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奠定新中国的家底
毛泽东奠定新中国的家底 （2008-8-12）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何虎生 编著《毛泽东初进中南海》（摘录） 本章：黄冬娅
一、接过蒋家王朝的烂摊子一、接过蒋家王朝的烂摊子
新中国成立后，取缔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大大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还实行了集中统一的财政金融政策。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通过几次物价斗争和“五反”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全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怀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和对人民自己的政府热爱掀起了建设的热潮，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毛泽东在对待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等重大问题上，运筹帷幄，有退有进，有理有节，展现了一代伟人的大气慨大智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接管城市
接管城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为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是中国革命的直接目的，但接管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的。这一方面是具体领导工作的人员对新情况不熟悉，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有些人的头脑中打江山坐江山、共产共有的思想有关。接管开始，一些地方的工商业受到一定的破坏，特别是民族工商业在个别地方基本处于瘫痪的境况。如在最初接管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就曾发生过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情况，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攻占张家口后，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领导机关也放松了乡村工作，引起部队战士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
对于在接管城市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并且他进一步提出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原封原样，原封不动”。
为做好城市接管工作，毛泽东分析了形势，决定以沈阳经验为范例，在全国制定了接管大城市的方针，这就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快速完整接收城市的方针，并指出，为了做到迅速恢复秩序，稳当而不出现大的波动，要解决五个关键问题。首先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的城市是死城，秩序无法控制，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事先准备好相当数量的技工和干部；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保持市场稳定，办法有收兑旧币，介绍解放区物价表；利用纸宣传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资问题，采取发生活维持费，按原定底薪等级发工资等。
沈阳经验为完整接收城市，尽快恢复生产提供了比较系统、可行的成功经验，而平津接管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整个接管工作细致周密，为经济的恢复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在如说，对原有的经济组织和企业机构，如铁路、邮政、电信、银行、工厂、矿山等，就不是打乱的办法了，而是原封原样接收下来，以后逐步进行改造，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也尽可能选择准备留下来负责经营该企业的人员，承担起在接收与将来管理的双重责任，不使有“五日京兆”之心，以减少损失和浪费。
对旧人员实行留下来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人碗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对于官员的管理机构的裁减，毛泽东认为还是暂缓实行，与其遣散而闹事，不如养起来管饭吃好。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包下来，举办训练班进行教育，再投入生产的办法，实践证明是较稳定的。
毛泽东最后指出，对旧人员包下来是一种特殊社会政策，既不是原职原薪，也不是原封不动；既有利于社会安全，也利于迅速发展经济。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接管一定要以严格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党组织和军队，上下都要注意节衣缩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毛泽东对此一方面指出官僚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们压迫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阶级，因而我们必须加以没收，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指出：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的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到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当时中财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官僚资本的理论和实践，区分了没收战犯、汉奸、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标准和规定，因此工作进行较顺利，没出什么偏差。
对待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
可见，党中央的政策还是允许外商在遵守中国法令的前提下继续经营的。早在1949年2月7日，毛泽东就指出：“国外人在华投资并主持的私营工厂、矿山或其它企业，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并允许其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定的劳动条件下继续营业。”
当时，毛泽东也并不是排斥非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的。如1950年3月中央就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苏联在1921年以后新经济政策时亦曾提出，并曾出现一些租让企业。”1950年4月1日《人民日》还发表社论，指出了吸收外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是，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却宣布对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营财产进行管制。中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映，决定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财产进行管制，对美国在华的一切公私存款进行冻结。同时也开始处理其它国经营的外资企业。1951年4月30日，中国政府征收了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总的来说，主要有“征用”，“代管”“转让”等。“代管”的对象主要是外籍经理出走后，无人负责的企业。大部分还是采用“转让”的方式，即外商将他们在中国的财产转让给中国公司，以抵偿他们在中国的负债。比如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怡和公司、太古公司等大的企业都转让给了中国公司。
同时，新中国也不承认外国在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解放后，帝国主义占领的农田、矿区、跑马场一概收回，而外资开办的文化教育机构也转交新中国政府自办，到1952年底，处理外资在华企业的工作基本完成了。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海关总署，由政务院直接领导，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新中国海关裁减了外籍职员，对旧海关员工、除极少数劣迹昭彰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外，其余都量才留用；对旧海关的业务制度、规章、条例，凡属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东西，一律予以废止，对验估、检查、编译等仍然有用的管理技术，吸收进来加以改造。1951年5月，周恩来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外交告时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完全收回了海关的主权。
就此，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新局面，结束了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苦难历史。
2，保护民族工商业
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工业，这直接关系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纲领的实施。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占现代工业的第二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就固定资本来说，官僚资本占80%，民族资本占20%左右。如何对待中国的民族资本，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作了许多精辟的论断，不断指出我们应对待民族资本的正确方针政策，表现了一代领袖的清醒与深刻。
新中国建立后，许多民族资本家不了解党对工商业的政策，怀有很深的疑虑。
对当时民族工商业界的这些疑虑与困惑，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哪一方面都要照顾到，就叫全面，如有哪一方面没有照顾到，就是犯了路线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与资本家广泛接触。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上海工商业界代表就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
上海商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
商人们听了觉得很合胃口，又问：“共产党也唯利是图”
毛泽东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上海资本家自称“产业界”，不愿听到资本家这个词。尽管毛泽东明确讲了“唯利是图”，他们仍不放心，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在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上海商人仍将信将疑，问道：“那么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 “我们在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
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虑，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毛泽东的一番话，给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毛泽东与资本家广泛接触，不断提出这个问题，阐明中共新政权对民族资本的政策。这时期在毛泽东眼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都是朋友，并且他还生动地指出：“这个队伍的指挥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这个队伍中当班长，当连长……当司令官，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领导起来，打仗就可以打胜利了。”毛泽东还特地派刘少奇去做资本家的工作，并且一再告诫全党拳头不能落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家身上。
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起草的《中央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并将此电发华北、华东、华中、西北各局及一些市委，各野战军前委时，指出：请你们转发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在电中写到“在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句话：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兼有投机性捣乱性。
毛泽东还将电中写到的“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时期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一句，改写为：“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从而强调了要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保持资本主义的发展。
荣毅仁在回顾毛泽东对工商业者的几次讲话中感叹道，毛泽东洞察幽微，准确地把握着民族工商业的忐忑心理，谈话风趣又不失深刻，平易近人。比如一次毛泽东叫大家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好睡觉。
毛泽东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态度都极大地鼓舞了民族资本家，让他们深深地感觉到新中国新政权，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同于过去的旧政权，共产党不是压迫挤榨他们，而是以国家经济，民族振兴，人民利益为重，要求他们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上写了八段批语，比较全面清晰地概括了他在这时期对民族资本的态度和基本看法：
一、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二、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三、应当(与私营工商业)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四、在目前阶段国营经济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五、有人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六、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七、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八、(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这是不对的。整个批语阐明了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并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的政策。
3，要让工人兄弟当家作主
新中国新政权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权，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就要推翻压榨他们的旧的国家机器，在经济上消灭压迫人的经济制度，并且要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制度，同时人民政府也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工人的权利。
毛泽东十分关注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他多次致电失业问题严重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希望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
在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就毛泽东十分关注的工人失业问题来说，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主要是因为旧社会原来就存在大量的失业工人，同时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失业半失业工人。
1948年，平津的工厂70%倒闭，青岛民营工厂共700家，全部歇业，上海未倒闭的工厂，开工率也仅平时的20%，四川参加产联的1200家企业，歇业的达80%以上，到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失业人员已达400万人左右，还有不少是半失业的。
同时新经济改组和市场萧条以加重了失业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不断采取措施进行失业救济、帮助工人恢复工作，渡过难关。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
在一份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情况给中央及华东局的告的请示中，毛泽东提出：“请考虑发一通知，叫各地调查解放前失业工人究竟有多少，以便考虑包括这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我意只要有可能，他们是应当救济的。如果不太多，比如说只有几十万人，是可以考虑救济的。”
