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怒吼钓鱼岛
——197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保钓运动述评
(征求意见讨论修订3稿)
姜宇晨

　　

　　联系方式 Email [email protected]

　　

　　
主人公论坛@2008

　　

　　目 次

　　

　　0 引言
⑴ 钓鱼岛概况
⑵ 埃默里告
⑶ 日本“野心”
⑷ 钓鱼岛争端迭起

　　

　　1 钓鱼岛问题历史缘由
⑴ 甲午之耻
⑵ 美国插手
⑶ 肮脏交易
⑷ 台海斗争
⑸ 美日私相授受与黑箱操作
⑹ 保钓运动概况

　　

　　2　保钓运动的兴起
⑴ “归还冲绳协定”引起争端
⑵ 保钓枪声四起
⑶ 保钓号角
⑷ 点燃美国保钓之火
1）大风社
2）华人刊物协进会
3）保钓之火熊熊燃烧
⑸ 《科学月刊》传播保钓之火
⑹ 保钓组织相继成立
⑺ 中国政府的声明与严正立场
⑻ 爱国华侨华人的坚决支持

　　

　　3　保钓运动方兴未艾
⑴ 纽约
⑵ 华盛顿
⑶ 西雅图
⑷ 北加州
⑸ 洛杉矶
⑹ 芝加哥
⑺ 第一次大游行
1） 1•29旧金山大游行
2） 1•30大游行

　　

　　4 保钓宣传五彩缤纷
⑴ 保钓刊物雨后春笋
⑵ 保钓歌曲功不可没

　　

　　5 台湾当局对保钓的态度

　　

　　6 保钓运动走向的争论

　　

　　7　保钓运动的高潮——4•10华府大游行
⑴ “⒋•10”游行示威的历史背景
⑵ 对“⒋•10”游行示威的准备
⑶ “4•10”游行
⑷ “4•09”旧金山游行
⑸ “4•10”洛杉矶游行
⑹ “4•10”游行示威的影响

　　

　　8　“保钓” 运动向何处去
⑴ 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公开信
⑵ 保钓运动的发展方向的争论
⑶ 保钓在美国议会

　　

　　9 留美学生“国是大会”
⑴ 国是讨论会的起因
⑵ 国是讨论会
1）关心国是
2）麦迪逊郊区野营会
3）堪萨斯国是讨论会
4）美东国是讨论会
5）安娜堡国是大会
6）9•21游行
7）保钓访问团与周恩来总理
8）保钓向统运发展

　　

　　10 壮丽山河岂容美日私相授受——5•13保钓大游行

　　

　　11　钓鱼岛列屿的走向

　　

　　12 保钓中的杂音——国民党职业学生横行肆虐

　　

　　13 关于保钓运动的思考

　　

　　
钓鱼岛主权问题，中日历史专家均认为是属于中国，但美日两国两国狼狈为奸、私相授受、侵吞钓鱼岛列岛。日本更于1969年5月强行登岛安置水泥界碑，日本水警在附近海域，对作业的台湾渔民进行殴打驱逐、甚至冲撞渔船。美、日这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引发中国留学生和海内外华人的义愤填膺。毕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在华人备受歧视的美国，留学生充满着理想和爱国激情，在异国他乡打破20年的“沉默”。从朴素的民族感情出发，从不问国是的颓风中走出，擎起“爱国保土”的旗帜，犹如一声“春雷”，发出振聋发聩的“吼声”，自发的掀起了反对美日勾结私相授受、日本妄图侵吞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斗争，以维护祖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其声势浩大、势如破竹、如火如荼、弦歌不辍。即就是在近40年后的今天，风檐展读，犹令人欣迟不已。
历史不能淡忘，历史不容淡忘。
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促使我们在全球的大背景下审视探寻华人留学生保钓运动的往事史实，予以述评，以志纪念。

　　

　　0 引言

　　

　　⑴ 钓鱼岛概况
钓鱼岛列屿诸岛位于台湾的东北与日本冲绳的西南部之间的海域，距台湾基隆102海里（距基隆东北的彭佳屿仅90海里），西距福建省福州、东距琉球（冲绳）首府那霸各约230海里，南距琉球的宫古、八重山群岛90海里，是一群无人居住的小岛。
钓鱼岛列屿共有8个大小不等的小岛，计为钓鱼岛（全岛略作半圆形，面积 4.139 平方公里，海拔362.5米米，。为钓鱼岛列屿等岛屿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者。东南侧山岩陡峭，呈鱼叉状，东侧岩礁颇似尖塔，岛上长期无人居住。中国最先发现并命名为钓鱼岛）。黄尾屿（1.1平方公里，海拔118米）、南小岛（0.3平方公里、海拔129米）、赤尾屿（0.15平方公里、海拔81米）、大北小岛、大南小岛和飞濑岛（三岛总面积约0.02平方公里）。其中黄尾屿又称为黄麻屿、黄毛屿或黄尾山，赤尾屿又称为赤屿、赤尾礁、赤尾山或赤坎屿。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把这些岛屿统称为钓鱼台群岛。台湾渔民俗称其鸟“尖头群岛”，日本陆军陆地测量部称为“尖阁群岛”（SENKAKU ISLANDS)日本海军水路部称为“尖头群岛”（SENTO SHOSHO），英文名称除常见的 DlAOYUTAI ISLANDS外，还可称为PlNNACLE ISLANDS 或 PlNNACLE GROUP，PlNNACLE 意为尖峰、尖塔或尖阁。这些名称均是依据钓鱼台之地形特征而命名的（关于钓鱼岛列屿名称在本文引用的文献中使用比较混乱，尤其是钓鱼岛、钓鱼台的使用，为尊重原貌，未作统一要求）。
钓鱼岛列屿散布在北纬25°40′到26°及东经123°到124°34′之间。赤尾屿是最西的一个孤岛，距黄尾屿有48海里之遥。东边的7个岛屿相距皆在10海里之内。
从地质的角度来看，钓鱼岛列屿位于中国大陆架边缘，其西面和西南面的海水深度均在 200 米以内，且愈靠近大陆海水愈浅，东海大陆架是我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而其东面与琉球群岛之间却隔着一条深深的海槽，即冲绳海槽。地质科学考察表明,冲绳海槽的深度为2940米，是我国大陆领土自然延伸的陆架和琉球群岛岛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
尽管钓鱼岛等岛屿的总面积不过 6.32 平方千米，但如果获得全效，就可以为主权者带来 平方海里的海域（杜继东．钓鱼岛等岛的历史和现状．见：吕一燃，主编．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张耀光.中国海洋政治地理学——海洋地缘政治与海疆地理格局的时空演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960年代发现石油资源之前，对于钓鱼岛列屿的归属，中日之间由于问题没有浮出冰面，所以未发生什么争议，双方对在列屿附近海域的渔猎活动也基本持默认态度。
⑵ 埃默里告
1961年美国伍兹霍尔海洋学院的地质学教授埃默里(K．O．Emery)和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新野弘（Hiro shi Niino）通过对二战期间日美潜艇在钓鱼岛海域收集到的海底资料进行研究，在《美国地质学会会刊》发表了《东海和南海浅水区的沉积物》的研究告，首次暗示这些地区（包括钓鱼岛附近）可能蕴藏石油资源（Hiro shi Niino and K．O．Emery．“Sedinents of shallow portions of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sea”，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Vol72，1961，pp731-732）。1967年埃默里、新野弘又发表了《朝鲜海峡及中国东海的地层与石油远景》，确认在黄海东海南海大陆架上可能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在新野弘的建议下，日本方面抢先动手，于1968年5月20日，日本总理府组织，由“冲绳问题等恳谈会专门委员”的高冈大辅出面牵头，拼凑了一个44人的“尖阁列岛视察团”抵钓鱼岛进行实地调查。8月驻琉美军与琉球政府派员前往钓鱼岛调查石油矿藏，驱逐我渔民出境。
此后，在1969年6月14日-7月13日，日本总理府组织“尖阁列岛周围海域海底地质学术调查队”、1970年6月4日-20日, 又组织“尖阁列岛海域地质调查团”，前往钓鱼岛海域进行海底资源调查，耗资近亿日元，勘测全程共达8000海里。（日本•高桥庄五郎．尖阁列岛纪事．日本：青年出版社．1979，19-20）。
1968年9月17日台湾“中国石油公司”与美国四家石油公司订立合约探勘开采油矿。钓鱼岛的重要性才日渐凸显。随着美日间针对1972 年琉球群岛归还问题举行谈判，钓鱼岛主权争议的问题也正式“浮出”。
1968年10月，在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简称ECAFE) 成立的“联合国勘探亚洲海底矿产资源协调委员会”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Asian Offshore Areas，官方简称CCOP)赞助支持之下，由美国海洋地质学家埃默里(k. o Emery) 为首的中、美、日、韩四国的12位地质学家，在东海与黄海进行了6 周的地球物理勘测。勘测告由12位地质学家共同完成《东海和黄海的地质构造和水文特征》一文，1969年出版。提出在东海中日韩大陆架交界处存在着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尚未勘探的海底石油资源。一般简称为“埃默里告”(Emery Report)。明确指出：“东海、黄海海域和中国大陆礁层下的沉积岩中，蕴藏着储量丰富的大油田；尤其是台湾东北方钓鱼岛列屿周边，约有20万平方公里的海底油田，所蕴藏石油将来可望成为世界有数的产油区之一”（ ECAFE． Committee or Co-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Asian Offshore Areas(CCOP),Technical Bulletin,Vol.2,May 1969）。该告由于上述未经证实的东海蕴藏巨大石油储量的假设，对东海石油蕴藏作了乐观的估计。提出在东海中日韩大陆架交界处存在着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尚未勘探的海底石油资源，文章甚至把它称为“另一个波斯湾”，“它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由于军事和政治原因而未被勘探的大陆架之一”。埃默里及其合们认为：“同其它大陆架相比，可以预言，只要对东海进行周密的地球物理和地质勘探,成功的机会看来是很好的。”还云其琉球群岛以西的“沿大陆架外级的一条宽阔地带是今后最有希望找到海底油气田的地方”。 1969年5月联合国ECAFE在曼谷发表调查结果，称“台湾东北20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北部钓鱼岛列屿附近为石油大油田所在”。
⑶ 日本“野心”
埃默里告发表后，日本八重山岛公所立即于1969年5月5日在钓鱼岛上立水泥标柱，正面为“八重山尖阁群岛鱼钓岛”，反面为“冲绳县石垣市字登野城二三九二番地”、“石垣市建立”等。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的8个岛屿规定了日本名字。同时，在其它各岛上也建立了水泥标碑，还用英日中三种文字设立了“警示牌”。除此之外，水警和工程队还负有扫除中国人在岛上所留下的足迹的任务，为侵占钓鱼岛等岛做准备。台湾渔民曾在岛上建立过孤魂庙、天后宫等，均被日本人拆除。
这一举动立即引起“反越（南）战（争）”重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留学生的坚决反对，出现了关于保卫钓鱼岛的大字，集会讨论和辩论，保持着一种活力，拒绝较宽容的对待台湾当局，出现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潮的星星之火，场面甚为激烈，尽管运动有高低潮之分，甚至有鹰鸽及自由派之争，持久不息，形成反越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反越战，抗议军列，伯克利校园曾被关闭，激进学生被抓。鉴于前车之鉴，雄辩的鸽派掌握主导权，占有主流，始终尝试将留学生逐渐带进运动，他们感到负有道德上的责任去保护追随者，以免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拉开了保钓学生运动的帷幕。其发生的性质方式方法不同于以后在全美发生的保钓运动，始终囿于伯克利校园。许多当事者对此缄默不语，仅能看到个别零星记载，限于资料极为困难，本文暂不述及。
1969年7月初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参加芝加哥大学举办的钓鱼台问题讨论会。
1969年7月17日载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对于中国礁层的天然资源，得以行使主权的权利。
1967年9月2日，台湾水产试验所属“海宪号”曾在钓鱼岛竖立的宣示中国领土主权的“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至1970年9月15日始被日本、琉球窃土着撤去（鞠德源．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415-418）。
⑷ 钓鱼岛争端迭起
1970年1月4日，《罗马和平》刊出由纽约联合国总部发稿的道：“这些岛屿（钓鱼岛群岛），一直属于中国，1895年被日本占领，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归还中国”。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球，震惊美国朝野。使渴望石油资源的日本更加助长了要求收回琉球（冲绳）和永久霸占钓鱼列岛的野心。
1970年下半年，日本通产省制定了在东海大陆架南部寻找油气资源的五年规划。日相佐藤荣作积极从政策层面积极配合，加速同美国关于“收回”冲绳的谈判工作。
1970年7月18日，日本照会台湾当局，声称“台湾”与日本领土（包括钓鱼岛）之间的矿区只是片面主张，在国际法上并无效力，日本对大陆架的权利不受影响”（丘宏达．钓鱼台列屿问题研究．台湾：政大法学评论．1972，6：3）。
1970年12月除夕之夜，美国18位官员聚集国务院工作室开会，经过4小时争辩未得出结论。
此后，钓鱼岛列屿以及东海即成为中日争执的焦点和东亚瞩目的热点之一。日本窃取我国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的主权的野心粉墨登场，纵观钓鱼岛列屿1970年代争端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不难发现始作俑者美国对造成钓鱼岛列屿争端的有着毋容推卸的责任。直至今天，在钓鱼岛“美国介入”问题上，存在着“日本愿望”和 “美国承诺”两个因素，钓鱼岛风波中的“美国因素”一直忽隐忽现，波澜迭起。

　　

　　1 钓鱼岛问题历史缘由

　　

　　我们以中日两国领土为参照，则钓鱼岛列屿距离最近的中国领土彭佳屿与距离最近的日本领土先岛群岛各为90公里左右，可以说钓鱼岛的位置恰好在中日两国的中间，其战略价值大于经济价值。
冲绳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位于日本九州岛岛岛南端的鹿儿岛与中国台湾之间。琉球群岛以北纬27°线为界，其以北诸岛(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大岛、德之岛、冲永良部岛、与论岛) 属于鹿儿岛县；其以南至台湾以北诸岛，属于冲绳县。由于历史原因，冲绳（琉球）群岛日本迄今只有“施政权”，领土归属主权“未定”。冲绳县的范围包括以冲绳本岛为中心的冲绳群岛、以宫古岛为中心的宫古群岛、以石垣岛、西表岛为中心的八重山群岛以及冲绳本岛以东400 公里处的大东群岛。所谓“归还冲绳问题”，严格说来，是以冲绳为中心、包括整个琉球及小笠原诸岛在内的领土“施政权”归还问题（参见宋成有，李寒梅，等着．战后日本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12 月版,第273 页）。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美、日双方就归还冲绳问题及即将到期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进行谈判时，称中国钓鱼岛群岛是“西南诸岛”的一部分，将随冲绳“归还”日本。
史实表明，日本侵占钓鱼岛列屿，一个契机是中日的《马关条约》（根据郑海麟考证，属于一种管制权的转让，而非主权的转让，《马关条约》中英日三种文本有异，在最关键的领土主权问题上，中文版本与日文、英文版本有明显的出入，详见郑海麟．《马关条约》：三种文本有差异．两岸关系．2001，12：12。遗憾的是这点没有引起重视），一个根本动因却是钓鱼岛所在海域发现石油、复萌“窃土再占”之念。无论从历史时空、地理联结、社会法理，中国都有充分的证据，包括历史事实、法律文件、自然地理、中外地图、日本文史证据、琉球文史证据。千百年所有的铁的事实都表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们回顾一下有关历史。
⑴　甲午之耻
1870年8月日本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清廷总理衙门对日的“戒备有加”，总理衙门大臣成竹在胸，只同意日本到上海通商，不同意正式订约，以“大信不约”予以婉拒。无奈柳原前光转赴天津，面谒新授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力主，清政府遂决定与日本议约。这时，李鸿章已兼任北洋大臣，正式参预处理对日本关系。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终止300多年的中日正式邦交又建立起来。李鸿章自以为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平等的条约，实现其“联日”的梦想，对此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然而约本尚未经两国批准互换，就在《中日修好条规》签字的第二年春天，日本便又派柳原前光前来要求改约。使近代中日关系从一开始便笼罩上一层阴影。
李鸿章和日本特使柳原前光、伊达宗城、大久保利通、森有礼、副岛种臣……过从甚密，“老老实实，推诚相见”。
柳原回国后不久，日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侵略台湾。1873年日本出兵强掠清属国琉球，次年5月又悍然出兵台湾大肆烧杀掳掠，李鸿章对日本“徒自悖义失和” 困惑不解，认为日本“谅不遽违约失和”（《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20页，第27页）。
1875年在清朝大军压境之下，日本退出台湾。日军侵台虽然打破了李鸿章的“联日”梦，但李鸿章却抱定妥协的宗旨，不准备与日本以武力相较。觉得日本士兵 “远道艰苦”，征讨台湾为“义举”，付钱解决。清廷赔偿大清白银50万两，成为世界上首例战胜国向战败国赔偿的“先例”，这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埋下了“祸根”。就连英国侵华老手，驻华公使帕克斯（Sir Harry Smith Parkes）都惊呼，“幸运降于日本，但日本没有资格受领。我深感遗憾，本来大海彼岸的老大国家是有理的，但却要向这个黄嘴丫未退的国家屈服”（《帕克斯传》）。
1870年代起，李鸿章始终认为日本是抵挡西方列强威胁的“同盟者”，始终相信外国列强的“甜言蜜语”，幻想丛丛，为“不于俄人外再树一敌”（《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1卷．第29页），“背信和昏聩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同外国列强签定了一个又一个“卖国”条约。中国人民蒙受了一场又一场的耻辱。读罢史书，不觉“潸然泪下”！
1877年日本爆发萨摩藩“叛乱”，日本“危在旦夕”，“非常‘猖獗’，却没有把握能够把它轻易镇压”（日•久米正雄．伊藤博文传．林其模，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202）。李鸿章“见义勇为”，助桀为虐，演绎一场“农夫和蛇”的故事，“慷慨解囊”。李鸿章应日本驻天津副领事池田宽治之商，“救灾恤邻之谊”（《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3页），迅即擅自借给日本政府弹药10万发用于“平叛”（张明林．换一只眼睛看历史：外国人评点李鸿章．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154）。日本“平叛”后又迅即展开了对中国的的蚕食和掠夺。1878年 5月14日日本内务卿（当时的内务卿相当于首相）大久保利通被“暗杀”。日本国内混乱，幕府“自顾不暇”，面对国内危机，稍做“喘息”，旧态萌发，又开始 “践踏”中国的“步伐”， 蚕食鲸吞、侵略蹂躏、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从此到二战结束，在近长达70年的时间里从没有停止过。
由于当时的清廷腐败、无能已成为一堆行尸走肉，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只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不了了之。
1877年10月，清廷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上任（近年史学界有关于何如璋晚年是否有间谍嫌疑之争，观点针锋相对，尚无定论。且于本文无关，不予讨论）。何如璋到任后收回领事裁判权，上奏处理琉球及中外通商贸易问题。何如璋深入考察日本国情，义正辞严谴责“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日本外交文书》卷十一第271页）。寺岛认为何有辱日本政府，是一种“暴言”。何如璋毫不退缩，寸步不让。何如璋与日本外务卿寺岛宗之间进行了史上有名的中日“照会”战。
何如璋在东京所进行的舌敝唇焦的交涉没有产生任何效力。李鸿章与寺岛宗“隔海唱和”，不但不支持何如璋，反而指责“历练未深，锋芒稍重……转致激生变端”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九．第44页）。甚至拟撤回查办。美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游华访日，李鸿章遂托代为调停，并应寺岛宗之邀，收回权限，到北京“妥商”。
1879年3月琉球被日本掠夺，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1880年10月21日，中日双方正式拟订了分割琉球条约稿（史称“分岛改约”，李鸿章未参加谈判），待双方御批，三个月后在北京互换。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廷议大哗，迫于舆论压力，采纳李鸿章提出的“支展延宕”（一说：李鸿章因未被授予特使制定解决琉球问题而感到蒙耻受屏，这项“草约”粉碎了李鸿章对日本仍抱有的任何“希望”，他因此强烈反对予以批准。见：张明林．换一只眼睛看历史：外国人评点李鸿章．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156）之拖延政策，而使“分琉之案”成为历史悬案，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我们必须明白，琉球今日本冲绳，主权迄今“不明”，日本目前只有美日私相授受“施政权”之名，日本对此心知肚明。
1894年，中日海战，甲午战败，颟顸的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春帆楼下，接引寺内，（李）鸿章遇刺，乙未割台（湾）。由于钓鱼岛列屿位与台湾与琉球之间，自然沦陷。台湾遂沦为日本之殖民地，“南进”之跳板，受日宰割，遭受凌夷，长达51年之久。
甲午之后，以《朴茨茅斯条约》为起点，欧美列强及日本侵华的新格局逐渐形成，各自挥舞起了国际政治的“长袖”，铁蹄蹂躏，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的漩涡进一步加深，“痛心疾首、惨不忍闻”。国仇家恨，民族耻辱，实为旷古未有之罕见。
日本学者井上清在《日中文化交流》月刊1972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的文章（井上清．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新华社1972年5月3日转发，《光明日》1972年5月4日），后又完成其著作《钓鱼岛:历史与主权》（参见《中国研究月》．1972年6月号．中文版见贾俊琪，于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井上清经过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包括中日两国的历史记载，可以断定钓鱼岛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强调指出，1895 年4 月签字的中日《马关条约》中“明确地使用经纬度记载了割让给日本的台湾西侧的澎湖列岛的范围”,“只是对于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北侧及东侧的分界线，在上述条约中没作任何规定,中国与日本对此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商定”。从而认为，在清政府看来钓鱼岛群岛是中国的领土是毋容置疑的，而在《马关条约》缔约谈判时，中国和世界各国对明治政府窃取钓鱼岛群岛的秘密活动一无所知，自然不可能在谈判中提及。再者，清政府在甲午战败的沉重打击下，“甚至连坚持自己从未放弃过的在琉球的历史权力的力量都没有了，怎么还有可能为了确定那些位于琉球与台湾之间的微乳草芥的小岛的所有权而与日本逐一进行谈判呢 日本政府由此意外地拣了个‘便宜’，不仅很自然地抹煞了中国对琉球的一切历史权利，而且还窃走了觊觎已久的中国领土中的钓鱼岛及赤尾屿各岛”。
是的，历史不容抹杀！历史不允篡改！历史不能重演！
⑵ 美国插手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史称《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规定日本“《开罗宣言（关于日本国的美英中三国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岛岛岛岛北海道九州岛岛岛岛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反法西斯战争文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298-299）之内等条款。
日本对《波茨坦公告》置若罔闻、熟视无睹、置之不理，在遭到美苏中的全面惨痛打击后，迫使裕仁天皇、铃木贯太郎内阁于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铃木内阁当天集体总辞职）。
9月2日其代表日本外相重光葵、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美舰 “密苏里号”上正式签订投降书。1943年12月1日正式发表的《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或强烈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反法西斯战争文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163）。1945年8 月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托管占领了琉球群岛和中国领土钓鱼岛群岛。因此，日本政府于1895 年窃取钓鱼岛群岛后，无论它在国内如何立法以使其“合法化”，都丝毫不会影响《波茨坦公告》的效力。
美国是以“托管”为名独占琉球群岛等战略要地，并且在主权问题上偏袒日本。1947年4月，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琉球群岛、钓鱼岛群岛两块“主权未定”由美国“托管”。 1948年10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NSC13 /2文件。其中文件的第5条规定，从遏制苏联的战略出发，美国“应以最佳方式使国际社会承认美国在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群岛、南鸟岛、婿妇岩以南的南方诸岛长期的战略控制权”（NSC13/2,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 S. Policy Towards Japan, October 7 1948, Declassified，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Document Number: CK.）。1953年12月25日，美国陆军少将大卫•奥格登(David A．D．Ogden)以琉球民政府发布 “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该布告称，“根据1951年9月8日签署的对日和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第一条规定，将当时美国琉球民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为：包括北纬28°、东经124°40′，北纬24°、东经122°，北纬24°、东经133°，北纬27°、东经131°50′，北纬27°、东经128°18分，北纬28°、东经128°18′各点连线的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 CIVIL ADMINISTRATION PROCLAMAIION NO. 27,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the Ryukyu Islands, office of the Deputy Governor, APO 719, 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Office of the Deputy Governor, 25 December 195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毛泽东．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36-137）。
1949年年1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秘书长，通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指出“中华民国”政府不仅不能代表中国，而且没有在联合国代表中国人民发言的权利。
在美国的庇护施舍下，蒋介石政权败居台湾。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1947年起，采取一系列政策，企图把台湾从中国版图分割出去。美国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法，譬如：阻止蒋介石退台，在“台湾”维持一个分离的政权；以“联合国”托管“冻结”之名，行分离台湾之实；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武装入侵台湾之“依据”；杜勒斯宣称，海峡两岸存在着“两个中国”；压蒋放弃沿海岛屿，图谋“划峡而治”；……。
但是，台湾当局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秘密会谈中，都曾坚决抵制“两个中国”的主张，对台独势力给予严厉打击，使其没有活动空间。或许在某个时期迫于美国压力而有“妥协”之嫌，稍微“喘息”变予以“翻悔”。蒋介石在台北的公众集会上强烈谴责“两个中国”的设想“荒谬”绝伦，斥责提出此主张的“民主国家”是“不守正义”、“不讲公理”、“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金奕．国民党：西望大陆五十年．世界知识．2005，10：48-53）。台湾“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在纽约公开对记者表示：反对任何形式“两个中国”的建议（《纽约时》，1955-01-23）。
⑶　肮脏交易
国际关系中许多要素是可变的、易变的，但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在全球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南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线组成的西太平洋防线，对中国形成弧型封锁、围堵之势。台湾被美国看成是西太平洋一系列岛屿组成的“弧形防线”的中央，位置要冲，处于“抵御国际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战略意义十分重要。令人惊叹的是：这条战线和日本帝国主义发起的大东亚殖民战争的战线竟几乎重合，不同的只不过是由推崇“自由神和星条旗”的山姆大叔扮演罢了。
过去围绕着日本右翼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教课书问题、要求日皇道歉以及钓鱼岛等问题海内外展开了很多讨论。然而大部分讨论，“盲人摸象”，仅仅是孤立看待这些事件，或就事论事“高谈阔论”，从而避开真正实质性的问题，即：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朝鲜战争的重大影响、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和美国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令人奇怪和遗憾的是，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同时，我们某些“精英”、“学者”却对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政策、美日同盟和日本的“经济奇迹”毫无非议，甚或表示赞同、羡慕。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敌视有加无已”（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1-49）1950 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在向国务院递交的一份名为《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中，明确指出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1950年6月27日，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在台湾设立了美军顾问团基地。
对此，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强烈谴责和愤慨，1950年6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决心“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从此，中国为实现自己领土和主权的统一，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开始了长期的坚决斗争。
以国际关系的激变为背景的华盛顿“改变主意”，确定日本的政治取向（日•升味准之辅，着．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四册．1997，950）。1949 年秋，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开始了促进对日媾和的工作，1950年5月18日杜勒斯出任对日和约工作负责人。在履行对联合国义务的幌子下，“和平条约”草案充分考虑到美军留守、美苏冷战、封锁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3-2号决定），“用各种可行的手段制造北京政权自身内部的分裂”（美．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0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见：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247-286）。
1950年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运往中国的一切货物实行许可证管制办法”；美国又于1951年5月18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952年初，杜勒斯“放蒋出笼”，骚扰东南沿海。
一个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和实施方案正在逐步形成，政治上进行孤立，军事上实施包围，经济上予以封锁，一个围堵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包围圈”象钳形一样张开。
英国战后一直于美国争夺对日和谈的主导权，英美之间的最大冲突是关于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权问题。由于美英认同意见对立，1951年6月19日杜勒斯与英国外相莫礼逊（Herbert S Morrison）达成协议，新中国或台湾当局都不参加会议，使中国代表未能被邀与会。
美国对日单独占领的设想，在游说和施压之下，逐步得到其它盟国的默许，在制定对日政策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苏联提出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到会被否决。
1951年6月26日美国国防部6月15日和约文本问题，制作了一份备忘录。必须确定任何有可能给予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以法律权利的内容，不管是明确的还是暗含的，都不能写进和约文本中。
1951年8月31日，吉田茂、池田勇人、苫米地义三、星岛二郎、德川宗敬、一万人尚登等6人全权代表，由27人组成的日本代表团来到旧金山，然而出席签字会议的日本代表仅首相吉田茂一人。
在朝鲜战争的炮火声中召开的和会，注定了这是一次片面的、不公正的和会。美国单方面违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主张将台湾、澎湖问题重新推到未定状态，为“台独”言论开创声势。
1951年9 月4日，参战55国（印度、缅甸、南斯拉夫未到会）以美国为代表的51个国家代表聚集旧金山，参加由美国起草的“和平条约”签字会议，签定了连日本人都承认惩罚色彩较弱的对日媾和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日本等49国片面签署，签字国似乎只有荷兰反对。1956年，日本在美国的“提醒”下，曾向荷兰私下赔偿1000万美元“以示同情与遗憾”。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没有签字）。
在此和会上美国的另一杰作是1951 年9月8日,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同日在旧金山会议签字后5小时，美日两国在旧金山的普莱西迪奥军营签定了“日美安全条约”（两条约于1952年4月28日同一天生效）。1952年2月28日，美日在东京签定《美国与日本行政协定具体化》，将旧金山和平条约中确定的对日占领的诸问题进一步具体化。1960年1月19日,两国在修订该条约的基础上重新缔结《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即新《日美安全条约》)，1970 年6月22日新《日美安全条约》到期,经过两国交涉该条约自动延长）。该条约规定钓鱼岛群岛等继续由美军控制，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对该群岛拥有主权这一事实。
日美安保体制的建立、演变和强化，深刻地影响着东亚地区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亚太的安全角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条约”的建立，成为大赦日本侵略历史、大赦日本军国主义的典礼。假如我们尊重历史，就会发现，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到军事上的“恢复”，日本军国主义者被大批“平反”、军国主义者最威风、最吃香的一段“时间”，是1948年至1958年，即中国革命胜利、朝鲜战争爆发、台湾海峡危机所带来的政治气候，使那些坚决“反共”的日本战犯们提前假释，并理直气壮地重返政坛。1957年甲级战犯岸信介出任首相就是有力的佐证。在侵华战争中负责特务情组织的战犯有末精三、宇垣一成、儿玉誉志夫等重操旧业，在朝鲜战场上再一次和中国人为敌。甲级战犯鲇川义介于一九四七年被释放后，先协助美国在台湾策划军事基地，后当选日本国会参议员。甲级战犯冈村宁茨协助台湾当局训练军队，伺机反攻。原海军省改头换面以“海上保安厅”的名义恢复编制被完整保留。日本海军的扫雷部队直接参与了朝鲜战场上的行动，在扫雷行动中立了战功，是后来日本能够在旧金山和约中争取到优厚条款的一大原因。
历史没有忘记，众所周知，1951年，原日本侵略军的化学战部队、细菌部队的人员、技术，也被美军完整保留和接管下来，并在原先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随时准备投入到朝鲜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当用飞机、坦克、大炮征服不了中朝人民，就乞灵于“瘟神”。1952年1月下旬开始，猖狂地进行细菌战，连续在朝鲜及我国东北三省的34个县市和青岛等地投掷苍蝇、蚊虫、蜘蛛、蚂蚁、臭虫、跳蚤、扁虱、蟋蟀、蜻蜓、蜈蚣、蝗虫等带菌昆虫30多种，还投有老鼠、青蛙、死狐狸、猪肉、……等媒介物，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钩端螺旋体及回归热、班疹伤寒等多种病原体，企图在我国和朝鲜造成广泛的瘟疫流行。中共中央迅速发出战斗号令；反对美帝的细菌战争，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1952年3月14日，成立以周恩来、郭沫若、聂荣臻为正副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同时成立防疫委员会。不久，毛泽东主席曾向全国人民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号召，一个蓬蓬勃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展开，延续至今。1952年12月21日各级防疫委员会一律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归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延续至今（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黄树则，林士笑，主编．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54- 59）。
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为《旧金山和约》“喝彩”，某些“精英”、“学者”却在此基础上做文章。“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更把此条约奉为“圭臬”。
台湾当局“色厉内荏”，表示“不接受”此“和约”。但后来“妥协”退让，乞求“生存”。1951年9月12日台湾“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向合众社记者表示，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杜勒斯要求台湾当局尽快同日本签定双边“和约”，其有关台湾归属问题的条款要同旧金山对日“和约”保持一致。美国合众社有一消息，称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发表声明，声称电讯有误。
在美国议会，“反共”情绪强烈，作为批准对日和平条约的前提条件，要求日本不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负责处理对日媾和问题的美国顾问杜勒斯要求，日本首相吉田致函杜勒斯（史上有名的“吉田书简”），表明愿与台湾当局重建“正常”关系，以便“借机勒索”。
日本的经济结构是由大家族、精英和财阀甚至黑社会所把持。日本的统治阶级远远缺乏美国或其它发达西方国家所具有的完备的意识形态统治和民意基础。日本人看待美国的立场和态度表里不一，完全是以本国利益和美国的实力变化为转移的，在对外政策和有关问题上反反复复、自食其言与言行不一。充分体现了日本文化中的相对主义色彩与对外关系实用性特点（徐志民．日本人的美国观．世界知识．2005，24：31-33）。对美国是这样，对华政策也是这样，形成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延续至今，随之产生了“二枚舌政治”。
吉田茂阳奉阴违，在美大唱“反共反华”滥调，一回东京调门大变，要求自主外交，俟机研究与新中国通商或签约，对美表现出离心力。
由于日本政治、外交的两面性，日本只承认台湾当局所控制地区的“统治实权”，执行“限定媾和”原则，不承认台湾代表全中国，企图最终与中国建立全面政治和平贸易关系，煽动“暴动”，当好颠覆中国的“先头部队”（边红彪．吉田茂对华外交思想〈1906-197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使台湾当局陷入极为尴尬被动之地步，放弃了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清算”。
在美国的压力和台湾当局的游说下，就在美日“和约”生效之日的同一天，日本和台湾当局按照美国“导演”之“角色”，各自就位，在台北缔结“和平条约”。
日本追随美国，感恩台湾当局在侵华战争中对日本的“宽宏大恩”，携手“台湾”，“政治”上加入了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合唱”。令人震惊的是，台湾当局甚至放弃了《旧金山和约》日本承若赔偿之部分，竟与日本的“和平条约”以中日英三种文字写成，“若解释有相违之处，以英语本为准”。这在两国有着自己国家语言的国际条约签定中，以双方都不熟悉的语言为准，实为今古之“奇观”，甚为耻辱。
⑷　台海斗争
无论是对旧金山和约及日美和约，还是吉田茂蒋介石之间的“和约”，由草签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关注进程，阐明立场，并表示强烈抗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于1950年12月4日声明∶排斥中国所通过的任何对日“和约”都是非法的、无效的（注：中国直到今天也没有承认）；1951年9月18日和1952年5月5日中国政府又先后两次发表声明，拒绝承认旧金山“对日和约”。强调指出：“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
1952年1月23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发表声明，谴责吉田书简，所有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日两国对中国的挑衅行为。
1951年4月27日，《中国青年》创刊。在创刊号头版发表该历史上第一条国际新闻——《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上看美国的狼心狗肺》。文章指出：美国单独媾和日本“表明了几件事”：第一，美国要排斥中国和苏联。“在美国鬼子的‘对日和约草案’里规定说：它的这个条约，不管别的国家同意不同意，只要它的走狗日本反动政府答应了，9个月以后就生效。谁要是不参加，谁就没有权利。”第二，“美国想赶快武装日本，利用日本法西斯来帮它侵略朝鲜和我们中国。……从前杀人放火的日本军阀，也都可以从监狱里放出来。”第三，“美国一心要侵害中国和苏联的主权和利益”，草案“故意不说台湾和澎湖列岛应该归还我们中国”，还“规定从前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不准向日本要赔偿”。
1952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坚决反对。
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斗争，中国在朝鲜战场的胜利，英美两国亚洲政策的矛盾和迥异，……，导致日本颠覆中国政策的破产。
对美“和约”也使日本也付出了代价，美军留守（有厚木、横须贺、佐世堡、嘉手纳、三泽、横田、冲绳等基地，驻军人数约占近亚太地区美军总人数的50%），琉球群岛（日称冲绳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置于美国管辖之下，也带来了日本国内舆论界的分裂，导致日本战后外交决策从此耗费在无休止的论战之中。1950年代末，一个掌握丰富的传煤资源、拥有多种传播手段的右翼媒体康采恩已初具规模，发展至今天，一种受狭隘民族主义蛊惑的“言论自制”，正日益成为日本媒体界的主旋律。1964年8月，蒋介石为感谢吉田茂对台湾当局的贡献，派秘书长张群访日，授予吉田茂“中华民国”大勋章。
吉田茂首相长期执政时重用了很多出身于官僚的优秀人才，确立了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路线（大下英治，着．伊藤瑛子，译．田中真纪子．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3，15）。由于日本是“剧场政治”（二战后迄今60多年，日本首相竞有30多任，最长的8年多，最短的50天），形成“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的国家主义政治链，今天“首相要取得政治主导权变得更加困难”。况且“三（三木武夫）角（田中角荣）大（大平正芳）福（福田纠夫）”权力政治斗争的阴影，以及1972年日本角逐首相的“角（田中角荣）福（福田纠夫）战争”留下的怨恨，今天一仍其旧，甚至在某些地方愈演愈烈（五百旗头真，主编．吴万虹，译．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在台湾当局不懈的催促和努力下，1954年12月2日，美国和台湾当局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当局把自己纳入美国的卵翼保护之下，飞机乱钻、传单胡撒、特务乱窜，谍案不断、炸福州、扰江浙……。
1954年12月8日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忍让是有限度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说话是算数的”！掷地有声，为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安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了无情地还击，台海炮火宣告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并阐明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严正立场。
“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谈话：“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
朝鲜半岛的“铁拳”，日内瓦的初步试探，台湾海峡8•23的炮声，万隆会议的演讲，中美大使的会谈，……。
1955年8月1日至1957年12月，中美在日内瓦开始了第一轮大使级外交谈判；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武力恫吓”屡屡受挫，不得不于1958年9月15日至1970年2月在华沙进行第二轮大使级外交谈判，两轮共进行了136次。尽管说1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仅就平民回国问题1955年9月10日达成唯一协议，在其它争执的问题上双方无实质性谈判结果，时断时续的会谈却反映了双方仍希望联系的基本愿望。
1958年，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日本必须归还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声明此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领土，包括台湾及其周围岛屿”。
为了阐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国际战略意图，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决心，1960年4月22日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文章《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的发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1950年代末，日本撕旗、美蒋挑衅、西藏叛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以及民族尊严，给予坚决的回击，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960年代初，美国封堵、发动越战，苏联逼债、边界纠纷，印度侵犯、疯狂占领，蒋介石伺机骚扰“反攻”、藏独疆独“叛乱”、国民党残余乘机“捣乱”、外国阴谋分裂势力引诱和胁迫边民外逃，中国的周围危机四伏、狼烟迭起，……；天公亦不做美，三年自然灾害，然而，喝水也牙碜，导弹发射失败、许多任务业建设被迫下马……。黑云压城城欲摧，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受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和考验。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没有被任何压力和困难所吓倒，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勒紧裤带，应难而上，挺起腰杆前进，迅速走出困境，扬起民族的脊梁骨，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以及外国列强之间始终进行着包含着军事、政治、外交等内容的一场场严重较量，始终不渝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和践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发展观，丢掉一切幻想，在对外战略上，牵着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鼻子走，严重地动摇着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在对峙斗争中曲折前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实际上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以及世界体系范围内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大搏斗。
1964年，同法国建交和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撼了世界。
1963年-1970年，毛泽东主席以个人名义相继公开发表了6次直接指向美国的措词严厉的对世界事务态度的声明，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态度。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当即表示“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将为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研究对华政策，提出世界均势论（王俯民．蒋介石传．北京：经济日出版社．1997，455）。从此，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摇摆之中，一直都没有持续和稳定地确定下来，甚至呈现“亦敌亦友”的状态。即就是现在，中美关系既有雨过天晴和阳光明媚的日子，也有阴云密布和雷电交加的时刻。布什曾云：“按照议题，区别对待”，中美关系进入定位不清，角色不明时期，陷入既合作又防范的自相矛盾之中。“5.8”炸馆、“4.1”撞机、“银河”搜船，使中美关系降低到冰点；“9.11”反恐又使中美关系升温，反恐大功告成中美关系又进入新一轮不稳定期，摩擦迭起。
⑸ 美日私相授受与黑箱操作
在钓鱼台列屿问题上，驻琉球美军的活动也不断涉及钓鱼台列屿诸小岛。美国海军、空军频繁地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领海和领空巡察。1955年10月，美军将黄尾屿（久场岛）设为海军的演习靶场；1956年4月11日，美军将赤尾屿（大正岛）设为军事演习靶场；1958年，美军征用黄尾屿（久场岛），并与该岛私有业主古贺善次签订土地租借契约，向其支付年金11 104美元作为征用该岛的补偿。然而，美国的这些行为却后来都成为日本声称对钓鱼台列屿拥有主权的依据。
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发表了著名的“关岛演说”(即所谓“尼克松主义”)，正式明确美国将集中力量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对付苏联，而要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实行战略收缩，进而要求日本和亚太地区诸盟国“自己承担起责任来”（《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 理查德德•尼克松1969) (Public Pap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Nixon)，美国政府印制局1971年版，第544-545页》）。
1970年8月31日，在美国监督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了《关于申请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这是在关于钓鱼岛列屿主权斗争中，日本方面首次公开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的缘起。在琉球政府立法院决议的影响下，10天后，琉球政府于9月10日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礁层资源开发主权之主张》的声明，进而在17日又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的声明。琉球政府在第二个声明中系统阐述了主张对这个列岛拥有主权的根据。该声明首先讲到，根据1953年 12月25日发布的琉球列岛美国政府第27号布告，“尖阁列岛”被包括在美国政府及琉球政府的管辖区域内（日•井上清．贾俊琪，等译．钓鱼岛:历史与主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12页）。宣示琉球政府对钓鱼岛列岛的领有权，且声明1972年琉球“归还”日本，尖阁列岛自然在内。
由于吉田茂的奠基之作，岸信介的推波助澜，佐藤荣作的登峰造极，1970年代初日本国家主义似乎又显全面泛滥之萌芽，《军舰进行曲》的演奏、《军阀》的公映、《防卫白皮书》的出笼、“审查教科书”违宪、三岛由纪夫及信徒森田必胜之切腹自杀、“国益论”之抬头，“忧国忌”之借尸还魂、日本“扩军修宪”言论的确甚嚣尘上，精神意识之“政变”已渐成功，“扩疆辟土”之梦又在重演，钓鱼岛似乎又成日本的“演练场”。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并未得到彻底清算，“战犯政治家”粉墨登场，致使国家主义的冤魂，今天在日本重演，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表面看似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兴风作浪，而实质则是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在发挥主导作用。
一百多年来，日本的战略与外交的两面性极强，且对华政策历来就有两面性。在历史认识问题的立场已经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一种外交竞争的工具和手段。在功利与现实考虑的驱动下, 其追随美国、观念迥异、见异思迁、利益至上、强者为伍、趋炎附势、手段疯狂,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极端亲美派达成了某种默契，充分施展金元外交,见缝插针,始终不逾坚持“寸土不放”的外交政策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判断好坏是非之分，日本政界 “总保守化”趋势已经成为气候，吃美式黄油长大的“战后新生代”成为各界主流，“和平宪法”已经成为一纸空文，迄今还没有建立起一种完整的价值体系，这成为目前影响日本政治、外交决策的主要思想潜流。许多问题的发生，有着一定的思想根源和基础，我们对此必须有清楚的认识，知己知彼，否则遑论对策（姜宇晨． “多元石油外交方程式”解析．预印本．2006，102-107）。
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纷争由此肇端。
钓鱼岛争端肇始以来，已成为全球华人目光之所系。
⑹ 保钓运动概况
1970 年代初期的保钓运动，只要有华人留学生的地方，就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保钓游行活动。不仅在美国，而且扩展到加拿大、西德、比利时、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尤其是美国，其持续时间之久，范围之光，人数之多，为历史所罕见。但囿于资料而无法窥其全豹，目前只能对美国的保钓运动叙其概要。尽管如此，目前所锁定的研究对象及其历史资料存在着不充分、不全面、不系统之处，甚至在某些地方有以偏概全或有一无所知之嫌，许多地方还是盲区。甚为遗憾，盼望知者予以补充、更正和完善，不胜感激。
由于历史的原因，留美学界发起保钓运动的“中国留美学生”，几乎是以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青年学生为主体，向“政府”（指“台湾国民党当局”，下同）提出了强烈要求行使领土主权。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的“台独”组织并不支持这场运动，“台独”分子也有极少参与留学生所举办的“保钓”活动，“因为担心钓运会变为反台独的运动”（刘源俊．我所知道的留美学生保钓运动．邵玉铭，主编．风云的年代：保钓运动及留学生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200 页）。有的“台独”组织便鼓励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保钓运动，出现不和谐的杂音，犹如几只“苍蝇”，其除了企图使台湾与祖国分裂的本质暴露之外，对保钓运动的发展影响或干扰甚微。因此，本文将不予以讨论。

