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毛泽东思想必须全部推翻对毛泽东的污蔑！

　　

　　康秀峰综合

　

　　

　　

　　重读毛主席的文稿，谁在浮夸放卫星？

　　共产党及其军队保存下来的真实档案，实际上绝大部分是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的，而在向忠发叛变后党內的原始史料，因幸存的领导人均单独秘密撤向江西苏区，其文件无人敢带在身上，只有销毁。红四方面军和新四军的文件也如此，只有他们发往当时中央的电文和中央发给他们的电稿存在。还有些是在莫斯科保存。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建国后每天的活动和批示都有秘书记录并经主席审阅后存档。其它重要领导人也如此。这是验明正身的分水岭，也是判断有无篡改的金标准。重读毛主席的文稿后，我们可判别谁在浮夸放卫星了。下面是九十年代出的毛泽东建国后文稿內的部分有农业的批文。（最真实的史料是81年前的，目前无法获取）　　

　　

　　

　　在风雨急流中航行的一新中国

　

　　

　　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艰难险阻[二]

　　

　　

　　

　　改革开放的理由之一便是对三面红旗的否定，随着决议和给右派平反，三面红旗也成了毛主席的罪状之一，尤其把浮夸风和饿死人统说成是毛主席倡导，并把饿死人夸大到五千七百多万人甚至袁隆平也说每年饿死四五千万。故內外反毛右派反革命从国內到国外出书宣讲，对毛泽东妖魔化可以说已到令人心悸的地步。　　

　　

　　下面把主席的有关这些指示或批语摘录部分在此，看看到底是谁在浮夸，又饿死了多少人。因饿死人是大事是要上中央的。如沒上则是杜撰。这里面还包括反右在內。　　

　　

　　

　　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改革开放的理由之一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
　　今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一九五六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一九五六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　　

　　

　　(六)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繁殖计划待商，请你们准备意见。
　　(七)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
　　(八)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
　　(九)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十)在十二年内，大部分地区百分之九十的肥料，一部分地区百分之百的肥料，由地方和合作社自己解决。
　　(十一)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八百斤。棉花、油料、大豆、丝、茶、黄麻、甘蔗、水果等项指标，请你们提出计划数字，待商。
　　(十二)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哪些是七年内可以基本上消灭的，哪些是要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的，哪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
　　(十三)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
　　(十四)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字(十五)在七年内，将省、地、县、区、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格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
　　(十六)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
　　(十七)在七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
　　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一月三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一月四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　　

　　

　　
论十大关系（节录农业方面）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5]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一月十八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我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要向党、政、军、民各界的同志们讲清楚。合作社只有这么一点历史，大多数合作社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经验很少。搞了一辈子革命的人还会犯错误，人家只搞了一年到一年半，你怎么能要求他一点错误都不犯呢？一有点风，有点雨，就说合作化不行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个大错误。事实上，多数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你就到处大讲这个社的经验。一个省总可以找出这样一个典型嘛！要找那个条件最差，地势不好，过去产量很低，很穷的社，不要找那个本来条件就好的社。当然，你搞几十个也可以，但是，你只要搞好一个，就算胜利。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注：另一文稿内是：地质部在石家庄专区正定县有一个地质学校，有一千多人因为暂时没有分配工作而罢课闹事，要上北京，他们的标语口号有“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落后，没有优越性！”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公开说：“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去讲话：“你要杀人我要专政！”北京高等学校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大中小资本家子弟，工人、贫农子弟不到百分之二十。）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中央派邓去调查）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南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那么一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象稻子那一类作物，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比较好些，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政府也大力帮助农民，比如兴修水利，发放农贷，等等。我们的农业税，包括副业的税收，约占农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业没有抽税。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至于说城市政策右了，看起来也有点象，因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七年以后怎么办？到时候还要看。最好留个尾巴，还给点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所以，也不能说我们的城市政策右了。　　

　　

　　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所谓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头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这些娃娃们发疯了！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四千学生里头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个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极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二　　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第二点，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同志讲，要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话很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这个口号应当宣传。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国际问题。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讲一讲中美关系。我们在会上印发了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我看这封信主要是给蒋介石泼冷水，然后又打点气。信上说需要冷静，不要冲动，就是说不要打仗，要靠联合国。这是泼冷水。蒋介石就是有那么一点冲动。打气，就是说要对共产党继续采取强硬的政策，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出乱子上。在他看来，乱子已经出了，共产党是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观察吧!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第四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2]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3]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4]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5]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第五点，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加强什么工作呢？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现在我们的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告，也请你们大家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要精简机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但是越少越好。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第六点，法制问题。讲三条: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一定要肃反。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点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单位进行过肃反，但是肃而不清，必须在斗争中逐步肃清。反革命不多了，这一点要肯定。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革命，肃反工作没有完。　　

　　

　　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骂越好，我讲的这三条总是骂不倒的。　　

　　

　　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们通，就叫“通匪”。结果，还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　　

　　

　　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第七点，农业问题。要争取今年丰收。今年来一个丰收，人心就可以稳定，合作社就可以相当巩固。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　　

　　

　　三　　

　　

　　谁在浮夸放卫星？　　

　　

