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这种态度与张学良同出一辙，都是力避冲突，没有要求抵抗。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这个在中国人心中的耻辱记忆，在日本人心里却充满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临下。虽然日本权威文献普遍承认了关东军阴谋策划了这一事变的事实，也指出了这次事变的始作蛹者是关东军手握重权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次郎，却仍然站在皇国史观上来否认这场侵略战争。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造福亚洲或淡化罪行来歪曲这段历史。日本关东军与东北军兵力对比。1931年9月18日时，日本关东军主力只有缺编的第二师团，一万多人。加上 “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警察等，总兵力也不超过3万人。而且是以沈阳为中心，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

　　

　　此时的东北军是中国实力较强的一支武装，正规军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达40万。

　　

　　1928年东北易帜后，东北军编成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

　　

　　1930年9月，张学良支援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以其9个精锐旅共10万人编成两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

　　

　　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9个旅及配属(骑兵3个旅及炮兵、工兵等)分驻在平津一带。

　　

　　1931年7月，为讨伐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将东北的步兵3个旅、炮兵2个团共8万人调进关内。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留驻东北的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计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共20万人。

　　

　　东北军此时装备在国内是比较好的。其兵工厂每天生产的武器可装备一个营。空军五个航空队装备飞机250-300架，其中100多架是从法国和捷克两国购买的较新式。

　　

　　东北海军拥有大小舰只21艘，3.22万吨。主力舰“海圻”号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巡洋舰，其余还有“海琛”、“镇海”、“威海”、“同安”、“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战舰。

　　

　　就奉天省而言，东北军驻有8万左右，而日军仅有1万。即使是沈阳北大营当时驻军8000多人，而关东军仅有3000人。

　　

　　也就是说，仅就兵力而言，不算入关的军队，也是东北军20万对关东军3万。

　　

　　此时蒋介石为中国海陆空总司令，张学良是副总司令。

　　东北军的不抵抗　　

　　“9.18事变”是从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爆炸柳条湖铁路、向沈阳北大营发起进攻开始，到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辽宁锦州、2月5日占领黑龙江省哈尔滨为止。

　　

　　据后来揭露，此次事件是以石原莞尔(关东军大佐作战主任参谋，后第16中将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大佐高级参谋，后陆军第五师团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以战犯被送上绞刑架)、花谷正(时任步兵第37联队少佐大队长，后任五十五师团中将师团长)、今田新太郎(时任特务机关大尉辅助官，后为苏拉威西岛驻军少将参谋长)四人为核心策划的。

　　

　　东北军北大营是第七旅驻地，旅长是后来升任军长被杀的王以哲。当日军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营房进攻时，由于是周末，留在旅部值班的最高指挥员是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校。赵镇藩在枪炮声中，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请示应急办法。 荣臻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此事有点演义的成分，但荣臻没有下令抵抗则是事实。究竟是谁下令不抵抗，谁该为这种不抵抗负责，估计永远也搞不清。因为大家都在推卸责任，而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又断章取义进行不同的解读。东北军参谋长是当时留在东北的最高指挥官，是他直接下的命令应该没有问题。他说当晚打电话请示了张学良，是张学良表态不要抵抗。

　　

　　刚三十岁的张学良是国民政府陆海军三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当时东北军绝对听他的。如果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的话，他说依据的是蒋介石在8月16日和9月12日两次做出的“不抵抗”的指示。

　　

　　有据可查的是张学良曾于1931年9月5日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九月六日打电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原始电文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人中村案》第一〇四号)。此态度是张学良一人的态度还是接到蒋介石“铣电”后的指示，难以说清。而且这两次指示都在九一八事变之前，针对的是中村事件而非九一八事件。(后来很多文章把这两次指示作为张学良对九一八事件的指示是错误的)。

　　

　　蒋介石当时是中国军队最高司令官，把不抵抗按在蒋介石身上有两方面。一是1931年8月16日拍发的“铣电”( 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和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正。”第二个方面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有道称蒋介石与张学良有十几封往来电，内有不抵抗的指示。这些问题一方面未见原件(有说原件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另一方面即使有也只是一种原则指示，九一八事变后并没有下达具体不抵抗命令。蒋介石因九一八后领导责任，不得不于1931年12月15日下台是事实。张学良也在同一天致电蒋介石要求辞去陆海空副司令职，南京国民政府改委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两个人的下台是为丢失东北担责，没有提及下达了错误的不抵抗命令。

　　

　　东北军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抵抗是事实，这种做法受到国人的指责和痛骂，张学良也因此被骂为“不抵抗将军”。

　　

　　按照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抗战期间任国民党东北军少将秘书长，1942年率112师起义投奔八路军。1978年任铁道部部长。张学良第一次赴美探亲时，特请郭维城及3位东北元老阎宝航、万福鳞、王卓然之子阎明复、万国权、王福时赴美参加祝寿活动，可见与张学良交情颇深)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东北日》1946年8月24日)。这种说法有毛病，因为向中央政府告九一八事变是19日早晨6点以后，不存在一夜之间十几次电请蒋介石。

　　

　　而根据日本《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一书中记载张学良在接受NHK电视台记者的公开采访时说：“(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张学良和郭维诚都是当时人，郭维诚讲话时已投奔共产党，是否有政治因素不得而知。而张学良的话是日本记者公布出来的，是否真实也存在疑问。

