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孔庆东：惊涛骇浪等闲看

学术研讨会
主题：《读书》杂志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迁
时间：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1308室
主办：书社（010-62760856）
网站：http://www.wyzxsx.com

下面是北京大学孔庆东先生的会议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我刚从国外回来，不太了解情况啊。反正就是知道：出事儿了。（笑）看今天的场面，好像还是出了个比较大的事儿。不过我一进来，就看见了墙上的这句话：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难道真的出了什么不能等闲看的大事儿吗？
我们看今天发言的各位老师、前辈，有平静的，有激动的。其实我想在家里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对这个事情有所预料，这个事情难道值得奇怪吗？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一个事情，而且在我看来，发生得太晚了，而且可能发生的方式呢，我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是比较愚蠢的，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
任何一个事情发生，都能找到合理化的叙述，我在日本的时候，老董师兄带我去“参拜”了靖国神社（董：不是参拜啊，是看看反面教材）。靖国神社里面的叙述完全是合他们的理的，为什么合理？我们皇军在满洲，才驻了一万军队，中国驻了二十五万军队啊，总企图抗日，对我形成重大威胁，干扰东亚和平，我们不反抗不行啊。看，任何叙述都可以合理化。那么我们看到的所谓压制，往这边打板子，但是也看到往那边打板子，但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比较，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关系，还是九十九板和一板的关系。
我刚才听了钱老师的发言，我今年春天给钱老师写了一封信，因为我春天在日本街头漫步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想到，今年是我成为钱老师的研究生20周年。很激动，当时就给钱老师写一封信，我就想，我当年为什么要考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按照我的个人趣味，我是应该搞古代文学的，或者我应该搞音乐、建筑、美学的，因为我骨子里是一个封建士大夫，有人说我左派，有人说我右派，都不对，我就是要过陶渊明、苏东坡的生活。但是我过不了，你不让我过，我想过那种生活，你不让我过，我不得已要发出点声音来。我发出点声音，目的还是要过那个生活，并不是我要革命或者反革命。他们不让我过那个日子，所以有的人就会说我这样，有的人说我那样。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不能不意识到，是有很多人，弹冠相庆、奔走相告，这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在一些私人通信中，有的人已经把獠牙都露出来了，说你们就是该死，把你们这些毛泽东的余孽都搞掉，让你们碎尸万段。有的时候他一不小心就把这些真心话说出来了。这个血淋淋的事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掉的，所以说今天呢，汪晖他说政治变成了“另外一种政治”，我愿意叙述得更清楚一点，今天就是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如果说过去那个杀人是咔碴咔碴杀的，今天则是你根本没听见没看见，人就杀死了。我觉得刚才欧阳先生讲得很激动，说这个事情是怎么个罪恶等等，但是很可能一年之后，人们就忘了，完全把你掐死了，人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就想，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早晚要发生。当初我要选择读现代文学研究生，我为什么呢？就是要选择作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我有一点学问，我有一点知识，我有一点文化，我干什么，我觉得我对不起我那些同学，他们都没考上北大，我们那些邻居他们都没考上大学，他们在卖羊肉串，他们在干别的，在骑着摩托车在大雨中奔跑，我的想法很朴素，我就是要报答我觉得对不起的那些人。
我上了北大了，我要干点什么，我要跟这些同学聚会的时候，我说出些什么话来对得起他们。而不是洋洋自得，我比你们多考了60分，多考了70分，我过得比你们好等等。不是这样。那么我觉得这些年来，想坚持这样一种立场是非常之困难，是极其地困难，所以呢，我不得不给自己铺上各种的伪装，什么幽默啊，什么谐趣啊，等等。这些伪装都是在掩饰我心中最纯洁的一种东西，最严肃的一个立场，但是这种维护是这样的艰难。一开始呢，你遭受的压迫是容易反抗的，你就说，我没有言论自由，你欺负我等等。现在你有“言论自由”，你什么都有，你要什么都有什么。你原来说脑体倒挂，现在生活也给你解决了，房子你也有了，钱你也有了，就是现在很多的媒体叙述的那样，你没有办法获得别人的同情。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除了资本、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媒体，这个庞大的舆论力量，这个舆论的杀人工夫，是更深的。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碰到了以往的问题，这个大的时代的暴风雨来到了，而别人可能没有感觉到，很像我们二三十年代。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人家也搞清党，这次事件我看也是“清党事件”。就是把你从我这个体系中清出去。原来咱们是战友，80年代的时候，本来是战友，一块抵抗北洋军阀，是那样一个时代，现在北伐完成了，北洋军阀的势力给打下去了，现在要清党了，清党是“合理”的。但是清党者内部又分好几派，有武汉政府，有南京政府。那么清党来了怎么办，我觉得你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你选择了作一名批判的知识分子，那么我最后就应该想明白：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就那几句话，就是老毛的这几句话。