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紧急救济募捐运动。该活动由上海总工会发起，呼吁全国工人阶级本着阶级友爱，给予上海失业工人积极的援助。当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响应了这一呼吁，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会号召各界人士自愿捐助一天所得，救助上海等地工人渡过难关，接着中华全国总工会又发出号召：“在四月底五月初作一天义务工，把这天所得的工资捐作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在无法开工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中的工人、教员、职员们，则各尽所有自动捐款，作为救济上海及各地失业工人之用。”这次救济失业工人的运动，缓解了失业工人的生活压力，同时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鼓舞，使他们感受到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温暖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使他们能以更坚定的毅力，设法渡过暂时的困难。
同时，除了社会救济以外，毛泽东还号召工人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等。他曾致电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长陈郁，请他转告石家庄电业局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当时，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地进行失业登记，宣传教育，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失业问题得到逐步缓解，1950年是工人失业情况最为严重的一年，截止1950年9月为止，根据各地不完整的统计，全国失业工人共有人，而经过社会救济的妥善安置，半数以上的失业工人已经得到救济，其中以工代赈人，生产自救人，还乡生产者人，发动救济金人，转业训练人，介绍就业人，共计人。
这样，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新政府的关心下，工人的生活好转，部分工人原有的一些不满情绪也淡化了，以前对工会不信任，对政府不满，现在都相信政府，真心拥护政府。
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人民政府还领导工人阶级恢复了合理和平等的生产制度，进行生产改革，人民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规章条例。1950年2月12日，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搜身”制度的决议》，1950年4月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时处理办法》，同时也有许多新规章的出台，如1950年2月25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1950年9月14日，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加强女工工作的决定》和《女工委员会组织条例》，1951年9月3日至15日第一次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工厂安全卫生暂行条例草案》、《限制工厂矿场加班加点暂行办法草案》和《保护女工暂行条例草案》。
在旧中国工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为了养家糊口，因而不得不在安全设施十分落后的矿山、工厂工作，不小心就有飞来横祸，新中国建立后，一些旧设施没有得到及时的改善引发了一些工伤事故，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重视。如1950年6月21日，国家监委就发出处理河南新豫煤矿公司宜洛煤矿2月27日发生井下沼气爆炸造成伤及200人事件的通，对有关人员分别给予法律或纪律处分，给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副主席朱佩琼以警告处分，同时，政务院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规定了缴纳劳动保险金等具体细则。
总之，新中国建立后，在1949至1952年这几年里随着生产改革的不断推进，工人阶级的当家作主的地位得到不断体现，压迫制度被废除了，工人的积极性也大为提高，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面貌，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对存在的问题直接过问、亲自处理才取得的成绩，它巩固了新生共和国的社会基础，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二、整顿旧经济秩序
进城以后，共产党人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经济崩溃、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为此，中共中央重拳出击，组建了中财委，统一处理全国经济问题。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全国各地区先后发生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此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稳定物价的斗争，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10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的混乱状态，建立起物价稳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为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陈云受命组建中财委
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一年，同时又是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的一年。由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掠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到了1949年，财政枯竭，投机倒把猖獗，城乡交通阻隔，原材料匮乏，产品滞销，工人失业，正常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破坏，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1949年，全国已解放的地区出现四次大的物价波动。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指出：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要小得多，但是确实有困难，这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供应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
而当时财政工作主要是由华北财委来负责的，华北财委是在统一了华北、华东、西北、中原几地的财经工作基础上建立的，它在协调和组织几个区的财经工作中仍存在着实际的困难。许多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党中央因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建立中财委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1949年5月3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这个大纲指出了中财委的目的是“为了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大纲》还要求：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好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中央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等工作机构，此外，以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应即陆续建立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交通处、燃料处、金属处、纺织处、工业处、农业处、林业处、水利处和中央铁道部等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
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就确定了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它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来领导中财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陈云。陈云曾主持过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后来领导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十分出色，稳定了东北经济形势。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初急需懂经济的人才的时候，自然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新中国的财经工作。在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确定大政方针的情况下，中财委作为党中央的财经参谋部和具体作战的指挥机构，在陈云的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出色的。
中财委成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上海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
2，打一场经济的胜仗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事待举，需要解决的财经问题很多，遇到的困难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尽快实现财经统一，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工农业生产，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
1949年8月到10月，由于经济发展需要，货币发行额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时物资又明显不足，再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当时一些投机资本家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认为新政权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即所谓“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因而正借此兴风作浪，妄图打击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奸商们的投机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生活，扰乱了社会秩序，惩治奸商，稳定市场，稳定人民的情绪，已成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看来，遇到问题和困难是不可能照搬过去的经验或引用外国的经验的。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事来做。在农村和城市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解决办法不一样。东北中等城市的财经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财经工作又不一样，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与中国的经验也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国前后与私营工商业在市场物价方面的斗争，几经反复，斗争激烈，才稳定下来。
这场斗争，是关系人民币的信用，关系城市上亿人民的生活，关系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谁胜谁负的斗争，经过四波三稳四次较大的斗争，稳定物价才打下了基础。最初，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都意识到必须同先稳住上海，才能进一步稳住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经济决战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场上的银元斗争，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黄金、美钞、银元不许自由买卖，不许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价风潮，当时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意识到上海的涨价风潮不能抑制主要是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当时中财委组织粮食调度，到1950年底，国家掌握的粮食最高达17亿斤，够一年半的周转，在米价风涨时，国家做统一抛售，打垮了大投机商，而对于纱布，一方面是组织从全国统购，另一方面用经济手段迫使资本家抛售囤积的纱布，即在资本家大量用资金囤积纱布时，用税收、公债、工人工资等来迫使资本家急需资金，而又不许国营企业和银行向他们贷款，这样资本家只有出售手中的纱布，并且只有以低价出售。
在此之后，毛泽东和中财委的人又决定继续增加纱布的控制量和定期存款量，又采取紧缩的财政、金融、税收及劳动工资紧缩的办法，以进一步稳定物价，到1952年物价基本稳定下来了。毛泽东对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予以了高度重视，他多次致电情况严重的华东局和中财委的负责人，做出了重大的判断和英明的决策。在1949年7月21日，他即致电华东局说：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要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是首先重要的，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是精兵减政，节省国家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即可以开始做，又其次是疏散，这需要有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计划交中央议订。
依靠群众争取人民的支持这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毛泽东相信人民是力量的源泉，革命和建设依靠人民，也为了人民，这是辩证的，不可分离的。同时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也十分尊重陈云等经济领导的意见，遇到关系经济全局的事以正确与否为客观标准，共同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做贡献。
当时，中财委建立后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曾提出四条主要的克服困难的办法，即精简节约；在新解放区抓紧征粮；发行公债2400亿元；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保证上海之粮食、棉花、煤炭供应，稳住上海，恢复生产。
毛泽东在8月14日即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要求陈云就以下几点加以说明：一、2400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2400亿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4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11月起还本付息，3年还清，期限是否太短，为什么要如此规定，以上请答复。时隔三天8月17日，又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和华东局陈毅、饶漱石说，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中央。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对政府尚存异议，因而中央决定推迟发行。9月7日，毛泽东在华中财委9月5日给中财委的电上批示说：陈云同志，中央决定暂时不要发公债，为何华中决定10月初发行公债请即去电制止，如华南东北有同样情形，亦应去电制止。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内外在税收问题上一度以为不与民争利，要行仁政，因而税收越少越好，许多地方都不敢收税了，中财委以税定全局考虑，认为不能靠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必须还依靠税收，虽然这样负担重了一点，但也就不会出现大的经济波动了。1950年2月，中财委在呈党中央、毛泽东的告里阐述了这一方针，告中指出。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两条：少收，必得多发；想少发，必得多收；不是多收便要多发，此外便无出路。有人要求少收税，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收税和发钞票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然稍重，但物价平稳，对正常的工商业有好处。反之，物价波动大，任何人也不愿拿出钱去经营工商业，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活干了。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到了税收问题，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曾对收集和研究上海税收办法做出指示，要求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席薄一波，收集上海的税收办法加以研究，因为上海的税收办法得到英国侨民的肯定。英国侨民致政府的备忘录里说：英侨情况，现略有好转，对身受政府一视同仁的待遇，无不感激。惟对某些税收制度及劳资问题，尚有意见。例如，税收方法、税率及制度，全国应一致。在天津之合并征收所得税及营业税，似不合理，依照“缴税能力”强定工商业税，亦不科学，对工商业均有严重不良影响，惟上海之营业税法及印花税法，系参酌本市实际情况而定，人民无不称善。当时，毛泽东要求薄一波将此情况告知天津市长黄敬。
