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4章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

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话说1970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告上批示道：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在战争年代的战功和文革中的新功——笔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12月16日对38军告的批示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及毛泽东在19日的批示，在北京主持召开华北“批陈整风”座谈会。

周恩来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系统的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这次华北会议一直开到1971年1月24日才结束。

在华北会议期间，周恩来向李雪峰流露出毛泽东要继续保他的意思。但是李雪峰提出要将庐山会议上华北组的第2号简公开，他还对自己作了许多辩解。

周恩来还在华北“批陈整风”座谈会上，鼓励李作鹏站出来揭发问题，他说：

“到现在你还不揭发问题，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该揭发谁你就揭发谁。你写出来，如果觉得需要保密，你可以把材料交给我，我保证给你交到毛主席手里，什么人我都不会告诉的。”

12月25日，中央研究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问题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告，他在告中写道：

“修建葛洲坝工程，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际准备。”“也要考虑今后保证三峡高坝建设有效措施。”

12月2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25日主持起草的关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提请毛泽东指示的告中批示道：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林一山后来回忆说：“这个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指示，给我很大启示。这项工程在开工约两年之后，果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今天，当我回忆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提出的关于长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倍感亲切。数十年来，毛主席总是不断的为我们创造实现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必要条件，长江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远见卓识！一代伟人，在万里长江的辽阔大地上，为我们勾勒的蓝图已经不断的显现出绚丽的色彩！”

且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77岁周岁寿辰，中国各大刊登载了毛泽东和斯诺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的大幅照片。斯诺被介绍为“美国友好人士”。这是继1936年、1939年、1960年、1964年，斯诺多次充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同外界联系的“媒介”之后，又一次成为中美关系解冻的“春燕子”。

这一次与10月1日毛泽东让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试探气球”的效果大不相同，他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以及斯诺回国后撰写的关于他和毛泽东谈话的文章，终于成为轰动全世界的新闻。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奉总统的旨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且说12月29日，姚文元在呈送给毛泽东的《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的告》中，提出了在“批刘”中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意见。姚文元写道：

“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批刘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未批透，想认真搞一点材料和文章。”

毛泽东当天即在姚文元的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274个中央委员会，及1000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的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1971年1月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林彪《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告的批语》以及姚文元告的全文。此后，在全国刊上掀起了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高潮。

1月8日，毛泽东为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告》在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的信上写道：

“这个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军队和地方多年没有进行反骄破满，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月24日，是华北会议结束的一天。毛泽东根据李雪峰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担心北京军区的负责人李雪峰、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人，就指示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

此前，毛泽东和李德生谈了话。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从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就采取了掺沙子的措施，把我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我对毛主席说：“我没有在军队里任过职，恐怕难以胜任呀。”毛主席对我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推辞！我们的军队是党管的，党的干部都可以参与军队的管理。现在的军队要做大的调整，军队干部都要调整。”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中揭露了陈伯达长期以来的反党罪行。

以叶剑英为组长的专案组调查证实：陈伯达，原名陈尚友，福建人，他是一个教授的儿子。1924年，陈伯达参加中国国民党，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派往莫斯科。陈伯达在莫斯科期间因与托派有关系而受到警告，中央党组织决定：应去次要部门工作。后送回国内。

专案组审查结论是：陈伯达是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

1月27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毛泽东请表兄王季范到家中吃饭。席间，两位老人拉起了家常，毛泽东说：

“九哥，你离开湖南老家又有好多年了，想不想看看故人啊？”

王季范虽然身体虚弱，可人到暮年，更加想念家乡，思念亲朋故旧。他笑着说：

“思念故国，‘长太息而掩涕’，如何不想呢！”

“那好。”毛泽东立即说：“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一开春，你就去南方视察，顺便看看家乡的亲朋故旧如何？”

王季范连连点头，说道：

“难为主席想得这样周到啊！”

