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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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前言》
　　一、时代的选择，历史的使命
　　二、一次失败的"革命"
　　三、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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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位伟人。他，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彻底改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这一历史性的丰功伟绩，受到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普遍赞颂。
　　然而，人们对于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发动的一场震撼中外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他们出自各种不同的立场和目的，对这场"革命"进行关注、研究、探讨、分析和评论。褒奖的，抵毁的；支持的，反对的；赞扬的，攻击的……。究竟应当怎样来认识和正确评介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成了世人关心的一个历史焦点，。
　　本文试图以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原则为依据，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用全面的、历史的、阶级的、辩证的方法，通过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全景的客观描述，来探讨毛泽东所以要发动这场"革命"的背景、动机、根据、理由和目的；来分析在这场"革命"中出现的错误及其原因；来总结造成这场"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以期求得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介。进而，对毛泽东同志伟大的、革命的一生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介，提供一些思路。
　　把这份心意，作为是对巳故的毛泽东主席诞辰１１０周年的纪念。并将此奉献出来，以飨读者。
　　由于水平有限，资料不全，在本文中难免有遗误和不妥之处。诚望读者朋友予以指正。

　　

　　一、时代的选择，历史的使命

　　

　　（一）

　　

　　一九六六年起，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文革"运动是由新中国的开国之父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其声势之宏大、影响之深远、参加人数之众多，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从小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发动起来了"。无论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还是"东西南北中"；无论是男女老少，干部群众，还是"工农商学兵"；无论是城市乡村，工矿企业，还是中央到地方。几亿中国人民汇涌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在大呜、大放、大字、大辩论、大唱革命歌曲、大喊革命口号、大串联、大批判的斗争中，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向剥削阶级的"四旧"、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领域"开火，斗争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神州大地搅得翻江倒海，"天下大乱"。
　　一个巳经夺取了政权，坐稳了"执政党地位"的"第一把手"；一个共和国的开国之父；一个在全党、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人民领袖，可谓巳是功成名遂。可他竟然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造"自己政党的"反"，"革"自己政权的"命"，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真是闻所未闻、绝无仅有。
　　对待这场"文革"运动，一开始就有二种绝然不同的评价。一种高歌"好得很"，另一种则大喊"糟得很"。
　　现在,像在"文革"中，占压倒多数的高歌"好得很"的人恐怕是难觅了。相反，相当多的人"全盘"否定"文革"，认定这是一场"动乱"，甚至是一场"浩劫"。也有许多人则以"说不清楚"为由，不愿多发议论。而众多的没有亲身经历过这场"文革"的年青人自感"没有发言权"，他们对此采取漠然、淡然，不以为然的态度，这是毫不奇怪的。
　　面对这场不可思议的"文革"运动，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究竟应当怎样来评价它呢？这是一个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历史、对共产主义事业、也是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高度负责的原则问题。
　　要正确评价"文革"，必须遵循如下二个基本准则：
　　（１）、必须跳出个人在"文革"中所受各种遭遇的"圈子"，不能从个人恩怨的角度出发来评价"文革"。
　　（２）、必须有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全面地、历史地、阶级地、辩证地认真研究、分析产生"文革"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内深刻原因，公正地、客观地、理性地、实事求是的对"文革"进行评价。
　　只有在这样"共识"的基础上，才能排除干扰，拨开迷雾，还"文革"一个客观的历史真实面目。否则，一切都是无从谈起的。
　　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曾说过，他一生主要做了二件事：一件事是进行了国内革命战争，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件事就是"搞文化大革命"。而且，这后一件事要比前一件事更为重要。
　　中国革命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百团大战"、"三大战略决战"等等艰苦卓绝的战斗，几千万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经过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斗，才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开创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指挥者，自己也历经磨难、出生入死，他的家庭中就有六位亲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他却把"搞文化大革命"当作要比这样一场"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的伟大的"中国革命"还要"更为重要"的事情来看待。可见，作为一个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把"搞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摆到了何等高的地位。这是不能不让人们对此深思的。
　　"创业难，守业更难。"是中国历来的古训，也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主要危险和现实危机。这个艰难"课题"摆在毛泽东面前，让他千思万虑、呕心沥血、夜不能眠。他决心抢"时间"，不惜一切代价地在有生之年介决好这个"课题"，为"继续革命"打好"基础"，让用烈士鲜血浇灌出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代代相传；也为世界革命，"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建立起牢固的"红色根据地"……
　　然而，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二）

　　

　　毛泽东同志一八九三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这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正处于全面崩溃的年代。他从小就不满家里父亲和小学教员的封建管教。为此，十岁就逃过学，并多次和父亲论理、斗争，且取得了胜利。他很小学会了"经书"，但不喜欢"经书"。他特别爱读中国历代的传记小说，例如《隋唐》、《三国》、《水浒》、《西游记》等等，这些小说对他从小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上当时湖南长沙发生饥饿灾民"造反事件"、韶山"哥老会"与地主间的"冲突事件"，以及农村青黄不接，穷人向富人要求"吃大户"的运动，还有学校里的"维新派"思想的影响等，这在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形成了他深刻同情穷人的思想烙印和劫富济贫的"反叛"性格。
　　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一本"瓜分中国"的小册子骤然启蒙了少年毛泽东的政治意识。他开始为祖国的前途担忧，认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天职。从此，他在"救中国，寻真理"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的影响使他最初十分崇拜康、梁的"维新思想"。在此期间，他又读了不少外国名著和一些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在一本《英杰传》的书里，他读到了拿破仑、哈德琳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思鸠和林肯等一些西方著名人物的传记，这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
　　他第一次去省城长沙读书就接触到一份由于右任主编的"民立"的纸，了解到广州反满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殉难，知道了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纲领，使他对"革命"充满憧憬，兴奋不巳。随后，即毅然离校参军。在军队里，他疯狂地读书看，第一次在一份鼓吹革命的纸《湘江日》上学习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他还读了江元虎的关于"社会主义原理"的小册子，写信和许多同学热烈地讨论这一问题。由于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议会，南北统一了，革命似乎巳经过去，当了半年兵的他决定退出军队，回到书本上去。他排了一个自我教育课程，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他读了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读了亚当斯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穆勒名学》，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密莎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诗、小说、古希腊的故事。还研究了俄、英、美和不少别的国家的历史和地理。
　　一九一二年，毛泽东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受到了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教员杨昌济的赏识。在学校里，由于《新青年》宣传的影响，他和同学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这个时候，他早巳抛弃了康、梁的"维新派"观点，而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一种奇怪混合物。
　　在省立师范的最后一年夏天，毛泽东去了北京。在杨昌济老师的邦助下，进了由李大钊当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文化人士，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共产主义宣传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加入了哲学会、新闻学会，而且有时间读了许多俄国情况的书，并搜寻一切能找到的中文共产主义的著作。有三本书对他的思想影响特别大，使他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
　　后来，他送留法学生去上海，又回到了长沙。"五．四运动"后，他主办《湘江评论》，还邦助办了文化书店，并且在另一张办的《新湖南》上宣传革命。在此期间，他在长沙领导了一次捣毁由军阀、地主、豪绅组成的湖北省议会，成了湖南的一大事件。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生成一种追求真理的"反叛"性格，一种深刻同情穷人的劫富济贫思想。他酷爱读书，大量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书籍，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知识，开拓了他的视野。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古文，而且热爱体育，在学校里，夏天暑假曾徒步游历湖南省，走遍了全省五个县；冬天寒假则漫步田野，绕行城墙，渡河过江，爬山、冬泳。在二次"北上"期间，他游曲阜、登泰山，在"北海" 溜过冰，环绕洞庭湖走过，甚至还在保定、徐州、南京等城墙上都绕走过一圈。这一切，锻炼铸成了他的良好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毅力, 造就了他不惧困难、不怕艰苦、不畏强暴、不信邪、一生追求真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具备了这些心理、思想、身体、精神基础的他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确定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正确的科学之后，就从没有再动摇过。一九二０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上也在实践上，毛泽东巳经成了一个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冬天，他第一次以政治为目的，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来作为指导。
　　一九二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成立"中共"最早的十二个发起人之一。第二年，他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发动和组织成立了包括铁路工人、雇员、印刷工人、造币厂工人等等在内的三十个以上的工会。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它是关于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学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即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统治的国家。作为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革命理论是真理，能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开始运用这一革命的科学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六年三月，他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第二年三月，他经过实地考察，又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告》，在此基础上，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领导 " 秋收暴动"，建立了革命武装。随后，在井冈山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并且创建了江西"苏区"，成立了苏维埃工农政权，并出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此期间，他又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文章，批判了党内的许多错误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且领导红军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蒋介石从几十万到上百万大军的武装进攻，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地位遭到排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离开江西"苏区"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在中共中央"遵义会议"上，与会同志从斗争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认真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一致认识到并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党和革命处于最危难、最危机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他认真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真分析了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格局，纵观全局，提出把红军的革命根据地放到"既是敌人力量最薄弱，又是最有利于高举抗日大旗"的"陕北"去的英明决策，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同志发挥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他利用矛盾，避实就虚，声东击西，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用兵如神，制订和指挥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一系列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前堵后追，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罪恶企图，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世界革命史上的奇迹。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不朽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精辟地、深入浅出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的科学原理，并以此为武器，来认识、分析、提出和介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是坏事，但也是好事。毛泽东同志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民族矛盾，认识、分析这一矛盾，提出高举抗日大旗，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获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拥护，抑止了蒋介石的反共如意算盘。并且，"利用矛盾，介决矛盾"，在八年抗战中，极大地壮大了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为最后与国民党反动派战略决战，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在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又一次"划时代"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为思想武器，以阶级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理论为指导，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结合和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创造性地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于此，他写下了大量的著作，收集在出版的四卷《毛泽东选集》中，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继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革命理论为指导，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革命，在各条战线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基础公有化以后，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理论，提出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旧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各个方面，继续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否则，没有经过"革命"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倒过来破坏巳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化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复辟随时都是可能发生的。毛主席多次在中央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一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对中国现实的指导意义和重要性。虽然，一九五一年五月毛主席在为《人民日》写的社论中就提出了"要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后又提出要"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的唯心观"。并且，领导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从整体上说，从根本上说，这个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较量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郑重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巳经基本建立。我们巳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的斗争。"
　　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有效地、比较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继续前进，把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必然考虑。

　　

　　（三）

　　

　　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边倒"立场，大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一九五零年，毛泽东同志亲自去苏联和斯大林同志一起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对扩大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影响和传播，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中苏两党两国的亲密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崭新阶段。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同志不幸逝世，随后，苏共出现"政局动荡"。曾经肉麻地吹捧斯大林"像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赫鲁晓夫夺取了党政大权。他一上台就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告》，以"反个人迷信"为名，恶毒攻击，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败坏了苏联的声誉，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苏联共产党的"右转"，使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社会主义阵营"龙头老大"苏联的"右转"，使世界各国执政的共产党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右的"压力。波兰和匈牙利就先后发生了骚乱和反革命暴动。而被助长了嚣张气焰的帝国主义则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反共、反人民的反动逆流，使第三世界向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信心遭到了重大挫伤。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原则，对"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同年十二月，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论点，对斯大林同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和客观评价，肯定了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时，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谰言，捍卫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越走越远，通过苏共二十一、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系统地形成并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反个人迷信"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的历史功绩，全盘否定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路线、政策，公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巳经没有必要了，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巳经改变了，"苏共"巳经成为"全民党"，苏联巳经成为"全民国家"。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在"全民党"的幌子下，把"苏共"演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在"经济改革"、"新体制"的掩护下，使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蜕化成资本主义经济；在"全民文化"的招牌下，使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逐渐侵入和占领苏联的思想文化领域。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借口世界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提出"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论。胡说苏美两国"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为此，推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谬论。从根本上篡改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公开否定"十月革命"武装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普遍意义。公开取消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运用武装暴力手段推翻地球上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政权，彻底"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实现"英特耐雄纳尔"的崇高目标。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在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制度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武装到牙齿的情况下，鼓吹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这种欺人之谈的目的，就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来蒙蔽世界革命人民，要还没有取得解放的民族和人民放下武器，放弃革命；要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放下武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打着"国际分工"的旗子，对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等实行经济榨取。不许这些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把这些国家变成苏联的经济附庸，变成原料供应地和剩余产品的销售市场。这是不折不扣的掠夺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新殖民主义。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在"三和两全"的纲领下,为了讨好美国帝国主义，追求所谓"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美梦，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朋友，用尽一切卑劣手段坑害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原则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他们还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出卖越南、刚果（利）、阿联、古巴等各国坚持反美爱国斗争的人民。
　　针对苏共推行的这条现代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给予了高度重视。本着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原则，从尊重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地位的角度出发，采用"团结－批评－团结"方式，在一定的会议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多次进行了坚决的、同志式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斗争。
　　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又一次亲自去莫斯科，在签订的《莫斯科宣言》上，坚决要求并加上了"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根源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这两句话。
　　一九六零年六月，在罗马尼亚首都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带头组织发动了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围攻。受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的坚决反对。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代表团进行了坚决回击，严正指出："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有分歧的"。我们"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
　　此后，在中苏两党会议，在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在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在华沙会议等等一系列会议上，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中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立场被苏修集团视为"眼中疔、肉中剌"。他们不仅采取种种方式对中共大张挞伐，而且，把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化，同时，又把这种分岐扩大到国家关系等一切范围中去。他们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的项目协议，撤走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恣意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忍无可忍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接连发表了九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与苏共中央的分歧》的文章（即《九评》）。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了全面地、系统地、阶级地、辨证地分析批判斗争，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基本理论和原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革命立场，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纯洁性。
　　至此，中苏两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公开破裂，巳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共）党；一个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巳经实现了城市企业全部国有化、农村集体农庄化的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社会；一个科学技术取得飞快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突飞猛进的政权；一个巳经领导苏联人民历经了四十年之久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中途遭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野蛮侵略，死伤了数千万人而没有垮掉的无产阶级政党，却在斯大林逝世后接班的第三代领导人身上，出现了赫鲁晓夫篡党夺权，背叛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背叛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背叛共产主义信仰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推行一条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修正主义，致使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出现"红旗落地"的悲剧。这个事实震惊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坚持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党。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从中吸取教训，防止中国共产党重蹈复辙，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面前必须迫切解决的时代课题。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对"修正主义"下过定义："只顾眼前利益，而背叛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列宁还说："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老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有一句名言："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 这一句话，要比任何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
　　从广义上来说，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源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这二个方面。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无产阶级并存的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诞生的，现有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诞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免不了要重新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就会不断地渗入工人政党的队伍。因此，出现修正主义政党是毫不奇怪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巳经被剥夺，但是，资本主义残余还存在，作为这个阶级的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时刻都想夺回失去的"天堂"。当他们感到由自己亲自"出马"巳很难奏效时，就不得不改变策略，采用"打进来，拉出去"的腐蚀方式，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以此来达到自己亲自"出马"巳很难达到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目的。同时，小生产又"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代表这个阶级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余诈，哄吓诈骗，贪图享乐，纸醉金迷，荒淫无耻，骄奢淫逸等"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散发着臭气，在无孔不入地侵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腐蚀共产党肌体。加上它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那种满足于"三亩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自给自足，安身立命，安于现状"的世界观的广泛存在和影响。还有，国际上帝国主义制度的存在，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腐朽生活方式的竭力渗透。所有这一切，使得执政的共产党内的意志薄弱者纷纷被"击倒"蜕化变质，沦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的集合，组成了执政党内的特权阶层。事实上，他们巳经堕落成国内外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是其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这类共产党内执政的、思想巳经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分子，从害怕失去和毁掉"眼前既得利益"的心态出发，不仅自己丧失斗志不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害怕和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现代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出现，更使他们吓破了胆。在帝国主义核威胁压力下，他们放弃革命原则，背叛了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背叛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推行一条既维护自身眼前既得利益，又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有一句不打自招的表白："脑袋掉了，还有什么原则可言。" 正可谓是他这个共产主义叛徒咀脸的"入木三分"的自画像。
　　资产阶级思想的"糖衣炮弹"击倒了这些执政的共产党当权者；帝国主义的"核大棒"压力吓倒了这些执政的共产党当权者。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
　　从窄义上来说，在苏联，斯大林逝世后，至所以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夺权，系统地推行一条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现象，是因为：
　　（1）、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但是，他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他这个"错误观点"实际上等于从思想上介除了自己的武装，为国内外资产阶级思想向"苏共"和"苏维埃政权"进攻开了"绿灯"。
　　（2）、"十月革命"成功后，在苏联，虽然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剥夺了他们的全部资产，完成了全部企业公有制经济基础的革命；虽然在农村完成了"集体农庄"化体制；虽然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镇压了资产阶级的反扑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巩固了革命政权；虽然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在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防高科技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斯大林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失去了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井惕，没有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进行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文化革命"，坚决打退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共产党肌体的腐蚀进攻，坚决对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造成在苏联共产党内，特别在高层，出现了不少实际上巳经蜕化变质，被资产阶级思想"拉下水"，成了资产阶级俘虏，可在表面却打扮成"革命者"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是一批修正主义分子，隐藏在斯大林同志周围，阳奉阴违，阿谀逢承，而骨子里却将"真相"隐蔽着，赫鲁晓夫就是典型代表。一旦斯大林同志逝世，他们就立即"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篡党夺权，恶毒咒骂、抵毁、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系统地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
　　（3）、斯大林同志有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他只承认对立双方的斗争一面，不承认其有"同一性"一面。这就是说，对立的双方，它们之间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因此，在政治上就不能不犯错误，对执政的苏共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修正主义这一可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组织措施，被赫氏等一批围在他四周的反革命两面派钻了"空子"。
　　（4）、斯大林长期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在经济基础公有化以后，没有继续对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进行"革命"，使之适应巳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造成"旧的上层建筑"反过来破坏巳经建立起来的"新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为赫氏推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奠定了"客观基础"。
　　（5）、长期以来，苏共和苏联政权的权力高度集中，这是必要的，特别是在肃清反革命破坏、粉碎资产阶级武装反扑和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尤其是这样。然而，一个对"权力"缺乏自下而上的、广泛的、有效的人民群众监督的体制，必然会滋生腐败，必然会产生修正主义"特权阶层"，为赫氏篡党夺权创造了"必要条件"。
　　（6）、正因为苏共和斯大林同志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可能产生"修正主义"这一问题上有许多误区。因此，妨碍了对斯大林以后，接替他的"接班人"的认真思考、选定和培养。并且，没有能采取在斯大林"在生之年"间，辅佐"接班人"执政一段时期的有效措施，造成了斯大林去世后，党中央出现权力混乱的局面，为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赫鲁晓夫篡党夺权提供了"机会"。
　　......。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历史必将雄辩地证明这一点。历史巳经证明了这一点。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活生生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苏共，这个列宁亲手缔造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演变为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苏联，这个列宁开创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样触目惊心的事实，这样惨痛沉重的教训，怎能不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认真深思。
　　苏共这面"红旗"倒下了。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地坚决接过和继续高举马列主义的革命旗帜，要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苏共这面"红旗"倒下了。中国共产党这面红旗决不能倒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深深地认识到历史赋予自己的伟大史命：不仅要高举反帝的革命大旗，而且要肩挑"反修、防修"的重任。
　　要坚决进行"反帝"，就必须首先解决好"反修、防修"问题。毛泽东同志站在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审视了中国共产党内两种世界观、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把认真吸取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教训，防止中共重蹈覆辙，特别是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人物的危机感，放到了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来考虑。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必然选择。
　　（四）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联手一起，做起了"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美梦。他们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红色中国"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视之为"眼中疔、肉中剌"，必欲除之而后快。
　　为此，从六十年代起，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破裂后，苏修集团就频频挥午着"核武器"，叫嚣要对中国"动核外科手术"；而美帝国主义则加紧对中国的"新月型"包围，全力武装台湾蒋介石集团，从一九六二年起，对东南沼海各省频繁武装窜犯，妄图"反攻大陆"。中国处在苏、美两霸及其帮凶的合围之中。要么放弃原则，背叛革命，俯首称臣；要么坚决斗争，决不屈服，准备打仗。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气魄提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要立足早打，大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
　　对于苏、美两霸的核威胁、核靴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证明：武器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无论是战争引起革命，或者是革命制止战争。最终都是由人的因素来决定胜负的。
　　为了打破苏、美两霸的核垄断，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高度重视核武器研制工作，做出了"我们也要有原子弹、导弹"的英明决定。在各个方面都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我国广大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奋斗，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靠高度的革命觉悟；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靠严密踏实的科学态度；靠"全国一盘棋"的共产主义大协作风格，硬是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随后，建立了"二弹一星"的丰功伟业。
　　为了对付苏、美两霸的战争威胁，毛主席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而最大也是最根本的"战备"，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在所有的领域里，铲除种种"封、资、修"思想的腐蚀，先破后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把中国建设成为革命的"红色根据地"。在这样一个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面前；在这样一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化军队面前；在这样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亿万"全民皆兵"体系面前，是不能被任何敌人所屈服和战胜的，是必定会让任何敌人都为之闻风丧胆的。
　　面对苏、美两霸对中国合围的严峻斗争局面，毛泽东同志多次认真指出："一定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这就是说，只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了，在各个方面都作好了准备，那未，无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我们都将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许多经验。其中有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经验就是建立了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凭借这一块坚固的、进可攻退可守的革命堡垒，高屋建瓴，综观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作战，得以生存，迅速发展，一步一步地把革命战争推向全国各地，最终消灭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解放了除台湾以外的全中国。这是一条成功的革命经验。
　　如果说，把"当今的世界"比作是"过去的中国"；把"当今的中国"比作是"过去的陕北"，那么，将"当今的中国"建设成像"过去陕北"一样的"红色根据地"，这对推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了这样一块"红色根据地"，就能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快速发展，使"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向共产主义稳步过渡得到可靠保证。有了这样一块"红色根据地"，就能坚决防止"帝、修、反"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有了这样一块"红色根据地"，就能有力地履行中国人民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自己应当做出的贡献。
　　这样一块"红色根据地"，必须要有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为指导思想的，高举共产主义革命旗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上高度统一的革命领导核心；必须要有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的，懂政治、懂军事、懂建设的，会治党、会治国的干部；必须要有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兵广大人民群众的新型革命政权体制；必须要有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强大军队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全民皆兵"的民兵组织体系；必须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全党全国，加速全体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提高全社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以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支援世界革命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样一块"红色根据地"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一所"大学校"，工、农、商、学、兵，以本职为主，兼学政治、军事、文化，兼学别样，并且，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修、防修"。
　　认真而切实地作好"准备打仗"的战备工作，建设好这样一块革命的"红色根据地"，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面临着的必须急迫解决的问题。