　　

　　2　保钓运动的兴起

　　

　　⑴ “归还冲绳协定”引起争端
钓鱼岛群岛这“弹丸之地”，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有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1969年11月21日，美国和日本签订《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史称“归还冲绳协定”）。
1970 年媒体披露了美、日两国就归还冲绳问题进行磋商，美国准备于1972 年将钓鱼岛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以及日本加紧在钓鱼岛群岛活动的情况。《醒狮》、《明》、《中华杂志》、《中央日》、《七十年代》等刊予以道，吸引全球华人的眼球，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愤慨，引起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
1970年7月日琉双方曾三度派遣庞大技术调查团前往钓鱼岛勘测。
1970年7月10日，琉球海岸巡逻艇的水警，突然把在钓鱼岛一带捕鱼的台湾渔民及台湾龙门实业公司等在黄尾屿打捞“海生二号”沉船的工作人员加以恐吓、扣押和驱逐。渔民回台后向有关方面进行了汇，但台湾当局未对日本提出抗议（黄养志，等．日人为谋夺我钓鱼岛做了什么手脚？见孙淡宁，编．钓鱼岛群岛资料．香港：明出版社．1979，第103页）。
《中央日》1970 年8月18日一位渔船船长戚桐欣作“尖阁群岛简介”，指出中国东海一带整年受东北及西南季风影响，黑潮从本省（指台湾省——注）东部向东北流，琉球居民不可能横风横流至此岛谋生，中国渔民在此岛上也从未见过琉球人。
台湾的《中央日》1970 年8 月22 日、23日、24日连续发表杨仲揆“尖阁群岛问题”，从地理概况、地质以及气候方面论证了钓鱼岛概况，批驳了钓鱼岛属于琉球的怪论。并刊载钓鱼台列屿的有关消息。
1970年8月25日台北《中国时》发表文章驳斥日本的无理要求。
1970年8月24日日本表示，日本对“中华民国”的第二次日元贷款事应重新加以考虑。
1970年8月31日，琉球立法机构通过法律，确认尖阁群岛（钓鱼岛等岛）属于冲绳石垣市。这就是说，日本已单方面宣布钓鱼岛等岛屿的主权属于日本。
1970年9月1日台湾《联合》记者陈正光曾作钓鱼岛实地采访。王德泉船长表示：由于历代相传作业，在台湾省渔民眼光里，钓鱼岛列屿的主权是不移事实。同时，基隆市渔会理事长谢石角提出东京法院曾判决钓鱼岛应属台北州的证据后，日本居然有人走访谢理事长，邀其前往日本观光，被其断然拒绝。我们特别指出：这是最受台湾留学生注意的一个事件，也是保钓运动的火苗之一。
“美联社”东京1970年9月3日电称：“外务省发言人藤山酋一在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中说，日本无意讨论该群岛的主权问题。日本认为该群岛所有权系属日本。”美国副国务卿强生声明美国不晚于1972年以前将琉球归还日本。然而“中央社”台北1970年9月4日电称：“外交部发言人魏煜孙，今天答复记者问题时，对有关日本外务省将通知驻华使馆，与中国‘政府’商谈钓鱼岛列岛的新闻道，表示暂不置评”。
1970年9月4日基隆、苏澳渔会指出钓鱼岛列屿是中国领土，并要求台湾当局派员前往钓鱼岛，并拆除琉球人立的石碑（指前所指日本八重山岛公所所立之水泥碑）。
钓鱼岛等岛附近海域是一个大渔场，渔业资源非常丰富，盛产飞花鱼等许多种鱼类，黄尾屿附近盛产龙虾，长期以来，台湾基隆和苏澳的渔民常到该海域捕鱼。台湾《联合》1970年9月4日刊载：南方澳渔民谈起钓鱼岛群岛（他们叫无人岛），都是十分熟悉的。他们表示，这群岛如果属于日本，所产生的后果是：第一、在该岛四周三海里以内渔场，台湾渔船不能作业，台湾渔产必大大减少。第二、入夜渔船无处下碇住宿。第三、发生紧急情况进入该岛避难，增加许多不便。宜兰县 1969年在钓鱼岛渔场获取的鲭鱼约吨，价值7000万元台币左右。除渔民外，还有其它中国人去钓鱼岛列岛，如龙门工程实业公司的人，如采药的盛承楠等。
美国国务院1970年9月10日发表袒日声明：“依据对日和约，美国对‘南西诸岛’有行政权。……约中所用之名词含有包括尖阁群岛当作一部份管理之意，但认为对琉球之剩余主权仍属日本。由于1969年11月21日尼克松总统和佐藤首相协议之结果，琉球行政权可望于1972年归还日本。关于此等岛屿主权之不同主张，我方认为应由涉及争执的国家解决之”。
同一天，日本爱知外相列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答复询问时，声明钓鱼岛列屿的领有权应属于琉球，也就等于属于日本。而且指出美国政府已澄清有关主权的问题。琉球政府发表“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礁层资源开发主权之主张”在东京各以第一版头题地位刊出，内容在宣示琉球政府对钓鱼岛列屿的领有权，且声明1972年琉球“归还”日本，钓鱼岛列屿自然在内。琉球政府并透露出日本人向琉球政府提出请求开发礁层矿源的申请书，截止8月底已达件。
台湾“中央社”台北1970年9月12日电称：“谷正纲今天表示……关于钓鱼岛列屿的问题……他愿意本着国家的立场，善告日本友人，中国的主权是不容侵犯的”。次日《朝日新闻》“尖阁群岛主权之争的真相是石油之争，东中国海的大陆礁层据估计蕴藏着时价一兆美金的石油”。
日本“共同通讯社”1970年9月15日道：冲绳警察将尖阁群岛上的“中华民国国旗”（指9月4日《中国时》记者一行7人前往钓鱼岛所立之旗）拔去。第二天《朝日新闻》道，尖阁列岛上插的“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琉球警察带回。今后琉球警察将强化该列岛的巡逻。严防领海被侵犯。然而载：“中华民国”对于琉球政府除去国旗一事，避作评论。而“中华民国国旗”长六尺，宽三尺，已被撕破，裂痕六英寸长。
1970年9月15日上午，台湾当局“外交部次长”沈剑虹召美国大使馆安士德（Oscar Armstrong）代办来部，详细说明台湾在历史、地理、条约上均有权对钓鱼岛做主权主张的理由，并将“口头声明”递交，要求美国政府不能将其交予日本。台湾当局即约见美使馆政治参事唐伟廉（William Thomas）表示关切，要求美方约束琉球政府不得再有类似行动。唐参事于第二年（1971）4月27日，将该面“国旗”送还台湾（钱复．回忆钓鱼岛事件始末．《亚洲周刊》2005-03-06日；《参考消息》，2005年3月1日）。
9月16日宜兰县渔民在钓鱼岛附近作业时，遭日舰驱逐。
“美联社”9月21日道：琉球政府的巡逻艇在美国的同意下，曾在钓鱼岛附近，两度追逐台湾渔船。同一天日本《读卖新闻》刊载：日本政府计划拨3000万日元给琉球政府，在钓鱼岛列屿的一小岛上，建立一座无人管理的气象台。
9月22日“国大代表”钓鱼岛列屿视察团搭乘台湾水产试验所海宪号试验船前往钓鱼岛列屿视察。
1970年9月，根据日本新闻道，台湾的青年学生已开始了第一次向驻台北美国大使馆抗议示威，不幸被警察们“劝阻”了，整个在台湾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跟着就被一种“奇怪”的压力掩了下去。（论钓鱼台运动．见：林国炯，胡班比，龚忠武，等．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集．台湾：人间出版社， 2001，第72-74页）。这是一条重要的海外保钓运动起因的导火索，遗憾的是被人们所忽略或淡忘，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详尽的资料。
8月21日，台湾立法委员谢仁剑在立法院院会上发言提出质疑。紧接着李文斋发表“为钓鱼岛之主权问题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全文及所附马廷英博士供给资料（载台湾《立法院公》1970年8月29日出版，第59卷第66期，3-8页）。
台湾“中央社”台北9月25日电称：……沈剑虹在答复立委质询时说，对于这个问题，当局经详细研究后，已作两点决定。（一）此刻日本不是与我们商谈这些岛屿主权问题的对象。事实上，琉球群岛及钓鱼岛列屿，此刻都是在美军代管之下，我们已决定正告美国现在为了钓鱼岛列岛问题，中日两国已发生争执，希望美方加以注意。（二）日本是我们的友邦，为了顾全中日全盘关系，我们此刻并没有拒绝日本就本问题作非正式的交换意见。沈剑虹表示，“政府”对钓鱼岛列屿有关问题，经仔细研究后，前已正式答复日本，其内容是：（一）我国为开发大陆礁层资源所采一切措施，都是依据现国际法原则及大陆礁层公约的规定；（二）对日本照会中所说：关于台湾北部邻近我国海岸大陆礁层上突出海面的若干礁屿所作领土的叙述及主张，我国“政府”不能同意。
同一天台湾“中央社”又电称：“行政院长严家淦，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告施政时，以坚定的语气表示：我国对台湾以北邻接我国海岸的大陆礁层资源，有探测及开发主权。我政府对于钓鱼岛列屿的正当权益，立场坚定，并决心全力维护。严院长说，我政府已就此事答复日本政府，明白表示不能同意。”1972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湾出版《钓鱼台列屿问题资料汇编》。
台湾省议会也通过临时动议，要求政府维护钓鱼台列岛的主权（浦野起央，刘苏朝，张植荣，编．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 问题研究资料汇编．香港：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 年,第95 页）。
根据时任台湾当局“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钱复回忆：“10月2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科长修斯密（Thomas Shoesmith）来台湾访问，上午曾来“北美司”和我就双方有关问题谈了80分钟。我告诉他，台湾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是极为明确的，我朝野各界对此一问题有很强烈地表示，希望美国政府重视，处理本案时切勿偏袒日本。我也指出，该岛现由美军管理，我因基于区域安全及重视‘中’美邦交的考虑，过去对美军管理未表示异议，但绝非默许，他日美国在该项管理结束时，应将该岛交还台湾”（钱复．回忆钓鱼岛事件始末．《亚洲周刊》2005-03-06日；《参考消息》，2005年3月1日）。然而，钱复继续说：“曾数次洽请美方将钓鱼岛列屿归还台湾，或仍维持为美军使用靶场”。台湾当局对钓鱼岛主权之态度昭然若揭，这种对国家主权视如敝屣不尴不尬的自恋心态的深层结构，值得分析。
⑵ 保钓枪声四起
美国、日本以及台湾当局对钓鱼岛的态度的极大反差，引起海外学子的强烈反响。
台湾《中央日》1970年9月4日刊载美国巴城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学生的投书，盼台湾当局迅速行动并加强该地之开发。
1970年9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生》发表社论，呼吁“维护钓鱼台主权”。
9月29日，香港反对日本侵略钓鱼岛列屿特刊编辑委员会出版《开放》特刊，发表反对日本侵略宣言，呼吁全球同胞联合。同一天台北《自立晚》引用台湾大学萨孟武教授的话：“对此重大的领土问题，（“中华民国政府”）态度太过冷静，冷静到几乎沉默”。第二天，台湾“外交部”次长蔡维屏不得不假惺惺重申当局对钓鱼岛列屿主权维护到底的决心。
1970 年10月香港《明月刊》发表文章，从地理概况、历史记载等不同角度论证了钓鱼岛群岛主权属于中国，针对台湾当局的暧昧态度，称其“无异是放弃了钓鱼台列屿的主权之争取”。

　　

　　姜宇晨：春雷怒吼钓鱼岛——197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保钓运动述评（2）
⑶ 保钓号角
面对钓鱼岛问题，岛内外民众的愤怒与反应越来越强烈的，台湾当局依旧态度暧昧软弱。在此情况下，坚持用“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做为立身治学处世的基本原则，“希望中国超越传统主义、西化主义、俄化主义而前进，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世界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影响其后半生的《中华杂志》（1963年独力创办，1994年1月停刊）发行人、国民党资深“立法委员”胡秋原，拍板于1971年9月号的《中华杂志》发表《既得“冲绳”又望“尖阁”》（不详）一文，抨击日本佐藤政府的领土“得陇望蜀”的侵略野心。
胡秋原主办《中华杂志》，力图使人们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团结起来，开拓共同命运，并在学术上证明其可能，在道德上证明其应该，启发人们的民族思潮与救国志气，鼓舞青年好学求真的意志、社会的正义与责任感。在台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70年9月，王晓波和王顺曾投《大学杂志》（注：《大学杂志》1968年1月创刊，创办人邓维桢，总编辑何步正，编辑郭正昭、陈少廷、王顺等，因大家志趣相同的缘故，有着良好的关系渊源，王晓波等“更如沿门托钵曾在台湾大学宿舍挨户热情推销”），却遭拒绝刊登而退稿。走投无路之下而找到《中华杂志》和胡秋原。胡秋原恐有人挑拨而引起政治上的压力，建议将原题改为“保卫钓鱼台!”稍做修改而发表。
《中华杂志》1970 年11月号，发表台湾大学哲学系王晓波（笔名茅汉）及和政治研究所同学王顺合写的“保卫钓鱼台!”一文。
这篇文章，王晓波、王顺基于“爱国”的义愤，整理有关新闻道资料，而写就《不可断送钓鱼台》。号召人们起来“保卫钓鱼台列岛”。该文引用“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告全国同胞书》中的名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来敦促台湾当局表明立场、采取行动。“我们要向生活在台湾的1500 万同胞呼吁：我们上一代用‘五四运动’来答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的企图,并且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国魂,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暴露其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难道50 年后的这一代中国青年,真的就要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国土让列强们用‘声明’、‘密约’而断送吗”“我们上一代用鲜血和头颅所争回来的钓鱼台群岛,难道真要由我们的手中断送出去吗”“我们要用力量和行动来证明,这一代青年同样具有保卫国土的能力和决心!”
王晓波、王顺后来还编了一本《钓鱼台风云》小册子。
可惜，这些文章当时在台湾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似乎 “对牛弹琴”（刘作忠．两岸破冰第一人——胡秋原先生．《湖北文史》第七十九辑，2006）。然而胡秋原仍坚持在弹，“好像宗教家，以为只要不懈的弹下去，牛将会听得懂，并且升格转变成一个人”（毛铸伦．悼念胡秋原先生．《海峡评论》．2004年7月号，163期）。继而载文大声疾呼“几乎所有的党派、民间团体、舆论界等都已发言了”， 再而以社论肯定“保钓运动是一个纯洁而伟大的爱国运动”。这正是“中华杂志响号角，保钓运动表丹心”。
台湾《醒狮杂志》第八卷十期（1971年10月号）发表 “大陆礁层专属权益不容侵犯” 专论，各刊先后陆续刊出有关钓鱼岛群岛问题的资料、时事短评及“立法委员”的质询。就岛内的反应而言“这竟是台湾20年来,民意人心最伟大的团结镜头。几乎是全球华人一条心，都在注视着政府的这次表现。在这样海内外舆论哗然，千万人民引颈而待政府态度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魏煜孙却‘不予置评’”，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的外交部除了办理绝交事宜以外，只会‘不予置评’吗”（茅汉、王顺．保卫钓鱼台!中华杂志．1970年11月号）。
据留学生刘源俊回忆∶“海外留学生对于‘国内’(指台湾岛内，下同——注) 刊的道是相当敏感的。特别是基于民族感情，大部分留学生对于日本一向蛮横无理与忘恩负义的态度是痛恨的，所以当看到刊上说到日本在钓鱼台列屿驱逐我国渔船，我国的“国旗”(指台湾当局所使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注) 被撕(有照片显示) ，而又知道钓鱼台海域可能蕴藏了丰富而宝贵的石油资源，可是我国的外交部却表现的非常软弱，竟然‘不予置评’，直觉地就想到一定是政府为了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在忍气吞声，不敢据理力争。大家一般的看法是：联合国的席位(指当时由台湾当局所占据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注) 绝不比能造福千百年的钓鱼台重要，再说联合国席位的变化是迟早的事，不应与钓鱼台问题相牵扯”（刘源俊．我所知道的留美学生保钓运动, 见邵玉铭，主编．风云的年代：保钓运动及留学生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189 - 190页；此外,台湾留学生王永中、陈义扬及香港留学生等也有同样的回忆，均见此书）。
⑷ 点燃美国保钓之火
1）大风社
国土受侵，渔民受辱，消息不胫而走，传到美国后，这深深刺激着在美中国留学生的家国观念和民族底线。激于爱国热情与义愤， 1970年11月21日，美国普渡大学硕士胡卜凯同学，收到父亲胡秋原的《中华杂志》上刊登关于钓鱼岛的相关文章，于是与同学张先明一块同行，同时参加讨论有沈平、李德怡、郭誉先、茅生焘、张系国、徐笃、劳延柄等同学，参加普林斯顿大学留学生社团“大风社”每月例行聚会，传阅讨论有关钓鱼岛的相关文章，谈了不到几分钟，同学们热血沸腾，大家都同意采取一些行动。
采取行动需要做些什么呢？几个从台湾来的，一方面顾虑比较多，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经验，大家主要建议不外乎一人一信、联名上书等。
当时参加过反越战游行的“大风社”香港留学生沈平却认为说：“只是写文章发表意见太慢了，要嘛，就要上街就要抗议！”还半开玩笑的说：“三个人在路上走，没人会理你，三个人举着牌子在路上走，只要三分钟，电视台的记者就来了”。所谓唯恐天下不乱或爆出重大新闻，可能是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的一个普遍心态。
于是有关保卫钓鱼岛的文章和相关意见先在“大风社”中间传阅讨论。
普林斯顿大学学生运动气氛很浓，中国留美学生虽然没有参与，但有一种感受，促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国家的近代史。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留学生曾在 1970的暑期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约有来自全美200多位留学生参加的国是座谈会。大风社也借这个机会来了个大会师，许多社友都是在“神交”一年以后才碰面。为此大家逐渐形成一种风气，各分社每两个星期或每个月有读书会或讨论会的活动。普林斯顿大学每两周形成一次讨论会或读书会，基本都在李德怡家。
大风社主要的功能是思想性、政治性、学术性的社团，以励学、团结、国为宗旨，大风社第一任社长是徐笃。《大风》杂志创刊于1970年，季刊，每月出工作通一期，由郭松棻、唐文标等编辑。
大风社主要成员有加州大学大洛杉矶分校陈磊，斯坦福大学周坤，叙拉库斯的袁传符，安阿柏的胡家俊，东兰欣的郭誉先（后在洛杉矶)，马利兰大学李雅明、匹兹堡大学电机系杨姓同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张系国、刘大任、郭松棻、唐文标、傅运筹等，海渥州立大学刘虚心，普林斯顿大学沈平、李德怡及夫人蔡哲彦、徐笃夫人江立言，普渡大学胡卜凯、……。
经过大家反复讨论，确定了行动方针和举措。主要内容为：
大家一致认为，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外交支柱，外交政策以美国“唯马是瞻”，应在美国进行。因为，在世界政治中，不论做的好坏与否，日本的责任都是有限的。日本外交所关心的最大问题是与美国能否保持良好关系（五百旗头真，主编，吴万虹，译．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85）。为了唤起各地留学生对这件事的关切，争取大多数人的关注，从写信、开座谈会、演讲先做起，待得到大家的共识和支持以后，再讨论游行示威的对象、地点等。但不刺激台湾“政府”，已让在白色恐怖阴影下成长的留学生没有后顾之忧。每个人再尽量通知其它的亲朋好友，有志之士。大家除了选定跟自己有亲友在当地的学校之外，还有每个人至少要写10或20封信给其它学校同学的约定，以动员留学生广泛地参与并掀起讨论的热潮。
大风社的同学曾以大风资料室的名义整理成文，发表与《大风》杂志。希望钓鱼岛事件激起留学生对国事的关心，强调以行动“警告日本”、“抗议美国”、“呼醒国人”，“恳切期望‘政府’不要辜负海内外全体中华同胞的期望，保卫中国的钓鱼台”！主要阐释钓鱼台列屿的地理位置、对台湾渔民的重要性，石油矿藏的发现、日本侵略钓鱼台的行动、日本民间的反应、台湾当局的态度以及软弱的原因、美国的态度、美国日本的基本企图、钓鱼台列屿的主权究竟谁属、我国对钓鱼台列屿附近海底油矿的合法权益问题以及同学们的期望等。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杜维明博士积极参与筹划、酝酿“保卫钓鱼岛”运动，1971年转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4月10日曾参加中国留学生在华盛顿的保钓游行示威。
于是，保钓运动最早的火炬之一，就这样在美国点燃并举起来（伯克利保钓运动除外）。
据沈平回忆，大风社开了一次有关保钓会议就散掉了，大家很灰。
无奈之下，沈平想到了纽约的“华人刊物协进会”。
2）华人刊物协进会
沈平和袁旂1969年3月曾就“华人刊物协进会”事宜多次合作，就华人所办刊物联合促销发行四处奔走，来往甚密，当时已开始注意讨论认同与回归问题。早在 1969年8月就有建立各大学中学生社团通讯网的讨论并开始实施。包括《联合季刊》、《大风》、《欧洲杂志》、《汇流》、《大学杂志》、……。
“华人刊物协进会”，对点燃保钓运动的火炬以及传递起到了极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沈平等1971年12月13曾参加“华人刊物协进会”的一个会议，提议在美国出版的各种杂志响应之。已经开始具有左翼组织性思想的余珍珠、胡比乐以及
沈平、李德怡、白绍康、袁旂等，多次在白绍康家商量讨论钓鱼岛问题。
1971年1月底，黄养志、张显钟、张光华等在《联合季刊》（发行人原为“留美中国同学会联合会”会长汪荣安）利用专刊形式分别就钓鱼岛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及国际法等方面做一学术探讨。希望“每一位爱国的同胞少做大事疾呼的口号，多做具体的研究和实际行动，不要让我们政府的代表，在会议桌上因找不到可用的文献和材料，而无法与处心积虑的别国代表争论”。
《联合季刊》在1971年5月15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会议上声明脱离“留美中国同学会联合会”， 张显钟等独立发行。
3）保钓之火熊熊燃烧
纽约各校留学生不辞辛劳地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了许多美国东岸的各大学院校和当地的华裔社团，酝酿成立纽约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商磋主要的活动措施，并把具体活动地点定在哥伦比亚大学。据闻有几位香港留学生在一次舞会上谈到钓鱼台的问题，大家气愤之余，已经准备采取一些行动。并在舞会上募捐到一大笔钱。
在保钓初期，袁旂在纽约很活跃，与王浩很熟，经常在一起商量举措，大家有目共睹。袁旂曾经说过：“早期在美国各校园举办的钓鱼台活动，如果有中国同学没去参加，我必须要向其它同学好好解释一番；像是那天正好在做博士论文答辩诸类的。参加保钓的同学们绝对占多数”。
在纽约，保钓初发起时，曾在美国留学从事近代史研究的、时在联合国就职的中国职员吴章铨（其父亲为李我焱的舅舅）极为热心和活跃，每去一家去串门，就把人家动员进来参加保钓。根据李我焱回忆：吴章铨是个说话不带感情的人，一切深埋心里，只用行动传达。成为美东保钓运动幕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吴章铨2007年完成的《:中国东海问题的危机》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针对东海“是中国在海洋时代的生命线，也是日本遏制中国和企图钳制中国命脉的杀手锏。二十一世纪才是人类真正的海洋时代来临。由于中国传统是大陆国家，对海洋生疏，国民缺乏对海洋的认识，海域狭小，并面临多种挑战，所以居于非常不利的形势，当前已经形成危机，影响未来几个世纪中国人的生活和安全”。着重论述了中华民族长远生存面临的约束、东海争议、大陆架、专属经济区、争议、中国和管辖着琉球的日本之间显然共有五个可能的划界方案、钓鱼台领土、中国消解东海危机的根本办法等问题。明确指出：“海洋时代是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和平发展的重大挑战。东海是中国人的生命线，没有退让的余地。日本是不是有长期友好和平的意愿，东海问题是一块试金石。但主要是中国人自己能不能具有远见，并且认识到危机，培养能力，依法保护东海领土、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东海问题是一个警钟，但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不急起直追，其它的各种重大危机将一个一个接踵而来。保护东海海洋权益，关系着子孙数十代的生存、和平与繁荣”（载于陈宪中主编的 CAPA丛书第二册）。
……。
正因为有着这样好的留学生的爱国基础，保钓才能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在保钓运动发起之初，香港留学生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唤醒了台湾留学生的沉默。钓鱼台列岛事件发生后，香港留学生非常激动，要求立刻就要有所行动，虽然和原定的两步骤计划有出入，但箭在弦上，台湾留学生也只有配合。胡卜凯曾去参加过一次示威的筹备会议。大家非常以大局为重，台湾留学生代表要求 “不刺激台湾政府”的原则，香港留学生虽不以为然，也能非常体谅台湾留学生的难处。可能由于香港社会环境使然，组织能力很强，纠察队，口号，标语牌，示威过程等等，方方面面，考虑的很周到，办得有条有理。
与此同时，纽约《香港学生月》第18期、耶鲁大学中国同学会《保卫钓鱼台专辑》之一、威斯康辛大学同学会的《钓鱼台特刊》相继在1971年1月下旬出版。
威斯康辛大学、斯坦福大学几乎也在同时开展保钓讨论，发起保钓游行，其发起与此无关，详情待考。
保钓运动的浪潮裹胁而来，震撼华人社会的保卫钓鱼岛运动相继展开。倡议得到全美各学校的留学生的积极响应，反应十分热烈，有关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在全美各地中国同学间迅速激烈讨论，至1970 年12月底，信件日渐增多，纷纷响应。捐钱献物，印发宣传品，“手抄”串联，积极开展各项活动，表达自己的爱国保钓心声。不少留美学生、旅美学人和华侨发掘史实、寻找证据，撰文驳斥美、日的侵略言行，呼吁台湾当局立刻采取行动，向日本提出抗议，争回钓鱼岛群岛之主权（1971年1月19日新华社香港电讯,《参考资料》1971年1月24日(上) ,第45 - 46页）。
尤其是普林斯顿大学台湾留学生李德怡、沈平二位优秀的“书呆子”做了不少功课，把钓鱼岛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附近区域蕴藏的石油数量，中国日本美国三方面在这群小岛上的纠葛有系统地做了资料整理。讨论会逐渐变得激动起来，因为大家都认识到美国已经决定将目前处于军事管理之下的琉球群岛归给日本，同时也将钓鱼岛一并奉送了。当时到会者都是台湾和香港来的留学生，当时并没有人主导议题，大家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背景，引起共鸣的只是浓厚的民族感情（王正方．追忆台港留美学生激情岁月．《亚洲周刊》，2005-07-10）。同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系统介绍钓鱼岛的资料——《钓鱼岛须知》（根据沈平回忆，主要由李德怡执笔，中英文对照）。
是的，追忆那段历史，都要从这本名为《钓鱼岛须知》的小册子开始。这本小册子重点提到了钓鱼岛问题背后隐藏的日本对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并且从地理、历史、海洋法等方面阐释钓鱼岛主权隶属于中国的事实。
必须要指出的是，最早大家对发起保钓运动并没有多大信心，1971年12月下旬，李德怡等曾执笔起草致蒋介石的“请愿书”， 由沈平、李德怡、白绍康、袁旂、余珍珠、胡比乐等组织讨论定稿，有2000多名留学生、华人教授、华侨等签名。具体内容细节不详，待考。
据沈平回忆：当时我们要搞游行这些事时并没有信心，没想到要求保卫钓鱼岛向台湾当局提交“请愿书”找人签名时，一下子就有1500多人签名，使其很受鼓舞。于此也激发了大家的保钓的积极性，期望能有一个确切的答复，以防止钓鱼岛落入日本人之手。
遗憾的是，台湾当局对此一直未于答复。为此也给保钓运动爆发埋下伏笔。这封公开信人们常与近60个保钓会那封公开信相混淆，或被人们所忽视或忽略。 4•10游行之时，钱致榕、程君复、葛时俊三位代表向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周书楷质询时，竟回答说：“目前还没有回音，是因为尚未转到当局手里之故”。
面对台湾当局的置之不理，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保钓之火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激情理想之下，出于关心国是的热忱之中熊熊燃烧。
⑸《科学月刊》传播保钓之火
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认为应该在全美发起保卫钓鱼岛运动，当时没有网络，甚至电话也不普遍，美国留学生那么多，仅仅靠大风社等难以完成此重任，怎么发动呢？究竟要如何串连发动起来，于是想到了《科学月刊》。
因为《科学月刊》有一个联络网，从芝加哥发行出来，只要有50个留学生的地方，就有《科学月刊》的联络点。因此李德怡、沈平、胡卜凯等就跟发行人台湾宜兰籍的芝加哥大学读物理专业博士林孝信（笔名游常山）联络，询问是否可以利用《科学月刊》的联络网来推行保钓运动。林孝信为此打电话到全美各地征求意见（当时大家传说林孝信的奖学金为此都打电话打光了）。终于，从12月开始连续三期的《科学月刊》的讨论号（应为《科学月刊•工作通》，《科学月刊》没有发表有关“钓鱼岛”文章，后述——注），收集各地全谈保钓运动的文章，《科学月刊》联络网也因此成为保卫钓鱼岛运动的联络网（宗育文，整理．青春无悔话保钓——钓运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海峡评论》．55期，1995年7月号）。
《钓鱼岛须知》小册子依靠林孝信和其创办的《科学月刊》网络得以迅速传播。《科学月刊》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以不可想象的传播速度传遍全美。
《科学月刊》，1969年9月15日试刊（第零期），1970年1月正式创刊，林孝信、刘源俊等11人发起于1969年2月筹备，美国及台湾岛内的104 位学者为共同发起人。办刊之初，《科学月刊》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研究生林孝信担任编辑，组稿编务由留美学生组成的联络中心负责，出版发行则由台湾学者负责。沈平、李德怡、刘源俊、曹亮吉（曾为林孝信芝加哥大学舍友）、杨国枢、李怡严、赵玉明、王亢沛、宓世森、黄碧端、罗时成……先后曾加盟编辑，李怡严为督印人。刘凯申为《科学月刊》第一任社长，当时是台湾大学心理研究所的研究生。
由于《科学月刊》，“目前是靠四处捐款补助，广告收入及美州的赞助订户来弥补赤字”（编辑部．一年的感想．《科学月刊》．总第13期．1971年1月）。绰号叫做“和尚”的林孝信，以苦行僧的姿态，穿一双“牛伯伯”的皮鞋，踏遍北美的校园，以坚韧的毅力，苦口婆心地到各地说服大家，5块10块的募捐，期望把《科学月刊》继续延续下去。刊物以台湾高中到大一程度的读者（包括一般民众）为主要对象，向他们译介国际最新的科学成果。1970年元月正式发刊后，发行量曾达到册。为了保障这份民办同人刊物运转正常，1970年12月成立了“台北市科学出版事业基金会”，作为出版业务的后盾，迄今仍在发行）。
林孝信征求大家意见后，决定12月份第39 期《科学月刊•工作通》(讨论号之八) 完全讨论钓鱼岛问题, 刊出“钓鱼台问题专号”，由美国芝加哥“联络中心”发出（一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联络中心”发出，因通版权上有“New York”字样，具体说法不一，待考）。并要求各地召开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座谈会, “必要时,到各地中(指台湾国民党政府驻外机构—注)、日大使馆前示威”。
来自台湾大学地质系，在哥伦比亚大学Lamont-Doherty Geological Observatory读博士学位的孙贤鉥主要根据Emery Report，撰文介绍钓鱼岛附近的东海大陆架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但大多数参加保钓运动的人并不都那么重视。日本国民上下对石油资源的高度重视起于 1973年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在这之前并不那么重视；对钓鱼岛的蚕食，主要是日本“扩疆辟土”国家主义死灰复燃的“火苗”，“投石问路”的演练。
《科学月刊•工作通》是《科学月刊》的附属刊物，类似于今天的刊‘内部刊物”或“工作通讯”，讨论刊物内容，每月有一次“讨论号”轮流由各地主办。诚如《科学月刊》1971年1月号（总第13期）的“一年的感想”所云：“为支持《科学月刊》，我们另外办了一个小刊物——《工作通》，每周一期。除了工作上的联系外，也提供一个共同讨论监督的园地”。
《科学月刊•工作通》连续三期“钓鱼台问题专号”，呼吁每一个中国人“坚决保卫钓鱼台之主权，维护我国石油矿权之完整，保护我千万渔民之生计”，以唤醒华人沉睡的政治意识，也成为保钓运动主要呼吁目标。
1月份第40 期《科学月刊•工作通》(讨论号之九) 继续讨论钓鱼岛问题, 由美国马里兰大学“联络中心”1月15日发出。
2月初，第41期《科学月刊•工作通》(讨论号之十) 仍旧讨论钓鱼岛问题,综合道纽约及各地保钓游行情况，由美国布朗大学“联络中心”发出。
由于保钓运动，风起云涌，留学生无暇《科学月刊》之事，从此，《科学月刊》在美国的联络网被打散，转移台湾编辑出版发行。
⑹ 保钓组织相继成立
1970 年12 月16 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留学生首先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威斯康辛大学等中国留学生遥相呼应，点燃了“保钓运动”的星星之火。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耶鲁、宾夕法尼亚、康奈尔等地美国各大学中国留学生为之相继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简称“保钓会”) 或“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分会”(简称“保钓分会”)。此后，各地“保钓(分) 会”开始有计划地举办钓鱼岛问题座谈会，出版保钓刊物。据1971 年1 月19 日新华社香港电讯道：“美国各地中国留学生,已在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一钓鱼台联络中心，策划可实行的有效行动”（《参考资料》1971年1月24日,第 45-46页）。
这一时期，在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主要就钓鱼岛问题的展开讨论，开始酝酿举办有关保钓活动和出版保钓刊物，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不仅参与人数和学校的逐渐增多，而且内容也越来越广泛。12月19日，耶鲁、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康乃尔、赛拉克斯等大学的代表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座谈，据当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生王正方回忆，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邀其去该校参加讨论会。一进门室内座无虚席，主持人是两位台湾留学生李德怡、沈平。那是一场很热烈而严肃的钓鱼台列岛的归属问题专题讨论会，参与者都是台湾和香港来的留学生，当时并没有人主导议题，大家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背景，引起共鸣的只是浓厚的民族感情（王正方．追忆台港留美学生激情岁月．《亚洲周刊》，2005-07-10）。
德拉瓦大学物理系年轻教授吴仙标(多年后当选该州副州长)，积极参与，后来成为该地区的保钓委员会负责人。
周本初（笔名高原）、吕金泉等成立了Oklahoma大学保钓委员会……。林国炯1971年秋从宾州印地安那大学一回到Oklahoma大学，发挥其政治学特有的专长，立即投入到保钓运动中去。1971年8月，吴国祯一入校，便被保钓洪流所吸引，义无返顾地和大家手拉手，肩并肩走在一起。
1971年1月24日晚7点半，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活动中心大楼四层大会议室举行第二次保钓联席工作会议，与会者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圣荷西州立大学、沙加缅度州立大学、旧金山立大学、三藩州立大学、海渥州立大学、契可州立大学等8所大学的100多位中国留学生，决议即时成立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
1月28日大波士顿地区来自港台的留学生，在哈佛大学的廖约克、戴永生、陈达怀、余珍珠、祝开景和龚忠武，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朱耀奎、甄仕坤等的积极推动下，第一次在哈佛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响应已经在全美国各地此起彼应的钓运春雷（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权）。
王正方从普林斯顿大学返回费城，和程君复等立即筹备成立了“费城保钓行动委员会”，主要是邀约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天普大学的中国同学参加，也网罗了一批土生的华裔弟子。包括陈枢、梁淑坚、张辉林、贾廷诗、刘江川、胡卜凯、周一心、周承绪、林深、王小锵、马大侃、张昭庆、陈挹芳、……。在这一个多月里，王正方、程君复等马不停蹄，在大费城地区组织举办各种大小规模的演讲会、讨论会、说明会，主要任务是宣传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台列岛违反国际正义的不正当行为。更远赴德拉瓦州立大学等地宣讲钓鱼台事件，各大学和学生团体的反应都很热烈（王正方．追忆台港留美学生激情岁月．《亚洲周刊》，2005-07-10）。
在当年参与保钓的留学生中间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王正方，是在台湾推行国语，是出名的语文学家台湾师范大学国语系主任王寿康之子，台湾名家何凡和林海音的干儿子，以编导反映留美学人返乡的《北京故事》，温馨幽默风格为大家所喜爱从而闯出名号。这位有着演员和导演天赋的电机工程博士，当年无论在费城，还是在纽约，充分利用各种大小规模的演讲会和不同场合，斥责日本侵略罪行，控诉日本强盗的罪行，动员大家行动起来，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列岛。曾多次声泪俱下讲述一个老婆婆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多名日本兵残暴的故事，全场女同学为之哭声一篇，男同学无不咬牙切齿。号召同学们“不忘亡国恨，牢记血泪仇”，“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全场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据胡卜凯回忆：我那时要不是还有点斯多葛派的底子，一定也会跟着大多数的女生一起哭起来。后来王正方代表费城保钓会，在联合国广场前的保钓大会上曾发表这篇精采的演说。
马大侃、张昭庆、陈挹芳等积极参与各种保钓活动，并组织读书会向留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在保钓运动的“高潮”还是“低谷”，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对祖国的忠诚。
李兆良、陈光宇、刘铁柱、郑培凯、徐厝、李乃信、翁荣治等1970年底成立了耶鲁大学保钓会，办《新港》杂志，积极开会学习，组织读书会，举办讨论会等，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自参加1月30号纽约游行后，积极参与筹备4•10大游行和安娜堡国是会议。从“爱国保土”的基本理念出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出版通讯以及与各地联络，几乎每星期一次聚会讨论，一直到1972年5•13华府大游行前。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东才（张才）等于1971年2月14日在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举办了第一次保钓讨论会，当即成立Rice保钓行动委员会，出版《Rice钓鱼台通讯》，积极参与组织休士顿保钓行动委员会，积极组织留学生参加华府4•10游行示威。在此基础上和德州、路易斯安娜、奥克拉荷马三个州八个大学保钓会的保钓战友一起组成“西南地区保卫钓鱼台联合行动委员会”，出版《西南保卫钓鱼台通讯》（由各校轮流主编）。
水秉和、刘泽甫、尤美莲、萧文鸾、……成立密歇根大学保钓行动委员会。
黎志豪、张智北、曹洁如、……成立华盛顿州立大学保钓行动委员会。
校园内外不论来自何方的中国人，对钓鱼岛事件关心的程度“急速增高”，到处都有人在打听台湾当局“争”的进展如何。“沟通思想”,“以行动团结海外的中国人”的呼声逐渐响起（王永中．没有英雄的岁月．邵玉铭，主编．风云的年代：保钓运动及留学生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3 - 5 页）。
保钓的浪潮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激荡着美国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据说，有人曾劝袁旂把保钓运动慢下来，袁旂说：“就这有人还嫌慢呢”！
但是，台湾同学却不能不考虑到由此可能为台湾的家人带来麻烦，为自己未来的事业前途蒙上阴影。所以言行上，在钓运初期往往显得踟蹰不前，犹疑不定（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权）。邝治中回忆说，最初是普林斯顿几个台湾留学生跑到其它地方串联，纽约高校响应，因为“胆子比较大”，于是带头组织了游行，在当时的台湾“领事馆”前示威。刚开始有些人不敢参加，因为怕被国民党特务迫害，而老华侨则害怕被指为共产党。第一次游行成功后，响应者越来越多。
必须明白，保钓运动从一开始，完全不带任何省籍情节，根本不知道谁是本省人谁是外省人。反而在港澳学生与台湾学生之间有些区隔，这主要是台湾学生多少受到高压统治的影响，做人做事不免瞻前顾后，港澳学生则毫无心理负担，他们的行事作风往往被台湾同学视为急躁冒进。同理，台湾同学则受到了保守、胆小的批评。这种内部矛盾渐渐形成了一些压力。面对这种压力，港澳同学要求自己成熟细心，台湾同学要求自己表现魄力。保钓积极份子面对这个课题，开始关心台湾的历史经验，设法了解“亚细亚孤儿”的心情，检讨学习“2•28事件”的惨痛教训。“团结骨肉同胞”这个口号，便是在这种情境中提出来的（刘大任．莫扎特想念毛主席．见氏着：纽约眼．台湾：皇冠出版社）。
当年的留学生，心里所想的无非是学位、职业和家庭，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幸福，没有想过如何影响社会。许多留学生学习之余以读武侠小说、搓麻将消磨时光，谈恋爱以度光阴。保钓犹如一声春雷，它将留学生沉睡中的政治意识震醒，激发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和关怀国事世事的激情。
短短两个月间，至1971年初，“保钓行动委员会”几乎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著名高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生却始终按兵不动，引起东海岸留学生的诧异，其发展过程与此无关，详情待考）。
1970年12月2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会见访美之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改变以往之称呼，讲话中首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微小的变化，引起了留学生的注意。最初设想全美留学生于1 月30 日同时举行讨论会，以“唤起海外华人对中国领土主权问题有一明确立场”，但又感到仅仅这样做还不能表达中国人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经过多次反复酝嚷，拟于 1971年1月30日在纽约举行抗议游行，各地保钓(分)会纷纷响应。
保卫钓鱼岛运动是由留美中国学生发起的，后来波及加拿大、英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浩大声势学生保钓爱国运动。
“保钓运动只是一个中国人的，尤其是从台湾来的中国人的政治全面觉醒的先声。是打破台湾封闭的、垄断的政治局面的第一声号角。同胞们：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以行动来表示我们这一次的大觉醒”。
这诚如一幅对联所云，反映出留学生的心声。
八年抗战，记忆犹新，热血沸腾，誓保主权争国格；
万千烈士，尸骨未寒，丹心尚在，岂容倭寇再逞凶。
⑺ 中国政府的声明与严正立场
一个国家在言词及行动的力量的信用是无价之宝。时刻关注着事态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民族尊严、国家利益上则是一丝不苟的。1970 年12 月4 日，中国政府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严正声明，并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钓鱼岛列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日《人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坚决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决不允许日本帝国主义染指中国领土钓鱼岛。
1970年12月21日，台湾当局同日本韩国三方联络委员会在东京开会，成立“中”日韩海洋开发研究联合委员会，决定先“冻结”“主权”问题，把钓鱼岛的领土权“搁置起来”，“合作开发”对从包括钓鱼岛列屿再内的东海到日本近海的海域，进行资源调查和研究开发。“优先开发”台湾包括附属岛屿在内的东海地区。对此，中国政府给予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表声明：中国领土岂容他人侵犯。12 月29 日，《人民日》发表《决不容许美日反动派掠夺我国海底资源》的评论员文章，重申“台湾及其所属岛屿，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权勘探和开采这些地区的海底资源……美日反动派必须立即停止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和掠夺我国海底资源的罪恶勾当,把他们的侵略魔爪缩回去”。这一声明和文章也给海外学子强烈的震撼和无穷的支持力量！
⑻ 爱国华侨华人的坚决支持
值得指出的是，保钓运动得到了爱国华侨华人的坚决支持，自始自终得到他们的关注，凝聚着其心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曾在唐人街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陈金坚，以及梅子强、陈济明、黄企之、陈香梅……等许许多多爱国华侨华人以及华侨团体，无不关心祖国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深深感到美国华人华侨与祖国息息相关、荣辱与共。他们利用各种方式方法组织捐钱捐物，提供各种方便，对于保钓运动以不同方式方法始终不渝给予坚决的支持和帮助。在旧金山一位未留下姓名的孤独老华侨，捐出自己的毕生积蓄，并投入保钓的后勤保障工作，……。许许多多爱国华侨华人留下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可歌可泣，功不可没。
历史如江河，有主流与支流，有明流和暗流。犹如森林，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某些极个别“投机钻营”者“浑水摸鱼”，甚至让图谋不轨的人钻空子，干出有损保钓的丑事，成为留学生中的败类，令人不齿。但它无损于保钓运动的纯洁而伟大，我们对此不叙，略去这段令人心酸的历史 “插曲”。