　　

　　蒋介石的态度可见事变爆发后的四天后，即1931年9月22日，对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中正养午。”

　　

　　有人提出蒋介石日记连续七天以“雪耻”开头的，以此证明蒋介石的态度。

　　

　　且不说这种日记能否反映真实情况，仅就一些人提出的9月19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就显得没有意义。

　　

　　因为九一八事变是9月18日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炸毁了小段铁路，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进而关东军川岛中队长率兵袭击北大营。据当时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陆军团长王铁汉在《王铁汉访问录》一文中说：“十九日上午一时四十分，日军步兵二百余，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本团接近，炮兵也开始射击本国营房。此刻适逢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抵抗”我答称：敌人入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以让，则国格、人格全无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

　　

　　王铁汉后来担任国民军第49军军长，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到台湾后任国策顾问，他的话可信度比较高。

　　

　　据当时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追忆，九一八当晚张学良接到臧式毅、荣臻等人电话告，凌晨一时即召集东北军在平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张学良在会上表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我方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洪钫的话与王铁汉基本一致。

　　

　　原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回忆，十九日 6点左右，张学良急召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人继续会商，会上决定采用顾维钧提出的主张——“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张学良在当时的应急措施是一方面命令东北军不要抵抗，“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一方面电请南京出面要求国联公裁。顾维钧的话印证了高层是19日晨六点后才知道事件发生。

　　

　　从以上三人的回忆看，向东北军下令不抵抗的是张学良，时间是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而向南京国民政府告的是19日6点后，蒋介石19日知道此事很正常。

　　

　　同时，虽然找不到蒋介石当时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却也找不到蒋介石下令抵抗的命令或指示。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又岂不是不抵抗的态度!

　　

　　目前所见蒋介石9月19日给张学良的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与张学良同出一辙，都是力避冲突，没有要求抵抗。

　　

　　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全市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含忍，决非屈服”，至忍无可忍时，必“领导全体国民，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这个讲话是公开的，足以证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

　　日本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对中国的图谋早在1931年6月《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明确，即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只是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事先并没有向军部告。

　　

　　事变发生后的9月19日，日本内阁制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要求事变不得扩大，禁止关东厅(日本驻关东州的政务机构)和满铁公司参与事变。在辽宁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奉天，在吉林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长春。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不许增援关东军的命令。

　　

　　关东军的军官们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一郎也违令准备派出3万驻朝军队增援关东军。

　　“9.18事变”后共产党的态度　　

　　中共中央于9月20日、22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图谋，严厉谴责了国民党政府“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的卖国辱权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体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并先后派遣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赵一曼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到东北加强对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郑重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和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接着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9、18事变”后国联的反应　　

　　“9.18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

　　

　　国联李顿调查团于1932年1月21日正式成立。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完成调查告书，各委会签字。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于3月28日以抗议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九一八事变对后来日本全面侵华打下了基础。　　

　　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虽然是几位少壮派军官策划的，没有得到东京大本营的指示。但是，成立满洲国，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军部好战分子只是把这种方针提前实施。在中国政府软弱不抵抗下，歪打正着的迅速完成了日本占领东北的战略企图。

　　

　　从整个事件前后来看，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是谁具体下达了不抵抗命令，但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认可态度的。原因在于蒋介石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

　　东北不抵抗是张学良和蒋介石两人的共识　　

　　日本占领东北后，直接得到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19.5万余支步枪，5500挺机关枪，1650余门大炮，5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几十艘军舰以及大批的弹药、器械、医药、物资等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日本获得中国东北大量的工业资源，其中钢铁、煤炭、石油、粮食及其它金属是日本紧缺的。完全可以说是中国东北养肥了日本，成为后来全面侵华的资本。

　　

　　人们比较喜欢假设。如果当年几十万东北军奋起抵抗，日本关东军能撑得住吗后来的侵华战争会不会发生如果东北失陷后，中国集中兵力与日军在东北决战，结果又会怎样如果日本占领中国后，扶持起满洲国(事实上当时很多东北人认同了满洲国)后，将帝国范围限定为日本、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台湾，维持与关内外的对峙局面，日本会强大到何种程度如果日本占领东北后把主力北进苏联或南下挑战英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会如何演变

　　

　　东三省沦陷不是实力的原因，完全是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日本直到后天仍然以骄傲的态度认为占领中国东北只是时间早晚与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而中国却陷入党派之争，或者国民党内部谁更不抵抗之辩。没有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深刻检讨原因和提高对日本侵略本性的认识。

　　

　　后来，为了政治需要，台湾与日本结盟，大陆为了经济利益鼓噪与日本世世代代友好。这样的结果是有一天中日再战，不抵抗或者曲线救国论还会占据很大的市场。

　　

　　从 “九一八事变”前后过程看，不抵抗是当时的政府高层的共识。这一点应当没有疑问。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高官及政府正式文告，都坚持“力避冲突，逆来顺受，企求国联解决”。另一方面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并没有任何组织抵抗的动作，反而在不断绥靖下丢掉了华北。在此基础上纠结谁下的不抵抗命令意义不大。201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