　　

　　（五）

　　

　　毛泽东曾经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博古通今，对中外历史知识非常渊博的毛主席就十分重视"巩固政权"问题。他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印发到全党，要求全党以史为鉴，认真研究和吸取明末清初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深刻教训。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郑重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巳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当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京时，毛主席又一次深情而风趣地告诫大家说，我们是进京去赶考的，但愿大家都能考试合格。我们决不能做第二个"李自成"；我们决不能像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一样，做地主资产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既要迅速医治几十年战争造成的创伤，又要建设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国内外，在党内外，各种形式的激烈斗争扑面而来。
　　国际上，美帝国主义纠集了十六个西方国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大举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美国飞机的炸弹巳经投向我国的边境城市安东（现改为丹东）。在此同时，又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介放军介放台湾，为败退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集团撑腰打气。美帝国主义还对我国实行全面的军事、经济封锁，妄图把中国扼杀在新生的摇篮中。不仅如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公开狂吠要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在国内，盘据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集团叫嚣着"反攻大陆"，频繁派出飞机轰炸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关系到当时国计民生的大城市。与之相呼应，国民党留在中国大陆的残部则在若干地区四出为匪，煽动一部份落后分子反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和遣派的秘密特务和间谍分子到处造谣捣乱，煽阴风点鬼火，破坏党和政府的威信，离间各民族、各民主党派间的团结和合作。他们到处收集情，大搞爆炸、暗杀等反革命活动。在这同时，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中的反动资本家和地主则乘火打劫，他们或者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扰乱金融；他们或者拉拢腐蚀干部，大搞偷税、漏税不法经营；他们或者制假售假，偷工减料，破坏生产，制造混乱……。而中国的西南边陲的西藏仍然处在农奴社会，尚未得到解放。西藏反动的上层农奴主们处心积虑地反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反对民主改革，妄图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央分庭抗礼，搞民族分裂主义。
　　在党外，自称代表"农民"的"民主人士"梁漱溟等人则咒起了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应该建立"无色透明政府"（即反对仅一种红色的共产党领导）；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什么"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谬论向共产党向人民政府发难。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则幻想着、喊叫着："中国不应该一边倒"，"中国应该走第三条道路"。在文化界，宣传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的出现，还有，"二个小人物"引起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论的批判文章得不到支持，不准在《人民日》上转载等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正无孔不入地入侵共产党的肌体。更加让人震惊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他们耍尽二面派手法，是一批隐藏在各个部门中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时刻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反功过去"。而随着"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触动了地主资产阶级营垒的利益和神经末梢。以"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为首的一批资产阶级右派，代表这个"营垒"，在赫鲁晓夫作"秘密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而造成世界上出现一股国际"反共逆流"的鼓动下，以"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叫嚷着什么：现在是"党天下"，要"下台"，应该"轮流坐庄"，并提出什么"政治设计院"。还高叫：现在是"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向党猖狂进攻，反对党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企图否定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在中国共产党内：
　　第一、革命队伍中的一批意志薄弱者纷纷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而"拉下水"，他们或是居功自傲，高高在上，挥霍浪费，官僚主义十足；或是"里应外合"，配合阶级敌人的疯狂进攻；或是贪污腐败、蜕化变质。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沦为大贪污犯，还有党的高级干部"刘青山案"的被处决，都是典型的例子。
　　第二、作为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在党内彻底揭露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搞反革命政变的罪恶阴谋。这个反党联盟也叫喊着什么：要"轮流坐庄"的谬论，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分裂党，用阴谋的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第三、围绕着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路线问题，在中央，在地方，在财经、政法 、文教等各个部门的一些人身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产阶级思潮，其中有些人产生了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右倾观念"。他们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为此，他们提出所谓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口号，声称：因为"中国生产不发达，生产力落后"，所以，"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需要发展，需要扩大"。并且宣扬："现在是红色资本家越多越好"、"剥削有功"等等的论调。还有一些人则在财经工作中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政策……。党内这些迎合和代表资产阶级需要的思潮，把新中国发展和建设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寄托在先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虽然其中一些人是认识上的问题，但是其发展的结果，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中国是停留在原地，还是继续向前走？走什么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该依靠谁？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原则问题上，党内在建国后一开始就出现了思想上和路线上的分歧斗争。
　　毛主席纵观全局，高瞻远瞩；面对现实，运筹帷幄，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伟大号召，雄赳赳、气昂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和英勇的朝鲜人民军一起，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战斗，把美国侵略者赶回了"三、八线"，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第一次在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的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志气。而且，在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这"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随后，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五反"运动，击败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和破坏活动。与此同时，坚决批判了党内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批判了思想文化界的种种资产阶级思潮。此后，掀起了"农业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胜利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并且，挖出了隐藏有各个部门中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紧接着，又打退了资产阶右派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取得了"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
　　经过这一系列的坚决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革命政权得到初步巩固；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基本稳定。
　　随着"抗美援朝"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国际威望日益增强，国际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革命政权得到初步巩固。随着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建立，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越来越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积极性无比高涨，共产主义风格蔚然成风。这一切，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方面。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仍然面临着的国内外阶级敌人包围、腐蚀、渗透、颠覆和侵略的严峻局面：
　　（1）、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进一步加紧对我国实行全面的封锁遏制；加速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扶持；加强对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武装，与之签订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并且，和印度反动派觊觎我国西藏领土的野心相配合，对我国从东、南、西三面形成"新月形"包围圈。而北面的昔日盟友苏联老大哥却发生了激烈的政局动荡，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告》，以反"个人迷信"为名，对斯大林同志进行全盘否定，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给社会主义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在政治和政权的稳定上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赫氏还居心叵测地以搞"共同舰队"为名，妄图控制、封锁我国，对不赞同其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不听从其"指挥棒"的中国共产党施加种种压力。其现代修正主义的霸权嘴脸巳初露端倪。
　　（2）、在国内，台湾还没有解放，祖国还没有统一。蒋介石集团仰美国主子的鼻息有持无恐，不断叫嚣着"反攻大陆"，频繁地派出武装人员骚扰东南沿海各省，秘密派遣大批美蒋特务潜入内地进行捣乱、破坏，收集情和暗杀活动。而在西藏，反动的上层农奴主集团竭力抵制、破坏"民主改革"，暗中勾结国外反动势力，秘密策划、煽动、组织反动人士，正酝酿发动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
　　（3）、中国革命，不管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有些地区进行得并不彻底，不少地方仍存有着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残余。而且，我们革命政权的成立，"包"了很多人下来，包括"包"了大批国民党旧政权的人下来。这批人的思想基本上都停留在旧时代，他们中的许多人怀恋过去，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抵触、有反复，甚至有敌意。还有，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的"二重性"特点，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没有按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待资产阶级统统消灭"那样照抄照搬，而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进行"赎买"，对资产阶级本人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故而,这个阶级的人还在，对他们的思想改造才刚刚开始，将是长期的、曲折的、甚至会有反复的。
　　（4）、正如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而在历经了几千年封建制度和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这类小生产确实是在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5）、从历史上看，即使是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都曾历经过几次反复。被推翻的封建主义都几次卷土重来，进行封建反革命复辟。何况，现在进行的是一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划时代的革命。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必然会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扑，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必定会猛扑过来，卡死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反攻倒算，进行反革命复辟。
　　显然，客面存在的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尽管公有制经济基础巳经建立，但是，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如果处理不好，或是失去警惕，随时都可能出现倒退，随时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国情"。
　　然而，面对这样尖锐的政治形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内，围绕着是否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国内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否应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等这些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从建国以后就产生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分歧斗争，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在以后，这种"分歧斗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和发展。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巳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巳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使"上层建筑"适应巳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善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否则，资本主义复辟将随时都是可能发生的。对此，全党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此同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又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经济建设设想，勾划了一幅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抢时间，争速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十五年"超英赶美"，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蓝图。为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又制定了一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等文章，并且作出了《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面"大跃进"高潮。
　　而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另一些人，面对当前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巳经消灭了，阶级斗争熄灭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部份人主张"一条腿走路",实际上是"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他们认为只要生产发展了，经济上去了，就什么都好办了。这是一条把生产和革命对立起来，只搞生产、不要革命的路线。实质上这仍旧是建国初期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依靠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倾观念"的翻版和继续。其发展结果，必然是复辟资本主义，必然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搞修正主义。
　　这是二条绝然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说到底，本质上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之间的斗争。这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分歧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加深加剧。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运动中，确是存在着一些"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多数人没有经验，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问题和错误。比如，"浮夸风"，搞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风"，农业和工业都有瞎指挥，如基本建设多招工二千万人，没有看准；一些地方出现了过激的"共产风"。还有，搞几个"大办"的错误等。这些错误一开始发现后，就立刻引起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然后是十一月、十二月的《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的第三次《郑州会议》和四月的《上海会议》上，都提出要注意纠正这些问题和错误。到一九六零年下半年就全面进行纠正了。
　　客观地说，造成出现在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第一是自然灾害，第二是工作中的失误，第三是苏联背信弃义，全面撤走专家、撕毁援助合同带来的影响和破坏。这三者的合力，使我国人民当时处于十分艰难困苦的局面。
　　在一九五九年中央八届八中"庐山会议"上，一部份同志批评这些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而引发出了一场斗争，被毛泽东认定为实质上是仍旧站在原来的"右倾路线"立场上，借批判领导工作中认识上的"失误和错误"，从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和大方向，全盘否定广大人民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性的一场"阶级斗争"，是建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分歧斗争的继续。"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中共"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彭德怀同志被撤销国防部长的职务，由林彪替代并主持军委工作。
　　这场建国以来党内就出现的路线斗争，在其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认识上、思想上、政治上的分歧逐步发展到在组识上的分裂主义和搞"独立王国"。
　　一九五三年，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就对刘少奇和杨尚昆多次破坏纪律，不经党中央主席审看，便擅自以中央名义向全党和基层发出文件和电（包括中央会议决议）的错误，提出过二次书面批评。
　　毛泽东主席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出于苏联斯大林死后出现的教训考虑；还出于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中普遍出现修正主义，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和应对斗争的考虑，提出了"中央常委分一线和二线"，自己不再兼任国家主席，退居二线的安排。毛泽东主席这种"一、二线"的考虑和安排本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可是，由于"大权旁落"，却为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分歧发展成为在组织上搞分裂和搞"独立王国"的人提供了"机会"。
　　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大权在握，便自搞一摊，自成"派系"。许多重大问题都不再和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商量，如：土地问题，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问题，否定调查研究等等。而负责党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则不管什么事从来不向党中央毛主席汇工作，自搞一套。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和背着毛主席召开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说："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并说：党中央"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时期的那种过火斗争的错误。"提出："和彭德怀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对造成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的原因则强调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民公社"当初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而且，提出了一套搞"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主张，并且鼓励在农村搞"单干"。在刘、邓等人的授意下，文艺界出现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代表的翻案与论；而农村里"三自一包"和"单干"成"风"，刚刚建立起来的"公社化"集体经济遭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同时，在六十年代中前期，刘少奇、邓小平等还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否定政治挂帅，强调专家地位，强调物质剌激作用的准资本主义的文件。如：《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财政六条》、《教育六十条》、《文艺八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等等。造成工矿企业社会主义建设中思想上的极大混乱。
　　对于这些挑战，毛泽东观若洞火，十分明白。无论从继续革命出发，还是从"反修、防修"考虑，他对此都无法容忍。于是，他向全党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坚决从"二线"回来执政，在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且，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任务。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在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六月，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衡量运动成败的六条标准。
　　四个月后，邓小平立即制订了一个后《十条》（草案），和前《十条》直接对抗。刘少奇指派夫人王光美下去"蹲点"，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并对这个后《十条》（草案）作了加工修改，搞出了一个《修正草案》，从毛泽东手中夺取了对社教运动的控制权。并且，根本不照毛泽东提出的衡量运动成败的六条标准办。
　　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再次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亲自主持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指出，"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有的巳经公开暴露，有的还隐藏着。支持这些人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公社、区、甚至省和中央机关里，都有人反对社会主义。" 对刘、邓的形"左"实右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批判和纠正。
　　此后，毛泽东又一次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感到，在北京他的意见没人听，不能执行。例如，他提出要批判吴晗，可在北京就不行，只好到上海去发起。还有，他要在纸上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可在北京却无人去办，不得不又到上海《文汇》去发表，可北京所有的纸竟拒不转载……。北京市实际上巳成了刘、邓控制的"独立王国"了。
　　这场在建国后，党内开始仅仅是认识路线上的分歧，毛泽东曾经在党的各种会议上，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对刘、邓等人进行了许多次的批评和帮助，希望他们能改正错误。并且说："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时的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然而，刘、邓等人却始终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的批评邦助，并且，越走越远。于是，党内这场越演越烈的路线斗争终于演变成巳不可避免的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决战"。
　　1966年，在党中央发出的《５．１６通知》中，毛泽东主席再一次向全党发出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巳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的警告。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无论是从马列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应该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无论是从认真吸取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沉重教训考虑；无论是出于作好战备，时刻"准备打仗"和建设"红色根据地"的需要；无论是从解决党内与刘少奇等人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现实着想，这对于 "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 " 决不做'李自成'，决不做地主资产阶级'改朝换代'工具 " 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来说，自下而上地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他的必然选择。
　　在毛泽东看来，他和刘少奇等人的政治路线分歧，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分歧。
　　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同时也承认物质世界是联系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的又统一又斗争，经过量变质变、肯定否定的互相转化，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推移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也承认物质和精神也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同样遵循着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核心，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是斗争的哲学，革命的哲学。对立统一规律是其根本规律。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它的本质就是批判、斗争和革命。
　　运用这个原理去研究社会生活，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一般意义的社会历史中，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推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从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社会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千百万群众的伟大革命，社会变革才能得以实现。只有用革命来不断改造社会和人类自己，才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停步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思想文化领域里建立起新的社会形态，消除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铲除被推翻的资产阶级赖以复辟的全部基础，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同时，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为在全世界埋葬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而奋斗，最终求得全人类和自身的解放，"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而形而上学世界观，除了极端露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唯心论外，还有庸俗进化论和否定辩证法的机械唯物论等。他们或者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或者只承认进化，不承认飞跃；或者只承认改良，不承认革命。他们否定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因事物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而是简单地机械地从事物的外部、从"人本能的生存、生理需求"和庸俗的"生物进化观念"等方面，去寻找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因。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社会形态质变成他种社会形态的现象。正如列宁所说的，它是非历史的、非辨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它没有彻底而全面地遵循发展观。他们抽象地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了解为（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
　　他们用这种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世界观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必然得出"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就不愁社会不进步。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逾越的；只有经历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才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生物进化"的自然发展过程，不能违背。因此，夺取政权后的革命政党不应当再继续革命，去不断的深入改造社会和人类自己，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应该首先全力去"发展生产力"，"不管是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姓"社"还是姓"资"，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就什么都好办了。在他们看来，执政的共产党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按照这种"理论"，他们不啻是在"自打嘴巴"，－－当初就根本不应该去"闹革命，求解放"、去"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只要致力于去"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就能使社会自然进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了。按照这种"理论"，美国那种"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社会，无疑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社会了，因为它是现今全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很显然，他们这种否定事物发展辩证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否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修正主义观点，除了可笑地表明他们对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窍不通外，就是证明他们是在蓄意地歪曲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原则。
　　正是从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出发，刘少奇等人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后，就必然提出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口号，声称：因为"中国生产不发达，生产力落后"，所以，"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需要发展，需要扩大"。"现在是红色资本家越多越好"、"剥削有功"等等，并且宣扬什么"要少提阶级斗争"的主张。这些论调的实质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先要"确保私有制"，发展和扩大"私人资本主义"，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走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当然就要"依靠资产阶级"的知识和技术。所以，不要再提什么"阶级斗争"，再搞什么"社会改造"。以后，刘少奇等人又在中共"八大"时期提出什么：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熄灭了；国内主要矛盾巳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应该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等等，都是不足为怪的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等人既然要建立一个首先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得以充分发展的社会，那当然就要依靠和维护资产阶级。而要依靠和维护资产阶级，那当然就面对尖锐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现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然要否定国内依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事实；当然要反对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然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自称为"共产党人"的刘少奇等人,实际上巳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言人，巳经成了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成了名符其实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革命成功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革命政党是以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继续革命，去不断改造社会和人类自己，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认为"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使"生产力"发展了，社会就会自然"过渡"，自然得到进步发展？这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同样，也是区别马列主义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试金石"！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这类修正主义的出现，除了世界观上的原因外，还有，就是在本质上，他们是为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或者出于个人的抱负得不到施展机会，或者出于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害的考虑，或者出于偶然因素等种种原因，参加了革命，在革命洪流中呈现出"革命性"，但是，如果他们不能自觉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认真改造主观世界，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真正地在思想上弄懂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上遵循这个革命理论的指导。那未,他们充其量只能是革命的"同路人"。而这样的革命"同路人"，当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后，作为"功臣"，他们掌了"权"，作了"大官"，使他们有了实现和获得"个人现实利益"的条件和机会。原本仅是革命"同路人"的他们，随着地位的改变，自然把"作了大官后，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放到了压倒一切的首位。由此，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主张，必然是不想革命了，反对革命了。而且，说到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是"消灭私有制"的革命，是消灭包括共产党人自身在内的一切"私有观念"的革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必然会威胁和削弱到他们拥有的"大官们的利益"；随着上层建筑领域里革命的进行，必然会逐步消除各种各类"资产阶级法权"。而这些正是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是他们无法接受和容忍的。因而，为了"保护"这种"大官们利益"，他们必然反对继续革命了，反对"阶级斗争"了。为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阉割、篡改、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抛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共产主义信仰；背叛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背叛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至于是搞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了。
　　为了掩盖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的目的，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却竭力反对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法权"，不愿意以继续革命的手段去 "打碎、摧毁" 这台保护"资产阶级法权" 的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且，故意歪曲、混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本质区别；故意歪曲、混淆革命与生产的辨证关系；故意歪曲、混淆无产阶级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的辨证关系，利用"现实利益"作为诱饵，以"中国生产力落后"和要"提高人民活水平"为幌子，搅乱人们的思想，取消人们的阶级观念，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以便他们推行一条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道路的修正义义路线。其实质，就像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是运用这个"保护资产阶级法权"的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而他们自己却正是这个"国家"的当权者，是享有资产阶级法权和既得利益的"大官们"。
　　为了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的目的，他们屈服帝国主义压力、害怕战争。以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和取消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当履行的"支援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帝、反殖革命斗争"的国际主义义务，以"国际阶级合作"替代"国际阶级斗争"，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少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三和一少"主张。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背叛了共产党肩负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历史使命，背叛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这，就是刘少奇等人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源和本质。
　　马列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疯狂反扑的复辟危险；存在着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的烙印和腐蚀。无产阶级政党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用继续革命的方式来不断改造这个脱胎出来的"社会"，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马列主义政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的制订和实施，既要兼顾到这个"初级阶段"的具体特点，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一个"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过程。不能只顾"眼前"忘了"将来"，更不能为了"眼前"而背叛了"将来"。我们的"共产主义最高纲领"是有这个"社会主义最低纲领"的"最高纲领"；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最低纲领"是在"共产主义最高纲领"指导下，向"最高纲领"过渡的"最低纲领"。
　　马列主义认为，社会的生产力包括人和生产工具。把使用工具的人和生产工具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社会的生产力。而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论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物质基础出发，还是从增强国防力量，防止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威胁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考虑，当然要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发展生产力"只能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革命运动中的有机组成部份，并且，必须是以服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战略全局为前提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帝国主义入侵和进行"和平演变"的历史阶段中，这个"发展生产力"，必须把作为是组成"社会生产力"的"人"放在首要位置。因为，"人"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部分。"人"的思想和观念的更新和提高，正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主要因素。通过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开展"兴无灭资"的群众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政治觉悟，加速人们的思想革命化。这，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巩固革命政权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精神条件的需要。而且，也是"发展生产力"本身的需要。革命促进了人们思想革命化－－有着高度觉悟和革命精神的"人"所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然去努力掌握劳动技能，去积极运用和创造发明生产工具，向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促进其迅猛发展，达到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我国人民在其艰难条件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和随后建立的"二弹一星"丰功伟业就是无可争辩的证明。
　　马列主义还认为，共产党人当然也有作为一般人的个人利益。但是,共产党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放在一切利益之上，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就是在世界上"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最高纲领"。共产党人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这个阶级利益。这是共产党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共产党人的个人利益是体现在阶级利益之中，是随着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实现而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当然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这个"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应当亦只能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成就相适应的、与中国人民应尽的支援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义务相适应的一个"逐步提高"过程。并且，是在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过程中来实现的。这是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体现，也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组成部份。不言而喻，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当然必须服从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无产阶级"利益"。因此，不能搞"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而损害、背叛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正是这个道理。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等人主张和推行的正是一条鼓吹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背叛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保护大官们利益"的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等人正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为了挖除这个"隐患"，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当然就成了毛泽东的必然选择。