后来在4月间，王季范在儿媳萧凤林、孙子王启华等人的陪同下，动身乘车南下，先后到长沙和韶山访问了亲朋故旧。他们每到一地，自然有湖南省领导派人陪同。

1971年2月12日，北京正在进行着批陈整风运动，林彪借口养病，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去了苏州。

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告上批示道：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1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指李雪峰、郑维山——笔者注）主持时期那样。”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邀集在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开会。周恩来在会议上宣读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军委办事组立即向毛泽东写出了检讨告，告中说：“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

毛泽东在这个告上批示道：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这一次，毛泽东和以前不同，他没有再把批阅件转给林彪，而只是写道：

“周、康阅后，退军委。”

2月22日，黄永胜在毛泽东的一再指责下，不得不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对在庐山会议上和批陈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2月23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在19日的批示转发给全党。于是在全党、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陈伯达一类假马列主义骗子、整顿党内各种不良作风的运动。

1971年春，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甚至因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能好转，后经医生诊断确诊为“大叶性肺炎”。

据张玉凤回忆说，在1971年，毛泽东由于病痛折磨，心情不好。她曾被毛泽东辞退过一次：

“那天毛主席有客人，我脸上表现出不大高兴的样子，受到毛主席批评，我仍在辩解。毛主席一怒之下瞪着眼说：‘你要是不高兴就给我滚’。我二话没说，收拾包袱就回了家。在家呆了20多天，心情很难受，原因是难以接受被‘伟大领袖’辞退的现实。”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让张玉凤写检查，倔强的张玉凤没有写，她的婆婆劝她回去向毛泽东认错，她也没有这样做，她打算不回去了。后来，张玉凤想起还有一件衣服在中南海放着，便打电话给护士长吴旭君，让吴旭君把衣服送到门口。吴旭君让她等一会儿，说是：

“你在家等着吧，一会儿有车去接你。”

就这样，张玉凤又进了菊香书屋，见了毛泽东也没有认错。毛泽东说张玉凤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发。”他还告诫张玉凤说：

“你可是‘二进宫’啊，以后要注意呵。”

1971年3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说：

“在文化革命中，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

3月15日，两一刊编辑部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发表了一篇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

此前，毛泽东在送审稿上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后面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划掉，并批示道：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3月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来的中国拟派代表队参加日本名古屋国际第31届乒乓球赛的告上作了批示。

这份告中说，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中国代表队到日本后，支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球队，并主张驱除之。对南越卖国集团的球队，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的态度，要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意见。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中国球队如果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我方提出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

毛泽东批示道：

“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死，二不怕苦。”

他放下笔，对护士长吴旭君交代说：

“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映，逐条的对我讲。”

也就是在3月15日这一天，美国政府宣布取消对持有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还说：

“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2月底尼克松总统在对外政策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作用’。”

3月24日，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3人的书面检讨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毛泽东所作批示的消息一传到苏州，立刻震动了林彪，一个重大的阴谋就开始酝酿了。

林彪和叶群判断：以和平过渡的方式接班已经不可能了，只有提前接班才是上策，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方式只能是进行隐秘的“武装政变”。于是，他们就把进行“武装政变”的希望和重任放在了儿子林立果的身上。

此时的林立果，还是一个毛孩子，何以能够当此大任？请读者诸君看一看他的成长历史，就不难明白了。

林立果出生于1945年春夏之交，小名老虎。196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66年21岁的林立果已经长成了一个很精干的大小伙子，脸色白白净净，单眼皮，神色和性格很像林彪，思考问题却有叶群的影子。这一年年底，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

“我和101商量了很久，决定把老虎拜托给你了。101对空军的重视程度你是清楚的，把老虎交给你，也是对你的支持。你对他要严格管教呀。”

1967年初，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意图，指示空军给林立果办理了入伍手续。不久，林立果就来到了空军司令部。几个月以后，由江腾蛟建议，经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研究决定，在1967年3月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让他接触空军的核心。

