鱼塘、桑田、竹园、茶山等特殊土地应注意哪些具体问题，你们的处理意见如何此外，还有哪些特殊土地问题应该在新的土地法中加以规定
七、江浙部分地区有所谓田底权与田面权(即永久使用权，但与永佃权又有不同，因为田面权还可出租和买卖)问题，在分配土地时，对田面权特别是中贫农的田面权应如何处理其他地方是否也有此问题
八、在分配土地时对典当地应如何处理
九、分配土地的方法应如何规定以乡(行政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有无困难，分配土地的单位以如何规定为宜
十、县政府内可否成立吸收开明绅士参加的土地委员会负责处理土地改革事宜，还是即由农协办理
十一、南方富农的收入与剥削的情况比北方均较为复杂，在划分阶级计算总收入与剥削收入时，是只按其在农业上的总收入与剥削收入计算为好，还是连同其在副业及其他方面的收入与剥削收入一起计算为好这两种不同计算方法在实际上会产生何种不同的结果
十二、佃富农是否可以参加农会
十三、在分配土地时，有无留出一部“公共事业田”之必要
十四、东北华北虽已完全实行或大部实行了分配土地，但对以上各项问题，仍望就你们的经验及所见电告。
中 央
1950年4月，毛泽东看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要负责人在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毛泽东觉得此种说法有问题，于是，提笔写下了一个较长的批示，他写道：
“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要斗争的，但必须团结他，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他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当然是团结为主。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因此应当划分公私阵地，即公私经营范围。‘与民(指民族资产阶级)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错误的说法。‘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工’的主张是不对的。(现在)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除此之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私营商业。”
1950年4月，毛泽东应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请求，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题词：
“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4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民族杂居地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
西南局并西北局、中南局、华南分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华北局、东北局：
3月27日电悉。西南汉族与藏、苗、彝等族杂居的专区和县的各级政府，若当地少数民族占多数时，原则上应按各民族人口比例，分配当地政府委员会及人民代表会议的名额，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若当地少数民族占少数时，各少数民族在当地政府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这样组成民族民主联合的政府，在取得少数民族信任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作用很大，应该特别注意。这样的各级联合政府中，少数民族的委员就可以反映他们民族的要求和意见。政府凡在处理关涉到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时，必须和少数民族的委员充分协商，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在初解放的地区一时不可能依上项原则组成政府委员会，则可先成立民族协商委员会，遇有关系民族的重要问题，先经协商委员会协商，取得大多数同意，然后提交政府决定执行。但此系过渡方式，必须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早日成立依据上项原则组成的政府委员会。同时民族杂居地区政府的各种工作，无不与当地各个民族相关联，因此当地的整个政府都要作少数民族的工作，即不需要再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免减轻政府委员会及所属各部门对少数民族工作的责任，以致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省级政府如贵州、云南，需要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如青海、新疆，即是包括两个以上具有相当数量人口的多民族省份，其政府组织也应依据上述民族杂居的专县政府组织原则，不必另设民族事务委员会。已设立者可使之成为研究和联络性质的机构。你们如有不同意见或其他意见，望告。
中 央
4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讲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说：
“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整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4月12日，周恩来将第1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工商组讨论的发言记录稿分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他还嘱咐叶子龙立即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对这份发言记录稿读得非常仔细，他在那些党内干部发言的重点部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还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一、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毛泽东批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二、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毛泽东批道：“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三、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毛泽东批道：“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
四、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毛泽东批道：“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五、在发言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处，毛泽东在旁边重重的画了一道杠，批道：“完全错误的说法。”
六、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与民争利’，表现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的控制”处，毛泽东批道：“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七、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毛泽东批道：“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
八、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处，毛泽东批道：“这是不对的。”
他批完以后，让工作人员将这份材料先后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
1950年春的一天，杨开慧的叔叔杨昌恺之女、烈士杨开明的胞妹杨开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
“你就是友妹啊!”
杨开英乳名友妹，比杨开慧小14岁。杨开慧牺牲后，杨开英常常看望向振熙，在伯母跟前尽一份孝心。她与杨开智也情同手足。1949年冬，杨开英在湖南大学毕业后去大连参加工作，任教于大连工学院，杨开英从小患有肺病，家里无钱医治，参加教育工作后，常年劳累，病情日益加重。她这次来北京治病，顺便看望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多年来第一次见到杨家人，他显得格外兴奋，详细询问了杨开英的近况、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家亲戚在解放前的经历及目前的生活状况。在谈到杨开慧时，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他动情地说：
“友妹，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你霞姐是有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
杨开英听了，不断发出感叹，喃喃地说：
“是啊，霞姐是很坚强的;她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其所!”
毛泽东看着身体虚弱的杨开英，怕她沉浸在哀伤中，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友妹，你的病怎样啊是不是好些了”
杨开英说：
“正在治疗，打针吃药，病已经好多了。”
“有病就治，该休息就休息，该住院就住院。大连不方便，你就来北京治疗吧。”
毛泽东看到杨开英病得不轻，就想叫她留在北京治疗，并嘱咐她说：
“友妹，你要多保重身体呀!”
杨开英自觉不便在中南海久留，她感激地点点头，也说道：
“主席，您也要保重啊!”
杨开英返回大连后，调任大连育英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4月中旬，毛泽东在向振熙80寿辰之际，准备让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省亲。此时，杨开智因为是1925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已经由湖南省委安排在省人民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还曾被调到省农林厅，担任科技兼研究所主任;妻子李崇德也在省儿童福利院任副院长。以后，杨开智又担任了湖南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等职。
在毛岸英行前，毛泽东说：
“你现在可以回家一趟了，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再到湘潭老家看看，向乡亲们问好。”
毛岸英自然是喜出望外。接着，毛泽东神情沉重地说：
“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昌济老人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你外婆也是一个贤德高尚的人，她全力支持我和你妈妈的事业，我很怀念……”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咽。
4月13日凌晨，毛泽东以他和江青的名义分别给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开智夫妇写了信，他在给杨老太太的信中写道：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敬颂康吉!
毛泽东 江 青
杨开智，字子珍。所以毛泽东在给他们夫妇的信中，这样称呼：
子珍、崇德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菏。
此问近佳!