　　

　　
　　（七）

　　

　　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正如毛泽东主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新中国的成立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了什么？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也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也为了在地球上"消灭私有制"，"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革命先烈江姐面对死亡，在狱中"绣红旗"的坚定革命意志；两位年轻烈士在敌人刑场上举行婚礼的革命情怀和大无畏精神；夏明瀚烈士那"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瀚，自有后来人。"的铿锵有力的革命诗句……都在向世人表明：只有共产党人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彻底的革命者。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声音，正是反映了千百万死难先烈在九泉之下的共同革命遣志。"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的地位变成了执政党的地位。地位的改变对革命政党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为做官，而是要革命。"这就是说，"执政"不是为做"官"，而是为了更好地继续进行革命。
　　在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国内外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共产党内在民主革命时期进入了许多不同成份、不同思想的人员；也由于革命成功后"地位"的改变，使得一部份党内干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他们之中：有的滋长了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有的停顿起来，不求进步；有的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有的养尊处优，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作了"大官"了，因为要保护作"大官"的利益，后退了，不想前进，反对革命了；还有的则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成了他们的俘虏……。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由于当"官"时间长了，沾染了"官、骄、"二气，官僚主义了：或者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了；或者是习惯于发指示、听汇，不愿深入下层作调查研究了；或者是唯我独尊、唯我正确，听不得群众的意见了；或者是把革命老传统遗忘了，不愿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打成一片了……。
　　他们之中，还有许多人"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在工作上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克己奉公，备受称赞。但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却知之甚少，又不去认真学习，政治上患了"感冒症"，嗅觉失灵，闻不出"香"和"臭"来。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观念淡薄了，路线斗争警惕丧失了……
　　他们都是党和政府各级岗位上的领导，除了极少数顽固的敌对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外，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缺乏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知识，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属于认识问题。他们的思想跟不上革命前进的步伐，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和近百年来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他们身上也有存在，使他们在过"社会主义关"的大门前徘徊止足，必须要"邦一把"，才能使他们顺利 过好"这一关"。而教育帮助这些曾经历过枪林弹雨洗礼的 党员干部，使他们扭转立场、改正错误、提高觉悟、改变作风，弄通马克思主义，提高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带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革命。这同样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是毛泽东面临着必须急迫解决的问题。在这场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开门"整风"，使这些党员干部再经历一番群众运动风浪的洗礼，"洗个热水澡"，是帮助他们过好这一"社会主义关"的必然选择。

　　

　　（八）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只要有了人，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子弟兵用小米加步枪消灭了用美国飞机大炮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就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明证。社会主义时期，在苏、美两霸的封锁下，在国内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三无技术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军人，凭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凭着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成功地建立了"二弹一星"的丰功伟业。这又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
　　人民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又必须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改造自己。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有二个条件：一是必须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精神条件"，二是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物质基础"。因此，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必须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精神条件"。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肩负着反帝、反修，推进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重任。这就要求中共必须带领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精神的亿万人民群众去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去完成肩负的革命历史重任。
　　毛泽东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毫无疑问，要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精神，就必须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彻底批判扫除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遣留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种种非无产阶级级思想，进行一场"破旧立新"、"破私立公"的革命化运动。而通过"文化大革命"广泛的群众性革命大批判，正是让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加快思想革命化，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一种思想革命方式。时代提出了这样的战略任务。
　　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肩负着的宏伟革命目标和历史重任，除了要有高度革命化的亿万人民外，还必须要建设一个能够"组织和带领人民群众革命"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体制"。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时指出，"特别是公社巳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此作了正确的说明："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维护其对无产阶级统治的"机器"，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它组成、建立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以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为准则的；都是以有利于更巧妙、更残酷地统治压迫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目的服务的。它建立起来的诸如：分等级的梯级式政体，实行八级工资制,搞按劳分配，进行等价交换等等，用这些表面上、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来掩盖其对无产阶级广大劳动大众巧取豪夺的剥削和厚颜无耻的掠夺；用这些表面上、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来保障资产阶级自身得天独厚的"法权"利益。很明显，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对这样"现成的国家机器"，当然必须坚决地"打碎、摧毁"，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它、掌握它，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否则，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仍然是在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是在继续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为准则的、有利于更好地、更强有力地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政权体制"。这是一个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的"机器"。是要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有着本质不同的"政权体制"。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同时，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入侵与"和平演变"的危险。
　　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执政的共产党对这个革命"政权体制"的建设不仅必须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而且还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样的政权体制，首先应该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它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一种过渡形式，它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随着地球上阶级的消灭而逐渐自行消亡的。
　　这样的政权体制，扎根在工、农、兵劳动人民中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能最大限度地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在人民中间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同时，主要是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样的政权体制，是革命权威、领导才能、群众基础这三方面组成的产物；是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结合；是军队和地方、领导与被领导这两对"对立统一矛盾"的最有机、最巧妙的运用。它充分体现出革命、成熟和富有朝气的特征，同时，在其内部成员之间既有"同一性"一面，又有"对立性"一面，目标一致，互相促进，又体现出具有高效率的特点。因而，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并且，能自觉地"缩小三大差别"，逐步地消除种种"资产阶级法权"的毒素。
　　这样的政权体制，是一种战备体制，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的体制。是对付苏、美两霸对我国频繁发出战争威胁的必要组织准备。它既适应反击帝国主义入侵的战争环境需要；又适合于和平时期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还应是带着群众继续革命，"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的领头人。
　　这样的政权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把全中国建设成为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需要；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需要；也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和推进世界革命的需要。
　　加速亿万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建立和建设这样一个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体制"，这也是毛泽东想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

　　

　　（九）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古今中外，无论是帝王、君主，或者首相、总统，还是开国元首；也无论是什么国体、政体的国家，在一代领导人逝世后，往往都会出现一个"接班人危机"问题。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先是马林科夫，接着是布尔加宁，……经过了短期的连续更迭混乱，赫鲁晓夫篡夺了党政大权。于是，从苏共"二十大"赫氏作"秘密告"开始，发展到苏共"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系统地形成和推行了一条现代修正主义路线。
　　总结苏联出现的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灾难，最大的也是最严重的一条教训就是：没有培养好"接班人"，特别是没有培养好"第一把手的接班人"。这个教训是异常深刻的。这个教训让年事巳高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感到忧心重重，夜不能眠。公开场合，毛泽东可以风趣地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以开一个庆祝会，庆祝自然辩证法的胜利。"可背地里，他一个人却在为"由谁来接自己的班"而困惑忧愁，茶饭不香。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如果不解决好，就会像苏联一样，不仅千百万革命先烈和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创立的红色江山会付之东流，而且，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如果出现差错，那么，他在"反修、防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胜利也必定会付之东流。毛泽东不能不把介决好自己的"接班人"这个问题，列为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来考虑。
　　从建国初期和刘少奇等人的思想认识分歧，发展到"八大"上的政治路线斗争，毛泽东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分为一、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出现的许多"新挑战"，又使他感到处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刘少奇在党内居第二把交椅和任国家主席的地位，这使他实际上巳成了是毛泽东后的"自然接班人"的事实，又使毛泽东感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等人推行的是一条地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完全相悖的，其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后，更使毛泽东感觉到他们就是一些 " 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 ，是埋藏着的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隐患。虽然，当毛在世时，他们无法取得主导地位。但是，当他去世后……，而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忧的。他预感到绝不能把这个"班"交给他们。于是，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抢时间解决好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消除在他去世后必然要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隐患。
　　一九五九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高潮；大兴"三．八作风"；开展了"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并且，提出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坚持'四个'第一"等革命化措施，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和肯定。这使他成了毛泽东"内定"为自己"接班人"的主要考虑对象。有"破"才有"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曾经几次采用"罢官"办法而没有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决心通过"大破大立"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把自己选择的"接班人"送达到合法的"接班地位"。
　　然而，仅仅这样的考虑还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要确保革命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的问题；面对的是要确保在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不出修正主义，不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面对的不仅是确保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且是埋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要夺取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胜利，解放全人类的问题。要完成这样艰巨和光荣的革命历史任务，决非是一代、二代人所能办到的。所以，这不是毛泽东仅仅介决好自己的"接班人"后，就可万事大吉、一劳永逸了。毛泽东考虑得很深、很远……。
　　苏联出现赫秃修正主义的又一条重要历史教训就是：对党和国家的"权力"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在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制度存在，国内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条件下，一个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集团必然产生腐败的"特权阶层"，成为滋生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温床。
　　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权力"，仅仅依靠在党内和政权内建立的一些少数人担负的监督职能部门进行监督。这样的仅对最高领导者负责的"少数人监督体制"，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在世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却很难发现在斯大林周围的不少当面高呼"拥护斯大林"的修正主义反革命两面派。而且，也很难排除这个"监督部门"的人也许本身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两面派的可能。事实表明，这样 的仅对最高领导者负责的"少数人监督体制"，当斯大林逝世后，在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力的赫鲁晓夫领导下工作，对赫秃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根本无能为力，不可能进行什么"监督"。可见，这样的"少数人监督体制"，对"权力"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革命监督"。
　　早在一九四五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谈话中曾对毛泽东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家，总有一种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他希望中共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在回答黄先生时就说过，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革命的实践使毛泽东进一步确信："共产党基本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把这个"监督权"真正交给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权力"形成和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革命监督"体系。这正是毛泽东"相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体现；是他全心全意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也是他认真总结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后得出的"开创性"结论。
　　首先，必须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是一批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富有革命牺牲精神的，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领导能力、有聪明才干、有科学态度、有革命干劲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他们将逐步在党和国家的各级、各类岗位上"接班"。这样一个革命的"领导权力群体"，必将造成一种对"上、下、左、右"的"权力"的互相激励、互相促进、互相监督的革命趋势和声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引下，带领人民群众继续革命。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而 "庭院里溜不出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 这"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只有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才能够真正识别、锻铸和培养出来。
　　其次，在组织上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经常地、定时地"开门"倾听人民群众提出的帮助、批评和意见的做法"制度化"。
　　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在政策上、法律上真正保证人民群众有权运用"四大"形式，公开在口头和书面上对党和政府各级领导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领导作风、工作方法、群众观念以及个人的思想、人品等等各个方面随时随地实行公开的"革命监督"，把他们的一言一行真正地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雪亮眼睛之下，接受人民群众广泛而有效的 "革命监督"。
　　这样一种"上有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领导；中有互相监督的'革命领导权力群体'；下有随时有权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进行公开'革命监督'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保证"的"革命监督体系"，使得"上、中、下"各方，互相依存、互相监督，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进行继续革命， 才能真正有效地抑止腐败的产生，才能防止出现修正主义 "特权阶层"，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永不变色。
　　这样一种"革命监督体系"，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真正体现，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在"权力监督"难题上的创新运用，是有效的对 "权力" 进行 "革命监督" 的最佳体系和形式。
　　这样一种"革命监督体系"，同样是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
　　年事巳高的毛泽东纵观全局，统筹兼顾，高屋建瓴，运筹帷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发动这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解决好这许许多多必须解决的急迫问题。这就是：
　　＊上层建筑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为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问题；
　　＊认真吸取苏共出现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防止中共重蹈覆辙，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问题；
　　＊面对着"帝、修、反"的战争威胁，作好全民动员的打仗准备和建设好一个进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红色根椐地"问题；
　　＊挖除"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推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体系问题；
　　＊开门整风，邦助95％以上的干部"洗热水澡"，过好"社会主义关"，继续革命问题；
　　＊加速亿万人民思想革命化和建立替代旧的"国家机器"的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问题；
　　＊解决好自己的"接班人"和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问题；
　　＊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有效的、"反修、防修"的"革命监督体系"问题；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说。
　　正是：救"火"要紧，水淹"农田"，暂且管不了罗。

　　

　　二、一次失败的"革命"

　　

　　（一）

　　

　　毛泽东在其七十三岁高龄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这场"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不是一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它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是从未有过的，与以往的任何革命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革命"。
　　1）、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它要介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介决在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文化领域里谁胜谁负的问题。
　　2）、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清除自身肌体上的资产阶级"私有观念"病毒，公开揭露自己政党内阴暗面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3）、它革命的"重点"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以党内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推行的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4）、在党和国家和各级领导岗位上有着一大批干部曾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这条错误路线当作正确路线执行过。
　　5）、用过去曾经用过的"自上而下"的"罢官"的方法，事实证明不能从根本上介决问题。
　　6）、这是一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揭露并达到清除党内"资产阶级病灶"的革命。它既要使"病人"触及灵魂，恢复健康；又要让广大"医生"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介放自己，改造主观世界，加速思想革命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是一场"利用矛盾，解决矛盾，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广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教育运动。
　　7）、这场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斗、批、改"，介决其他许多必须介决的急迫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采用的是和过去那种真刀真枪斗争所完全不同的斗争方式，即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大民主"，"自下而上地"由广大人民群众运用"大呜、大放、大字、大辨论"的"四大"武器，口诛笔伐，向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向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开火，进行革命大批判。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一场"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要发动和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要有广大要求继续革命的人民群众。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第二、要有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钢铁长城"的保证。
　　第三、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指导，有自己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有了"广大要求继续革命的人民群众"作为主力军，这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有了"人民解放军"和"自己的崇高威望"这二条，就不怕"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这"三个条件"后来成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体制"革命委员会"中，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组成革命"三结合"的基础。
　　在毛泽东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在国际上"帝、修、反"正紧锣密鼓组成反华同盟，随时都可能发动入侵，我国面临着严重的战争威胁条件下进行的继续革命。所以，军队必须时刻准备打仗，决"不能乱"。