　　关于农业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规划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我问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经作好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作好。现在着重的是省、地、县这三级，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这一年总要作好，而且六级都要作好。因为我们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的规划和其他各级的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3]，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别的省的同志商量，他们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而且各省各县不要一律，你们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百分之一。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4]、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个反抗，如果没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进去就拔不出来，这种田要掺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一个教训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是一个有益的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一四五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2]。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云南省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告。告说，今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人情况。造成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等。目前，省委正在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集中检查省委和地、市委两级的领导作风，接受经验教训，并准备采取以下措施：地、市委书记会议后，立即在党内和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批判强迫命令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倾向；组织专门小组对肿病死人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严肃处理死人事件中的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立即执行郑州会议关于作息时间的规定，检查和改善矿山、水利工地等各个战线上民工的衣、食、住和劳动安全问题，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劳逸和生活，等等。
　　[2]见《老子·五十八章》。原文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所有制问题：
　　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基本的生产队（即过去高级社）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
　　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由互助组到高级合作社经过了四年（１９５３　１９５６），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四年，或者还到〈要〉多些时间　　要五、六、七年。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这个过程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当然还只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阶段，才能完成〈全〉建成社会主义。在这整个过程，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
在（从１９５８年算起）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到大部分的人民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去。１９５８年粮棉油麻大丰收，却在最近四个月内（１９５８年十一月到１９５９年二月）大闹粮食油料大不足的风潮。一方面，省、地、县、社党委大批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瞒产私分；一方面，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它们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合理合的法的正当权利。一、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民总产值的７％左右（河南为例），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太多，如河南，竟占百分之二十六，连税收（国家积累）７％，共为３３％，再扣除１９５９年的生产费２０％，再加公益金、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其中有的有脱产文工团１８０人之多），共计５３％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４７％以下，这太少了。公社是１９５８年秋季成立，括〈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还有三是猪鸡鸭无偿归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无偿归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中，有些是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食堂房屋用具，有些则是不应当
归社而应当不动的，如全部鸡鸭和一部分猪，另一部分猪应当作价归〔社〕，而不能无偿归社。
　　这样一来，共产风就括〈刮〉起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不能被许可的。我们只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日德意）、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生产资料），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粮食、房屋），而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劳动成果，他们是不劳而食的，无所谓劳动成果。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了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呢？当然，公社积累不是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公社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建设基金。
　　劳动分配问题：
　　土地、人力、产品，三者，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然是也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１９５９年，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矿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如此而已。希望也是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将现在实际所有制翻过来，变为基本上公社所有制，部分的为生产队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极小的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旁土地、小群果树、家禽家畜等。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设以前，当然是私人的。
　　现在，农民不怕公社拿走土地，那是拿不走的。怕的是人力、产品两样被拿走。
　　劳动分配，现在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人太少，工业、服务业和行政人员太多，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多了２０％，或更多。服务业应大减。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争人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分配应有差别问题：
　　队分穷、富、中三等。
　　吃粮和工资分配应有差等，队队不同。上死下活，死级活评。
　　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制，一万年还是如此。大反浪费。
　　１９５８年积累多了一点。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宣布：１９５９年的公社积累不超过１８％，连同国税，共不超过２５％，以定民心，提高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下放当社员问题：
　　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到公社的生产队当社员，每年至少３０天，多者４５天。一部分下厂矿当工人。
　　　　　　　　　　　　　　　　有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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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谁在欺骗毛主席？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５９年三月一日上午八时　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信指出：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　　　　

　　毛泽东　三月一日前　讲话指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的解决，才有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什么样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法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　　　　

　　

　　　三月一日前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有一些同志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毛泽东的道理有些不妥。　　　　

　　

　　这才有　１９５９年三月一日上午八时　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信。之后，　三月一日　和　三月五日，毛泽东的二次讲话语气更重。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真相。为此将五次讲话全部录后，以供参考。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　　

　　

　　1958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教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着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1958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行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就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是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1958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正在整社工作中，按着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能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作，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90％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的解决，才有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什么样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法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娱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七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制。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认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产生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的行政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种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1959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的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认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的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是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去年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　　　

　　

　　　

　　

　　人民公社决议只提一句“按劳分配”。究竟如何按劳分配，没有完全解决。什么是生产责任制？马克思讲过“生产责任制”，怎样的责任制也未讲。现在要谈的问题是公社所有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即公社所有制要不要一个过渡来建立，是不是公社建立的时候就是集体所有制。我在山东看了一个公社－－济南东郊人民公社，二万一千户，十二万人，一个生产队，距公社所有制很远，实际上是公社党委所有，这还得了！问题就在这里。现在很多人不通，就是要统多统死，就是过去地方讲我们的，现在不是下放了吗？公社有三级，生产队一级有七、八百户，有一千多户的。所谓统多，就是多搞积累。所谓所有制，一曰土地等生产资料，二曰劳动力，三曰劳动产品。这些究竟归谁所有。现在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因此要统多统死。现在工人和农民的情况不同，以鞍钢为例，一个工人的总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剩一万○八百元，工人收入八百元，个人消费占他的产值不是十二分之一，为国家积累很少，我们想积累，河南公社积累、国家税收、管理费用，公益金共占50％，生产费用占20％，农民实际所得30％（，但农民要活，因此要瞒产15％，方法几十种，这是合法权力，而我们批评他们为本位主义其实是违犯按劳付酬的原则。现在所有制实际是队所有制，生产资料，生产者归队所有，产品所有制也归队，农民现在站岗放哨，保卫产品所有制。为他的劳动成果而斗争，你分给他30％，他就加15％，实际上是45％。现在公社与生产队激烈斗争是两个问题，一是人力，二是产品，农民不怕把土地搬走，但怕把产品运走，农民往城里跑。现在财政部门把全部贷款收回，因此使人民公社无法维持，这是一种破坏生产、反人民公社的倾向，贷款全部收回的还要退还。卖猪卖白菜的钱不给公社，白菜大批烂；拚命的吃，城里吃不到菜，原因就在这里，不完全是运输问题。现在顶牛，一方面生产队批评上边是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上边批评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要反左。生产费与积累占70％，消费只占30％。积累太多，猪卖了，各种物资卖了，都是归社，这种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不应该批评他瞒产是本位主义，东西本来是他的，你不给他分，他只好瞒产私分。所有制的改变，少者四年，多者五、六、七年。富队帮穷队提高，穷队逐步向富队看齐。不要把富队的头砍下来补给穷队，这种性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用赎买的办法。苏联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一千一百万吨钢，砍苏联二千万吨钢补我们不合理。一部分农民无偿的占另一部分农民的产品，不叫抢劫，而叫共产主义风格。这与救济穷的不同。工业办多了，为什么积累这么多，财贸部门为什么把一切贷款都收回，就是办多了工业。中央、省、地、县、公社都想大办工业，看来各级的积极性过多了些。这点情有可原，情者合乎实际，因为土地、劳力、产品均属他的，中央、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六级对付生产队和队，六级有权，但是农民人多。什么是一盘棋。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分配太少了。不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只分给人家30％，要拉平分配，这叫作半盘棋，大批人马调动，大批积累，这种权利是冒险主义的权利，只要共产主义，不要本位主义很危险，要正当的提积累，要正当的办工业，而不是为疯狂的提积累办工业，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本位主义，光要共产主义不行。农民瞒产情有可原，他们的劳动产品应该归他们所有，积累，无代价的修铁路、修公路，修和他们不相干的水库，这一部分无偿劳动很大，提积累、收贷款，购买东西不给钱，组织运输力也不给钱，这就是农民想尽办法保卫他的劳动果实的原因。　　　　