毛泽东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3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4月15日，毛泽东给《人民空军》杂志题词：
“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4月1 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发动了海南岛战役。
4月16日晚，毛泽东给陈毅发去了一封复电。
陈毅是在4月15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之际，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汇了上海的“四月危机”及他们的工作。他还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
4月17日，解放军主力部队一举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吹嘘的所谓主体防线，在海南琼崖纵队的协助下胜利登上海南岛，随即向纵深发展。
4月18日，毛泽东要在中南海设宴招待晋京汇工作的董其武。作陪的还有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林伯渠、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郭沫若。
下午6点钟，毛泽东来了，他笑容满面的握着董其武的手说：
“董其武将军好吗”
董其武答道：
“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到怀仁堂，观看了文艺演出。
4月18日晚，毛泽东给早年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旧交毛森品写了一封信。
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的同学，后来，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两人关系很好。解放后，毛森品几次致信给毛泽东，提出请毛泽东推荐工作，毛泽东很委婉地加以拒绝，他在复信中写道：
“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后来又两次亲笔给毛森品写信，曾前后3次赠款给毛森品，前两次各寄200元;第3次托同是同学的萧三带去现金150元。同时表达了对另一位旧交毛钦明烈士、即毛森品的哥哥的怀念之情。
是日晚，毛泽东又给在长沙第10中学任教的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在1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祝贺他领导中国人民扭转乾坤的胜利，并把杨开慧牺牲的情形及自己在白区20多年的痛苦生活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淑一同志：
来信收到。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肖聃、午亭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顺颂
健康!
毛泽东
信中提到的直荀就是柳直荀;肖聃即李淑一的父亲;午亭即柳直荀的父亲。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柳直荀是湖南长沙人，是毛泽东早年的战友，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同学，在长沙私立福湘女子中学时两人住在一个寝室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淑一与柳直荀二人就是经杨开慧介绍认识的。柳直荀参加过南昌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第3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5月，在洪湖地区被王明“左”倾路线忠实执行者夏曦主持的“肃反”运动中杀害。
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一、吸引人民群众在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为了公开地并且在纸刊物上正确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当在党内和人民中进行两方面的教育。第一，要教育党员特别是干部认识：在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使得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纵然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而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打击与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严重步骤。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反对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这在今天是主要的方面。第二，要同时教育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去区别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我们所提倡的批评，乃是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不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那种破坏性的批评。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试组，应当欢迎和领导正确的批评而反对破坏性的批评。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特别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则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拒绝的。
三、为了保障在纸刊物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以顺利而有效地进行，中共中央特规定下列各项办法，望各级党委与党工切实地加以执行：
(甲)凡在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在战争期间调查不便的条件下，曾经避免了许多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和不周到的批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在今后，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
(乙)对于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同样适用上述办法。工农通讯员的工作，除由纸领导外，并应由所属生产单位的党的组织加以协助。工农通讯员的活动状况，应列为检查纸工作和各生产单位党的工作的项目之一。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复。
(丙)读者来信中的有益的批评，凡纸刊物能判断其为真实者，应当加以发表。投书者应将真实姓名住址告知社，但社得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
(丁)批评在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的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四、规定列宁《论我们纸底性质》，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毛泽东同志《论自我批评》，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和苏维埃的刊的决议》作为各级党委和党党刊在讨论和执行本决定时的学习资料。
五、本决定适用于党所领导的纸和刊物，但党外纸和刊物在同样精神上采取同样正确的态度批评党的组织和人员时，党也应当按照同样的办法给予应有的合作和支持。
4月19日晚，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回信。
文运昌几次给久违22年的“润之老表主席”来信，他以浓重的笔墨祝贺表弟的丰功伟绩和对表弟深深的思念，叙说了文家亲人几十年的痛苦遭遇;提出了他想到的治国之策;他在最后还写道：
“又：姑父姑母玉照，代为保管好。姑母像，挂在我的家中，每岁正月初八日，我内室杨氏虔诚祭拜。姑父像，在南松弟家。你老表像都在一起，容貌威严，少时可畏。异日，我五弟兄专为送上北京，作人生难得有之亲爱，亦作世间难得有之亲爱，定当大笑于云霄。”
文运昌又附上了他写给四表弟毛泽民的信。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运昌仁兄如晤：
接到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予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
安吉
毛泽东
杨开慧的六舅向明卿先生曾给毛泽东写信，谈及他的侄子向钧的牺牲及抚恤一事。
向明卿老先生是毛泽东很崇敬的人，他的侄子向钧是哥哥向理卿的儿子，在毛泽东指导下参加革命，1923年入党，先后担任过中共衡山县委书记和湘潭县委书记。1928年英勇牺牲。
4月19日，毛泽东复信给向明卿老先生，他写道：
明卿先生惠鉴：
去年10月12日来信早已收到，因事迟复为歉。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1927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能干的同志。1927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告湖南省委。唯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于体谅。此复，敬颂
大安
毛泽东
毛泽东接着给贺晓秋写了一封回信。
贺晓秋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说：乡下分了田，生活有了保障，农民大多可以凭本事自食其力。但有些工作还要完善，有些缺点要迅速改正，要顺理民意，体察民情，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权益。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12月22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此问安好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晓明，与贺晓秋同是毛泽东二姑贺毛氏的儿子。
4月21日，毛泽东召见李维汉、徐冰，谈统战工作，他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
4月23日，毛泽东给陈毅复了一封电。
陈毅在4月21日来电说，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4月13日的讲话精神，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和民主人士“表示欢迎，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4月25日，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锡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4月27日下午，傅作义来到董其武的住处，他一见董其武就笑着说：
“其武要受到明师真传了。”
董其武一听就猜到是毛泽东要召见他。果然不错，只见傅作义又说道：
“今晚毛主席要召见你和高克林书记。”
当晚，董其武高兴的换上了一身新的灰士林平面布中山装，带上自来水笔，和傅作义、高克林一起乘车去中南海见毛泽东。
晚7时，傅作义、董其武、高克林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已经在此等候了。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
董其武向毛泽东恭恭敬敬的行了礼，走上前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把董其武和高克林让到他附近的座位上，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后，对董其武称赞道：
“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
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董其武4月14日在政务院28次会议上的工作汇全文。4月17日，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通稿;《人民日》、《绥远日》都在4月18日第一版上全文刊登。毛泽东接着说：
“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争进步嘛!蒋用钱用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
毛泽东指着傅作义对董其武说：
“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哩不过是多一个党小组，这个党小组每周要过一个党日。党日是干什么的党日是对共产党员工作有成绩要表扬、要巩固、要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毛泽东问董其武：
“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
董其武答：
“不是。”
毛泽东说：
“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介石一样。蒋介石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他是私嘛。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嘛。”
毛泽东问董其武：
“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董其武说：
“听懂了。”
毛泽东又强调说：
“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
“咱们国家经过多年战乱，需要3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争取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香港有不少资本家想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建国需要钱，为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毛泽东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董其武听得几乎入了迷，也顾不上记笔记了。傅作义对毛泽东说：
“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
毛泽东站起来，风趣地说：
“看，傅先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
他最后叮嘱董其武说：
“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了，只看将来。”
毛泽东和傅作义、董其武等人一一握手告别，直送到门口。董其武几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泽东，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几乎彻夜失眠，深感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真是太感动人了。
4月28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诸先生：
4月20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敬祝
进步
毛泽东
4月28日，海南岛战役经过半月作战，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前进，进抵万宁、陵水、榆林、三亚、八所、北黎一线。捷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欣然命笔，给胡乔木写了一个短笺，他写道：
乔木同志：
海南岛即将全部解放，请起草一个贺电，待榆林港解放时即发表。
胡乔木很快草就一份贺电，呈请毛泽东审批。
4月(庚寅年农历三月——笔者注)末的一天，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城西跨车胡同看望齐白石老人。
第二天下午，天气晴朗，章士钊带着毛泽东的嘱托，邀请齐白石到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泽东相会。齐白石在看护夏文珠的陪同下，乘坐毛泽东派来的小汽车欣然前往，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向客人介绍了两个女儿的名字，齐白石说：
“噢，怪不得主席的两位千金名李敏、李讷呀!”