　　

　　（二）

　　

　　这场"文化大革命"，严格地说，从一九六五年末就拉开了序幕。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亲自关切下，上海《文汇》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在近二十天时间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等人下令在北京的所有纸拒不转载。
　　11月29日，《解放军》转载该文并发表编者按，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时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12月22日，毛泽东在谈话时，再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彭真等人则为吴晗进行辩护。
　　1966年2月2日到2月20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座谈会，写出了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的会议《纪要》。
　　2月4日，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彭真指使许立群、姚溱，抛出了一个《五人小组汇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24日，在刘少奇家中，彭真等人讨论和通过了该《提纲》，在刘的支持下，盗用中央名义，发到了全党。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提纲》混淆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文件，对其进行了批判。
　　3月末，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旧中宣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4月16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
　　彭真急下令《北京日》抛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和《前线》、《北京日》的按语。党中央识破了这是"舍车马，保将帅"、"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通知各不予转载。
　　5月7日，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生也是一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5月8日，《解放军》、《光明日》、《红旗杂志》开始连续发表高炬的文章，吹响了造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的进军号。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文汇》又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对"三家村"和他们的后台彭真等人展开了全面批判。
　　半年来，北京、上海，军内、军外各种权威刊上公开发表的大量有针对性的文章，以及从各种渠道传来的似是而非的消息，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激起了巨大的涟漪。人们奔走相告，互相探讨，到处议论，莫衷一是。不知道"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却又感觉到"上面"确实要发生什么。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神州大地，"揪住了"城市、乡村、学校、工厂……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主席亲自制订的"五．一六通知"。
　　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郑重地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巳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通知"又指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这个文件，犹如一把嘹亮的军号，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角；这个文件，犹如一声惊雷，预示着一场急风暴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巳经来临。一刹那，全国上下，人心震荡，思潮翻腾，有的愕然；有的惊诧；有的担心；有的猜疑。"上面"肯定"出问题"了，对此，人们巳没有怀疑了。然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不清楚，心里没有谱。可是，有一条原则是不约而同的"共识"：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一切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肯定不会错。
　　6月1日，毛泽东主席批准播发5月25日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这把"火"首先在全国高校迅猛地蔓延开来。在以北大、清华、南大、西安交大为代表的高等学府中，革命师生们情绪高亢，斗志昂扬，大字一下子铺天盖地 , 贴满了大学校园。支持的，反对的，担忧的，辩论的，还有大批从校外前来观看大字的人群，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大学校园瞬间成了全社会的中心。
　　6月2日，南京大学师生贴出大批大字，万炮齐轰校长匡亚明。
　　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6月16日，《人民日》刊登了南京大学师生揪出匡亚明的消息，并为此发表了《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
　　学校在动荡，社会在震动。大字巳经蔓延、波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工矿企业中，大字也都纷纷上墙。学校里，工厂里，单位里，家庭里，到处都在议论大字，到处都在议论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了控制局势，急忙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在6月3日的中央各部负责人会议上，邓小平说："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象消防队救火一样地派。派工作组就是体现党的领导，你们（工作组）是我们派去的，反对你们就是反对我们。"在另一次会上他又说："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破坏性很大，对此方针是：坚决揭露，分化瓦解，把头子孤立起来，在适当时候是要反击的。"此后，从6月中旬起，大批工作组进驻学校，协助党委，以领导文化革命为名，以"防乱"为任务，对贴革命大字进行种种限制，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在仅仅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轨道。并且，组织专人全面"整理"群众贴大字行动的"黑材料"，以备"秋后算账"。在一些单位，巳经出现把许多贴党委领导人大字的人民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他们充当了消防队的角色，意在扑灭这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熊熊文化大革命烈火，至使刚刚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顿时冷清下来，有被夭折的危险。
　　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要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的号召。
　　7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会议上说，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了阻碍作用。（二）不会。不会斗，不会改。工作组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并且指出，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照目前这样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要搞到何年何月？所以工作组要撤，要依靠革命师生搞革命大批判。
　　7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时又发表讲话，批判了刘、邓派出工作组的错误。要求各级党委领导丢掉"怕"字，换成"敢"字，不要"怕乱"，要站在运动前头，领导人民群众革命。并且指出，在运动中，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要捕外，即使写反动标语也暂时不捕。至于人民群众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差错、缺点，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8月1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信中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毛泽东还指出："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进行了坚决的支持。
　　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和人民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0日，毛泽东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公开信》；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的公开发表，使濒临于熄灭的文化大革命烈火重新熊熊燃起，并且烧得更加炽烈。"红卫兵组织"在城市，在农村，在学校，在工厂，在机关……在大江南北一切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地方似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十六条》的公开发表，又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拥护十六条，贯彻十六条"的热潮。各行各业的宣传车，无论是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穿梭在大街小巷，那震耳发聩的高音喇叭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巳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大呜、大放、大字、大辩论"作为群众手里的"革命武器"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大喊革命口号、大唱革命歌曲，革命大批判的波涛汹涌澎湃，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些在前曾压制过，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学校和单位的当权派和工作组的头头被激怒的群众一个个带上了高帽子并游了街。在此同时，学校师生们"停课闹革命"，纷纷走出校门，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革命大串连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于是，全国各地到处"闹"了起来，到处"乱"了起来。"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歌声，成了那个年代的时代最强音……。至此，这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全面发动了起来
　　8月18日，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亲自检阅了百万文化革命大军，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此后，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主席连续八次，一共接见了一千一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第一个高潮时期。这标志着以学校师生为先锋"文革发动期"即将结束，转而由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新时期所替代。
　　8月24日以后，首都和各地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杀"向社会，横扫"封、资、修"，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学校里党的领导巳经名存实亡。红卫兵组织成了革命的权威。他们从逆境中"杀"了出来，斗志昂扬造反，激情满怀革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然而，松散的，缺乏严格纪律约束的组织；血气方刚而又显得刚愎自用的幼稚领导，在一个人人都自认为是"造反有理"的革命气氛中，必然隐孕着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至使他们的许多"革命行动"都蒙上了盲目、鲁莽、无序、冲动和过激的阴影和色彩，成了越"左"越革命的象征和注释。使得许多不应伤害的干部，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9月5日，《人民日》紧急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随着学校师生纷纷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进行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连，使得原先热闹非凡的学校校园人去楼空，既无人贴大字，又无人去搞"斗、批、改"，显得异常苍凉。
　　在红卫兵大串连这股势不可档的"革命洪流"冲击下，党的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这场运动很不理介，自己"革"了别人几十年的"命"，现在自己反倒成了"革命对象"？！而一些曾是接受自己"教育和领导"的人，现在反过来倒变成了"教育和领导"自己的人？！也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出于种种顾虑，明哲保身，"怕"字当头，放弃领导，处于软弱无力的被动地位。而有的单位领导受到了一些冲击，想不通，思想抵触，情绪低落。还有不少单位的领导则秘密授意一些党团员和老工人，成立"保守组织"保护自己。而真正敢于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积极领导和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的地方和单位领导人，可谓是凤毛麟角。
　　在工矿企业中，随着"保党委"的"保"字号红卫兵组织的纷纷建立，和造反派组织严重对立，两派斗争异常激烈。造反派仅在革命名义上、方向上、信心上、斗志上，占了上风；而保守派则在权力上、组织上、纪律上、人数上，具有绝对优势。造反派在"高压"下，处境非常困难。他们有的被盯梢；有的活动受限制；有的被秘密调查；有的受到威胁、恐吓；有的被"个别谈话"软骗硬压；有的公开遭遇围攻……并且，统统都"上"了当权派的"黑名单"，被整有"黑材料"，随时都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而保守派虽然有当权派幕后撑腰，有恃无恐，可心态却感到非常窝囊。他们多数是党、团员和对党有着深厚感情的老工人，自认为一直是在忠心耿耿紧跟党干革命，做党的训服工具。忽然间，却被带上了一顶"阻挡革命、反对革命"的"保"字号帽子，成了文化革命的"对立面"，在心里是难以抹直。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看来热热闹闹，毛泽东主席一次又一次在天安门上检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大军，且人数越来越多。而实际上，在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却遭到来自当权派和保守派组织的重重阻力，运动冷冷清清。在"刘、邓"压制革命派的"资反路线"误导下，使得某些当权派和保守派认为，这场"文革"和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十分相似，这许多贴大字的人都是"右派在向党进攻"，于是，在保卫部门的具体领导下，他们秘密大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工人革命造反派在这种白色恐怖下，根本无法抬头，难有作为，运动一直遭到"高压"控制，处于低潮。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主力军成了"纸上谈兵"。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篇"走过场"的"表面文章"；变成了像似五七年那样的一场"反右斗争"。
　　9月24日，《人民日》又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0月1日，在庆祝建国十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检阅了一百五十万游行大军，林彪作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话。
　　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总理和江青等出席了大会，作了重要讲话。
　　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汇会上向党的中、高级干部讲话作思想工作，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只搞了五个月。一张大字，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犯了错误。"闹事"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并说，犯了路线错误要改。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就好。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作思想工作说，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发了北大聂元梓的一张大字，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时间很短，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不那么理介。时间短，来势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给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这次文化大革命，前五个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你们）多么大的注意，还是大字、红卫兵这么一冲，引起了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作政治思想工作。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继续维持现状，和一派红卫兵对立，让另一派红卫兵保驾……，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不能要求中央局、省、市、县广大干部全部都豁达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
　　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对中央部门领导讲话时又做工作说，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又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了起来，甚至有些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并且指出，借"内外有别"，是害怕革命。大字贴出后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就是最后消灭阶级，缩小三大差别。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外力了。有些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大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有些学校给学生带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样把群众放到对立面上去了。不要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 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怕什么？要将一个"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全国性的"批判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又把低谷中的运动推向了新阶段。许多师生开始回归学校，投入到揭批"资反路线"的斗争中去。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工矿企业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成立了省级型的革命造反组织。他们揪住本单位的当权派，顺藤摸瓜，共同向省、市执行"资反路线"的当权派进行坚决斗争，革命大批判的会场遍地皆是，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地批判和声讨"刘、邓"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推行的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的"资反路线"。
　　什么是"资反路线"？就是毛泽东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中指出的："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当然是"刘、邓司令部"以及自觉和不自觉地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各地方、各单位的当权派和"保"他们的"保守派组织"。
　　革命造反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揪斗压制群众运动、执行"资反路线"的当权派；当权派则心虚理亏，东躲西藏，千方百计地操纵"保皇派"护驾，避免自己被揪、被斗；而保守派处心积虑地死"保"当权派，似有"打在当权派身上，痛在他们心上"之感。两派的对立情绪达到了一触即发的顶峰。各地工矿企业的正常工作和生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严重影响。
　　11月初，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数千名工人群众，乘火车北上，赴京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为了阻止和破坏这个行动，耍弄阴谋，把造反派战士连人带车扔在安亭车站。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消息传到北京，中央文革迅速表态，支持和同意这些"工总司"造反战士提出的"五点要求"：
　　1）、承认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组织。
　　2）、绝对保证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成员的政治人身安全与经济保证。
　　3）、要曹荻秋作检查。
　　4）、要开动除了广播和纸外的一切宣传工具对前阶段造"工总司"的谣进行辟谣。
　　5）、对这次上北京控诉上海市委执行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在这一"事件"的促进和影响下，全国的工人造反派队伍得到了迅速扩大，而保守派的士气受到严重打击，揪斗当权派，批判"资反路线"的斗争在工矿企业里推向了新了高潮。两派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并且，都有不少人员离开生产岗位搞革命。许多工矿企业里的生产领导和生产秩序都处于很不正常状态。
　　11月10日，《人民日》立即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
　　然而，这一及时的"指示"实际上并没在遏制住厂矿企业中日趋严重的生产形势。"政治斗争高于一切"的重要性同样在每一个工矿生产企业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
　　1967年1月初，被称之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公开点名批判。成了打倒"刘、邓、陶"口号中一名新添的头面人物。
　　1月5日，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兴起。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新生的《文汇》上发表。
　　1月9日，《人民日》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同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编者按。"保守组织"赤卫队在纸上被公开点了名，促使上海和江苏地区的保守组织赤卫队顿时全线土崩瓦解。
　　1月12日，《人民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向中共上海市委进行夺权取得胜利的贺电，并转载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发表的上海"工总司"等革命造反团体在一月九日的《紧急通告》。这个《通告》动员全市人民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粉碎"资反路线"采用"经济主义"手段来破坏生产，来腐蚀工人革命造反队伍的新反扑。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示范效应立刻波及到全国。起始阶段就磨经了几起几伏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终于冲破重重阻力,进入到了"大联合夺权"斗争的新阶段。
　　1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一号通告，宣布接管山西省委对文化革命的一切领导权，《人民日》1月25日发表了这个通告。
　　1月16日，《人民日》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吹响了这场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月夺权革命风暴"的号角。
　　1月19日，《人民日》发表了《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社论，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上海被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新生的《文汇》和《解放日》的最新指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月22日，《人民日》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把夺权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山东省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革命大联合，组成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接管了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
　　1月23日，根据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最新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月25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接管省委、省人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
　　1月28日，毛泽东批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做出具体规定。《人民日》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著作，意味着在夺权斗争中，革命造反派队伍中出现的种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巳经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月31日，《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
　　同日，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2月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月5日，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实行了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夺了旧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权力，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
　　2月23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重要社论，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至此，"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刮遍的全国各地。

　　