1950年4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陈毅，同意陈毅等关于公债，税收等问题的告，这个告谈到了解决公债税收问题的方针和办法，简单说来，有以下几点：一、做好解释工作，对工作方式和税目方面的毛病进行检讨并加以改进；二、说明续税任务新老解放区和城乡均在分担，共同克服困难；三、召集财经各部人员开会，在不妨碍中央财政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辅助的步骤，使上海工商业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并对失业失学问题商讨具体救助方法。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表示要“妥慎处理”税收问题，力争减少阻力，掌握主动权，并且肯定上海采取的有关方针是正确可行的。
这时候，由于中央缩紧银根，不走通货膨胀的路子，在平抑物价的斗争，一些资本家吃亏就较大了，毛泽东也就多次询问管财经的同志，工商业会不会有问题，要求掌握适度原则；否则，过分打击工商业，不能恢复生产，财政困难继续，结果适得其反。1949年12月30日，毛泽东即为询问上海工商业者困难的实际情况致陈云电，电称：据上海市委电，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等语，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么大的困难，到底是否已允许贷款？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看法如何？盼告。
毛泽东的这种担心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真正的战略眼光。经济问题是复杂的，往往要考虑许许多多的复杂因素。新中国建立之初，平抑物价，稳定经济这样巨大的成绩的取得，与陈云、薄一波等财经战线上的一代领导的贡献分不开，也更与毛泽东慧眼识人和他深刻的洞察力和战略眼光分不开，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同全国人民一道克服了惊人的经济困难，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3，“杯酒”释“财权”
新中国建立初克服经济困难除了平息涨价风潮，稳定工商业以外，毛泽东、中共中央还考虑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克服新中国面临的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其首要的一项手段就是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管理。当时已解放的老解放区虽已连成一片，但除了政策上的统一以外，财经管理工作完全处于分散状态，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解放区之间只能做到少数军用品和少数物资可以调拨，远远未能达到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这不能适应全国统一政治局面的需要。
统一财经是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针。《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经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
这次统一财经工作的范围很广，基本内容有三项：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其中主要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重点又是统一收支，保证中央财政的需要。
财政收入即公粮、税收及库存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的一部分，统归国库，没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出命令，任何部门不得动支，所有库存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减少财政支出，指定人民银行代理国库，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银行，不得存入私人行庄。
支出方面：军队的供给统一于解放军的后勤部，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则按照规定的编制和供给标准供给；统一重要物资调拨，当时，上海无大米，无棉花，同时因为生产没有恢复，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又无运力把米和棉花运进来，因而，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决策：为了稳定上海，占领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实行全国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以做到互通有无。
在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影响深远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统一财经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当时收支严重脱节，公粮和税收大半在地方手里，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但900万人里500万军队是要“吃皇粮”，由中央支出的。发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存在严重的亏空。同时要进行建设，在经济底子薄的新中国是需要集中一些经济力量、财政力量，才能办成一些大事的，这就同以前毛泽东军事上讲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另一方面财经统一以后，地方积极性和企业的积极性可能被消磨，难以调动地方、部门、单位的责任心、主动性和创造性。全国财政实行统一管理之后，地方上仍有一定的财力和财政，在财政收入上，公粮附加和地方税收，仍归地方支配，国家工厂的一部分划归地方管辖，此外，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可先行一步，以便更好地支援全国，但是这毕竟是有限的，地方要么认为权力受限，要么增长了对中央的依赖思想，总的说来有以下几点：
财经的统一给地方带来了困难与不利，限制了地方积极性；统一财经后，在某些工作上中央管得过多了，如国际贸易工作，并没有区别全国性比重较大的业务与地方性比重较大的业务，统一由全国的各个专业公司实行垂直的领导，这样就使得某些地方性比重较大的业务，特别是在土特产的产销上，限制了地方“因地制宜”的作用；属于中央集中管理但又分散在各地的企业，如中央直接管理的工矿业、铁路、银行、国营贸易公司等等，与地方关系不清，在对这些企业单位的领导管理工作中，没有明确决定哪些职权是属于中央的，哪些职权是属于地方的，使得地方当局难于处理本地区与中央直属企业的关系。
黄克诚当时就给毛泽东和中财委写信，批评了中南地区出现的随意上收企业，限制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提出了应发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当即下令中财委解决，同时他更从战略上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要求把独立性和统一性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依照这个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当时，政务院就通过了中财委提出的《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等几个文件，提出在继续保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和统一管理的原则下，把一部分适宜于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
这几个文件具体说来主要明确了地方的部分财政权力，其一，把一部分国营企业或一部分财经业务划给地方。其二，分散在各地的由中财委直接管理的企业单位，其政治工作均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当局领导，政治工作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以业务为中心，必须防止政治工作与生产和业务游离的现象。毛泽东还指出，在统一财政支出时，除了具体的政策办法以外，还要注重讲道理和工作方法，应向各地讲清楚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说明革命者的责任要服从全局，当然也要保证地方的开支。有些收入可以采取分成或实行按比例提成的办法，预防和克服地方的消积抵触。
毛泽东还多次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地方以大局为重，中央也对地方的情况予以照顾。解决各地区的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各个地区的解放，有先有后，情况也各不相同。解决各地区的财经问题，必须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
比如，东北地区工业基础比较大，恢复生产的条件比较好，在经济建设上先行一步，对全国经济的恢复有好处，同时，为保证这个地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应当允许东北地区单独使用一种货币，即东北币继续在东北地区流通使用，以山海关为界，与人民币保持合理的比价，这样，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即可不受关内物价波动的影响，能正常进行。东北地区则以重要物资支援关内，向全国其它地方提供大米、大豆、余粮、钢、枕木等。
同时，地方与地方之间则互通有无，大宗物资的调拨经中财委，小宗物资的交换，各地区相互协商处理。
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讲话指出：过去的六个月我们在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财政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他还指出全国财经工作统一的胜利，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并且赞美陈云，可称之为“能”。在这里，毛泽东是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奋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庞，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赞扬陈云的理财之道。
6月6日在七届三中全会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告，毛泽东再次明确肯定了人民政府在几个月内实现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并进一步指出要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
从1950年3月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下决心统一了货币，统一了财政，统一了物资调拨。这样，中财委即可对各项问题，做作出统一的规定，统一计划和管理，比如税种、税目、税率，国营工业的生产计划，原料，产品推销；外销物资，外汇使用；内地物资的调拨；物价管理，铁路、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管理等等，到1950年第一季度都陆续做出了统一规定。之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支出相对减少，而且国家收支都集中到中央金库，整顿财政不到半年，在1950年4月，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这也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协力同心取得的巨大成果。
三、雄才韬略，指点江山
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三件大事，即土地改革、工商业的调整和大量节减国家机构的费用。但由于抗美援朝，我们的执行不得不有所推迟，“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思路，就是这时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据此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在这些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全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加入到火热的建设中去，祖国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迅猛发展。
1，绘制国民经济的蓝图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书面告，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书面告在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指出已经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之后提出。国民经济恢复的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毛泽东在不断调查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指出调整现有工商业，要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这里毛泽东是在再次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和《共同纲领》中“四面八方”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调整现有的工商业。
毛泽东还结合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说明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私营工商业陷入困境，不仅使得市场萧条，阻碍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而且增加了失业，致使“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一些小手工业者也因连续反应，生产经营遇到困难，致使“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可以缓解社会的压力。
合理调整工商业的内容，包括“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等等。
毛泽东指出合理调整工商业在政治斗争策略方面的意义在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包括帝国主义，在台湾和西藏的敌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这场斗争将是很激烈的。同时，由于目前的经济困难，内部的关系也还没理顺。
告指出当前的总方针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要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调整内部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调整工商业，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面紧张，很不好。”要团结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我们的敌人就孤立了。
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关于调整工商业的政策方针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合理和正确的，帮助了工商业走出了困境，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的这些方针政策也正是他的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思想和“四面八方”方针在新的形势下的具体化、政策化。
在土地改革的政策的问题上，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把土地改革的完成作为国家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把土地改革工作列为八项工作任务的首要任务，并在告中正式指出：“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强调了“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了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号召一切革命的人，都要站在革命人民一边，过好土地改革的关，经过这次会议及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颁布施行。
当时在讨论中，大部分民主人士表示赞同土地改革法，但也有不少人表露出“和平土改”的思想，有些开明绅士和起义将领对土改表示怀疑、不满、甚至抵触。中国共产党对各种怀疑、反对土改的错误言论和幻想“和平土改”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反复的说服教育，帮助大家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达到认识的统一。张澜、李济深、马叙伦、章伯钧、黄炎培等人分别代表各民主党派表示拥护土地改革草案，还有的爱国将领表示自愿献出自己的土地，这些都促进了土改的建设。
毛泽东指出，战争和土地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他要求大家支持土地改革，以共同纲领为准则，过好土改这一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他强调数万万农村人民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是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不但革命而且国家工业也必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赞助土改。
当时，毛泽东关注土改的中心是历史上各根据地进行土改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他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总结过去土改中的经验教训，以前对富农“扫地出门”等“左”的做法，都是由于没经验，现在不能再这样了，当然，也要注意土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能厚此薄彼，非此即彼，以前战争年代有战争年代的出发点和要求，不要因为今天对富农实行新政策就否定过去在战争条件下实行平分富农土地政策的正确性。会后，在刘少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告》中，毛泽东加了一段话，再次强调了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过几年再处理半封建富农问题的观点。