1967年7月1日，经叶群亲自提议，由吴法宪、周宇驰做介绍人，林立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法宪说：

“林立果同志是最革命的家庭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根红苗正，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和骄傲。”

吴法宪为了做到让林立果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空军的各种事情，包括干部的人员配备和编制、兵员的部署情况，他和空军政委研究决定，在司令部办公室专门成立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弛、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党办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雷达兵部处长许秀绪、空军一个军级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人。

这个调研小组曾受到林彪的接见。

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由周宇驰、刘沛丰这些人帮助起草、尔后由陈伯达和关锋帮助反复修改才搞出来的。

1969年2月16日，周宇驰、刘沛丰给吴法宪看了林彪写给他们的一封信。林彪在这封信中写道：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看了林彪的信，立即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让林立果挑更重的担子。于是，吴法宪等人就加快了培养林立果的步伐。

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和空军政委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说：

“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由此看来，林立果虽然还是一个毛孩子，但他实际上已经成了空军党委和司令部的太上皇，也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位能够指挥空军的小统帅了。

1970年9月庐山会议结束后，林立果将他的“调研小组”改称为“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由此，“联合舰队”就成了空军的总指挥部。

1971年2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

3月间，林彪提出要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先搞一个计划。

3月25日，也就在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黄永胜3人的书面检讨告作出批示的第二天，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的秘密据点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林彪的接班有3种可能：

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抢班”。三是林彪“提前接班”。

面对这3种可能，可有以下两个办法：

一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二是直接谋害毛泽东，“提前接班”。

林立果当即拍板决定，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他还告诉周宇驰几个人说：

“根据目前的形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于是，他们开始讨论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

“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林立果还决定，由于新野负责起草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

3月26日，于新野负责起草的武装政变纲领已经写好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纪要》。《纪要》共分为9个部分：

1、可能性。2、必要性。3、基本条件。4、时机。5、力量。6、口号和纲领。7、实施要点。8、政策和策略。9、保密和纪律。

《纪要》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而“B-52(美国的一种远程战略轰炸机型号，林立果等对毛泽东的代称——笔者注)对我们不放心”，“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以便“夺取全国政权”或造成“割据局面”。“不管准备好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杀害毛泽东。

《纪要》中确定了实施谋杀的手段：

“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爪牙，造成既成事实，迫B一52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纪要》还提出要“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其它各种力量”。

《纪要》中关于要求和纪律问题规定：“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此后，林立果将有关政变计划等材料带往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谋杀计划就这样制订好了，至于林立果等人谋害毛泽东能否成功，请读者诸君且待笔者以后详细叙述。

且说1971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了。毛泽东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他交代身边人员，要每天把各通讯社对于中国派团参加的反应，逐条的对他讲。他还叫人打电话，催送《参考》看，而他在卧室里急不可耐的抽着烟等着。身边人员不解的问他说，为什么这么关心对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他说：

“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在火力侦查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一块冷铁板。”

3月29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带着李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北戴河看望林彪。

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或私下指责过林彪，总是善意的安排许多台阶让他下，希望他能认识错误。周恩来告诉李德生说：

“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周恩来一行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汇了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并说明了毛泽东要他参加会议，讲几句话的意思。

3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祝贺印度支那3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电上写道：

“最近一个时期，印度支那3国人民在各个战场打得很好。尤其是9号公路战役，打了一场很出色的歼灭战，成建制的消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振奋人心的伟大胜利。”“这次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你们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打出了新水平，取得了新经验。你们痛打了美国侵略者，打败了它的侵略计划，使尼克松政府处境更加困难，日子更不好过。”

“我们坚信，团结一致，继续坚持人民战争，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3月29日，章含之接到北京通知，要她立即结束在湖北沙洋干校的教改工作，于月底前到外交部到。