毛泽东和齐白石一见如故，共同的乡音，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他们用地道的湘潭话谈天说地，论古道今，相见恨晚。毛泽东告诉齐白石，政务院将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丰泽园里两株海棠，有3丈多高，正值鲜花盛开之际，艳丽动人。毛泽东、齐白石、章士钊兴高采烈的观赏了海棠，章士钊兴致所至，即兴吟出了5首七绝，其一云：
赤制由来出素王，汉家图篆夙开张。徵生也解当王色，粉枌朱朱壮海棠。
毛泽东、齐白石齐声称道。齐白石说：
“实现和平，只能寄厚望于中国共产党。现在，百年战乱结束了，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收拾破碎山河，共产党了不起，毛主席了不起。”
毛泽东说：
“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靠人民来书写。人民要和平，和平就一定要实现，谁敢逆潮流而动，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晚上，毛泽东和齐白石、章士钊共进晚餐，特意准备了以豆豉为主料的几样湖南风味菜。齐白石细细品味，觉得十分可口，连连称好，说：
“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家乡饭了，今天真是幸运。”
毛泽东亲自为齐白石夹菜敬酒，十分热情。他说：
“你原名纯芝，我原来叫咏芝，小名都为阿芝，你我可称得是同乡同名的兄弟。你年长，我该尊你声老哥哟!”
说得众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齐白石向毛泽东敬酒，称赞他是一位“有道仁君”，是个大能人。他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个大能人而自豪。毛泽东笑着说：
“咱们是各有长短。搞政治是我的专长，可我却没有画画的天赋，只能当个读者。你我都是用自己的知识专长为人民服务嘛。”
酒酣之间，齐白石说到自己艺术上的“衰年变法”，说是人贵有革新精神。毛泽东说：
“我也在变，从童年时代读四书五经，到后来搞了个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还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在变，世道也在变，宇宙万物都是在变的，革新与革命，在变革上同出一理。人生在世，就要不断接受新事物，吸收新东西，在新的时代为新的社会服务。”
这时，朱德也来相陪。齐白石说：
“我终于看到太平盛世了。使民善耕种，处世要和平，这是我一个木匠一个老农一个老百姓的愿望。”
毛泽东说：
“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
齐白石说，祝毛泽东、朱德安康;毛泽东、朱德也祝齐白石长寿。齐白石说：
“在我的余年里，要为这个太平盛世多多出力，多画些美好的东西。”
毛泽东说：
“中国画艺术，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要好好挖掘整理，继承发展，传给子孙后代。我们共产党要比历代皇帝、比国民党更加重视中国画。听说国内外不少收藏家在收藏你的字画，我也是白石艺术的爱好者，是否也可以收藏你的作品呢”
齐白石说：
“当然可以。知我者恩人也，恭敬不如从命。”
毛泽东说：
“看来，充当半个收藏家，我还是满可以的。”
说完，大家都笑了。
天色渐晚，齐白石、章士钊告辞，齐白石在夏女士的搀扶下，走出客厅。毛泽东、朱德一直送他们上了小汽车。
齐白石回到家里，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天真的把每个细节都告诉了家人，他说：
“因为都是湘潭人，口音一致，每句话都听得真真切切。”
他还说，毛泽东给他夹很烂的菜，敬他几杯葡萄酒。临别时，朱德总司令还特地亲自送他上车。
后来，齐白石常对人说：
“我一辈子见过有地位有名望的人，不计其数，哪有象毛主席那样的诚挚待人，和蔼可亲，何况是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哩!”
还有一次毛泽东请齐白石到家中作客，由郭沫若作陪。毛泽东首先向齐白石敬酒，感谢他赠送印章和国画。齐白石闻之一怔，问道：
“我什么时候为主席作过画”
毛泽东笑着对秘书说：
“把画拿来，请画家亲自鉴别鉴别。”
不多时，秘书拿来一轴画作，郭沫若接过，展开一看，只见这幅画画的是一棵郁郁葱葱的李子树，树上落着一群毛绒绒的小鸟，树下伫立着一头憨厚的老牛，老牛正侧着脑袋望着小鸟出神。整幅画构图别致，独具意境。尤其是那头牛，从牛头到牛背至牛尾，只一笔勾出，其势其情，无定法，无定调，而自成格调，足见白石老人的功力过人。
就这样一幅好画，原是齐白石练笔时的弃墨。原来，齐白石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挑选出名贵的寿山石料，操起刻刀，精心镌刻了朱、白两方“毛泽东”印章，用那幅丢弃的画包裹好，赶在开国大典前夕，托诗人艾青呈送给了毛泽东，没想到这幅画竟为毛泽东所珍视，让人用全绫装裱好收藏起来。
齐白石明白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都怪我疏忽大意，这废作说什么也不能给您，您若喜欢这种笔墨，我回去马上再给您画一幅。”
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喜欢的就是这一幅嘛。”
郭沫若也趁机凑热闹，忙插话说：
“白老这件墨宝是送给郭沫若的。”
“送给你的”
齐白石诧异地问。郭沫若指着画说：
“这不，画上标着我的名字嘛!”
齐白石再看看画，上面没有一个字。他看着郭沫若，摇摇头。郭沫若见齐白石认真的样子，不由得笑了起来，又指着画问道：
“这树上画了几只鸟”
“5只。”
“树上5只鸟，这不是我的名字吗”
郭沫若故意把“上5”两个字紧紧连起来，而且语气很重。齐白石手捋长髯大笑起来，说道：
“好!郭老的大号正是‘尚武’，您真是诗人的头脑哇!”
