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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爱国者的痛惜和反抗
俄罗斯爱国者的痛惜和反抗
俄罗斯传统派即爱国者大致可分为红色爱国者、白色爱国者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所谓“流动的爱国者”这三种人。总的来说，他们对苏联解体都感到痛心，尤其是红色爱国者、那位被称为“红色诗人”的格卢什科娃苏联解体时正卧病在床，当时人们没有告诉她此事，而当她得知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当我的祖国死去时，我什么也没有听说，我这个受上帝爱护的人竟在这时生病！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痛苦和痛心的了……”另一位诗人普里梅罗夫在去世前写的一首诗中，发出了“上帝啊，把苏维埃政权还给我们吧！上帝啊，把苏联还给我们吧！上帝啊，恢复过去强大的国家吧”的撕心裂肺的呼喊。农村题材作家、列宁奖金获得者伊万•瓦西里耶夫在悲痛中一方面怒斥那些继续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攻击和诋毁的人，不许他们“朝着苏维埃政权吠叫”，问他们“难道你们还吠叫得不够吗”，另一方面认为自己也有责任，“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良心来维护它”。
著名小说家、《青年近卫军》主编阿纳托利•伊万诺夫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没有改变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立场，在苏联解体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把他领导的最富战斗性的杂志办下去而且办得更好，并宣布不改变这份刊物的爱国主义方针。
另一位小说家、《战争》的斯塔德纽克同样没有改变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初衷，也没有改变对斯大林的看法，当有人用贬损和讽刺的口气称他为“斯大林分子”时，他干脆把自己的自传体小说第二部的书名改为《一个斯大林分子的自白》，表示以被称为斯大林分子为荣。著名小说家、《金星英雄》的巴巴耶夫斯基在苏联解体后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沉默。后来他在回忆录《最后的传说》里颂扬了苏维埃时代，痛斥了1991年底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密林进行密谋搞垮苏联的叛徒们，相信“经过革新的、更加强大的苏维埃政权一定会回到俄罗斯来”。
小说家阿列克谢耶夫和普罗斯库林、小说家兼批评家布申、诗人丘耶夫等人也都用不同方式表达对苏维埃时代的肯定和怀念以及对新的现实的批判态度。而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是红色爱国者的领军人物邦达列夫。
邦达列夫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改革”。他曾当面责问戈尔巴乔夫要把国家引导到哪里去，是引导到后封建主义，还是引导到野蛮的资本主义？苏联解体后，他采取反对派立场，拒绝一位新的当权者的拉拢，拒绝了那人提出的与新政权合作的建议。1993年他发表了致雅科夫列夫的公开信，称这位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同伙为“腐烂的美国谎言牛排的爱好者”，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在1993年“十月事件”前后，他和其他爱国人士针对叶利钦政府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图谋，几次发表抗议书，揭露叶利钦“践踏俄罗斯民主的幼弱嫩芽和抛弃俄罗斯宪法”的行为。1994年在他七十岁生日时，他拒绝接受叶利钦政府授予他的“民族友谊”勋章。他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的背叛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应该在进修道院前双膝跪地，捶着胸膛，乞求人民的宽恕。另一方面，他信任俄共，一直与俄共合作，从1991年起就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结下了战斗友谊。1996年总统选举时，他赞成久加诺夫提出的政治纲领，支持久加诺夫竞选，并充当他的委托人。
与此同时，邦达列夫也进行了反思。他过去曾对斯大林采取批判态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写过揭露个人崇拜的小说，直到“改革”年代，还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残酷的、狡诈的、意志坚强和充满矛盾的人物”。到九十年代后期，他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1998年底他在一次讲话中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物”，说斯大林“改造了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在1999年发表的札记里，他把斯大林与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并列起来，充分肯定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
“流动的爱国者”人数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拉斯普京和普罗哈诺夫。拉斯普京属于爱国者当中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一类，他对苏联解体在思想感情上是很复杂的。1989年，当苏联国内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俄罗斯人受到其他民族愈来愈多的责备时，他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其他民族的代表说，要是你们大家都不喜欢俄罗斯，那么你们退出苏联好了，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能活下去。尽管他口头上这样说，但是内心是不愿意苏联解体的。后来他在一次谈话中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他对新的当权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他们“给俄罗斯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最使他感到痛心的是文化事业遭到极大破坏，认为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提出，要拯救俄罗斯，“首先应拯救文化”。拉斯普京一方面多次谈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在它的影响下爆发的十月革命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他不能不看到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大地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事实。于是他提出俄罗斯“消化”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过去的传统“融合”了的说法来加以说明。拉斯普京是无党派人士，他反对和厌恶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和两面派，却尊重那些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共产党人，支持他们、与他们合作。从1991年以来他就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支持久加诺夫，劝说人们投久加诺夫的票。