　　（三）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革命"夺权风暴，从根本上摧毁了刘、邓推行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的"资反路线"的权力体系，至使先前阻挠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重重阻力一夜间化为乌有。革命造反派扬眉吐气，保守派组织则纷纷瓦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为"文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毛泽东在亲自制订的《十六条》明确指出，这场"文革"运动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毛的本意是希望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能扭转立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站在运动前头带领群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提高认识，得到锻炼，改正错误，达到"开门整风"的目的。然而，几个月来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党的各级领导人对发动这场"文革"运动没有思想准备，对上层"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实质不甚了解，对刘、邓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缺乏认识。虽经几次会议作思想工作，却收效甚微，同时，出于自身的利益和顾虑，在对红卫兵运动的过火冲击有怨气，抵触情绪徒增，反成了运动的阻力，至使各级组织和领导处于瘫痪状态，对运动按时间表的发展，对生产和国民经济，对社会生活均构成了严重影响。这种状态显然是绝不允许久拖不决的。因此，毛泽东抓住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支持造反派进行夺权斗争。这一决策，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对必须急迫要解决的"现状和困境"的一种无奈选择，而从积极意义上讲，是出于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斗、批、改"的一种需要。
　　由于这场突发的涉及到方方面面切身利益的"夺权风暴"并不是毛的初衷，没有也不是预先的设想和计划。因此，在这场突发的"夺权"风暴中，一开始就暴露出了无具体指导、组织、计划和步骤的缺陷，逞现出了完全由群众"首创"的、粗糙的随意性和混乱性，至使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在革命造反派从夺下权力那一刻起，便种下了"内战连绵，争斗无止，逐步升级"的祸根。
　　从"资反路线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在"一月夺权风暴"中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昔日的"阶下囚"一夜间变成了今天的"座上客"。他们被这突然而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认为"大权在手"，那种目空一切，唯我独"革"的极"左"思潮和一下挣脱了权力约束后，"老子天下第一"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便一起泛滥开来。在全国各地许多省市中，原先在"资反路线"下，齐心合力共同进行斗争的革命造反派队伍，为了"权力再分配"，为了"结合"支持自己一派的"革命干部"，在夺权过程中你争我夺，吵得不可开交，出现了分裂，在社会上形成了二派对立的严重局面。
　　不仅如此，许多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出于在"资反路线"下，遭到"高压"压制的逆反心态出发，在保守派组织瓦解后，对大批原先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人员进行复性的歧视政策，有的给他们"带高帽子游街"，有的则在批判"资反路线"的大会上，把他们陪同当权派站在台上，接受群众的"批斗"。这样，使许多参加过保守组织的普通党、团员和老工人抬不起头来。他们在"高压"下表面上不得不认错，但在心里却充满了冤气和不服气，情绪更加对立，纷纷到社会上去挂钩，参加与本单位造反派观点相左的另一派组织，使得本来巳经争得不可开交的社会上的二大派关系更加复杂和紧张，情绪更加对立，逐渐发展成了"势不两立"的二大派组织。
　　"一月风暴"破除了刘、邓"资反路线"赖以生存的"权力基础"；"一月风暴"却又陷入了"权力真空"及其带来的社会二大派连绵争斗不休的泥潭。
　　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把全国各省的二大派"头头"召进北京，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苦口婆心地亲自作思想工作，要求大家"求同存异"，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联合起来，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摆脱"权力真空"带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造成社会生活和革命、生产的混乱局面。然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思想急促澎涨的，遭到无政府思潮裹围的"头头"们，巳经身不由己，难以自拔，岂能听进总理的循循劝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老、大、难"的省、市先后逐个地实行了"军管"，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
　　在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颁布后，一部份解放军指战员介入到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支左"任务，以期帮助地方二大派逐步实行革命大联合。
　　3月7日，毛泽东发出指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3月10日，《人民日》传达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对于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3月12日至18日，山西省建立了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又发出最新指示："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4月20日，在毛泽东的亲自关切和指导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人民解放军高度的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坚定的党性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原则性，所有这些传统的人民军队的特点，在介入到地方二大派中去进行工作时，却碰到了新问题。这就是他们往往从阶级成份，从党、团员数量，从老工人多少的传统标准来衡量一个组织和派别是否是"左派"，是否应该支持。而这种观点和"文革"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凡是党团员数量、工农成份和老工人居多的组织恰恰是"保"字号的组织。他们的这种自然的倾向性，还由于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自己的家属在地方上就参加了一派"保守组织"。他们这种倾向性观念，使他们错误地对地方上一些深受"资反路线"的压制的革命造反派，由于成份相对而言不是很纯的原因，被他们错误地进行了取缔，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其后果是一方面造成了与地方上广大革命造反派群众的对立情绪，军民关系出现了紧张局面。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完成"支左"任务增添了困难。
　　4月下旬,中央军委为此又颁发了"十条命令"，对军队在"支左"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了纠正。许多进行"支左"的军队领导都作了检查。例如，江苏省"军管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就代表军区党委作了承认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公开检查，并且为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而取缔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军委"十条"以后，面对着传统的标准观念和现实情况之间的矛盾，面对着巳经有了犯错误的教训，军队原先的那种"主动性支左"，陡然变成了"被动性支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怕再犯错误的思想成了"支左"人员的主流倾向。在犯的错误面前，自认为是绝对"革命"的军队"支左"人员，在心中也有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冤气。
　　4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就纪念"5．16通知"一周年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起始，也巳经有一年时间了。历经了一年多时间的"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犹如一盘围棋一样，进行到了"天下大治"的"收官"阶段。毛泽东的这一最新指示，正是表明他的这一心态。如果说，"一月夺权风暴"前的"乱"，那是为了乱掉"刘、邓及其修正主义体系"的话，那末，"一月夺权风暴"后再继续"乱"下去，那就是"乱"了毛自己的阵线。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决定要"收官子"。
　　然而，这是一盘矛盾错综复杂的"残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
　　社会上两大派在"夺权风暴"后，"唯我独革"的极"左"思潮急剧澎涨，对立严重；自认为是"革命的"，是在"保卫党"的参加过"保守组织"的人员，在"夺权风暴"后遭到冲击，带着冤气和不服气介入社会，对社会两大派业巳对立的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的的作用；军队介入地方"支左"出现的偏差，又使这种日趋尖锐的对立更加复杂化，"派仗"更加激烈化。每一种"政治派别和力量"都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每一种"政治派别和力量"都有巳经和正在犯有错误的事实。他们之间互相指责，互相对立，互相斗争。正犹如"股票市场"中的"多杀多"的局面。同时，在"权力真空"的状况下，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普遍泛滥；而一些被夺了权的心怀不满的当权派和一些蜕化变质分子则利用各种渠道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一部份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份子也趁机翻案，唯恐天下不乱。这种"失控"状态，这种两类矛盾犬牙交错的复杂情况，使得决策者是难以放出强硬的"胜负手"来"收官"的，只能无奈地采取耐心地、细致地通过思想工作方法来区分两类矛盾，逐步加以解决。
　　5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又发出指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6月30日，《人民日》又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到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7月7日，毛泽东又发指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至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于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派仗"打得头脑发昏的社会上两大派对毛主席的这许多实际上是要"收官子"的指示，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对江青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所谓革命小将要进行"文攻武卫"的口号却津津乐道。
　　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社会上两大派的"派仗"迅速升级。许多省、市两大派组织，纷纷武装自己。有的动用本单位"武装部"的武器装备；有的停工专门生产"钢盔、长矛、大刀"；有的提出所谓"保卫工厂"的口号，构筑工事，堆积沙袋；有的建立武斗"指挥部"，设置无线电台进行指挥武斗的通信联络；有的甚至抢夺军事单位的武器装备 ……。
　　两大派的"派仗"从笔战到拳头，再发展到刀、枪，越演越烈。社会上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火药味极浓。头带钢盔，手持长矛，肩背冲锋枪的"武斗队员"到处可见。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出现了混乱，遭到了严重破坏。
　　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一派保守组织"百万雄狮"在军区领导陈再道支持下，扣留中央派往人员的"7．20反革命事件"。引起了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的声援浪潮。随之而来触发了各地区的革命造反派联系前阶段军队在"支左"中出现的偏差，而产生了对"支左"人员的不满情绪。
　　7月25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欢迎谢富治等人从武汉回到北京。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
　　7月29日和30日，《解放军》连续发表社论。传达毛主席对"武汉7．20事件"中"军队领导犯错误"后出现的新情况发出的最新指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8月1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开始时屡屡在纸上发表文章的军内"笔杆子"，在《解放军》上炮制了一篇《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这篇"社论"的煽动下，全国各省、市的革命造反派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把矛头对准本地区的军队领导人，喊出了"打倒"的口号。有的还设立了"揪斗指挥部"。例如，江苏省南京地区的造反派就在军管会门口设立了"揪许（世友）火线指挥部"。这种局面的出现，使得原来社会上二大派的严重对立和业巳白热化的武斗有把军队全面卷入进去的危险，变成一场真正的不可收拾的危机。这是一种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局面。
　　军队是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保证。军队肩负着随时准备打仗的重任。军队除了院校外，是明文规定只搞正面教育，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军队如果一旦"乱"了起来，后果是不可设想和不可收拾的。
　　毛泽东主席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立即对这篇"乱军社论"做出坚定有力的批判：这是"毁我长城"！。在毛泽东的批示下，王、关、戚这一伙意在"揪出军内一小撮"，实际上却是搞乱了军队，破坏了"全局"的极"左"份子被揪了出来，全国各地的"反军"浪潮顿时平息下来，刚刚出现的军民关系严重对立的状况立刻得到了缓和。
　　8月4日，《人民日》发表社论：《高举"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
　　王、关、戚仅仅是军队系统的笔杆子。无论从地位和权威都不足以决策发表这样一篇事关重大的"社论"的。那末，谁是幕后的指挥决策人呢？王、关、戚被点名揪出来以后，没有再追究谁是幕后指挥决策人，事情就此罢休了。
　　王、关、戚是在毛批示后，被中央文革和江青点名揪出来了，这个事实起码表明，中央文革和江青与这件事的关系不大。那末，王、关、戚的幕后指挥决策人只能是在军内。林彪、叶群在军内以"四野干部"为核心的排斥异己的"清一色"组织路线，决定了他们不仅在军队的"上面"安排了"五虎上将"，而且，要把各大军区的领导权全部都换成和把握在"自己人"的手中。而这，正是要"揪出军内刘、邓路线"的"八一社论"出笼的真正原因和目的。王、关、戚作为"替罪羊"在事关"军队必须稳定，不能乱。"的大局面前被揪了出来。但是，作为"付统帅"的林彪，在毛泽东主席坚决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和他一贯的搞"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和政策面前，隐隐地察觉到这位统帅对自己在军内搞"清一色干部"的做法有着明显而不同的保留。出于野心家搞阴谋的一种心虚和恐惧感逐渐在内心中滋长了起来。
　　8月13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同时，还传达了要"复课闹革命"的最新指示。
　　8月28日，《人民日》又发表题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的社论。
　　9月1日，《人民日》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9月2日，首都十万军民隆重举行拥军爱民大会。
　　9月8日，《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文章揭露了"5．16"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黑手，提出了六个"十分注意"。指出必须警惕从极"左"方面对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干扰。一场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毁我长城"的危机是揠旗息鼓了。但是，社会上两二派的严重分裂和激烈武斗状态并未根本扭转。
　　9月14日，《人民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9月24日，新华社导：毛泽东主席亲自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10月1日，在庆祝国庆十八周年大会上，又传达了毛泽东"要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
　　10月11日，《人民日》又刊登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10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发表，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0月25日，《人民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1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11月9日，《解放军》社论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11月10日，《人民日》又再次向全国人民传达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11月16日，毛泽东又指出："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12月7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12月22日，《人民日》又传达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去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在毛泽东主席这一系列坚决"收官子"，解决全国混乱局面的指示下，恶化的军民关系得到了缓介；社会上两大派的对立和武斗局面得到了控制；全社会人心思定，人心厌乱，逐渐平稳下来。各行各业大联合的气氛日渐浓厚，在解放军支左人员的积极帮助下，全国各省、市的两二派纷纷坐到了谈判桌上来，商谈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事宜。
　　一九六七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首先，是"一月夺权风暴风"的兴起，彻底摧毁了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推行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资反路线"；其次，是在夺权过程中革命造反派乃至全社会现了分裂局面，从而造成"权力真空"，使无政府主义普遍泛滥；接着，是军队"支左"出现偏差，使社会对立更加复杂化；再者，在江青的"文攻武卫"煽动下，造成了七、八、九月份全国性的武斗"大乱"局面；最后，王、关、戚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出笼，造成"毁我长城"，从根本上动摇整个"大局"的危机。毛泽东凭借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洞察全局，力挽狂澜，绕过暗礁，指挥若定，使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走上了"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既定道路，为在一九六八年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

　　

　　一九六八年．
　　1月1日，《人民日》、《红旗》、《解放军》联合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逢勃的先锋队组织。"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1月5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月20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主席又发出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月21日，广东省和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
　　3月6日，吉林省和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
　　3月23日，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
　　3月24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30日，《人民日》、《红旗》、《解放军》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人民群众。"；"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
　　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发表社论祝贺，并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4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会成立。
　　4月18日，安徽省和合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又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4月27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
　　在此期间，毛泽东亲自召见了首都地区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等人，对他们做工作，帮助和告诫他们："现在是到了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5月1日，陕西省和西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5月7日，成都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5月10日，辽宁省和沈阳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社论又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5月16日，两一刊发表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其中许多重要段落，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下达。
　　这个"文件"的下达，表明随着全国许多省、市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的逐步建立；随着全国政治局面的进一步稳定，在毛泽东坚决"收官子"的决心下，"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有领导、有步骤的清理阶级队伍，清理两年来的混乱局面，以"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趁混乱之际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和阶级敌人"，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的最后阶段。
　　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发表社论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6月3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南京和沈阳地区部队干部学习班的同志。
　　6月10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6月30日，毛泽东主席又亲自接见济南和广州部队学习班的同志。
　　7月1日，两一刊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四十七周年社论《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的作风》。当晚，毛主席出席文艺晚会，观看和聆听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布告》，对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出现的激烈武斗枪战和爆炸等反革命事件采取了坚决的斗争和惩处。表明了中央要刹住尚有少数地区的混乱局面的坚强决心。
　　7月18日，《人民日》发表北京第一机床厂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的重要通讯，并发表短评《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7月22日，《人民日》发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告和重要编者按，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7月24日，继"七．三布告"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发出了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布告》。对陕西省一些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连续制造的严重武斗枪战事件，进行坚决的斗争和惩处。
　　"七．三"和"七．二四"《布告》的连续发布，表明了毛泽东主席坚决"收官子"，而不得不用严厉手段刹住少数地区尚存在的严重武斗混乱局面的决心。同时，也对清理阶级队伍，清理两年来的全社会混乱局面，巩固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红色权力机构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后，全国的混乱局面才真正稳定下来。一场由各地军队负责人出任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第一把手的红色权力机构所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场揪斗各地革命造反派中的"坏头头"和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进攻的革命大批判，替代了先前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
　　8月11日，毛泽东主席又一次接见福州、成都、昆明、新疆、西藏六地区陆海空部队干部学习班的同志和其他革命战士。
　　8月13日，《人民日》转载《解放军》八月七日社论《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8月13日，云南省和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和《解放军》联合发表社论祝贺，并传达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8月15日，毛主席接见了首都工人阶级代表和解放军指战员。
　　8月19日，福建省和福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主席又发出了"要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最新指示。
　　8月26日，《人民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建立三结合的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系列最新指示，表明在全国局面稳定以后，在经历了两年的"大破"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大立"时期。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全国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斗、批、改"的高潮，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发展起来。
　　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9月5日，《人民日》发表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调查告。毛泽东亲自为此撰写了编者按："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调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的毕业生早巳从事工作和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日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解放军》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欢呼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9月7日，首都十万军民集会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向首都和全国人民表示庆贺。
　　9月7日，首都十万军民集会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向首都和全国人民表示庆贺。
　　9月14日，《人民日》刊登上海市的调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同时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10月1日，两一刊发表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欢呼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政治舞台。
　　10月5日，《人民日》在导《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干部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所加的编者按中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0月16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人民日》上刊载。社论传达毛主席两条最新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逢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11月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1968年10月31日通过）发表。公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召开的。全会的公中，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全面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经验，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发出了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动员令，规定了搞好斗、批、改必须完成的各项任务。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鉴于经过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的事实，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请即将召开的中共第九届中央全会批准）。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大会。全会还就一些其他问题做出了决定。
　　11月25日，《红旗》第五期上重新发表毛泽东主席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告》。并且为这个《告》重新发表写了题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又一条最新指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召开和做出了决议，表明历经了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要划上句号。从全会通过的决议，挖掉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刘少奇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体系"这一意义上来看，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已经顺利完成。然而，从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达到的众多目标来看，从"大破"后"大立"的"斗、批、改"艰巨任务来看，从"文化大革命"这一"史无前例"的过程中必然留下的隐患来看，似乎这场文化大革命还难以嘎然停止。

　　

　　（五）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和主持了大会。这次大会最为重要的内容有二个: 一个就是通过和批准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做出的永远开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另一个是修改党章，把林彪作为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内容写进了党章，用党章的形式法定下来。这二件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尘埃落定，表明了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巳按程序正式完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巳告结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历经了三年时间，胜利并且是在（一致通过的）团结的基础上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所以，毛泽东把这次大会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并且，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
　　毛泽东主席十分清楚，虽然从表面上看，随着"九大"的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文革"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巳经完成。但是，许多大"破"后必须大"立"的"斗、批、改"任务还很艰巨；"天下大乱"后，必须"天下大治"的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而且，刘少奇是被开除了党籍，然而，对于刘、邓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许多党的领导干部是否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了，扭转了立场，从心底里服了气？另外，在"文革"中，"左派"和"右派"；"文革派"和"元老派"；群众和干部；群众和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宿怨，即所谓的"派性"并未真正解决。还有，在一些地区，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派仗武斗"仍然时有发生……。所有这一切，都要"团结起来"，才能"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十分自信。在他看来，只要有自己的"崇高威望"；只要有忠于自己的人民解放军的"保证"，所有这一切困难和问题，都是不在话下，可以逐步解决的。
　　在毛泽东看来，除了被打倒的刘少奇等人外，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对革命都做出过一些贡献的"，他们犯的路线错误都是属于认识问题，属于"路线觉悟不高，认识不清"问题，属于"对马克思主义懂得不多"的问题，应该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学习来加以解决的。所以，针对大多数干部的思想认识错误，他发出了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指示，以后，又发出了"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
　　在毛泽东看来，妨害"天下大治"，影响红色政权、政局稳定，影响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主要矛盾巳经转移为来自极"左"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还有"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于是，针对极少数地区屡禁不止而仍然存在的"武斗"混乱局面，他果断地批发了"八．二八命令"予以坚决打击；针对普遍存在的"资产阶级派性"，他号召开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进行教育解决。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他又发动了"一打三反"和"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
　　然而，在"派性"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在大多数巳经执掌"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大权的军队领导人，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的冲击尚有冤气、不服气，甚至耿耿于怀，不能正确对待的情况下，从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成了他们向广大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反攻倒算"的"尚方宝剑"。他们凭借这柄"尚方宝剑"，运用手中的权力，塞进私货，疯狂砍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凡是在"文革"中曾有反对过军队的革命群众组织无一幸免。瞬时间，遍地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到处刑讯逼供，指鹿为马，作案陷害，甚至动用最先进的秘密特务技术手段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把大批群众和干部打成"5．16反革命"，使得许多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仅就江苏和南京地区的统计，在许世友、吴大胜等人"深挖5．16反革命"的淫威下，二年多时间里，就有数十万群众和干部被迫害打成"5．16反革命分子"，数以千计的人被迫害致死。"5．16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成了这场杀气腾腾的"反攻倒算"的真实写照。
　　令毛泽东始所未料的是，这场"清查5．16运动"，竟成了伤害和挖掉了他自己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所赖以依靠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基础"的悲剧。虽然，在全国各地大批受冤上访告状人员充塞北京情况下，毛泽东及时做出了"纠错"的指示，并且，在以后采取了把出任各省革委会主任的"八大军区司令进行互换"的措施，但"木巳成舟"，为时巳晚。
　　"九大"以后，中共和红色中国坚定的"反帝、反修"原则立场，特别是坚决揭露苏修叛徒集团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令苏修集团气急败坏。中苏两国的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局面，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边境上陈兵百万，频繁挑衅。"珍宝岛事件"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发生的典型事件。
　　1969年10月20日，林彪趁机发布"第一号令"。这既是动员打仗的"作战令"，又是他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一种阴谋手段。而林彪的这"第一号令"，又成了各地掌握了"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大权的军队领导党同伐异，排斥异己，"以我划线"，向在"文革"中反对过自己的军内外革命造反派群众和干部进行"反攻倒算"的又一柄"尚方宝剑"。大批的工矿企业的工人革命群众在"疏散"的名义下，遭到无端的被"下放"到农村的命运。就江苏和南京地区统计，被许世友、吴大胜等人"下放"的人竟达数十万之多。广大的曾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造反行列的人民群众的心灵又一次遭到了巨大的伤害。其严重后果在以后的岁月里，包括在1976年发生的所谓"4．6清明节事件"中，得到了必然的展现。
　　1971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这就是"9．13事件"。林彪一伙在策划了一系列阴谋篡党夺权和谋害毛泽东的罪恶活动败露后，仓皇出逃，连同他乘坐的"三叉机"一起，自我爆炸，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多尔汗。
　　"9．13事件"所以令人惊诧万分，是因为：
　　林彪 ，作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付统帅"，一个在"九大"上被确定的，在党章上被法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竟然还要迫不及待地篡党夺权，谋害毛主席！真是不可思议！？
　　林彪，为了篡党夺权进行的一系列的罪恶阴谋活动，特别是要炸毛主席乘坐的"专列"，要置亲自把自己定为"接班人"的毛主席于死地而后快的毒辣手段，令人惊愕！
　　林彪一伙阴谋败露后，乘坐"三叉机"出逃，投靠苏修，充当"超级间谍"，摔死在温多尔汗。这个"事件"的本身，让人震惊！
　　"林彪事件"的突发性，对一直在心目中把林彪作为"付统帅"和毛的当然"接班人"，事先不知任何征兆，甚至对此不敢想象的普通人民群众而言，当然只有是惊诧万分，不得其解了？！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不容置疑。林彪一伙，包括掌握陆、海、空三军军权的"五虎上将"的落网倒台，以及随后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斗争，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批陈整风"和接着的"批林整风"，揭批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罪恶，肃清其流毒的斗争，使业巳熄灭了的群众运动烈火又重新燃烧了起来。
　　"林彪事件"的突发性及其原因，引起了中外许多人士的严重关注和猜测。官方提供的揭批材料上，声称是在"庐山会议"上，为"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事，毛和林产生了分歧。作为法定"接班人"的林彪迫不及待地要当"国家主席"，指使陈伯达等人在会议上向毛泽东进行提议。而毛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引起林彪的极大不满。毛批评林说，你常讲我的话是"一句能顶一万句"，可现在我只讲了这一句，你都不听？！于是，双方出现了裂痕。
　　可有些人认为，单凭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足以造成林彪要置毛泽东于死地而后快的激烈对抗程度。道理很简单：作为阴谋家、野心家的林彪，对"蹈晦计"当然是十分熟识。在"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巳法定自己是毛的"接班人"的情况下，党和国家的大权迟早必定会落入自己之手的，完全没有必要为是否马上当"国家主席"而与毛公开对抗。除非他从"庐山会议分歧"的"导火索"中，巳嗅感到自己正在和巳经失去了毛的信任，从阴谋家、野心家的阴暗心态出发，从为自己以后的政治前途和个人命运严重担忧的恐惧考虑，孤注一掷地利用手中拥有的实际军权，采取"先发制人"的毒辣手段，进行反革命政变，篡党夺权。
　　也有的人士认为，从毛在"庐山会议"上不同意林当"国家主席"一事中可说明，毛对林的"信任"是有保留的。毛生怕"刘少奇当国家主席后自搞一套'独立王国'"的教训在林的身上重现，其后果必将比刘更为严重。因为林手中是掌握着军权，且按插了其以"四野"为核心的"清一色"的心腹"五虎上将"控制着陆、海、空三军实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一旦出现闪失，将会产生无法挽救的灾难性的后果。
　　事实上，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林彪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作关于"政变"问题的演讲内容被毛知道后，毛就对此提出过批评，指出"那有这样来讲'政变'的？！"对林彪那种不像共产党人光明正大的阴暗心里有所保留，"总感到不安"。1967年解放军《8．1社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出笼，表面上是极"左"的"小爬虫王、关、戚"搞的，实际上后台就是林彪为了铲除"异己"，搞"清一色"干部政策，培植心腹，全面控制军队上上下下权力的一个阴谋。在党的干部政策上，毛泽东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搞"任人唯贤"，反对搞"清一色"的"宗派、山头主义"和"任人唯亲"一套。毛后来曾经不无所指地说过，他们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锺馗"。虽然，"王、关、戚"作为极"左"派被揪出来后，此事不了了之了。然而，林彪巳清楚地嗅感到毛对他的这一套是有所看法和保留的。
　　诚然，毛对林的一些做法不无看法。但是，在毛看来，林彪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紧跟自己，在军队里全面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大兴"三．八作风"，提出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特别是提出"坚持'四个第一'"的有创意的口号，对军队的思想革命化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而且，在毛与刘的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辅助毛搞"文化大革命"，林是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的。与这些"大节"相比，林彪的一些错误思想和做法仅是"支节",是"认识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帮助教育而纠正提高的。因此，在"九大"上，毛仍然把林彪作为是自己既定的"接班人"，在党章上加以确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在毛和林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一问题上产生裂痕后，发展到林彪非要置毛泽东于死地而后快这样激烈对抗的地步呢？答案也许可以从林彪是个阴谋家、野心家这一事实本身中去寻找；也许可以从毛对林的处理方法欠妥上去求得一些解释；也许可以从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残酷性"的固有规律中去得到一丝提示；也许……，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不管怎样，"林彪事件"的突发，其影响之巨大，造成灾难性后果之严重，对于毛泽东本人，对于这场"文革"运动，对于中国政治今后的去向，是不言而喻的。
　　毋庸置疑，受"林彪事件"伤害最深、打击最大的首先当是毛泽东本人。
　　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由林彪替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是毛泽东亲自选定林彪，并在不久前召开的"九大"上，在党章中法定为自己"接班人"的。一句话，林彪是他亲自选中的，最信任的人。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最信任的人"，竟然不惜动用一切阴谋手段，企图对自己搞"反革命政变"篡党夺权，甚至要炸死自己。这让毛泽东如何能不心痛、不心酸、不悲心疾首？如何能接受这个事实？！
　　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 "，防止他"百年"之后在中国不重蹈"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覆辙，视刘少奇等人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毅然决然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其挖除。然而，正是这个紧跟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毛"最信任的接班人和付统帅"竟现实地成了真正"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个事实本身，如何让如今仍旧对于这场"文革"运动，对于刘少奇等人及其修正主义路线，在思想上尚没有真正理介和认识清楚的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心服口服？毛泽东当然是"打落牙齿掉进肚里"，有苦难言亦难辩，内心无比哀伤和忧屈。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怕"天下大乱"的一张"王牌"，就是由他"最信任的人"林彪掌握着实际"军权"，指挥着数百万人民解放军这一"钢铁长城"的"保证"。"林彪一伙自我爆炸"垮台后，整个军队的上层领导权力顿时"真空"，出现思想上，组织上的混乱。这张对"文革"起"保证作用"的"王牌"一下成了"问题"。由谁来接替林彪，代表毛泽东掌握军权？如何为"文革"提供"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保证？……这许多新出现的问题和问号，不能不令毛泽东内心感到一种难以承受的困惑和忧虑。
　　"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接班人"问题。刘少奇等人是被打倒了，而巳在党章上法定的"接班人"林彪却又"自我爆炸"摔死了。如今，由谁来接自己的"班"？！这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在经历了三年"天下大乱"，造成了众多错综复杂矛盾尚急待解决的面前，不能不让毛泽东感到十分迷茫，焦心如焚……。
　　这一"致命"的打击使年事巳高的毛泽东主席心力交瘁，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终于支撑不住而病倒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初期到"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在向"资反路线"开火的时候，全国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被靠了边，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伤害"。为了稳定政局，巩固"红色政权"的需要，而开展的"一打三反，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实际上却反而"被下面当权者利用并扩大化"，造成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伤害"。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体，都是毛泽东强调要"相信和依靠"的对象，在"文革"的不同时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现在，又突发了"林彪事件"，军队对"文革"及其要"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保证作用"打上了许多问号。毛泽东赖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并自信能达目的的"三个条件"，眼下只剩下靠自己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这一条来支撑了！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一个一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家。他坚信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为了防止今后在中国重蹈"苏共出现修正义"的覆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保证千百万革命先烈为之浴血奋斗，流血牺牲而得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和目标，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因此，重病染身，巳是风烛残年的他，依然鞠躬尽瘁地为中国的前途在日日夜夜辛勤操劳着。