毛泽东却说：
“不然!你二位没看见画上标有本人的名字吗”
“您的名字”
郭沫若、齐白石闻言一愣。毛泽东哈哈大笑，怡然自得地说：
“请问，白老画的是什么树”
“李子树。”
“画得茂盛吗”
“茂盛。”
“李子树画得茂盛——李得胜——这不是敝人之名讳吗”
齐白石一听便乐了，他说：
“如此看来，拙画还有点意思。那么，劳驾二位在卷首赏赐几个字，如何”
郭沫若说：
“我听主席的。”
毛泽东说：
“我听画家的。”
齐白石一抱双拳，说：
“多谢，多谢。”
他将画平铺到旁边桌子上，郭沫若将毛笔递给毛泽东，说：
“请主席先写。”
毛泽东接过笔，略一思索，写道：
“丹青意造本无法;”
郭沫若一看，毛泽东是借用了苏东坡的句子，只是把“我书”换成了“丹青”，巧妙的把苏东坡对自己书法的自谦，变成了对白石老人的赞赏;的确出手不凡，而且是如此的精当。他也立即想起了陆游的一句诗：“此老胸中常有诗”。于是，他接过笔写道：
“画圣胸中常有诗。”
这样，下句与上句就配成了一联，而且对仗工整，一丝不苟!齐白石喜出望外，他说：
“二位大家如此夸奖白石，我可要把它带走啦!”
毛泽东看看郭沫若，说：
“两位政治家斗不过一个艺术家呀!”
一句话说得3人都笑了。
1950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海南岛全境，共歼灭国民党军人。
随后，人民解放军又相继攻占广东沿海的担杆岛、万山群岛、南澳岛、南澎岛等岛屿。
至此，人民解放军在中南战场上先后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了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等共43万人，占领了除西沙、中沙、南沙诸岛外的中南全境。
5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地委同志们;各军区党委，并转所属各兵团军师党委同志们：
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200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由于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且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这些情况，迫切地要求各中央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地委及各大军区党委，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此项整风运动的主要方式，是阅读某些指定的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此项全党整风任务，要求在今年夏秋冬3季内完成。而在各个现正准备进行土改的新区，则要求在今年复秋两季首先完成整干任务，以便秋后开始的土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避免发生严重错误。为了有领导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整党整干工作，并避免过去整党时所犯的错误起见，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及所属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各大军区党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做出整党整干计划，电告中央审查批准，然后按此进行。此项计划，请于最短期内电告为盼。
中 央
5月1日，毛泽东就《关于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地问题》致电邓子恢，他写道：
子恢同志并告漱石：
4月25日电悉。一、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二、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由子恢同志于5月15日以后中央开会时带来(子恢同志动身日期另外通知)，在中央会议上作最后的讨论和决定。三、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毛泽东
5月5日，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审批的中央军委的贺电，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第二天，《人民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载：
【新华社5日电讯】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日电贺海南岛解放。电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及广东前线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冯白驹同志，和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军民同志们：
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的协助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残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奋斗的琼崖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欲知毛泽东领导的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何时结束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第231章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在3年内实
现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
条件。其他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话说1950年5月7日，毛泽东就文涧泉表兄代表唐家圫亲友们在1月向他祝贺当上国家主席，并请求为他的本家好友文凯安排工作的来信，复了一信，他写道：
涧泉表兄大鉴：
1月16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圫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健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收到否南松兄第2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又给赵浦珠写了一封回信。
赵浦珠生于1886年，是毛泽东七舅母文赵氏的侄儿，他的堂妹赵先桂就是毛泽东的六弟毛泽覃指腹为婚的第一个妻子。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与赵浦珠在长沙一同投入湖南新军辎重营当兵，交往益深。后来，他曾在多个中学、农业学校、女子职业及师范学校任文史教员和校长。新中国建立后，赵浦珠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他写了《感时》诗8首，歌颂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请求毛泽东帮助他;连同诗一起寄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这封回信中写道：
浦珠先生姻兄左右：
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预，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有便尚祈时示周行。唐家圫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此复。顺颂
健吉
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给毛泽庆的妻子宋氏写了一封回信。
毛泽庆是与毛泽东同一祠堂的远房兄弟，字有升，1910年9月出生于湘潭县姜舍镇泉映村颜家湾。他读完私塾后在家务农。大革命时期创办学校，以教书为生。1938年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延安期间，曾多次见到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很快成为一名八路军的优秀干部。1945年奉命随部队开赴东北，担任过合江省北满军区参谋长。不幸于1947年在合江病故，终年37岁。新中国建立后，毛泽庆的妻子宋氏写信给毛泽东，询问毛泽庆的情况。毛泽东接信后，对毛泽庆的下落也非常系念，他向毛远耀、胡觉民等人逐一询问毛泽庆的情况，这才知道毛泽庆已经病故了。
毛泽东在给宋氏的复信中写道：
宋女士：
去年12月来信收到。毛泽庆同志情形不甚清楚，只知其在东北工作，听人说他已病故。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同志，极为可惜。此复。顺祝
安吉
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给湘潭县第三区区委宣传委员毛逸民写了一封回信。
毛逸民在1950年1月3日，以家乡基层干部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韶山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当地社会状况，请求政府对韶山的烈士家属给予特殊照顾。毛泽东接到信后，没有轻易答复。他考虑再三，才写了这封回信。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逸民同志：
1月3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不能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
请代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努力和进步。
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给韶山杨林炉门前罗合楼的二女婿黄谱臣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谱臣兄：
1月24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兄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此复，
顺颂大安!
毛泽东
黄谱臣的原配罗氏，早于1921年11月就病逝了。
5月8日，毛泽东给革命烈士毛福轩的弟弟毛春轩写了一封回信。
1949年12月，毛春轩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介绍了家乡的情况，并提出希望毛泽东为他儿子毛浪秋、毛福轩的儿子毛迪秋介绍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春轩叔祖大鉴：
去年12月来信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浪秋、迪秋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此复顺祝
春安
毛泽东
5月10日，毛泽东给族侄毛照秋写了一封信。
毛照秋的父亲毛旭梅，是毛新梅烈士的胞兄。1925年韶山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后，毛照秋及父亲毛旭梅、叔父毛望梅、毛仙梅，均在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了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照秋贤侄：
去年12月18日来信收到。家中困难，应在土地改革后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你父亲旭梅健在，甚慰。请你代我致问候之意。
祝你工作顺利!
毛泽东
毛泽东的表兄文南松在元月的来信中，请求毛泽东为其胞兄文运昌介绍工作。
此前，文运昌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信，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婆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毛泽东看了这份名单，在上面批道：
“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此后，毛泽东外家的人又陆续给他写了一些信。凡是要求照顾之类的事，都被他婉言拒绝。
5月12日，毛泽东在给文南松的复信中写道：
南松表兄：
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此复，即问
近安
毛泽东
5月12日，毛泽东又给在长沙工作的毛远悌写了一封回信。
毛远悌，是与毛泽东出了五服的堂弟毛泽癸的儿子，生于1924年，1946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总工会印刷厂担任经理，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想到北京读书学习。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远悌贤侄：
再次来信收到了，很高兴。你做印厂工作很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再说。远翔是否尚在革大学习，有信请转交。远翔略历我忘记了，务请告我。
此祝进步!