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这也是以后在调整工商业和“五反”中需要遵循的原则，是“度”的“界”。毛泽东当时针对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人在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指出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应是既团结又斗争的。“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国营经济在目前阶段并不是无限制发展。目前，“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毛泽东指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提醒共产党人不要树敌太多，要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反对我们。”
七届三中全会为国民经济恢复制定了大政方针，绘制了经济恢复的美好蓝图，其中不乏存在许多现实的问题，但是在毛泽东为领导的党中央的关怀和带领下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2，两条腿走路
恢复交通，特别是铁道交通，是经济恢复和重点之一，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长期以来，交通线被国内外反动派用来为战争服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习惯于对铁路交通线发动大规模的破袭战。平汉路、津浦路、陇海路等主要铁路交通线因而常年无法贯通，被搞得焦头烂额的敌人甚至咒骂人民武装是“扒路军”，指责共产党人专门从事破坏交通，铁路归于人民以后，工厂因原材料严重短缺而停工，矿山开采了煤炭、矿石却运不出去，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不能及时运往城市，城市生产出来的工业品也因销路不畅而价格猛跌，铁路交通成了活跃经济的“瓶颈”。
1949年7月23日，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提出了中国两万多公里铁路，当年就要恢复80%，次年再恢复余下的20%，而且还要有新的发展。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他一直关怀着新中国的交通建设，毛泽东高瞻远瞩，不允许任何力量分割中国这块神圣的、完整的领土，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富强，要发展，要开发矿藏，就必须发展基础交通建设，必须必展四通八达的交通，把全中国联结起来。那时候，毛泽东经常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中国地图，并用彩笔在地图上不停地勾画，他实际上也是在绘制新中国交通建设的宏伟蓝图。
在1951年1月，关于修筑进入西藏的公路问题，他就分别在西南军区1950年12月9日关于修筑入藏公路给军委的告和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1950年12月31日关于减派骑兵入藏问题给军委的电上加写批语：一照西南意见，玉树、黑河、拉萨线公路较易修，而西南则只修甘孜、昌都线，以西不修，请再研究，是否令西北负责修玉树、黑河、拉萨公路 二、由新入藏，据王震称，修路即由部队担负，不再向中央支经费，只要五百辆汽车，五千骑兵。亦不是1951年一次都去，今年只去千余。由青入藏……；修路是否有经费，如无修至日喀则的经费，可否令西北负责修至黑河
这些问题考虑细致，既给修筑入藏公路以充分重视，又考虑到了具体存在的问题，就像毛泽东为康藏公路开工的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同年11月20日，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通车，为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修建奠定了基础。
北起宝鸡，南接成都的连接西南、西北的大动脉宝成铁路是新中国重要的建设项目之一。毛泽东一声令下，王震就率领他的不畏艰难困苦的铁道大军，奔赴巴山蜀水之间，开始了紧张的线路勘查工作。但这时由于海峡局势的突然恶化，石油运输的需要紧迫，毛泽东立即指示王震率铁道兵抢修黎湛、鹰厦两条铁路，建好湛江深水码头，巩固东南海防，而将宝成铁路的修筑移交铁道部。
这两条铁路的建设是有许多困难的，是相当艰苦的，比如说黎湛线，它的地质条件复杂，还有一段400多公里的石灰岩溶洞，岩石风化严重，裂纹和堆积层都很多，是很容易发生塌方、滑坡、泥流等危险的，而鹰厦线，必须穿过武夷山，武夷山号称“溪曲三三水，山环六六峰”，全长达500多公里，因而不得不开凿许多隧道，这些都带来了工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毛泽东是相信中国人民翻身作了自己的主人后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的，在他看来只要大家努力移山填海，滴水穿石这样的故事是可能的。他还以俄国的一个小笑话作喻：在俄国准备修筑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的时候，沙皇随意用笔在地图的两点间划了一条线，随从惊慌了，连忙告诉他中间还有一个湖，没料沙皇丝毫不为所动说，让我的臣民把它填起来吧。毛泽东说这个故事一方面有取笑的成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激励广大建设者战天斗地，遇水架桥，逢山开道，修一条最快、最好、最省的铁路。黎湛铁路在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不到一年就通车了，而鹰厦铁路二年多一点就通车了，它们从根本上都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建设。
从1949年至1952年底多条铁路开工。1950年1月1日京(北京)汉(口)铁路和粤(广州)武(昌)铁路全线通车。1950年9月26日，京汉铁路黄河铁桥加固工程完工，开始通行大型机车，该桥为全国三大铁桥之一，年久失修，行车效率极低，经过这次加固后，行车效率较前提高二倍以上。1952年7月1日成(成都)渝(重庆)铁路全线通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该铁路建成分别题了词。1952年9月29日天(水)兰(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同时公路航空建设也正加紧建设，1950年7月20日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的《公路养路费征收暂行办法》和《养护公路暂行办法》，到1951年初全国公路的通车里程已达十万余公里，超过解放时的五倍以上。
同时，中财委发布《关于统一航务港务管理的指示》。几天后，中国民用航空公司于7月1日正式成立，三条航线(北京—阿拉木图，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赤塔)正式开航。1952年8月21日中国民用航空公司开辟上海—汉口—重庆新航线。10月26日中国民用航空公司开辟广州—南宁—昆明，广州—湛江新航线。当时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代表两公司四千多员工在香港宣告起义，脱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两公司总经理为此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复电表示欢迎和慰问，周恩来致函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并任命刘敬宜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为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
由于交通事业的迅猛发展，全国得以在国家统一调拨之下及时、大量地利用铁路调剂煤、粮、木材、盐、棉花等主要物资，平衡各地物价，当时煤的运量占了铁路总运量的58%，使沈阳、上海、天津、青岛等工业城市和其它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用煤得以保障。1950年春季，人民政府组织全国空前规模的粮食调运工作，铁路运输做出了巨大贡献。城乡交流、沿海与内地交流、内外交流，都因交通的畅通而活跃起来。这些都与毛泽东为领导的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分不开。新中国重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是根据国家独立自主的需要进行的，其具体步骤是根据当时急需，恢复旧有厂矿和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新建，重工业恢复的核心是钢铁工业，毛泽东对此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和关心。
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国途经沈阳，得知鞍钢等东北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已经开始运到全国各地时，非常高兴，对身边的人连声讲道：“鞍钢出了钢材，还要出人才。”毛泽东这句话指出了不仅抓好当前的生产建设，更要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在鞍钢和整个东北工业战线上，培养出一批新中国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造就一批又红又专的干部，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当时，东北工业部因而对各企业发出了“建立专题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每次总结告只透彻地说明一个问题或一件工作。一月、一年或几年下来不断地积累经验，从而根本地提高工作质量，达到培养干部和造就人才的目的。
毛泽东不仅非常关心东北工业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而且还十分关注其工作效率。当时，在赶超运动中，鞍钢炼钢厂创造了缩短每炉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新纪录，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水平，全厂职工于1952年12月2日写信向毛泽东作了告。毛泽东当即于12月14日回信。
一个时期抓住一项中心工作，而辅之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工作，这是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促进工作，提高干部水平的一个有力的武器，也符合他所写的《矛盾论》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这些战略思想指导着能源战线的干部和职工不断地争夺新高，工人阶级中也因而涌现了一大批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他们投入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创造了惊人的纪录，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与此同时，工业战线上各种条例纷纷出台，以推动工业生产的进行。在党中央的布置下，各专门部委以召开会议以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如煤矿会议、化学工业会议、石油工业会议等等，会议制定工业发展计划指标，绘制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
总之，这一段时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规划指导下，各项基础设施有条不紊地展开，特别是交通和能源两项，在新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可以说是为中国后来几十年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与毛泽东这一时期正确指导方针分不开的。
3，边打、边稳、边建
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建设不得不受其影响，关键是在于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如何平衡资金的投放等等，毛泽东透彻地分析当时的局势，指出朝鲜战争是一场境外战争，因此情形是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一样的，国内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可以不完全受其影响的，是可以维持较正常的生产而不必转入战时经济体制的。
因此毛泽东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打、稳、建”三者是有机结合的整体。没有战争的胜利，也就没有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建设，没有稳定的国民经济，战争的胜利难以保障，同时也谈不上真正的建设的开展，也只有国民经济建设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才能实现稳定的价值。
在三者的平衡上，毛泽东指出一方面需要适当增加军费和与军事相关的支出，把战争放在第一位，同时要把稳定放在第二位，否则经济波动，物价上涨，居民生活受到威胁，城乡交流受到阻碍，财政、贸易、金融的周转失去正常，从而引起政局不安，这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当然，经济文化建设也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这三大任务同时承担起来，当时不仅一些民主人士，而且许多党内干部都表示怀疑，但是在毛泽东和其它中央领导的部署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边打、边稳、边建”扎扎实实地进行下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从1950年到1951年军费由28亿元增加到52.9亿元左右，比上年增加了87.9%，从1951年到1952年军费又增加了5亿左右，达57亿多元，但同时经济建设费用也由17亿上升到76亿元，文教费用由7亿增加到22亿元，都比军费开支的增加幅度大。
那么这时期经济发展的具体战略是什么呢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在1951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发展战略，他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的党内通中，第一项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级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对七届三中全会初步设想的进一步深化，对于党在当前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及今后时期工作重点的适时转移，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是提醒党的高级干部注意，不要因为当前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就忽略或忘记了党的总方针和总计划。过去所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是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现在则应进一步把它同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总目标联系起来。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准备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而奋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任务用不了多久就要变成党的直接行动了。当前全党在各条战线上所做的一切工作，实际上都是在为实现这一总任务在做直接的准备，毛泽东认为，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明确这一思想，有利于在三年准备之后，不失时机地将党的工作重心进一步由革命转入建设，而不致阻碍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三年准备”包括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准备，尤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其首要之重心又在于土地改革，以保证土改后生产、教育的迅速展开。
当时，美国著名人士华莱士写信给毛泽东说，如果新中国还没学会造拖拉机和卡车，就先学会了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这个观点，一方面带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即没有看到我们只有造了坦克，保证战争的胜利，才能为国家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它也指出了我们是不可忽视一切为继的建设事业的。毛泽东的“边打、边稳、边建”和随之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正是试图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三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在将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坚定地执行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不仅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和市场的平稳，而且使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物资交流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力量。
1952年与1949年相比：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了70%，以工农业总产值计，增长了77.5%，其中现代工业增长179%，农业增长48.5%，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原来的17%上升为26.7%。