　　

　　（六）

　　

　　一九七二年，陈毅元帅不幸逝世。卧病在床的毛泽东闻讯披着睡衣坚持带病参加了追悼会。他在慰问陈毅夫人张茜时，对陈毅的一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且对在1967年2月有陈毅参加的几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文革"提出一些看法的议论，被林彪、江青等人诬陷为是"二月逆流"而进行批判一事说："几个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进行议论是正常的"，"'二月逆流'说法是不对的，是林彪搞的。他不仅要搞你们，还要搞我呢！"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和表态，表明的他在"林彪事件"后，面对现实，思路出现了一些变化：这就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现实和客观地承认在"文革"中也存在着一些错误和问题，这和在"九大"的《政治告》中全面肯定和高度评价"文革"巳在所不同。后来，毛泽东还就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提出了"三．七开"的说法，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成绩是主要的，承认有错误，是"不够稳妥"。
　　毛泽东这些思路和态度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他对待"元老派"这一点上，他希望无论是"文革派"还是"元老派"，都能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团结起来，继续革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这和过去"以'文革派'为主的观念巳有所不同。
　　这种希望"元老派"和"文革派"能在毛的"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领导下团结起来的观念，既是打倒刘少奇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又是在"林彪事件"后面临的一种必然选择。无疑，毛泽东这种观念上的变化，直接为某些"元老"们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必备"条件"和"机会"。
　　"刘、邓路线"的头面人物之一邓小平，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才东山再起，重新返回了政坛。
　　作为协助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和"资反路线"的邓小平，在1966年10月被公开点名，带上了"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几次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大会批判。
　　1968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份《我的自述》的"检讨"。在这份"检讨"中，他诚恳地对自己犯的严重"走资派"路线错误从思想上、世界观上作了深刻的"检查"，对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对他的批判表示心服口服，而且，向毛主席保证今后"永不翻案"。接着，他以一种虔诚的姿态，恳切地要求毛主席能保留他的"党籍"，并给予他一份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使他能在有生之年，再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以将功赎罪。
　　于此，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次全会上，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没有像刘少奇那样被开除党籍。毛泽东认为，邓虽然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 犯有严重的"走资派"错误，但是，他和刘少奇不同，"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什么问题。"
　　1969年10月20日，邓小平在周恩来的保护下，趁林彪发布"第一号令"而"疏散"之机，被安排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参加劳动，过了近三年清闲无扰的"平民"生活。
　　1971年11月5日，在"林彪自我爆炸"后，邓小平立即向党中央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
　　同月，他又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又一次给毛主席写信，一方面揭发批判陈伯达、林彪。另一方面再次向毛主席"检讨"说：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 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这封信中的最后，他再次向毛主席提出了"工作"的要求："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十分敏感地抓住了"机会"。他一再向毛泽东认真"认错"做"检讨"，保证"永不翻案"。他知道毛泽东是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期接受了马列主义的。于时，一方面，迎合毛泽东的历史心理，提出要求一份"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和"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等等，放出要求工作的试探"气球"。另一方面，现实地响应毛向全党干部发出的"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暗示自己也要像毛泽东当年一样，在"图书馆"管理员的位置上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改造自己世界观，在"调查研究工作"中"以求补过于万一"。并且，又以实际行动揭批陈伯达、林彪，表示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革命的决心。邓小平这一系列的"主动、积极"姿态，果然消除了毛泽东的顾忌，产生了效果。
　　1972年８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邓的来信写了批语，指,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联。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这个批语，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多次写信认错检讨的"态度"和"要求"予以了认同和肯定。
　　1973年2月20日，根据党中央通知，邓小平带领全家离开江西返回北京。
　　1973年3月10日，根椐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在毛泽东主席力排众议的"工作"下，邓小平当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3年12月，经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又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邓小平的"复出"，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这是因为：邓小平是众所周知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是公认的必定要打倒的"对象"。他能够"复出"，意义非同一般。它标志着毛泽东主席对即使像"邓小平"这样"重量级的走资派"，只要没有历史问题，对自己所犯的"走资派"路线错误有深刻的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决心，都将落实政策，予以"重用"的一种宽容姿态。这意味着，只要在历史上没有诸如：背叛、变节、当特务等重大问题的党的领导干部都可以在认识和改正所犯"走资派路线错误"的基础上"落实政策"而"复出"，得到"重用"。毛泽东的这一公开表态，既是他意在"文革"中通过"开门整风"，挽救一大批犯有"路线错误"干部的一贯"干部政策"的体现；又是在"林彪事件"后，出于现实的政治形势需要的选择。
　　邓小平的"复出"，不仅在全国的干部队伍中引起了轰动。而且，在当权的"文革派"头面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中也引起了震动。他们对毛泽东"重用邓小平"，既出于无奈，又有一种潜在威胁的担忧。作为在"文革"一开始就把"刘、邓"作为打倒"对象"，组织和指挥千军万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大张旗鼓揪斗、揭批的头面人物，他们对于邓的"复出"，既有一种不得不与之"同事"，权力又被相对削弱而产生的不满和不服情绪。更重要的是，还有对长期以来，被自己"批斗过"的邓小平是否能真正地认识和改正错误，"永不翻案"？是否会伺机"反攻倒算"，加倍地进行复？产生着"难以捉模"的怀疑和不安。他们睁大着眼睛在"拭目以待"。
　　邓小平的"复出"，对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也产生了普遍的思想混乱。遭遇了"一打三反，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动运巨大"伤害"的广大老百姓，对现实在"政治"和"中央人事"上出现的反反复复，产生了一种广泛的似乎是在受到"愚弄"的厌倦感。"昨天"，还被捧为响当当的"红卫兵小将"、"革命左派"，成为革命的"座上客"；今天，却被无中生有地打成"反革命阴谋集团"的"5．16分子"做了反革命的"阶下囚"！！"昨天"，还在高呼"敬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口号；今天，林彪却成了"超级间谍"而"自我爆炸"了！！"昨天"，还在声势浩大地进行革命大批判，"打倒刘、邓、陶！"、"彻底批臭批倒刘少奇、邓小平，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今天，邓小平竟又重新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委员？！！
　　"复出"后的邓小平，努力塑造自己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形象，频频"亮相"。他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阐明毛主席关于广大亚、非、拉革命人民巳经成为"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互相邦助，对付共同敌人的世界革命观点；他广泛地会见"第三世界"的来访的各国朋友，坚决支持他们"反帝、反殖、反霸"的革命斗争；他一再表明毛主席关于"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主张……。他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进一步信任。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20日，毛泽东又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10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月13－－17日，他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会后，鉴于周恩来总理病重需继续住院治疗，由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至此，邓小平巳经成为掌握党、政、军全部权力的实权人物。
　　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引起了"文革派"们的严重不安。他们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权力向邓小平发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毛泽东主席进言告状。然而,他们的"努力"没能动摇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相反，受到了毛泽东的严肃批评。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批评说："你们是在搞'四人帮'哩！搞'宗派'历来不好!我们党历来反对'宗派主义'。你们要注意哩！不要搞"四人帮"宗派哩，要和政治局其他委员团结哩！要团结大多数哩！"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的批评使邓小平兴奋不巳。
　　大权在握的邓小平，渐渐地显露出其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度不满情结。其实，早在"复出"初期，他就在私下意味深长地鼓励胡跃邦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以后，他眼见耳闻，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的病体巳经不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了。于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又在私下对胡跃邦说："毛主席重用我，是想让我在总理病重的时候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喊喊口号还可以，真正动用实在的东西就是草包。趁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把他们压下去。"胡跃邦心有余悸地问："可以吗？我们斗得过他们吗？"邓回答道："可以，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告诉过我：他还有一、二年的时间了。"并且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一个沉重的打击。"
　　大权在握的邓小平，敏感地判断和分析了自己拥有的有利形势和不利因素。他清楚地知道，只有把大批和自己一样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并有冤气的干部"解放"出来，重新掌握各级"权力"；只有迎合广大群众"厌倦、厌战"，迎合他们从对"政治"的狂热骤变为"思定，求实际利益"的具体渴望这一"民意"，才能使自己进一步站稳脚跟，积蓄起自己的"组织力量"，改变与"文革派"孤军奋战的困境局面。他抓住了"大多数靠边的干部急望'复职'的心态"和"人心厌倦、厌战、思定的情绪"这二条，把"加快落实干部政策"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其主要的"突击方向"，决心"把'文革派'压下去！"，为自己的"未来"而斗争。
　　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讲话时提出，要以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
　　以后，他在一系列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全国存在着各方面的整顿任务。……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就是好多方面嘛。工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工会抓什么阶级斗争，工会抓阶级斗争，要党委干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依靠老的。"；"所谓传、邦、带，培养我们的接班人，使他们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就是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这段，从工人、农民中一下提上来的，一般效果都不好，他们工作有困难。这样提上来，弄不好反而害了他们。因此，现在军队里职务先不变，下放，一级一级锻炼，叫做'挂职下放'"；"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不行，坐火箭上来的干部也不行，可以带职下去。军队里有的连长一下提到军职的，一律不承认，重新下去当付营长。"；"参加三结合的青年干部，没有经验的，一律到基层去锻炼改造。"；他又说："矫枉必须过正。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拚老命，'敢'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你（们）要大胆干，工作不要怕出乱子。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样做，无非有人讲 ' 还乡团' 回来了，复辟了。无产阶级'还乡团'回来了，赶跑了资产阶级，好得很嘛！复无产阶级之辟好得很嘛！"
　　邓小平还说："（现在）学习理论不够，提拔干部中有问题。宣传毛泽东思想观点混乱。"；"工业七十条还是好的，还可以用，中央又没有废除它。"；"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干部，科学院完全能自己解决，不用工厂派。"；"不要怕讲技术挂帅，用马列主义指导技术，但离不开技术，要看是给党给人民办事，还是为个人办事。"；"占住茅坑不拉屎，在技术业务上不行，就让人家干。"；"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应爱护、赞扬。"；"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好，比搞派性的好。"；"搞科研的人，允许是书呆子。"；"如果学院只有中技水平，那你还办科技大学干什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是个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现在样板戏都卖不出去票了，有些人连样板戏的词都背下来了。"；"新戏好的不多，以后还会有老戏吧！戏剧改革我双手赞成，但我就是不爱听。"
　　在"整顿"的名义下，邓小平"明里、暗里"，尽全力"加快落实干部政策"，从组织上，在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上按插自己信得过的"基本力量"。
　　邓小平的"努力"，得到了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和冲击的，一直对"文革"耿耿于怀的不少靠了边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拥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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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和动作，显然是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相背离的。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和动作，在经历了九年"文革"的当时，造成了在全国上下的思想混乱，掀起了一股"复旧"思潮。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和动作，表明了在"文革"中，他对自己受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错误"的批判丝毫没有认识，更谈不上"改正错误"。他向毛主席作的"检查"不过是一种"政治谋略和手段"而巳。重病在身的毛泽东洞察了这一切，在事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决不允许他丝毫含糊的！
　　1975年10月，邓小平指使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写了一封向毛泽东揭发迟群、谢静宜的告状信。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决心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把邓小平搞下去。他果断地在这封信上做出了这封信的"矛头实质上是指向我"的批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发出的一系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新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指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永不翻案'靠不住！"；"翻案不得人心。"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邓小平被靠了边。由谁来替代他主持党、政、军的全权领导？毛泽东深知王洪文、江青他们这些"文革派"是无法挑起这付重担的，他们树"敌"太多，积"冤"甚深，特别是无法挑起军队领导权的担子，弄得不好，在自己死后，将会在全党、全军、全国出现一场"混战"的局面……。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大局出发，毛泽东果断地启用华国锋为"接班人"，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并且，亲自书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字话给华国锋，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表达了自己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心声和决定。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悼念周总理的一系列活动。这一"活动"被认为是一些拥护邓小平的人利用群众热爱周总理的正常心情，借"悼念周总理"为名，实质是公开为邓小平鸣冤叫屈的"反革命事件"。4月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了。事后，邓小平曾不无感慨和遗憾地对身旁的人员说："我还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没想到他竟然有这样的气魄。他的确是个伟人。"
　　1976年9月9日，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世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操劳了一生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溘然逝世。毛泽东的逝世标志着历经了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划上了句号。毛泽东的逝世使得一直靠他的威望维系稳定的中国政局出现了裂痕。
　　首先，"文革派"内部出现了权力之争；其次，以邓小平为首的在"文革"中被批判的"走资派"们正在利用矛盾，组织力量，伺机东山再起。
　　以江青为首，伙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四人邦"宗派和以华国锋为首的文革"稳健派"的斗争，表面上看来是为了继承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还是"按过去方针办"的"遗志之争"，实际上却是为了争夺由谁来接替毛泽东行使最高权力的"权力斗争"。江青自恃是毛泽东的遗孀，"第一夫人"，又是历经了十年的"文革旗手"，理所当然地应该接毛泽东的"班"。她根本不把在短期内，从县、省革委会主任直线提到中央来当公安部长，后又替代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放在眼里。而华国锋则自认是毛主席在世时就指定自己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合法"接班人"，并有毛亲自书写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尚方宝剑在手，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以叶剑英等一批军队"元老"们的鼎力支持，自然是当仁不让。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邦'反革命篡党夺权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江、华"间的"火拼"，"四人邦"反革命篡党夺权集团的被粉碎，使得被打倒的邓小平喜出望外，看到了自己又一次"东山再起"的曙光。他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军队身上。在一次私下对胡跃邦的谈话中说："只要叶剑英能够控制军队，一切都好办。应该说来，军队还是会听他的话的。我们整顿军队的时候，巳经准备好了基本的力量。毛主席提拔的那几个人没有威信，也不懂政治斗争，他们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写文章的日子巳经过去了，不等他们造与论，就应该把他们解决了。"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名正言顺地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掌握了党、政、军的大权，成了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号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7年初，他针对党内一部份"元老"们对这一"号召"的异议，又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的这些号召和主张，自然成了邓小平"东山再起"的拦路虎，成了邓小平的"眼中疔"和"肉中剌"。经过和党内、军内"元老派"们一系列的幕后串连"交谈"后，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提出批评，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拉开了"倒华"的序幕。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且，再一次重申4月写给中央的信的观点。,没有"军队实权"而又"不懂政治斗争"的华国锋，在中央和军队许多"元老派"们做"工作"情况下，无可奈何地认同了邓小平的"复出"。
　　1977年7月16－－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上台"后，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倒华"活动。他多次对胡跃邦和赵紫阳说："华国锋兼职太多，要想办法减少他手中的权力，不要让他羽毛丰满后再解决他的问题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解决他的问题宜早不宜迟呀。"他还说："我就看出他没有什么油水，（我们）可以放大胆地进行我们对党内国内的重大改革。"又说："你们都比我们年轻，你们在前面大胆地闯，我给你们作后盾，陈云也给你们作后盾。你们尽量不要把我们推到第一线来，这样一旦他们挑衅的时候，我们就不那么好说话了。" 邓小平这种在幕后、在背地里策划操纵，而又在公开场合"项庄午剑，意在沛公"的"政治斗争经验"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当然，真正到了关键时刻，他还是冲到了第一线指挥。
　　胡跃邦对邓小平的"倒华"政治手腕作了高度评价。这些"手腕"就是：
　　1）、提出一系列改革意见，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党内的民主制和集体领导等，符合全党和人民的心愿。
　　2）、及时地解放了一大批中央领导干部，平反冤假错案，这就使得在中央政治局里我们的力量占了绝对优势。
　　3）、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两个凡是派"们的理论基础彻底打破。
　　4）、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真正从实际工作上控制了军队，做好了防止华国锋这些人对我们搞突然袭击的准备。
　　5）、在党内和国内制订了一系列的纪律和制度，有效地防止了他们搞邦派活动的条件。
　　6）、从下面开始，逐步升级地解决华国锋的一些骨干力量，使他丧失了驾驭的力量。
　　被邓小平称之为"不懂政治斗争"的华国锋派们，在邓的"攻击"下，步步退却，无心恋战。
　　1977年8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8月1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8年2月24－－3月8日，以五届政协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政协全国主席。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判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7日,邓小平在刘少奇的追悼会上，对刘少奇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肯定。
　　1980年11月10－－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1年6月27－－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在北京召开。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全会选举胡跃邦为党的总书记，决定由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鉴于华国锋的错误，决定撤销他的全部职务，只保留他的中央委员。
　　至此，华国锋派们（吴德、纪登奎、汪东兴、吴桂贤、陈永贵、倪志福等人）所掌握的权力被逐渐地全面地撤销，最终都逐出了政治舞台。
　　全会还通过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否定。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邓小平在多次会议上讲话，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否定。他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毛的主观愿望是揭露党和国家存在的阴暗面、避免在中国出现象苏联一样的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他的理论根据集中反映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政治告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这主要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各个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要"反修、防修"，特别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在我国，党内走资本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必须开展一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通过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大鸣、大放、大字、大辩论"的方法，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而是出于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所作的错误估计。"，"文化大革命"把许多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文化大革命"是把革命对象搞错了，混淆了敌我，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有建树、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绩的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和迫害。"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邦"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动乱、灾难和浩劫。总之，"文化大革命"把党、政府、社会搞乱了，把经济、政治、思想道德风尚搞乱了，后果严重，必须予以彻底否定。
　　邓小平终于说出了隐藏在内心多年，想说又不敢说的真话，为自己全面"翻案"了。
　　这样，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死后，就被全面的彻底的否定而宣告了失败！