毛泽东
接着，他就写了一封由毛远悌转交给毛远翔的回信，信中写道：
远翔贤侄：
两次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进益。
此复，即问
近佳
毛泽东
你父母相片收到，请你替我问候他们。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周文楠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接到了周文楠来自沈阳的一封信，信中还附上了她母亲周陈轩给她的信。周陈轩在信中说：4野路过韶山时，许多人纷纷到毛泽东故居参观，她趁机打听外孙毛楚雄的下落，却没有一点消息。老人在信中还说，自己在韶山独自生活，无人照顾。周文楠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她想接母亲到东北一起生活，但从韶山到沈阳，千里迢迢，需要时间、经费，非常为难。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文楠同志：
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照顾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还你。江青她们都好。祝你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附件，就是指周陈轩给女儿周文楠的信。
后来，周文楠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由沈阳启程南下湖南，路过北京时，她到中南海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询问了周外婆在韶山的生活情况。周文楠问毛泽东，毛楚雄牺牲的事，该如何讲给周外婆听，毛泽东说：
“你告诉周外婆，就说我说了，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儿子，送他到国外很远的地方学习了，也不能通信。免得老人家受刺激。时间长了，慢慢也就好了。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以后要好好照顾周外婆，经常安慰她老人家，让她安度晚年。”
后来，周文楠把母亲接到东北。1954年，周老太太被推选为哈尔滨政协委员。老人和女儿始终生活在一起，颐养天年。逝世后，她的骨灰被安葬在毛泽东故居对面的山坡上，与毛泽民烈士夫人王淑兰之墓紧邻。周文楠则在1992年9月5日病逝于哈尔滨。
5月13日，毛泽东看到了张国华关于西藏情况的告，其中反映北京藏语广播有不利于对上层宗教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的言论。毛泽东及时批转李维汉，要他“负责审查藏文广播，并规定该项广播内容及方针”。
后来在5月间，著名佛教人士、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在西安向西藏达赖喇嘛等发表广播讲话，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赴京进行和平谈判。
5月13日，毛泽东在陈毅5月10日的告上批示道：
子恢、剑英、小平、德怀、一波、高岗、彭真、黄敬各同志：
兹将陈毅同志5月10日来电转发给你们作参考。上海打退4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陈毅的告是这样写的：
“三四月份，上海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这些情况以4月上旬最紧张。上海市在解决上述问题稳定局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经验和政策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
“税收问题在上海目前来说，暂时表现出政策与任务不协调的现象，3、4、5三个月的4千亿(每月)比较重了一些，必致走到超过实际利润去收税。”“如果6月份上海能从4千亿降为3千亿左右，在稳定情绪、减少商店关门即起大作用。不知对整个货币回笼作用有否影响请陈云、薄一波考虑电示。”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漱石：
1、5月10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2、6月征税减少1千亿的问题，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答复你。3、我们决定6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6月1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如何盼复。
后来，经毛泽东批准，陈云、薄一波复电陈毅说：
“如果你认为上海6月份税收须从4千亿减为3千亿左右，我们同意。具体减多少，请与华财委商定。”
5月14日，毛泽东电召许光达从兰州回北京，亲自委派他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
1个月后，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5月15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宇居兄：
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享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
即颂
健康
毛泽东
这一天，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叮嘱回湘省亲。他首先到长沙看望外婆，向外婆奉上了人参等礼物。毛岸英的到来，使杨老太太十分高兴，她指着人参说：
“这如何要得，你父亲的身体比我重要呀!”
毛岸英笑道：
“我父亲说，您比他更需要进补，吃了人参，愿您老活100岁。”
杨老太太见大外孙如此说，喜笑颜开，说：
“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给他做吃的了。”
之后，毛岸英由在湖南省交际处工作的毛远翔和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陪同，又回到板仓给母亲扫墓。在杨开慧墓前，毛岸英放声大哭。他告慰母亲说：
“妈妈!现在解放了。爸爸要我替他回来给您扫墓来啦!妈妈!儿子想念您，我们都想念您啊!”
毛岸英回到韶山后，看望了众乡亲。他本来还要遵照爸爸的嘱托，前去杨林炉门前看望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舅舅。没想到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韶山冲的消息后，立即从杨林赶来韶山冲，同外甥毛旭一起到毛鉴公祠与毛岸英会面。毛岸英转达了父亲的问候，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临别时，毛岸英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还有鹿茸和旧币20万元。
罗石泉在1940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赴延安参加革命。毛泽东回信要他留在当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罗石泉在1940年11月遭到逮捕关押，直到1941年2月，才由邻里保释出来。
后来在5月21日，毛岸英依旧在毛远翔和毛特夫的陪同下，各骑一匹赤色的高头大马，从韶山冲出发，沿着父亲少年时常走的路线，由滴水洞抄小路来到唐家圫曾外祖父家，看望各位亲朋好友。这一来，可喜坏了众亲友，唐家圫老老少少40多口人，忙里忙外，像招待贵客一样招待这位毛泽东的后人。
毛岸英离开唐家圫后，又专程去杨林看望了堂叔毛泽峙和堂表叔李轲。
毛岸英在这几天时间里，还看望了保姆孙嫂陈玉英。他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依依不舍的回到了北京。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5月16日，毛泽东给周自娱的第3个儿子周起鹗回了一封信。
周起鹗，1907年出生于长沙，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过北伐战争，蒋介石政变后解甲归田。湖南和平解放后，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来他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农业厅工作。他在信中打听1940年从长沙去延安的姑母周文楠的下落，并要求调动自己的工作。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起鹗先生：
去年10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菊年现名周文楠，在沈阳人民法院工作。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过意，犹胜于失职者，尚以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此复 即祝
康吉
毛泽东
5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卫士抱着一些礼品和信件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把东西小心的放在桌子上，高兴地说：
“主席，你看这是什么”
毛泽东打量着桌子上的礼品和信件，小声数着：
“两只火腿，两只板鸭，一大包海米……”
他严肃的交代说：
“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杨尚昆主任处理。”
警卫员说：
“不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
就在这时，另一个卫士也提了一个袋子走进来，说：
“主席，这是杨主任刚才要我转交给你的。”
毛泽东生气了，说道：
“今天，你们这个杨主任怎么啦是不是有意让我违犯党的纪律啊!”