　　

　　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能决此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公社和管理区实际是联系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间，不出告示危险，今年库存减少，没有增产。反本位主义越反越收购不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为什么去年秋收那样粗糙，东西收不到，就是没有解决分配制度问题。河南新乡地委说，收柿子宣布谁收谁得，一夜完。要承认农民瞒产合法，中央与省应说服地、县、社三级党委，社说服管理区总支，我们站在一边首先支持农民的合法权利，也说明我们无非是想搞工业化，工资级别死级活评，一个月评一次，多劳多得，一月变一次，工资总额不变，又叫上死下活。究竟公社要统多少？统三大项。国家税收、公积金、公益金。还有统购、计划、物价、教育，教育办的过多了也不好。　　　　

　　

　　此外工业办多了。社办、县办、地办，省未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也多了，要规定。不可不办，不可过多，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工业都要有所调整，五级工业都不可太多。现在要继续把冷水泼下去。要把所有制问题讲清楚，要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我们的政策加以比较，斯大林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不是反本位主义情有可原，改为合法权利。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了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分配中的消费部分要增加，要发展生产，把穷队逐步提高到富队水平，不要拉平，工业不要办得太多了，釆取这种办法积累。搞大型工业、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给个人的要增加，超额分成。十条猪完成十一条任务那一个分成。田家英的警卫员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杀一条猪60斤，为什么要杀？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写个决议案。以所有制为中心，积累问题，分配问题。每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多寡不一，每个生产队的吃粮标准也应该有差别，有的可能少于380斤只得如此。粮食多产多吃，工资也是多产多分，死级活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是消费。积累是建设费用。公社不能办脱离生产的文工团，各级干部太多，要大大精简，节约办社要在决议里写一条，办工业的积极性，第一要称赞，第二要约束。中央、省、地、县都要约束。要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那些工业归县归社要有所调整。　　　　

　　

　　我写了几句话：一、所有制的问题：几年内，譬如说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在公社说来，只有部分的所有制，积累公益金等，产品所有也是这样。即“承认生产队的保守主义或本位主义”，这样我们的六级干部就可以和六亿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一方面批评他们的本位主义。去年秋前好像农民跑向工人之前，但秋后即瞒产私分，这就是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是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等于按劳分配逐步到按需分配一样。在某一点上说，即对于过于积极办工业是一个让步。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把它当成一个过程去看待。由互助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从1953年到工956年）经过了几个步骤才完成，由高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过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譬如五年、六年、七年时间，要整过急的思想。问题是把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社大队多所以要有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与道德品质的提高，人民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我们计算四年钢可到五千万吨，明年拨一百万吨，后年拨二百万吨，大后年拨三百万吨。即六百万吨钢材装备农业机械化就差不多了。公社工业化有四、五、六、七年就差不多了）当然，这还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其性质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是说，从1958年算起的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　　　　

　　

　　1958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内（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有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你说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测风云。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翻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点，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　　

　　

　　（他产的吗，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吗，他懂得点马克思主义。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穷富队拉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是无偿的占用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犯按劳分配的原则。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村总产值的7％左右（如河南）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竟占26％连同税收7％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费共计占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个人所有太少了，不合物质刺激的原则，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质太少了。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其中有脱产文工团180人之多，晋南的例子。此外还有扎牌楼、导具等浪费。　　　　

　　

　　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以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此外，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官、封的劳动成果，而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回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过去是同盟者，又拥护改造，还要利用他们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当然，共同积累不是当作消费资料，也不是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的建设资金，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不从所有制问题讲道理讲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把公社当作全民所有制，只设想大集体所有制，不没想生产队所有制。　　　　

　　

　　二、劳动分配问题。现在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一个是抢产品，一个是抡劳动力。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是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的东西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点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希望也就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三、五、七年就可以把现在的这种所有制状况翻过来，即由基本队有，部分社有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的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一部分个人所有制的尾巴，例如宅旁林木、家禽、家畜、小农具、小工具等，房屋在大规模建筑公共住宅以前，因为是消费性的，当然是私人的。现在农民不怕拉走土地，怕的是拉走人力和产品。要人要钱的积极性大，一压下去五亿农民没有出路，设所抵抗。去年农民拚命抵抗，把产品让它烂掉，甚至破坏，这抵抗的好，使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30％到40％），必须坚决的减下来。过去八年只增八百万工人，去年全国所增的工人一千万未算在内，　　　　

　　

　　（实际上是二千六百万人）中国从张之洞办工业以来产业工人只有四百万，解放以来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即八百万，共一千二百万，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万，再加上各行各业转过来转过去的四百万，共为三千万，突然增加三千万，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上面这三部分人，都有大批浪费，必须坚决减下来，从事农林牧副渔，否则有危险。据说工业浪费20％，要回农村，服务行业要大减，行政人员只许有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家争人力是项严重的问题。　　　　