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经营和公私合营工业所占的比重，也由原来的36.7%上升到61%，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比重则下降为39%，就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看，增加幅度很大，钢由15.8万吨增加到135万吨，煤由3200万吨增加到6600万吨，发电量由43亿度增加到73亿度，机床由1600台增加到台，棉布由18.9亿米增加到38.3亿米，食糖由20万吨增加到45万吨，粮食由2260亿斤增加到3280亿斤，棉花由890万担增加到2600万担，油料由5130万担增加到8390万担，与此同时，全国货物运输总量由1.6亿吨增加到3.15亿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1950年的171亿元增加为277亿元，城乡人民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在1952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已达43.6亿元，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使我们有可能进行有计划的建设。
四、面对双刃剑的选择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虽然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民族工业却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为实现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调整工商业目标，中央对劳资关系、公私关系等都进行了有益的调整，并开展“三反”和清扫“五毒”的斗争，以铲除其有害于新经济的成分。在“五反”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了第二次调整，使其得以恢复和正常运转。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虽然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民族工业却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为实现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调整工商业目标，中央对劳资关系、公私关系等都进行了有益的调整，并开展“三反”和清扫“五毒”的斗争，以铲除其有害于新经济的成分。在“五反”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了第二次调整，使其得以恢复和正常运转。
1，走平衡木
1950年3月以后，民族工商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产生危机的原因是两方面的，既有工方对资方要求和限制太多，也有资方本身经营方面的问题，问题很复杂。
这一切使民族资本家惶恐不安，有的对前途失去信心，或坐观等待，消极经营，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有的解散职工，关门歇店，造成新的失业群，引起劳资关系再度紧张，一些资本家散布所谓“早归公，晚归公，早晚要归公，不如早归公”，还有什么“我们学傅作义和平缴械吧。”还有的资本家形容自己的处境是：望红旗，五星(吾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有的甚至一走了之，如上海有300个厂长经理跑去了香港。
上海有名的资本家刘鸿生于3月初给陈毅市长写信表示，由于企业资金难以维持周转，所以也要将刘家的所有资产都交给国家，这实际上是在发泄不满情绪，有的民族资本家还把困难归咎于国家财政政策，埋怨政府“与民争利”。上海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曾致函上海市工商局，认为是政府税收太重，才使公司“对于一应水电、膳食、薪水均发生严重问题，以致本公司将解放前所剩应市存货销售亏耗贻尽，现所剩者都属于若干冷门存货，故不得不拍卖存货，以便缴纳税款，本公司此项举措，实已至山穷水尽之境地。”
这些民族资本家的抱怨不免带有哭穷和试图少买公债的企图，但困难的确是很大的。民族工商业的困难不仅影响到民族资本家本身，而且也致使失业人数大增，当时上海的失业、半失业人数已高达166万左右，因而不仅民族资本家不满，群众中也开始出现抵触，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毛泽东对这一切十分重视，1950年4月，他对全国统战会议上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多次批语，着重批评了要求过严的限制、排挤、打击以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错误思想。在发言记录稿“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毛泽东批：“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有关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毛泽东批：“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
在发言记录搞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毛泽东批：“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毛泽东批：“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在发言稿谈到社会主义商业要控制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时，毛泽东批：“除盐外，应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发言稿中还认为“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毛泽东批：“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进来”处，毛泽东批：“这是不对的。”这些批语表明，毛泽东关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思想已初步形成。当时，上海市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最为严重，对全国的影响也最大，毛泽东称之为上海的“四月危机”。
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民族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当时，在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中，私营工业占83.1%，商品零售总额中，私营商业占91.6%。因此，正确贯彻党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政策和其它各项城市政策，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不仅对上海，而且对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心。上海解放前夕，他同准备接管上海的负责人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华东同志如果能够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
当时，上海工商业的困难程度也可谓居全国之最。私人经营者对当时的情况也十分不满，陈毅找号称“火柴大王”、“煤炭大王”、“水泥大王”的刘鸿生谈话时，刘鸿生说：“我只有一点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荣毅仁当时也因公债款一时交不出，只能由国家收购他仓库中久存的机器设备和开旅馆的全套家具才解决。有的资本家说：“我的钱全都交税买债了”，有的甚至在店门口写道：“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
“二·六”轰炸后，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再加上每月四千亿元(旧币)的税收、公债缴款等负担，工商业者难以承担，市长陈毅认为，这时候不去扶助私营工商业，而试图用税收和公债去“榨干、挤垮”它，是十分错误，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种做法不利于生产的恢复，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在这种想法下，陈毅给中央发了一封电，如实反映了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情况，建议将公债款延至4月底，税收任务延至年底完成，不必每月催交。但当时中央并未以明确重视，中央在回电中答复：“据我们目前所知上海银根还不很紧，私人银行存款在四千亿以上，故公债缴款应该不松口，力争于三月缴完，但不得已时，小部分延至四月缴也可以，税款则不能拖延。”
陈毅除继续向中央反映情况，同时又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对工商业作了一系列调整，如动员党政和人民团体积极做好解释工作，对工作方法和税目方面的毛病加以改善；召集财经工作干部开会，考虑一些必要的松动和辅助措施，以维持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设法帮助失业、失学人员等。陈毅又把这些措施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第二天即复电陈毅，表示上海所采取的方针和中央的方针是一致的，并且几天后又致电陈毅。
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会议动员私营工商业者克服困难，维持生产，并且表示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这些困难。会上，许多民族资本家也纷纷发言，表示支持政府的措施，对工作中出现的困难表示理解，由此消除了双方的误会。
刘鸿生代表指出：“陈市长明白地指出上海正处在严重的困难中，并没有粉饰太平，同时正确地分析了困难的原因，而且指出了光明的前途，这些看法与我们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大多数工商业家要挺起胸来，积极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到来。”
荣毅仁也强调私营工商业者要改变不适时的管理与经营方法，并对克服困难提出了建议。纪叔平说：“我们不讳言，税务工作人员确实有缺点，然而税务工作人员们执行任务的认真，与廉洁奉公精神，我们应该表示敬佩。”他表示：“我们应该对于合理的国家税收采取逃税的可耻行为者加以检举，批评和教育。”会议最后在达成一致的基础上，通过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减轻负担、救济失业等具体措施。
4月2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对上海的工作表示肯定，指出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5月，陈毅再次向中央汇了上海的经济情况，毛泽东对此指示道，上海市的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在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等情况下，采取的对策如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毛泽东提出陈毅的这项告应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5月1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再次肯定上海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并称6月征税减少1000亿的问题，待研究后答复，并让陈毅来京商量有关土改法令和调整工商业的问题。
通过对上海这个有代表性的工商业大都市实际状况的调查研究，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他关于工商业调整的意见：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了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是国民党经济恢复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七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结束后，全国正式展开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围绕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进行的，人民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调整公私关系。这是调整工商业的重点，它包括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和调整税赋两项基本内容，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是调整公私关系的主要内容，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既要保证国营经济作为一切社会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又要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得其所，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而从事投机倒把的行为，其主要措施有：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到195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已占其生产能力的70%以上。划分公私经营范围。国营商业集中办好批发，缩小零售范围。调整价格政策。调整批零差价、地区差价使私营商业者有利可图。
调整贷款。国家银行调整贷款的投资方向，使之有利于有益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调整市场管理制度。调整税赋是调整公私关系的另一项内容，公粮的征收从过去占农业总产量的20%下降到13%左右，同时，减少工商税种，修正工商税法，降低税率，改变征收办法。
1951年12月19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作了修改。这份意见稿关于私营联营的形式提出了五种：公私联营；私营联营，在贸易部领导下进行；私资联合下乡采购，也在贸易部或工商局领导下进行；工商业全部联营，并发动农民参加联营，不参加合作社。这种私商经营，在价格政策上与国营、合作社商业对抗；城乡资本家自动组织起来的联营，其主要目的是与国营、合作社商业争夺市场，并对抗国家的价格政策。毛泽东对此批道：“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第四种私商联营不但不能予以支持，而且应设法将其拆散。对于第五种，则应组织我们的经济力量与之合法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对前三种形式则是应予以支持的。这些也正是调整公私关系的一个总的原则。
二是调整劳资关系，调整的原则是：必须确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必须有利于生产；劳资间的问题，用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总之，要劳资两利，既要保障工人群众的民主权利，又要使资本家能获得合理利润以利于恢复发展生产。
三是调整产销关系。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当时私营工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和销售之间尽量取得平衡。据此，各专业部门纷纷召开全国性专门会议，具体协商各行业产销计划，分配生产任务。另外，财经部门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将主要商品的产销情况向全国公布。
从这些具体的措施上可以看出这些是完全与毛泽东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态度、政策相一致，这些决策和措施也正是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一时期，私营工商业开业增多，私营工业生产增加。1950年三四季度，私营工商业开业的比歇业的多出家，私营工商户由过去的开少歇多转变为开多歇少，是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私营工业的产量也逐步增长，私营商业的销售额和利润也大幅度增加，各地市场也日趋活跃。据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统计，10月份的市场成交量与4月份相比，面粉、大米、棉纱等的销售量都有大幅的上升，市场的繁荣也带来了金融业的活跃。私营行庄的存放款业务和汇兑业务也大幅度上升，农村完成土改后，农业丰收，农民的购买力有所提高，加上抗美援朝的军需供应，1953年市场更繁荣，出现了“淡季不旺，旺季更旺”的景象。
这次调整使私人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发展，有人称这段时期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的私营工商业都获得了不少利润。另外，这次调整也是对私人资本的一次深刻改组，扶持和发展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削弱和淘汰了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把私营工商业的经营转到了服务于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新轨道，使它从盲目的无政府状态转到接受国家领导和计划的轨道上来。同时，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也有了质的变化，刚解放时，加工订货只是零散的，一般以原料换成品，以实物代上缴，调整时期加工订货数增加，并逐步采用分配原料、支付货币上缴的办法，这就逐步把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切断了，使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
2，抓不法资本家的小辫子
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复苏，特别是抗美援朝的军需订货猛增，一些资本家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牺牲志愿军的生命进行违法谋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清理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决定对不法资本家的种种违法活动进行一次主动的出击，发动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的“五反”运动。