“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口袋非你处理不行，请你先看信，后做处理。”
“不看!一并退给杨主任。”
“主席，这封信你不能不看。”一脚踏进门来的杨尚昆说着，走近毛泽东，又说：“否则，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啊!”
“怎么回事”
毛泽东疑惑的问道。杨尚昆从袋子里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他把信放在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你看了她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
说罢，转身出去了。毛泽东打开信，只见上面写道：
“我出身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租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外出躲债。一家11口人，病死饥死了9口，只剩下我和母亲。以后，我娘儿俩来到北平，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日本鬼子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米价一天3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北京解放了。人民的领袖毛主席1949年春进了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着街道居民参加了庆祝游行，幸福的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得流下了眼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冷，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要把这一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毛泽东看罢署名为张秀清的来信，站了起来，捧起那条毛围巾和毛手套有些激动了，看着看着，两眼渐渐湿润了，感叹道：
“这是老百姓一针一线织成的啊，这是老百姓热爱共产党的一颗心啊!”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问卫士说：
“这包东西是谁转来的”
卫士回答说：
“杨主任告诉我，这是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转来的。”
“信收下，围巾和手套也收下。”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交代说：“请你把火腿、板鸭、海米交给杨主任，说这些东西作为礼品回赠给张秀清这位女工。由王冶秋或郑振铎去办这件事。”
卫士按照他的吩咐，包好东西，准备往外走。毛泽东叫住他说：
“不要走，我要给这位女工回封感谢信呀!”
他随手提起笔写道：
张秀清女士：
去年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件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毛泽东
后来在5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北海团城接见了张秀清，握着她的手说：
“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候你身体好!”
他又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
“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张秀清捧着信，看看桌子上放着的礼品，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说：
“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郑振铎说：
“主席的信让我们收藏吧!”
张秀清说：
“不给，我舍不得!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5月间，人民解放军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对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
5月19日，人民解放军占领舟山群岛。
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还攻占了渤海湾的长山列岛和闽南的东山岛。至此，除台湾和澎湖、金门、马祖岛屿外，华东地区全部为解放军占领。尔后，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投入了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做全面准备;同时，海军、空军也全面的投入了准备工作;计划在1951年春夏实施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5月20日，毛泽东对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拟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的告上作了批示。他在来函中“修建开国纪念塔”1句旁批道：“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1句旁批道：“只有讽刺意义。”最后在来函上批的是：“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5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5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党委并转各级党委：
一、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一年来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据1949年年终的统计，全国党员总数已达450万人以上，去年一年内即发展新党员140万人左右。在党的发展中，一般都注意了工人成分，注意了公开地发展，有的并且注意了在各种斗争中吸收优秀的分子，所以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但一年来党的发展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一般地说，当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时，即开始了实际上是大量发展的行动，因而没有保证新发展党员一定的质量。有的则不适当的实行“自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放弃了党的领导。有的则因为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存在着关门主义，而错误地认为在党员的发展工作上也存在着关门主义，并强调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其结果是将一些不够党员起码条件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把党员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
三、由于中国革命已经在基本上获得了胜利，我党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公认的领导政党，由于5年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330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这就使目前党的发展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
四、今后发展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在3年到5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党。这一任务，在今天全国胜利的条件下，是可能与必要完成的。但必须有一定的步骤，而且要作许多工作。首先要加强职工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与教育工作，待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大量地、但同时又是经过个别审查地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这以前，应该是也只能是审慎地、负责地个别接收。
五、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成分在党内有一定的比例，今后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在老区，党的发展一般地已达到了人口的3%至5%，还有若干县份甚至到7%至10%，因此，今后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题。即是说，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逐渐地把目前觉悟程度不够的党员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而对于那些毛病很大、经过教育又不愿改正的党员，应逐渐地采取一种适当的方法，劝告其退党或开除其党籍。然后，对于群众中真正的优秀分子，并经长期工作考验证明其确已具备了党员的条件时，应个别地、慎重地吸收入党。在新区农村中，目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应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和教育广大的农民，发现与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俟土改完成后，再来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今后三五年之内，农民党员以不超过人口的1%为标准。
六、关于“自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是有缺点的，这很容易被误解为尾巴主义，也很容易在实际工作上使党陷于被动。这种方法以后不应继续提倡和采用，而以公开建党的口号来代替它。所谓公开建党，是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应公开地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在考察一切要求入党的人时，不仅听取介绍人的告、本人的意见及党内的反映，而且还要采取各种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使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相结合，才能对被考察者有较全面的认识。因此，公开建党就必须防止不重视群众意见(或形式地征求群众意见)和放弃党的领导这两种偏向的发生。公开建党的目的，是为了更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与监督之下，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
中 央
5月22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黎锦熙在5月17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中国大辞典编纂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在回信中对老师的意见表示赞成，并请有关人员帮助解决。
5月23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各野战军军区党委：
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决在全世界发动签名，要求禁用原子武器，此项运动已在欧洲各国及中国若干大城市展开。我们应当支持这一运动，利用这个方法来广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团结国际友人的宣传，争取有几千万人在和大宣言上签名。
二、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这是全世界当前的主要斗争任务。但由于中国现仍处于解放战争中，由于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情不熟悉，而蒋匪特务关于世界三次大战的欺骗宣传亦因此尚有若干市场，所以我们在进行反对新战争、反对原子武器的宣传运动时，必须注意以下各点：1、不要简单地讲反对战争拥护和平，要讲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2、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但是并不害怕战争，帝国主义以全世界战争吓人，但是战争真的打起来，帝国主义必然灭亡。这是我们关于战争和平问题的全部观点，必须完全说明。以苏联、中国为中坚的世界和平势力，已经超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但帝国主义冒险家是不自量力的，各国人民必须团结奋斗，保持警惕，揭露阴谋，方能破坏敌人的计划。3、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人的武器，因此必须禁用。但原子弹并不能决定战争胜负，且苏联亦已有原子弹，因此并不可怕。4、签名运动是有用的，表示全世界的和平势力大，造成侵略分子孤立，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
