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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帝国主义•美元霸权
金融•帝国主义•美元霸权
2007年7—8月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发生危机，加速了资产担保证券市场的轰然倾颓，令多家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蒙受超过450亿美元的巨量资产冲减。在危机的震撼中，银行间拆借枯竭。随着信贷紧缩的蔓延，信心低落让债券保险公司和货币市场基金一筹莫展。2008年1月美国股市跳水，表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恶劣影响还在金融市场上作祟。美国为此失去了个工作岗位，遭遇到预料之中的大量资金赎回，许多观察家就此认为，信贷紧缩已经将美国经济推向衰退。
次贷市场崩溃有可能使银行运作新模式面临不利的境地：新模式允许银行机构将贷款转化为证券，从中牟利，也就是所谓的贷款证券化。贷款证券化就是把贷款切分成小份儿，重新打包成新证券投放到资本市场。这个操作过程也叫“风险分割”，银行可以通过放贷水平来提高流动性，而放贷水平常常超出货币管理部门强制执行的监管限制。这种情况下的放贷行为取决于资本市场购买证券化贷款的意愿。由此创造了各种复杂的、难以捉摸的债务工具（比如“抵押债务”和“结构性产品”），主要目的是把风险分摊给资本投资者。事实上，这个操作过程掩盖了市场中实际面临的风险和损失。定价风险和评价这些重新打包的证券的统计模型并未充分说明真实的风险。危机一来，投资者纷纷退出市场，市场颓萎，如秋风落叶，肃杀一片。
贷款证券化创造出在全球范围内买卖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全球化。世界各地的买家一直在投资这类资产；全球各地汇聚的资金超过一万亿美元——其中来自东亚和石油输出国的资金最多，被美国次贷市场吸纳，资助美国的购房人买房，拉动美国的消费增长。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次贷危机短时间内波及全世界：先是2007年7月IKB一家德国贷款银行需要救助，接着是BNP法国巴黎银行（法国最大的银行）出现麻烦，然后是英国的北岩银行遭遇挤兑风波。
银行业损失惨重，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不仅如此，由于信用危机已经导致美元的投机性抛售，美元的命运还可能飘摇不定。美元在连续五年贬值后急剧下跌，其间，美元与一篮子货币相比贬值25％。2008年1月，美元对欧元的汇率跌到前所未有的低点，达约1.48美元兑换1欧元，比2002年美元兑换欧元的最高值下降了40％。有迹象显示，中东的石油出口国可能要与美元脱钩，用美元之外的货币制定油价；有人担心，美元贬值必然要抬高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既而加剧全球通货膨胀；由此一观，美元帝国的金融大厦出现的这些裂缝便愈加清晰可见。
关于美元大厦将倾的预言不少，也不新鲜。20年来，美国的赤字和债务一直在增长，美元（还经过两轮升值和贬值）都挺过来了。美国为什么能应付不断增加的对外收支赤字而没有遭受大的投机冲击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元在国际交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今天，美元参与的外汇交易占全部外汇交易的86％；欧元是实力与美元最为接近的竞争货币，欧元参与的外汇交易占全部外汇交易的37％。约66％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约25％的外汇储备是欧元储备。美元持有人被牢牢固定在现在的位子上，因为美元抛售将导致美元币值急剧下跌，他们手里握有的美元价值就会缩水。
不过，要认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韧性，我们必须摸清它在美帝国主义霸权机制中所起作用的根源。这种机制深嵌在国际金融体系居间形成的信用关系的全球格局内。全球资本主义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金融化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所谓金融化是指金融交易呈爆炸性增长，金融的政治经济力量增强，促进了一种积累模式的形成；按照这种模式，实现盈利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各种金融渠道。金融越来越强势，为美国占据和维持自己国际金融市场中心的关键地位帮了大忙。问题是：与列宁主义的传统认识不一样，现今的帝国主义体制是由美国一个国家主导的，该国并不是一个资本输出大国，而是一个资本输入大国。美国的外债已经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美国还吸纳了世界资本输入量的约60％，而世界资本输入量的约37％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全球经济失衡状态使美国有条件扮演世界银行家的角色，将源于亚洲和石油输出国的剩余资本吸引到美国来，继而让这些资本进入外围的新兴市场，形成资本环流。