当时，在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之后，民族工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资本家欢呼他们的黄金时代，但是却有一些不法资本家却利欲熏心，利用建黑账、设假账、不记账等不法手段，偷税漏税，坑骗国家。据上海税务局统计，从1949年5月到1951年底，仅查出处理的逃税案就有15万件，金额达600亿元以上。1950年收缴过第一期税后又抽查351户私营工商户，发现逃税者竟占99%。
除了偷税漏税以外，不法资本家还大量盗骗国家财产。如天津私营震中橡胶厂经理乔铭勋，在承制军用雨衣时，利用抬高成本，虚冒领，扣留定货款存银行生息等方法，盗骗国家财产80多亿元。
偷工减料也是他们的手段之一。如上海私营梅林罐头厂解放前全部资产只有几十亿元，但在解放后，仅偷工减料一项就获利250亿元。
还有许多资本家用糖衣炮弹进攻国家干部，拉那些意志薄弱分子下水，套取国家经济情，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让党中央下决心发起“五反”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法资本家在供应抗美援朝战争的军需物中的不法行为极其恶劣，甚至使许多志愿军将士致残、失去生命。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毛泽东和人民政府意识到必须对这些不法资本家的不法分子进行反击，使他们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不悖于人民利益。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五反”运动开展的目的，就是要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
在1952年3月23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次“五反”必须达到的目标：“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等。”“改组同业工会和工商联合会”，使民主建国会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
可见，这次“五反”的性质是明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五反”并不是说不搞新民主主义，并不是说要消灭资产阶级了，而是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1952年4月，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作了精心的修改。这段字中有重点符号的，是毛泽东加写或改写的，从中我们可以体会一些东西。
毛泽东是清晰地分别出“合法”与“非法”的，并且区分了斗争的不同性质与不同的处理手段。这两种动态可以从下面两则毛泽东的电和批语中看出。
1952年1月13日，毛泽东在转发饶漱石《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告》的批语中，再次强调各大中城市，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
同月21日，毛泽东在山东转发薄一波《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动情况及今后意见告》的批语中又指出了这一点。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它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时，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在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入孤立，国家就很有理由地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判刑、枪决、罚款等等。至此，“五反”运动在全国大中城市工商界中迅速地展开了。
这次“五反”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是“人民群众的运动”，它以私营企业的工人职员为主，并发动市民群众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即一方面有工人群众自下而上地批评揭发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有自上而下地检查，中央派工作组或检查组，另一方面也依靠资本家在教育和自我反省下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自己做检查，端正态度，走上合法经营的道路。这次运动采取的是资本家与群众的面对面的群众斗争的形式，既是反对“五毒”行为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又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这场人民群众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也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指出，在继续要求发动群众的同时，必须保持它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以保证它不造成大规模的混乱，不影响经济建设的进行，即毛泽东提出的要保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在3月5日致叶剑英的电文中，毛泽东也再次强调，对广州的“五反”斗争要严格掌握，不使引起混乱，“其它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
对此，毛泽东做了一系列安排来保证“五反”运动不脱离常轨，不引起社会过大的震动。他要求先完成“三反”运动，再来集中精力开展“五反”，“五反”的开展也应从大城市到小城市逐步展开，以防混乱，个别地方已在县、区级开展了的，一定要严格控制，不能妨碍春耕和其它经济活动；同时，各地开始的“五反”运动也应审慎进行，准备好了，才能发动，不要一齐全上，结果出意想不到的混乱。因此要求各省委对各城市的“五反”斗争加以精密研究，以正确指示省城以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
这些对发起“五反”的要求指示实际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含义即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动“五反”之前，一般要求首先划分工商户的类别，毛泽东将之划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并且指出：“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类两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相应的，对待五类工商户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基本守法户一般免退；少数户酌退一部分；半守法半违法户只退不罚；严重违法户又退又罚；完全违法户，从重处罚，并依法判处徒刑。
这样的划分和相应的处罚办法旨在团结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以打击罪行极大的不法资本家。在毛泽东看来，先处理了占95%以上的那部分资本家，人心就可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以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了。”
毛泽东这里还一再强调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资本家毕竟是少数，不可将打击面放得过大。1952年3月11日，毛泽东给西北局的电文中，就指出了西安划出的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似乎不合实际，是少了许多，只占40%，而北京这两类占70%以上，对上海的划分，毛泽东也表示了质疑。当时上海的类分是第一类占15.3%，第二类占36.8%，第三类占44.2%，第四类占2.8%，第五类占0.9%。毛泽东在给上海的回电中指出，“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当时，考虑到许多资本家在“五反”后人心惶惶，毛泽东为了安稳人心，把荣毅仁定为完全合法户，这对安定上海工商界乃至全国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后，在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一方面，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工作，揭露不法资本家向国家进攻的罪恶事实，驳斥他们破坏“五反”的谬论，戳穿他们抗拒“五反”的阴谋活动。
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政府的威力下，一般工商户认清了利害关系，纷纷交代和揭发问题，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来。
但是运动开始后，还有许多不法资本家负隅顽抗，拒不交代，并采取停工、停薪、歇业、停火等办法威胁工人群众，破坏运动，许多私营企业因而停业，国营企业也受到冲击。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给毛泽东拍的电上说：目前西南地区工商业表现了暂时的但又是显著的停滞现象，出现税收、贸易额减少，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工人失业增加，贫民更加困难，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特务已乘机兴风作浪。建议中央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入手，启动市场，减少失业工人，缓解城市贫民的困难。
当时，出现的另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遵循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五反”的严格界定，特别是对资本家的区分和不同处理，有的认为资本家发起“五毒”进攻，已不存在两面性了，必须彻底打倒，还有的想趁“五反”消灭私人资本等，有的地方混乱地提出了“反暴利、反剥削、反压迫、反资本家腐化生活”等口号。
1952年2月29日，西南局在给中央的电，针对四川一些地方乱提反暴利口号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觉得反暴利提法不甚妥当，一是不好算，无底；二是掌握不紧就很容易形成以算剥削账的办法去算暴利，形成混乱；三是政治上也不策略，许多奸商愿意承认暴利而不愿意承认盗窃。
毛泽东1951年3月1日根据西南局的这则电文提出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大资本家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故产、逃走外汇两项，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毛泽东这个指示再次明确了“五反”的界限，明确了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范围和界限。后来毛泽东在与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和公有制经济都需要发展，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这样才能保证私人资本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此是保持了清醒的认识的，它明确地指出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几年以后的事，不应仓促进行。
后来，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得知“三反”、“五反”后中小工商业确有困难，必须找出合理解决办法时提出中小工商业可以走“联营”的道路，以小成大，进行资本联合，“三反”、“五反”以后，大工商业丧失了对小工商业的提挈的能力，政府的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用于小工厂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
毛泽东在这里还是很审慎的，并不强调迅速地完全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五反”运动中，如何处理违法资本家，这是运动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指出：“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从宽，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东在这里采取的是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由此团结工人、店员、职员，还包括守法资本家和只有一般违法行为的资本家。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支持，集中力量“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有一部分)极坏的工厂主须给予打击。”同时，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在惩治那些反动资本家的时候，对于捉人、判刑要慎重，判死刑更要极少，“并且不要杀得太早，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毛泽东指出在“五反”斗争真正开展，同志们头脑很热，很想多捉人多封店的城市，如济南、南京等，按照中央指示予以适当节制是必要的，在还没有开展的城市，如青岛、无锡、上海等，“则不要强调节制，而应继续批判右倾思想开展斗争。”在毛泽东的指示和精心组织下，“五反”运动在健康发展，“五反”运动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改革。它一方面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教育了资产阶级，给它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这些对发起“五反”的要求指示实际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含义即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动“五反”之前，一般要求首先划分工商户的类别，毛泽东将之划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并且指出：“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类两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相应的，对待五类工商户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基本守法户一般免退；少数户酌退一部分；半守法半违法户只退不罚；严重违法户又退又罚；完全违法户，从重处罚，并依法判处徒刑。
这样的划分和相应的处罚办法旨在团结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以打击罪行极大的不法资本家。在毛泽东看来，先处理了占95%以上的那部分资本家，人心就可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以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了。”
毛泽东这里还一再强调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资本家毕竟是少数，不可将打击面放得过大。1952年3月11日，毛泽东给西北局的电文中，就指出了西安划出的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似乎不合实际，是少了许多，只占40%，而北京这两类占70%以上，对上海的划分，毛泽东也表示了质疑。当时上海的类分是第一类占15.3%，第二类占36.8%，第三类占44.2%，第四类占2.8%，第五类占0.9%。毛泽东在给上海的回电中指出，“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当时，考虑到许多资本家在“五反”后人心惶惶，毛泽东为了安稳人心，把荣毅仁定为完全合法户，这对安定上海工商界乃至全国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后，在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一方面，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工作，揭露不法资本家向国家进攻的罪恶事实，驳斥他们破坏“五反”的谬论，戳穿他们抗拒“五反”的阴谋活动。
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政府的威力下，一般工商户认清了利害关系，纷纷交代和揭发问题，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来。
但是运动开始后，还有许多不法资本家负隅顽抗，拒不交代，并采取停工、停薪、歇业、停火等办法威胁工人群众，破坏运动，许多私营企业因而停业，国营企业也受到冲击。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给毛泽东拍的电上说：目前西南地区工商业表现了暂时的但又是显著的停滞现象，出现税收、贸易额减少，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工人失业增加，贫民更加困难，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特务已乘机兴风作浪。建议中央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入手，启动市场，减少失业工人，缓解城市贫民的困难。
当时，出现的另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遵循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五反”的严格界定，特别是对资本家的区分和不同处理，有的认为资本家发起“五毒”进攻，已不存在两面性了，必须彻底打倒，还有的想趁“五反”消灭私人资本等，有的地方混乱地提出了“反暴利、反剥削、反压迫、反资本家腐化生活”等口号。
1952年2月29日，西南局在给中央的电，针对四川一些地方乱提反暴利口号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觉得反暴利提法不甚妥当，一是不好算，无底；二是掌握不紧就很容易形成以算剥削账的办法去算暴利，形成混乱；三是政治上也不策略，许多奸商愿意承认暴利而不愿意承认盗窃。
毛泽东1951年3月1日根据西南局的这则电文提出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大资本家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故产、逃走外汇两项，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毛泽东这个指示再次明确了“五反”的界限，明确了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范围和界限。后来毛泽东在与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和公有制经济都需要发展，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这样才能保证私人资本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此是保持了清醒的认识的，它明确地指出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几年以后的事，不应仓促进行。