要不你就不要选择，你不选择这个，你可以过得很好。我现在完全可以过得很好，我对这个事情像钱老师讲的那样，我保持沉默，我甚至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很多人我们知道，这些年来获得了大量的好处的，这个背后就是有利益之争，个人的、集团的、和阶级的，国际的，都混合在一起，那就要看你的选择。我选择我就承担，我承担他好的后果，我也承担我为此而背上的灾难。既然我想透了，这个事情是要发生的，那就无所谓了。那么你可以从内部去检讨，这个《读书》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获得的声援这样小。我们可以看到的今天，尽管同样受到压制，但是你可以看到，汪晖的发言是那样的艰难。不仅是汪晖一个人，凡是跟他持相同立场的人，发言是很艰难的，要精心地选择词汇和表达方式。所以说很多话是不能公开说的。就在10年前，96、97、98年的时候，不止一个人告诉我：汪晖是共产党的特务、政府的特务。不光汪晖，有好几个人，也包括老韩，你们都是共产党的特务。是这句话对我有刺激，因为我明明了解他们不是，而且他们正属于那些受压迫的人，这个韩毓海当时正在北大受着压迫，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了，我说这个话应该倒过来看。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身攻击，反而使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你最后就要承担这样的结果。大家都不理解你，甚至你为之而奋斗的那个人群，可能都要反对你，你最后真的变成了一个千夫所指。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扛得住，我觉得现在就到了这样一个结骨眼上，实际上穿透很多缓和的话，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决战的阶段。
也就是说，在我们胜利召开2008北京奥运会之前，要清理场子了，要把这个场子打扫一下。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丢了一个《读书》无所谓，何况还丢不掉，我不相信换了一两个人就发生这么大的影响，最关键还是要看——钱老师说人口问题，这个人口问题我觉得就是人民的问题，就是人民还有没有这种欲望，我们所有的言说，最后要根植于人民的欲望。人民的欲望是什么，我一回来，我就坐公共汽车来的，来的时候坐公交，看着北京的满天尘土、堵车，车上人们发的牢骚。我要了解中国的情况，我需要看《读书》吗？那我太可怜了。《读书》是非常重要的刊物，但我了解中国不是要看《读书》，我来到中国，随便跟民工吃一碗面就行，我成天跟三教九流的人滚在一起，我以别人说我不像北大老师为荣。我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中国，我知道中国各种人都是怎么生活的。北大老师怎么生活，年轻教师怎么生活，博士毕业留校只挣2000多块钱一个月的老师怎么生活，我是知道各种各样人的生活，然后呢我才比较出一个标准，才知道哪个杂志在说真理，哪本书，哪个文章讲的是真的东西，哪些文字是在粉饰太平。
这些人之间也有各种矛盾，这个矛盾跟权力会发生结合，不跟权力结合起来大家都是朋友，一旦跟权力结合起来，就非常危险。这不是光用来批评别人，我也警惕我自己，我们自己现在都是体制上的人，很可能就在这个问题上，或者那个问题上，获得了一点小小的权力。有了这个权力的时候，你不想用别人也要来利用你。这个是最后对自己的考验。外界的惊涛骇浪，我觉得你经过一些事之后，就可以摆平了，你不怕它了，大家都不理我我也不怕，但是最后你要理自己。最后你把自己的心情理顺了，你知道我一生中啊，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和我差不多的朋友们，我们还会遇到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可能心情会好一点。没有《读书》不要紧，还有别的，只要人们有这个欲望，还可以读报，还可以看看别的，还可以开通别的空间，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别的空间你可以进去。
钱老师退休的时候，给我几个锦囊妙计，对我非常有用的，大概意思就是，跟社会跟人民连接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意思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你坚持与人民保持关系，你别的空间被封杀了不要紧。假如今天有人把我的博客封了，不要紧，我想我还有别的办法。而我们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只会说话，那么我更敬重其它专业的一些知识分子，可能比我们更有用，比如人家学法律的，人家学经济的。他可能用更直接的手段去参与这个社会的变革。我们可能是更加浮在表面上的。我去年跟人讨论"一二九"的问题，"一二九"，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的这个精神，是今天有必要重新提出来的。今天可能知识界青年，都面临着三十年代的那种苦闷。我们都知道中国有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好怎么办，只有一个《读书》，他肯定要给你灭掉的，你如果有十个八个，那么就形成了一股力量。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大家根据自己的工作，根据自己的能力，在不同的领域内，你都摆一个小摊。你这个小摊摆得多了，可能就形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形成五大苏区，是有可能的。如果你这么想的，那以后就要面临着更残酷的围剿。我不一定这样想，那我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那就是以后的事情了，我就说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