三、签名运动的领导，在已设和大分会地方由分会负责，应设而未设者迅速设立，无分会地方即由工农青妇团体与中苏友协负责。签名运动的时间暂定6、7、8三个月，人数暂以3000万为目标，步骤是由大城市而中小城市而乡村，由有组织群众(工厂、部队、学校、农协)而无组织群众。方式由各地按具体情况自行选择，但必须在事前事后研究群众的思想动向，决定宣传内容，防止特务造谣，严禁强迫命令。
四、北京和大委员会决派萧三、艾青、赵仲池等同志去沪、杭、宁、汉、长沙、广州、西安各地作旅行讲演，并巡视工作(除保卫世界和平的工作外兼及各地中苏友协工作与文艺工作)，望予协助。
中央
5月间，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原一部分，保存主力”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总部、军兵种领导人和军区参谋长以及部分军、师参谋长参加的全军参谋长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持，朱德讲了话。
此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550万人，而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经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确定分期分批复员或转业百余万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中央军委成立公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公安部队和属于政府系统的人民警察。
参谋长会议还明确了各级司令机关的地位、职责和编制，制定了《司令部工作条例》，加强了参谋人员的培训，使司令部工作逐步实现正规化。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银桥从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生的启事，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想上学去。”
“嗯”毛泽东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到哪里去上学呀”
“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上学是件好事。不过，你非要现在去吗”
听得出来，毛泽东有点不愿意。可李银桥坚持说：
“我今年都23岁了，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
“噢，23，嗯，是不小了。”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终于说：“那好，你去吧。”
李银桥多年来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现在真的要离开了又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儿，他低声说：
“主席，我去学完了再回来。”
“好啊，随时欢迎你回来。”
毛泽东立刻高兴起来。李银桥拿出一个本子，说是请毛泽东题个词留念。毛泽东提起笔，想了想，写道：“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李银桥带着毛泽东的期待，满心欢喜的去上学，可他到那儿一看，大失所望，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呀，只有一个大院子，既没有课堂，也乱哄哄的。他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便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高兴地说：
“回来好啊，回来继续工作。”
自此以后，毛泽东便常常把卫士们和警卫部队战士们的学习挂在心上了。
5月24日，毛泽东在章士钊向他推荐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李谠的信中批示道：
“请周(即周恩来——笔者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
他又在李谠的自传上写了一段批语：
“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5月27日，毛泽东给在湘乡县刚刚上任3个月的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不久前接到了文运昌、文涧泉、文梅清、文南松4个表兄的一封联名信，信中说：乡下的土改有问题，干部执行政策出现“左”的偏差和工作过粗的现象，对地主的批斗态度利害了一点。把一些不够划地主成份的人也划成了地主。再就是打人，违反了土改法。这些做法不妥，要及时纠正。另外，他们还在信中提出文家生活困难，请表弟帮助解决生活所需，或指示当地政府给予救济。
毛泽东反复看了这封联名信，他心里很清楚，乡下土改工作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有没有文家兄弟所说的那么严重呢文家兄弟都是贫农出身，却如此同情地富，为地富开脱，这是立场、原则问题，应当批评教育。不过，事情还未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先写封信给湘乡县长，了解一下情况的经过再说。于是，他就在给刘亚南的信中写道：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文氏兄弟4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
健康
毛泽东
后来在1950年6月初，刘亚南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信，他捧读再三，仔细揣摩信中的意思。刘亚南又抽出文家兄弟联名写的那封信，看了半晌。刘亚南想，在湘乡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南下干部，他们把北方土改中一些做法带到南方来，以至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虽然已经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但是，有一些干部为了尽快掌握基层政权，还是有点急于求成，他们给各个乡、村、保规定指标，要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但是，不管怎么说，土改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吧，何况文家兄弟都是贫农，他们怎么会“替地富说话”呢于是，刘亚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了两名机关干部到唐家圫所在的石城乡，调查土改情况。他自己也亲自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原来，在唐家圫蹲点的石城乡土改中心组组长，是湘乡四区区政府刘秘书，此人系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当过乡长，为了掩盖自己的历史，表现其革命性，就伪装积极。他以为越“左”越好，越“左”越革命，就在划成份时，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也划成了地主。石城乡本来是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很少有什么大户富户。除了曾经当过国民党师长的贺瑞亭被划为地主外，家境稍好的农民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被错划为地富。
文运昌对本地的情况是清楚的，他知道刘国坤虽然当过伪保长，但财产很少，家境并不宽裕;尤其是钟瑞南，家里很穷，仅仅是人懒一点，不大做工夫，也被划成了地主。文运昌和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性情憨直，心地善良。他在亲朋的恳请下，几次出面为错划的地富说情，甚至干预当地政府的工作，因而与基层干部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此时，距唐家圫不远的另一个区，有位姓萧的地主，在当地有许多劣迹，镇反时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关在县城死囚房里等待执行。萧家因过去与文家有些交往，也知道文运昌与毛泽东的关系甚为亲密，便送来一些酒、肉、鸡之类的礼物，还抬来一顶布轿，请文运昌去说情。文运昌开始还说些推辞话，但他经不住萧家人的阿谀奉承和软泡硬磨，耳朵软了，就坐着那顶轿子去了区公所。
常言说国法大如天，无论文运昌怎样说情，区公所硬是不肯放人。文运昌面子上过不去，就在区公所说了些出格的话，引来许多人围观。区里的干部看他年纪大了，再三劝阻，文运昌却是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火大，竟开口骂起人来。区干部一时性起，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扰乱公务，就把你抓起来。于是，不由分说就把文运昌关进谷仓里禁闭起来。
有一位女副区长担心把事情闹大，便去和文运昌谈话，对他的言行进行了批评教育，好说歹说，直到把文运昌说得低头认错为止，方才把他放了出来。
那个被关押的姓萧的地主，身怀绝技，掌握了不少祖传秘方，看病很有一套。这时候，有一位干部得了重病，县医院虽然全力抢救，也是回天乏力，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要撒手西去。有位干部提出，不妨让姓萧的死囚犯看看，病急乱投医嘛。于是，萧某被带到病房，给病人把了脉，开了处方，其中有蜈蚣之类的剧毒药。许多人认为这个阶级敌人是有意复，他开的方子吃不得。唯有那奄奄一息的病人表示，管它是什么药，都要吃。没想到一剂药下肚，果然奇迹出现，病情大为缓解;三剂药服完，病几乎好了。人们无不惊叹。
人民政府对于那些有悔改表现、又掌握有造福人类的某些技能的犯罪分子，总是给予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予以宽大处理的。萧某正是这样一个幸运者。由此，他被改判死缓，又因服刑表现好，改判为有期，以至减刑提前释放。文运昌兄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之对此事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差，以为是文运昌闯入公堂的结果。自此，文运昌又把女副区长的批评当成了耳旁风，常常为人鳴不平，时有“包打天下”的惊人之举。
正在文运昌颇有些自鳴得意的时候，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找到了文家兄弟，连连叫屈，请求为他们说话。与此同时，石城乡副乡长毛提臣也找到文运昌说，石城乡的土改比较“左”，但他不敢向南下干部反映。文运昌觉得，再向当地政府说什么也是白说，不如直接上书北京，向润之表弟告“御状”。于是，他找来文涧泉、文南松、文梅清3人商议，3人公推文运昌执笔，联名给毛泽东写信。
就这样，地方干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一纸“御状”，竟把他们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刘亚南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土改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立即将土改的成绩和问题，以及整改的措施，写了一个详细汇材料，寄给了毛泽东。
5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西南局《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
西南局在5月27日告中央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中是这样写的：
中央：
接中央17日电后，我们即着手研究，现提谈判条件如下：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以上10条请审查。我们意见，这10条全文作为秘密谈判，不宜全文公布，以免帝国主义捣鬼。但可将这些内容分别地在广播中解释。如果谈判不成，需要战斗进军，只要在3、五5两条文字上略加修改(精神不变)，就可作为公开宣布的约法10条。
中共中央在给西南局的批复中写道：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西南局5月27日发来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条件，除第8条末句“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应改为“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外，余均同意。所提此项条件暂不公开发表，但可将其内容分别地在广播中作适当解释的办法，亦可同意。
中 央
1950年6月3日，宋庆龄在上海因病不能到北京开会，致信毛泽东，她写道：
毛主席：
在京畅聆谠论，深感万分愉快。告别以来，倏忽二旬，想您最近身体健康，甚盼及时珍重，作充分休息。
我返沪后即着手筹备救济总会宣传部工作，因事属创举，不得不周详计划，昕夕从事，刻无暇晷，致最近旧疾复发，正在诊治之中，故本月恐未克来京开会，尚希见谅。
兹附上由美国转来之斯诺先生函一封，即请查收。我对渠最近之思想是否正确一时无法侦知，因久未阅其著作，故不易臆测。如有复函，我可代为转寄。
此致敬礼!