后来，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得知“三反”、“五反”后中小工商业确有困难，必须找出合理解决办法时提出中小工商业可以走“联营”的道路，以小成大，进行资本联合，“三反”、“五反”以后，大工商业丧失了对小工商业的提挈的能力，政府的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用于小工厂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
毛泽东在这里还是很审慎的，并不强调迅速地完全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五反”运动中，如何处理违法资本家，这是运动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指出：“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从宽，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东在这里采取的是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由此团结工人、店员、职员，还包括守法资本家和只有一般违法行为的资本家。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支持，集中力量“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有一部分)极坏的工厂主须给予打击。”同时，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在惩治那些反动资本家的时候，对于捉人、判刑要慎重，判死刑更要极少，“并且不要杀得太早，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毛泽东指出在“五反”斗争真正开展，同志们头脑很热，很想多捉人多封店的城市，如济南、南京等，按照中央指示予以适当节制是必要的，在还没有开展的城市，如青岛、无锡、上海等，“则不要强调节制，而应继续批判右倾思想开展斗争。”在毛泽东的指示和精心组织下，“五反”运动在健康发展，“五反”运动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改革。它一方面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教育了资产阶级，给它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3，从面到面到背靠背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五反”是一场广大人民群众与不法资本家的“面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总的方面看来，它是积极健康的，它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但由于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左”的倾向，过多地打击了民族资本家。比如说，有的工商管理、贸易税收、银行等部门工作的干部不愿意或者不敢与资本家打交道，对私营工商业限制很多，条件过于苛刻，在私营企业里，也出现工人监督过严过多过广的现象，一些资本家因而产生了许多消极的情绪，悲观失望，惶惶不安，消积经营或者干脆倒闭歇业。种种因素促使了在“五反”后的一段时期里经济出现了萧条的情况，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乡内外交流不畅，物价下降，市场萧条，工业生产下降，公私劳资关系紧张的情况。有的还出现工人失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等严重困难。
毛泽东这时指出：“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
因而，在“五反”快要结束的时候，党和政府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下，再次调整工商业帮助私营企业渡过难关，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在现阶段是需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有利国计民生的这一积极的方面的。
对于处理不法资本家时，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额算得过高的情况，当时，努力使之降下来，使之合乎经济的实际情况，同时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后还有盈余，以便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另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可以推迟，“数大者可分多年退补，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
另一方面，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1952年6月，中央贸易部要求各地贸易机关重新审定已签定的加工订货合同，正确核算成本，保证私营工厂在正常合理经营情况下，每年可获得10%、20%到30%的利润，这就调动了私营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防止了追求暴利的倾向。同时，国家增加对私人工业的加工订货及收购，1952年比1951年就增加了13.6%。在调整私营工业的时候，也对私营商业进行调整。195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调整商业的指示，对价格、公私间的经营范围、市场管理进行了一次有效的调整。
对价格的调整主要是对批零差价的调整，日用品批零差价一般扩大到10—18%。同时也对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作了适当调整，通过这些调整，从而调动了私商积极经营零售业务的积极性。
这次调整也涉及了公私间的经营范围的划分。在国营经济已经占了商业主要阵地和合作社已经广泛发展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资本经营零售业务和贩运业务。当时要求缩减国营商业在大城市的零售点，县镇的国营商店也应收缩零售业务，多做批发，而国营商店的批发起点也要克服那种变批发为零售的现象，国营贸易公司与合作社在城市减少次要商品经营，在农村重点经营粮食，主要经济作物及若干种主要出口物资，其他次要土产品，让出来给私商经营，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也应让出20—30%，给私商经营，在零售方面，就全国平均来说，公私商业的比重应保持在25%和75%的比例。
在工人福利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情况，不能太低，但又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工人监督需要逐步的展开，在承认资本家的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用人权，又要防止资本家向工人复。
从上可见，这些再调整的政策，都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都是毛泽东关于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理论的表现。再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新的发展生机。刘鸿生的章华毛纺厂的呢绒在1953年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了其一生的宿愿，
尽管章华厂在20年代末期已经能生产质量可与外国货媲美的高等呢绒，但那时的中国，人们只认洋货，刘鸿生只能把章华的呢绒卖给国内的外商，然后出口转内销，由外商把章华的商标剪掉，冒充外国货在上海各大商店出售。1952年9月，章华厂接到政府加工订货出口呢绒的任务。1953年，章华厂生产的12万米高等呢绒，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金色大字商标送往国际市场，并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这令刘鸿生兴奋不已，享受到了作为一个新中国企业家的骄傲和自豪。
工商业的调整，“五反”和工商业的再调整，帮助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渡过难关，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这些都是毛泽东对待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政策的体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总的说来都进一步促进了分工合作，达到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五、喜看稻菽千重浪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从1950年到1952年，在广大新解放区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瓦解了农村的封建势力和封建生产关系，终于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耕者有其田，实现了千百年来种田人的梦想。土改以后的中国农村一片欣欣向荣。农田水利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治黄治淮治长江的工作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中国农民遭受的千年水灾之苦得到了显著的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
1，挖掉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穷根
解放初，乡村中90%的土地是中农、贫农及一部分雇农耕种，但是，他们只对一部分土地所有权，对大部分土地没有所有权，这种情况仍然是很严重的。
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土地改革的完成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好转的首要条件。把土地改革工作列为八项工作任务的首要任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了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号召一切革命的人，都要站在革命人民一边，过好土地改革这一关。
经过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颁布实施。同年7、8月，中央人民政府还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原则》、《人民法庭组织原则》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文件，这些法令、通则和决定，根据党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明确地规定了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国土地改革的基本指导文件。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条总路线是多年来党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经验的继承和总结，是符合新中国后农村的实际的，又是土地改革中各项具体政策和措施的总依据。
从这条土改总路线，我们大略可以看出几个问题，即这次土改是有依靠有团结的，它对待富农的政策是中立富农，土改运动的进行应是有步骤有分别的。在这几个问题上，毛泽东都有深刻的分析，因而在土改中做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和部署，推动了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即指出：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对待富农的政策是土地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此之前在党内产生了许多争论，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即致电邓子恢(中南局)，并告林彪(中南局)、饶漱石(华东局)、叶剑英(华南分局)、彭德怀(西北局)、邓小平(西南局)征询他们对待富农政策的意见，电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
当时，党内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与富农政策有关。比如说：土改可否分为两阶段，两阶段的间隔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第一阶段中立富农，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如只分富农出租土地，其余土地财产一律不动，能否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当地改善其土地待遇佃富农是否可以参加农会
毛泽东当时的意见是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1950年3月12日，他致电中南局并告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东北局的电中，列举了几点理由：第一，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第二，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如果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较为妥当。毛泽东认为，为了利于各省土改干部学习掌握政策，以便以后开始土改，现在已到需要就富农政策作决定的时机了，否则将错过时机，陷入被动。接着中共中央也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就土地法大纲中的若干问题，包括与富农政策有关的许多问题，广泛征询各地的意见。
各中央局、分局的一些省委区委纷纷表示赞同毛泽东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意见，但有的中央局表示，如果不动富农出租的土地，就不能满足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对这些正常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认真考虑，并以民主的形式加以商讨。
毛泽东在1950年5月1日致电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文中指出：“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在6月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就土改问题和刘少奇准备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告》的草稿的修改问题，进行协商，这里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他对待富农的态度及原则。
经过广泛征询意见和反复讨论斟酌，党内在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在土改中保存富农经济，并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等政策问题上，达到了认识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制定了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策。
毛泽东在土改中富农问题上集思广益，通过民主讨论，各种意见的交换、比较、讨论来达到统一全党思想的目的，在新区土改中对富农政策的改变，适应了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经济形势根本变化的客观要求，是党中央、毛泽东实事求是，民主决策的产物，它进一步推动了土改的顺利展开。
土改总路线还规定要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毛泽东为土地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土改不能盲目展开，而要是有政策有指导有区别地进行，首先要彻底动员群众，使之真正成为一场为了群众，解放群众的群众运动，不能强迫进行，同时不能任由发展。一方面，土改必须兼顾生产的需要，要求根据南北方不同的农业种植情况，农闲时搞土改，如水稻地区，即在冬闲时和水稻秧后至收割前的两段时间进行土地改革。
1951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党中央起草给各地关于抓紧春耕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电时就指出，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在短时间内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从事春耕，争取今年是个丰收年，这是极端重要的，另一方面，在工作方法上，先典型试验少部地区，再波浪式的扩大至部分地区，最后完成剩下地区。因而，当时土改总路线是特别地强调了有步骤有分别的，以保证不违农时和不碍生产。
在土改有步骤有分别的进行中，毛泽东和人民政府为保证土改顺利进行，进行了大量工作。比如：毛泽东于1951年2月致电华南分局、中南局时指出：“我们所说土改工作应当加快进行，并不是要求违反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的情况下，就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而是要加快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进行分田。
4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将土改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必要的。即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退押减租，打掉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可见，土改实际上正是大体上按毛泽东的设想进行的，正是这些战略上的正确部署，使这次土改避免了农村大的波动，春耕生产没有受大的冲击。同时，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推进了农村建设的新的高潮。