军宣队张政委、孙毅政委在干校的小会议室里对章含之传达北京的指示说：

“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

这一天，章含之离开了她工作了18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在3月31日，章含之跨进了中国外交部的大门，从此担当起了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元首时的翻译工作。

3月30日，毛泽东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讨稿批示道：

“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3月31日，周恩来在北戴河已经同林彪谈了两天了。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3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查。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他既不表示将出席批陈整风汇会，也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

林彪一生有两个特点，一是他敢于和毛泽东争论问题，二是他在党内是唯一一个不写检查、不承认错误的人。他从不公开承认错误，即便是他错了，在被毛泽东批评之后，最多也是不吭声而已。他的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一般人所没有的霸气。

此时的林彪，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请看下面一段历史事实就明白了。

就在3月31日这一天，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集了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南京、上海、杭州3地驻军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周建平、王维国、陈励耘和江腾蛟。林立果在会上对如何实施政变计划做了具体部署，确定了发动武装政变的领导班子和负责人：

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南京以周建平为“头”。江腾蛟则是“进行3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前线总指挥。

林立果在会议上还说：

“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主席的班，靠谁来接？张春桥他算老几？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就是会造舆论。”

“当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抓好部队。”

后来在4月份，在林立果指挥下，广州、上海等地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对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还在一部分心腹、党羽中，进行了以“保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和最高副统帅地位”为中心的“路线教育”，为进行武装政变作舆论准备。

林立果一伙制定的“571工程”究竟何时启动，容后再叙。

再说周恩来一行人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后，一起去见毛泽东，汇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听了，满脸的不高兴。因为黄永胜等人在场，他对林彪没说什么，只是指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严厉的斥责道：

“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1971年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快要结束了，中国兵乓球代表团奉国内紧急指示，邀请参赛的一些国家乒乓球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是否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中国代表团专电请示国内。

4月3日，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告》，送周恩来审阅。这个告主要内容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4月4日，周恩来圈阅了这份告，并批了“拟同意”等一些批语。尔后送毛泽东审批。

吴旭君后来回忆了毛泽东审批这个告的整个过程，她说：

“毛主席在4月6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

此后，吴旭君给毛泽东讲述了“大参考”上的一则消息，消息中说：4月4日，美国乒乓球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体育馆练球，找不到自己队的汽车，错上了中国队的车。科恩是一个“嬉皮士”，留着长发，服装奇特，样子怪怪的。他看着一车的中国人，有些吃惊，便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中国队的队员庄则栋很有礼貌的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说罢，将一幅绣有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非常高兴，第二天将一件印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回赠给庄则栋。并和科恩互赠了礼物。毛泽东听了，眼睛一亮，他让吴旭君把这条消息原原本本的再念一遍。他非常专注的听完消息，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夸赞说：

“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吴旭君在回忆中还说：“就在4月6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了，他坐在那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住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代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的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吞吞的把刚才交代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快去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

吴旭君马上打电话给王海容，要她转告周恩来，取消原来的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第二天，吴旭君又和毛泽东核实这件事。毛泽东说：

“当然要邀请美国队访华。”

吴旭君笑着说：

“哎，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泽东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

“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一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些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象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呀？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毛泽东亲自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日本各大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相关道，并大加评论。

这一信息也很快传到了美国白宫。尼克松喜出望外。基辛格读了电，也受到了震撼。这个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行动的高明。

尼克松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做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至此，毛泽东的“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

4月7日，毛泽东决定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4月11日，毛泽东就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的吩咐在4月上旬分别交给他的重写的检讨书，给周恩来写信说：

“我已看过了，可以了。”

他还要求周恩来把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3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告，做适当处理。”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应邀来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和随团记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一天，美国也采取了相应的重要措施。据尼克松后来回忆说：

“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此时的尼克松甚至还考虑如何尽快访问中国的问题，他找基辛格商量。基辛格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嘣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面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说：

“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安慰他说：

“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处理林彪的问题及中美关系，结果怎样？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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