普罗哈诺夫是一个强国论者，他把是否具有国家观念和是否爱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尺度，把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作为衡量社会制度、各种党派及其活动的标准。从这一点出发，他对苏维埃制度是肯定的。普罗哈诺夫对他曾引以自豪的强大的苏联毁于一旦而痛心切骨。他说：“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是社会的恶的同义语”，此人“是降到人民头上的极其巨大的灾难”。他还说，戈尔巴乔夫“应打入地狱的中心，让恶鬼永远啃咬他们这些叛徒的脑袋”。他不接受新建立的制度，对新的当权者持激烈的批判和嘲讽态度。他把现行制度称为一种“占领制度”、一种“可怕而残酷的犯罪的制度”，他说，对这种制度不能修修补补，而应根本改变它，明确表示，他“与这个制度和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反对叶利钦，说“复仇天使的长矛”就要刺到他身上了。他创作了一系列政论性很强的小说，在长篇小说《黑索金先生》里对普京上台前后上层政治斗争的内幕进行了揭露。
普罗哈诺夫在积极参加反对现政权的活动中看清了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一支能团结人民群众复兴俄罗斯的力量，因此大力支持他们，同他们紧密合作。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中，他与共产党人一起站在议会一边。1996年总统选举中，普罗哈诺夫坚决支持久加诺夫，为他竞选出谋划策。他作为久加诺夫的亲密战友，有时也对久加诺夫领导的俄共提出直率的批评。同时，他为共产党人内部出现的分裂而难过，希望他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
普罗哈诺夫对斯大林怀有崇敬之情，他主编的《明天》经常发表文章批驳对斯大林的攻击，颂扬斯大林的功勋。他认为目前俄罗斯特别需要像斯大林那样的领导人。1997年底他在《斯大林来了》一文中说：“请注意听吧，请把耳朵贴近红场的石块，请把头俯在上过前线的爱国者的心口上，请挨近受屈辱的祖国母亲的胸膛。听见了吧？脚步声！斯大林来了！”这一段话传达出了迫切希望新的斯大林到来的心情。他提出应把对斯大林的态度作为确定是不是爱国者的标准。他说：“如何区分爱国者和人民的敌人呢？您就问他爱不爱斯大林。”他接着说：“斯大林爱祖国甚于爱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却又是人民的公仆。他身后只留下了一个熏黑的烟斗和孔采沃的一座简朴的别墅。可是留下了能发射火箭到火星去的繁荣的祖国。”
白色爱国者不接受共产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他们当中有的人过去曾因进行反苏活动受到过惩处。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本应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苏联这个强大国家的覆灭和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和对现实的不满。索洛乌欣就有这样的心态。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10期《高校理论战线》，原文标题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的思想状况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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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捷
俄罗斯传统派即爱国者大致可分为红色爱国者、白色爱国者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所谓“流动的爱国者”这三种人。总的来说，他们对苏联解体都感到痛心，尤其是红色爱国者、那位被称为“红色诗人”的格卢什科娃苏联解体时正卧病在床，当时人们没有告诉她此事，而当她得知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当我的祖国死去时，我什么也没有听说，我这个受上帝爱护的人竟在这时生病！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痛苦和痛心的了……”另一位诗人普里梅罗夫在去世前写的一首诗中，发出了“上帝啊，把苏维埃政权还给我们吧！上帝啊，把苏联还给我们吧！上帝啊，恢复过去强大的国家吧”的撕心裂肺的呼喊。农村题材作家、列宁奖金获得者伊万•瓦西里耶夫在悲痛中一方面怒斥那些继续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攻击和诋毁的人，不许他们“朝着苏维埃政权吠叫”，问他们“难道你们还吠叫得不够吗”，另一方面认为自己也有责任，“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良心来维护它”。
著名小说家、《青年近卫军》主编阿纳托利•伊万诺夫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没有改变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立场，在苏联解体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把他领导的最富战斗性的杂志办下去而且办得更好，并宣布不改变这份刊物的爱国主义方针。
另一位小说家、《战争》的斯塔德纽克同样没有改变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初衷，也没有改变对斯大林的看法，当有人用贬损和讽刺的口气称他为“斯大林分子”时，他干脆把自己的自传体小说第二部的书名改为《一个斯大林分子的自白》，表示以被称为斯大林分子为荣。著名小说家、《金星英雄》的巴巴耶夫斯基在苏联解体后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沉默。后来他在回忆录《最后的传说》里颂扬了苏维埃时代，痛斥了1991年底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密林进行密谋搞垮苏联的叛徒们，相信“经过革新的、更加强大的苏维埃政权一定会回到俄罗斯来”。
小说家阿列克谢耶夫和普罗斯库林、小说家兼批评家布申、诗人丘耶夫等人也都用不同方式表达对苏维埃时代的肯定和怀念以及对新的现实的批判态度。而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是红色爱国者的领军人物邦达列夫。
邦达列夫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改革”。他曾当面责问戈尔巴乔夫要把国家引导到哪里去，是引导到后封建主义，还是引导到野蛮的资本主义？苏联解体后，他采取反对派立场，拒绝一位新的当权者的拉拢，拒绝了那人提出的与新政权合作的建议。1993年他发表了致雅科夫列夫的公开信，称这位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同伙为“腐烂的美国谎言牛排的爱好者”，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在1993年“十月事件”前后，他和其他爱国人士针对叶利钦政府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图谋，几次发表抗议书，揭露叶利钦“践踏俄罗斯民主的幼弱嫩芽和抛弃俄罗斯宪法”的行为。1994年在他七十岁生日时，他拒绝接受叶利钦政府授予他的“民族友谊”勋章。他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的背叛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应该在进修道院前双膝跪地，捶着胸膛，乞求人民的宽恕。另一方面，他信任俄共，一直与俄共合作，从1991年起就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结下了战斗友谊。1996年总统选举时，他赞成久加诺夫提出的政治纲领，支持久加诺夫竞选，并充当他的委托人。