　　

　　分配问题：分配是讲消费部分本身的分配，生产队人体上有穷、中、富三等，吃粮、工资标准都应有差别，吃粮也要有差别，和工资一样，队队不同，除征购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工资实行死级活评，上死下活制度，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有国家、社、队的仓库），用粮（要有定量）制度，用粮要精打细算。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旧的需要解决了，新的需要又发生了。1958年积累多了一点，也是好心肠，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公开宣布。1959年公社积累不超18％，连同国税7％，总共不超过25％，以安定人心，提高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春耕。　　　　

　　

　　最后讲讲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各级干部分级分批下放当社员，每年至少三十天。多者四十五天。一部分下厂、下矿当工人，这样我们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紧张局势了。过去历来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公社，第三是个人，现在我们倒过来，第一是安排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公社的积累，第三是国家的税收。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在天津、郑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谈，各地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情有可原，赦你无错，不给处分。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管理区生产队队长是中间派，动摇于两者之间。就是我们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不上调粮食，不给予处分，实际上是承认他们有权。从九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河南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我们的决议提了按劳分配，至于如何实行，没有讲，生产责任制提了。如何实行。也没有讲。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购多少，吃多少。生产队养的猪归谁？卖东西的钱归谁？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现在统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统。一统税收，二统购，三统积累，四统生产费，五统公益金，六统管理费，七统工业，八统文教，九统供给、工资……。我说，本位主义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义，不能都戴本位主义的帽子，几亿农民都戴这顶帽子不舒服，要去掉这顶帽子。能完成征购任务而不完成，可以按个本位主义，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权利，不是本位主义。　　　　

　　

　　讲四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劳动问题，三是分配问题，四是干部下放当社员。　　　　

　　

　　一、所有制问题。公社集体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产队（即过去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要承认它合法，现在基本上是他们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们就瞒产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队有，部分社有，过去没有搞清楚。农民有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上次郑州会议前，讲农民觉悟高，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风格。秋收以后，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那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应该如此。一下子搞共产主义不可能。有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农民让步，但基本上不是让步，是我们要得太多。把卖猪卖大白菜的钱交给公社去了，不给生产队。农民怕共产。当然他们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鸡都共产了。所以把公鸡杀掉，母鸡藏了。　　　　

　　

　　现在的公社是联邦政府。要由联邦政府逐步过渡到统一政府。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一年灭亡。一不能统一拉平分配，二积累、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个过渡。现在社办工业太多。社揽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农民和生产队，要在农民和生产队上刮羊毛，所以产生对抗，站岗放哨。不要砍富队补穷队。而是要帮助穷队向富队看齐，这就需要时间。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渔，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所有制只能基本队有，部分社有，逐步转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由互助组到高级社，没有过渡不行。这样作，基本上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办就违背客观规律，请你自己缩手。由互助组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1953年到1956年），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可能也要经过三、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要有较多时间。　　　　

　　

　　再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钢来补中国，生产者会反对的。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过程。当然，这还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几个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作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内，从1958年算起，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现在是基本上队有，社只有部分所有。假如现在什么都归县，什么都由公社统，就要统翻几亿农民。在三四年，五六年内，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到全民所有制。1958年，粮、棉、油、麻大丰收，但是，却在最近四个月大闹粮食、油料不足的风潮，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反本位主义，我走了三个省，觉得是保护正当权利，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传工作没有赶上），即所谓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则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进行反抗，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和群众的作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合理的。他们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合法的正当权利．因为土地劳力是他们的，劳动结果－－产品，应当是他们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是由穷队无偿占有别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是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业总产值7％左右。不算太多。农民是赞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县从公社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积累占26％，如税收7％，共33％，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农民对国家的投资。这还不算修铁路、水库等义务劳动，以及很低的工资（如修三门峡）。再扣除1959年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费，就达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少了。　　　　

　　

　　公社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产凤”。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猪、鸡、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锅、盆、刀子、碗、筷归公共食堂（还能算废铁无偿收去），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公”，应当加以分析。有些是正确的，如大部分自留地归社，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如全部的猪、鸡、鸭。有一部分猪作价归社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共产之风就刮起来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我们曾经无偿剥夺过帝国主义的财产，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国．并没有剥夺过。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挤垮的。我们曾经没收过地主的生产资料，侵犯过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资料　　　　

　　

　　（粮食、房屋）。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过拿回来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劳动成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采取赎买政策。对富裕农民更要谨慎，我们怎么可以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呢？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对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给队给农民戴本位主义的帽子，使县社干部不顶牛，而是去掉包袱，团结一心，讲明道理，不算错误，把政策搞清楚，这是关系到联系几亿农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绪问题。中央、省、地三级比较超然，而县、社首当其冲，下面是大队、小队和广大群众。我们拿多了一点，也要讲清楚，是好心建设社会主义。主意不好，过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认手伸得长，其性质是冒险主义．办法是要开六级干部会议。　　　　

　　

　　讲讲党的历史。我们党中央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委员会，山头很多，一军团三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其他各根据地、白区又各有小山头。在延安曾说，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山头，不要骂人家是保守派主义。现在的山头是生产队（过去是穷村、富村）。　　　　

　　

　　公社搞什么，一、拿出几百万吨钢装备农业。七年可以机械化，二、搞公社工业，三、搞多种经营：林、牧、渔。这些全民性部分，将来是会发展起来的．三、四、五、六年之后这些东西多了，相形之下，队生产的东西就少了。　　　　

　　

　　山东吕鸿宾社先以条子、秤、“帽”子去对付，后以一把钥匙（思想），讲明政策，一个楼梯、双方下楼，用这三个办法去对付。　　　　

　　

　　历来讲国家、集体、个人，实际应该是个人、集体、国家。一盘棋应该先安排五亿农民安排适当的粮食。　　　　

　　