　　

　　3　保钓运动方兴未艾

　　

　　保卫钓鱼岛运动在美国迅速掀起，1971 年1 月29 日、30 日中国留美学生为保卫钓鱼岛在美国各地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大会决定于1971年1月30日在纽约市联合国哈玛绍广场举行。“距离示威的时间日益迫近,各工作小组也都展开了工作，我们觉得应该尽早召开一个筹备大会，让所有关心钓鱼台事件的爱国同学一起来参加，共同决定示威的形式与程序” （《明》1971 年2 月10 日）。具较纯粹的保国护土爱国行动，不受任何党派直接左右，大家出于一片爱国热忱，避免争议性的口号，留学生们为此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各“保钓分会”经过讨论分别做出决定。
经过一系列连锁的示威游行，激发了全美华人保卫钓鱼岛的爱国热情。于是决定于1月29、30日于全美各地同时进行游行示威。
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伯克利等地大学的留学生坚持于1月29日发起游行。为什么伯克利之选12•9，大家事后后来才知道。是因为要与当年北京12•9学生运动谐音。
我们从各地保钓分会的活动和决定可见一斑。
⑴ 纽约
1970年12月22日纽约各校区举行第一次大会，成立“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纽约分会”。1971年1月9日“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纽约分会”召开第二次大会，散发《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宣言》。我们严谨的忠告：负责磋商的政府人员，必须对全体中国人负责。任何丧权辱国的行径，难逃史笔；“西原借款，媚外卖国”的丑剧，不许重演！提醒美国人民记取珍珠港的历史教训,共同阻止美国政府在东亚玩弄国际阴谋，怂恿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导致第二个珍珠港。
纽约的保钓委员会聚集了一批精英干将，有纽约市立大学袁旂教授和吴健雄博士的大弟子李我焱、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领袖邝治中、徐守腾、董庆圆（在保钓圈内号称 “老董”，以似和其胞弟，伯克利保钓负责人董叙霖的区别，其称“小董”）等，均被圈内称为“俱是组织力强、任劳任怨的顶尖人才”。由袁旂主办的1月30号纽约市保钓抗议大聚会，不辞辛劳的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了许多美国东岸的各大专院校和当地的华裔社团，一亮相就声势惊人。当时美国还没有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台港留学生又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游行活动，更别说自己主办的群众示威了。由于是美洲华人和中国留学生第一次公开走上街头伸张自己立场，所呈现的盛大激动场面，大家久久不能忘怀。
关于游行地点旗帜标语口号等却产生异议，留学生们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有人提出到台湾当局驻纽约“领事馆”前，因为到那里去示威才能增强台湾当局谈判的力量。但遭到部分同学反对，认为到日本领事馆前去示威，才能让日本政府知道中国人民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其中有人担心到台湾当局“驻美使领馆”游行日后会被扣上“反政府”的帽子而遭“迫害”，或不承认台湾当局为中国“合法政府”拒绝前往。
为避免误解，保钓委员会经过极为谨慎选择和认真讨论，促使大家达成共识。①游行不带任何旗帜，不管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是五星红旗，以防止自己队伍先发生摩擦，抗议的主要对象是日本政府，到日本大使馆前示威。②宣言和演讲都不提政府，只提中国，不采用“打倒”和“万岁”等标语。③确定“鼓动美国舆论、争取美国人支持，打击日本野心分子和国际阴谋分子，号召海外中国同胞团结一致，策励当事中国“政府”坚定立场，确保领土主权完整”游行的目标。④发布“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全力保卫中国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反对美国偏袒佐藤政府的阴谋，主权未决前拒绝任何国际共同开发”的保钓宣言。⑤在游行中使用 “全力保卫中国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钓鱼台是我们的!”“同胞们，团结起来，打到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出卖钓鱼台!”“牢记珍珠港事件!”“不准再出卖中国的土地”！“粉碎日本—美国帝国主义！”诸口号（1971 年1 月30 日路透社纽约电讯,《参考资料》1971年1月31 日(下) ,第35 页; 叶培莉:纽约示威记,《明月刊》1971年3 月号,第42-43 页）。
纽约保钓分会重填《满江红》词一首，以表达自己的心声：
怒发冲冠,
凭栏处,
潇潇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
八年抗战耻和辱,
一寸山河一寸血。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甲午耻,
犹未雪,
家国恨,
何时灭
驾长车,
踏破富士山缺,
壮志饥餐倭唐肉,
笑谈渴饮倭寇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⑵ 华盛顿
华盛顿保钓分会主要由马里兰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牵头，李雅明、钱致榕、刘隆炎、陈重庆、薛君度、黄德华（辛亥革命时著名人物、华兴会会长黄兴之女）、……，等积极组织参与实施。
1月22日举行了一次题为“从钓鱼台谈起”的座谈会，将整个事件的经过的来龙去脉、发展经过做了大略介绍。激发留学生的爱国情愫，经过进一步商讨，成立“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华府地区分会”。
为让更多的人了解钓鱼岛问题的真相，了解中国民众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和立场，根据华盛顿为美国首都这一特殊性，华盛顿保钓分会决定在游行中使用中英文两种标语，以达到“提请公众注意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以及国际上在远东搞阴谋的危险”、“呼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在国际上声张正义”、“要求中国政府采取坚定立场保护钓鱼台岛的主权”、“我们反对同任何外国或者外国组织联合开采或开发这一地区的海底资源”的目的。拟定“钓鱼岛是我们的”、“中国领土不容日本染指”、“日本军国主义滚出钓鱼台”；“Japan Aggression Again”,“Beware of New-Japanese Militarism”, “Japanese Imperialist Get Out of Tiao- yu - tai”, “Tiao- yu - tai belongs to Republic of China”,“No New East Asian Co-prosperity Sphere”, “We Protest Japan’s Violation of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Rep. of China”, “Our Attitude：Return Hatred With Forgiveness What’s Yours ”,“American Friends , Join Us”等口号。决定打出:“WE PROTEST JAPAN’S INVASION OF TIAO YU TAI”,“WE MUST PROTECT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REP. OF CHINA”,“我热爱日本，但是让日本扩张主义见鬼去吧!”“日本帝国主义滚出去！”等大幅标语。为了尽可能多地发动同胞们参与这一行动，于是还决定留学生并声明是以与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中国人的身份采取行动的，而不是为台北的国民党“政府”说话的（1971年1月30 日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联合国电讯, 《参考资料》1971 年1 月31日(下) ,第34-35页;李雅明:记华盛顿京城的游行示威,《明月刊》1971 年3 月号）。
巴提摩（Boltimore）中国留学生130多人在1月30日在Johns Hopkins聚餐，台湾驻美“大使馆”政治参赞陈衡力，受“大使”周书楷委托并代表其出席，讨论答复钓鱼岛问题，聚餐会由Boltimore中国同学会主席陈重庆主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钱致榕教授告了钓鱼岛在历史、地理上与中国之关系，日本窥伺钓鱼岛之原因，以及自1970年8月以来章所载钓鱼岛事件之演变及‘中’日美政府之声明以及在美各地游行抗议之概况，并提出一些各地同学关心的钓鱼岛有关问题。陈衡力答复：钓鱼岛主权事已照会美国政府，美国政府称此一争执应由“中”日直接交涉解决。台湾“外交部”称：钓鱼岛太小，船只根本不能靠岸，从来无人居住，因而无法派军舰占领。关于撕毁旗帜之事，至今未能证实，所以没有抗议。并将编辑钓鱼岛有关小册子，告钓鱼岛历史地理、资源背景以及“政府”交涉经过。
⑶ 西雅图
西雅图保钓分会对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抗议日本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策励“政府”坚定立场，确保领土主权完整，采取和平示威和散发传单等方式——唤起舆论界注意，争取美国人民主持正义；游行在日本领事馆前发表宣言，路经台湾当局“领事馆”，表明海外同胞支持“政府”保卫领土的决心（保卫钓鱼台运动西雅图活动概况，《明月刊》1971年3月号,第38-41页）。
曾在台湾因打桥牌连获大专杯、介寿杯、主席杯的冠军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台湾籍留学生张智北，参与保钓是张智北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张智北与许多同学组织了西雅图保钓委员会，开会、写文章、发行通讯、组织游行、求见经过西雅图的政府官员要求积极保土卫民、向日本领事馆递抗议书、投书纸要求登载抗议信等等，曾投入大量时间、心血，不惧谗言、威胁，积极领导保钓活动。手持西雅图保钓会的名牌站在游行队伍前面的照片被登在台湾《中央日》的头版，在台南老家的父亲看到差点因此心脏病又发作，拿着纸急着去找沈君山（是和张智北年龄相差11年的台大 BTU 桥牌社的学长，与张智北交往多年），希望沈君山规劝张智北（吴日君．求学过程惊险万状如今是美国海军研究院杰出教授．世界周刊．2003-11-2．第六版）。
⑷ 北加州
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成立的当晚，同学们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讨论，通过1•29游行示威大会的主要事宜，通过伯克利《保卫钓鱼台宣言》、统一制作标语口号、游行示威大会的演说范围。演说范围主要包括关于钓鱼台事件的告、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及其对我国领土钓鱼台之侵略、美国干涉亚洲问题及其偏袒佐藤政府之不当，五四以来学生爱国运动之精神。会议确定梅吉仁、周昆、俞力工、邓义生、刘虚心、傅运筹、郭松棻、Franz Schurmann为1•29游行示威大会演说人。
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经讨论，确定游行的目标主要是向日本、美国和台北国民党当局三方抗议：抗议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复活，抗议美国政府偏袒佐藤政权的不当, 抗议台北“国民政府”对此事所表现的“对外软弱，对内蒙混”的态度。此外，该联盟决定将游行示威日期定在1月29日，并响亮地提出要以“五四运动”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为口号，要学习“五四运动”里外都加以攻击，特别要攻击的是自己政府的腐败，要严厉地批评台湾当局的“外交”。该联盟还指出将要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一个政治性集会，要学习钓鱼台事件所引起的政治意义（钟显辉．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美国“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一二九示威游行记．明月刊．1971，3：44-45）。

　　

　　
姜宇晨：春雷怒吼钓鱼岛——197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保钓运动述评（3）
⑸ 洛杉矶
洛杉矶由于受“大风社”要求发起保钓运动的影响，以后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
留学生梁汉宗、李素琴夫妇非常活跃在洛城，全身心投入保钓，在南加州是出名的保钓健将。
“为保证行动的纯洁性”，洛杉矶“保钓分会”的决定要求任何一个留学生，无论来自台湾还是香港，都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说话、批评、示威、抗议，要把运动变成团结最大多数留美学生的一次示威运动。绝不能使运动成为官方纸的宣传材料,重演签名祝寿的丑剧。为此规定“团体的行动与声明，必须以钓鱼台事件为中心，严禁类似某某‘万岁’ 之标语口号；当天的行动与言论必须具有严正的批评抗议精神，不可成为效忠政府、签名祝寿式的场面”的行动纲领。要求所有参加者在游行中应以此为行动准则（1971年2 月10日新华社香港电讯, 《参考资料》1971年2 月12日(下) ,第39-40页）。
⑹ 芝加哥
芝加哥做为美国中西部的中心大城市，1971年1月23日芝加哥大学中国同学会召开首次钓鱼台事件大会，邻近各校中国留学生亦派代表参加。台湾当局驻芝加哥“领事馆”领事邓权昌亦出席和讲话。
会上留学生因立场及认识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多数同学当即立断，立即通过解散芝加哥大学中国同学会钓鱼台事件大会，临时召开芝加哥大学保卫钓鱼台行动大会。约七八位反对游行的同学退场，一走了之。
夏沛然、林孝信、林少达、王渝、于中原、邵玉铭、赵林……等无论其政治立场与见解如何，认识问题的角度怎样，均在民族主义爱国心的驱使和激发下，团结一致，关心国是，积极投入到保钓运动中去，对保钓运动早期的发展做出了努力。
为配合保钓游行, 芝加哥保钓分会编发了《保卫钓鱼台运动特刊》，其内容包括标明钓鱼台位置的地图、保钓战歌、相关道和评论文章，抨击了美国和日本的阴谋及台湾当局的软弱，决定在游行中使用“打破美日阴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美国人民知道钓鱼台是珍珠港的先声”等标语口号，并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71年2月14日新华社香港电讯,《参考资料》1971年2月17日(下)）。
台湾当局驻芝加哥“领事馆”曾找芝加哥大学校方负责人谈话，建议把“反对出卖钓鱼台”等删掉，芝加哥大学留学生代表转告各学校，自行决定标语的保留或删除。
1月25日，芝加哥大学留学生10余人芝加哥中国街散发传单以及保钓宣言，反映很大，得到了积极的支持；但芝加哥大学留学生1月31日30多人再去此地游行时，气氛便有些紧张。
1月29日芝加哥大学留学生举办的保钓宣传记者招待会却无一家新闻媒体到场，其中原因耐人寻味。
⑺ 第一次大游行
经过充分准备，1月29日、30日，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旅美学人和华侨等在各地保钓(分) 会领导下，留学生在联合国总部、日本驻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檀香山等地领事馆和日本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全体留美学生不分港台、不分省籍，都是中国人民一分子，二十年来不问国事，噤若寒蝉的局面早该破除。‘读书不忘救国’原是中国学生的优秀传统。我们的声音要让全中国听到”。
留学生手举标语牌，口号连连，心潮澎湃、群情激愤，《钓鱼台战歌》和《热血》等歌曲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分发宣传册、发表演说，对日本政府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以赢得美国各阶层人士的理解和支持。严正抗议美、日两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在日本使(领) 馆前留学生代表递交抗议书，以表达中国人民捍卫国家尊严与领土主权完整的严正立场之心声。
1）1•29旧金山大游行
旧金山，这座各种青年亚文化与学生运动的圣地，湾区华侨的爱国传统特为深厚，学生容易在这样纷杂环境熏陶下孕育新的思维。1971年1月15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生的呼吁下，中国留学生自发集结于此，举行示威大会，拉开保钓示威活动的序幕。囿于资料，暂不叙述。
1月29日，北加州旧金山湾区8所高校的500名中国留学生掀起了“保钓”游行示威的浪潮。
加州州立大学的同学们天没亮就坐着两辆大巴赶至旧金山。
游行队伍从圣玛丽广场召开大会，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发言人刘大任宣布了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的“示威游行立场声明”，郑重澄清华埠《少年中国》的不实道，呼吁全体同学、全体同胞团结一致，阐明今天是向日本、美国和台湾的“国民政府”三方抗议的爱国行动，得到与会同学的一致支持。
“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示威游行立场声明”基本内容源于“伯克利保钓宣言”，其主要内容为：
诸位同胞：
今天我们为什么聚集在这里？今天我们以什么身份聚集在这里？
我们是华侨，我们是留学生，我们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聚集在这里。
我们不是来看热闹的，我们的心情很忧虑、很焦急、很愤怒！为什么？
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魔掌又一次伸向中国的神圣领土。
因为：美国政府片面偏袒佐藤政权，把中国的领土当作礼物。
因为：当事的台北政府对外态度软弱，对内一味蒙混，对领土主权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与日本南韩开什么“国际共同开发会议”。
同胞们：海外中国人不再保持沉默了，全美国的中国同学分别参加纽约、西雅图、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的示威游行行动。以一个堂堂正正反侵略爱和平的中国人身份，在这里发出我们正义的吼声！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抗议台北政府对外软弱，对内蒙混的态度。这是我们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的立场，也是每一个有良心有热血的中国人的立场！
现在我们郑重宣告我们的五点主张：
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动，全力保卫我国领土钓鱼台列岛。②坚决反对以交易方式出卖列岛主权。③正告钓鱼台事件承办人员，必须对全体中国人民负责， “二十一条不许重演！④反对美日勾结阴谋剥夺中国经济权益。⑤全体留学生团结行动，发扬五四爱国精神（此“五点主张”源于《伯克利保卫钓鱼台宣言》，对台抗议书亦引用此五点主张——注）。
最后，让我们呼吁爱和平反侵略的日本人民，共同起来，打倒日本军国主义！
我们同时唤醒美国人民，维护正义，反对美国政府纵恿助长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
斯坦福大学梅吉仁同学用粤语告了钓鱼台事件的历史、地理背景。
旧金山州立大学俞力工同学告全美各地中国留学生保钓示威运动的概况。美国友人、加州大学历史兼社会学教授Franz Schurmann用英文演说，阐明美国对亚洲各国内政干涉、垄断经济之错误，钓鱼台列岛只是一个实例。接着一日本青年发表讲话，愿与中国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的复活。高呼“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加州大学傅运筹同学就《日本军国主义之复活》为题，明确指出台湾当局对钓鱼台列岛事件的不予置评、已请有关政府注意改善态度、我们有正当权益令人质疑。凡是中国人没有人能忘记日本侵略中国八年抗战血染的历史，我们今天的提醒是有重大意义的，大声疾呼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汲取历史的惨痛教训，遏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佐藤政府这种以经济侵略为手段，军事武力为后盾，疯狂扩军备战的行动，配合尼克松“新亚洲政策”的“以夷制夷”原则，使日本军国主义迅速复活。今天对钓鱼台列岛的横蛮领土主张，很明显是日本南进政策的第一个“牛刀小试”。割让钓鱼台列岛并不能阻止日本南进，历史很清楚告诉我们，当年918割让东北，成立伪“满州国”，只是一个肉包子打狗的例子，对付侵略者除了坚持反抗，别无他途。今天的日本军国主义能够搞一个钓鱼台列岛事件，谁能保证他们明天不继续来搞台湾。我们要高喊：打倒日本军国主义！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圣荷西州立大学邓义生同学台湾当局对钓鱼台列岛处理不当提出批评，痛斥“政府”官员不顾国家尊严丧权辱国之行为。
郭松棻宣讲《五四运动的意义》，严厉抨击政治冷漠感，斥责其患了“政治阳痿症”，呼吁大家让我们立即贡献一份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国土！强烈呼吁“卖国条约，丧失主权的历史不能重演”！严厉批评台湾当局的懦弱和暧昧，号召同胞们“立即以行动来，继承光辉的五四革命精神，全力支持保卫钓鱼台运动”！郭松棻的演讲，慷慨陈辞，讲了大家埋藏的心声，赢得热烈的共鸣。口号声不断打断演讲。
游行队伍在开始游行前高呼口号，从圣玛丽广场出发，在进入华埠，游行队伍在楼阁林立的窄街上行进，国粤语兼用的口号声震动华埠，许多年青的侨胞也加入游行队伍行列。街道两旁，摩肩接踵，行人驻足而观，交通几为之塞。
在“台湾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门前聚会，两位同学先后用国粤语重复朗读致台湾当局的抗议书，郑重宣告五点主张。
当有同学高呼“周彤华下来”！，一呼百应，声如鼎沸。
此时，周彤华匆匆下楼，同学们一拥而上，将周彤华团团围住，场面稍有失控之感，事后总结到：同学们由于经验不足，许多应当面质询的问题都没有提出。讲了几句光面堂皇的客套话，刘大任向“总领事”周彤华递交呼吁台湾当局捍卫领土主权的“抗议书”。带领同学们高呼“誓死反对出卖钓鱼台”！周彤华接过刘大任的抗议书匆匆一走了之。
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在日本领事馆前列成队伍，环绕游行。
海渥州立大学刘虚心同学朗读抗议书，音调高昂，情绪激动，街上行人为之动容。
日本领事馆如临大敌，旗帜收起，大门紧闭，警备林立。留学生对日本的侵略蚕食行径非常愤激，甚至有特别激动的同学要打进日本领事馆，被负责游行的同学所劝阻。后经过协商，日本领事馆派代表在馆内设立桌台接受中国留学生代表递交的抗议书，同学们全体用英文呼喊口号，呼吁中日人民联合打倒日本军国主义，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容侵占。
此情此景，今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刘佩琼迄今对此记忆犹新。
在旧金山游行的同一天下午，洛杉矶200多名中国留学生也举行游行，在日本领事馆，留学生代表同日本领事面谈，并面交抗议书；在美联邦大厦提交抗议书，抗议美国政府对日本的偏袒行为，并且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日本军国主义的重现，及其对世界安全之威胁。
2） 1•30大游行
1月30日，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檀香山等地留学生也分别举行游行，特别是在华盛顿和纽约地区，参加游行的人数最多，其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为捍卫中国的领土完整而并肩战斗。
“近百年来，中国饱受外强凌辱，究其原因，掇发难数，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每近代史无有不伤心暗泣。我们这群异域游魂，在概叹效国无力之余，唯有发起这次示威游行，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我们一点点爱国的心意。我们的行动当然不是到此为止，但有一口气在，我们还要继续奋斗下去”（刘寿炎．为钓鱼台领土主权示威之前后．见：林国炯，胡班比，龚忠武，等．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集．台湾：人间出版社，2001，第329页）
其中以纽约市游行之规模为最大，参加者约1500人，来自美东17个地区的30余院校。不少华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各持自制旗帜，聚集在42街的哈玛绍广场附近，到纽约日本领事馆及日本航空公司前抗议，气氛激昂。
据刘大任回忆：保钓初期，海外的台湾留学生，或许是白色恐怖心有余悸，或许是多年习惯政治冷感的影响，或许是考虑自己的事业前途，碰到批评“政府”、撼动 “威权”的事件，敢冒天下大不韪抛头露面的人，多被视为“胡涂蛋”或“傻瓜”。黑牢蹲过的李我焱，死不悔改，别人不敢出面的事，当仁不让。并不仅仅出于义愤，而且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发展观念，认为中国革命因为美国插手而无法完成的部分，现在到了启动转折的临界点（刘大任．火热一生——悼李我焱．台湾一周刊．2008-07-10，第372期）。在游行大会上，李我焱发表《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演讲，呼吁全体同胞，“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人将要精诚团结，再也不肯忍受欺侮；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人将不肯再沉默，而要在世界上，做正义的怒吼”！“让我们强调，中国的领土，再也不可被断送，中国的主权，再也不可以被丧失！同胞们，奋起吧”！（李我焱．在历史转折点上．见：林国炯，胡班比，龚忠武，等．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集．台湾：人间出版社， 2001，第342-343页）。
马里兰大学中国学生联合了美利坚大学、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霍德大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等同学，也组成了“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华府地区分会”。并于1971年1月30日集合了六七十人到日本大使馆示威，由三位代表提送抗议书。当日晚，第七与第五电视台及次日《华盛顿邮》，都有道（黄企之．保钓运动二十年．海峡评论．第17期．1992年5月号）。
在芝加哥地区，台湾当局“领事馆”曾发出要吊销游行参加者护照的威胁，留学生冲破种种阻挠，毅然决然与全美各地的同胞一致行动，显示了极高的爱国热情、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正如示威的参加者叶培莉所记述的：尽管这次游行参加者的背景有很大的差异，但毕竟海外的留学生“团结起来了”, “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而结成了目标相同的群体”（叶培莉．纽约示威记．明月刊．1971 年3 月号,第42- 43 页）。来自Purcitre的一个留学生不顾冰天雪阻路滑，毅然决然地乘坐bus赶赴参加芝加哥1•30游行，迄今令当年参加芝加哥保钓游行者仍感动不已。
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陈恒次和妻子抱者大儿子参加了保钓游行。
钓鱼岛的归属关系到中华民族的荣辱，岂能坐视不理。留美学界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终能摈弃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主张的纷争，在“认同中国”的旗帜下, “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说话、批评、示威、抗议”（1971年2月10日新华社香港电讯, 《参考资料》1971年2月12日(下) ,第38 - 40页）。
“为个人争人格，为国家争权益，为民族争尊严”。
保钓，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自觉行动，成为“团结最大多数留美学生的一次示威运动”，其目的是维护钓鱼岛群岛的领土主权（1971年1月29 日纽约时新闻社电讯,1971年1月30日美联社联合国电讯,《参考资料》1971年1月31日(下) ,第32 - 36页）。这也是游行示威活动获得美国各地华人普遍支持、响应，奋迅前行的主要原因。当时一个口号“七亿人民一条心，全力保卫钓鱼台”颇能反映留学生的心声。
台湾，由于蒋介石政权汲取在大陆的经验教训，在政治和社会上，严加管制；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灌输和嵌制，使留学生的思想受到一定的约束，形成一种“坚决拥护，矢志追随”根深蒂固的思想状态。因为哪个时候留学生对社会和政治是非常冷漠的，男同学搓麻将看武侠小说谈恋爱消磨时光，女同学留学生沉浸在舞会看爱情小说上。冷感、沉默、不问国是、个人第一的颓风甚上，诚如裴施丽同学曾回忆到：犹记保钓之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是很散漫的，活动是很单调的，不外是舞会，以古装舞蹈充场面的中国文化之夜，毕业后的出路大多数是长期居留，……。反越战运动中美国青年的反省给中国留学生很大的教育（裴施丽．谁来评说保钓运动．盘古．1978年7月）。
然而，保钓，却使在“反共冰箱”里出去的台湾留学生，其对社会主义的“冷漠”开始“解冻”（王晓波语）。徐正光、黄树民等在给台湾同学的信中写到：我们去参加游行，那个时候美国还是寒风呲冽，“台湾学生对于国家的冷漠，居然在异国的冰天雪地中融化了”。

　　

　　4 保钓宣传五彩缤纷

　　

　　⑴ 保钓刊物雨后春笋
为使保钓活动更进一步理性健康深入发展，各地保钓(分)会开始有组织地纷纷举办座谈会、读书会、放幻灯片、编辑出版刊物（绝大部分为油印刊物）等，以“教育自己也教育群众”，掀起重新认识中国当代史、认识中国革命史和重新评价1930年代文学与台湾现当代文学的风潮，留学生开始积极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社会和认识中国。
据匹兹堡大学台湾籍留学生花俊雄回忆：每个校园的保钓总部都开始慢慢累积“进步”读物，这包括《毛泽东选集》、《人民画》、《北京周刊》、《红旗》、《马克思恩格思选集》及一些列宁的著作等，斯诺的《大江彼岸》和《西行漫记》及唐人（严庆澍）的《金陵春梦》，……校园也逐步开始放映《红旗渠》、《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东方红》及《白毛女》等影片。经过这一连串的自我教育和对外的宣传活动，每个人嘴上都能随口说出“为人民服务”、“破私立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一些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由于美国政府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之有所松动，让所有大、中、小学举办认识中国活动，放映电影等，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大型音乐史诗电影《东方红》得以在各校轮回放演，场面壮烈，心灵激荡，热激盈眶；新闻纪录片《红旗渠》里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精神更令留学生为之深深动容，留学生饮泣而观，哭声成片。
从不写文章的拿起了笔，外行也到图书馆去找资料。于是组稿、写稿、誊稿、付印、装订、付邮，三位五位，十位八位年青人，每隔十天一月聚在一起讨论，争吵、工作。从奖学金里掏出钱来付印刷费、付邮费，连续几天熬夜……（丁一〈谢定裕〉．钓运十年有感•公开信．1981年4月）。
据不完全统计，各地保钓(分) 会在这一时期出版了上百种保钓刊物。绝大多数是手抄本（大部分手抄后再去复印，也有动员许多同学全部手抄，然后再装订成册），极少数铅印；绝大多数用中文，极少数的用英文。有的是双周刊，有的是月刊，有的不定期；有的只出了一两期便告停刊，有的一直坚持苦撑到多年！自1971 年1•29大游行后，在反“台湾”当局的留学生间出现了一面大旗——即加州伯克利校园一群留学生办的一份手抄本刊物《战》。该《战》文笔非常犀利，不但视台湾当局如无物，居然骂那些还不敢起来反抗该当局的留学生是患了阳痿（高原．海外保钓运动的回顾．《北美行》，1994，另据林盛中回忆这是《战》登的郭松棻的演讲，说 “有些人，怎么搓也硬不起来”），1971 年2 月15 日伯克利出版的第1 期《战》可以看作是这种探讨的起点。
有感于台湾当局对钓鱼岛问题和保钓运动的态度, 对其颟顸无能极为不满，这期《战》的封面上印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凸显了出版者对于保钓运动发展方向的理解。对1•30纽约游行示威的“散漫性”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示威缺乏“战斗性”、“没有气”，批评不参加游行者及“台独”者“是一具没有原则的行尸，在美国两万多中国留学生中，有太多的 ‘硕士’行尸、‘博士’行尸和‘教授’行尸”（王永中．没有英雄的岁月．邵玉铭，主编．风云的年代：保钓运动及留学生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9 页）。砭顽起懦，“期望东海岸同学能有效运用情绪，团结力量，认清本质，使1500 人产生敏锐影响力”。
在本期《战》上还讨论了保钓运动的政治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认为“保钓政治意义高于民族意义”，根据这一认识提出下一阶段保钓运动的发展路线“一是反 “政府”，反对台湾的不民主，反对台湾妄自切断中国的历史……；二是民族主义抬头，多接触到近代中国的事物后，看到劳动人民一草一木建设了我们的国家……；三是反资本主义……”（“保钓人士聚首话当年”座谈会夏沛然等人的回忆,《夏潮论坛》1986年7月号,第57页）
加大伯克利校区在1960年代末反“越（南）战（争）”期间，本来已经是一个沸沸腾腾的学运中心。保钓运动虽然肇始于东岸和中西部，但伯克利的校风和湾区老华侨的爱国热忱，对这一带地方的保钓运动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力量。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西岸保钓的大本营。当年保钓运动各大学间学生搞的大串联活动，伯克利因地形阻隔，多局限于西岸湾区来往而不及美东与中西区的畅旺；但其刊物《战》一出，一纸风行，洛阳纸贵，每份售价一元，在全美各大学都有分发点。《战》文章和伯克利保钓活动，一直成为国民党在美监察钓运的重要黑点。当时伯克利的头面人物董叙霖、刘大任，加上郭松棻（笔名罗隆迈），都来自台湾。他们对台湾政府在捍卫钓鱼台态度上的官僚与无能，口诛笔伐。台湾官扣上三条红“毛虫”的大帽子，使各人在台的亲友，都遭遇到不少白色的恐怖（曹宏威．悼念郭松棻，《香港商》，2005年07月25日）。
自是开始，手抄本的钓、统运留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其中有两份坚持时间最长，出刊期数也最多，即芝加哥的《钓鱼台快讯》和纽约的《群》。其它发行时间较长的手抄本钓、统运刊物有《新境界》、《水牛》等。
保钓运动中发行量最大的纸之一—纽约的《群》，当时因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很多人退出，人手不够，总编辑尹梦龙忙不过来，就把《人民日》的一些新闻剪下来，直接贴上去复印出版，所以有人说《群》是《人民日》海外版。在花旗银行任职的许登源和布郎大学读完博士、身在纽约的林盛中看到此种状况，觉得《群》的现状犹为惋惜，变主动请缨加盟，主要参与讨论选用的文章和新闻，并撰写社论，把《人民日》的新闻重新改写为旅美台胞所能理解的内容，使《群》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评论。《向联大进军——兼谈爱国与爱党》、《谁说台湾同胞被踢出联合国》、《台湾的解放》、《二月华府统运游行的意义——身在海外胸怀祖国》、尤其是在1972年5月13日最后一次大型华府大示威游行前后，面对台湾当局的分化、打压，许多留学生裹足不前，灰色悲观论调甚上，《群》不适时机发出评论和呼吁，《壮丽山河岂容美日私相授受》、《5•13华府大示威游行后感言》、《如此“纽约爱国保钓大会》等文的发表，在留学生和华侨华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
布朗大学张世加、谢定裕（笔名丁一）等主办的《新境界》（月刊，后张世加退出，由谢定裕主办，刊物署名“布郎大学第二保钓会”主办），1971年7月创刊，黄庭芳、龚忠武等曾积极参与编辑。“呐喊过后，就得更深入的学习”（谢定裕．杂思之五．《新境界》．第15期．1973年3月），认真理性的分析保钓运动以来发生的思潮，认同新中国，倡导“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纽约州水牛城的纽约市立大学袁立宜、张信刚办的钓运杂志《水牛》，现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椿萱是积极参与者之一。1971年8月创刊，月刊（根据我们搜集资料来看，该刊一直延续办到1977年，详情待考）。《水牛》这是一份纯手抄杂志，内容以严谨着称，字体工整。李椿萱回忆说，“杂志宗旨为启蒙，主要是介绍新中国的现状和建设成就，阐释社会主义理论，偶尔也会刊发一些散文、诗歌等感性文字。”刊物开始脱颖而出。张信刚曾意外地从支持者的来信中发现了田长霖和吴家玮来函。
周本初曾系统搜集整理保钓刊物，做了系统阐述，所搜集保存之保钓统运刊物已于2007年9月28日在北京捐赠清华大学图书馆（林国炯曾保存的一套保钓刊物，现下落不明）。
华盛顿州立大学东亚图书馆，是美国西北部唯一的中文图书资料中心。根据曾任该馆馆长的吴燕美回忆：吴燕美系台湾大里人，生于燕京大学校园，以此得名。保钓运动发生，留美中国学生群情激昂，许多华人表现不错。事后本校一位学生留赠大量原始资料给该馆。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最近几年亦开始专门收藏保钓资料。
周本初介绍说除《钓鱼台快讯》、《群》、《新境界》、《水牛》等外，其它主要以Kansas大学为总部由中西部数校联合主办、内容较偏向理论性的有《新中国》，其它如密执安州的《密西根月》（Ann Arbor）、《国事简讯》（East Lanshing）、Stoneybrook，N．Y．的《石溪通讯》和美京的《华府春秋》（黄企之（又名黄铎）主办，共发行82期），皆很有老牛精神。其它出刊期数较少或有断续性的自然更多了。
游目纵览，目前所能找到的有加州 Berkerley 的《柏城青苗》（廖秋忠主办，为纪念此刊，廖秋忠为其女儿起名叫“柏青”）和《柏克莱快讯》，ILL州西北大学的《西北风》，Princeton的《普城通讯》，Piittsburgh的《犁头》，洛杉矶的《 新大集文》和《南加州通讯》，Denver的《洛矶山通讯》，费城的《耕耘》和《朝阳》， Baltimore的《巴城乡音》，波士顿的《草地人》， 在Champaign，ILL的《燎原》和《时事简讯》，在 Iowa 的《钓鱼台月刊》，St．Louis的《圣路易简》，Madison，WI的《中外关系特刊》和《留学》，在Dekalb, ILL. 的《迪城简讯》， Tucson, AZ．的《土城简》，佛罗里达的《佛罗里达通讯》和《美南联合通讯》，再有《西雅图通讯》，Columbus，Ohio的《俄州通讯》，休士顿的《新苗》，Cornell的《康乃尔通讯》，Minn 州的《惊螫》、《港外线》和《新人类》，纽约市的《钓鱼台》、《桥刊》和《纽约香港学生月》，普度大学的《新天》和《日出》，在OKLAHOMA 大学的《星火》和《西南联合通讯》，此外在加拿大的有Regina，SASK 的《保沙通讯》和《莽原》，Alberta省的《国事》，在欧洲的有《欧洲通讯》（西德)。在北美洲出版的一些非手抄本性质的钓／统运刊物有《台声》、《海内外》、《台湾人民》、《台湾杂志》、《联合》和《东风》等。
以上列举杂志这些主要为了帮助说明当时海外此一运动的面貌，内容自非齐全，还有些学校／地区有活动，但并未发行较正式的刊物，如 Tulane大学， Louisana州立大学和Austin德州大学等（参见：高原．海外保钓运动的回顾．北美行，1994）。
这些保钓刊物的出版不仅沟通了各地信息,而且对运动的发展方向、意义等进行了探讨，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⑵ 保钓歌曲功不可没
“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土地”。曾参加台湾保钓游行，《美丽岛》、《少年中国》等歌曲创，菲律宾华侨李双泽(1949-1977，注：李双泽1977年9月10日在台湾淡水兴化店游泳时，为救人而不幸遇难) 深刻认识到中国人要唱自己的歌：“让我们先唱真正自己的民族之歌来，唤醒民众，然后，再来一个民族大合唱！愿我们的歌是汹涌的海洋，淹掉那些洋奴买办心态；愿我们的歌是燃烧的火焰，烧掉那些学得鲜卑语、高踞墙头骂汉人的无耻走狗；愿我们的歌，是丰收的大合唱，唱出我们民族真正的心声，唱出我们的民族光明的前途！”
当时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之间还流传着一首《我的祖国》(中国电影《上甘岭》插曲)，这首歌词很深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健康开朗的曲调，在民族自觉向往理想的1970年代，成为海外中国留学生彼此认同、彼此鼓励、彼此结合的交流语言。
1970年代美台港三地的保钓委员会成员，个个资料熟读于胸，热血沸腾，提出 “陆沉未必为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的战斗口号，纵声高唱《勇敢的中国人》：
勇敢的中国人令我锦绣故乡色变，
令我娇美翠湖含恨！
望向中国国土，此际浩气在腾，
誓要将我苦难，化为悲愤！
做个勇敢中国人，热血决抛抵抗敌人！
我万众一心，哪惧怕艰辛，冲开黑暗！
令我锦绣故乡色变，令我娇美翠湖含恨！
望向中国国地，此际浩气在腾，
誓要将我苦难，化为悲愤！
做个勇敢中国人，热血决抛抵抗敌人！
我万众一心，哪惧怕艰辛，冲开黑暗！
此外，当时群众所唱的抗战歌曲《保卫黄河》，甚至所喊的口号，也同样悲壮，慷慨激昂，热血沸腾。
例如保钓游行时群众所唱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创作的《毕业歌》，就充满了这样的精神：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一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嘹亮的歌声和口号声，似乎又把人们带回到国家民族正处于危亡之秋的五四时代和抗日战争时代，高唱《（新）保卫钓鱼岛》战歌与日方的军舰、飞机周旋：（新）保卫钓鱼岛，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起来，起来，中华儿女站出来，保卫领土钓鱼岛。
抗战胜利已三代，百年国耻犹存在。
不认罪赖血债，小鬼子有后台。
军国阴魂又重来，占我领土钓鱼岛。
保卫领土钓鱼鸟。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起来，起来，中华儿女站出来，
保卫领土钓鱼岛。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起来，起来，中华儿女太愤慨，保卫领土钓鱼岛。
莫道峡分两岸，不论海内和海外。
求大同存小异，同仇敌忾莫等待。
不分左右和党派。
于此可见，钓运精神是同其一脉相承的，传承着同一个反帝爱国主义的熊熊薪火。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被称为最振奋人心的保钓歌曲，流传至今的是威斯康辛大学留学生编写的《钓鱼台战歌》（最早刊登于1971年1月出版的威斯康辛大学同学会的《钓鱼台特刊》），这首歌迅速为全美各地的留学生所传唱。歌中唱到：
誓死保卫钓鱼台，誓死保卫中国领土完整，打倒一切军国主义，打倒日本军国主义！
滚滚狂涛,东海之遥,屹立着一群美丽的小岛。
钓鱼台英勇地俯视着太平洋,
钓鱼台捍卫着我们富饶的海疆。
风在吼,海在啸,
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台宝岛,
象征着我们英勇不怕强暴。
滚滚狂涛,东海之遥,屹立着一群美丽的小岛。
钓鱼台你带给渔民多少欢笑,
钓鱼台蕴藏着我国无价的宝藏。
怒吼吧,钓鱼台,
我们寸土必争誓死抵抗,
我们要藐视那东洋的海盗。

