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毛主席最先提出来的

　　

　　
刘日新

　　

　　
现在人们常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提出来的。据此最近有的主流学者教授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照搬苏联模式，没有“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据“邓小平理论”，否定了苏联模式，才有“中国特色”。这种说法如果出自不大了解历史的年青人之口，还情有可原；可这是出自著名学府的教授之口，就大成问题了。此论一出，对党史、国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暴露出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认真严肃对待。本文拟根据自己不高的理论水平，就此对有关的一两个问题，摆一点事实，讲一点道理，与主流学者教授商榷。

　　

　　
毛主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命题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段话，中心思想实际上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其中关键的一句，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其实，学过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下的定义。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要的马列主义观点，正是毛主席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最先提出来的。毛主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引自《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534页）

　　

　　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是根据他深入的理论修养和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而提出来的，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说过：“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些基本原理（按：主要指资产阶级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主义的特征，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接着又一次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采取革命措施，“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8，272页）

　　

　　列宁也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03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最先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并且指出要根据各国当时的具体条件来运用，这是非常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颠簸不破的革命真理，成为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愈来愈显示其无比的正确性。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应用于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按照俄国的具体情况，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逝世后，苏联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与同盟国一道，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在中东欧和亚洲涌现出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世界的局势。

　　

　　西方资产阶级也承认：“1917-1950年间，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的舞台，并进行了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试验。最早是在前俄罗斯帝国和蒙古，而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随后在中国、北朝鲜和越南（以及其他地区类似的及模仿的国家），它们都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对生产进行集中控制，并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分配所有的资源。这项巨大的试验改变了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版图，确定了20世纪的大部分进程。”（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告》第1页）在上个世纪末，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由于修正主义篡权，外部由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策略，一个个倒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

　　

　　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它使我们这个千年古国焕发了青春，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并且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在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以世界上少有发展速度，使这个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前三十年是照搬苏联模式，没有“中国特色”吗？

　　

　　当前某些主流学者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前三十年的成就，污蔑前三十年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照搬了苏联模式。首先，应当承认，建国初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于没有经验，学习过苏联的一些做法。但是，正如当时经济计划工作的领导人陈云指出的，五十年代学苏联，“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37页）下面且看看前三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宗重要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

　　

　　首先，要弄清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模式”的内涵。苏联解体后，修正主义上台，写了一本又一本苏联的历史书。正如清朝著名的学者龚自珍有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苏修集团编写的史书，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极力否定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大力拔高自己主政时期的成绩。当代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认为，苏联的历史书籍，还是1938年联共（布）中央审定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得比较好，反映了历史实际。我根据建国初期学过并保存下来的这本由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和俄文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查找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的内容，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一是实行农业集体化。下面且看看经济建设方面这两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对照一下中苏两国有何异同。（实际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除以上经济总的方面两件大事外，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以及各个经济部门内部，许多方面的建设都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在此暂且存而不论。）

　　

　　苏联从1928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7%。五年间建立了自己的冶金工业、机械工业、航空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现代化学工业等新兴工业。到1932年，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8%，提高到70%，钢产量达到593万吨，居世界第二。翌年斯大林即宣布苏联已经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在这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正普遍陷入三十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工业一般下降20-40%不等。这是社会主义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表现。

　　

　　中国在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不是照搬“苏联模式”，用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70%，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标准呢？不是这样。中国经过“一五”计划，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8%，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接着1958年大跃进，1959年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4.9%，钢产量达到1387万吨，但是中国此时没有宣布实现工业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中国工业化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即要求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后又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具体参见《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一期本人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业化》。该文详述了中国工业化标准的提出，揭示了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不但有必要、也有可能比苏联更加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投资所占的比重比苏联更高。）

　　

　　什么叫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毛主席指出：“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内能够依靠它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对外也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50页）

　　

　　什么叫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周总理说：“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19页）

　　

　　由此可见，中国要求建立两个体系，作为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高标准，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很明显，这不是照搬“苏联模式”的表现，而是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

　　

　　再看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这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的著作，列宁《论合作制》，都非常明确的论述了这个重要问题。苏联搞农业集体化，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方式是派工人下乡突击搞集体农庄，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当时由于没有经验，集体化的步子过急，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致使苏联农业长期没有恢复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这是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一个缺点错误。

　　