　　我们党中央逐步建立权利，从前教条主义，强制执行，实际脱离群众，并没有实权，想多统。统不了，把革命统垮。中央有权是一个过程。工业过去统得太死太多，十大关系提出以后，才逐步调整。适当的集中，适当的统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来。半路中间，怎么来个这样的干老子－－公社。工业也要分级管理，才有地方的积极性．反对绝对集中统一。不要乱戴本位主义的帽子。　　　　

　　

　　富队、穷队还有中间的队。吃饭标准、工资标准应该不同。吃粮食四、五、六、百斤，工资按劳分配。也允许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队，按劳能分220元，结果只分给130元，砍了90元。这就是无偿占有了人的劳动成果。　　　　

　　

　　二、劳动问题。土地、人力、产品，三种东西，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而实际上基本上仍然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年以及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就是说，社的积累，社办工矿场的固定或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费如此而已，还有一批生产费，不过是过过手而已。这里讲的是人、物。没有讲计划。社的权利还包括统一计划等。雄心不要太大，不要揽权太多，他们的权力只有这样多。我主张权力只搞这样多，要教会公社书记这样作。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公社有大、中型的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将现在实际所有状况反转过来，由基本上队有，部分的社有。变为基本上社有，部分的队有。就接近于全民所有制。那时当然还会拖一个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房土地，果树、小农具、家畜家禽等，还为个人所有。公社范围有个人所有，有小集体、大集体，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前，当然是私有的。现在农民一样不怕二样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人拿走——共产，农民就叫“共产”，虽然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要人要财，这是争执的问题。　　　　

　　

　　现在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得太少，工业、服务业、文工团、学校、行政人员分配得太多。一个太少，一个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方面多了20—30％，山西有一个公社立即减少了30％。服务业人员要大减，一百个人中十个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一个伙夫烧十个人的饭。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而不是百分之几。山东历城十二万人的东郊人民公社，只有十三人脱产，十五个管理区每区五人，154个生产队每队三人不脱产（不包括财贸人员）。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业余的还是可以。生产队与社办工业、与县、与国家争人力，石家庄一个公社跑出去一万一千人。争人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心是把向城里、工业、服务业跑的人赶回来，加强农业战线。　　　　

　　

　　三、分配问题——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三等——穷、中、富。粮食、工资的分配应该有差别。社办专业队的工资应该统一。工资可以“死级活评”一月评一次，上死下活。今年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要严格的杜绝浪费，大反浪费。新乡收棉籽号召谁收谁有，结果一天收光。滦县收花生放假三天，谁收谁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解决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去年丰收，反而用粮不足，去年粮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制度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不动，制度一万年，还是需要的。要分出国库、社库、队库、堂（公共食堂）库，都必须有制度。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积累搞多了一点，有鉴于此1959年应向群众宣布：公社积累不超过18％，加国家税收7％左右总共不超过25％左右（占工农业总收入），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四、干部下放当社员、工人的问题。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生产队当社员，舒同当了九天。每年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也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中央、省、地、县、社、区六级，要讲清楚六级只有几百万人，另一级是几亿农民及其领袖小队长和生产队长，是大多数，这两方面要打成一片。在若干年内基本实行队所有，分期分批作到公社所有。这样一来，就一定可以达到发展生产，改善关系的两大目的。目前的紧张关系是队和社，有点“国际紧张形势”，主要怕共产。一经济，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产，两方面下楼梯，区以上干部左了一点，生产队小队长一般无罪，我们要向公社党委和小队长讲清楚，帽子只扣一部分，该卖给国家的不卖，是本位主义，这样就可以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剩下来的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孤立起来。　　　　

　　

　　三月十五日开会不变。同志和地委同志和县委同志研究讨论，提出意见。我的意见是松一下，让农民多生产，也就会更愿意多出一些。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　　　　

　　

　　（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　）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赵尔陆和王鹤寿之间也有一个交换关系。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人不吃饭，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饭米，骨头还是归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换，大体上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不吃别的也不行。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勤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产。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　　　　

　　

　　要讲爱国、爱社、爱民。过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种棉花”，我们给它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　　　　

　　

　　东鹿县收棉花，总结了三条：不问，不咎既往，现金交易，谁卖谁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另加一条政治挂帅、敲锣打鼓。　　　　

　　

　　每个公社组织一个专业运输队，改良工具，从现在工业战线抽一批人下来。至于运输队的大小，按照需要。省、专、县商业部门都要组织运输队。　　　　

　　

　　劳动各方面要有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目的，各方面的平衡：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工业还要细分，有国办、地方办，都搞社办，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养猎都由社养不好，大部都应由生产队、食堂养。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没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了。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的。　　　　

　　

　　积累18％不低，应该有个幅度。　　　　

　　

　　过去一盘棋，强调上面，现在一盘棋，要上下兼顾。　　　　

　　

　　专业队归那个搞？几级都要有专业队。逐步考虑得利大的釆取国营，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东湖打鱼，收入特别多的县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县可以搞个把，不成功不登。　　　　

　　

　　穷队向富队看齐，把穷队提高到富队。要使社办工业、企业都办起来，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经济、美观、实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观潮派搞出来，让地、富、反、坏、观潮派攻，无非是我们一平、二调、三提款。　　　　

　　

　　发工资问题，可能有发不起工资的情况。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各计盈亏。　　　　

　　

　　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　　　　

　　

　　河南会议鸣放的文件，可以发给各地看，开头二、三天不要发。让他们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后分批发给他们看，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间，允许有不同的差别。而不过早的消灭这种差别，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别。现在允许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在工资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经济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别，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别的消灭也会越快。问题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问题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间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别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与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外部温度就不同。消灭差别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过程，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万吨钢，后年两百万吨钢，也许多一点供应农业搞机械化。　　　　

　　

　　钱的补贴确定十亿，作为农业投资。　　　　

　　