宋庆龄
毛泽东得知宋庆龄身体有病，叮嘱上海市委领导前去探望。
6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告。他在告中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他说：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的和较快的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3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3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3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能够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1、有步骤有秩序的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4、有步骤的谨慎的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必须认真的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的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的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6、必须认真的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的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必须坚决的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8、坚决的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这一天，毛泽东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对他的书面告作了说明，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主张，全文如下：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斯大林同志和许多外国同志，都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搞惯了，反而不那样感觉。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还要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做广泛的宣传。
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1亿6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1亿6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3亿1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义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只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3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也分别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和军队整编问题的告。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约见了卢汉。宋任穷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这是他与毛泽东分别14年后，重新见到了自己的领袖。
毛泽东和卢汉寒暄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称赞他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还对卢汉和宋任穷说：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
谈话结束后，宋任穷送走卢汉，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不一会儿，毛泽东派人来把他叫了去。毛泽东说：
“10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
接下来，他在谈话中说：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你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召集粟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粟裕汇说：
“据最新敌情通，台湾守军兵力增加到40万人。我解放台湾兵力亦应相应调整。我们原计划集中3野全军攻台，以第9、第7兵团为第一梯队，其余部队为第二梯队。目前3野全军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0万至38万人，和敌人相比不占优势。建议军委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至4个军投入，使攻台作战更有把握。”
毛泽东问：
“蒋介石这些兵是从哪里跑过去的”
粟裕说：
“4野解放海南岛，驻海南岛7万蒋军逃到台湾，舟山群岛12万蒋军也撤到了台湾。50万大军攻台，基本上都是陆军，‘过得去’是个大问题，单靠海军舰船运送是不够的。我算了一笔细账，每人在船上占的面积约0.6平方米，加上武器装备和物资，约需船只76万吨，也就是千吨以上的船只575艘。第一梯队以6万人计算，每艇载25至30人，需要登陆舰2000艘。目前征集到的船只还不到一半，第二梯队及预备队都还无船可乘。建议中央统筹建造足够的渡海运输舰船，并把华东、华南、华北、东北沿海船只统一编成几支运输船队。”
毛泽东点点头，说：
“你这账算得很细，很具体。海上运兵确实是个大问题。”
毛泽东转对周恩来说：
“这个问题要很好重视。”
粟裕又说：
“鉴于解放台湾之战已不仅是3野部队参加，建议中央派刘伯承同志或林彪同志主持攻台。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渡海舰船，建议攻台作战推迟一些时间，确有把握再行动。”
周恩来说：
“海上作战和陆上作战大不一样，受气候、风浪、潮汐影响很大，我们在这个方面缺乏经验，金门、登步岛之战有深刻教训，没有足够船只，不能急于求成。”
粟裕听到周恩来提到金门、登步岛之战，激动得站起来说：
“金门、登步岛作战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准备，根子在于骄傲轻敌。由于轻敌，对蒋介石垂死挣扎的顽固性认识不足;由于轻敌，对敌情侦查不细;由于轻敌，对海战特点没有很好研究;由于轻敌，在运兵船只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便发起进攻。金门、登步岛之战教育了我们，攻台之战没有充分准备，不应轻易发起。”
毛泽东示意粟裕坐下来，他说：
“粟裕同志提出的攻台指导思想‘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后再行动’很好，所提3条建议，2条很好，增加攻台兵力和统筹建造船只，中央和军委要专门研究部署。”
毛泽东转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问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毛泽东见大家没有异议，就接着说：
“第3条建议，派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中央不采纳，解放台湾之战还是由你粟裕来指挥，中央和军委信任你。”
刘、周、朱、彭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就说：
“好，我正式宣布：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现在要加紧准备，没有绝对把握不发兵。”
周恩来在会议讨论时与中央财委的薄一波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二人一聊开，所谈内容渐渐广泛，其中有一段话也很有意思。周恩来问：
“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
“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总理，你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你看呢”
“好啊，”周恩来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着说：
“不是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思考着说：
“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说：
“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8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周恩来不等薄一波回答，就接着说道：“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6月9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总结告。
七届三中全会鉴于王明迟迟不写检查，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王明同志至今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
决定要求王明仍应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它文件中所犯的错误，作一次深刻的检查，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的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王明在接到这一决定后，软磨硬抗，坚持不写检查，提出要到苏联治病。后来，他在10月25日离开北京去了苏联。1953年12月王明回到北京，仍然不提写检查的事。在1956年春，他又去了苏联。六十年代以后，王明公开走上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他在苏联写的《中共五十年》中又一次暴露了原形，他说他在七大前写的检查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是他采取的一种策略。1974年，王明病逝于莫斯科。这是后话。
欲知七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介绍。
东方翁曰：从“四面八方”思想的产生到“不要四面出击”战略策略的提出，可以说毛泽东是在革命胜利后保持了最清醒的头脑。相比之下，在党内那些高级领导人中间出现的右的思想和“左”的倾向，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国的工商业得到了合理调整，有力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据统计：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23.4%。其中，工业增长36.4%，农业增长17.8%。粮食增长16.9%。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也有很大改善。即使在这一年又出现了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战事，国家的财政从1951年起也依然做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到1952年，依然是在战争的条件下，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还高出了20%。在3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终于胜利的实现了，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 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QQ：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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