在这场牵涉面极广的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革中，为了稳定整个社会的秩序，毛泽东不仅提出土地改革应有步骤有分别地进行，而且还力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鉴于有些民主人士以为“江南无封建”，抱有“和平土改”的幻想，或者对土改表示疑虑、不满甚至抵触。
毛泽东在作会议闭幕词时，有针对性地将战争和土改比作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的两个“关”，当时解放战争已大体上结束了，抗美援朝尚未开始，毛泽东因而指出，我们已经基本结束了战争一关，现在要过的是土改这一关，毛泽东表示：我希望这一次对土改关和过战争关一样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在毛泽东看来，要渡过土改这一关，需要争取更广泛的支持。比如，他十分重视民主人士对土改的意见和建议，他要求《人民日》多转载这方面的文章，同时向各地大力提倡这种做法，还亲自督促，检查并身体力行。当时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就对土改存在疑点，因为一些苏南的地主向他诉苦告状，就征粮、征税和土改政策的执行都有许多意见。
毛泽东知道后，把许多有关土改的情况告，包括对土改中过左行为的道及中共华东局关于纠正土改中缺点的党内指示，送给黄炎培一阅。同时还支持和鼓励黄炎培到苏南进行实际情况的考察，并且亲嘱华东局和苏南区党委领导同志妥为接洽，向黄炎培详细介绍全面情况。黄炎培在看了这些文件并且实地考察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那些地主说的那样，群众的斗争手段并不过份，地方干部政策掌握得还不错。这些现身说法，对一部分心有疑虑的人，是很有说服力的。
毛泽东还号召更多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到各地去实地调查，了解实情，他还幽默地说，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所以我们应该欢迎民主人士到农民中去看看他们的欢喜和愁苦，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彻底地做过，中国共产党人做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不怕人看，对于那些工商业家、宗教家、校长、教员、开明绅士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
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这点，指出对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亦即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土地改革是新中国农村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它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如何使它顺利有序的完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土地改革中坚持民主决策，广纳意见，制定了正确的富农政策；他坚持不误生产，区分阶级，使得土改能够有步骤有分别地进行，他坚持结成最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因而团结了最广泛的力量，减少了阻力，保证了土改的稳定进行。通过土改，不仅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每年不必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些无不记载着毛泽东的智慧与心血，千秋功业上会刻上毛泽东的名字的。
2绘一幅最美的图画
1949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在信中说：“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里增加了两倍，吃饭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艾奇逊以人口多，土地所产不敷民食作为中国革命的起因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批驳。毛泽东在批判的同时，提出：“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首先致力于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农业的恢复发展首先是农田水利的建设。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一年大大小小的旱灾、水灾、蝗灾、雹灾等等不断，其中水旱灾害影响最大。防治水旱灾害的办法兴修水利，可以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解放前，水利没人管，人民每逢灾害，往往处境异常凄惨，农田颗粒无收，地主催租逼债，农民被迫卖地典房，卖儿卖女，要饭逃荒，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解放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建设。毛泽东还亲自视察了淮河、黄河、长江，谋求根治水旱灾的办法。也因此，历史的这一页上记载的不仅是党中央的方针决策部署，更有一幕幕毛泽东关心群众，群众热爱毛泽东的生动感人的画面。淮河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它横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全长1000多公里。
淮河流域1950年发生大水灾，原因是1938年国民党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之后，黄河夺淮入海，破坏了淮河水系，加上当年降雨时间特别集中，降雨范围，雨量比较大，造成上游各支流洪水同时汇集，淮河特大水灾使豫皖境内4000多万亩农田受灾，灾民达1300万人。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向毛泽东汇了皖北受灾的详细情况，电文中写道：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万亩，占皖北全区1/2强，房屋被冲倒或淹塌就已告80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群众口粮也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或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或船小浪大，翻船淹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
当时，毛泽东看到这些，泪如雨洒，拍案而起：“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他在“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的”，“统计489人”等处划上了重重的横线，对田家英说：“淮河又来了电，惨得很哪。”同时批示周恩来：“请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为了商讨治淮方案，毛泽东还请教专家、民主人士，当时邵力子和傅作义即是其中两位。邵力子曾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他当时十分重视黄河水利，先后修建了陉惠和洛惠两渠，被百姓称为大禹治水，为陕西人民造福，而傅作义则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对水利也有很深的了解。毛泽东与这两位一起商讨着治淮大计，希望能予实际的治淮工程有所帮助。不久，年近七旬的邵力子，沿江淮流域作了一个月的考察，并写了一份考察告。几天后，毛泽东给邵力子打电话说，“先生的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在毛泽东的亲自督促下，淮河治理工作以超乎寻常的速度上马了。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1月15日，《人民日》发表社论《为根治淮河而斗争》，指出：“淮河水灾是一个历史性的灾害，并且即将开始长期的水利工程，豫皖苏三省的干部群众应积极动员起来，在政务院和各级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下，为完成伟大的治淮任务而斗争。”毛泽东也应水利部长傅作义的要求，为治淮工程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毛泽东关于根据淮河的指示和政务院的决定传到淮河两岸，深受淮河泛滥之苦的千百万群众莫不欢欣鼓舞，感到衷心的喜悦。他们一致感谢毛泽东，感谢人民政府的关怀。人民群众对治淮工程热情继续高涨，11月下旬，规模巨大的治淮工程在上中下游相继开工。
1951年，毛泽东派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治淮慰问团看望和慰问全体治淮员工，并把慰问信和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授予治淮委员会及各省治淮指挥部。慰问团转达了毛泽东对广大辛勤劳动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的亲切问候，代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向他们致以了亲切的慰问和诚挚的敬意，这些都鼓舞了治淮员工们。在这种精神力量的鼓舞下，治淮员工们不计生活困难与工作艰险，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造福百姓的伟大历史诗篇中去。
治理淮河，共修建13处水库，17处控制工程，还疏浚旧河，开挖新河，修建船闸等，工程量之大，举世罕见。淮河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关怀下克服重重困难，肩挑手推，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
为治理淮河，安定淮河流域的百姓，曾国藩曾上书呼吁导淮，孙中山也强调：“修浚淮河为中国今日刻不容缓之问题。”蒋介石也曾成立导淮委员会。他们都没有成功，因为它们都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真正动员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没有新中国人民翻身作主人后的精神动力。因为，他们都不如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是，在历史上，它却也是一条害河，由于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中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洪水泛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黄河沿岸人民，世世代代盼着“圣人出，黄河清”这一天的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关心和督促下，治黄工程也开始了。1952年10月，毛泽东还离开中南海亲自到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做了一次实地考察。
在这次实地视察中，毛泽东一方面考察民情，倾听群众的心声，另一方面视察黄河治理的情况，听取专家的意见、建议，并绘制着治黄的蓝图。
在河南兰考，毛泽东在一个偏僻的村庄与农民亲切交谈，询问农业收成和生活情况。老农对着毛泽东掏心里话，说：“您说，俺们这里地不少，就是不多打粮食。这盐碱地有法治吗这黄河水害有法治吗”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能治”。
在毛泽东看来，黄河既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旧中国连年征战，滥砍滥伐上游树木造成的一条害河。俗话说得好，黄河九曲十八弯，富前后套，害了山东和河南，黄河一出三门峡，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放纵奔腾，搞不清会在哪里闯乱子。历史上黄河不知决口有多少次，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知造成多大的危害，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治服它，绝不能再让它出乱子。要确保黄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确保黄河铁桥的安全。所以，毛泽东那么肯定地说：能治!并且一再指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在视察中还听取了地方负责人的汇及专家的分析。王化云是黄委会的负责人，也是治理黄河的专家，在视察中毛泽东不断向他提出问题，以求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及治理规划。
在视察黄河大堤时，毛泽东问，什么叫埽，作用是什么。王化云引用了古书上的解释说：“埽者扫也，御溜外移也。”说明埽的作用是阻挡激流，保护河岸。毛泽东详细地察看了大堤和石坝，问，像这样的大堤和石坝你们修了多少王化云回答说，全河修了大堤1800公里，筑坝达5000多道。以前，都是用秸杆做坝埽，现在都改成用石头了。毛泽东又问：“黄河已经几年没决口了，今后继续把大堤和坝埽修好，还会决口吗
王化云说，这不是治本的办法，如果遇上异常洪水，还是有相当大的危险的。“黄河涨上天时”，现在的这些防洪工程都是顶不住的。就是加固大堤，光靠两边河堤束水排洪也是很危险的，重要的还是在上游想办法修水库才行。
看到黄河淤积的泥沙，毛泽东又问道：“每年能冲过来多少泥沙王化云等人作了具体回答，并谈了治理泥沙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必须在西北黄土高原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黄河泥沙淤积，有利于黄河下游的治理。
王化云还向毛泽东告说，黄委会已派人到青海勘查黄河源头的情况。黄河源头的水量，地形已经调查清楚，为了弄清从长江上游引水入黄河是否可能，也勘查了金沙江上游通天河的水量，地形情况，准备考虑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给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毛泽东明白这是想搞南水北调，并表示如果可能，这倒也是可以的，还开玩笑说：“通天河，就是唐僧西天取经猪八戒路过的那个地方吧!”
当河南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向毛泽东介绍说，开封城历史上被黄河淹过无数次，明朝崇祯十五年全城37万人就有31万人被淹死，原来开封铁塔建在土丘上，现在土丘和铁塔的第一层都被淤泥在地下。毛泽东听后十分感慨，更觉治黄的任务艰巨，且意义重大，嘱咐道，涨大水时，要好好防守，不要出大事。
毛泽东还视察了新乡人民胜利渠。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灌溉水利工程。通过它，黄河水被引入豫北平原，灌溉着大片土地，打破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传统说法，开始为中原人民造福。
毛泽东视察时询问了干渠、支渠等各级渠道的作用及灌溉后的防碱治碱问题，还问了灌区有井没有，井灌的效果等情况。他指出，有了渠道还不能忽视了井，要合理安排渠灌井灌。还风趣地指出：井灌是游击战，渠灌是阵地战。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沿黄地区引黄工作的方向，后来群众的实践证明，井灌可以补渠灌之不足，渠灌可以补井灌之不及，井灌吸取地下水，渠灌补给地下水，井渠灌溉配合运用，既能抗旱又能控制地下水位，防止碱化。
毛泽东说，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人们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心不死。毛泽东心系黄河，心系新中国河流大川，心系中国人民的安危乐福，一心欲为中国人民造福，减去他们千年贫困，饱受天灾人祸的困苦。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获得了巨大发展。在1949年至1952年三年，大规模水利工程所完成土方在17亿立方米以上，全国共扩大灌溉面积4950万亩。另有万亩农田因为增加和改善了水的供应而免受旱灾威胁。1950年，由于兴修水利，水灾面积从上一年的1.2亿亩骤降至7000万亩，相当于增收了90亿斤粮食。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对促进和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粗略估计，由于兴修水利，防止水患和扩大灌溉面积以百万亩计，同时还在发电、航运等方面收到明显的效益，大大增强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初步改变了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局面。
3铸剑成犁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与土改和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息息相关，而且也有人民解放军做出的贡献。
早在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指示还指出，长期的战争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今天要医治战争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的办法，首先是逐步地恢复与发展生产，人民解放军则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
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下，解放军官兵纷纷走上生产第一线。当时王震就主动请求到新疆去，把新疆变成另一个南泥湾。毛泽东十分赞赏，指出王震修路修到新疆，就在新疆扎下寨子是有史以来的盛事。不负所望，王震率十多万人进军新疆，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积极垦荒，建设大西北，到1950年，南疆驻军及军区直属队就开荒达10万亩，并已有7万亩下种，配套水利工程已经完成，可保证灌溉50万亩，不久，荒漠变成了绿洲。王震兵团不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为开发新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毛泽东还对其它重大的生产任务派遣行了部署。如他曾致电林彪，表示同意第四野战军调十余万人至东北及热河从事生产，解决华中华南地区土地不足的困难，并说此事如东北局别无不同意之处，即可开始动手调动，以便赶上春耕。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华东、华北、东北、中南军区都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全军参加水利建设等工程，开垦种植了330余万亩农田，军队战时作战，和平时期投入生产，为农业建设做出了自己特殊而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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