　　工资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公社的权力究竟统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账。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各个公社也要搞一个章程，各省要选择最好的二、三分给我。每一个县着重搞一个，每一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则是，非则非，是本位主义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订条约，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贫、中、富队各定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顾。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评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极分子来自我批评，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评，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评的人和贪污的人，贪污结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　　　　

　　

　　（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那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洪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麿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炭、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　7月14日　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　8月23日　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卅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卅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三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浪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麿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付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廿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釆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试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70万个小社，一社50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三支钢笔，将来不至三支，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时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产。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

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新陈代谢。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浪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人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河南简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廿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月一日、三月五日)　　

　　郑州会议纪要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天，三月五日结束。到会者，中央二十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二十七人，共四十七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一)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三)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　　

　　

　　各省、市、区党委：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2]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4]，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赵紫阳在告中说，十二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瞞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瞞产私分造成的。----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　　

　　转发山东经验的批语　　

　　

　　小平同志　　

　　

　　对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要少讲空话，多讲办法。　　

　　粮食分配问题，50斤粮按劳动力分给个人，450斤给食堂，按人定量，吃剩的余粮归自己，和生产小队应当有部分所有制问题，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　　

　　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月)

　　一
　　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
　　(五月二十二日)
　　二
　　为要流通，交通运输必须相应地办起来。城市当然以工业为重点，但现在是处于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时期，必须强调郊区的农业。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毛泽东　　

　　

　　七月四日　　

　　

　　
　　三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毛泽东　　

　　

　　七月四日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的告　　

　　

　　告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汇。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毛泽东1958年6月22日在告上批示：　　

　　

　　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如实公开道灾情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道，讲究对策。此件[2]阅后退回。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上午四时　　

　　

　　粮食问题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此两件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七月五日上午六时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吴冷西同志: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3]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我国的肥料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二十五日
　　一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告》一件，《经济消息》第十期《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件，共两件，现在发给你们，并请你们发给一切城市党委、工矿党委和农村公社党委，一律予以研究和参考。这是两个重要的总结性文件，请你们予以重视。全总总结的是上海、天津、沈阳、旅大、哈尔滨、太原、重庆等七个大城市的经验。这还很不够。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各省省城，各省中等城市，例如唐山、石家庄、青岛、洛阳、黄石、株洲、无锡、湛江、萍乡等成百个重要城市，都应当迅速作出总结，并且迅速予以推广。县办工业和公社工业也要择要作出总结，推广出去。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今年一月间，一机部在哈尔滨召开的现场会议，大多数城市未被邀请参加，连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邀请，致失普遍而迅速推广出去的效果，甚为可惜。今后应请有关部门予以注意，是为至要。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二
　　聂荣臻同志给中央的信，对于当前的技术革命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总结，发给同志们研究、参考和仿行。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毛泽东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1]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2]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3]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4]。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请你们对　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7]，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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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不要把别人的猪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谎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少，也有的以少多。《人民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二
　　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

　　睡不着觉，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2]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

　　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我们在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粮食太多了，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粮。这还是征购，只是过头了一点，农民就反对。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就减下来了，决定只征购八百三十亿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我的告中就说到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是漫无限制地任其泛滥。从一九五○年开始，我们让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时已经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我们已经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　　

　　

　　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中国人算不算洋人？我们叫不叫神仙呢？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算。神仙是住在别的星球上的，我们叫凡人。别的星球上的人看我们，是不是也是神仙？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习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每省都要釆取检查的办法，组织检查团下去，检查措施是否可靠。（安徽检查结果，有百分之二十是虚的），省委第一书记做团长，省长做付团长。民主党派也要派人下去。　　

　　

　　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否则明年不好办，要留点余地。苦干三年，基本上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战了，我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真有假，都是真那不可设想。　　

　　

　　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其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从古以来，都是儿子此父亲厉害，学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强。当然也有儿子不如父亲、学生不如先生的，一般是好。看戏的比唱戏的厉害。一般说来，戏剧的改进，主要靠观众。　　

　　

　　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后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鸡。我们几年来主要注意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粮食一样的位置。回去要做出计划，雷厉风行搞，搞点油水给大师傅做菜。　　

　　

　　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　　

　　

　　《人民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纸宣传不要尽规划，要宣传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多注意了多快，好省注意不够。不好不省如何基本改变面貌？大话不必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喜功变为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无功而还。　　

　　

　　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予以研究。需要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然后由中央予以批准发给省自治区自属市党委照此执行。　　

　　毛泽东　　

　　

　　　　　　　　

　　　　　　　　　　　　　　　　　

　　

　　１９５８年冬和１９５９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按各地的初步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三倍，有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去冬和今年是五百亿方）。假定用农村男女劳动力的半数，约一亿二千多万人来兴修水利，每人工作一百天，每人每天平均要做十五方以上，才能完成。不能搞这样多，要大大减少，否则，势必与钢铁、积肥、副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其他农村基本建设，在劳动力的安排上发生矛盾；并且势必会加班加点，过分延长劳动时间，妨碍必要的休息和睡眠。

　　　　　　　　　　　　　　　八

　　在公社化的过程中，自留地等残余的私有生产资料归社公有，比较顺利，个别地方出现过某些波动（例如卖猪、宰鸡等等），时间也只有几天，政策交代清楚，就稳定下来了。运动是健康的，比过去的初级合作化和高级合作化都顺利得多。但过去两个多月各地人民公社忙于秋收秋种和大搞钢铁，大多数还只搭起个架子，一大堆问题尚未处理。处理这些问题是今后几个月的任务。

　　　　　　　　　　　　　　　九

　　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必须办好。副社长和社党委的副书记中都要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管生活。此外，县和县以上的农村工作部和妇联，都应该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这件事。要把为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当做是为人民服务的最崇高的工作。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毛泽东　　

　　

　　指谭震林、廖鲁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告。　　

　　