　　

　　三、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

　　

　　（一）

　　

　　"文化大革命"历经了十年之久。这究竟是像毛泽东所说的，是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面对现实，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把"红旗"扛到底的一场"继续革命"？还是如邓小平认为的，"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动乱、灾难和浩劫"，而应当予以全盘否定？怎样来正确评价这场震撼中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个对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负责的重大原则问题。
　　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面前，是容不得有丝毫的从个人恩怨角度考虑的。否则，就根本不配称为一名共产党员。历史从来就是这样来要求每一个革命者的。
　　共产党人的鼻祖马克思在这方面为每一个革命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1871年3月，巴黎工人阶级举行了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起义，成立了巴黎公社。公社是无产阶级运用暴力革命手段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
　　在起义前的1870年初，马克思审视当时的形势后，曾警告巴黎工人不要采取硬拚的愚蠢举动。然而当起义巳经成为事实后，马克思不是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不是对巴黎公社式的革命尝试全盘否定，而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为公社社员"冲天"的革命英雄主义呐喊叫好。正如列宁所说的："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马克思）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椐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椐巴黎公社社员的革命经验而做出的。"这就是："特别是公社巳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这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尝试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正是每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真正的革命者如今来正确评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楷模。

　　

　　（二）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一直到"李自成"、"洪秀全"，最终都遭到失败，或者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以先进的革命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因为或者是起义成功后，"领导权"被隐藏在起义队伍中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所篡夺；或者是起义成功后，领导人骄傲自满，贪图享受，自己当起了"奴隶主"；或者是起义领导层中居功自傲，互相争权夺利，给了"敌人"以反扑的"机会"……。总之，都是起义革命成功后，在"领导层"中出现了"问题"所造成的恶果。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东欧各共产党国家和苏联所以相继出现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接班人）在信仰上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思想上不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在生活上向往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求个人享乐、蜕化变质，当"官"做"老爷"，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因此，在政治上必然以"阶级合作""阶级投降"替代"阶级斗争"，推行了一条"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路线。所以，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愿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愿意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特别是不承认和不愿意在经济基础公有化以后，再在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领域里搞"阶级斗争"，进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一句话，同样是在"领导层"中出现了"问题"，变"修"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头子们，正是挖空心思地研究和分析了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因果事实后，在用武力无法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下，提出了用"和平演变"的策略和手段，来对付和最终消灭风靡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
　　如今，东欧的共产党领导纷纷倒台"瓦解"，苏共的下台和苏联的"解体"，这些前共产党国家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和"西化"的铁的事实，历史巳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这个"真理"。
　　毛泽东，作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在认真总结和分析了古今中外人民起义和革命成功却又最终失败的教训后，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此，发动了一场旨在"反修、防修"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无论从总结历史上人民起义革命的经验教训角度来看，还是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严重危机来说，都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是无可非议的，是应当载入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史册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武装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路线分歧和斗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毛泽东主张，在革命胜利执政后，共产党人"不是为做'官'，而是要'革命'"。因此，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必须继续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各个方面进行革命，对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实行全面专政，以适应变化了的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促进人民的思想革命化，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以此为"动力"，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力增强国防力量，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的入侵企图和解放台湾。为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应有贡献。
　　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从其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认为在革命胜利执政后，由于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所以要保护"私有制"，"依靠资本家们"的知识和技术来发展生产力。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后，再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因此，不应该再提"阶级斗争"。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改造初步胜利后，认为"阶级巳经消灭了"，"阶级斗争熄灭了"，应当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因而，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反对缩小"三大差别"；反对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各个方面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种"论调"，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作了'大官'了，有了'大官'们的"利益"了。因此，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了，不革命了，特别是不愿革自己的"命"了！显而易见，刘、邓的观点和论调是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是根本不符合当时处在帝国主义严重包围和国内依然存在着严峻阶级斗争现实的中国"国情"的；是一条"依靠资产阶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其实质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为了保护"作了'大官'们的利益"。
　　刘、邓等人对于毛泽东对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多次批评和邦助不予理采。并且，发展到依靠自己的一套组织人马进行宗派对抗，搞"独立王国"的地步。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无情事实，更加促使毛泽东不能不对自己"百年"后的中共和中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忧心忡忡。于是，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发表了"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挖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当然是"十分必要，非常及时"的事了。
　　因此，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有政治头脑的革命者，都不会也不应该错误地把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认同为："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动乱、灾难和浩劫"。是什么"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而是出于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所作的错误估计"，"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混淆了敌我"；是什么"在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把许多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左倾错误"，而对其全面的彻底的予以否定。

　　

　　（三）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正因为这是一场"巳经执政了的共产党革除自己肌体上的'毒瘤'"的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借鉴"的"特殊革命"，是一种开创式的"革命尝试"。因此，在其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误"。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不应当回避这些"问题和错误"。同样，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应当像马克思总结和对待"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那样，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椐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而不是从个人的恩怨出发，错误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否定。
　　"文化大革命"在进行过程中，有着许多的"错误"。有些是应该而且是可以避免的；有些却是难以避免的。
　　例如：
　　毛泽东本意是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一次"开门整风"运动，使广大的党的干部在群众运动中洗一个"热水澡"，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关"。然而，由于方法"不够稳妥"，反而使大多数党的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毛泽东本意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加速思想革命化。然而，由于出现了"权力真空"的失控局面，客观上造成了产生"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派性思潮"泛滥的"机会"。其结果是反而最终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本来是应当像《十六条》中所规定的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采用自下而上地开展"四大"，广泛地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方式进行的。然而，后来却无奈地发展为依靠群众组织领导的"自流"式的大批判，这不仅没有达到广泛"自我教育"的目的。反而"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多杀多"的社会混乱局面，伤害了许多不应伤害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严重后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这些错误的存在，造成了"革命过分狂热"，而"'生产'却受到影响"的不协调状态。使国民经济和生产秩序，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的严重后果。
　　还有，"林彪事件"的出现，除了印证了列宁所指出的："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这个客观真理外，也表明了毛泽东在"知人善任"问题上；在当"林彪问题"刚开始萌发时，采取"不使其走向极端反面"的"处理方法"上，都存在着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不足"和"错误"。而"四人帮"宗派的出现，特别是对江青的"参政"，毛泽东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此外，在"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后，又重新受到毛的"轻信重用"，最后又被"打倒"的"反反复复"。虽然毛泽东有着难言的苦衷，但是，在客观事实上却造成了广泛的"思想混乱"和"严重恶果"，种下了"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的祸根。
　　毛泽东没有掩饰自己的这些错误。他在世时，承认搞"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不够稳妥"。而正是这个"不够稳妥"的错误，在他去世后，被邓小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文化大革命"全面的彻底的否定了。
　　应当客观地说，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可以从在"文革"中，毛泽东不时地发出多达几十条的"最新指示"，及时指导这场运动的客观事实来得到印证。"林彪反党集团"以及"林彪自我爆炸事件"是一个孤立的和这场"文革"运动本身没有直接关联的"问题"。同样，"四人帮"所以成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集团"，只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他们与华国锋之间争权夺利的"火拼"中的罪恶。因此，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来看，他们在"文革"中的种种言行"表现"，在总体上，都是在毛泽东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框界下进行的。所以，不应该也不存在因为他们是"两个反革命集团"，而得出"文化大革命"就由此成了一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动乱、灾难和浩劫"，一场"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四）

　　

　　认真地分析"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错误，从毛泽东本人自己坦认的这些"不够稳妥"的错误中，我们可以看出：
　　１）、毛泽东在发动这场"没有先例的"革命运动时过于"自信"。因而，他对在这场运动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困难"和"意外情况、问题"估计不足，在思想上预先缺乏缜密的考虑和准备。而认为只要有了"自己的崇高威望"和忠于自己的"军队保证"，就不怕"天下大乱"。"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这就为运动的"无序"和"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的泛滥提供了客观"午台"，造成运动出现了"不够稳妥"和"失控"局面，无端地伤害了许多不应伤害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其实际效果恰恰和自己"要相信和依靠９０％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主观愿望相反，是"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两个"９０％以上的群体"。而"林彪事件"的意外出现，更是"雪上加霜"，使得他不得不饮下了自己酿出来的"苦酒"。
　　２）、"文化大革命"要挖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要"解决刘、邓司令部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化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这么许多艰巨的任务，必定会触及到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各个层次人们的"灵魂"和"利益"，也就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强烈"阻力"。毛泽东在他亲自制订的"文革"《十六条》中，虽然意识到了这许多的"阻力"，但是，在实际上却没有认真地重视和对待这种"阻力"，而是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口号下，让群众"自流"地把这所有的"阻力"简单地一冲了之。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失控"冲击，反而徒增了许多新的"思想阻力"。而这些被强力硬冲垮的"阻力"，虽然在形式上不存在了，但是，并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因而,在"文革"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时时刻刻在有形和无形地起着"阻碍作用"；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具体组织领导的"失控"和"自流"的群众运动本身必然导之"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泛滥。这些，都进一步加重了"文革"运动进行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这许多的"阻力"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来自广大的党的各级干部，他们对毛主席要打倒的"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推行的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一点认识不清，从而造成对发动这场"文革"运动的做法"不理解"。
　　产生这种"不理介"的阻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Ａ）、广大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从几十年国内革命战争的战火洗礼中造就的工农干部。他们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上，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继续革命，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战胜资产阶级，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上却不甚了解、懂得不多。
　　（Ｂ）、广大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建国以后在"党中央"内部发生和发展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的这场"路线斗争"的严重程度，以及会给"未来中国的前途"产生的严重后果"不清楚、不了解"。多数人认为这仅是"在中央领导工作中存在一些看法上的差异"而巳。
　　（Ｃ）、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们从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就习惯地信赖和无条件地服从以毛泽东为首的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因而，对建国以后，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内出现和发生的这场"严重路线斗争"这个"新的问题"，由于对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懂得不多，对上层的这场"路线斗争内幕"不知"情"，所以，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必然一下子难以认清、难以认同、难以适应。
　　（Ｄ）、革命成功后，身居领导地位的他们，有的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一些"官气"；有的出现了可以"松一口气"，过过"和平生活"的想法；有的产生了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私念……。因此，在主观上，对刘少奇等人推行这条"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继续革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轻轻松松搞建设"的错误路线，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难以识别，在感情上却容易接受。
　　（Ｅ）、许多党的干部和群众在刘、邓压制革命群众的"资反路线"误导下，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当作了又一次像１９５７年那样的"反右斗争"。因而有意无意地"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搜集"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成了运动的巨大阻力。
　　（Ｆ）、他们这种对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要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部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不理介"和执行"资反路线"的做法成为"阻力"后，被红卫兵造反派"娃娃"们戴上了"走资派"帽子，遭到了过火的"冲击"。这使得自认是在"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他们，不仅更加"不理介"，而且，又增添了新的"冤气和不服气"。
　　（Ｇ）、"一月革命夺权风暴"把他们从业巳瘫痪的领导岗位上赶了下来，靠了边。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在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中，在革命大批判的内容中，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逐渐地对为什么发动这场"文革"运动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例如，赵紫阳后来在回忆"文革"当时情况时，曾不无感慨的说："记得毛主席在一次会议后对我说：'要正确对待群众和自己呀，不要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其实我们自己比起群众的认识来往往落后一大截。这个差距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好了，就可以通过各种难关，如果解决不好，今后还要跌跤。'这句话也使我反思自己了很久，不能说毛主席的话没有一点道理。" 然而，对多数人来说，在内心却对这场"文革"运动更加"冤气十足、耿耿于怀"。
　　上面这些造成广大党的干部成为"阻力"的原因，对大多数干部来说，只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采用什么"方法"来"化解"这些"阻力"，使之变为"动力"，这成了关系到这场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３）、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不解决"船"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然而，这场"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没有解决好"船"和"桥"的问题，才导致了"船毁"、"桥断"，造成"过河成了一句空话"的严重局面。
　　"文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推行的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要挖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于刘、邓推行这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路线"的严重性、宗派性，及其今后将会给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带来的危害性，毛泽东心里当然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广大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却不了解、不知"情"、不"认识"。甚至于，还把它当作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贯彻、在执行。这个事实本身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按理说，掌握了革命真理在手的毛泽东，凭借自己在全党、全军、全国的"第一把手"的领导地位和崇高威望；凭借忠于自己的人民解放军的"保证"；凭借广大的要求继续革命的人民群众的"基础"，完全可以采取十分慎重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这场"斗争"并达到目的的。首先，在马列主义的继续革命理论学习上，在苏共和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教训上，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一次深入的系统的正面教育。在此基础上，抓住刘、邓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理论和路线这个"主要矛盾"的事实，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党范围"内，展开摆事实、讲道理的讨论、批判和斗争。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毫无疑问，完全可以相信广大的党的干部和群众是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革命的，是能明辩是非的，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的。这样形式的在"党的范围"内的路线斗争"整风运动"，"缩小了打击面，扩大了教育面"，既能有效地、稳妥地达到目的，又能深刻地、生动地进行一次现实的"路线斗争教育"，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党同志。并且，保证全国革命、生产的正常稳定和不受影响。
　　毫无疑问，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和卓越领导才能的毛泽东，对采用这种"稳妥方法"的"斗争策略"是十分清楚的，是轻车熟路的。然而，毛泽东却没有这样做。用他的话来说，是找到了一种"方式"、一种"方法"。即"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大辩论'的'四大"方式，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 他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究其原因，是因为：
　　（Ａ）、在他看来，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正如列宁指出的，"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这种"思潮"，在充斥了"小生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如果不在全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上批倒、搞臭这种"思潮"，挖掉其"社会基础"；如果不能建立一种真正的"自下而上的"人民群众广泛监督的革命体制。那末，即使现在挖除了"刘少奇等人"，不能保证今后难免不会再出现"朱少奇"、"陈少奇"等人。毛泽东曾说过，过去，我们在党内进行过多次斗争，事实证明，仅仅靠"罢官"的办法，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Ｂ）、毛泽东自知"年事巳高"，时间不多。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危机感"，以及要解决这种"危机"的"紧迫感"。还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对中国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使命感"，促使他在有生之年要抓紧时间，采用"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运动"的"'一揽子'方法"，解决好诸如："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革命的红色根椐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尽可能地为子孙后代打下一个坚实的"革命基础"。
　　（Ｃ）、因为"刘、邓"不仅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还有一条"搞独立王国"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所以必须"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
　　（Ｄ）、要帮助广大干部解决好"缩小'三大差别'"、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继续革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同时，又要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只有采用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开门整风"方式、方法，才能"利用矛盾，解决矛盾"，达到"一举二得"相得益彰的目的。
　　（Ｅ）、毛泽东的"奴隶创造历史"观；他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还有战争年代以来的成功经验，都决定他坚信"共产党基本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过去的革命是这样，现在的继续革命更是这样。
　　（Ｆ）、毛泽东十分"自信"，有了"自己的崇高威望"；有"军队的保证"；有"要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三条"，就可以达到这许多目的。并且，"不怕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
　　然而，毛泽东由于过于"自信"，对采用这种"方式方法"可能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意外情况"估计不足，导致"运动"走入了一个"不够稳妥"的"怪圈"。即：
　　"广大干部由于不知'情'、不'认识'的原因而产生对这场运动的'不理介'，－＞在刘、邓压制群众的'资反路线'误导下，充当了'围剿革命派'的阻力，－＞经毛数次亲自开会'做工作'不见效的无奈下，不得不通过'红卫兵运动'冲垮这些'阻力'，－＞'自流式'的群众的过火冲击，伤害了许多不应伤害的干部，也徒增了许多新的'思想阻力'－＞从而使党组织的有效领导瘫痪，给'正常的生产'带来的严重影响，－＞ 不得巳，只能进行'全面夺权斗争'，－＞由此造成实际的'权力真空"，而出现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泛滥的'派性'和'失控'的群众性武斗混乱局面，－＞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和'稳定大局'的需要，又不得不对'失控'的红卫兵造反派的'派仗'实施'打击'，－＞这个'打击'的'被下面当权者利用并扩大化'，又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最终，这种'方式方法'实际上成了一柄'双刃剑'，在剌倒'对手'的同时，也使'两个９０％以上'的应当'相信和依靠'的群体都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
　　本来，这柄"双刃剑"所造成的不应当"伤害"，在"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过程中，是完全可以逐步得到"医治"的。然而，灾难性的"林彪事件"的意外发生，使得毛"乱了方寸"。"医治"巳经力不从心。"桥断"、"船毁"的客观事实，造成"过河成了一句空话"的局面。