　　

　　5 台湾当局对保钓的态度

　　

　　留美学界虽然已经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观点的分歧依然存在。能否妥善地处理二者的关系，不仅取决于保钓运动领导者的智慧和思想水准，而且取决于台湾当局对待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及其对保钓运动所持的态度。
在冷战思维下，美国是主子，日本是台湾“反共的盟友”。钓运的针对面美日帝国主义却在台湾成了不准反对、不准批判的敌人（陈映真．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序．见：龚忠武，王晓波，林盛中，等．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第一卷．台湾：人间出版社．2006，4-14）。
1971年1月29 、30日的留美学界保钓游行刚刚结束，国民党中央机关《中央日》便于2月5日发表题为“论日本的军备”的社论，竭力在为日本“无军国主义”辩护，称现代日本没有军事侵略的政策，只有经济的膨胀。声称：“现代日本没有军事侵略的政策”，我们必须看清 “反美国帝国主义”与“反日本军国主义”的口号实质，“是以冲动中国人的观感与心情而破坏‘中’日韩美的合作为目的”，不断暗喻保钓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统战”而利用留学生，影射保钓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隔海唱和”，其矛头指向昭然若揭。
《中央日》这篇社论在以“反共”为惟一“国策”的肃杀年代，引起海外留学生的严重不满与不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埋伏了海外保钓运动分裂的因子。
同时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台湾当局由于对学生从小进行“反共爱国”教育，影响最深的就是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坚持。其影响根深蒂固，加上台湾当局海外文宣系统的操纵引导，不可避免发生笔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械工程系主任田长霖在台湾发表署名文章：“《中央日》的社论，实在令我们叹息和愤慨”！胡秋原在《中华杂志》旗帜鲜明组织文章笔伐。
台湾《中央日》的定调，主流媒体纷纷跟进，连篇累黩加以道，海外喉舌亦步亦趋、鹦鹉学舌。
由于彼此间的政治背景和立场不同，当理论落实到实际层面时，矛盾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引致“个别”保钓团体的攻讦，对留学生爱国保钓的行为进行口诛笔伐，企图把水搅浑，调转航舵。这对保钓运动的急剧的转向和打击关系甚大，甚至极个别学校成立两个保钓“保钓会”。布郎大学最早成立的“布朗大学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陈幼石（陈幼石后同王浩教授结婚，其态度转变认同新中国，另当别论）、郑永齐（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等由于支持台湾当局、坚决反对认同新中国。在美东讨论会后，以谢定裕、鲍永平教授等积极支持中国统一认同新中国的留学生群体成立新的“保钓会”，在布郎大学形成以陈幼石、郑永齐的“保卫钓鱼台布朗第一分会”，以及谢定裕、鲍永平的“保卫钓鱼台布朗第二分会”的局面。
4 月1 日，具有台北官方背景的“留美中国同学会联合会”所主编的《学联通讯》，以“忠党爱国”为办刊宗旨，遥相呼应台湾当局的认识和态度是其基本准则。面对台湾的咳嗽，职业学生打开喷嚏。扣盘扪烛，煽风点火。探寻观察运动方向，云其“目标明确、动机纯正”的爱国运动已经“变化”，特别点名批评伯克利的《战》，并发表1971年3 月4 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保钓会”在致“美东钓鱼台运动联合会”的公开信，支持台湾当局“作有力的外交交涉”,“反对过于偏激的言论、口号与标语”。同时转载3 月15日旧金山《畅言》“运动何以走了样？”文章，声言“不许野心分子侮辱‘爱国’运动!”
然而，根据《纽约钓鱼台简》道：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周承绪教授曾在4月10日晚马里兰大学会议上，公开披露此事。周承绪教授指出：“《学联通讯》发表我们一个建议未定稿，陷我们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成为第一号汉奸，我们保证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坚决和大家站在一起”。狄拉华大学马上有人发言，“《学联通讯》利用我们的一个名字，使我们成为第一号汉奸”。德州农工学院也否认对张群的答复满意，声明《中央日》投书是伪造的。
除《学联通讯》外，一些或明或暗的刊物，《西部爱国学生联盟信》、《芝加哥学生论坛》、以及国民党第四组宣传物《海外》、“黑市杂志”的旧金山《畅言》等对保钓运动拼命加以侮蔑、曲解、挑拨、分化、造谣中伤；《中央日》海外版以及传声筒纸散布不实新闻，乱飞红帽子、等；甚至职业学生散发匿名信或假名信，寻伺闹事、制造白色恐怖，企图吓阻留学生参与保钓运动，这不能不说使一些留学生参与保钓运动裹足不前，处于徘徊状态。
在国民党海外党部的支持下，随后一些鲜明的“反共”刊物也在留学生中间出现，纽约的《自由人》、芝加哥的《留学生评论》、《野火》波士顿的《波士顿通讯》、旧金山的《清流》、洛杉矶的《中国人》等（参见：刘源俊．我所知道的留美学生保钓运动．邵玉铭，主编．风云的年代：保钓运动及留学生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202-204页）。
第一期《留学生评论》可能有着不同版本，详情待考。根据陈建瑞回忆：1971年夏秋之间，他曾收到第一期《留学生评论》，无编辑出版地址发现信封上面的邮戳是印第安纳州的拉法耶托Lafayette，猜测是一群普度大学同学所编。据同学讲，其它地方皆未发现《留学生评论》第一期，就芝加哥大学有。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份“反共”刊物，还要如此鬼鬼祟祟？后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此事，《留学生评论》编辑人员对此大吃一惊，从此才有编辑出版地址（陈建瑞．保沙运动中的白色恐怖．芝加哥：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特刊．1974-05-30；亦收录：龚忠武，王晓波，林盛中，等．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第三卷．台湾：人间出版社．2006，2001-2008）。
台湾当局对海外保钓运动采取怀疑认识和采取打压的同时，派出官员进行打压疏导分化，不断暗示留学生发起的保钓运动有中共“统战分子”在其中作祟，要大家 “不要被匪所利用”，力度不断加大。台湾“外交部”部长魏道明向“立法院”表示，已与“教育部”协调，派员海外“疏导”，“以期纯洁‘爱国’青年，不为阴谋分子所煽动”。
2 月中旬，台湾当局“国际文教处”处长姚舜到美国各大学进行所谓“疏导”，解释台湾需要依赖日本贷款（1971 年2月23 日中央社台北电讯,《参考资料》1971年2月25日(上) ,第30 -31页）。这一言行更加刺激了保钓留学生，反倒被留学生反驳、再教育，成了“移樽就教”的场面。回到台湾后姚舜却又以“一贯善良的恐吓”，要求学生“维护纯正的爱国运动，切勿流于质变而被人利用为反政府的工具”（郭纪舟.七○年代初期的社会冲突—《夏潮》杂志研究（一）.《海峡评论》．第58期． 1995年10月号）。
据王正方回忆：台湾“政府”曾派官员赴美国“疏导”。最有名的一幕是2月5日,台湾驻华盛顿“大使馆”主管油矿事务官员王蓬到西雅图演讲，当同学问到美日和台湾共同在钓鱼岛海域勘探，计划将来在该地开采石油，是否确有此事？王蓬居然胁肩谄笑回答：“其实呀，我们只要搞到一点油头就好了”。钓鱼岛主权的归属问题是关键，争不到主权还妄想去沾点“油头”？简直是在痴人说梦。卖国的心态，亡国奴的嘴脸，一时表露无遗。这简直像是“店小二陪笑哈腰——等着拿赏钱”，由此产生的这句名言，一时传遍了海内外，闻者莫不义愤填膺。
2月23 日，台湾“外交部长”魏道明在答复“立法委员”质询时仍强调 “采取疏导措施，以期纯洁爱国的青年不为阴谋分子所煽惑”（齐平．从联合到对簿公庭．明月刊．1971 年10 月号,第66 页；1971 年3 月27 日新华社香港电讯, 《参考资料》1971 年4 月1 日(下) ,第77 - 78页)。
2月27日，纽约中国同学会举办“钓鱼台到国是”座谈会，由于留学生对“疏导”感到很好奇，且想知道是怎样个“疏导”法？参加人数很多。姚舜出席并做告，并由相关人士讲了“从国际法谈钓鱼台主权”、“日本的经济力量”、“日本的政治力量”、“海外华人对国是应有的态度和责任”等问题。尽管会议的组织者有备而来，但会议上留学生的“火药味”连台湾当局或有关亲近人士也不得不承认特“浓”。
纽约保钓分会的李我焱、袁旂、徐守腾、郭仲武等连夜讨论，针锋相对，积极备战，准备资料，为力争第二天把姚舜的“疏导”变成了“移樽就教”的场面，做好准备。
2月28日，纽约保钓分会在哥伦比亚大学为姚舜举办“疏导、答疑”座谈会，座谈会由袁旂主持，李我焱、袁旂、郭仲武等曾就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包括逐渔民、撕旗事件，共同开发、道问题等提出质疑。
郭仲武非常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斥责台湾当局的暧昧蒙混和国民党的颟顸。袁旂详细介绍了保钓运动的发展情况和留学生的爱国热忱，强烈要求不许对保钓运动摸黑。
李我焱对《中央日》2月5日的社论提出严厉批评“所以《中央日》是没有血性的，国民党是没有血性的”。徐守腾在台下自己的座位上发言强调指出：“钓运是爱国运动，受爱国心的驱使，不是任何党派所能阻扰”。
袁旂希望“姚舜先生直接转达留学生的意见，也希望‘政府’做出来给大家看——纸登载留学生的爱国行动，发表声明钓鱼台是中国领土，退出‘三国’共同协议，要求美国道歉……”。
经反复过教育，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姚舜认为：“这次来美受惠很多，以往很惭愧对你们了解很少。现在知道大家这股爱国情绪深受感动，我有责任将留学生的期望带回，而且深知如果‘政府’不做的话将要失去民心”。并且捐款，接受佩带保钓的徽章。甚至声称：“我已加入了行列……”。
一言以蔽之，“疏导”变成了“移樽就教”。
按理说李我焱和姚舜私交甚笃，李我焱曾回忆说，当初出国，要不是姚舜担保，他的政治背景和经历，根本没有可能。可是为了国家主权和尊严，搞得姚舜无地自容。
2 月28 日,台北《中央日》海外版转载台 “教育部”所办的《海外学人》第9 期《以理智行动表达爱国热诚》的社论。这篇社论强调没有日本“撕旗”、“驱渔”的证据不足，“列屿的归属要等到美军1972 年撤离时，才作最后之解决”。号召留学生们“必须冷静想一想，这问题的可能发展，尤其这一问题发展的过程中，会不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而使我们的敌人 ——‘共匪’有了可乘之机”。“必须了解‘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并不是单方面地只考虑本国利益，或者单方面只顾全两国或多国间的友好关系”。
当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遭到威胁时，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一个政权在事关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大是大非问题上，“对外软弱，对内蒙混”，竟软弱到了如此程度。当中国的钓鱼岛群岛有可能从祖国的版图消失的时候，自称代表中国“正统”统治的台湾当局竟置危机于不顾，对外交涉态度暧昧，对学生大泼“脏水”，态度蛮横，留学生的“纯正善意”反而遭到怀疑，行动受到监视，言论受到警告，竟将这种情愫视为“不理智”、“为阴谋分子所煽惑”，其行动“为匪所利用”。
其实，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是有历史渊源的。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变”爆发。19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次日日记写道：“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可见，蒋介石被说成是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并不冤枉。甚至在“西安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甚悔当初对日采取强硬外交，悔没有“密允宋哲元准倭筑津石路”，“余对于外交政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乱大谋之过也”（孙江．读蒋介石日记有感．南方周末．2008-06-19，24版）。
或许这种对外敌不抵抗的心态对蒋介石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甚至影响着其一生的外交决策。
4•10大游行后，驻美“大使”周书楷数天后返回台湾就任“外交部长”。 周书楷向记者阐述北美的保钓运动，声称：“我们已经获得足够数据，显示这项运动有‘共党’在背后操纵，它有浓厚的反美、反日和反‘政府’色彩”。
更有甚者，台湾驻旧金山“总领事”周彤华在各种刊发表“声明”，诬指保钓运动是被“少数野心分子利用”的运动。甚至在大游行之前，将电话打到留学生的家中，寻找、探听组织者和发言人名单，随后派人将这些同学的名字一夜之间写在花园角会场的墙壁上，用尽恶毒字眼滥施辱骂。诸如“毛虫走狗曹赞美”、“共匪学生傅运筹”、……。这简直是“耗子扛枪——窝里横”。
台湾当局的抹黑指控，对于参与保钓运动留学生的在台亲友而言，这是相当大的震撼，这不能不使留学生们感到自己的神圣情愫被亵渎和玷污。其实，台湾留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基础，发端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民族精神的启蒙和教育；发端于美国政府将反对分裂国家作为公民效忠的核心理念，要求每个美国公民国旗下的忠诚宣誓：“一个国家，不容分裂”（其誓词为：I plodge allegiance to the fi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one nation under God，indivisible，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一再受到怀疑，高举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旗帜究竟错在那里？迫使留学生深思。
一个合乎逻辑的思考方向在留学生心目中形成，“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关于保钓运动的政治性与民族性关系的争论迭起，留学生们在对运动的路线、方向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纽约“保钓分会”出版的第3 期《钓鱼台简讯》转载了《战》的《民族性重于政治性，还是政治性重于民族性》一文，争论缘起展开。
留学生的爱国保钓运动，坎坷有加，并非一帆风顺。但保卫钓鱼岛主权的努力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
把国家主权视如敝屣，使留学生们为之“呕血”，深为震惊，不能不“令留学生感到极度的反感”，“钓鱼台已经被出卖”的怀疑有增无减。然而留学生仍对台湾当局能够采取措施维护钓鱼岛的主权，抱有极大的期待和奢望。
“反对出卖钓鱼台”、“不准再出卖中国的土地”是留学生的呼声和心愿，“策励当事中国‘政府’坚定立场，确保领土完整”是运动的目标。
2月初，普天大学留学生发起致“中华民国”政府的公开信签名活动，但这些很快被伯克利保钓分会致台湾“政府”公开信的要求签名的活动所代替。
2月下旬，姚舜在旧金山“疏导”时，其“幼稚”的蒙混，激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生极大愤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教授伍鸿熙博士亲闻目睹姚舜乱打 “太极拳”的情景，愤慨万分！当即发起通电蒋介石“总统”的公开信活动，要求限期派军舰巡逻钓鱼岛等等，一呼百应，在全美引起很大反响，迅即在各地展开签名活动，得到了广大留学生的积极响应。
一封公开信的草稿经过传阅和修改之后，获得共识，一致决定孙中山逝世纪念日3月12日正式公开发布，并分别同时递交台湾当局和各大部门以及刊。
3 月12日，全美53个保钓分会（尚有少数保钓分会未参加）下（五年来留美中国学生运动的回顾．香港：七十年代．1975）59 所大学的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分会形成共识，共同签署“全美各地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决议——一封给‘中华民国’政府的公开信”。
如火的爱国热情，凛然的民族大义，与严谨的依法持理紧紧相连，列出留美学生的共同决议的十条内容以公开信形式致台湾当局，批评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至今未曾采取任何具体之行动，以确保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仅在极端含混其辞”。
公开信的十条内容为：
(一) 在3 月29 日前,公告全世界并正式照会各有关政府,钓鱼台列岛为中国领土,不容侵犯。
(二) 严正谴责日本政府之蛮横侵略行为,强烈抗议美国国务院之无理声明,并公布之。
(三) 派兵进驻钓鱼台列屿,派舰巡逻其附近海域,以确保我领土主权之完整及维护渔民作业之安全。
(四) 阻止日本在该列屿私设气象台,并没收其非法界碑。
(五) 永远停止参加所谓“‘中’日韩”三国共同开采海底资源之会议,并公布第一次会议记录。
(六) 公布与四家美国石油公司所签合约之全文。
(七) 在海内外公布一切有关钓鱼台外交交涉之经过及记录。
(八) 追究责任,撤职查办失职失言之官员。
(九) 澄清外交及新闻官员所作之误国言论。
(十)不得压迫国内外爱国运动。开放国内言论,道有关钓鱼台之一切发展。
并于接获此信后,在5 天内公布于《中央日》（海内外版），《香港时》（国民党香港机关，1949年8月4日创刊，1993年2月17日停刊）及其它“中华民国”政府机关纸（1971年3月27日新华社香港电讯, 《参考资料》1971年4月1日(下),第77-78页）。
留学生公开信旗帜鲜明、措辞严厉，要求台湾当局饬令其驻美“使(领) 馆”派员出席4月9日与10日各地旅外同胞所举办之游行大会或公听会，当众答复所提之十条决议。如果台湾当局继续“忽视民意，置此公开信于不顾，则将尽失海内外民心!”(1971 年3月14日中央社旧金山专电,载《参考资料》1971 年3 月17 日(上),第29页)
保钓浪潮，波澜壮阔，汹涌澎湃，奋勇向前。
在几近“功成名就”的学者面前，不可能不受其保钓运动的震撼或潜移默化的熏陶。一个普遍的立场和心态是赞同学生保钓运动的目标，但避开实际行动，站在幕后，或以温和而诚恳的语气建议。
3月16日美国各地60 余所大学、研究机构、工业组织教学或工作的田长霖、陈省身、赵元任、陈世骧、李卓皓、何炳棣、任之恭、何廉、李书华、杨联升、余英时、李方桂、林家翘、顾毓琇、李景均、林致平等华人知名学者在内的523 名教授、科学家联名发出《留美学界为钓鱼台事呈政府文》（即后之刊所称之“致蒋总统公开信”），3 月16 日发表。向台湾当局“政府”提出四点建议，内容大致与“公开信”相似，然而其措辞却是“恳切”“建议”“团结起来”“坚定地支持‘政府’”，“钓鱼台群岛为中国领土，法理史实均确定无疑。同人等谨请‘政府’保持坚定立场，抵抗日本新侵略。并在钓鱼台主权问题未解决之前，请坚决拒绝参加所谓‘中日韩联合开发海底资源协议’之签订会议。同人等身居海外，心怀邦国。事关国家大计，不忍缄默，至希垂鉴”（1971年3月18日中央社台北电讯,《参考资料》1971 年3月22日(上) ,第29 页）。
台湾当局对这两封内容几乎相同的 “公开信”，应对策略是避重就轻，态度迥异。3月18 日, “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代表蒋介石对旅美教育界、科学界523 人的上书做了冠冕堂皇“恳切的答复”，“‘政府’对钓鱼台列屿的立场甚为明确，对主权的维护极坚定，虽寸土片石，亦必据理全力维护……并请海外学人信任 ‘政府’，共赴时艰”（张秘书长代表总统答复旅美学人书．钓鱼台列屿问题．台湾：海外出版社，1971年3月，2）。
台湾当局对留学生的公开信弃之不理，渺无音信。这激起留学生的无比愤慨和激情！这是“太极拳记”的重演，是继续魏道明、沈剑昌、王蓬、姚舜之后又一令人“呕血”的官僚活例。留学生甚至发表了笔锋犀利的《评张群代“总统”答五百学人书》之檄文。
刘源俊曾总结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措施：一由于从昏庸无能的驻外人员获取错误的情乃至无法对情势作正确的判断；二由于老大的作风低估了学生运动的力量；三由于退缩苟且消极的态度，使得参加钓运的留学生普遍怀有对政府不满的情绪（郭纪舟.七○年代初期的社会冲突—《夏潮》杂志研究（一）.《海峡评论》．第58 期．1995年10月号）。
钱复的回忆录曾提到钓鱼台事件，但读后给人似乎有个错觉，难道这仅是“政府”当年成功地纾解了一场方兴未艾的“学生运动”吗？甚至连个历史注脚都算不上。 15年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保钓座谈会”上，昔日芝加哥地区保钓负责人夏沛然说:“在美国的钓运之所以搞成那么激烈，两方对立严重，国民党的处置不当是个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说留学生的公开信已经表明对台湾当局某种程度的失望与不信任；那么，台湾当局的漠视则进一步加剧这种保钓爱国的激情。
今天的中国不是一只睡狮，今天的中国人绝不是个个都是贪生怕死的冷血动物！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已经站起来了，准备以血的反抗来答复无耻的侵略！各地保钓会向留学生郑重发出呼吁：这不是一个“沉默”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坚强地站起来，给还没有采取行动的同胞们做个榜样。同时并请来参加我们的四月示威游行与群众大会，用我们参加的人数，我们的声音向‘国府’明示，公开信的十条要求是海内外同胞一致的心声，决不可玩忽；更要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6 保钓运动走向的争论

　　

　　在1 月底的游行示威结束后，留学生们深深感到“今天是中国人团结一致采取行动的开始，决不是结束。在我们的领土未争回之前，我们还要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行动!”（《明月刊》1971 年3 月号,第39 页）那么，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呢？美国各地保钓分会纷纷举行不计其数的讨论会，在美东及美国中西部先后成立了联络中心。
各“保钓(分) 会”游行后分别举行会议，讨论运动的组织、名称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等问题，并选出了各地区的领导成员，一方面健全组织机构，一方面就此展开广泛讨论。美国东部地区选出李我焱、徐守腾、袁旂、白绍康、邝治中、曹心姝、袁葆生等7 人为执行委员,以纽约“保钓分会”为东部地区的联络中心。美国中部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为芝加哥大学的夏沛然、王渝、林孝信以及威斯康辛大学的程明怡、王春生等。美国西部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董叙霖、刘大任、郭松棻、伍鸿熙等。
一个民族，必须有民族精神才能立于天地间。青年学生自动自发的保钓爱国行动，引起了巨大的响应，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学运浪潮。在纽约呈现的盛大激动场面，大家久久不能忘怀。不数日就风起云涌，在海内外发展成澎湃的学生运动。当时美国还没有中国大陆去的留学生，台港留学生又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游行活动，更别说自己主办的群众示威了。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卷进去美国反越战浪潮的学生固然不多，但是这些少数的学生却是能够了解实际运动中操作的步骤：串连、组织、民主集中制、路线辩论，以及在理论领导上的重要性，北美保钓的兴起有其一定的国际历史脉络，我们必须全面研究。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予以讨论。其实很多保钓会早已进行长期性的工作如：办刊物、组织学习会、讨论会、研究中国近代史、国共斗争史、探讨台湾前途、新中国的成就等等主题，都是从前在台湾的禁忌领域。
“保卫钓鱼岛”的号角，犹如平地一声春雷，震醒了留学生沉睡中的政治意识，研究讨论和游行示威使留学生爱国情愫大大增强。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虚无的民族! 因为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同时它又是一部探索史和抗争史——告诉我们在国家危急时，作为一名中华儿女应当怎样做！
香港留学生廖约克，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校的港台留学生之间成立学习小组并主持小组活动，由其主持不定期地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西方帝国主义史，以及鲁迅和1930、1940年代作家的小说。《毛泽东选集》和马列主义理论读物成为必读书籍。在学习讨论的过程中，廖约克使用“矛盾”的概念，具体地联系到国际现实来批评帝国主义，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同情，由此联想到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苦难。这是一个中国青年精英对大时代发出的怒吼，吐露的激越心声！留学生很自然地进行自我改造，扬弃过去在台港接受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心理思想结构；转而同情并进而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冷战时代，使海外年轻一代的台港留学生犹如醍醐灌顶、如梦初醒、开始觉醒，为中国的最终统一在海外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功不可没。
郭松棻、许信孚、周尚慈、刘大任等1970年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组成教学小组，在校内讲授中国近代史。讲述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和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艰苦探索、顽强奋斗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曾有资料记载，在美国的校园里，当时到处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讨论会、读书学习小组，但起源于何事，无从资料考证。中国科学院院士苏纪兰曾在1965年前就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段世尧博士（段世尧、陈秀美〈台湾籍〉夫妇1966年到1973年底曾由美回国服务，属于当时台湾留学生最早回国者之一）等参加读书学习小组活动。但囿于资料，我们不能对学习小组做进一步阐述。仅从廖约克1970年初向小组提出的一个书面意见而略窥端倪：“同学们，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用我们的心去了解一下这些在血泊中辗转的人民，我们当更会深刻地体会到百年来中国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我们当更明白在美国为虎作伥的意义是什么。很难想象一个人若能对眼前被压迫民族的苦难视若无睹，却会对几十年前祖先们的痛苦感到义愤填膺，热血满腔”。在廖约克的影响下，小组其它成员大致认识水平迅速提高，保钓运动迅猛健康发展可说与这有着很大的关系。统一认识，我们不难理解，保钓运动的迅猛发展，决非一时冲动，而是有着充分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权）。由此看来，廖约克学习小组全体成员积极投入了钓运，参加讨论会，发表演讲，力主保钓，游行骨干，堪称主将，也不足为怪。尤其是香港留学生廖约克、余珍珠及台湾留学生龚忠武成为全美保钓名将，认同新中国的急先锋。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博士在保钓历史资料及考据方面尽最大可能提供了方便。
一个虽未参加游行，但始终关心保钓，和留学生探讨发展方向，交流思想，对保钓运动的健康发展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花旗银行任职的许登源（笔名何青，著名《资本论》研究者，后从花旗银行副总裁职位退休），曾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鲁迅全集》（据说《斯大林全集》没通读）等。早在保钓运动之前就在Berkeley，Chicago，New York和Baltimore等地搞读书会，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从我们有记忆开始,便有太多人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代是‘无根的’、‘浮夸的’、‘没理想’的一代,我们也真以为自己的确是醉生梦死，胆小如鼠。现在我们不再沉默；再有谁敢说我们是沉默的一代，我们便会用吼声去答复他们!当了20 多年的中国人，为中国做事就只有这几小时。我们只能献出冻僵的身体和炽烈的心来参加这次运动”（《明月刊》1971年3月号,第43 页）。
保钓，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林潮认为“无论我们在哪儿漂泊，都心系祖国，都会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澳大利亚著名地质学家孙贤鉥认为“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过了150多年的挣扎、梦想和图强。“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的关怀和努力将是这个历史的延续。偶尔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的良心：我为中国作了些什么”？
……。
无论风云咋变，他们依然如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不失时机、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学习钓鱼岛事件的政治意义，这预示着保钓运动必将继续向纵深发展。“朝深处走，向全面看”已成为必然趋势。
虽然我们在看到保钓运动生机蓬勃的朝前发展，会以为是一帆风顺的。非也！虽然任何时候偷尝“政治禁果”的学生总是有的。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当然，大多数的留学生还是“乖乖牌”。有些从来不关心政治的留学生，还有些从来就想尝在新大陆发现了旧大陆“跃跃欲试”，“回归”、“认同”是时髦的口头禅，一有风吹草动，便卷旗收兵。
我跟你们一样是拿中华民国护照，身家清白的留学生。你们看我像不像红眼睛、绿眉毛的亡命之徒
对于个别知识分子偶尔迸出几点思想火花，或发出几声呐喊，也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慌失措，便大加打压，使得文坛奇案接二连三发生。“你虽然不爱‘政府’，可是‘政府’却是爱你的，总算替你找了个缺，就在绿岛”。绿岛，对台湾绝大多数走过“戒严”岁月的人来说，是个神秘而具有各种复杂意涵的地方，既有“禁忌”与“恐惧”的阴影，又有“犯罪”与“惩罚”的色彩。
人性被扭曲，互不信任的人际关系和阳奉阴违的社会风气，很快蔓延到台湾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奉承和追随得势的人则越来越多。这种思潮也在留学生中间蔓延。“马场町”的阴影在台湾留学生心头萦绕。
既就是有部分同学参加保钓，可大家最常问和关心的问题仍然是：“政府”对钓运的态度是什么？“参加钓运，护照会不会出问题？钓运会不会被利用？谁在推动钓运？
胡卜凯在一次保钓动员中，反问同学们；我跟你们一样是拿“中华民国”护照，身家清白的留学生。你们看我像不像红眼睛、绿眉毛的亡命之徒？可见，大多数的留学生在挥之不去的白色恐怖阴影下，还是宁可做个“乖乖牌”，免有麻烦。
曾因读书会，在台湾有着坐牢教训的李我焱回忆：那种牢，可不好坐。一进去，他们有种“专家”，三两下就把你的膀子卸下来，你只能像狗一样，躺在地上，不招认就不给装回去。
要在这种情势下发动保钓运动，难度何其大也？
我们必须看到保钓运动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曲折的、坎坷的，政治立场与见解不一，思想认识五花八门，对保钓的态度心态迥异，甚至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与争论。面对台湾当局的分化打压，甚至乱打棍子、扣帽子，企图扼杀平息保钓爱国运动。王正方曾戏称为国民党在“赶鱼”。
胡卜凯在保钓初期串联之际，深深感触到：保钓，要想不刺激台湾“政府”，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我相信他们当时的心态，是认为如果你看到蒋中正不喊“总统万岁”，一定心存叛逆；另一方面，要想刺激当时的台湾“政府”，也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一顶“红帽子”他就可以封杀几千人的爱国心。八风不能动的功力，比今天的当权派还要深厚。丘沧海先生的“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真是道尽了保钓学子当年悲愤的心声。为什么一些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做起来总是比说起来要困难那么多
响鼓还需重槌，沉疾还需猛药。
面对这种状况，郭松棻在1•29旧金山游行示威大会上演说辞中大声猛喝：在伟大保卫钓鱼台的行动过程中，我们看清楚了从台湾来的中国人的真面目。一句话，就是政治冷感，更确切的说，就是患了“政治阳痿症”，你就是把裤子脱了，再怎么搓，都是不行的，都是硬不起来的。昨天在电话里，我们邀请他们来参加今天的大会，他们在电话里害怕起来，甚至牙关打颤。有的说，国民党特务是很多的，他们害怕上黑名单；有的说，他们不怕美国政府，也不怕日本政府，他们怕国民党 “政府”，这是什么民主国家？这是什么自由国家？我深深的同情各位的处境，我更同情那些不敢来参加的同学的处境，长期的暴虐的政权下，我们连吭气都不敢吭！希望职业学生和打小告的“良心”的发现，就此为止。以保钓运动上承五四运动，提出“我们需要立即以行动继承五四的爱国精神”，本着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来支持为人民利益的政权，如果批评指责之后，所批评的“政权仍然敷衍了事，站不起来，成了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那么我们主张打倒这个政权”（郭松棻． “五四”运动的意义．见：林国炯，胡班比，龚忠武，等．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集．台湾：人间出版社，2001，第314-317页）。
在4•10大游行之后，在当时的“政治势力”下，胡卜凯等作为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希望借着保卫钓鱼台这个爱国运动，让台湾的留学生能做到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合成一股力量”。然而事与愿违，这是和把国民党斗臭斗倒的目的绝对有“冲突”的。胡卜凯因对保钓运动发展方向的认识同参与保钓留学生的“中流砥柱”力量发生分歧，发表“声明”，退出费城保钓会。
台湾当局的威严统治，是同学们逐渐政治冷漠，但是一旦有机会表现他们的爱国心之时，也确实不太容易一下子由“毫不关心”变为“全力以赴”。当时不知有多少个胡卜凯那样同学徘徊、彷徨、犹豫、忧虑，从而在选择退出或前进，不得而知。但保钓运动并没有因为彷徨、忧虑、退出而停止脚步，继续坚定的向前迈进。
1971年5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数次会议上，中国留学生发出了：“‘国府’是卖国的，我们必须抉择”的呼声，反响很大。在5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会议上，同学们对“留美中国同学会联合会”的代表性发生质疑，对在保钓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明显不满，要求改组（后7月份改组，与保钓无关，在此不叙）。张显忠所编辑的《联合季刊》宣布脱钩，独立发行。5月24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的会议上，张系国、白绍康等提出我们必须提出我们的声音，我们能为新中国做些什么？
保钓名将徐守腾曾多次讲过：保钓运动，大家都了解，钓运组织是实现我们理想——为祖国服务的一环，首先要唤起中国人的政治意识，进而认识祖国的成就，制止台独活动，再分析这种成就为什么导源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
如何把同学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成为各地保钓组织的重要大事之一。各地保钓组织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要谈团结、要谈行动，必须认识留学生的政治背景及其政治意识的特殊性，然后我们必须对自身组织存在问题进行反思，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由于政治冷感和白色恐怖的双重打击，对此必须奋而反之。保钓组织者也曾亦自我批评。由于对同学们的信心不够，常常捕风捉影，太顾虑国民党的分化，夸大同学们之间的政治差异，忽略积极主动的去寻求共同点。这在今后保钓工作中，需要我们纠正错误，破除成见，联合行动，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兴旺起来。希望保钓能够给每一位参与其事的人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造成海外华人史无前例的爱国大团结。
是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兴旺起来”（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7，905-907）。还有什么“目的”达不到呢？！

　　

　　7　保钓运动的高潮——4•10华府大游行

　　

　　⑴ “⒋•10”游行示威的历史背景
“1•29”游行之后，保钓游行主要以遍地开花形式于各地区自行展开。因此具有地区形式不同、程度不同的左倾、纯真的理想主义及右派等，各自不同意识型态参杂的特色，政治意识上亦各有分裂：观点左中右，支持各异，有支持国民党政府、有向往新中国者、超越现有政权统一论者、台独者、避免政治主张者，五花八门，啥人都有。并且绝大多数并没有游行经验，制式教化体制的记忆也对游行感到恐惧，甚至纽约的游行被《纽约时》称为“holiday mood”。
保钓运动初起的纷乱，呈现运动的本质在于一种“反日”情绪上的爆发，也说明其在“反日”情感上自觉性的参与。邝治中回忆说，“最初是普林斯顿几个台湾留学生跑到其它地方串联，纽约高校响应，因为‘胆子比较大’，带头组织了游行，在当时的台湾‘领事馆’前示威。刚开始有些人不敢参加，因为怕被国民党特务迫害，而老华侨则害怕被指为共产党。第一次游行成功后，响应者越来越多”。
保钓初期的游行，许多人仍带着情绪上的感动，没有直接的抗议目标以及对象；这种纷乱现象对于参与过反越战的学生（然而绝大部分留学生没有参加反越战运动）而言，保钓运动是“第一次意识到群众的力量”，要将运动进一步推动，应逐步进行组织、理论教育的工作，变成一种自觉性的需要，加上台湾当局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和软弱举措，对留学生保钓运动进行分化打压，再度催生各地保钓(分)会开始筹划下一步的活动，举行更大规模的大游行，把运动推向高潮，以促请台湾当局尽快采取措施。
各地保钓(分) 会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教育留学生明白钓运为一爱国的群众运动，每个人必须参与而从中学习，“教育自己也教育群众”。沈平对当初的转变，记忆犹新：“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去认识中国大陆以后，思想上的确起了改变”。与此同时，发起一人一书、一人一信运动，企图能够影响台湾的社会气氛。据陈映真描述这是一种雪片纷飞战术，从各个管道海上、天空绵绵不断的将海外保钓讯息、刊物、理论书籍、行动想法降入台湾。香港《大公》是港首间明确表示爱国立场的纸，其图文并茂刊登有关保钓的头条新闻就是由香港留学生曹宏威提供的，每周空邮香港；并用笔名在《七十年代》、《大公》等发表保钓相关文章。
3月5日，纽约保钓分会召开保钓动员大会，袁旂主持。李浩教授从国际法的角度阐述了怎样和日本政府去争，以防钓鱼岛主权落入日本之手。
在保钓初期，相当数量的刊物自海外，突破封锁到了台湾关心国是的人手里，私下广被传阅，留学生在美国办的保钓刊物，像伯克利《战》等亦突破了台湾的言论禁忌，也纷纷流入台湾的大学校园，其影响力不可忽视。在《台湾与世界》1985年的一个座谈会上某G 女士就坦承：1977年，“我有点感慨，我在台湾看过香港《七十年代》，也看过伯克利的《战》。后来有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来看看海外的学生运动”。
1973年初台湾当局截获留学生陈学倍关于呼吁两岸统一的海外信函，极为震怒。2月17日晚在台湾各大学搜捕时曾发现大量“中国应该统一，不能永远分裂” 的呼吁函，及有关“保卫钓鱼岛和中国统一”的陈省身的录音带和王浩演讲稿等，以及从美国寄来的大量的各种保钓信函刊物等。第二天，逮捕台湾师范大学学生郭誉孚时，郭割腕、颈，鲜血书写“和平统一救中国”等10余张大字（郭因医生竭力抢救而幸免于难），此举震惊台湾和美国留学生。在台湾南部的成功大学曾发现大批海外讨论“国是”的交换刊物，逮捕胡添培等多人（台湾岛内的学生运动近况．香港：《七十年代》，1973，第8期；新华社．《参考消息》．5337 期．1973-08-08，第四版）。
4•10大游行后，各种小型国是讨论会在美各地纷纷举行，台湾当局制定极为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查禁、封锁、没收等手段，杜绝海外保钓刊物的传入。诚然，还是有漏网之“鱼”不断“游”进台湾。
史实证明美国的野心和欲望能力不是无止境的。
面对国际上空的乌云压顶、电闪雷鸣，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对外有强邻虎视，内有左右纠缠的严峻情势，梅花欢喜漫天雪，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昂首挺胸、不畏强暴，毅然决然向人民负责，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至高无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天翻地覆慨而康，坚定不移走民族独立、自尊自强、共同富裕之路。
毛主席高屋建瓴、语重心长在各种场合反复告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两极分化快的很”，“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151页）。
中国人民响应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统一步伐，统一思想、统一目标，时移俗易，荡污清浊，除暴安良。上下一心，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发愤图强，丰衣足食。克服艰难险阻，办教育、送瘟神、强体质、提素质、驱豺狼、剿匪患、兴水利、除灾害。“摸着石头过河”，建设国家，捍卫主权，富国强民，响起了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惊雷。
尽管我们经历了战争、封锁、灾害、干扰和失误，但硬是在千创百孔、室如悬磬、一穷二白的一片废墟上，绘出一幅幅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新中国伟大景象，蘑菇云震撼寰宇，“东方红”响彻云霄，中华民族犹如高傲的青松耸立在世界东方。
经过无数次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较量，“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尽管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除台湾问题待解决外，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完好无损，美国和苏联的二元国际格局受到严重挑战。100多年来积贫积弱、饱受凌辱、任人宰割、历经坎坷的中华民族终于挺起了脊梁骨，迫使高傲的美国等外国列强不得不无视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1971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国情咨文：“美国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扮演一种建设性角色，从而建立一个安静而和平的国际环境”。4 月16日尼克松希望访问新中国，7月15日宣布第二年5月前的访华公告（史称“尼克松震荡”或“尼克松冲击”）。基辛格密走北京、美国国务院先后宣布取消前往中国大陆旅行护照的所有限制和物资“禁运”。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互访（史称“乒乓外交”）。美国国务院于4月发表声明敦促美国各大石油公司立即停止在中国黄海、东海海域的石油勘探活动。7月22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废止1954年对于台海战事的所谓的“台湾决议案”。一个封锁围堵新中国长达22年的 “反华大合唱”宣告破产。
追究这场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的最深层意义，就是作为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宪兵的美国，和挑战这个体系的新中国之间的冲突较量。留学生为新中国天翻地覆的变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而额手称庆！
石破天惊，犹如一声声“巨雷”似的把海外许多华人震得从“椅子”上跳起来，身处社会“前卫”的中国留学生 (至少是其中的一部份)自然更不例外。在留学生眼里，那遥远的祖国，曾经在背诵历史的记忆里是那么苦难艰涩，然而今天，透过美国新闻媒体的道，祖国映像重现在每个家庭的电视，其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华盛顿邮》多次发表评论，美国人对中国的观念已经从过去“毫不了解的外国人”而变为“美丽、愉快、勤勉、爱好和平的国家”，美国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改正对新中国的看法”。联合国职员刘实面对电视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留下泪水的岂是刘实，此情此景，黄哲操、王春生、孙正中、董庆圆、徐守腾、刘达政、程君复、林长杰、林碧玉、朱钦浚、陈重庆、余东周、黄锦权、沈己尧、黄瑞娥、李哲夫、陈达孝、王丽清、林华添、陆美琳、朱红文、马韬、何晓慧、毛伟雄、卢代仁、俞鑫、马跃波、方谋、郝俊、王永高、李心正、杨高雄、邹宁远、郑克虹、仲泽京、倪慧如、李良、胡承渝、王光华、梁汝坤、柯大维、刘添财、水秉和、吕国泰、张北海、林崧、招树声、……，哪一个有着爱国心的留学生无不热泪盈眶，激动万分！
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促使留学生重新审视“背诵的历史”。面对钓鱼岛主权的侵蚀，心中再度燃起更激烈的怒火。为此，各地紧锣密鼓进行筹划准备4月10日华府的大游行。在海外保钓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岛内的青年学生，也开始行动起来。
⑵ 对“⒋•10”游行示威的准备
3月22日各保钓分会聚集召开四月游行之工作会议，最初决定联合于4月3日举行示威游行，后改为4月10日。会议由袁旂主持，推举李我焱为游行示威大会主席，袁旂为大会总指挥。并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包括游行的方式方法、路线、游行登记备案、筹款等，但目前却找不到片滴记载。
李我焱、袁旂指挥若定、巨细兼顾的组织领导能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成为当年4•10游行参加者挥之不去的记忆。
这次会议成为留美学界保钓运动走向高潮的标志。
据林深回忆：林氏昆仲（注：人的兄弟书面语言，是否是林深靖，待考）、胡卜凯姐弟（是胡蜀山还是胡卜施，待考）、王小锵、程君复等6人为4月10日游行示威事宜，从费城前往华府警署就游行方式、性质、人数、时间、路线等申游行许可和登记备案。谢慧生、牟衍经、连子强等7人亦组成的保钓行动委员会（杨镇雄．两岸保钓方兴未艾．旧金山：世界日，2008-06-29）。
为筹备4月10日的大游行，各地保钓(分) 会召开各种座谈会进行研讨和动员，囿于资料而难窥全豹。4月5日，纽约保钓分会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召开“动员大会”，或许有助于管中窥豹。
为什么哥伦比亚大学会是一个保钓的重要阵地呢？在美国学生中，特别是哥大这样的学校的学生中，从来不缺少对天下大事的不同看法和观点。在历史上，哥大的学生从来与沉默和盲从无缘。也许是地理位置使然，也许是学校的传统作怪，几乎每次全国性的政治风暴都不可避免地要将哥大学生裹挟其中，将其年轻的血液蒸腾到沸点。保钓主将李我焱、邝治中、徐守腾等均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是美国中国留学生回流率较高的学校之一，1978年，香港留学生林磊博士在曾积极参加保钓、很有影响的任之恭教授的推荐下，义无返顾地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到祖国。
40年前哥大的学生纸《旁观者》曾高度评价学生的强烈参与意识：“天下实在没有什么事情不关学生的事。只有学生积极参与和监督这个社会权力的再分配过程，社会权力的公平分配才有保障”（程星．细读美国大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9-130）。今天我们重读这段话实在有振聋发聩之感！
哥伦比亚大学动员大会，主要有告游行的准备情况和大会发言以及讨论致美国国务院和日本大使馆的信函及请愿书的内容等三项。
会议由保钓运动美东地区保钓分会执行委员、纽约市立大学教授袁旂主持，阐述保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动员一切爱国的海外学子投入到这个伟大的运动中去；由美东地区保钓分会执行委员白绍康阐述游行的意义；郭仲武讲述游行注意事项和纪律，严厉谴责台湾当局依赖美日、任其摆布，以及对保钓的暧昧和蒙混态度，希望同学们牢记日本侵华的历史，决不允许其历史重演。
美西地区保钓分会执行委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伍鸿熙博士就保钓运动的发展方向发表意见，伍鸿熙在讲话中着重讲到，美国必将在三年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所以，今后运动的发展方向应是改善华埠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评价。
廖约克宣传鲁迅爱国思想，阐述中国学生运动史（有幻灯），包括五四、五卅、一二九运动等，然后联系到保钓运动，呼吁留学生保持高度的爱国热情。
会议在讨论游行当天致美国国务院、日本大使馆信函的内容时，留学生之间产生了分歧。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信函用词的政治含意，如有人认为“人民”一词是中国共产党惯用的词语，似不宜采用。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不使用这种似有“政治色彩嫌疑”的词语（刘源俊．我所知道的留美学生保钓运动．邵玉铭，主编．风云的年代：保钓运动及留学生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202-204页）。
唐德刚回忆到：“一家四口都曾踊跃参加保钓。在发动此一运动的纽约地区，个人曾被推举撰写《保钓宣言》的原始底稿。此一宣言曾由白绍康夫人向大会群众及中西媒体宣读，并由大会代表分别向纽约及华府日本使领馆递送，而遭到闭门不纳”(唐德刚．对两岸三地暨环球华裔保钓运动的探索．《当代中国研究》．1996 年第3期．总第54期)。
4 月7 日,纽约保钓会为准备游行召开“纠察会议”，会议由冯国祥主持。周密进行部署，规定严格游行方式和严密的防范措施。精心策划，设计游行过程，讨论应变方案，选择游行路线，掌握游行运行时间，落实检查游行准备情况，公布游行口号及演讲内容,并提出“十点要求”。其措施得力可行，得到广大留学生的高度认同和自觉遵守及坚决拥护，为游行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会议推举袁旂担任4月10日游行示威总指挥。各地区或人数较多的学校推举一名纠察，负责其所在区域或学校游行队伍的有关事宜。胡卜凯担任费城游行队伍的纠察……。
在讨论中，各保钓委员会争议最激烈的是那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时代的口号，后来大多数同学基本上对此已无意见。只是这样明目张胆举牌子、亮标语，无疑于与台湾方面决裂，日后怎么办呢？王正方一时动拍胸脯表示一切由他个人负责，当场就趴在地上写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八个斗大的字，游行时独自高举标语。有人特别把这个镜头拍下来，据说是要向有关单位备（王正方．追忆台港留美学生激情岁月．《亚洲周刊》，2005-07-10）。
由于留学生中关于政府认同的分歧已经公开化，游行的组织者要求严格遵守“无党无派”这一原则，避免因政治分歧而产生分裂。游行组织筹备人员煞费苦心，谨慎地选择游行时所使用的口号、标语和歌曲，向由各地区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提交讨论，大会主席声明届时演讲内容只代表个人意见，经代表大会通过后方可使用。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为避免因政府认同分歧而影响这次游行而没有采用。
为保证保钓游行成功举行，保钓游行组织者呕心沥血、同心同德，竭尽全力精心策划严密组织做出了种种努力。