　　主要内容是：（一）一九五八年农业收成的情况。粮食总产量预计八千五百亿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三千七百亿斤翻一番；棉花总产量预计八千五百万担，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增长一倍半。告还列出了油料及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并说，这些统计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的幅度一般是比地、县委上的数字少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下面产量有浮夸虚，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些折扣后，这些数字可以认为是可靠的。总之，一九五八年的农业生产全面丰收，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二）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收购计划完成得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自用部分增多、留用种籽增多、劳力紧张和运输工具不足，此外，国家的收购计划没有真正成为农业社的计划等。建议从一九五九年起，在农产品的采购方面实行合同制，由采购部门同农村人民公社订立合同，双方保证按合同完成任务。（三）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提出的一九五九年种植计划，粮食播种面积将缩减到十五亿亩以内，比一九五八年减少四亿亩左右。这就是说亩产量要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半，由亩产四百多斤提高到千斤以上，才能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总产量再翻一番，达到一万五千亿斤。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必须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改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实现土地利用的“三三制”，从根本上改变“五亿人搞饭吃”的局面。推行这个方针必须要有步骤，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步不能跨得过大，特别是一九五八年的冬种和一九五九年的春种面积，只能少减，不能多减。建议各省根据不同地方的不同条件，提出实现土地利用“三三制”的步骤、方法和执行计划。
（四）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总产量虽然增加一倍以上，但农副业总产值没有翻一番，副业增加不多，个别地方还有减少。有许多公社帐上积累不少，但现金短缺，有的甚至开不出工资；也没有钱购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这种情况，必须力求及早改变。要求各地抓住冬季大搞副业生产，成立专业队，规定完成的任务，解决一九五九年夏收以前的工资开支和其他现金支出。并发展社办工业，扩大多种经营，增加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这是从经济上巩固提高农村人民公社的一项关键措施。（五）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三倍。这样重的任务势必与钢铁、积肥、副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其他农村基本建设在劳动力安排上产生矛盾。因此，一方面必须保证重点工程如期完成，另一方面要减少一些次要工程，推迟到一九六○年或一九六一年再去兴修。（六）关于分配问题和集体生活问题。生活问题，要有专人负责，县及县以上的农村工作部和妇联也都应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这些事；分配问题，一九五八年的分配，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决定，可以以公社为单位统一分配，也可以由公社统一扣留之后，其余部分以原合作社为单位进行分配。另外，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可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所储蓄。（七）今后的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抓思想、抓生产、抓分配、抓生活，办好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冬季要根据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指示精神，系统地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对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准备在一九五九年一月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
一次专门会议加以研究；同时从县以上的机关中抽调干部去充实公社的领导核心，并把在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的积极分子吸收一批到党内来，以保证党对人民公社的领导。这个告后来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一九五入年五月十八日）　　

　　

　　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和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搜集材料，编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大都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瞧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罚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的证明这一点，那就鼓舞很多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许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精神。“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后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吗？　　

　　

　　
1958年6月24日邓子恢夏收增产统计告　　

　　1958年6月24日关于夏收增产统计给毛泽东的告。　　

　　

　　主要内容是：一、从河南、湖南等十七个省区已来的增产统计数，共３３９亿斤；二、甘肃、新疆、北京三个省区市增产估计数共１５亿斤；三、据二十个省市统计加估计，今年夏收总产量达到９５１亿斤，去年是５９６亿斤，今年比去年增产３５５亿斤；四、按夏收推算，全年粮食总产可突破５，２００亿斤，增产可达２，１００亿斤。这样，今年即可超过八大规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粮食产量指标。　　

　　

　　（毛泽东在这一项旁批道：“八大第一次会议决定１９６２年为５，０００亿斤。”）　　

　　

　　

　　1958年7月3日，毛主席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1958年6月8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的批语中提出：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　　

　　

　　此件请彭真同志即印发有关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并带至武昌准备发给到会各同志。这是我要鹤寿同志写的。我已另要赵尔陆同志写一件。煤炭，电力，石油，化学，森林工业，建筑材料，铁道，交通等单位，请书记处通知各负责同志都写一件。文不要长，要是能看出问题的。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　　

　　

　　　　　　　注　释　　

　　

　　　指王鹤寿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关于钢铁方面应当立即动手解决的几个问题的告。　　

　　