　　中国革命的道路，带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不是城市暴动，而是由农村包围城市而取得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与广大农民群众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在农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前三十年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较长时间，由互助组、初级农业生合作社、高级农业生合作社、人民公社（犯过错误，最后退到“队为基础”，农业就顺利发展了）等组织形式，随着农民觉悟的进步，逐步提高集体所有制的程度。因而拥有几亿农民的中国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农业是逐年增产的。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个奇迹，与这方面的所谓“苏联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此外，主流学者为了要执行一条与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我国前三十年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特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也当作“苏联模式”予以否定，这是非常错误的。由于社会主义会主义制度在世界历史上存在了几十年，关于社会主义具有三大特征，这早已经成为东西方学者的共识。首先应当肯定，中国和苏联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这三大特征，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当然，个别时期犯过错误，如中国在公有制问题上，大跃进时期追求过“一大二公三纯”，但很快就发现并克服了。在按劳分配问题上，也一度出现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但也较快发现并加以解决了的问题。所以在中国的工业管理体制中，几十年长时间实行八级工资制；在农业分配制度中，也较快恢复了评工记分制。正是由于这样在工农业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基本上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前三十年我国经济（GDP）平均每年以7.4%的速度不断发展。这不是大大快于实行私有制、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经济年均增长2-3%的速度吗？

　　

　　至于搞计划经济，无论中国还是苏联，从根本上说就没有错，这正是坚持马列主义的表现。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54页）

　　

　　列宁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交给工人阶级，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十卷，第407页）

　　

　　正因为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才能高速度发展经济，苏联能同美国抗衡，才用了七十一年，赶上美国二百年。中国（1950-1952年）“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引自《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6-367页）新中国前三十年经济的发展，相当于旧中国经济的八倍。

　　

　　有一位顶着教授头衔的主流学者最近说：中国“搞计划经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计划”，听到这样的话如同听到梦呓一样，令人啼笑皆非！可能辩护者要说，马克思曾设想过社会主义要取消商品生产。但经过十月革命后苏联三年多的实践，列宁体会到行不通，转而承认社会主义还需要商品生产。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要同农民交换粮食等农产品，因此要大力发展商业，这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于是苏联由余粮收集制转而实行粮食税，农民可以用自己多余的粮食同国家交换工业品。这就是苏联二十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民革命的征途中和胜利以后，在对待商品生产问题上，在对待同农民的关系上，中国直接遵循列宁主义，借鉴苏联的经验，避免了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

　　

　　毛主席说：“我们搞了二十二年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毛泽东文集》第117页）在江西苏区，红色政权就积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设立了各种经济管理机构，毛泽民就是苏区银行的行长。所以，中国没有实行“余粮收集制”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全国解放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1952年国家计委成立后几十年，计划工作基本上是正确对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对象，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但对生产（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要进行计划，而且对交换（市场）、分配和消费，对整个扩大再生产都要进行计划。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如劳动、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工资、成本、利润、财政、信贷、商业、外贸等，有关经济部门的计划都要运用。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为要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要讲究经济效果，于是国家计委成立了成本物价局，著名老经济学家骆耕漠是副主任兼最早的成本物价局局长。计划工作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有时要自觉地利用来规定价格的升降，有时要放开让它自发地调节生产和流通，这就是市场调节。“一五”计划就明文规定：价格的调整，要考虑“价值法则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1955年，人民出版社，第108页）因此，主流学者说什么中国过去“搞计划经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这不是正毛主席曾经批评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那种人吗？实际上这种完全不顾事实，脱离中国的实际，信口开河的言论，是从西方经济学哈耶克新自由主义那里检来的垃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本人的著作：《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第六章“我国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经济”，可供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参考。）

　　

　　总之，前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计划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不是什么照搬“苏联模式”，其成绩和经验已大大超过“苏联模式”。到“五五”计划完成时，中国1980年建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钢产量达到3712万吨，相当苏联卫国战争前钢产量1832万吨的两倍。想当年苏联恁借这些钢铁，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德国。在这样巨大的工业和国防科技的的基础上，我们发射了“两弹一星”，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198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到6411亿斤，人均653斤，基本上解决了近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粉碎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的预言，说什么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吃饭问题。这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引起举世震惊，试问谁能否定得了呢？

　　

　　值得注意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近些年来被一些主流学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诠释，实际上演化得面目全非了。如自称是中国改革的历史见证人，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国家体改研究会会长的高尚全，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五个基本特征：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中华文化。这里民本、民主一类词汇，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骗人用语；尊孔读经一类的所谓中华文化，是五四运动被打倒的“孔家店”的复辟，没有必要全面加以评论，只重点讲一下市场经济问题。这个改革大官在市场经济前面，没有“社会主义”一类的形容词，反映了他们前年在西山会议要去掉这四个字的要求。什么是市场经济呢？世界上搞了360多年历史的英国老牌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学者戴维﹒W﹒皮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下的定义是：“Market Economy 市场经济 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关资源配置和生产的决策是以价格为为基础的，而价格则是由生产者、消费者、工人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自愿交换产生的。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经济。”（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75页）

　　

　　西方学者在这里现身说法，非常清楚的说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由此可见，那些资本主义改革派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市场经济的特征，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与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命题，毫无相同之处，就不用多说了。

　　

　　（2008/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