　　

　　姜宇晨：春雷怒吼钓鱼岛——197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保钓运动述评（4）
⑶“4•10”游行
4月10日的游行示威在华盛顿举行。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等地为配合华盛顿大游行也有小规模（相比较而言）的游行示威活动，据纽约《钓鱼岛简》道，美国北加州12所大学及当地华人共700多人在4月9日旧金山举行保卫钓鱼岛示威游行，向台湾领事馆及日本领事馆宣读并递交抗议书。4月10日，美国西北部地区五所大学及当地华人约160余人在西雅图举行保卫钓鱼岛示威游行，向台湾领事馆及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美国南加州地区11所大专院校及当地华人约 300人在洛杉矶举行保卫钓鱼岛示威游行，向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美国芝加哥及休斯顿地区中国留学生及华人也分别举行保卫钓鱼岛示威游行。
1971年4月10日，华盛顿是属于中国留学生的世界。
当天，来自美国各地(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留学生、学人及部分华侨从罗德岛，从密歇根，从布法罗，从旧金山……，不惜十几个小时的夜车或乘飞机赶至，甚至加拿大“全加中国同学联合会”亦风尘仆仆赶到，冲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长期笼罩，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集合。林盛中回忆：1971年4月10日，我坐一位同学的车一起往华盛顿参加示威游行。我们开了十几个小时抵达，在集合地点看到橘黄底红字的横幅很醒目，写着KANSAS UNIVERSITY（堪萨斯州立大学），我走近一问他们开多长时间，他们说轮流开，开了3天3夜，真令我感动。一看到那么多来自美国、加拿大各地的横幅，感到很兴奋。问了几位，他们远从洛杉矶和温哥华坐飞机来参加示威游行的。
刘大任代表北加州保钓联盟、谢定裕携妻带子从罗德岛赶赴华府参加游行。林国炯和匹茨堡保钓的朋友亦踏上4•10游行的征途，参加他人生第一次政治性游行。张信刚为了参加这场游行，丢下待产的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连夜开车，从布法罗奔赴华盛顿。……。
华府宪法大道与二十三街的广场上，来自全美30余所高校，17个地区的近4000名留学生、华侨齐聚于此。除华人外，还有极少数美国、韩国、日本学生等也一起参加了游行，保钓运动达至高潮。
下午1时，大会主席李我焱佩带红底左拳保钓徽章（原美东保钓会所制卖的蓝底右拳徽章已不用，而取而代之是柏克莱所制之红底左拳徽章）宣布游行大会开始，并通了4 月9 日美国国务院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支持日本对该列屿的主权要求。美国国务院宣称：鉴于尼克松总统和佐藤首相就琉球连同西南群岛于1972 年“交还”日本一事所达成的协议，美国仍将把钓鱼岛群岛“归还”日本。这立即激起了大家的愤怒。
接着张立人、王正方、冯国祥三位同学先后演讲，揭露了美、日阴谋侵占钓鱼岛群岛的行径。
王正方慷慨陈词、动情的讲到：“今天我们不是来散步的！不是来郊游的！今天我们是怀着悲愤的心情来示威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若不起来救国，救国的责任还能交给谁？如今美日阴谋行将得逞，‘国府’又不采取行动，只有靠我们了”！
白绍康领头呼喊口号，“保卫钓鱼台”之声响彻云霄！
2时整，游行队伍在总指挥袁旂指挥下呼喊口号出发，先后到美国国务院、台湾当局驻“美国大使馆”、日本驻美大使馆等地示威。
游行队伍秩序井然，四人一列，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标语牌，高呼口号，沿途向美国民众散发传单。
《钓鱼台战歌》、《热血》、《保卫黄河》、《毕业歌》等歌曲在游行队伍中不时唱起，爱国是义务，反寇是天职，游行我参加，成为爱国留学生的一个行动准则的底线。我们要正义，面对着国家的领土即将被侵吞，保疆卫土本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可以胜任，一个学生除了登高一呼，还能干什么呢？只是希望世人多予关注，央求“政府”拿出魄力、拿出办法来，保住国家的资源和领土，哪怕是几块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台湾、香港留学生的保钓一代战后爱国主义者在崛起。
台湾留学生说道：“我们是一群还在学校念书和甫离校门的知识青年，自觉受育于斯，受食于斯。对台湾这块土地，我们有血肉相连的亲切和感情，虽然未曾担负过任何政治的行政责任，但是承继了士以天下为己任之书生国的传统，因此，国事至今，我们自认为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和义务”。
同学们在怒吼，大地在震动，宁静的街道，人声喧天。彼此互不相识，不过，都是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而走在一起。多年压抑埋没的激情被唤醒，群情激愤，留学生声音沙哑、不时振臂高呼①保卫(众) ,保卫什么(独) 保卫钓鱼台(众) ! ②打倒(众)，打倒什么(独) 打倒日本军国主义(众) ! ③钓鱼台,我们的! ④反对出卖钓鱼台! ⑤打倒国际阴谋! ⑥斗争,为钓鱼台而斗争!我们要正义! 什么时候要 马上要! ⑦We Want Justice (众) ,When(独) Now (众) ! ⑧Fight , Fight , for Tiao - Yu -Tai ⑨Japanese Militarism Must Go ! 等口号，林涛呼啸，处处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表现出对日本的侵略行径的极大愤慨，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中国的土地，不可以征服，更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不可以杀戮，更不可以低头”；“粉碎日美阴谋”！“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滚蛋”！“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军国主义”！“钓鱼岛是我们的———中国人民的”等标语和标语牌随处可见。“我们中华儿女，决不让别人再来欺侮你了，我们一定要记取今天的誓言：团结，前进”（1978年5月13日，香港：《学联》）！爱国主义的气氛空前高涨，使留学生身临其境，间接的潜移默化，接受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的洗礼。
游行至美国国务院，伍鸿熙、朱耀奎、刘扬生三位代表进入国务院与中国科科长舒•史密斯对话，游行队伍则聚集在国务院附近广场上举行示威大会。
香港留学生余珍珠发表演讲，激烈批评美国政府对钓鱼岛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一位芝加哥大学美国学生Guidoti发言，支持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高呼“Tiao-Yu Tai Belongs to China！”（钓鱼台是中国的！）
匹茨堡大学留学生花俊雄宣读致美国国务院抗议书。
三位代表此时完成任务向大会汇，他们同主管中国事务的科长舒•史密斯交谈15分钟，其代表国务院所作的答复，旧调重弹。美国认为钓鱼岛是西南群岛的一部分，将于1972 年连同琉球群岛“归还”给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问题，美国的立场是应由涉及争端的国家解决之。这同4 月9 日国务院声明的立场如出一辙。参加游行的人们深切感受到国际霸权主义无视他国主权与利益的专横，对其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打倒美帝国主义”！“钓鱼岛是我们的———中国人民的”等口号不时在游行队伍响起，呼声震天（《保卫钓鱼台简讯》,《明月刊》1971 年5月号,第91 页）。
游行队伍来到台湾当局“大使馆”附近的莎丽丹圆环广场上，再度举行群众大会，总指挥让大家席地而坐。台湾当局依靠美、日的支撑才能维持其统治，由于“寄人篱下”，岂敢大气相出。所以不敢对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台这个举动提出抗议。尽管美国态度“蛮横”，还有人出来接抗议书，然而台湾当局“大使馆”竟大门紧闭，没派人出来，给热情的“保钓”学生泼了冷水，引起极大的不满（林盛中对保钓运动的回顾．2008年1月8日于北京）。于是，钱致榕、程君复、葛时俊三位代表进入“大使馆”，向“大使”周书楷就3月12日全美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致台湾当局“公开信”进行质疑。
同时，纽约保钓分会代表陈立家宣读3月12日59家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分会共同签署“全美各地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决议——一封给‘中华民国’政府的公开信”。
在外边的群众大会上，张智北（原定当天和现任加州硅谷莫甘山市议员刘海蒂举行结婚典礼，为参加今天在华府的保钓大游行，而将婚期延后）、廖约克两位同学发表演讲。
张智北向台湾当局对日本的“扩疆辟土”之梦，不以全力对付，反视“反日”犹如瘟疫，唯恐与之牵扯，千方百计分化、吓阻留美学生爱国运动的行为强烈愤慨，深表不满。并宣读了美国西北地区各院校请驻西雅图“总领事馆”转交“国府”的公开信，提出六点质问。
廖约克在演讲中痛斥台湾当局对钓鱼岛事件的昏聩失职，并谈到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扩张，台湾表面的经济繁荣建筑在生命线给日本人抓紧的经济侵略上，我们看到的是一间又一间的观光饭店，一家又一家的歌台舞榭，秦楼酒馆，豪门官宦，名流雅士沉醉徘徊在霓虹灯间，温柔乡里，都不知道野心的侵略者，正向中国的经济命脉伸出了贪婪的魔爪！我们要这种经济繁荣吗？
“不要！不要”！场内场外响成一片。
“我们所爱的是中国，是有着5000年历史、7万万同胞，每一寸土地都馨香，每一捆草木都芬芳的惟一中国”。
当问到“中国人站起来了没有”？全场霍然起立，人们满含激动的泪水，挥舞着拳头和标语牌，场内外一片高呼。“起来！站起来”！
看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顶天立地，堂堂正正！
廖约克演讲句句扣人心弦，振奋着在场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迄今留学生每忆及此，无不激动！
三位代表很快带回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周书楷（数天后回台湾任“外交部”部长）对59 个保钓分会于3 月12日给台湾当局“公开信”中所提的“十项要求”的答复：“那封公开信没有收到，所以对十项要求无从置答”,“……大概丢了吧……”。当钱致榕、程君复、葛时俊三位代表就公开信的十条逐条质疑时，周书楷以“未获训令”为由一一回避。并就共同开发问题云其：“‘中’日韩三国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尚未整理就绪；俟就绪后是否公开发表，须视日韩二国政府是否“同意”而定”。周书楷的“闪烁其词”与美国国务院的“蛮横”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一股愤怒的情绪开始滋长。这时游行队伍有人高呼“周书楷出来跟我们讲话”, “把周书楷抓出来”，但周书楷始终没有出来会见学生（姚立民．中国人的怒吼．明月刊•保卫钓鱼台简讯．1971，5 ： 11- 16，91）。
据王中平回忆：游行抗议到 “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当时的“大使”周书楷没有亲自“接见”，后只派了一个经济参事出面，说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已经很艰难了，所以只要跟日本谈谈要点钓鱼台下面的石油就好，领土的事情就不要再争了（宗育文，整理．青春无悔话保钓——钓运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海峡评论》．55期，1995年7 月号）。这使许多学生对台湾当局失望的心态倍增。
游行继续进行，在日本大使馆前，耶鲁大学数学系教授项武忠在用英语演讲中提醒大家勿忘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世界上造成的毒害。痛斥日本军国主义和经济扩张对中国的侵略。揭露日本人伪造历史的意图不轨的证据，日本如今利用一贯贿赂收买等手段，诱使亚洲各国官员与其“合作”，听其指挥一遂阴谋。有良心、有血性的同胞们能不能坐视中国的权益被收买？被出卖？项武忠领导大家高呼：Tiao-Yu Tai Belongs to Taiwan,——Therefore Belongs to China!（钓鱼台属于台湾，所以属于中国！）
有着特别意义是一日本友人Mary Kochiyana(曹宏威负责化装保安、保密)女士发表演讲。
Mary Kochiyana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都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我们到日本大使馆门前，为的是要提醒日本政府：千万个亚洲人民不曾忘记二三十年前日本侵略者给我们造成的祸害”。“帝国主义是无种族或肤色之分的，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到满场的喝彩声！
“毫无疑问，台湾是中国的合法领土。事实上当时联合国讨论中国领土问题的时候，并无邀请中国参加，这只足以表明他们是互相勾结来对抗中国的”。
Mary Kochiyana支持中国留学生的保钓斗争。显示正义的日本人民心声。强调指出：“如果日本当局有诚意使中日关系正常化，它必须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绝不能染指中国领土”。
“钓鱼台及其资源是你们的，是中国人民的。是属于一个统一的中国的”。
Mary Kochiyana的演说先后被十余次掌声和两次喝彩声所打断。
伍鸿熙代表60个保钓会宣读“致日本政府的抗议书”。
王正方、徐国华、陈枢三位代表进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书。抗议书提出：发表一项正式声明，承认中国人对钓鱼岛群岛拥有主权；日本对日本和琉球当局所干的“侵略行为”表示道歉；拆除日本或琉球当局在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情况下设置的“界标”和“任何其它物体或建筑物”；坚定地保证日本永远放弃要在钓鱼岛修建一个度量衡研究站或任何其它建筑物的计划的四项要求。然而日本大使馆对抗议书的答复竟是“No comment”（不予置评），确证三国合作探采会议是Governmment-Level（政府级）。在谈到日本的军备时日本使馆则回答“为了日本的防卫并保障其经济成长，必须如此”。代表们带回来的答复使大家更为愤慨（姚立民．中国人的怒吼．《明月刊》1971年5月号,第11- 16页; 1971年4月10日合众国际社华盛顿电讯, 《参考资料》1971年4月12日(下) ,第42 - 43 页）。
根据留学生王正方回忆：出面接受抗议书的是一位年轻的日本低阶外交官，态度尚称和善。我以英语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一律以“不予置评”来回答。最后我有点毛躁起来，说：“你除了不予置评，就没有别的说法了吗？”那位日本官员幽了我一默：“据我所知，你们的政府不也是对此事说‘不予置评’吗？”当我回到现场向大家如实告了对话过程，群众爆出一片怒吼，“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口号声响遍了每一个角落，久久不能平息（王正方．追忆台港留美学生激情岁月．《亚洲周刊》，2005-07-10）。根据王中平回忆：日本大使馆方面讲得很清楚，钓鱼台事情日本已经跟中华民国政府谈好了，你们不需要“抗议”，有问题请向你们“国家”反应（宗育文，整理．青春无悔话保钓——钓运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海峡评论》．55期，1995年7月号）。
王春生同学随后发言首先斥责美国日本对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和台湾当局蒙混敷衍的态度，然后斥责“一些别有用心的少数人散发匿名信、打恐吓电话，意图分化保钓运动，这将为国人所唾弃”！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钱致榕在日本使馆前登高一呼，慷慨陈辞，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典故痛斥拱手交让钓鱼岛为“汉奸”卖国之行为，场下掌声雷动，时至今日，钱致榕每忆及此，澎湃依旧。
下午6时游行结束。大会主席李我焱作了总结发言。李我焱最后强调:“这一爱国运动,我们必须坚持下去。钓鱼台一天不归属中国,我们就一天不罢休!不管是30年、50年……，我们决不罢休！”
⑷“4•09”旧金山游行
留学生3月12日就保钓致台湾当局公开信发表以后，被其置之不理。旧金山留学生开始了自发的向华埠广大华侨宣传保钓，激发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连续几个星期走向街头、社区，用街头剧、合唱、卖保钓徽章、张贴海和宣传标语、散发传单、纸发布新闻、广播消息等方式具体而生动地推展“4•09”旧金山游行示威，4月4日旧金山的波茨茅斯、广场召开露天召开保钓公演大会，获得华埠广大华侨的支持。
4月9日正午，北加州12所大学的中国同学，以及更多的华埠青年，老侨胞500多人，也有不少美国人也参加在旧金山花园角会场召开的保钓游行示威大会。
游行示威大会由黄凯同学主持，担任大会主席。
大会发言人曹赞美同学宣布这次大会的严正立场，是中国学生与爱国侨胞为了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列屿，向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无理偏袒，以及台北国民政府在处理领土主权的问题上所表现的对外软弱、对内蒙混的态度，再次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沙加缅度市立大学黄书端同学就日本新军国主义对中国钓鱼台的侵略提出强烈的谴责，指出新军国主义在亚洲的危险阴谋，唤起同胞“发挥孙中山先生不屈不饶、勇于牺牲的精神，为民族尊严及领土主权而斗争”！
沙加缅度州立大学谭华焕同学愤怒地揭露那些躲在幕后阴谋替人扣帽子，告墙壁状的无耻小人行为。并抗议周彤华“总领事”在纸上对保钓爱国运动所做的破坏性声明。大声疾呼：“我们要抗议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的偏袒，美国资本家掠夺我国资源的野心，我也要勇敢站出来，揭破爬虫走狗戴帽子的卑鄙行为，对不能代表人民声音的无能官员迎头痛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罗启坚同学对台湾大局在保钓问题采取的种种行为提出严正批评，抗议新闻封锁，打压分化保钓运动，动情地说：“这种专事镇压爱国运动，封闭人民声音，施行恐怖统治的‘戒严法’应该丢落到屎坑去”！
当大会主席黄凯同学主持宣布由留学生歌咏合唱团带领大家合唱“钓鱼台战歌”时，预伏在场外一角的等候多时的五六个流氓打手伺机冲进会场，抢夺麦克风，学生纠察立即阻拦，发生正面冲突。约一分钟后，在学生纠察等制服下，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即时赶到现场，场面控制。同学们无不义愤填膺！全场秩序立即恢复，当合唱团带领大家合唱“钓鱼台战歌”的“同胞们，团结起来，向前进，保卫钓鱼台！……”歌声四起时，一些老华侨感动得热泪盈眶。
从花园角会场，全体列队，高举保卫钓鱼台的旗帜以及抗议字牌，开始游行，前往旧金山“领事馆”。许多华侨青年和美国青年也加入游行队伍的行列，游行队伍人数达到近700人。
在领事馆门前，同学们高呼：“周彤华出来”！“周彤华出来”！
周彤华西装革履而出时，学生代表戈武同学当面高声朗诵“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致领事馆抗议书”。接着黄凯同学提出问题，这次汲取上次的教训，进行了充分准备。
然而，周彤华一个问题也没有正面回答。讲了一通话后反而转身溜走。
黄凯同学愤怒地说：“周彤华连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反而攻击我们的爱国运动，对于保卫国土什么事都没有做，对我们的要求一样也不理，反而一走了之，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官吏，我要问，还是不是中国人？”
场下近700多人回答，只有一个声音：内除国贼！
接着黄凯同学把预备好要提出的问题继续朗读：
为什么台湾大学要发动保卫钓鱼台爱国运动时，台湾警备总部便立即戒严压制？
既然“政府”承认钓鱼台是中国领土，为什么要在美军托管之下？
既然是爱国运动为什么给学生乱扣红帽子，指为共产党？什么叫共产党，我请你下一个定义！是不是我们来这里说真话，不肯替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我问你！
美国国务院已声明1972年要将钓鱼台“交还”日本，为什么政府连抗议都不敢？
黄凯同学大声疾呼：“为了保卫中国领土，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为了伸张爱国的正义，我们还要再来”！
在日本领事馆前，日本领事馆仍同上次一样，大门紧闭，但摆好桌台。戈武同学朗读致日本领事馆抗议书。
游行队伍后列队高唱“钓鱼台战歌”后到美国联邦大厦。
加州大学中国研究博士班美国学生欧发德•菲丽西亚小姐做英文演说。谴责美国政府干预中国政策之不当，坚决支持中国学生保卫国土的运动。并带领全场用中英文高呼：打倒美日勾结，谋夺中国钓鱼台！保卫中国钓鱼台！
学生代表周尚慈同学朗读致美国政府抗议书！
游行在“团结就是力量”、“钓鱼台战歌”歌声中结束。
晚上，部分学生代表在加大伯克利分校举行总结大会。广泛讨论了保钓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应注意事项和发展方向。为了做好华埠的宣传工作和同学们的人身安全，建议立即成立宣传队和纠察监护队，并对此做了详尽讨论并一致通过。
⑸“4•10”洛杉矶游行
洛杉矶保钓分会为配合各地保钓游行示威，决定同步发起游行示威活动。4月3日召开筹备大会。决定游行示威的主要目的是：誓死反对出卖钓鱼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要求“国府”正式回答全美60个大专院校的公开信。并决定洛杉矶保钓分会执行委员会负责邀请台湾驻洛杉矶“领事”刘邦彦及公听会之演讲人，决定游行示威标语及口号内容及南加大（USC）负责制作，加州理工学院负责联络新闻界及准备传单，并对会场、纠察、及游行须知。
鉴于旧金山保钓游行横遭阴谋打手之扰乱以及同学被殴打的教训，4月9日洛杉矶保钓分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对可能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组织学生纠察队以防不测，并通过《反迫害宣言》。
4月10日中午，南加州11个大专院校以及不远千里赶来的德州中国留学生。游行队伍包括了各阶层人士，港台留学生、教授、中国城老华侨以及劳工、主妇以及怀抱的婴儿、支持保钓的日侨及美国友人，共300多人集合在中国城孙中山铜像前，然后参加游行示威。游行首先由二位大会负责人分别用国语、粤语简单介绍保钓运动之经过、目的和意义。然后宣布游行开始，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以及“誓死反对出卖钓鱼台”的大横幅标语的引导下，开始游行，经过美国联邦大厦、日本领事馆、台湾领事馆等地。
在日本城，10多位男女同学分发传单，解说此次游行示威的对象为日本佐藤军国主义政府是政治性重于民族性，呼吁一切反帝、反强权、爱好正义和平的日美人民参加，当即有多位日侨等加入游行行列。
最后台湾领事馆斜对面的Pershing Squarc集会，大会主席由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生李隆生担任，并宣读《反迫害宣言》全文：“洛杉矶保卫钓鱼台运动委员会于4月9日全体一致通过，决定尽全部力量，在法律上、经济上、精神上、保卫一切因参与钓鱼台运动受到压迫，恐吓之爱国同胞，尤其是被戴‘红帽子’的同学”。
加大洛杉矶分校李杰信同学代表保钓行动委员会说明此次示威的立场为“以一个堂堂正正的反侵略、爱好和平的中国人身份，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抗议美国片面偏袒佐藤政府的声明，抗议台北政府对外软弱，对内蒙混的无能态度”。
加大洛杉矶分校Sheila Yu同学以英文发表演讲，叙述钓鱼台的史地背景，事件发生的前后以及美国日本对中国大陆架下的石油夺取的野心。
加州理工学院刘宝华同学用粤语演讲，以及由San Diego赶来的郭誉先同学慷慨激昂地斥责台湾当局的蒙混打压态度。
被台湾《中央日》公开带上“红帽子”的董叙霖以现身说法，揭露国民党一贯的低级诬陷伎俩。此时，担任此次游行示威活动的法律顾问日裔美人Richatd Tuguchi振臂高呼：All power！留学生热血沸腾，大呼：Right on！Right on！
正当游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台湾驻洛杉矶“领事”刘邦彦来到会场。会议推举张文艺教授和李隆生、李杰信同学为主要质询人，就留学生的“公开信”十条要求、台湾当局乱扣“红帽子”、钓鱼岛外交交涉以及采取如何行动保钓等问题进行质询。刘邦彦经常含糊其词、满脸堆笑、所问非所答、乱打太极拳。当同学们问到：我们是叫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我们讲的是行动，请再讲行动”。 刘邦彦竟回答到：“我想行动呀！不是我刘邦彦在此地方可以行动的……”。
同学们对此非常气愤，所问的问题没有一个正面回答，简直是在“搓麻将”，活象一个“刘官僚”。为之“刘官僚”称呼也不胫而走，到处流传。游行队伍不停发出中英文口号！放正经些！（Be serious! ）不要嬉皮笑脸！（Don’t put on smile on your face!）我们要行动！（We want action! ）呼声震天，响遏行云！
同一天，旅居美国西北部的留学生160多人4月10日在西雅图举行游行示威。大会由华盛顿州立大学黎志豪同学主持，担任大会主席。
游行队伍下午二点在警察的保护下，由Chinatown出发，高唱“钓鱼台战歌”、“热血”、“保卫黄河”、“毕业歌”以及高呼口号，在台湾“领事馆”宣读致中华民国政府信，并由代表进入递交。在日本领事馆前，宣读致佐藤之抗议书，并由三位学生代表进入递交。二位同学以中英文分别发表演说。游行在Bon Marche百货公司解散，约四点结束。
一个小时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学生中心举行公听会，由黎志豪同学主持，担任大会主席。领事李裕生出席解答问题。由5位同学主问，20位同学举手发言。就钓鱼台主权之维护、日本撕旗、逐渔民、立界碑以及建立气象台之抗议，“政府”官员失言以及软弱情形、日本军国主义之警惕，各地匿名信、《中央日》为何刊登此匿名信等提出质疑。李裕生多半问题均答不知道，但愿意将各种问题向“政府”转达。六点多结束。
当晚学生代表继续举行讨论会，讨论保钓发展方向和应注意问题。并通过一项声明：“任何个人或团体因参加保卫钓鱼台运动而发生政治上或法律上的意外事件，决予精神上、法律上以及经济上的全力支持（注：意外事件包括被戴红帽子，受恐吓或被警方无理搜查等）。
⑹“4•10”游行示威的影响
台湾当局对内蒙混高压、对外软弱偷生，激起同学们的义愤！也促使同学们正确把握着保钓的意义、目的和方向，保钓运动向深处发展成为必然。
美国国务院于1971年4月9日发表声明：重新肯定美国支持日本对该列屿的主权要求,坚称美国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缔结之后，从日本方面取得西南群岛的行政权, 钓鱼岛列屿即为该群岛的一部分。鉴于尼克松总统和佐藤首相就琉球连同西南群岛于1972 年“交还”日本一事所达成的协议，美国仍将把钓鱼岛群岛“归还”日本（参见香港《明月刊》社资料室编．《钓鱼台备忘录》,《明月刊》1978年5 月）。
美国政府的“蛮横”做法、日本大使馆的“不予置评”和台湾当局的“软弱暧昧”，深深刺痛了留学生的心，留学生满含热泪，振臂呐喊“中国，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这次游行之所以能够成功，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保钓游行得以发生、发展并最终走向高潮的基本动因，维护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高于彼此间的政治分歧。一位留学生曾经说过：“耳闻目睹，良心难安，一唱百和”，
在保钓游行过程中，也曾出现留学生在国家认同上的质疑：“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求保卫”，“哪个政府能保卫钓鱼台，就承认那个政府！”的声音，“它是知识分子希望有一个强大、有主权、为人民的政府的集体行动表现”（郭纪舟.七○年代初期的社会冲突—《夏潮》杂志研究（一）.《海峡评论》．第58期． 1995年10月号），渴求一个强大政治归趋。
1970年肇始的海外保钓运动风起云涌，引起了新中国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这次华盛顿大游行，举世震惊，新中国政府公开声援海外学子的爱国义举。
14天后，《人民日》(1971年4月24日第6版)率先对此事进行详细道；5月1日《人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强烈谴责美日勾结侵吞我钓鱼岛列屿的侵略罪行；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肮脏的交易无耻的骗局》，批驳美日勾结侵吞中国领土钓鱼岛的阴谋，再次阐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正立场。
“我们要再一次警告美日反动派：不管你们玩弄什么样的鬼花招，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屿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你们企图侵吞中国领土的阴谋，决不能得逞”。对“我国广大海外侨胞正在纷纷掀起的维护民族主权、反对美日反动派侵吞钓鱼岛列屿的爱国行动，他们的正义行动将获得祖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这是海外游子们孤身奋战半年多来第一次听到来自新中国支持的声音，留学生泪水夺眶而出……。
华盛顿保钓游行的成功，成为留学生“毕生难忘的日子，那天的参与者心中充满了激情，每个游行过程，点点滴滴都充满了无法忘怀的高潮。负责筹备的朋友们个个以此为傲，因为整个游行过程设计很细，做过很多应变的设想，选择的路线，拿捏时间都十分精准。连负责出勤的华府警察都夸赞，这是一场成功又有秩序的游行。有这样的成绩也不意外，因为那天的筹备者、参与者，多年后大多数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出人头地，成为知名的学者、大企业家、文学家或艺术家。如今回想起来那天来参加游行，热心保卫国土的人士，都是美国华人中的顶尖精英！根据当天华盛顿警察局统计，游行者超过了2500人，成为美国各大纸次日的重要新闻” （ 王正方．追忆台港留美学生激情岁月．《亚洲周刊》，2005-07-10）。
参加次此大游行的姚立民（姚立民．中国人的怒吼．《明月刊》．1971年5月号,第11-16页）曾记述这样一首当时流传很广的诗歌：
华府春光独占先,
樱花赛雪艳阳天。
只因国土强权下,
遂使书生阔步前。
热血翻腾东海浪,
豪情挥舞祖生鞭。
八方风雨中州会,
正义伸张在我肩。

　　

　　姜宇晨：春雷怒吼钓鱼岛——197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保钓运动述评（5）
8　“保钓” 运动向何处去

　　