　　告说，全党全民抓钢铁的群众运动已经两个月。我们对当前运动有以下体会：（一）两个月解决了工业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两个月来，在我国钢铁工业战线上，以至整个工业战线上，进行着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内容，就是在政治挂帅、思想解放指导下，用群众运动大搞钢铁工业建设和整个工业建设。现在全民大搞钢铁，声势浩大胜过淮海战役的群众运动，由何而来呢？除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思想基础以外，今年有两个伟大的日子，一个是六月十九日，毛主席提出了钢翻一番的任务，它的意义在于提出了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一个是八月十六日（北戴河会议的前一天），毛主席提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抓钢铁工业。两个月的实践证明，在钢铁的生产建设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只要书记挂帅，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完全没有搞过钢铁的群众，很快能生产出几百万吨的钢铁；没有设备，机械制造部门很快制造出千万吨能力的设备；二十多天建设起年产六十多万吨的炼钢厂（上海）；四个多月建设起一座一千五百立方米的大高炉；没有铁矿，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发现几百亿吨的矿量等等。所以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搞钢铁，它的意义绝不只在于保证今年钢铁翻一番的作用，主要的还在于我们弄清楚了一个工业中的根本问题。（二）“小土群”和“大洋群”还要继续“过关”。目前全民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小土群”和“大洋群”。小土群应该向建立钢铁基地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在现有炼铁炉群、炼钢炉群的基础上，迅速增加土轧钢机以及土炼焦厂、耐火材料厂等等，以便形成一个小的钢铁联合企业。至于“大洋群”还存在“不准革命”和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所谓“不准革命”，就是在部分大钢铁企业的干部思想中，把“马钢宪法”（指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的组织规程和技术规程）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不准群众超过这些条文。过去，我们学习了“马钢”的经验，帮助我们否定了日本的技术操作，从而使产量提高了一倍以上。所以苏联的经验是必须学习的，苏联专家帮助我们提高生产的功绩，是极其伟大的。但是群众不断地创造出了更先进的经验，我们应该根据群众的创造，不断地革命。因此，在大企业中，解放干部思想，敢于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是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三）两种不同样子的完成计划。就目前的形势看，完成全年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样子。一种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重点钢铁厂，都大致按预计完成产量指标；一种是就总的数量看完成了钢翻一番的指标，但是土法炼出的钢大大超过计划，而各重点钢铁厂没有完成原定的钢产量，使我们得不到应有的钢材。我们希望争取前一种，但现在重点钢铁厂确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这是目前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形势，不改变这种形势，我们完成计划的样子将是不好看的。（四）目前生铁生产和钢的生产的关键在哪里？目前生铁的关键问题，已经不是数量问题，而在于能否炼出更多质量更好的生铁。而钢的生产要过两个关，一个是洋炉（平炉、转炉）用土铁炼钢的技术问题，尚未解决。另一个是土法炼钢如何提高。土法炼出的钢大部分只能锻打成不大的体积，而不能铸成较大的钢锭，以轧成各种钢材，因此限制了它的用途。这一问题不解决，土钢的发展将是困难的。解决的办法是推广能够把生铁炼成钢水的土炼钢炉。有些省、市的土平炉和土洋结合的小转炉，就是土炼钢炉中可以推广的。（五）为了明年，现在抓什么。明年钢铁的生产指标是：铁四千五百万吨，钢三千万吨。现在应该抓三件具体工作：一是把现有正在建设的炼铁、炼钢设备配齐。二是迅速增加轧钢设备。三是各省、市、自治区需要争取在今年各建设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中等规模的钢铁厂。有了一个中等的或几个小的能轧出钢材的钢铁厂，明年就能争取主动。　　

　　

　　

　　毛泽东关于注意粮食供应问题的批语　　

　　

　　震林同志：
　　此件请你一阅。
　　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
　　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因我忙，不暇找他们谈。
　　　　　　　　　　　　　　　　　　　毛　泽　东
　　　　　　　　　　　　　　　　　　　五月廿四日
　　　　　　　　　　　　　　　二
　　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各同志。　　

　　

　　
　　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二时
　　　　　　　　　　　　　　　

　注　释
　指中央警卫团干部队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写的反映山东省
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谭震林找李宝森等开了一个座谈会，并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向毛泽东作了告。本篇（二）就是毛泽东在谭震林的告上的批语。　　

　　

　　谭震林的告中说：已遵示，找了警卫队李宝森等三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每人平均口粮３６０斤，少数山区是２００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
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武汉粮食会议已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回到北京又综合各地情况发了一次通。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粮食：口粮６００斤，种籽１００斤，饲料２００斤，余粮１００斤。这个要求如果无特大灾害出现，连续三个跃进年就可能达到。如果打算有二年发生大灾害，则需五年达到这个要求。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注释
　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一九一八年生，江苏溧阳人，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1957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现在，我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四、五、八，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调动。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间，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范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后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万吨。今年是五百二十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钢产量是一百六十万吨，现在是一百七十几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又搞了五年，达到五百二十万吨，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呢？是可能的。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　　

　　

　　总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在〈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十一时　　

　　党内通讯　　

　　

　　省级丶地级丶县级丶社级丶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丶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丶一千斤丶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能增加二百斤丶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竞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丶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丶肥丶水丶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丶青菜丶萝卜丶瓜豆丶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丶保管丶吃用三件事（收丶管丶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丶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丶高产丶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丶明年丶后年丶大后年丶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农具丶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丶全地丶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试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已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已，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较高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八字宪法：指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丶肥丶水丶种（推广良种）丶密（合理密植）丶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丶管（田间管理）丶工（工具改革）。　　

　　二　　

　　

　　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三）以上五条，请你们立即布置实行。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三）是毛泽东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写的一句话。同时毛泽东还为指示稿拟了巜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的标题。　　

　　

　　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丶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用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丶鸭丶鹅也是如此。　　

　　

　　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上午二时　　

　　对江苏涟水县一封来信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　　

　　

　　转寄江苏省委江渭清同志一阅。　　

　　

　　毛泽东　　

　　

　　六月十日　　

　　

　　注：中国青年编辑部一九五九年六月八日转达的江苏涟水县一位化名东风的读者的来信，信中反映了当地农村＂大跃进＂以来弄虚作假，干部作风恶劣，农民生活困难，学生生活下降，耕牛减少，肥料不足，劳动力缺乏等实际情况。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关于如实道灾情唤起人民全力抗争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　　

　　

　　乔木丶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道，喚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瞞。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上午四时　　

　　对中组部丶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的批语　　

　　

　　－九六0年十月二十六日　　

　　

　　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毛泽东　　

　　

　　卄六日上午　　

　　

　　此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丶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一九六0年十月二十－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十月二十四日李富春将这－调查材料送毛泽东。　　

　　

　　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李富春的吿上。　　

　　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告上的批语　　

　　

　　－九六0年十－月十五日　　

　　

　　总理：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等对信阳问题批示的文件的批语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河南省委1961年1月3日文件一件，供你们参考。希望你们注意分别第－第二类县社队和第三类县社队的不同情况，随时总结经验，予以指导，而把注意重点放在第三类县社队方面。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告数日前己发给你们参考，凉已收到。　　

　　毛泽东　　

　　

　　1961年1月5日　　

　　1961年9月16日　　

　　

　　在庐山书赠中央常委的诗句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黃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从上所述，人们容易明白谁是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