与此同时，邦达列夫也进行了反思。他过去曾对斯大林采取批判态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写过揭露个人崇拜的小说，直到“改革”年代，还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残酷的、狡诈的、意志坚强和充满矛盾的人物”。到九十年代后期，他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1998年底他在一次讲话中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物”，说斯大林“改造了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在1999年发表的札记里，他把斯大林与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并列起来，充分肯定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
“流动的爱国者”人数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拉斯普京和普罗哈诺夫。拉斯普京属于爱国者当中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一类，他对苏联解体在思想感情上是很复杂的。1989年，当苏联国内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俄罗斯人受到其他民族愈来愈多的责备时，他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其他民族的代表说，要是你们大家都不喜欢俄罗斯，那么你们退出苏联好了，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能活下去。尽管他口头上这样说，但是内心是不愿意苏联解体的。后来他在一次谈话中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他对新的当权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他们“给俄罗斯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最使他感到痛心的是文化事业遭到极大破坏，认为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提出，要拯救俄罗斯，“首先应拯救文化”。拉斯普京一方面多次谈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在它的影响下爆发的十月革命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他不能不看到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大地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事实。于是他提出俄罗斯“消化”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过去的传统“融合”了的说法来加以说明。拉斯普京是无党派人士，他反对和厌恶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和两面派，却尊重那些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共产党人，支持他们、与他们合作。从1991年以来他就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支持久加诺夫，劝说人们投久加诺夫的票。
普罗哈诺夫是一个强国论者，他把是否具有国家观念和是否爱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尺度，把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作为衡量社会制度、各种党派及其活动的标准。从这一点出发，他对苏维埃制度是肯定的。普罗哈诺夫对他曾引以自豪的强大的苏联毁于一旦而痛心切骨。他说：“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是社会的恶的同义语”，此人“是降到人民头上的极其巨大的灾难”。他还说，戈尔巴乔夫“应打入地狱的中心，让恶鬼永远啃咬他们这些叛徒的脑袋”。他不接受新建立的制度，对新的当权者持激烈的批判和嘲讽态度。他把现行制度称为一种“占领制度”、一种“可怕而残酷的犯罪的制度”，他说，对这种制度不能修修补补，而应根本改变它，明确表示，他“与这个制度和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反对叶利钦，说“复仇天使的长矛”就要刺到他身上了。他创作了一系列政论性很强的小说，在长篇小说《黑索金先生》里对普京上台前后上层政治斗争的内幕进行了揭露。
普罗哈诺夫在积极参加反对现政权的活动中看清了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一支能团结人民群众复兴俄罗斯的力量，因此大力支持他们，同他们紧密合作。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中，他与共产党人一起站在议会一边。1996年总统选举中，普罗哈诺夫坚决支持久加诺夫，为他竞选出谋划策。他作为久加诺夫的亲密战友，有时也对久加诺夫领导的俄共提出直率的批评。同时，他为共产党人内部出现的分裂而难过，希望他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
普罗哈诺夫对斯大林怀有崇敬之情，他主编的《明天》经常发表文章批驳对斯大林的攻击，颂扬斯大林的功勋。他认为目前俄罗斯特别需要像斯大林那样的领导人。1997年底他在《斯大林来了》一文中说：“请注意听吧，请把耳朵贴近红场的石块，请把头俯在上过前线的爱国者的心口上，请挨近受屈辱的祖国母亲的胸膛。听见了吧？脚步声！斯大林来了！”这一段话传达出了迫切希望新的斯大林到来的心情。他提出应把对斯大林的态度作为确定是不是爱国者的标准。他说：“如何区分爱国者和人民的敌人呢？您就问他爱不爱斯大林。”他接着说：“斯大林爱祖国甚于爱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却又是人民的公仆。他身后只留下了一个熏黑的烟斗和孔采沃的一座简朴的别墅。可是留下了能发射火箭到火星去的繁荣的祖国。”
白色爱国者不接受共产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他们当中有的人过去曾因进行反苏活动受到过惩处。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本应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苏联这个强大国家的覆灭和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和对现实的不满。索洛乌欣就有这样的心态。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10期《高校理论战线》，原文标题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的思想状况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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