　　连续两次的游行示威让美国的新闻媒体对于一向沉默的中国学生的印象为之一变，而真正让广大留学生开始关注到游行示威背后所蕴藏的巨大国家力量，而更多则是唤醒当时已近功成名就的著名华裔学者，重塑其政治观、价值观、世界观，发挥了其影响和作用。已故的著名计算逻辑先驱、哲学家王浩教授，1949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王浩欣喜异常，随即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即席演讲，热烈祝贺新中国的诞生。王浩的忘年交、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文学理论高才生李耀宗博士（曾在北京大学英语系短期任教），与王当年在保钓运动中合作甚密，曾力言王浩为人梗直，绝非投机人士。王浩晚年曾说过两句名言:“民族主义是近现代中国新的宗教”。王浩在美力主新中国的一贯言行也引起一些责难，“我怕什么”，义正辞严地指出：“有人说我‘拍马’，那是没有的事。我为何去‘拍’？何必去‘拍’？不过是爱之心切而已。我父亲说过：‘谁能把中国弄得强盛，我个人做灰孙子都行。’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希望中国强大起来”。正因为有着象王浩这样一群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力挺，认同新中国才能在美国开展起来。
⑴ 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公开信
在美国，面对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保钓运动确实有很多这种无奈。山姆大叔就像太平洋的警察，管着全世界的许多事情，在这种无奈的逼迫下，要解决问题，找始作俑者直接交涉，或许不失为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
在谢定裕、伍鸿熙、王浩、袁旂、项武忠、李我焱、陈幼石等的提议下，酝酿发起致尼克松公开信签名活动。
1971年4月6日，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同一天，“一位朋友，两个孩子的母亲，尽一天之力为《公开信》的发动奠定了基础”。“这一天，这位朋友一早七点从罗岛出发，先绕到康桥接了哈佛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再开到纽约，会齐纽约及耶鲁的其它朋友，说服了加州来的名流，出头发起了‘公开信’这一活动。大纲拟订，吃过饭，已经晚上十时，外面是雨雪交加，这位朋友又开车载了一群人离开纽约开回新英格兰，回到二百哩外的罗岛，已是早上三时了”（丁一〈谢定裕〉．钓运十年有感•公开信．1981年4月）。
这位朋友就是幕后巾帼陈幼石；这位加州来的名流就是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
在陈幼石的不懈努力下，张斯候、陈省身、钱致榕、项武忠、谢定裕、李卓皓、李我焱、李浩、林家翘、鲍永平、卞学鐄、孙正中、董道义、蒋硕杰、王浩、伍鸿熙、杨振宁、袁旂等18人认为“自钓鱼台事件发生以来，海外同胞已有多种爱国保土之行动。兹为加强美国一般人民对此事之了解，同仁等谨发起“致尼克松总统及国会议员公开信”，拟于《纽约时》以广告方式刊登。初步决定，于5月23日（星期日）以整版篇幅刊载于 Week in Review 栏。该栏广告费每行$4.15，整版共2400行，共需$9960。为表现海外同胞保土之普遍热忱。并筹措广告之费用，兹发起签名运动”。
根据沈平回忆，关于钓鱼台运动早就与杨振宁教授联络了，但杨先生表示没有“兴趣”而拒绝。事情并非一成不变的，人的认识和价值观念也是一样。
国际形势的“巨变”，乒乓外交的“震撼”，保钓的“巨浪”，名流的“加盟”，也促使杨振宁一跃成为保钓致尼克松“公开信”的主要签名者，杨振宁价值观的分水岭也源于此，开始认同新中国、积极宣传新中国则是回国参观访问回美之后的事。杨振宁父母曾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之托专程三邀杨振宁而“不归”的故事已成为历史往事，此形势巨变也促使他通过各种渠道酝酿实施回国参观访问之事。
由陈省身提供部分联络名单的“致尼克松总统及国会议员公开信”签名活动迅即得到积极响应。参加签名者约3000人，包括了美国37个州的大学教职员、学生以及其它各行业人士，有600多名华裔大学教授与专业人士以及2000多位留学生。广告费为约10 000美元，但为此广告所收到的捐款达18 000美元（五年来留美中国学生运动的回顾．香港：《七十年代》．1975）。王浩坦言：他参与保钓最多的就是这件事。曾找到100多人捐款，远远超出预期。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等在留学生们的再三邀请下，挺身而出，为首签名发出了一份“致尼克松总统及国会议员公开信”，以全页的广告篇幅在《纽约时》于 1971年5月23日（星期日）刊出，在《纽约时》以很罕见的五个中文大黑体字“保卫钓鱼台”做为通栏标题。公开信着重阐述钓鱼岛问题的实质，要求美国政府：否认钓鱼台是琉球的一部分；承认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反对日本和琉球政府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并谴责日本政府图借武力解决此一问题，呼吁归还中国。
陈省身此举，连其得意弟子丘成桐多少有些惊讶！“老师素来用心学问，也不很支持学生上街游行陷入运动热潮，常常劝我们学业为重，这才是爱国之正途”。丘成桐等不辞辛劳，逢事必到，搬凳子，发传单，全身心地参与保钓，“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受益良多”。　
王浩教授坦言他参与保钓运动最多的，就是这封公开信，后来找做事的人捐款，结果找了100多人，捐了差不多多美金。
时在印地安那大学任教一学期的林国炯博士积极参与签名募捐活动，并毅然决然地开始投入到保钓运动之中而一如既往。
……。
陈幼石其以其非凡的组织才干和社交能力，殚思竭虑，悉力此事，使“公开信”如期成功刊出。
⑵ 保钓运动发展方向的争论
美京“4•10”大游行后留美学界始终在探索运动的发展方向问题，“运动向何处发展”——这成为保钓者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留学生们决定当晚召开大会进一步展开讨论。
4月10日晚8时，参加游行的各地代表200 多人在马里兰大学召开了全美加地区的保钓运动大会，讨论保钓运动的发展方向和具体行动问题。大会由马里兰大学留学生李雅明任临时主席，归纳讨论范围后，推选王正方为大会主席。
40年曾在祖国参加过学生运动，满头白发的宾州大学周承绪教授发言最为感人，“我头发与诸君不同，但我的爱国心是同大家完全一样的”。
李我焱、项武忠、刘大任因处理游行之后其他事宜而晚到。李我焱要刘大任上讲台向大会告西部的运动状况，并就4月9日旧金山示威遭受“华青”流氓组织雇佣打手骚扰，北加州保钓负责人遭受台湾当局迫害做一详细告，刘大任犹豫不决。李我焱镇静自若地拍拍刘大任肩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别管什么“小告”啦，你的“黑材料”早跟我差不多了”。大会不断以掌声，在精神上、道义上给予全力支持，反对任何形式的迫害。
与会留学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政府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有权选择政府，我们且出个题目，哪个政府先拿回来(钓鱼岛) ，我们就支持那个政府”。“‘国府’最想与中共作对，所以我们如请中共出面，‘国府’可能就会出兵保卫钓鱼台”。“我们再写一封信告诉‘国府’，如果在九月之前不作具体答复，我们就声明‘国府’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只谈钓鱼岛问题，但既然‘国府’无能力保卫,应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求保卫，事实上这个政府已经出来说话了，且极有效力”。由于与会者辩论得十分激烈，会议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意见有分歧，但却得出“只有统一的中国，才能保卫钓鱼台”的结论，呼吁各地同学在校园开展保钓活动，大家一致强调要“站稳中国人的立场，不仅要保卫钓鱼台领土主权，同时要为广大同胞谋利益，打击一切分化中国的国际阴谋”。反对“两个中国”，重新认识中国和纪念五四运动。“游行之夜在马利兰大学的第一次全美大会上中，要求统一中国台湾的呼声，象平地一声春雷，震撼了每一个海外同胞的心弦”（全力开好全美性国是大会．见：林国炯，胡班比，龚忠武，等．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集．台湾：人间出版社，2001，第418-420页）。
留学生们逐渐感到，中国钓鱼岛群岛的领土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单纯而又能短时间内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一运动的主要目标至少已“走入了一条窄胡同”。但仍围绕保卫钓鱼岛问题而举办各种活动，主要围绕除延续运动初期成立“保钓会”、出版各种刊物等形式外，又采取了标语、漫画、歌曲、演讲、街头剧和舞台剧等多种宣传方式活动，内容偏重于对台湾当局的抗议和谴责。
留学生开始阅读并自导﹑自排﹑自演1930年代的进步话剧，如曹禺的《日出》和《雷雨》。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港台保钓积极分子，决定以话剧形式推广运动，成立“日出剧社”。演出了在台湾禁演的曹禺原著话剧《日出》，由才女李渝（后为郭松棻夫人）导演，效果不错，一举成名。日出剧社人才济济，有黄静明、张洪年、戈武、傅运筹、赵家齐、郭松棻、刘大任、徐信孚、蔡继光、唐文标、刘虚心、王正方等，台前幕后尽心尽力奔走，俱是一代精华。不久陆续东迁退出剧社，日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都有不错的成就，后来剧社也有新血添加（王正方．都是将军一族（上）．台湾：联合，2008-01-01）。继而为纪念“五四运动”而于1971年5 、6月份在美国各地巡演，就是要学习“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内涵意义，来暴露“今日台湾社会中不良的制度，被扭曲的人被迫害的悲剧” (谢寄心．这仅是一个开始．明月刊．1971年6月号,第68 - 69 页) 。
一九七一年五月，柏克莱“日出剧社”应邀到洛杉矶演出傅运筹、刘大任根据曹禺剧本改编的台湾版《日出》，散戏后在李杰信家开会，讨论钓运何去何从。这时距第一次示威已经四个月，保钓示威对“政府”政策毫无影响，内部渐趋涣散，大家都觉得必须再接再厉，然而，后续工作如何进行？刘大任主张发起全美联合签名 “请愿”，当场草成“请愿书”。接下来的问题是：连传真机都还没有发明的条件下，又必须赶时间完成，如何实现全美各地的背书和签名？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就交给了李我焱。他在不到一礼拜内，完全靠长途电话联络，不但通过协商定稿，而且取得了各地行动委员会的一致支持和签名。
这次请愿虽然跟以前的示威游行一样，没有任何官方的反应，但在宣传钓鱼台列岛问题方面有深远广泛影响。一个多月以后的暑假，全美从东到西，召开了若干次 “国是大会”，通过了海外华人有关中国未来的重要决议（刘大任．火热一生——悼李我焱．台湾一周刊．2008-07-10，第372期）。
令人遗憾的是，这份产生广泛影响的“请愿书”在今保钓文献中没有提及，甚至找不到原始资料，许多当年保钓者曾在回忆中曾提及此事，但无详细叙述，有待进一步查考。
正当保钓运动的宣传内容着重于谴责台湾当局的软弱、无能时，恰恰又发生了一件件触犯众怒的事件。
1971年5月17日，台湾当局在洛杉矶必尔提摩旅店召开第八届“华商会议”，洛城保钓会的师生前往游行示威要求撤职查办新任“驻美大使”沈剑虹时，散发传单的师生竟遭殴打，其中南加州大学张文艺教授和加州大学在读博士生高志云同学被打伤，这激怒了广大中国留学生的无比愤慨。5月19日前往会场，洛城保钓会的师生举行“反暴力示威”，发表《反拳殴 反棒打反迫害》声明(许山．美国“保钓”最新态势．明月刊．1971年7月号,第106页)，抗议台湾当局采取暴力手段打压海外“保钓”运动，同时也使同学们认清楚了台湾当局的真实面目。
西雅图保钓会在其出版的简上，刊出“致《中央日》的抗议信”，声讨该“对在美同胞各种活动不予确实之道，各地同学投书不予刊登，还替日本军国主义辩护，甚至将一些别具用心、意图分化打击爱国运动、用心可诛之匿名信加以刊载，居然为之张目”。信中要求该公布匿名信的，道歉，解释和保证以后不再重犯，保证今后对爱国运动作公正详细的道，并“请该于5 月30 日前答复，否则将在6月3 日禁烟节仿照林则徐在百多年前焚毒之例，公开焚烧该”。
《中央日》对此不于理睬，75个中国留学生6月3日在华盛顿州立大学集会，愤怒抗议。在“焚毒”仪式上，曹洁如同学发表演讲，强调指出：钓鱼岛毫无疑义是中国的！斥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抨击《中央日》曾企图分化保钓运动，《中央日》是无能腐化，极不负责任的！后举行由10余名学生代表每人焚烧一份《中央日》的“焚毒”仪式（齐平:从“联合”到对簿公庭, 《明月刊》1971年10月号,第66 - 67页）。同学们高呼口号，一份份臭名昭著的《中央日》在熊熊烈火中燃烧。
各地的“保钓”刊物在继续探讨运动前进方向的同时,纷纷刊登“抗议”和“反迫害”的文章。其中反应最强烈的当属伯克利《战》。其6月1日出版的第2 期在社论中这样写道：
“钓鱼台事件之发生,不过是国民党政权为了维持其统治而不惜投靠国际势力,加紧将外债、外资、外军引入台湾;只不过是‘旧金山和约’和‘中’(指台湾当局 —注) 日台北和约’——一个战胜国而自动放弃、出卖了种种国家主权以换取外国势力保护的荒唐条约——等所造成的综合性结果。”针对“保钓”人员被殴伤一事《战》提出了“宣战时代”的口号,主张“组织学生法庭”,在“真理、人民、历史”面前,评审破坏“保钓”行动的人,展开“反迫害”活动。《战》号召人们的行动要“朝深处走”,目光要“向全面看”。“我们千万不要以钓鱼台的下落为终结,而是应以中国的前途为我们的大目标……”为此, “第一,我们应尽力改革华埠。第二,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作一严正的新估价”。
这期《战》针对“宣战时代”所提出的具体口号，则包括了“从打倒博士买办集团”、“中国统一问题”，到抨击“台独”等内容。以此为开端，保钓运动的参加者们开始思考中国当前分裂局面的产生、结束和中国的前途等问题。
《战》观点一经提出，就受到台湾当局海外文宣系统操纵的《学联通讯》为代表的反驳。云其“保卫钓鱼台不是他们的目的,只是统战的手段”，“有极少数人企图把这个运动带上红色恐怖的道路。”
《学联通讯》的观点，不仅为多数正直的学生所唾弃，而且使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颇为反感。如《明州钓鱼台通讯》(四期) 这样评论：左派的人士“鼓励留美同胞的反‘政府’情绪；而另一批自认为是国民党的忠贞人士们，一贯以其献媚本领，为了保住他们的铁饭碗，高呼保卫钓鱼台运动应纯洁，应信赖政府的坚定立场，不要为反政府的阴谋所利用，同时也不分清青红皂白的向一些较热忱而言论不够谨慎的人士们高戴其‘红帽子’，而他们自称是一批真正的爱国青年，但又不敢抛头露面的(作)‘无头鬼’”。
斯坦福保卫钓鱼台主权联合会主编的专刊则呼吁:“台湾来的同学不要因少数过激的言论而害怕这个运动的变质。”
面对如此尖锐的政治分歧，更多的人在思考如何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统一时提出“向明天的中国回归”（《钓鱼台快讯》，芝加哥大学保钓会出版，第16 期） 的口号。
芝加哥大学保钓会在其出版的22 期《钓鱼台快讯》中明确提出：“中国人不应该再为政治主张的不同而流血。”
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保钓会先后于5月和6月举办专题讨论与座谈会，探讨“中国统一问题”。密歇根大学“保钓会”还在纪念“五四运动”之际编印《五四特刊》，探讨如何使现在分裂中的国家达成统一问题，使保钓运动开始朝更远大的方向和目标摸索前进。
这样，如何使分裂的中国实现统一便上升为保钓运动的参加者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在这里阅读一篇纽约《群》第三期发表的社论《向联大进军——兼论爱国与爱党》全文，或许更能理解当时保钓运动为维护“一个中国”和台独所做坚决的斗争之情景。
自从“大使馆”饬令改选“留美中国同学会联合会”后，《学联通讯》改头换面为《留美中国同学会联合会会刊》，发行了第一期，第一篇的标题是《爱国运动不是爱党运动》，矛头直指《纽约钓鱼台简》与柏克莱的《战》。字里行间隐约暗示，假如一个国家被一个你不喜欢的党统治，你就不该再爱那个国家，否则便有爱那个党的嫌疑。同时也常听到一些人说：“我并非不关心国事，当然不愿做国民党的走狗，但也不愿做共产党的走狗，因此无路可走，甚至我宁愿台湾独立”。这都是有意无意将国际与政党混为一谈，不是别有用心，便是闭塞不明。
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原不属任一政党。但国际不能没有政府，而政府又需要政党。你可以对政党有爱憎，那是个人情感与认识的问题，旁人不能强你之所难。然而对国家则只能爱，要不你就声明不要这国籍，否则反对爱国便是卖国，卖国贼可人人鸣鼓而攻之。
假如一个政党是你所爱的，则爱国与爱党没有冲突，不成问题。不幸的是，假如执政党非你所爱，则你对国事的态度，应捐弃个人爱憎，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这时你的爱国不等于爱党，而反党的人也不得借此阻你爱国，更不得因反党而卖国。
根据这个认识，让我们想想：对今年联合国中国席次问题，我们应采何种态度？
一个政权能不能真正代表国家，原只要看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不在乎外国的承认与否。不仅如此，如果外国的承认某政权代表某地区，而这个承认将危害国家的利益，则我们不但不能接受这个承认，更要坚决反对这种承认。
联大于9月21日便要开幕。今年美国对中国特别厚爱，明言要让中国有两个席次。这是要将台湾省从中国活生生切断的阴谋，凡是有血性的中华儿女，万万不能接受。
在选择我们自己的立场以前，让我们先看看国共两党对国际分裂中国阴谋的反应。
20多年前，国民党一直声言台北政权代表全中国。但今年突说：“斗志而不斗气”。意谓将忍气吞声死守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大会场前，决不轻言退出联合国，好在大家明知此事不会有，否则届时肯不肯真退，只有天知道。
相反，中共则一再声明：只要一天联合国内还有台北政权的代表，则一天对联合国不屑一顾。如中共这次也如以往言出必践，则从国家的利益观点出发，我们不能不喝彩。
然而国家的主人翁不是政党，而是人民。身为国家主人的我们，都应对国事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这是主人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与权利，与爱党反党无关。今年9月 21日联大开幕，已有由“留美中国同学会联合会”为主干组成的所谓“美东中国青年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动员委员会”，扬言将“动员”5千人持青天白日旗前往，说台北政权代表全中国。此外台独人士也将照例前往，称台湾省不属中国。而在钓运中觉醒的同胞，也深知要保卫钓鱼台，甚至中国的台湾省（不是美、日或一二卖国集团的“台湾国”），都与中国的统一有关。因此，他们也决定要在9月21日第一次联合国进军，表明他们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立场。
亲爱的同胞们！假如你不愿意中国被国际阴谋或任一卖国集团割裂，你将参加哪个阵营？
让我们聚集在爱国的大旗下，英勇地向联大进军！
进军！进军！向联大进军！
⑶ 保钓在美国议会
在这里，我们也不应忘记，在美最早公开倡导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张歆海（1900-1972年12月6日病逝上海）。
张歆海1928年开始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员。1941年携全家到美国定居，先后在美国长岛大学和费尔利迪金森大学任教，1943年曾任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驻华盛顿特别助理。与居住在美国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过从甚密，曾对李宗仁的一些思想和活动起过一定的影响（吴丹虹．张歆海与中美关系——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兼外交官的思想初探．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1964年3月12日，李宗仁首签，张歆海起草在纽约的《先驱论坛》上联合署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以中法已经建交为例，主张美国应效法戴高乐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封长达千言的公开信，就像闪烁在晨曦前的启明星，尽管亮度有限，却在旅美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应（郭蕊．天涯赤子情——献给张歆海、韩湘眉教授的一束雏菊花．人物．1986年第3期）。
1971年5月27、28日，张歆海在美国与保钓运动组织的领导人一起，多方努力，声明立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先后给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爱德华•肯尼迪、雅各布布•Ｋ•贾维茨和乔治•麦戈文写了信。他在信中指出：“关于台湾，新的问题不幸出现了。……自古以来它们（钓鱼岛）是台湾的一部分，但是它们现在要被分开，与琉球一起归还给日本……这样做是会犯严重错误的。……中国人感到，美国将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在解决时不能不认真考虑中美之间后代的友好关系”（1971年5月27、28日张歆海分别致富布赖特、爱德华•肯尼迪、雅各布布•Ｋ•贾维茨、乔治•麦戈文函，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
1971年6月17日，美日两国政府签订“琉球协议”（美日两国议院分别于1971年11月1日与11月24日批准，于1972年5月15日生效），将钓鱼岛列屿划入琉球行政范围之内，因而一并“归还”日本。针对此一情势，部分保钓人士，根据“美国国会有100位参议员435位众议员，这些人互不隶属，在美国政治架构中掌握实权”的国情，开展了“K街攻略”，游说美国，在华盛顿成立了“钓鱼台运动说服参议员工作小组”。同时发起一人一信运动，向各自所在州的参议员进行说服工作，提出有力的数据，说明钓鱼岛为中国固有的领土，要求美参议员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在审查“美日琉球协定”时，将涉及中国领土──钓鱼岛的部分删去。此外，并发起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之同胞，在参议院审查“琉球协议”时，来华府公听会中作证，进行口头上的说服（五年来留美中国学生运动的回顾．香港：《七十年代》．1975）。
1971年，吴仙标发起组织的“德拉瓦州保卫钓鱼台委员会”编印了一本关于钓鱼岛的小册子，说明钓鱼岛的历史和领土主权，并分发给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此间，他还先后访问了4位联邦参议员、30多位联邦参议员的智囊班子主要成员，在“喝啤酒”、“喝咖啡”中，不知不觉地向这些人灌输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的观念。
1971年10月，保钓组织特别邀请吴仙标、杨振宁、盛毓真、邓志雄等人向美国参议院游说，但效果不大。
联邦参议院，美国政治风暴的核心，也是吴仙标在美国首次走出书斋，投身于大规模保钓运动的切入点。联邦参议院的一份文件记录显示，该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于 1971年10月27、28、29日就冲绳协定举行听证会。27日国务卿罗杰斯代表行政当局作证；28日，国防部副部长PACHARD和美军驻日琉球岛屿最高指挥官LAMPERT作证，讨论了有关军事安全问题；29日，联邦参议员TUNNEY，以及吴仙标、邓志雄、杨振宁、JOHN FINCHER教授等就钓鱼岛列屿问题作证。
从吴仙标保存的证词原文看来，吴仙标的在证词中叙述了钓鱼岛的历史，引用了中国《人民日》社论和外交部关于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声明、台湾当局对钓鱼岛列屿主权的声明，分析了美日在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协议中存在的谬误，以及可能引起领土争端的严重后果。证词说：“中国政府为了维护珍宝岛的领土主权，不惜与苏联一战，对钓鱼岛主权被日本夺走同样不会坐视不理”（天下事天下人管——吴仙标的政坛秘辛．原载美国《侨》）。1971年10月30日的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经济新闻》等都在显着位置道了这次作证情况。
清代大臣盛宣怀因经营药业，某次慈禧太后病中服用他的药而痊愈，问起药材，得知来自台湾的钓鱼岛上，慈禧与光绪帝因此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颁旨将该岛赠封给他。盛宣怀孙女盛毓眞，因当年被徐淑希大使收为义女，改名“徐逸”；1947年徐逸到台湾，写信通知父亲盛恩頣；盛恩頣回信时，将圣旨和钓鱼台地理图寄来，要徐逸随时就近去看看。盛恩頣并撰写地理图，说明盛家与钓鱼岛的关系背景，虽未积极管理，却提到钓鱼岛是北台湾渔民往来栖息之地，且相关档案已悉数捐上海交通大学，即盛宣怀手创的南洋公学。徐逸后转赴美国定居。徐逸曾进入美国参议院作证发言，提出祖父受皇帝赠封土地的文件，获美国参议院认同，列入美国第九十二届国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录于1971年11月9日出版的第117卷169期国会记录页。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国务院据国会记录，认可徐逸对钓鱼台的所有权，1971年11月3日由法律顾问RobertMorris致徐逸女士函为证。
1971年11月2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16票比0票通过了有关钓鱼岛列屿问题的决议。决定将钓鱼岛列屿的行政管辖权归还给日本，但是不包括领土主权。 “美国认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它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第九十二届国会记录》,1971年10月27日至29日，第91页）。
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法律顾问执行助理罗伯特•斯塔尔也明确表示，美国“把从日本取得的对该群岛的管辖权交还日本，决不会造成对任何潜在的领土主张的歧视”，“对群岛的任何冲突性的要求，需要牵涉此问题的各方谈判共同解决”（浦野起央，刘苏朝，张植荣，编．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 问题研究资料汇编．香港：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 年,第333页）。

　　

　　9 留美学生的“国是大会”

　　

　　⑴ 国是讨论会的起因
历经半年的激情之后，4•10华府大游行把保钓运动拉到高潮。
保钓，“意识”虽然在留学生心中扩散，但“行动”却没有造成任何现实上的改变。
然而，历史却在这里突然拐了个弯。
国际社会弱肉强食，利益互换，是一个信奉实力的权力系统。彭德怀元帅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海岸边架上几门大炮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得到了历史的考验。
美国为不断加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的步伐，正于保钓运动炽热时刻，演出伊索寓言中豺狼与小羊的故事，抛出“台湾”问题，使台湾当局犹如火上浇油，如坐针毡。1971年4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台湾的法律地位，是一个‘敌对’政府之间尚未解决的问题；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争端，应由‘两国’直接解决”。
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摆在留学生面前。
台湾当局正在积极对海外留学生分化打压，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面对美国的投井下石、“釜底抽薪”，群雌粥粥，忍气吞声而又无可奈何！难道“今日情势之恶劣，国际道义之消沉”又将重演？台湾当局对抗战初期的外交，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日本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美国的“借刀杀人”，苏联的“祸水东引”，国际社会保持了可耻的沉默。中国不得不在恐怖的孤独中迎战强敌，外交上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一个危局接着一个危局，欺骗之后复有欺骗，叛卖之后还是叛卖（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北京：三联书店，2003）。
1971年6月15日，蒋介石发表《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精神》（史称“庄敬自强”文告），《文告》曰：“只要我们都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此情此景却无法掩盖蒋内心的震惊和痛苦。
美国“助桀为虐、制造事端”；日本盗憎主人、“叫花子睡街沿——得寸进尺”；台湾当局“首鼠两端”、鲜有动作。
严峻的现实，迫使保钓留学生反思，日美的态度众目昭彰，钓鱼岛问题的彻底解决依赖什么？留学生如堕烟海，为之各地留学生国是讨论会竞相开展。“认同运动” 很快在同一时期向祖国统一运动飞跃，于是进入了保钓运动和统一运动并举的新阶段，举起了“祖国统一论”的旗帜。林盛中（笔名柳迎），在1972年9月号纽约《钓鱼台》月刊，发表一篇长文批判“台独”。
保钓，开始从最直接的钓鱼岛问题延伸至两岸统一的国是讨论上，为此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
美国华人华侨，爱国群星灿烂，志士仁人成群。尽管爱国华人华侨由于年龄、身份、经历不同，但促进中美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反对“台独”，维护世界和平，却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和目标，给予保钓和国是讨论会以鼎立支持。
曾目睹日本侵华之任之恭、陶葆柽夫妇，“哪个能忘记这国家民族的耻辱，哪个心中不种下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哪个不立下终生国之志”，在美国几近功成名就，义无返顾，频扑于途，积极参加保钓，并1972年回国将其小女儿任峻瑞送到北京大学。
今天，在美国南加州地区的华人社团中，提起李惠英、陈文英女士，几乎无人不晓，“双英”的爱国促统的故事到处传说。当时，李惠英以唯一非官方中国妇女的身份，参加了联合国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并在大会发言，介绍新中国妇女解放的奇迹。经常在校园论坛介绍新中国，并和丈夫陶慕廉教授（美国东亚问题专家）一道到各学府作巡回演讲，呼吁美国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家庭爱国传统的熏陶和潜移默化，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华人陈文英就和大哥哥大姐姐们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在了保钓的游行示威的队伍之中。由此在年轻的陈文英心中播下了爱国的种子，直接影响和改变了她的人生之路。其过人的精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在侨界令人交口称赞，1976年，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梁恩佐等人在内的全美华人协会在华盛顿成立，二十岁出头的陈文英就是发起人之一。
在保钓史调查中，下列问题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和思考。
我们认识到，也毋容回避，中国国内发生的性质极为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其理论体系、价值观念、方式和方法对保钓运动有着一定影响。
我们也看到，也能理解到，台湾留学生在与过去台湾当局长期的“反共、爱国”教育的思考模式做剧烈的思想斗争，有一批人思考着，认识过程和思考的方式不同以及视角的差异，两种价值观念体系进行着激烈的碰撞。
我们观察到，也毋容否认，台湾留学生中一部分存在着反思国民党威权体制“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一种思潮，对保钓运动理性健康发展有着影响。
这些观点，在其许许多多有关保钓的回忆录以及当时许多文章约略初显端倪，许多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展开，即就是回忆录也是支离破碎，很难找到一些深层次的研究文章，对于这些我们不能不予以注意。然而，许多问题并没有完全确切的答案，我们试图寻找问题的根源，但是非常困难，给我们留下许多探索的空间和一个个难以回答的棘手问题，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探索。
保钓不是以思想为主的而是以行动为主的运动。在国际分析中，任何将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排除在外的解释，都无法严肃地面对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
既然是运动，谁都可能选择自由参加或退出或不参加，或袖手旁观；但保钓组织为什么却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斗私批修”，从而团结一致；
既然是运动，就没有规矩可遵循，就需要相互交流，参考别人怎么做，采取何种立场和向何种方向发展，为什么大家却在相互自发地串联，交换看法；
既然是运动，运动毕竟有高潮与低谷之分，其发展过程是波浪式的，既需要民主的决定过程，又需要团结一致的共同执行，为什么大家都能自觉执行；
既然是运动，它的行动逻辑是什么？又以什么理论基础做为行动准则？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为什么得到那么多的人的支持？
既然是运动，就需要经费，有人曾戏谑在美国搞保钓犹如在中国国内搞基督教，没人给拿钱的。大家都是穷学生，那么为什么留学生就不怕从为数不多的奖学金拿出，而影响自己的学业和生活，难道就不怕荒废学业？
参加保钓的，主要是台湾外省籍学生和香港学生，台省籍人数比例非常低。据某些人的接触和发现，台省籍学生不参加钓运的理由虽然甚多，但对日本没有“仇恨感”却是不参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他们参加钓运的话，参加的原因有二，一是反国民党，二是向往社会主义。总的说起来，早期参加钓运的台籍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和执着程度是超过外省籍学生的（台湾岛内的学生运动近况．香港：七十年代．1973，第8期；新华社．参考消息．5337期．1973-08 -08，）。
从台湾来美的外省留学生，无论怎么说，在台湾的成长期间都获得良好的教育，享受到安定的生活，甚至许多出自政要之家，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在一次运动中相当突然地反对和弃绝曾经培育他们的‘政府’反而投向一个将他们父母赶出大陆，彻底否定他们的存在价值，并且对他们毫无恩义的共产党政府呢？难道只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没有坚守钓鱼台？……。为什么国民党培养长大的精英会在一次运动中跨越了情感的鸿沟，高举起五星红旗？（水秉和．保钓的历史回顾．当代．1986，2：65）。
一位位从台湾出来的学子，在金元“国度”里埋没了十来年，依旧心系祖国，做出决裂性抉择。参加保钓的台湾籍留学生郭松棻、花俊雄、廖秋忠、许登源、林盛中、吴国祯、蔡文珠、张昭庆、陈挹芳……认同新中国，以不同方式方法“能在一块不再是断裂的疆土上，共同守护他们青年时代的高贵的信念”（台湾作家李黎语）。陈挹芳“她以她小小微弱生命，备历艰辛，始终挣扎奋斗，走了大半个地球寻找一个自己的理念，一个自己的定位：怎样以自己的能力和方式，做出对祖国、对同胞最大有用的贡献，是她自己自愿地担负起时代的重担”（马大侃．悼念陈挹芳．侨．2001-03-28）。
保钓运动发展成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运动，并把它深化、发展成为了解新中国、了解社会主义、争取中国统一的运动，并且进行到一个呼吁“中国统一”的阶段。因为每一个人都明确国家统一才是确保钓鱼台的根本，也是防止一切国际阴谋的要务。但是说起来容易，难道岂非一句空洞的大话，如何做起来，难哉！
保钓运动中的左翼，彻底拒绝了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下所接受的反共和殖民主义教育，在思想上批判西化、殖民化，开始了认识本土、了解下层劳动人民、认同社会主义祖国的过程。
谈到“中国统一”问题重重，要把生活在两种不同世界，长期互不来往、互不了解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谈何容易。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不仅有机会更有责任开始来聚集一堂，使不同政治见解的人沟通意见，相互加强了解，要把目前的中国问题提出讨论，以期更深一层的分析问题，为“中国统一”贡献一份力量，国是会议于是应运而生（美东及全美留学生国是会议侧记．见：林国炯，胡班比，龚忠武，等．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集．台湾：人间出版社，2001，第 431-436页）。
⑵ 国是讨论会
1）关心国是
当时这些留学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西方强权的严密禁运和围堵非常感到愤恨，对新中国能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取得真正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又感到非常骄做（高原：海外保钓运动的回顾《北美行》，1994）。参与者开始认识中国，走向社区，参与草根活动，批判资本主义，认识社会主义，学运的重心集中在关心国事，认识到在保卫钓鱼岛的问题上，必须要国家民族的统一和强大，中国的分裂造成钓鱼岛的被疏忽和侵占，国民党的颟顸媚外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利益，因此而从长期“反共”的熏染转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来留美中国学生运动的回顾．香港：《七十年代》．1975）。一定要结束分裂状态。钓运转到统运，是透过一个“认识祖国运动”展开的。
“认识就是寻求定位。既然自我失落在这块异乡，那就只有透过民族团结，才能再重新建立起中心意识，以获得身份的归属”。
钓运小说《昨日之怒》（张系国．台湾：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78；1977年10月13日起台湾《中国时》曾连载）尽管在整个小说中，回荡着：“遥远美丽的土地，沉入记忆苦涩的一角，怒吼声亦已远去，如一张老旧沙哑的唱片，昨日之爱、昨日之怒均已忘却”的主旋律。学术界对此存在争议，或认为“过于粗糙，艺术性不高，但仍可视为政治小说的前驱（古远清．论1980年代台湾小说中的政治迷惘——分析台湾的政治小说．香港：文汇，2004-12- 08）；或被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做为学生学习“学生运动”的指定读书作业的参考书。其学术价值，在此姑且不论。但书中的主人公，保钓运动领导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博士葛日新在各种场合慷慨陈词，倡言到：“我们必须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的国家”。这的确当时在美国中国留学生之间，是一种潮流，一种正义的呼声。保钓已深入发展渗透到留学生“关心台湾﹑认识祖国”。台湾留学生曾不适时机地发出了“真理在海的那一边”（刘大任语）的呐喊！
不必讳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成就和国际地位的异军突起，国际政治格局在迅速改变，使留学生更自豪、更自信，热爱祖国，“疼台湾，爱中国”成为留学生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愫，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切感，对中华民族大义的使命感，爱国感情自然凝聚到黏附在热爱支持新中国。
4•10游行之夜在马里兰大学的第一次全美大会中，“要求统一中国台湾的呼声，像平地一声春雷，震撼了每一个海外同胞的心弦”。“于是如何统一我们的认识，整齐我们的步伐，来配合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形势，乃成为目前钓运最迫切的任务”（林国炯，胡班比，龚忠武，等．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集．台湾：人间出版社，2001，第418页）。
林国炯博士在匹茨堡参加各校的保钓活动，在一次讲座上，许倬云以革新保台论担任主讲，被持有统一论思想的听众批的体无完肤。在一次林国炯博士担任主讲中国的统一时，一些持有台独观点人士有备而来，有意刁难，为之进行激烈争辩。许多坚持中国必须统一的同学毫不犹豫进入帮辩，这是林国炯博士第一次公开统独之争辩论，留下深深的的印象。
5月1日，密歇根大学保钓会召开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留学生们已肯定台湾即将面临重大“变化”，于是提议先在美国各地分区进行“国是”座谈，而后由密歇根大学和耶鲁大学于9月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举行国是大会，得到了各地保钓组织的积极响应。于是，美国各地留学生纷纷召开各种国是会议或国是讨论会。
台湾留学生程明怡是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物理博士后，保钓运动的学生领袖，1971年9月1日，冲破重重阻力，在纽约唐人街开设了的加萨林街美国第一家出售新中国货物的“四新”百货商店（现“珠江”百货公司），并在店门口挂起五星红旗，从另一个渠道宣传新中国。
随后，台湾留学生金茜琳博士，在唐人街设立以出售新中国书籍为主的第一间书店，并替新中国邮寄《纽约时》等刊资料(正在纽约卫生研究所读博士后的香港留学生曹宏威等工余投入折义工)。
华埠开埠上百年，一向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天下，五星红旗的出现，震撼性非同小可。诚然，也受到台湾当局在美势力的阻饶和破坏。据刘大任回忆：华埠风声鹤唳，传统老侨团雇好了流氓打手，准备烧旗毁店。留学生确实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纷纷轮流自发到“四新”等打地铺守夜，参加护旗行动。
为了长期保护“中国”进入美国的华人世界，护旗只不过是表面工作，团结老华侨，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才是釜底抽薪之计（刘大任．纽约眼．莫扎特想念毛主席．台湾：皇冠出版社，2002）。
“团结骨肉同胞”，许多保钓组织和留学生开始走向社区和华埠，其服务组织相继诞生。据说芝加哥留学生曾有个“新青年中心”等（我国美术界泰斗、中央美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创办人胡一川先生之子、美国芝加哥广州协会会长胡大江曾撰文：不要忘了芝加哥曾有个“新青年中心”，2008）。限于资料，现无法对整个活动系统展开论述。
随着认识的提高，使留学生认识到钓鱼台的确保，只有中国的富强统一。依靠列强的“幡然醒悟”、主持公理只是“白日痴梦”。保钓运动自然而然地走向中国统一运动。
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该不该拿出良心来，正视中国的现状？讨论国是、议论国是，也就成为留学生日常生活的关心的话题。
2）麦迪逊郊区野营会
4•10游行示威之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生程明怡、王春生、曹宏威等以及台籍留学生、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陈恒次等相继拉响了“国是”讨论会的序曲。许多大学纷纷响应，积极召开该校的国是讨论会，如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学校几乎每星期一次，让学生知道了许多关于新中国、两岸关系的事情，“两岸统一”成了经常闻及的词汇，使学生思想受到了洗礼，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得到升华，从而影响和熏陶学生们的行为。今天在台湾半导体产业做出很大贡献的杨丁元、章青驹、史钦泰同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机博士，修课期间阴错阳差，最后归宗于同一位指导教授成为“同门师兄弟”。坦言当时保钓同学们感慨良多。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且有研究中华革命党的弗里曼（Edward Friedman），以研究五四运 动而声名大噪的周策纵和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有深入探讨的林毓生的一些名教授，对留学生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生、马来西亚华侨卢道明博士等创作的“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短剧，并亲身力行，积极组织，由3 0多位华人留学生的宣传队，自编自导自演，并在全美巡回演出，在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之间产生了很大影响（威斯康辛大学中国同学会集体创作．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收录：龚忠武，王晓波，林盛中，等．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第一卷．台湾：人间出版社．2006，865-880）。
1971年6月11日-12日，美国中西部地区各校保钓会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郊区举行野营会，讨论保钓的方向及具体行动。
1971年6月19日-20日，色克门多（Sacramento Califomia）北君州野营讨论会，北加州联盟1971年7月30日-8月1日假沙缅度西桥举行野营讨论会，以及10月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美西国是讨论会，分别就就中国现况和台湾问题详细讨论。
各种大小型讨论会、读书会、演讲会不胜枚举。
令人遗憾的是，限于资料，暂无法展开叙述。
3）堪萨斯国是讨论会
美国中南部地区各校“保钓分会”于1971年8月14日至15日在堪萨斯州劳伦斯举行，堪萨斯大学主办，有一百多人参加的“中南部地区国是会议”。
堪萨斯大学张惠生、冯汉枢、吉成勋、金震、黄湘，密苏里大学的黄建华，艾荷华大学的蔡福昌、古兆中，奥克拉荷马大学周本初、林国炯、吕金泉，奥克拉荷马城的沈心平等以及堪萨斯大学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参加了会议，由张惠生同学担任大会主席。
在大会的演讲中，周本初痛斥国民党腐败及白色恐怖，不顾全中国百姓福祉，勾结美日，言词之间声泪俱下，听众为之动容。
会议通过：“国民党政府不能代表大陆及台湾的中国人民”；“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国际阴谋”；建议各校中国留学生联名致函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其访问中国之决定表示赞扬”等3 项决议。建议各地保钓组织留学生回新中国参观访问。并由大会主席张惠生致函，趁周本初将前往参加美东讨论会之便，代表中部地区保钓会议转达这三项决议。林国炯代表奥克拉荷马大学保钓会、张惠生、冯汉枢、吉成勋代表堪萨斯大学保钓会参加安娜堡国是会议。
会议决定创办《新中国》杂志（双月刊），“以介绍中国的新面貌及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台独，促进中国统一为宗旨”，由中部地区四校联合发行，轮流主编，堪萨斯大学负责印刷（详见林国炯，胡班比，龚忠武，等．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台湾：人间出版社，2001，第662-685页）。《新中国》在创刊词道出刊物的目标“身为中国人当然不愿意目睹祖国永远分裂，我们激烈地反对外国势力企图分化我们，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团结海外所有爱国力量，正确地认识今日的中国是当今必要的任务”。后“以鼓吹中国统一为目的，以全民利益为依归”为宗旨，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的论文，对于增强新中国的认同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1971年10月创刊， 1976年2月停刊，共出版23期。
堪萨斯大学中国同学从办《新中国》，到1973年开“熊猫”国货店，1976年成立“大庆”公司，都始终团结如一日。
林国炯动情地回忆到：“这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患难与共的同志感情是全美其它各地保钓会所罕见的”。
4）美东国是讨论会
8 月21日至22日，美国东部地区各校“保钓分会”在罗德岛州布朗大学举行“美东国是讨论会”，由谢定裕、鲍永平教授（已于1991年因胃癌去世）主持，约有三百余人（一说近四百人）参加，受到程君复、廖约克、项武忠、龚忠武、周本初……等立场最鲜明的“统一”派的留学生的坚决支持。
会议组织者积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利用各种讲座、告、电影、幻灯等各种方式教育留学生重新认识中国、认识帝国主义等，通过自我学习及小组讨论，潜移默化、提高认识。
布朗大学的美东国是讨论会上在美国首次公开放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新闻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以及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使留学生们第一次看到来自新中国的电影。“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使在场观看者无不为之动容，激动不已！
由于组织者的精心策划和运作，使留学生之间面对钓鱼岛“面貌未改、现实依旧”，弥漫着一股消极失望的气氛与情绪荡然无存。运动向何处去？认识中国和促进统一的思路在留学生中逐渐形成。
布朗大学谢定裕、鲍永平教授等为召开“美东国是讨论会”，呕心沥血，加大宣传力度，登广告、贴海、散文宣、奔走呼号。
谢定裕，曾被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戏称为香港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吴家玮．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热望中国的统一，动情地讲到：“南北朝分裂长达270多年，分裂的时间不可谓不长，政治、经济、文化上差异不可谓不大，可是统一过程所历的痛苦竟如此之轻，统一后不但融合顺利，而且竟放出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隋唐盛世，这一历史事实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近百年来，中国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同胞被凌辱，领土被割裂，痛定思痛，人民对统一的要求更加热切”。直接抨击“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一直就是依仗美国才能存在的政权，所以，一直不是事实上的政权。如真想在历史上找一近似的例子，也许日本所炮制的伪‘满州国’差可比拟”（丁一〈谢定裕〉．论中国统一．美洲华侨日．1977-06-14）。
鲍永平早年并组织参加读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呼吁“用我们的热血与爱心，培植和平统一之花”。谢定裕曾动情地回忆到；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可我们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希望有一个富强、公道、统一的中国。即就是病中，仍旧关心祖国的发展。虽然他也知道不可能在他有生之年完成……。可是知道总不断有后继者会继续努力，有这样的一生，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丁一〈谢定裕〉．怀念永平．思索中国．1991）。
“美东国是讨论会”会议期间共分为十个小组讨论，分别由徐守腾、陈恒次、廖约克、邝治中、戴永生、黄包、李我焱、马大侃、花俊雄、李雅明等主持。王正方、项武忠等曾分别整理总结各小组讨论。分别讨论了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外交政策、少数民族政策、经济发展、文化大革命等，有三个小组以绝大多数通过向大会提议到联合国游行示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代表。
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终于在留学生之间达成共识，形成5 点决议（史称“美东讨论会”，个别文献称“布朗决议）：“① 反对任何形式‘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国际阴谋；②一切外国势力必须从中国领土及领海上撤出；③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应由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 自行解决；④反对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任何集团；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姚立民．海外中华儿女大结合．《明月刊》．1971年 10月号,第91页）。
虽然，在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准则都没有太多异议，但有一点颇有异议：尤其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经过一番激辩之后，终于以 118票对61票通过。议案通过后，不少台湾来的留学生“面色发青”，“愤然”走出会场（丁一〈谢定裕〉．钓运十年有感•公开信．1981年4月）。
美东国是讨论会第二天下午曾举办专题演讲，由访问新中国的回美不久的乔赋麟夫妇、李文碌以及前几年来自中国大陆到美国的王中敏等主持。
美东国是讨论会在美国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1950年在新帝国主义干涉下中国民族分裂对峙以来，第一个由海外爱国主义运动正式提克服民族分裂构造，并呼唤民族的团结的先声。一直到今天，民族统一的言论与行动不曾中断”（陈映真．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序．见：龚忠武，王晓波，林盛中，等．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第一卷．台湾：人间出版社．2006，4-14）。
根据林盛中回忆：布朗大学“美东国是讨论会”（详见林国炯，胡班比，龚忠武，等．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集．台湾：人间出版社，2001，第 421-443页），这是第一次公开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政策的会议，分10个组进行讨论，谢定裕和鲍永平教授为这次会议的核心人物。在会上公然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国民党派魏镛参加，受到布朗大学讲师陈幼石、博士生郑永齐同学等的坚决反对，保钓运动发生“左、右”分裂。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在会上进行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并没有获得过半数通过，但决议要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在9月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示威游行——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根据自愿原则自行前往参加。
随后，8月28日，美国西南地区10余所大学“保钓分会”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举行“美西南国是会议”，与会者百余人，经过认真讨论通过“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当局会谈，借以解决台湾问题”和赞成”美东国是讨论会决议案”之前四条及“美中南地区之决议案”的两项决议。
5）安娜堡国是大会
在各地举办国是会议的基础上，1971年9月3日至5日，留美学界437人，在密歇根参加由密歇根州保钓分会筹备的安娜堡国是大会。其中半数来自台湾，经常参加会议者保持在350多人左右。
安娜堡国是大会核心人物为密歇根大学水秉和同学，这位曾参加过反越战示威和演讲的台湾来的留学生。1969年深秋季节，在北美的汽车城底特律维恩州立大学门前，曾经给一位年近古稀异国老太太罗素担任临时助手。老太太虽然不是知名人物，但她开着一辆破旧的旅行车，带着几部新中国的影片和革命书籍，特别是中英文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以及安娜•刘易斯•斯特朗编写的《中国来鸿》……。电影如《红旗渠》、《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白毛女》……，巡回美国各地，执着地宣传新中国、真挚地敬爱中国领袖毛泽东。深深感动着水秉和等中国留学生，“心理的感受是相当强烈的”。
为什么她会把一生贡献给中国？这位曾亲眼目睹五四运动的老人，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深深感动和影响了其一生，正是她把上一代中国青年激越的爱国意志传给了水秉和等中国留学生。水秉和几十年后对罗素仍深怀感激之情。
是的，受其影响的岂是水秉和，不知有多少个水秉和深受影响。或许说她的宣传微不足道，但正因为有着这许许多多的微不足道，才是新中国的形象从扭曲中被国际社会所认识。我们在这里也怀念罗素老人！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永远感谢罗素老太太。
据许多留学生回忆：这次大会邀请了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参加，有激进的左派人士、极右的保守分子；有中间派，中间派中又有中间偏左与中间偏右的差异；有温和的左派、有反共而又反国民党的、有主张台独的、有主张中国统一的；主张中国统一的人中又包括主张台湾立即成为中国一个行省的、或者主张台湾成为中国一个自治区的……。水秉和认为“钓运是一个自发的运动，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不具侵犯性的运动，一直存在着讨论、辩论和不同意见之间的对话”（水秉和．保钓的历史回顾．当代．1986，2：65）。
在国家“认同”上出现的质疑，保钓运动开始有朝向政治运动的发展的趋向。保钓留学生，本来理念就有差别，日后更显然分化。一些人淡出，一些人困惑，一些人转向，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仍以自己人生青春与这一爱国运动相联而自豪。
安娜堡国是大会上讨论“台湾前途”时，“台独”代表罗福全，1968年在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经济学博士，与陈水扁一样出身台湾南部的嘉义市，同为台南一中校友。由于罗福全（夫人毛清芬亦热心“台独”）受教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在拿到学位后不久就到联合国组织工作，1966年“全美台湾独立联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创始人之一。主张台湾应“不依赖任何外国力量，先与中国大陆进行磋商，俟取得中国大陆之谅解后，建立多党政治的自由民主的‘台湾共和国’，共和国的人民不分过去省籍，地位一律平等……。台湾之前途，台湾人民(包括现在居住台湾之外省人) 应有权自行选择”（姚立民．海外中华儿女大结合．载《明月刊》1971年10月号,第90页）。此外，在保钓运动期间, “全美台湾独立联盟” 主席，任教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梅德加埃弗斯学院的蔡同荣声称坚决反对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高度自治区，主张台湾应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认为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对其实现“独立建国”有利（1971年7月13日新华社香港航讯．载《参考资料》1971 年7 月13日(下) ,第31 -37页）。但这些主张一经出现，便立即遭到参与保钓运动的留学生的坚决反对和唾弃。
由于与会者政治立场与见解迥异，在“政府”认同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双方展开激烈辩论，但都未能说服对方。
邵玉铭、郭仁孚、夏元生、赵林等主张应当由台湾当局继续在联合国行使中国代表权，；程君复、项武忠、龚忠武、张惠生、林国炯、……等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留学生对此则坚决反对。
安娜堡国是大会在台上的主持人和演讲者共有34人，26人来自台湾，6人来自香港，2人来自大陆。张惠生介绍了新中国的水利建设，林国炯以“国际政治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政策”为题介绍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
素有“爱国理想主义”之称的程君复理应成为一个埋头数理的数学教授和学者。然而，他对人生的真谛有更广更深的感受和认识，最大最深的，就是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关切，对中华民族大义的使命感。1972年参与组织海外第一团“保钓人士”访问新中国，爱国热情空前升华，满腔热血地向美国人民介绍新中国。其夫人、台湾籍留学生蔡文珠无声无怨，夜以继日勤快忙碌，默默地协助程君复和保钓游行进行各种文书事务。一幅挽联真实反映程君复一生：
云天高义，保钓促统三纪，魂萦红日怜忠骨；
铁胆侠风，爱国为民一心，血沃神州育春华。
由于程君复、龚忠武等力主统一留学生的立场鲜明和艰苦工作，思想得到空前的统一。在力主统一的留学生大力推动和竭尽全力的密切配合下，把钓运从“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共识，提升为“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祖国、统一中国”的政治表态，列入会议议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的一条，并不是当时“头面联络人”的意愿，而是与会群众提议。尽管说会后便听到那些踟蹰不进者的抱怨，可是，统一的旗帜一旦高举，戳破了当时“反华反共”的禁忌，反映出人心所向，立即引起台港及海外华人的共鸣，运动空前壮大，认识祖国、回归认同，潮流一波高过一波，即使那些裹足不前、心有不甘者，也被浪潮冲得高喊统一（老董（董庆圆）．悼君复吾兄．读书．2006年第3期）！
安娜堡国是大会上，会议对“美东地区讨论会议案”进行表决，以236票赞成对4票反对通过，1票既赞成又反对（这一票据说是沈君山，前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唯他对布朗决议第一条（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国际阴谋）同时投赞成票和反对票：同意反对国际阴谋，不同意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一论调开“革新保台”的先声，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理论），通过了“美东地区讨论会议案”的5 项决议。会议决议在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之前，前往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游行（即后史称的“纽约9•21游行”，游行中互相对峙根源亦产生于此）。
需要值得指出的是，在安娜堡国是大会期间，从开始到结束。始终流传着大家关注一个“小会”冲击“大会”的故事。许多留学生经常围着沈君山唇枪舌战的辩论，尤其是项武忠与沈君山之辩特别突出，大家日以继夜的在那里激辩，周围经常有二三十人围着，津津有味的听者，不时有人帮辩。常常被会议主持者三番五次派人，才能把这批人由会场外的“小会”请到礼堂内的“大会”上来。项武忠抱着“真理反正在我这一边，你不必噜罗”！被人戏称为这次会议“嗓门最大、态度最武断”的一位，其对新中国的认同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的执着深深感动着留学生（水秉和．你的“保钓”，我的“保钓”——七十年代的运动、八十年代的辩论．当代．1986年8月号；亦收录：龚忠武，王晓波，林盛中，等．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第三卷．台湾：人间出版社．2006，2328-2390）。
布郎大学留学生由于前期准备“美东讨论会”事宜，鉴于两会间隔时间太短，加上过度劳累，没有派人参加安娜堡国是大会。
6）9•21游行
1971年9月2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示威游行，这是全美国第一次华人公开政治表态的游行。
这一天，台湾的留学生公然以五星红旗开道，接着是10个人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牌子，再接着是10面毛主席画像，然后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世界各大新闻媒体都大肆导，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林盛中由于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而成为次日《纽约时》压题照片，引起很大震动，从而也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是一首经过时代锤炼最终被历史选中的歌，一首熔铸了磨难与奋进，升华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歌，首次在美国大地被留学生公开高唱。游行也受到国民党花钱组织的“反共”游行、事先还放话有职业杀手打手要暗杀行凶、企图吓阻华人参与的威胁和冲击。两相比较，不论是人数、士气、阵容，都表现出美国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已经破产。
7）保钓访问团与周恩来总理
留学生出于一片爱国热忱要去新中国看一看，“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想着黄河岸啊阴山旁……”，也成为许多国是讨论会与会者迫切的愿望。
祖国张开双臂，欢迎游子归来。
1971年9月底，李我焱率领陈治利、陈恒次、王正方和王春生，组成保钓零次访问团，踏上心向往之的新中国。11月17日，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长达6小时的接见并共进夜宵。中央统战部部长罗青长、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章文晋、台湾籍的林丽韫等近二十多位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王春生至今记得当年的意外与兴奋杂糅的心情，“我们在台湾自小受过反共教育，在美国读书又身受反战运动的感染，对于当时的左派思潮十分向往，可是新中国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是什么”？大家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与好奇踏上征途（朱红军．海外保钓第零团归国始末．南方周末．2005-10-06）。
然而，正当李我焱等5人刚踏上归国之途，一上飞机没几天，台湾《中央日》海外版1971年9月底就刊登出5人的照片，并吊销5人护照。《中央日》11月28日再次刊出，开始对其包括家人进行政治迫害，……。
王正方与哥哥王正中，这对形影不离、就连休学、打针兄弟两人也得同时进行，互相“撮弄”对方的“冤家”兄弟。王正中曾回忆到：当年我还掩护弟弟到大陆去，送他们到机场，以为很机密，没想到他人还没回来，消息已经上了《中央日》头版。原来帮他们办手续的旅行社就是国民党开的（胡幼凤．保钓变附匪连父丧也回不来．台北：联合，2006-02-06）。
看到弟弟回国，处处考第一的曾积极参加保钓王正中岂能落后，跑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要求回国，为祖国服务，却以多学学美国的科学技术被婉谢并劝留。他回到美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在研究寄生虫病方面颇有成效，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化教授，终结了非洲因寄生虫引起的“非洲河盲症”，导致村人失明的“盲人村”的灾难。后来还回台在中央研究院创立分子生物研究所，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保钓第零团的访问成功，更是开通了海外学子与祖国定期沟通的渠道，随后循着其足迹，跨过大洋。程君复、张信刚、孙正中、黄哲操、李浩、朱邦渝、张惠生、文乃建、鲁永振、杨贵萍、董叙霖、梁恩佐、曾仲鲁、宋新生、吴肇熙、邓玉琳……等留学生相继先后组成4个保钓访问团回国参观访问。今天，他们提及往事依旧难捺激动之情。　
保钓团成员中有的是国民党高官达贵后裔，有的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他们自己有知识有身份，可是还要上街抛头露面，游行示威，奔走呼号，到内地反映海外游子的呼声，究其基本原因，爱国却是最基本的基础。保钓访问第零团里唯一的台籍留学生、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陈恒次专门准备了一篇有关台湾问题的论文，为祖国建言献策；而且一回国就不断建议，就是我们今天在各种媒体宣传中屡见不鲜的，谁都能说出口的“台湾人民是祖国的骨肉同胞”。尽管说周恩来总理早在 1956年6月28日就提出“台湾的同胞从来就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周恩来．台湾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200-203），但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重视。尽管陈恒次这一小小的建议却得到了高度重视，速度之快为之吃惊。不仅写进乔冠华在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首次演讲中，而且《人民日》对台文章也已经使用“骨肉同胞”的称呼了，其产生的巨大效果却使人出乎预料。
当时周总理不管多忙，总是尽可能亲自接见这些海外学子，从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两岸阻绝多年之后，重新冰释的前景，以及台湾社会政治生态酝酿重大变化的预兆，不以其只是无地位、无财力、无学术成就，“少不更事、青嫩无知的留学生”而高高在上，而是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以及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充沛的精力与强烈的求知欲”与留学生谈笑风生，促膝交流， “几乎有问必答，不厌其烦地一一细道家常”，以进一步增强海外留学生对于新中国的认同感，使留学生欣喜不已。“一个个按捺不住，发言踊跃”。
周总理“浓眉之下的双眸依然炯炯有神，面部轮廓犹有当年万隆会议时的风采“，渊博的知识是留学生叹为观止！留学生“自潮“到，由于“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基本上无从问起”。“扼腕叹息，当年错失良机”。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周总理曾一一询问留学生台湾问题，多次听取留学生中同情“台独”的心结倾诉，亲自了解台湾社会的林林总总，对台湾人民的各种心态与愿望以及台湾的“乌脚病”，“三美女工怪病”等等许多台湾的问题相当留意，甚至包括柴米油盐，水电供应等日常生活问题。对台湾同胞因蒋介石“反动统治”威严高压，“台湾人的心声无人过问”而萌发的“台独”心结表示充分理解，同时耐心地给大家讲述台湾问题的由来、本质，以及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反对“台独”的坚定立场，提出“不错方向，不失机会”解决台湾问题。周总理语重心长的期待“保钓”的海外留学生能为祖国的统一而努力！“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希望曾经或者还在对祖国采取对立态度的少数海外华侨，认清是非，省察大势，跟广大的爱国侨胞站在一起，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事业作出贡献”。
周总理希望留学生，“既然在外面留学，不要把自己当作外国人，应该多参加美国社会的活动，主动融入美国社会” （朱红军．海外保钓第零团归国始末．南方周末．2005-10-06）。
参加会见的留学生，“出身单纯，当年都是不问世事、按部就班用功读书的好学生。到了美国接触到较广的资讯，才回过头来关心两岸问题、台湾的前途等等。社会经验基本上是零，对台湾的理解也仅限于自身经验”。一位当年参加会见的留学生回忆到：“周总理竟然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和我们几个一无建树的留学生闲谈，大约只有一个解释：对台湾的关心与对人民的尊重”。其风范深深地影响着保钓一代人，迄今仍传为美谈。
李我焱曾动情地回忆到：1971年，留美台湾学生“保钓”团秘密访问祖国大陆，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虽然彼此政治立场不同，身份年龄悬殊，地缘距离遥远，但爱国的情怀却是共通的（李我焱．周恩来秘密会见台湾“保钓”团．今古传奇•纪实版，2007年第4期）。
李我焱等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经联合国考试录取到联合国工作，“人生一下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而受访问团演讲的影响，去往联合国工作以作国之途的留学生共有80多人，“他们几乎都有博士硕士学位，大多是放弃自己的专业，改而从事语文工作，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各保钓回国访问团返美后，举办巡回演讲，无所保留地将他们所闻所见的社会主义祖国印像，传递给各校园。李我焱等五人回美后，各地保钓团体在校园内召开“五人告会”，放映实地拍摄的幻灯片，并分头告所见所闻。这是海外华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真相”的一手资料。陈恒次、陈治利更是义不容辞地开着一辆破旧的老爷车，穿梭在中西部、南部学校之间（保钓运动发展相对薄弱地区），四处演讲，发表《我的一些见解和告》，将其在国内的所见所闻，告知大家，提高对新中国的认同感。
一位署名为“游子”，以“科学家”自许，夫妇皆博士，地主出身，深受共产党的苦，真心实意视“中国共产党”为猛兽。然而，这并非铁板一块，面对新中国二十年的巨变，发出心扉的含泪而问天：“妈妈，您在哪里”的肺腑之言，令人感动。
游子在文中写道：据说人类有一种思亲的良知。那怕一个被收养的弃儿如何感激其养父母的浩恩大德与荣华的生活，而在夜深人静时，总是顾影自怜，为自己的身世的凄凉而伤悲。他总是含泪而问天：“妈妈，您在哪里”？同时，不管一位母亲有多少个孩子，她总加倍地惦念着那被遗落的一个，而终日含泪问天：“孩子，你在哪里”？保钓运动的历史使命有待历史家鉴定。但有一点是确定了的，那就是联系了1/4人类的良知的心声；对一个长年流落失爱的海外游子说：“你的妈妈在这里”！对一位累年贫弱而逐渐康复的母亲说：“你的孩子在这里”！一旦这两种人类良知的心声而共鸣时，其势是如此澎湃奔放，恐怕人世间任何的力量都不能是我们分开（游子．钓运与华侨．见：林国炯，胡班比，龚忠武，等．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集．台湾：人间出版社，2001，第471-473 页）。
儿不嫌母丑。尽管祖国还很贫穷，但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建家园，一定要使自己的祖国繁荣富强。毛泽东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号召深入人心，并化作无穷的力量。许多海外游子纷纷踏上回国参观访问或建设之路，为祖国母亲的繁荣富强而添砖加瓦、建言献策。
1972年起，台湾籍留学生林盛中、吴国祯、廖秋忠……相继踏上回归建设新中国之路，为祖国母亲的强大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成绩斐然，“在两岸思维概念异差上，亦做一定协调交流作用，在和平对台政策上，有大家一份心血”。至今仍兢兢业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和为促进祖国统一默默地努力工作。台湾籍留学生江重光、王阿雄、吴英辅……，当年曾回国服务。
1978年以来，许许多多留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祖国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苏纪兰、李家明、赵玉芬,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椿萱以及牟永宁、戴新生、夏平生、杨思泽、邓子久、林磊、张崇华、倪一伟、武进……100多人甚至回国服务。
当年自称“保钓边缘人”的王津平等认为：“当年我所见到的左派，到今天仍然是我最敬爱的人。他们宁愿放弃博士学位与既得利益，奔赴贫穷、落后及看不到什么远景的祖国大陆，我对他们有着无限的敬意”。“他们留在美国就够了，何必要去拥抱那个好痛苦，又穷又愚昧的祖国”（宗育文，整理．青春无悔话保钓——钓运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海峡评论》．55期，1995年7月号）。
保钓运动在1970年代唤醒了香港当时年轻的一代，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爱国爱港的作用，并取得很大的成果。香港留学生胡班比、曹宏威……等亦回到香港，进行务实国的实践。
1980年代末，香港科技大学创建。在创校校长吴家玮的带领下，第一代创建者以当年保钓者为主体，以及受保钓爱国精神熏陶的留学生加盟，组成创建大军。钱致榕、谢定裕、聂华桐、陈介中、沈平、余珍珠、宁克嘉、吴苏、周传钧、孔宪铎、张信刚、周敏民、张东才（张才）、张昭庆、项武忠、沈元壤、萧文鸾、郑绍远、郭宇权、陈正豪、雷鼎鸣、张立纲、郭海成、……，加入创建和发展香港科技大学的行列。
8）保钓向统运发展
4月10日的华盛顿大游行，既是钓运的最高峰，也是钓运的转折点，以安娜堡国是大会为标志，将保卫钓鱼岛主权作为具体目标的保钓运动暂告一个段落，而运动中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感，则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为其参与者们所继承，并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呢？因为“大陆台湾同胞是一家，台湾一日未能回归中国，在台同胞被压榨的苦痛一日未能解除，身在海外，胸怀祖国的我们也一日不能安枕，这便是中国统一运动为什么会在海外波澜壮阔的由来”（二月华府统运游行的意义——身在海外 胸怀祖国．群，1972-01-16）。
安娜堡国是会议以后，保钓运动的参加者因“政府”认同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一部分留学生认识到“钓鱼岛的确保，只有依靠中国的统一富强”。锲而不舍，从而开始探讨、寻求中国的统一之路，向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回归中国的方向走去，使原本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保土”运动推向“更上一层楼”的“中国统一运动”。
“惟有中国的统一，始能一致对外，抵御外侮”（香港：《学联》，1972年4月）已逐步形成留学生的共识。
1971年11月下旬，加州伯克利及洛杉矶两地的保钓分会，联合发表了有关中国统一的四点方案（五年来留美中国学生运动的回顾．香港：《七十年代》． 1975），美东地区立即热烈响应。发起了中国统一运动，这就把本质上是卫土的、民族主义的保钓运动，推向本质上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统一运动了。限于资料，我们未能做进一步阐述。
此“统一方案”仅有初稿，迄无最后定稿。其要点是：
（A）要求美国宣布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海峡与本岛。
（B）要求台北当局宣布一年之内解散“国民政府”。在这一年的过渡时期中，台北当局须从事以下措施：甲、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惩办元凶彭孟辑、柯远芬等。乙、释放一切政治犯，解散各特务机构。丙、废止“总动员法”及“戒严法”。丁、实行普选，由各阶层人民组成临时政府，以实行和平转移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从与大陆通邮、相互访问开始。
（C）要求日本政府废除“日台和约”，停止其支持“台独”之阴谋，停止其侵略钓鱼岛之阳谋。
（D）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应顾及台湾人民要求当家作主的愿望。
同年12月24日、25日，纽约保钓分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了“中国统一讨论会”，有300多人参加。与会同学们呼吁：“统运的责任是艰巨的，我们要勇敢地将这责任担负起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第一天的中心议题是“中国统一的客观形势”，由几位同学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中日关系、台湾当局与苏联的勾结等问题，做了简要介绍。下午，陈恒次发表《台湾同胞的愿望以及中国统一》，动情地讲：“在历史上，台湾同胞曾有过三次被迫与大陆同胞分离”，“台湾人民的愿望是中国统一”。这引起台湾留学生的共鸣，同学们纷纷发言。两位香港同学就香港问题做了精辟分析。
24日晚，在哥伦比亚大学伯爵厅，人们拥挤的水泄不通，超过500多人参加。何炳棣、李我焱、王正方、陈治利、陈恒次、龙绳文、韩丁以及傅、洪女士分别介绍新中国，做了演讲，并放映纪录片《红旗渠》，许多观众激动的流下热泪。
第二天下午在纽约中国城Chatham.Sq.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海外留学生以及华侨渴望中国统一，促进海外中国人大团结。参加会议的留学生和华侨代表在促进中国统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两面红旗引领下，高唱爱国歌曲及高呼口号，列队前往会场。当队伍快走完Mott St.时，突然，四五位打手手持凶器冲进队伍打来，并将附近散发传单的一位女同学打伤。群情愤怒，迅速将打手制服，并将两名打手及收缴的数件凶器交给警方，这次共有3名同学受伤。20分钟后秩序恢复正常，会议开始。应华侨的要求，晚上在纽约中国城的电影同乐会场继续放映《红旗渠》，有600余华侨观看。
1972年2月12日，尼克松访华前夕，中国留学生在白宫前曾集会，对尼克松能改变对华政策而喝彩，希望明辨是非利害，尽早从台湾撤军，勿再干涉中国内政。并唤起海外同胞对中国统一的关注，挫败一切民族败类分裂祖国的阴谋，借以表达渴望祖国统一的心声。
由保钓运动晋级为中国统一运动，对热爱祖国的华人来说，实在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人心所向。“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商谈中国的和平统一，因为这是台湾人民之福，海内外华人之福，中华民族之福”。
钓鱼岛属于中国，说得更清楚一点，它是属于中国的台湾省。
一些不希望中国统一、不希望中国强大的外国人或中国人，有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之说。传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假如台湾脱离中国，则华人谈保钓有何意义？因此，保钓必先保台，保台乃所以保钓。中国大陆与台湾之不可分割，正如同台湾与钓鱼岛之不可分割。
然而，另一部分留学生则继续支持台湾当局，认为“爱国必须反共，反共就是爱国”，从而开始了走上“反共救国”的道路。1971年12月25日至28日，全美各地右派人士代表568人在华盛顿举行了为期3天的“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会议”，以“团结旅美中国同学与校友，发挥反共爱国力量，支持并督促‘中华民国政府’推翻‘中共暴虐政权’，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统一的现代化中国”为宗旨，宣布成立“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联盟”。
反共爱国联盟”主角之一为曹幸林等，执行秘书长刘志同，据说芝加哥大学林良盈同学对筹办颇为热心。
自此保钓运动转变成“统一中国”与“反共爱国”两种政治力量在美国华人之间角力，双方的斗争有时相当惨烈，流血事件不时传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70 年代末。此后保卫钓鱼台的群众愈来愈少，办活动也变得困难（王正方．追忆台港留美学生激情岁月．《亚洲周刊》，2005-07-10）。1978年5月 20日旧金山留学生组织呼吁支持新中国游行时，台湾当局雇佣打手10余人冲进游行队伍，见人就打，多人被打伤，打手后被学生纠察和警察制服。但10多人受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杨思泽同学被人用铁棍打伤以致昏迷不省人事达18小时之久，震惊全美中国留学生。
随着尼克松访华带来的“震撼”，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但爱国统一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道路仍然曲折坎坷。
“一个中国”是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华人的共同心愿，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大势所趋，绝不会因某些人的螳臂挡车而改变。
保钓精神继续发扬光大，发展为统一运动，不仅要保卫钓鱼岛，还要反对台独，保卫全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值得欣慰的是，站在潮头的，成为中流砥柱的，已经不是一两个人，三几个人，而是越来越众的人群，越来越多的社团。
放眼未来：“抽刀断水水更流，爱国波涛浪涌浪”！（侨领陈济明语）。