　　

　　（五）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这种"失败"，是因为被邓小平全面的彻底的否定而成为事实；是为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确认。
　　历史地来看，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既有毛泽东过于"自信"，导致运动出现了"不够稳妥"的错误；又有出现意外的"林彪事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关键；还有邓小平的"政治谋略和手腕"受到毛泽东的"轻信"而种下的祸根。
　　"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正确评介的争论却远远没有结束，在党内，在党外，在现实，在今后，这种争论也许会长期继续下去。千秋功罪，自会有历史来做出公正评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完整的理介应该是："从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来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所以，一般地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然而，也有这种情况，一个正确的革命理论，在实践中有时也有失败，这不是因为这个理论不正确。而是由于这个正确革命理论暂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或者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差错，或者是因为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一方，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的原因。"例如，在社会斗争中，"巴黎公社"的革命尝试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国内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反复曲折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科学实验斗争中，"６６６农药"的试制成功，是经过了６６５次失败后才取得的事实，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属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表面、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本质、看到全体。不能以虾蟆"坐井观天"式的心态出发，得出"天就有一个井大"的结论来。何况，历史发展到今天，苏共的下台和苏联的"解体"；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全面崩溃和资本主义复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倒退和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实践"，巳经无可辨驳地"检验"和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一个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党政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反修、防修"，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革命理论的予见性和正确性。
　　正确评介"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所在，实际上巳经远远超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身范围。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个取得革命胜利后的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是否应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继续革命，还是背叛它的原则问题；是否应当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还是抛弃它的原则问题；是否应当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问题；是否应当以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为己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把"民族私利"放在首位，背弃"巳经夺取胜利的革命政党应尽的支援世界上一切'反帝、反殖、反霸'革命人民斗争的义务和责任"的革命的原则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要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于反对革命的问题。
　　"全面的彻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这种观点和论调是不公正的、不客观的。因为它没有从坚持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原则的高度来提出问题；没有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峻事实的总背景下来观察问题；没有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严重危机的局面和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中共所肩负的革命历史重任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没有从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目的和所要解决问题的革命本质来认识问题。而仅仅是把眼睛盯在这场"文革"运动进行过程中出现的"不够稳妥"错误的表面和局部，就事论事地来判断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落入"以叶障目"、"以点盖面"的误区，得出不符合事物本质和全体的结论来。
　　持有这种观点和论调的人，多数是由于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懂得不多，认识模糊。并且，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伤害"，仅仅是从"个人恩怨、得失"的角度作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有的人是完全为了"个人翻案"的需要；有的本来就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有的则原本就是"不倒翁"式的"投机家"；有的却是以"一己私利"为唯一标准的明哲保身的"务实派"。
　　然而，毛泽东由于过于"自信"，对采用这种"方式方法"可能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意外情况"估计不足，导致"运动"走入了一个"不够稳妥"的"怪圈"。即："广大干部由于不知'情'、不'认识'的原因而产生对这场运动的'不理介'，－＞在刘、邓压制群众的'资反路线'误导下，充当了'围剿革命派'的阻力，－＞经毛数次亲自开会'做工作'不见效的无奈下，不得不通过'红卫兵运动'冲垮这些'阻力'，－＞'自流式'的群众的过火冲击，伤害了许多不应伤害的干部，也徒增了许多新的'思想阻力'－＞从而使党组织的有效领导瘫痪，给'正常的生产'带来的严重影响，－＞ 不得巳，只能进行'全面夺权斗争'，－＞由此造成实际的'权力真空"，而出现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泛滥的'派性'和'失控'的群众性武斗混乱局面，－＞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和'稳定大局'的需要，又不得不对'失控'的红卫兵造反派的'派仗'实施'打击'，－＞这个'打击'的'被下面当权者利用并扩大化'，又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最终，这种'方式方法'实际上成了一柄'双刃剑'，在剌倒'对手'的同时，也使'两个９０％以上'的应当'相信和依靠'的群体都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
　　本来，这柄"双刃剑"所造成的不应当"伤害"，在"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过程中，是完全可以逐步得到"医治"的。然而，灾难性的"林彪事件"的意外发生，使得毛"乱了方寸"。"医治"巳经力不从心。"桥断"、"船毁"的客观事实，造成"过河成了一句空话"的局面。

　　

　　（五）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这种"失败"，是因为被邓小平全面的彻底的否定而成为事实；是为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确认。
　　历史地来看，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既有毛泽东过于"自信"，导致运动出现了"不够稳妥"的错误；又有出现意外的"林彪事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关键；还有邓小平的"政治谋略和手腕"受到毛泽东的"轻信"而种下的祸根。
　　"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正确评介的争论却远远没有结束，在党内，在党外，在现实，在今后，这种争论也许会长期继续下去。千秋功罪，自会有历史来做出公正评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完整的理介应该是："从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来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所以，一般地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然而，也有这种情况，一个正确的革命理论，在实践中有时也有失败，这不是因为这个理论不正确。而是由于这个正确革命理论暂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或者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差错，或者是因为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一方，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的原因。"例如，在社会斗争中，"巴黎公社"的革命尝试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国内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反复曲折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科学实验斗争中，"６６６农药"的试制成功，是经过了６６５次失败后才取得的事实，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属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表面、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本质、看到全体。不能以虾蟆"坐井观天"式的心态出发，得出"天就有一个井大"的结论来。何况，历史发展到今天，苏共的下台和苏联的"解体"；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全面崩溃和资本主义复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倒退和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实践"，巳经无可辨驳地"检验"和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一个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党政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反修、防修"，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革命理论的予见性和正确性。
　　正确评介"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所在，实际上巳经远远超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身范围。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个取得革命胜利后的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是否应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继续革命，还是背叛它的原则问题；是否应当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还是抛弃它的原则问题；是否应当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问题；是否应当以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为己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把"民族私利"放在首位，背弃"巳经夺取胜利的革命政党应尽的支援世界上一切'反帝、反殖、反霸'革命人民斗争的义务和责任"的革命的原则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要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于反对革命的问题。
　　"全面的彻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这种观点和论调是不公正的、不客观的。因为它没有从坚持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原则的高度来提出问题；没有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峻事实的总背景下来观察问题；没有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严重危机的局面和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中共所肩负的革命历史重任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没有从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目的和所要解决问题的革命本质来认识问题。而仅仅是把眼睛盯在这场"文革"运动进行过程中出现的"不够稳妥"错误的表面和局部，就事论事地来判断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落入"以叶障目"、"以点盖面"的误区，得出不符合事物本质和全体的结论来。
　　持有这种观点和论调的人，多数是由于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懂得不多，认识模糊。并且，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伤害"，仅仅是从"个人恩怨、得失"的角度作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有的人是完全为了"个人翻案"的需要；有的本来就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有的则原本就是"不倒翁"式的"投机家"；有的却是以"一己私利"为唯一标准的明哲保身的"务实派"。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不够稳妥"的错误，伤害了不少党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有些还相当严重，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也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暂时的消极影响。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从中可以得出：
　　１）、一个马列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应当坚持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抓意识形态斗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党必须努力学习和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文化各个领域里进行继续革命，战胜资产阶级，防止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和资本主义复辟。并且，以革命为动力，改造从"旧营垒里脱胎出来"的社会，促进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政权。
　　２）、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现实的，严重的。这种危险主要来自"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和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影响"的共产党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修正主义分子及其推行的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和"西化"的历史巨变就是明证。
　　３）、怎样防止在领导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产党中央内部，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当权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这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时刻要警惕和解决的首要问题。
　　４）、处于执政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在与党内必然会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时必须讲究"方法和策略"。"文化大革命"那种"不够稳妥"的错误带来的消极严重后果就是教训。
　　５）、这种既是"现实的"，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带有"预防性"的"党内路线斗争"，应该尽可能地采用广泛的正面教育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以达到"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和"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团结大多数的目的。
　　６）、这种"路线斗争"应该在不影响社会和生产正常秩序的稳定前提下，采用逐步地铺开，先党内，后党外，先局部，后全面的稳妥的方法进行，以达到予期的目的。
　　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巳经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在进行"揭露自己阴暗面"的继续革命时，必须是依靠党的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地向前推进，并夺取最后的胜利。不能操之过急地采取"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以期通过"一次群众运动"将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不仅难以达到目的，反而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和"意想不到的后果"，有违所衷。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是，"瑕不掩瑜"。"文化大革命"中"不够稳妥"的错误，不会也不可能盖没它本身作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
　　搞"文化大革命"没有错；"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有错误；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上，全面地、阶级地、历史地、辩证地实事求是的总结经验教训；不应当用一种"情感发泄式"的心态，"予以全面的彻底的否定"。
　　这应该是一个马列主义革命政党和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得出的正确结论。

　　

　　（六）

　　

　　毛泽东，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坛上叱吒风云，驰骋了半个多世纪。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组织苦难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蒋家王朝，赢得了革命胜利，使一个黑暗的中国走向了光明。作为新中国的开国之父，毛泽东被全中国人民称颂为"人民的大救星"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的一生是充满革命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对饱受半封建、半殖民地煎熬的中国人民的深刻同情，使他成为一位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领袖；他对革命真理的孜孜追求和执着，又使他成为一位继列宁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身上，既溶汇了中国几千年来文明智慧的结晶，又体现了现代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理论的精华。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两者有机的、巧妙的统一，并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政治舞台上展现光辉的必然产物。
　　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无比忠诚，不仅表现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中；更可贵的是表现在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后，没有沉湎于胜利的喜悦中骄傲自满，止步不前，躺倒在"丰功伟绩"上，当"官"做"老爷"，养尊处优，贪图起享受来。而是，清醒地指出："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为做'官'，而是要'革命'。" 这种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巳的彻底革命精神，正是这位历史伟人璀璨一生中最光辉的篇章。
　　毛泽东是勤劳、勇敢、正直的中国人民的化身。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外来入侵的"不屈不挠传统"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硬骨头气质"，在他心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坚持真理，勇于"反潮流"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坚强性格，在他传奇的一生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当"南昌起义"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他毅然决然地领导了"秋收起义"；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移，革命处于十分危机时刻，他毅然决然的再次挑起重担，领导党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夺取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当胡宗南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兵临城下的时刻，他带领"昆仑纵队"少量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周旋于敌人的鼻子底下。同时，筹划和指挥着全国范围内的"三大决战"；当蒋介石邀请他去"重庆谈判"时，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深入虎穴，勇赴"鸿门宴"；当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上空爆炸，全世界都在"谈'核'色变"之时，他却对美国记者斯特朗笑谈"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在中国革命胜利，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当美帝国主义纠集十六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大举侵略朝鲜时，他说服了斯大林的犹豫和顾虑，面对敌人占绝对优势的先进武器和"海空力量"，毅然决然地号召"抗美援朝"，派出包括自己儿子毛岸英在内的志愿军出兵朝鲜，硬是打掉了美军的威风和"不可战胜的神话"；当美帝国主义挥舞"核武器"大肆进行"核威胁"，苏联又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之时，他毅然决然地带头"勒紧裤腰带"，硬是依靠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拿下了"二弹一星"，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当苏联"老大哥"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大反斯大林时，他毅然决然地坚持革命原则，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驳斥，全面客观地评介了斯大林的历史功迹；当苏修集团在１９６０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纠集一些东欧共产党围攻中国共产党时，他不怕压、不怕吓、不信邪，坚决进行了原则斗争，并且，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和革命学说，捍卫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纯洁性……。
　　毛泽东曾经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并且说："我和鲁迅先生的心是相通的。"是的，，这实际上正是毛泽东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是人民的儿子。他的心和广大的劳苦大众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全世界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受欺负、遭凌辱的无产阶级一边，向地主、资本家、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他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出发，一反维护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孔孟之道"；一反中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顶礼膜拜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英雄创造历史"的理论，坚持"是奴隶创造了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共产党基本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正是毛泽东"奴隶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体现；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用"小米加步枪"战胜蒋介石八百万国民党军队的"胜利诀巧"；正是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胜利，打败"海空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的"尖端武器"……。只有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才能够拥有这种"尖端武器"，才敢于使用这种"尖端武器"。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限忠诚；毛泽东勇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坚强性格；毛泽东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是奴隶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决定了毛泽东必然发动和领导这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采用"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群众运动方式，运用"大鸣、大放、大字、大批判"的方法，"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达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
　　一个巳经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政党，在执政以后，当然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综合国力。这不仅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对付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颠覆和侵略的需要，同时，还是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物质财富基础和支援世界上一切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的需要。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然而，东欧共产党国家和"苏共"领导的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后，造成了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变质"下台；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解体"。现在，这些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和"西化"了的国家巳经统统倒向了"西方"，分期、分批地加入了"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毛泽东早在１９５７年就说过："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历史进一步应验了这一预言。如今，甚至连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以列宁命名的城市"列宁格勒"，也都复辟改为了纪念"彼得大帝沙皇"的名字："彼得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触目惊心的灾难性的历史巨变事实，巳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条真理，这就是：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必须把"巩固革命政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放在首位。否则，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在内外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共产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被逐步"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正是在这样一个事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和严重的"路线斗争"。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事关"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个"继续革命理论"，概括地说，就是：
　　１）、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发展。
　　２）、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４）、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党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把那些被他们篡夺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５）、要继续革命，就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应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方式，揭露共产党内的"阴暗面"，进行"开门整风"自我革命，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跳出"政权兴衰的"周期律"。同时，让人民群众在革命大批判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提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要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全世界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以人为本"，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观念。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巳经被如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灾难性的历史巨变所证实，也必将继续被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从十九世纪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在产生资产阶级的同时，也诞生了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由此，出现了两个"主义"，两种"理论"。一种是"资本主义"理论，另一种是"共产主义"理论。
　　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理论家们，从"人"的本能的生存和生理需求出发，把人"动物化"，认为"自私"是人类的天性，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他们信奉"达尔文进化主义"，提出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竞争"和"优胜劣汰"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由此，得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间的不平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现象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是符合"人的本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否定和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社会形态就是"保护私有制"。这种以"自私"为核心，以"个人利益"为驱动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残酷无情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下，在"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所谓"实现个人价值观"互相残杀下，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高速的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就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理论和政策。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没落性后，创立了"共产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的精髓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制度。通过"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过渡阶段，最终建立一个公正的"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句话，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这种"天下为公"的理论，主张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前进：一方面是人类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必须对自身由"动物本能"产生的"自私性"进行不断的改造，以逐步提高"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另一方面是以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觉悟，去适应和促进"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积累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都认为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积累财富，满足人类的需求。其不同点是，一个是以满足个人"私有利益"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唯私主义"；一个是不断改造"自私观"的，以满足全社会"公有利益"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共产主义"。
　　人类从"自身生存、生理需求"现实的"短视弱点"出发，往往对"满足自私利益"的资产阶级理论比较容易接受，而对要不断改造自己"自私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却不易认可。这种情况，在历经了数千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充斥了"自私自利"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犹其如此。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所在。因为，这是两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决斗。
　　然而，"私"字是万恶之源。在"唯私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建筑在"自私"和"金钱"至上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余诈,互相倾轧，互相残杀，造成社会"畸形化"和贫富悬殊、泠漠无情，乌烟瘴气的腐朽性和颓废性，是不符合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文明发展的必然的，是注定要没落、淘汰的。而"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社会，充满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团结互助精神和共产主义"奉献"风格的"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高级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是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而得到最终胜利的。
　　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在无产阶级队伍里出现的资产阶级思潮。是表面上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旗号，而在实际上却是反对"改造自私观"的反对革命的派别。它的本质就是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维护资产阶级的"唯私主义"理论。这种"私念"的恶性澎胀，加上缺乏有效的人民群众"民主"监督的体制来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严重的"权力腐败"，产生出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来。它以满足人民"生存和生理需要"的"短视弱点"为诱饵，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抛弃共产主义理想，最终使社会主义社会复辟为资本主义社会，起到了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革命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所以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本质差别就在这里。毛泽东所以伟大，主要就在于他"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不是打倒了"奴隶主"后，自己去当"奴隶主"。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学说，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说到底，这个"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本质上就是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向自己和自己队伍中的"私"念的一种宣战。只有毛泽东这样"无私"的人民领袖，才有如此胆识，敢于"无畏"地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运动。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不可能没有错误，也不可能不犯错误。然而，当有人借毛泽东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尝试中所犯的"不够稳妥"错误，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妄图全盘否定毛泽东时，甚至连被毛泽东错打成"反党集团"的黄克诚将军，也义正词严地公开站出来坚决反对，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领导，也许中国现在还在黑暗之中呢！也许我们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斗士，一位出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和诗人，毛泽东高尚的人格、高贵的品质、坚强不屈的性格、渊博的知识、富有哲理的睿智和翩翩的风度，倾倒了全中国人民，也受到了包括他的"敌人"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和人士的普遍尊敬和敬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出现，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象征。是他，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全盘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是他，以无私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和人类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巨人，毛泽东必将以他无愧于人民的革命一生，永远活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里！
　　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有缺点的战士，必竟是战士；嗡嗡叫的苍蝇，终归是苍蝇。"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宁心潮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