　　

　　姜宇晨：春雷怒吼钓鱼岛——197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保钓运动述评（6）
10 壮丽山河岂容美日私相授受——5•13保钓大游行

　　

　　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的钓鱼台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事件。钓鱼台事件是外国强权长期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延续。而钓鱼台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长期反侵略、反压迫，为伸张正义而奋斗的一环。今天中国受强权欺压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自从日本政府对钓鱼台列屿显露野心以来，即遭受到压迫的谴责，中国政府在一系列强烈的声明中，重申钓鱼台是中国神圣领土，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者染指。历史的教训犹新，中国人民言出必果，是不容侵略者忽视的。谁要执意与中国人民为敌就必自寻灭亡。
1972年5月15日，是美国正式移交琉球的一天，日本外相福田纠夫妄言对中国领土钓鱼台列屿将于武装占领。在疯狂的叫嚣下，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已暴露无疑。
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向全美中国留学生发出强烈呼吁。
八年抗战血泪未干，日寇侵略暴行历历如新：昨日的卢沟桥，今日的钓鱼台，侵略者的野心是无止境的，谁能保证明日不可能是台湾省呢？
在这最后的关头，同胞们，是时候了，该是我们再次行动的时候了！让你们发出久藏心中的怒吼，向一切强权宣示：中国人民不容欺侮！中国领土不容侵占！
同胞们，让我们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保卫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台而奋斗！
1972年3月25日，美国东部11区的留学生代表在普林斯顿进行了一天的会议，会议通过具有参考性的决议：5月13日在华府举行游行大示威，向日本政府和美国国务院抗议，欢迎各方爱国人士参与，希望各地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热烈响应。以向全世界爱好正义的人们表达我们内心的愤怒、严重的抗议和庄严声明。
1972年3月29日，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普林斯顿分会发出一封致各地保钓会的公开信。4月15日，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会议推举在IBM工作的工程师孙正中为总指挥。确定了宾州大学周承绪教授、耶鲁大学项武忠教授、夏平生同学、……，等演讲者名单。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前，台湾当局为防范再度发生示威游行，采取了譬如“通知避免讨论钓鱼岛问题，否则将予以处分”等的诸多防范措施（据1972年5月13日美联社台北电讯）。但事先已获知这一消息的留美学界的全美留学生、旅美学人1000余人，其中包括许多新人和多时未积极参加保钓的朋友。不顾台湾当局的禁令，为抗议美日的这一行径，仍于1972年5月13日，也就是美国将琉球钓鱼岛正式移交“归储”日本之前两天。在华盛顿地区的美国国务院和林肯纪念堂间的广场集会，并到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日两国政府的做法。这次示威是“两派的联合行动，示威者既有同情台湾的，也有同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1972年5月13日合众国际社华盛顿电讯, 《参考资料》1972年5 月14 日(下) ,第54 - 55页），这也是留美学界保钓运动的最后的一次大游行。诚如谢定裕所言，为保卫钓鱼岛，大家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匹茨堡地区40多位同学分乘8辆车，清晨出发，赶到华盛顿游行地点已经正午了，立即投入游行。
虽然此次示威人数，反比上次减少一半。示威人数虽仅约1300人，但情绪高昂。由于原则上不打任何旗帜，期望任何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团结起来，为保卫钓鱼台而有所共同行动。值得指出的是，这次在游行队伍之前配备了安装有扩音器的宣传车，并配有专职播音员和系列宣传材料，反复在游行地点行走宣传，震荡华府，影响很大。
总指挥孙正中简要地说明这次游行的意义。虽然我们明知未能立刻阻止美国日本的“转赠”，仍然要全心全意，举行5•13的华府大游行。为的是；我们不能任凭他人宰割而不怒，或虽怒而不言，我们不仅要发出愤怒的狮子吼，并下定决心要继续以行动团结同胞，为国出力，向侵略者警告，不光复钓鱼岛列屿，誓不干休！
项武忠教授等三人发表演讲控诉亡国之恨，斥责日本军国主义，激发起大家的爱国之情，使游行的群众口号不断，响彻整个会场。
在听过三人发表演讲后，整队走向美国国务院。
宗家齐同学等三位代表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抗议书。在美国国务院对面的广场上，先后有一位同学、一位华侨太太、哈佛大学一位美国同学演讲。
宗家齐等三位代表向大家告关于向美国国务院抗议的经过，愤怒地进去，更愤怒地走出来。更清楚的看清楚了丑恶的美国帝国主义者的真实面目。负责接受抗议书的是国务院日本事务组副组长Levine（Deputy Dinectoy of Japanese Affairs）。并向宗家齐等三位代表答复：①美国只是将钓鱼台列岛的行政权叫给日本，并不需要主权。②参加示威的群众不能代表美国广大中国人民。③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存在。
宗家齐同学等三位代表当即提出抗议：①我们根本所谓旧金山和约，因为中国政府并未参与该和约的签订。②《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明确地指出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包括钓鱼台列岛于第二次大战后归回中国。③要求美国政府在5月15日前以官方声明修正其对钓鱼台列岛之立场以及主权之无理要求。
但是Levine却回答到：“There will be no official corrections”（不会有官方修正）．
“难道这就是美国政府在掠夺中国领土钓鱼台列岛的行为上给予中国人民的一个答复”！宗家齐愤怒地反问到。
Smash U.S Japan Conspiracy(粉碎美日阴谋)! Tiao-yu-tai,Chinese Land(钓鱼台是中国领土)! Fight,fight for Tiao-yu-tai(为钓鱼台战斗)!
游行队伍离开美国国务院，继续前往日本大使馆抗议时，愤怒地发出怒吼，沉重而坚决，回荡在华府上空。
夏平生等三位代表进入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书。
周承绪虽已年迈，怀着对祖国的忠诚，具有年青人的激情，愤怒斥责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侵略者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呼吁为保卫钓鱼台而斗争。其十数分钟的演讲不时被游行队伍的口号声所打断，令人非常感动。
日本留学生代表发言坚称；钓鱼台是中国的，日本千千万万青年正在觉醒，他们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用日语向日本领事馆人员发言，呼吁他们恢复良知，勇敢地站出来，对日本军国主义过去的种种罪行，向中国朋友表示愧疚，即使几句话也好。
夏平生非常愤怒地告进入日本大使馆抗议的经过。其主要内容有：①这次抗议示威代表世界上所有中国人，甚至世界上所有的人民，向日本政府抗议，揭发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事实。②正义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亦站在世界上所有爱好正义的人民这一边的。③控诉日本佐藤政府的侵略行为及阴谋违反并损害到中国人民利益的，甚至全世界爱好正义的人民的基本利益。④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受了很大的损失，受到了原子弹的摧毁，而战后的今天军国主义又已复活，只有带给日本更大的损失……。
日本使馆人员的答复：①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这是没有疑问的。②日本并没有什么军国主义的复活。③把台湾划入日本防卫识别圈内是基于“美国日本安全条约”的协定。
夏平生非常愤怒地说：这就是日本政府对钓鱼台列屿，甚至对台湾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这也将会是全世界中国人所决不能忘记的无耻之言。这当即引起了留学生的强烈愤怒。
程君复愤怒冲上游行指挥车，当即把吊挂在那里的一幅日本军人画像撕毁。
“保卫钓鱼台！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粉碎佐滕大东亚共荣圈！反对美国偏袒佐藤阴谋！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当游行队伍经过双橡园时，游行队伍忍不住高呼：内出国贼！恰逢袁懋如从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馆”乘车出来，被示威游行的群众当面认出，打倒汉奸！打倒走狗！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不时在游行队伍中响起，震荡着在场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扉（黄企之．保钓运动二十年．北京∶《经济学人》，1992-04-07）。
在激动、愤怒、悲痛、失望交织的心情下结束了华府第二次全美保钓示威游行。
晚上同学们聚集在Johns Hopkins在华府的政策研究所共进晚餐。并在二楼畅谈保钓工作的经验教训，以及下一步的工作，主要讨论意见集中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关注台湾问题，支持反越战，对台湾社会各层面做深入研究，成立社会服务社，服务同胞以及其它意见。未做出任何结论，以供各地参考。会议讨论建议在8月中旬加拿大多伦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展期间，举办夏令营，由多伦多保钓会举办。各地同胞一方面可以欢聚。另一方面可以参观商展，认识祖国。由于纽约、匹茨堡、普林斯顿等地同学的过早离开，未参加讨论。
5月13日华府游行的同一天下午，南加州12所大学中国学生、当地华侨、以及洛杉矶地区美国和日本友好人士300多人参加了游行。从洛杉矶华端口孙中山铜像集合，由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生翁嘉禾任游行群众大会主席。激动的说：“在面临强权欺侮的时候，中国人民总是团结起来，不分派别地共同反侵略的，这次游行正是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行动的又一个证明”。
旅美华侨York Lew及香港留学生林镇标、台湾留学生刘安国分别用英语、广东话、普通话发表演讲，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欺侮我国渔民，并对美日勾结侵吞我钓鱼岛给予严厉批判和揭露。
在“团结起来，保卫钓鱼台”的横幅标语的引领下，会后举行了游行，并向日本领事馆和美国联邦大厦递交抗议书。在进入日本埠的时候，20多位日本青年加入了游行队伍。
一位来自匹茨堡地区署名玉珂的留学生曾发表《参加5•13保钓游行感言》，“留学生是慢慢醒过来了，我们敢睁眼看事实，敢谈敢辩，敢爱敢恨。对！当我们敢于站立起来之后，国际强权还能对我们怎么样呢”！
是的！当我们敢于站立起来之后，国际强权还能对我们怎么样呢！
从此，保卫钓鱼岛运动已从自发、自觉、自愿的爱国运动发展成为自觉的中国统一运动。
《群》发表“壮丽河山岂容美日私相授受——写在5•13游行前夕”评论，呼吁各保钓行动委员会的同学和朋友们，能暂时收起自己的强烈政治信念，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之下，争取可以争取的朋友，让他们共同参加我们雄壮的维护祖国壮丽河山的伟大行列！
捍卫壮丽河山，是每一位流着中华民族血液的人的天赋。我们可以有年龄、性别的差异，我们可以有政治立场与见解的不同，但这并无疑于我们共御外侮的民族斗争。试看：八年的抗日战争是多么的壮烈，多么的可歌可泣！但她是全民族的血和汗所缔造的，绝不是任何一党一派所可以造成的。总之，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只有使我们任人宰割。亲爱的同胞们：让我们暂时忘掉对“国是”的歧见，一致对外。让我们一起，在5月13日这天，在华府把我们的愤怒抗议声音和庄严的声明，传播到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引起震耳的回声！我们急切地需要你们的声音！
《群》和同学们的呼吁尽管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不愿看到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一些持有不同政治立场与见解的留学生和华侨华人在纽约进行了另一场没有“抗议目标”的游行。
5月13日华府游行的同一天下午，在纽约召开了支持台湾当局“爱国保土大会”， 打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会后在华埠以及美联邦大厦进行了游行。参加游行的有五六百人，其中有中小学生二百多人。刘源俊同学主办的《自由人》亦赶来应市。
在1972年4月下旬MIT（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中国同学会上，有数人散发传单，云其华府游行的同一天，将在纽约进行保钓游行。当时与会同学要散发传单者对此详加说明，但无人肯出面。后被逼不过，却交出一封“纽约爱国保土大会筹备会”联络人刘源俊同学所发出的就此游行的一封信。
但是在4月28日纽约保钓群众大会（具体细节不详）上，有同学曾就此事当面向刘源俊同学询问，刘面露苦笑地公开声明是“冤枉”，坦承他当时确实参加了筹备会议，但确实没写过此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得而知。
一个星期后，纽约街头出现“留美中国同学会”（别号“官办学联”）与“反共爱国联盟”联名的公开信。过两天又在1972年5月8日华埠的《联合日》刊登中华公所公布的“爱国保土大会”组织人员名单。总指挥由中华公所主席钟侨征担任。下有指挥15名，总务主任2名、 “反共爱国联盟”主角之一曹幸林等2名任布置主任、 “反共爱国联盟”执行秘书长刘志同等8名任联络组主任、由“官办学联”主席赵建成等13名任宣传组主任、发言人3名，共计44人。同学们有一点感到意外的是，却无刘源俊同学的名字。
《群》曾发表“如此‘纽约爱国保钓大会’”的评论，强调指出： “当美国日本私相授受中国领土钓鱼台列岛之期日益迫近，当海外爱国青年高呼一致团结对外，全力支持5•13华府大游行之际，令人痛心的事又发生在海外中国人身上，这便是在游行前三周突然冒出什么“纽约爱国保土大会筹备会”，他们打着“爱国保土”的美旗，标榜类似保钓运动所采用的口号，却号召人们参加他们同一天在纽约办的“对象不明”的游行，实际在干着杯葛华府大游行的无耻勾当“。对此纽约爱国保土大会以及游行进行质疑。
纽约爱国保土大会及其游行，其动机、目的、性质、方式如何，姑且不论。尽管其政治立场与见解迥异，不管怎么说，毕竟还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口号。
美东福建同乡会元老任积龙回忆道：1972年以前，唐人街上悬挂五星红旗的侨团只有衣联会。中华公所与国民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所属的侨团数十个，都悬挂着“青天白日旗”（李大玖．“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尼克松破冰之旅与唐人街的变迁．美国《侨》．2006年2月28日）。
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虽然没有阻止住美日的私相授受。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一位参加数次游行的留学生所说：“但是在这异国的土地上，只是让他们晓得中国人能团结起来反抗外来的侵略和敌视，让他们知道应该要尊重其它国家，民族而不在只凭自身的利益去一意孤行”。

　　

　　11　钓鱼岛列屿的走向

　　

　　就在保钓如火如荼热火朝天进行之机，美日两国根据“琉球协定”，准备将中国钓鱼岛群岛随“西南诸岛”一并归还日本的活动正在加紧进行。1971年6月19 日《华盛顿邮》道：日本外相AICHI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日本认为，冲绳协定完全解决了钓鱼台岛屿问题。”针对这一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 1971年12月30日发表严正声明：重申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年来，日本佐藤政府不顾历史事实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再声称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并勾结美国帝国主义进行侵吞上述岛屿的种种活动。不久前，美日两国国会先后通过了“归还”冲绳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 “归还区域”。这是对中国领土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列屿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国人民也一定要收复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人民日》，1971年12月31日）。
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海外留学生的不断强烈抗议，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施政权”不等于“主权”，美国把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并不等于日本拥有钓鱼岛的“主权”，这为我们进一步追回钓鱼岛列屿的主权问题赢得了空间。
1971年，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编辑出版《钓鱼台事件真相》。1972年，香港友联研究所出版了《祖国》月刊编辑的《钓鱼台问题资料选辑》和杨仲揆编着的《中国•琉球•钓鱼台》两书。1972年2月15日，台湾《学粹》杂志出版“钓鱼台是中国问题专号”（第14卷第2期），发表台湾师范大学沙学浚教授之 “钓鱼台属中国不属琉球之史地根据”。在此基础上，沙学浚完成《钓鱼台属中国之历史地理与法律根据论丛》一书（63页），1978年在台北出版，1990 年台湾保卫钓鱼台基金会和对日索赔同胞会重印。
1972 年3月2日和10日，中国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安致远在联合国世界海底委员会关于合作和平使用海床的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平等协商划界原则，多次重申并谴责美、日企图侵占中国钓鱼岛群岛，重申台湾及其所属岛屿是中国不容分割的领土。“钓鱼岛群岛等岛屿和临近中国的海域的海底资源，都完全属于中国所有，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染指”（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海洋法资料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7）。
1972年2 月18日，台湾当局“行政院”亦将钓鱼岛群岛编入“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管辖范围。台湾“交通部邮政总局”将钓鱼岛邮递区号定为290。5月9日，台湾当局“外交部”又发表声明称，钓鱼岛群岛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反对美国将该岛屿“施政权”与琉球一并交还日本。
日本，由于与尼克松要求调整美国外交的意图相一致，实现冲绳回归之前的佐藤外交，以冷战的紧张关系为前提，向美国承诺日本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并以此为交换条件，取得了冲绳交换权（五百旗头真，主编，吴万虹，译．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85）。1972年 5月15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根据与日本政府正式签订的协议，把钓鱼岛群岛的“施政权”随同琉球群岛一起“归还”给日本政府，由日本政府接收。日本处心积虑，觊觎良久之钓鱼岛列屿等，终于唾手而得。虽然日本各地曾多次出现反对协定的游行示威，但没成气候。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迄今为止关于钓鱼岛列屿争端是否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美国政府并未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中村胜范．美日安保条约与尖阁列岛．见：程家瑞．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
1972年5月2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给联合国轮值主席美国代表布什致信表示：对日美冲绳返还将中国领土钓鱼岛等移交给日本的行为，中国政府与人民决不承认！（新华社1972年5月20日电）
那么，琉球（今名日本冲绳）的“主权”又是谁呢？没有答案。既然琉球“主权”未明，钓鱼岛列屿又怎能属于日本呢？岂不怪哉！
国家主义的幽灵在永田町徘徊！
1972年3月8日，与台湾当局有很深渊源，素有“岸（信介）派的王子”之称的日本外务省外相福田纠夫（曾是佐藤的理想继承人，1976年12月24日至 1978年12月6日曾任日本首相，今日相福田康夫之父），公开发表《关于“尖阁诸岛”的领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 1995,78-79页），声称在“明治28年（1895年）1月14日，内阁会议决定在现地设立标桩，正式编入我国领土”。死抱《旧金山和约》，公然曲解《马关条约》第二条，咬定清政府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内不包括“尖阁诸岛”，迄今日本一直奉行圭臬。推广“舆图窃土战略”。“基本见解”之“窃土再占”思想和政策，成为日本政府的行动纲领和指导方针，反复演绎窃土程序（鞠德源．日本外务省的所谓“基本见解”．见氏着：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34-74；鞠德源．评析30年前日本政府《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问的基本见解》．抗日战争研究． 2002年第4期）。
中国从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赢得较好的国际环境这一大局出发，钓鱼岛问题暂予搁置（历史曾有先例，仿照阿登纳方式，即存在着战争（敌对）状态的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方式，先交换外交使节再解决其它问题）。首先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将钓鱼岛争端留待以后再解决。为此，在中日建交之前周恩来总理既充分肯定了保钓运动的意义和重要作用，又通过各种渠道向“保钓”归国访问团的成员们阐述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义所在。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发表联合声明，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第八条原文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岛、北海道、九州岛、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之内——注）。
日本终止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并废除与之签定的“和平条约”。这对蒋介石是一个沉重打击，深感震惊和痛苦，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得他开始“郁郁寡欢”。在此前后蒋介石数次发表文告：“今日世界处于一个惨痛的时代”，指责日本“背弃正义与法律以及理性”，苦不堪言。
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之一在于迫使日本将其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这为我们外交谈判奠定了一个不容跨越的底线！《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还有没有效力？如果这两个国际法文件效力不再，那么联合国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因为联合国就是这两个文件的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第三条要求与日本国政府重开领土边界谈判。
1972年9月29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签署联合声明后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指出：“日本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已经在第三条中作了明确表述。《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继承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条有“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的明文规定，按照我国承诺了《波茨坦公告》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大平外务大臣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详细记录．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 1995,112-114页）。
2008年5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指出：“双方重申， 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8月12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构成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和开创未来的政治基础，确认继续恪守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这为我们展开边界谈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然而，仅仅只过了一个月，就发生6•10 撞船事件，使人们难免对日本的“以昭信守”的诚信发生质疑，这难道是日本对我们的最好回答。友好、敌对、偶然、误撞、……？我们真不知道对日本的做法该如何解释。
树欲静而风不止！
日本长期以来说的多，做的少，甚至不做。我们对日本能朝前做多少不要抱太大幻想，必须心中有数，有一个底线。必须承认我们的一相情愿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新的一代要么就是不管政治，也不想了解历史，要么就是在错误和不完整的信息的引导下，越来越偏向同情和支持“总保守化”这么一种力量，这种政治现实主义在对外交往中更多的注重利益互动，这是非常危险的。过去我们一直说日本没有战略，其实没有战略本身就是战略，追随美国是日本战后派政治家的特点。这里面可能体现了一种政治因素在里面，或许是一种斗争的形式。
如果我们的观念仍停留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不变的“定位”看待日本。那么，日本兴风作浪的“右翼”也许真的还是那么“一小撮”。事过境迁，由于日本国内已丧失原有的制衡力量，其影响力也就非同小可，而有必要重新评价和给予定义。日本不让别人讲历史，自己却在用行动谈历史。而别国只要一谈历史就会被扣上破坏中日友好、亚洲和平的帽子，甚至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哪怕不愿意彻底承认错误，至少也应该放弃对自己罪行的辩解（卓南生．究竟谁需要新思维——写在中日友好条约签署25周年．世界知识．2003，15；44-46）。
由于日本政治是“剧场政治”，是一个善于“见缝插针”的国家，外交政策的两面性极强，“两面赌注”是一贯伎俩。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政府始终没有坚持信守承诺，迄今不停地“桌子下面打拳——搞小动作”，狐假虎威、恃强凌弱、无耻贪婪的本性再次暴露，我行我素，切“香肠”式地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修机场、竖灯塔、建神社、升太阳旗、搞勘探、驱渔船、……。频频染指，“真刀实枪”地进行挑逗性、渐进性的窃土方式，加速钓鱼岛列屿的“日本国土化”进程。
令人可气的是，2008年 6月10台湾“联合号”海钓船在钓鱼岛附近被日本军舰撞沉，震动台岛，舆论鼎沸。
由于领土是国家最为核心的利益，是国家最为基本的组成要素之一，因此，也一直是国家最为敏感的利益，锱铢比较，各国莫不如是。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但是，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并不一定能够用“退让”和“搁置”来获得。如果那样，建国以来历次自卫反击作战也就失去了必要。
邓小平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论点，是人们以后总结概括的，这是一个不容分割的有机整体。奇怪的是，不知什么时候“主权属我”不见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满天飞，甚至出现了“搁置主权”的陈词滥调，某些“学者”、“精英”其用心可谓“良苦”？毒化我们的空气，这种论调亟需“刹车”，其理论与实践都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主权争端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主权国家间的交往在最本质上是政治交往。
在国际交往上我们必须强调讲政治、讲正气、讲正义。在主权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站稳脚跟，擦亮眼睛，坚决屏弃那些鼠目寸光、短期行为的“无头苍蝇”式的民族利己主义，不要为眼前的盈头小利而一叶蔽目，“丧权辱国”。我们必须执行有原则、有策略的、符合最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和有利于全世界的人类发展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我们热爱和平，我们呼唤和平，我们需要和平，我们维护和平，我们倡导和平。当今世界，尽管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时代潮流，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惟恐不乱的现象时有发生。沉渣泛起，惊心动魄，历历在目！台湾“公投”、新疆“东突”恐怖、3•14拉萨砸抢、巴黎火炬受阻…… 警笛响声不断，那一个事件没有海外敌对势力插手，那一个事件不让我们揪心，那一个事件不给我们和平发展的大好环境蒙上阴影！
中国需要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但无法脱离当今世界的严酷现实。我们的愿望并不等于世界体系掌权者的愿望。和平是需要实力的，和平不是“恩赐”来的，不是天下掉的“馅饼”，而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曾反复语重心长告戒全国人民并付诸实践：和平政策是中国的基本政策，但和平政策必须有后盾，这后盾就是国防力量。“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失败”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5）。历史也给予了有力证明。海内外敌对势力不会让你安宁，也不希望中国强大统一，我们对此不能抱任何“幻想”。
由于中日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是不具侵略性的，没有对外扩张的精神，缺乏海洋精神，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然而，日本是一贯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日本政治社会的主流和意识在战后没有并没有被整肃解散，而是有秩序地“总保守化”，承袭帝国扩张时期的世界观，对于在二战中的侵略和暴行不但至今拒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而且扭曲历史，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美化战争英雄，快马加鞭向政治大国迈进。“料亭政治”的幕后交易，决不是句外人所能知晓的。日本那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意，不希望中国统一，我们对此必须心知肚明，岂能自我“陶醉”而心满意足。
由于各国彼此自我抑制，不随便挑起事端，成为维持国际和平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但是，日本的国策和做法却是打破现状，挑起事端，不按常理出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对此决不能熟视无睹、草率对待，否则将会酿成大错。
“台海军演频频”、“5•8美国炸馆”，使一切“怪论”烟消云散，只要有“钱”就能换来经济腾飞的“气球”终于破灭。中国国际地位的确立，并不是因为道理讲得充分，不是由于呼吁得力，不是别人的同情，而是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能力去营造自己需要的国际生存环境，中国用自己的行为，改变着周围的环境，在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结果。
既然现实政治可以改变政治人物的本来政策，那么一旦事易势移，一切都还有可能还原回去。近来的形势发展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余永胜．美国对华政策再调整．世界知识．2005，15：32-33）。
日本是个很独特的国家，其文化传统、国际地位、对自身地位的期望值、及其与美国的关系，都决定了一些对其它国家行之有效的政策，在日本这里并不一定行得通。不能照搬与其它国家交往的方式，去和日本打交道。我们必须借鉴一些俄罗斯、韩国与日本处理领土争端的经验，毕竟政策是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行不通的，“按图索骥”，是要吃大亏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就会受损。
日本的外交决策传统，是决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细小利益。因此，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用“埋钉子”的办法先造成一定既成事实，层层逼近，为日后争夺掠占留下伏笔。这种极度重视局部细节，有时甚至导致影响大局利益的决策，有着典型的日本风格。渐进式战略的好处，在于既能够确保既得利益，又能够给此后的行动留出余地。
日本深知，总结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在领土问题上，纸面上的“仁慈”、“道德”大多是空话，只有既成“事实”才是硬道理，日本决策层一贯有重视实际利益的“光荣”传统。因此，日方选择了目前的战略，能向前走多远，就先向前走多远。一有机会，就拱一两步，绝不会为空洞的道德原则束缚自己的手脚。一旦情况不利于己，就先停下来，维持几年，“消化”和巩固既得利益，等待形势的转变和时机的出现（刘华．钓鱼岛：警惕日本渐进式占领．环球．2005，5： 26-27）。日本意在以既成事实的态势，达成永远占领的目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日本政府一向坚持弱肉强食，对外政策的最大特点是“能屈能伸”，什么因素决定它“屈”或“伸”呢？主要是看对方的实力和态度（卓南生．从东南亚看中日恢复邦交．新加坡：星洲日，1972-10-08）。
长期以来，日本媒体突出宣传中日关系中的负面因素，这些对民众有明显的误导。无法否认，中日民间还存在认识上的隔阂。我们一些情绪化言论不时可见，至今还是停留在把日本当“出气筒”的水准（黄文炜．多花点时间了解日本吧．南方周末．2007-08-23，第八版）。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不同程度的波动之中。对日本政治素有研究的新加坡卓南生教授在谈到中日关系时，坦率地指出：“相对而言，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仍停留在初级阶段，还处于劣势”。“应学习日本研究中国的态度，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日本非常重视，往往‘国家总动员’。日本的学术精英在研究问题时认真、严谨”(除了靖国神社我们对日本了解多少.中国青年，2005-10-13）。
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日本问题研究的王新生教授认为，“中国缺乏的就是健康的民族主义，中国人的国家利益的概念已经变的有些淡薄”（如何应对中日关系的变局．环球．2005，6：28-29），事实确实如此。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决不可疏忽而忘乎所以。
日本始终是把本国的经济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过去对此很少强调和研究。资本唯利是图的本质是无法阻挡的，无孔不入，根本不可能考虑国家的因素。境外游说集团的渗透，一连串间谍案的告破，《法门寺》“贾桂”思潮的泛滥，“胡兰成”式学者的“登台表演”，加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许多譬如“少康项目”触目惊心的案例把我们从睡梦中震醒。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维护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等），必须高度一路提防，不能高枕无忧。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我们在对外关系上，不仅要知道自己有多大实力，还得清楚对方在想什么。“不是说我们做出让步，日本就会答应的。一厢情愿反而容易造成被动，达不到目的” （孙亚菲．对日不需要新思维.南方周末,2003-06-12）。以实事求是、不尚空论和身体力行的态度和学风，丢掉幻想，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困难中奋进，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子的新使命。
“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是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北京：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7页）。学习是这样，外交谈判无不如此。面对国家主权问题，其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必须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健康的民族主义。其实，在关键时刻，坚决坚持原则就是最大原则。围魏救赵，旁敲侧击，不失时机地提出“琉球”主权“归属”问题，有利于钓鱼岛主权的谈判。
2007年4月3日，日本第一部关于海洋政策的《海洋基本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此法再经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将正式立法。日本外务省一名高级官员坦承：此法案的出台可能导致中日双方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发生冲突。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日本力图钳制中国，是它的长远战略。日本近年对中国强硬，是它认为时机成熟有意采取的战略选择和政策选择（朱锋．日本为什么对中国这么强硬？．现代国际关系．2006， 4：35-36）。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已经成为其既定方针。经常使用的海上力量“海上保安厅”，系原海军省改头换面被完整保留而来，人员规模大、装备精良、经费充足。日本海上保安厅，现有各类人员人，每年经费预算1682亿日元。拥有各类巡视船50多种，共计700余艘，其中载直升机巡视船13艘，大型巡视船40艘，中型巡视船46艘，小型巡视船2艘，消防船5艘，其它巡视艇200余艘，另外还有测量船、设标船、航标维护穿和教育实习船等。拥有各类型固定翼飞机29架，各类直升机46架（纪爱云．试论中日海权纠纷的原因与对策．科学论坛．2007年第1期）。　　　
中国东海面积751 000多平方公里，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也就是东海海域和海域权利和钓鱼岛列屿的主权。这两个问题都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后，继续采取主动打压中国而制造出来的，我们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面对日本总保守化的土壤与大气候已经泛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搁置”或“超越”历史认识问题，无异于承认自己的外交失败，并有可能被日本认为是中国有求于它。“搁置争议”，南辕北辙立场令双方的争论几乎没有交会点，中日关系还在冲击下震荡。这种态势如果继续“墨守陈规”，钓鱼岛的问题必将继续恶化，警钟已向我们频频敲响！！！
钓鱼岛是我们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却在日本人手中。如果我们还仅仅停留在“强调钓鱼岛不是日本的”，不仅会被日本逼入“死胡同”，还会落入处处“被动挨打”的地步。我们必须“争取和平地、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钟严．论钓鱼岛主权归属．人民日，1996-10-18）。
既然日本非要把钓鱼岛同琉球联系起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琉球问题捡起来。为什么我们墨守成规，不改变战略战术呢？“战略藐视、战术重视”已经被实践证明之真理我们为什么不运用呢？一旦我们扬起琉球旗帜，钓鱼岛问题就会在中日关系中退居次要地位，一个涉及二战法律遗产的国际法问题就会沸沸扬扬地摆在国际社会面前。
钓鱼岛列屿自古以来一直都属中国的领土，与日本并不存在主权之争。中日之间重开领土边界谈判，应退回到1980年10月清朝与日本双方达成的“分岛改约” 协议上进行重议，因为这个协议顾及了中日双方对琉球群岛的剩余主权，同时又是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有关领土边界划分之惟一的一个平等条约。根据这一协议重新划分中日边界，也是符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之原则的。否则，中日领土主权之争将永无止息之日（郑海麟．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152）。

　　

　　12 保钓中的杂音——国民党职业学生横行肆虐

　　

　　“谁说书生弱如骨，且看保钓风似刀”。
在保钓史迹调查中，人们提起“职业学生” 令人不齿，无不痛恨！可相关资料却极为奇缺！甚至找到确凿证据也无人承认。
然而，整个保钓历史或口述调查中，绝无仅有的只有一例。1971年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新英格兰的一所大学举行一次非常独特的“公听会”，主角是一位负责打小告的国民党核心分子，更令人出乎预料的是对他打小告直认不讳。竟这样解释：小告总要有人打的，与其别人打，不如由我打，因为我同情保钓运动。在讨论到国民党对保钓运动的态度时，他坦承有两道指示：“一道是官样的，是支持；另一道给核心分子，是反对”。在两个多小时的公听会上，许多肮脏内幕被揭开，也使许多人开了眼界。对此事该怎样处理呢？捂还是公开，争执不下，一轮投票13：13；捂派坚持要捂，有人一气而走，捂派乘此要求再投票，13： 12。事情是暂时达成捂的协定，但裂痕由此产生（丁一〈谢定裕〉．钓运十年有感•公开信．1981年4月）。
职业学生，即为国民党特务系统服务的学生，台湾俗称“抓耙仔”。 抓耙是除草的工具，“抓耙仔”似乎闽南话读成“撩百仔”。“职业学生”、“抓耙仔”两个词汇，亦指“线民（线生）”，是台湾专制时代的产物，与台湾日据时代的“三只脚”类似。
台湾国民党当局善于运用留学生对“抓耙仔”的恐惧，担忧与仇视，采用“打进去，拉出去”等手段，渗透到学生队伍的“爪牙”或混入保钓队伍的“小告”，是以学生身份做掩护，或以学校为基地，以搜集整理学生“黑材料”或拉拢那些为自身利益而出卖同学的“学生”为生，须有每周的“环境告”，告其一周所见所闻。似乎让参与学生运动的学生之间产生互相猜忌，以自乱阵脚，分化瓦解学生运动的阵营。斗争有时相当惨烈，流血事件不时传出。
在保钓开始，就有一个阴影笼罩在大家头上，到4•10游行之前后，阴影就愈来愈大，这阴影就是打小告（丁一〈谢定裕〉．钓运十年有感•公开信．1981年4月）。
1972年5月13日华府之保钓游行示威，因台湾《中央日》海外版1972年初发表“纽约保钓会造反总部斗徐守腾”并咐有原信，这是国民党匿名信的一个新花样。
芝加哥大学匿名信不断出现，引起同学之间互相猜疑，谁真谁假、谁被利用等分裂问题，导致多数同学裹足不前，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类似其事例屡见不鲜，遍布美国校园，不同程度或多或少出现匿名信，对保钓运动分化打击很大。芝加哥大学陈建瑞同学明确指出：匿名信的，尤其是其中大部分匿名信根本是党部搞的，党部写了匿名信寄给同学，然后又向同学把匿名信借去打小告邀功。并希望不要再发生类似昔日邵玉铭和陈林间的情形（陈建瑞．保沙运动中的白色恐怖．芝加哥：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特刊．1974-05-30．亦收录：龚忠武，王晓波，林盛中，等．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第三卷．台湾：人间出版社．2006，2001-2008）。
《西雅图通讯》1972年1月第8期发表一名署名文山（笔名）的文章，该文曾披露：因为我们逐渐发现了芝加哥匿名信之一赵某，竟是在“美中反共爱国会议”上发表爱“国”演讲的人，发现了国民党办的“全美反共爱国会议”。秘书长刘某原来是安娜堡国是大会中高呼“大家该到联大前示威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力的人；也发现了在西雅图五四讨论会上斥责我们“为什么不向周恩来上书保卫钓鱼台”慷慨发言者，就是主张“钓鱼台属美军托管”的沈剑虹到西城时，前往“效忠”的偷偷摸摸的“学生代表”。此外，更发现了纽约“造反总部”原来设在“官办学联”之内，而《中央日》乃是“造反总部”的发言机构。所以“匪”对钓运阴谋，当真是真相大白了！（文山．匪对钓运阴谋真相大白．见：林国炯，胡班比，龚忠武，等．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集．台湾：人间出版社， 2001，第437-439页）。
事实上，在台湾戒严、威权当道时期，类似《波士顿通讯》、《大汉风》之类的刊物捍卫国民党意识形态，与左派笔战。投身国民党海外文宣活动的喉舌，其机构借 “中国同学会”之名在美潜伏，有的人员以后还成为“反共爱国联盟”的主角，早成国民党监控留留学生的机关。华府大游行后，国民党的海外党组织成员纷纷退出运动，并在校园内采用戴红帽子、打小告等方式实行白色恐怖，打击保钓运动。
为强化对人民群众的控制，国民党把在大陆时期所搞的“保甲连坐”制度照搬到台湾。其颁布的登记标准本身就是“灰暗不明、模棱两可”，因此谁有“嫌疑”，完全由特务胡乱判定。当时有些情况荒唐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教授的母亲张明璋，仅因家中留宿一位当年广西大学时期的同窗，便被扣上一顶“掩护匪谍”的帽子，被捕入狱。诸如此类案例，多如牛毛，举不胜举。此风刮到美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部分职业学生在台湾当局驻美机构的怂恿支持下，开始罗织“海外黑名单”，造成部分留学生身份“真空”，大约有上千名海外留学生“返国无门”，成为“空间”的异乡人。
职业学生骚扰、利诱、打小告，甚至吸收，各种手段样样来；甚至还因追求女留学生失利，职业学生之间以此作为私人斗争工具。这一段“白色恐怖”，成为当年对政见持有异议海外留学生挥之不去的共同记忆。得罪职业留学生下场并不好受，不论构陷或挂上其它罪名，“抓耙仔”打小告不仅影响返台，还可能因通不过 “忠诚考核”得不到公立教职。最常用的伎俩之一，就是把异议学生搞成“回台加签”陋规的“黑名单”，让异议学生变成“流亡学生”。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是对方扣“红帽子”的手段，当时有个新术语叫“抹红”，使留学生有苦难言。甚至出现一种叫“望中央”或“望北京”的刑罚（即把人吊起来，悬挂高空，望着北京方向的一种刑罚）。台湾政治大学广告系教授孙秀蕙即疑因“被打小告”，安全数据出现问题而无法回台任教，后来靠着现任政治大学校长郑瑞城教授的担保，才得以顺利回台。
职业学生的所作所为，激起广大留学生的愤慨，然而，《中央日》海外版1971年12月初曾发表“愤怒的拳头”，《学联会刊》的“游行花絮”，对职业学生的行为却大加赞赏，这怎不能激起广大留学生的义愤呢？
钱复在他的回忆录上写着“学生运动尤其是示威游行，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海外无法禁止，请‘教育部’姚舜处长和‘中央’第三组曾广顺去美与留学生沟通，希望这项行动不要为中共利用。”钱复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他“到各学校讲演，和同学们讨论。一共讲了72次……能为国家化解了一项可能导致‘社会危乱’的难题，我感到十分安慰”！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台湾当局是把海外以及台湾岛内的保钓运动定位在可能导致“社会危乱”的行动！
美国各校园的保钓组织对此早就深有感受，特别在“国府”派出的官员安抚失败之后，国民党职业学生就大肆活动起来：打小告、传递黑函、在保钓积极分子的汽车油箱里放糖、半夜打恐吓电话。有些登记要参加保钓游行的同学，半夜被FBI搜家抓走，指控他收藏大麻。这类恐吓确实吓走一部分同学，但也造成更多同学反感。一个“政权”在面对自己孩子们的质问和挑战时，采取的却是卑鄙下作的手段，立刻会遭到学生们的不齿甚至于唾弃，从怀疑到愤怒，终至决裂（王正方．追忆台港留美学生激情岁月．《亚洲周刊》，2005-07-10）。
张系国的钓运小说《昨日之怒》，其作品中虽然带有某种不可回避（或云不得不回避）的政治立场和议题，但故事并非虚构，是对保钓学生一个历史镜头的聚焦缩写。书中的主人公，保钓领导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博士生葛日新因护照被吊销，遭受迫害，曾流落街头以卖包子糊口，也不愿替美国人工作，最后因车祸客死异乡，始终也没有动摇自己的爱国理想（张系国．《昨日之怒》导读——保钓前后．中国日•副刊．1991-12-13）。
唐人街，华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兴衰的晴雨表。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给中国留下了无数至今仍旧无法弥补的鸿沟和创伤。长期以来，台湾问题成为唐人街华人的分水岭，相遇时经常因政治理念或“亲向何方”而箭拔弩张，怒目相视习以为常。台湾当局在美国，尤其是纽约唐人街的势力很大，各地情况不一，情况非常复杂。在示威游行中，职业学生甚为疯狂，保钓学生被打时有所闻。
由于经常到唐人街贴海进行宣传之缘故，关文亮实际经验比较丰富，曾介绍说，到唐人街贴海至少要有两人，一个贴海，另一个掩护。如果发现有国民党当局雇的打手，赶紧通知贴海的逃走。有一次林盛中和尹梦龙在纽约参加游行，由于缺乏经验，尹梦龙一个人往和游行队伍垂直方向的街道散发传单，离游行队伍比较远，不久就发现他鼻孔和嘴巴都是血跑回来，因落单而被国民党当局雇的打手给打了。丘成桐在游行中曾亲眼目睹身边的朋友被不明分子袭击，“眼镜都被打破了”。田长霖曾耳闻目睹保钓留学生被人用铁棍打伤以致不省人事的惨剧。
据花俊雄回忆，那时候搞爱国活动就象上战场一样，无论是集会游行还是贴标语，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遇到国民党特务突然发起的攻击。国民党特务派遣武士道充当打手，学生也不示弱，挑选会功夫的人担任武装纠察。叶先扬同学等曾多次在游行或集会时帮助同学反击职业学生，进行自卫。留学生贴标语常常在二三点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一个人放哨，一个人刷浆糊，一个人贴标语。冬天浆糊一刷出来，就结了冰（李大玖．“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尼克松破冰之旅与唐人街的变迁．美国《侨》．2006年2月28日）。
据林盛中回忆：当时美国各大学的台湾留学生仍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因为台湾留学生当中参加国民党的人数相当多，国民党还在美国校园定期开小组会，并且国民党在美国各大学都安插职业学生，专门打小告给台湾的特务组织。如果某位台湾留学生因反对国民党当局或反对蒋介石而被打小告，他回台湾可能被抓去坐牢；如果他亲中共，回台湾可能会被枪毙；就是他不回台湾，但国民党当局可以不让他父母到美国去探亲，或不让他的弟弟、妹妹出国留学等办法来整他（林盛中对保钓运动的回顾．2008年1月8日于北京）。
往往值得尊敬的人，总被遗忘在某个角落。深刻而真诚的感怀，触动的也总是少数人。今天在市场价值的衡量下，被不经意抛弃的一小阙泛黄的旧纸，其实有呕心的鲜血。
龚忠武曾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被吊销护照的台湾保钓留学生当然不止我一个人，还有李我焱、徐守腾、林孝信、郑培凯、虞光等等一大批（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权），
李我焱从事保钓，疏忽家务，失去教职，因保钓而被台湾当局列为黑名单（“附匪学生”），30多年无法回台，甚至连父母双亡也无法奔丧。刘大任回忆到：“我焱一生火热，牺牲的不止是自己的前途，他的家人也受池鱼之殃。长子阿牛跟我家老大在非洲同班，早在保钓初期，家里天天开会，人人抽烟，孩子由感冒转为恶性气喘，十二岁时，又因花粉霉菌复发，竟夭折于非洲（刘大任．火热一生——悼李我焱．台湾一周刊．2008-07-10，第372期）。
董叙霖（小董）在旧金山市组织华侨上街游行，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演讲，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护照很快被台湾当局吊销，和夫人杨贵平曾牛衣对泣，一如既往，弦歌不辍，靠摆摊卖叉烧包和炒面、炒饭度日，直到1974年董叙霖进入联合国。今天，董叙霖、杨贵平仍把保钓统运作为自己的第二事业。
周本初却因参与保钓被终止学业，22年的求学坎坷经历，拿到博士学位已经54岁。“1964年初自台来美留学，在1971年初‘跳入’保钓运动，而后几经折腾，至1990年10月学业方告一段落。其间孩子上大学一文莫助，妻子于1981年患脑膜炎症几失去生命，其间长期在送，作清洁工等勉强度日，然不曾为此一滴一泪或有过一点后悔。但数十年来，每西望故园神州，感情常不能自己”。周本初大学同年级一同学，在美国匹茨堡及伊利诺两个大学各取得一个物理学和电脑的Ph．D.学位，但因他的“亲共”活动 (即主张中国统一)而无法在美找到工作，结果他带着一家大小在加州Oakland 市的黑人区开了一家 TV 修理店，待生活安定了一些时，即让一位因保钓有类似遭遇学生物的朋友去跟他学修 TV，而后也把这个店让给这个朋友了（高原．海外保钓运动的回顾．《北美行》．1994）。周本初凄风苦雨，以顽强地毅力，22年时间读完大学全部理科课程。
面对台湾当局以种种借口对爱国青年的的壮举进行疯狂镇压，田长霖教授不顾个人安危，参与组织在旧金山的保钓演讲大会，毅然决然地站在旧金山中国城的花园一角引经据典，慷慨陈辞，或在台湾刊发表署名文章，公开批评台湾对待“保钓”的态度。田长霖为此被列名为保钓运动的激进分子，事后因之被列在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上，视之为“叛徒”而“10年不得入台”，甚至有人曾扬言要对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台湾方面在提到他时，都以“××教授”称呼，更是多次被排挤在“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之外。
根据林孝信回忆：钓鱼岛事件爆发后，我们这群人很自然卷进保钓。因为担任《科学月刊》总编辑，所以被推出来当台湾留学生保钓运动的领袖。台北当局希望冷下来，“外交部”在芝加哥的“领事馆”派人和我谈，希望把保钓运动冷下来，被拒绝了。结果护照被当场没收。护照被“外交部“没收后，失去身分，在美长达近 30年的“非法”居留，博士学位也“被迫”放弃。然而，本文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此说存在很大争议。
据考证：另一说为：林孝信因1974年参加芝加哥的保沙（保卫南沙群岛）运动“护照”被台湾“外交部”吊销，他的居留都成了问题，在这样情况下，林孝信就没有在芝加哥大学注册，在居留方面也成了美国一个“黑市居民”（李怡．昨日之路：七位留美左翼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七十年代．1982年7月号）。又据芝加哥大学陈建瑞同学1974年5月30日在芝加哥《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特刊》撰写“保沙运动中的白色恐怖”介绍：“最近在芝加哥大学校园中，先是有林孝信母亲病故，不敢回台奔丧；接着有陈仲宣为了即将回台湾省亲，担心在台期间会有麻烦而退出了保沙工作领导小组，接着再有倪慧如在看到了《留学生评论》之后，要退飞机票取消回台省亲之行。他们三人都有一项共同之点，就是他们虽然都不相信他们回台湾会‘归于失踪’，都认为他们回去之后都还可以活着回来；可是，他们三个人都担心，他们在台湾期间可能被‘约谈’，不但给自己带来麻烦，并且给家里带来恐惧和困扰”（亦收录：龚忠武，王晓波，林盛中，等．春雷之后 ——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第三卷．台湾：人间出版社．2006，2001-2008）。
由此可见，林孝信护照被吊销是在1974年的保卫南沙群岛运动而非1971年的保钓运动，林孝信回忆有误。
刘虚心参与保钓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无法回台，单亲家庭里相依为命的父女被人为隔绝。1980年初父亲去世时，刘虚心亦未能披麻戴孝，亲自送终。她和丈夫陈赞煌相识于保钓运动，至今激情依旧。
王春生的父亲王民则因为女儿的“反叛”，被迫辞去台湾《新生》社长的职务，写悔过书，并在纸上刊登“启事”，公开与女儿“断绝”关系。王春生16年未能回台，父女相聚。王春生曾坦言：“人总有一死，问题是要怎么样活着，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台湾籍留学生郭松棻、李渝夫妇护照被吊销，历经坎坷，相濡以沫，共度难关。
以诗歌《燕人行》闻名的爱荷华大学保钓会主席郑愁予（本名郑文韬，今耶鲁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护照被吊销，未能赴台奔父丧。
积极参与保钓，1971年7月7日举办“再抗日座谈会”（以后每年一次），1972年47人组成“华府中国统一促进会”的会长黄企之（黄铎），当即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30年回不了台。1980年代初，台湾《中央日》、《海光周》公开点名，对其“除恶务尽”。
……，……。
不管是在中华民族图存的过去，还是华夏民族复兴的今天，信仰可以千千万万，品格可以千差万别，时代可以斗换星移，但民族大义不可逾越！文天详因为一首《正气歌》永垂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天地有正气。中华民族千年来能够形成一个团结的民族，能够不被打散，正是因为能够不断地发展这种最重要的品质。
许多留学生积极关心和参与保钓运动，影响了求学，平常除了得应付台湾方面的麻烦外（这点特指是由台湾来的留学生)，美国治安当局的造访也常不免，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许多多留学生象周本初、龚忠武、徐守腾、林孝信、叶先扬……等等那样自始至终投入保钓运动，无论风雨交加，没有一个人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为信仰而献身。更令人钦佩的是，没有一个人以“政治迫害”为由，而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坚强的信念赋予顽强的自信，支撑苦度难关，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无怨无悔奉献着青春和才智，付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负的良知和责任，凸现一代保钓爱国精英群体的高大形象，与那些搽边贪功于己的“大家”相比，真有云泥之别！岂不令人肃然起敬！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留学生保钓的足迹将与历史永存！
历史将永远铭记着中国留学生保钓的伟绩!

　　

　　13 关于保钓运动的思考

　　

　　中国留美学生发起的保钓运动已过去快40年了。
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教授曾指出：“保钓运动与以前的爱国运动有二点不同，一是运动的重心在海外，尤其是美国；二是只有保钓运动自始即具有与祖国认同的强烈要求。相信保钓运动在历史上已经留下光辉的篇章”。诚如林国炯所云：保钓，“它是中华儿女对近百年中国受尽了列强欺凌割地赔款所发出的呐喊；它是对两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斗争；它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反抗；它是由美国社会百年来对华侨种族歧视所发出的怒吼”！
是的，周恩来总理就曾对回国访问的保钓健将说过——钓运是海外的一次新“五四”运动。1973年唐君毅曾评价到：“这次保卫钓鱼台运动却先发生在国外，而是直接以妄想分配中国土地的外国强权政府为物件，而不是以本国政府为物件。在此点上即见这个运动有其划时代的国际的意义，而比五四运动又更进了一大步，我们应予以正视。现在世界的学生之保卫钓鱼岛运动，既然直接针对美日政府，此重新估价：态度亦当直接针对西方之霸道文化。保卫钓鱼台亦可以由此而唤醒国魂，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受苦难之因，由此而有根本的觉悟：中国如果要在民族上自方，则首先必须要求在文化思想上自立”（见唐君毅，《中华月》1973年8月号）。
保钓，对我们来讲不止是仅仅遏制数个小岛的丢失，更重要的是捍卫了国家尊严和民族尊严，提升了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是一场“民族认同”运动，“关心中国”、“认识中国”成为留学生实践“理想”的一个崇高的目标。保钓运动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量成为了民族复兴的重要部分。这种发端于港台、燃烧于美国，根植于历史、着眼于未来的中国海外民间爱国力量使任何力量、任何野心在这股力量面前都将重新估量自己一意孤行所将带来的后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留学生一件件可歌可泣的事实，一座座精神的丰碑、一个个人格的典范，塑造坚忍执着、知其不可而为之，以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重、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不屈不饶、勤勉奋斗、敬业爱国的保钓精神。
陈映真在《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序言》中坦言：我们“不在为了对过去的悼念，而在为未死、将生的一代人留下比较清晰的脚踪，以便为未来的跋涉者知道有先驱的余音旧踪，知道有未竟的思想和实践的课题，等候雪融土破后另一次行军的号角”（龚忠武，王晓波，林盛中，等．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第一卷．台湾：人间出版社．2006，4-14）。
在保钓运动发生快40年后的今天，研究其起因、发展和变迁，深深感到1970年代所发生的保钓运动其意义或许不在于它是否完成了自己的既定目标，而在于它对一代人的世界观、政治观、价值观的重塑。1995年4月15日，计算逻辑先驱、著名哲学教授王浩应邀在保钓运动发源地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出席保钓统运 25周年纪念大会作荣誉讲演指出：“西方人相信上帝，而对中国人而言，‘上帝’就是爱国主义。保钓运动就是一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运动”（关文亮．回首保钓风云二十五年．海峡评论．第55期，1995年7月号）。
保钓的重点，“知其不可而为之，求吾心之所安耳”！保钓其不在于短期的集会、示威和游行，而在于长期的持续不懈的努力，树立伟大的民族复兴精神。在新形势下，要秉承昔日保钓的精神“重出江湖”，以新的运动形式，续写光辉灿烂一页。保钓运动前后轰轰烈烈进行了七、八年，到1970年代末，走向衰微，但余波荡漾，至今不已。其范围之广、之深，在中外学生运动中亦属少见。
虽然源于保卫国土之爱国行动，然而其所涉及之范畴，则远不止于单纯的爱国情愫。其所宣示的道德观、政治观、社会观不仅对华人社会有所冲击，更主要的是对台湾社会因政权性质所具有的买办性的批判，更有其时代特性。此种剖析、批判大大增广了人们对台湾社会问题本质的认识。不仅批判台湾社会的买办性，更重要的是充分揭穿蒋家统治的“神话”性、不正义性。保钓运动学生首先冲破蒋家统治之政治禁忌，重新架起两岸已阻绝二十多年的联系渠道。其所宣示的台湾的政治生态应改变，两岸不应阻绝等等，今日已有很大的变化（吴国祯．“保卫钓鱼台运动”二十五周年有感．海峡评论．1995年8月号；见氏着．在历史面前．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303-308）。
保钓运动不知有多少人为了示威与台湾的家里闹翻，不知多少人还差一年就拿博士学位却因民族大义辍学投身钓运。前者如台湾黄埔同学会会长袁守谦将军之子袁旂教授……，后者如刘大任（已从联合国退休）、周本初……。当年保钓运动的参与者，都是留学生的精英份子。今天各人在事业上都有相当成就，不少人更是学术、科技界的翘楚。
我们必须明白，正义与非正义是不能互换位置来评价的。保钓使同学们耗费了不知多少精力和时间，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却使他们在保钓中认识社会、关注时局、反省自己，了解了社会、磨炼了意志、升华了精神，把一场爱国保土运动看成难得的历练，不时怀念起那段激奋时光和昂扬岁月。至今依然被当年很多人视为“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仍豪言“青春无悔”，造就了中国留学史上罕见的一代爱国知识精英群体。
为让历史永远记住那些为保钓默默奉献的人们，我在繁重的学业之余，“不务正业”地开始了大面积的保钓史调查，甄别史料，详细论证。
当年的保钓，许多史实并不为人所知，甚至许多史料没有任何记载。一在美老教授给我提出了“不要看人名，要看事实，更不要人云亦云，客观公正准确，扎扎实实地整理出一部翔实的保钓史”，始终做为我的基本准则。在今天甚至出现了“贪功己有”，粉饰自己，伪造历史，一些所谓的“保钓精英”，令人痛心。这种现象的出现深深地刺痛了当年为保钓默默奉献者的心，这种现象岂能还继续下去吗？
台湾留学生李黎（本名鲍李黎，台湾有名作家，曾经投身保钓运动，为“关心台湾，认识祖国”付出过代价）在悼念苏庆黎时曾经说过：一同先行的朋友，多半已像她一样被许多人遗忘 …… 这本也是历史无奈的必然；但刻意的遗忘者在享受着他人以青春和鲜血浇灌的果实时，还要有意设法让人们彻底忘掉付出者，就是历史残酷的讽刺了（李黎．那夏日的潮水 ——怀念前《夏潮》杂志总编辑苏庆黎．中国时．2005-10-14日）。
我们在保钓史迹大面积调查中，深深体会道：保钓运动中的真正的中流砥柱是那些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普普通通的、沉默不语的留学生。
是的，保钓运动的真正中坚却是一些平凡的普普通通的留学生，沉默的大多数（民主台湾编辑部．昨日•今日与明日．民主台湾．1986年8月号）。
他们默默地做着一个龙的传人应该做的“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家园”事情。郭松棻的台湾大学外文系同班同学、哈佛大学留学生李欧梵一直认为：“当年当时的留美华人学生中，思想激进的毕竟占少数，但这些人却最能‘表态’，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后来都成了保卫钓鱼台运动的领袖。然而大多数的人还是沉默的，甚至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保钓运动的遗产至今尚未了结，而政客们绝不能为了现实利益全盘否定‘保钓’，那真是一个‘理想的时代’我也庆幸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呐喊助威者，也和郭松棻一样，至今无憾，只觉得自己当年投入的还不够”。
谢定裕教授在清华大学周本初教授捐赠“保钓、统运”的资料仪式上的讲话中曾指出：“近来，钓鱼岛似乎又稍稍热了起来。在媒体上出头露面的竟是一些从来只是搭边，早已对此冷漠，得过些什么大奖的名流。大家根本不知道还有一批数十年如一日，全心全力在奉献的一群，有许多还在国内工作生活”（吴国祯．不容青史尽成灰．海峡评论．2007年12月号）。时刻响在我耳旁，提醒我。
今天，我们探讨似乎渐渐融化在滔滔商海中了那些本是我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钓爱国精神，希望能用最现代的研究方法去整理国故，清理桌面，重新解释以往的观察，不要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似乎有着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其历史意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保钓爱国精神至今仍让我们景仰、敬佩、深思、自省。保钓运动冲破了白色恐怖，促使海外台湾留学生觉醒，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同社会主义新中国，架起了连接海峡两岸的桥梁，使广大海外台胞去除“恐共病”（林盛中．对保钓运动的回顾．2008年1月8日于北京）。
范江在当时出版的《战》里所写的《第一面战旗》的文章是多么深刻地刻划海外青年对保钓运动的历史意义的认识：
保钓运动总的说来是我们努力复位历史归原的觉醒运动，对于我们自己——海外流浪的学生——来讲，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向自己发出了战书，第一次的自我反叛，也是第一次把握群体的力量，从集体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出发，向困压强盖在我们身上的不合理的现实及其既成体制造反。这一点如果你还不认识清楚，不客气地说，你就将被自己开创的历史所淘汰。
二十余年来我们与自己所由生长的历史母体，与自己所属而血肉不可分割的中国，被一股违反历史发展的逆流活生生地斩割切断，像垃圾一样被置在异国文化的荒原上任由枯萎、败落，多少人的意识形态、精神面貌早已被扭曲到了无所信、无所守、逆来顺受的、无可无不可的行尸走肉的地步。
是的，通过钓运，海外的留学界和华人社会，普遍地觉醒了，决裂了，并认同和回归祖国（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权），钓运的一个伟大历史意义正是如此。遥想当年各位女士先生们豪气干云，鹰扬虎啸的实践和运动，岂能不肃然起敬！（陈映真贺电．见：关文亮．回首保钓风云二十五年．海峡评论．第55期，1995年7月号）
保钓不只是海外留学生和华人的一次政治运动，更重要的是，它是对“反共反华”的冷战思想的反动，在思想深处经历了困惑、震撼、沮丧、反思、转化、反抗、沉沦、狂喜和顿悟的种种变化，是一次深刻的海外华人的文化思想运动。不论是在台湾还是海外，它都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由“台湾”来代表的“中国”的结束。教育着每一位知识精英，改变着其立场和选择。此外，由它衍生的统运对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和对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均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台湾大学保钓主将王晓波：“从保钓，我们学习了爱国；由爱国，我们知道了除了1800 万人之外，我们还有十万万的同胞；在乐不思蜀的台湾，我们认识了苦难的祖国母亲”。在与海外留学生通信的过程中，与过去“反共教育”的思考模式做剧烈的 “挣扎”，逐渐受到了“影响”，与传统思想“决裂”。“由于认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代表，基于爱国意识而对中共好感，从而对社会主义产生好感，然后经由感性而上升为理性，由认知产生信仰”（王晓波．天涯何处是神州．纵横月刊．1982年6月号）。
林盛中说：“保钓运动成了我一生的转折点，我在运动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促使我在以后一生中为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林盛中．从保钓运动到“台湾同学会”．海峡评论．1995，7（55 ）：38-39）。
周本初尽管在保钓运动后受尽磨难，但始终认为“在一个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我们不能以个人或一家一户的得失去衡量那个时代”。可以说许多人的思想都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洗礼，不仅是一种震撼力之外，同时是一种吸引力。“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使我们的政治思想和人生态度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自那时起已有了强烈的民主政治的理想和社会改革的意愿”（王拓．台北,台北!序言．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1- 7）。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张才（张东才）曾经动情地说过：“保钓运动对我个人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投身在一次爱国、爱民族的运动里，体验了一次热血的交流，这种经验在近代留学生历史里是不可多得的。保钓运动为有理想主义情操的一群人提供了特殊的环境，在运动里交友不是基于个人之间的利益喜好，而是基于共同的理想和对国家前途的关心，这种机会是不容易碰到的”（民主台湾编辑部．昨日•今日与明日．民主台湾．1986年8月号）。
热血会随时间而变温和，但不会消失。随着年岁的增长，留学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贡献社会、答祖国、回馈家乡。张智北认为时代在变，读书不是唯一的路，却最怀念保钓那段精采的日子，因为“许多人的人生因为这样的感动而精采”（吴日君．求学过程惊险万状 如今是美国海军研究院杰出教授．世界周刊．2003-11-2．第六版）。
保钓运动对于留学生的多元价值观，跳脱台湾当局的压抑封闭的成长环境，拓展视野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著名已故数学家陈省身的价值观的分水岭亦缘起这场保钓运动。“保钓运动中大量的人去找1930年代的文学和共产党的文件学习，真是产生了触及灵魂的改变，有的人因此离婚了，有的人放弃学业了。这种情况，后来浸染到岛内来，他们看到了社会，看到了阶级，看到了国际上的帝国主义问题。这是一个完全新的视野”（张文中．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追求和理想—陈映真访谈．载
昔日的保钓健将夏沛然曾撰文做过十分中肯的结论:“钓运真正深刻的影响发生在参加运动的每一个人身上。有人在钓运中成熟长大，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人。有人在共同工作中结识了至死不渝的知心朋友，有人因此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也有人为此妻离子散。有人毅然回到家乡服务，也有人决心在异国终老。有人为这段时期的幼稚盲动羞愧，到现在还不愿意去触及记忆的疮疤，也有人认为那些激动昂扬的岁月，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时光。如果说在时代的汹涌的波涛中，钓运不过是短暂的一个小浪尖，构成这个浪尖的无数水花和泡沫，他们的奋斗与挣扎、喧闹与争辩、探索与寻求、反省与沉思，也具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色彩与特征”（转引王正方．追忆台港留美学生激情岁月．《亚洲周刊》，2005-07-10）。
一位老保钓者龚忠武曾经写下下面一段话，回味再三，发人深思 ！
受了这么多的磨难，走了这么多的弯路，真的值么？
当然值。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抚今思昔，我仍然无怨无悔；甚至还引以为荣，深感自豪。
钓运激发我理想主义的激情，才使我有勇气背叛师门，同我的过去决裂；才敢顺从历史潮流，认同祖国，回归中国历史的主流；才有机会学习和运用锐利的阶级分析方法。
我也曾以满腔的热情投入钓统运，并丰富了钓统运。
就这两条，我觉得再大的磨难，再多的弯路，也值得承受，值得去走；如果有机会让我再做一次选择，我将会毫不犹疑地、潇洒地再走一回这条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老路。
不论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要有点理想的，否则人生剩下的将只是一片空虚苍白；否则这个国家或民族，纵然经济上富庶繁荣，文化上必将苍白无力，没有精神灵魂。在今天这样一个一切望钱、望权看的世道下，我们是多么地亟需发扬和传承当年海外我们这些老保钓曾经为之奉献牺牲的关心国事、天下事的高尚爱国主义情操和激情的理想主义精神啊”！（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权）
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或许不是答案的答案吧！当年一位老保钓者、联合国裁军专家林国炯曾经说过“保钓统运已经式微，没有多少活动，但统运的香火仍然延续不息”。一位老保钓者曾经撰文问到：“两国若是因为几个无人岛屿而在太平洋中展开高科技海战，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看来双方都不愿意见到如此不幸的演变，往后可能的发展就是诉诸国际法庭。上国际法庭打官司，中国方面有准备吗？”（王正方．追忆台港留美学生激情岁月．《亚洲周刊》，2005-07-10）。
历史是操作性的，它并不一味服从高尚道德的安排。现行的国际规则是人类社会吸取了几千年无秩序拼杀的教训之后建立起来的，具体的条文是历次战争的战胜国集团拟订的，日内瓦协议是这样，联合国的诞生也是这样。国家的交往，大都是一个利益的交换，在利益交换中维持一种平衡。外交谈判不是道理的辩论，而是谈判各方以自己国家实力为后盾，对其对方底线的试探。外交关系不再是一种责任，不再是零和，而是发展一种双赢的、多极的局面。在所有的国际危机处置中，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角色，有自己的话语权，只有通过不断的参与、渗透、磨合，才能发现自身角色，准确定位（姜宇晨．“多元石油外交方程式”解析．预印本．2006， 19-25）。
在把握两国关系的“本质”上，不仅要看“名义”，更要看“实践”。我们必须看到中日关系“再正常化”之路还很漫长，寒流还会频频袭来！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应该果断地斩断日本军国主义窃土的黑手，遏制其侵略野心，阻止其滑向战争的边缘。无原则的让步不等于“负责任”，主权也绝不是“负责任”的交易品。中国的“高姿态”换来的是日本“得寸进尺”，树欲静而风不止，国家主义的幽灵正在永田町昂首阔步，“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潮四处游荡，寒风飕飕！
在钓鱼岛争端上，多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越来越强词夺理，根本无心与我谈判钓鱼岛争端。我们因为问题的敏感性而回避之，实为可惜（张植荣．日本有关钓鱼列屿问题研究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1：101-103）。我们必须采取有力举措，遏止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合法化以及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的步伐，已成为当务之急。
岁月变迁，精神永存！
保卫钓鱼岛，我们责无旁贷！
遥望那过去的岁月，抚今追昔，所感受的不仅仅是激情，更是深深的沉思！面对保钓者的询问，日本的步步紧逼，外在压力的客观存在和内部合作解决动力的缺乏，加上现实矛盾的困扰，我们扪心自问：
我们有准备吗？！
（当年保钓者的许多美国留学生已经离开我们,已逝如:前加州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中国篇章语言学和语用学研究的开创者、语言学博士廖秋忠，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诗东以及陈恒次、王浩、任之恭、许泰和、章苏民、林碧碧、鲍永平、陈挹芳、张晓春、孟仪正、冯国祥、胡家缙、李福详、许金珠（苏清楚）、袁葆生、郭松棻、程君复、关文亮、孙贤鉥、侯大正、刘振翼、梁恩佐、马大侃、李我焱、夏平生、唐文标、袁旂、……，我们在此表示深切的怀念!）
谨向支持完成本文的谢定裕、伍鸿熙、袁旂、林潮、丘成桐、刘应明、周本初、林盛中、吴国祯、龚忠武、叶先扬、曹宏威、张信刚、张崇华、王正方、杨思泽、张昭庆、张东才等老师深表谢忱!
欢迎批评，欢迎订正！请用中/英文函告姜宇晨，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