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增长的强力推动下，这种剩余资本环流模式在过去30年间使国际资本流动取得了巨大增长，也让美国有能力撑得起不断增多的外债和贸易赤字。还有，因为增加了可放贷金额，这种模式还为美国国内的廉价信贷添柴加薪。另外，新兴市场的金融脆弱性——这是美元环流造成的——提供了一种防御缓冲，遏制了针对美元的投机性冲击，故而有力支撑着美元的弹性。建立这种资本环流模式，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它的建立对长久维持美国经济帝国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美元本位制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的地位被大大削弱，而且它的收支压力很沉重（原因是它欠别国的债多，别国欠它的债少）。美国不同，一是本上未遭战火涂炭，二是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是最大的债权国。不过，要使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还必须有足够的美元参与流通。一定要想个办法，让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只有积累美元才能指望从美国进口物资，开展战后重建。于是，战后世界最醒目的事情就是一场场激烈的经济谈判，反映出在重塑国际货币体系时的对立与矛盾。最令人瞩目的事件是布雷顿森林会议。这次会议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国际机构奠定了基础；不论其初衷怎样，国际机构的建立最终使美国的主导地位制度化。这其中还包括阻止英镑重新抬头。
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初衷是要把它当作一种工具，支持扩张型的国家经济政策，让成员国能够克服贷款资金短缺之类的暂时流动性问题。然而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为了阻止真正意义上的多边机制的形成，一再打压和排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方面，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计划有利于给国际收支逆差提供资金，又有利于缓解美元短缺。上述因素，加上美国提供的经济、军事援助，为美元提供了有力支撑。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重新调整，变为对债务国实施通货紧缩约束的工具。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铸成美元本位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大事件，它标志着英镑被排挤到一边，丧失了国际货币的功能，还标志着华盛顿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有了质的转变。英镑遭遇投机性冲击，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余殃下，眼看着就要耗尽英国的美元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搬来挽救英镑。美国一方面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承诺将英国势力赶出苏伊士运河，另一方面尽可能减少为救援提供直接财政支持。危机过后恢复了资本管制，英国的银行在英镑区之外使用英镑为国际间贸易融资受到种种限制。英国金融家采取的办法是倚仗美元存款提供美元贷款，将英国进一步拖进“美帝国主义的怀抱”。于是，伦敦保住了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固化了它与美元国际霸权的关系。
1958年随着欧洲支付联盟的瓦解，欧洲恢复了（经常账户的）货币可兑换性，美国力图建立一种钉住美元的国际货币秩序的努力取得成效。然而，由于欧洲和日本成为美国的工业竞争对手，美国的经常账户平衡在1960年代那十年逐步恶化，持有美元的国家开始要求用黄金来兑换美元，针对美国黄金股票的投机性行为的可能性已经威胁到国际收支机制。1967年英镑贬值（跟着是1969年法郎贬值），针对黄金价格的投机压力加大，还有为越战筹集资金的非常需求，此三者顿时让这场危机变得异常严重。
但是，尽管1971年关闭了黄金窗口（而美国坚持按固定价格用黄金兑换美元），1973年又发生了美元“浮动”，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却没有被动摇。相反，国际货币安排在过去三十年间发生的变化，反而维护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一过程的关键是出现了不受监管的平行货币机制，而且这种机制发展迅速。
金融化与无监管的私人资本流动
甚至在布雷顿森林谈判期间，美国国内就有几股强大势力想方设法，力保以美元计价的私人资本流动作为替代解决国际流动性问题的官方渠道之外的另一种渠道。纽约银行家们强烈反对布雷顿森林协议中关于资本控制的条款（这些条款有可能妨碍美元的全球流动）。为什么反对呢？其一，他们担心接收欧洲的外逃资金这项赚钱生意以后不好做；其二，伦敦有可能利用外汇管制先发制人，不让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里抬头。美国自有一个日程表，它想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造成“纯”美元本位制；这个日程表形成的基础就是美国锐意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瓦解资本管制，给按美元计价的国际私人资本流撑腰。
资本管制措施是美国在1964年以后制定的，意在遏制脱离美元的投机性外逃。这类措施虽然不是很成功，但却为创立欧洲美元市场铺平了道路。这个市场形成于1960年代，构成这个市场的要素是外资银行或美国银行海外分行掌握的以美元计价的银行存款负债，因为那时候美国政府也在采取措施限制资本外流。后来证明，这个新生的海外市场，流动性强，又无制约，是鼓励外国投资者为美国赤字埋单的重要手段——给他们一个地方，叫他们用手里的美元盈利，而不是拿来出售。1974年美国取消资本管制，美国的跨国公司纷纷借助这个不断成长的市场为海外业务融资。
经过1973年的石油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贸易盈余有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作后盾借道欧洲美元市场的私人渠道开始再循环。曾有人提议，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渠道引入这些盈余，但是这类提议均未获得通过。1970年代，“欧佩克”国家以美元计算的贸易盈余纷纷通过这个市场进入再循环，使该市场不断成长，最终羽翼丰满，资本容量由1964年的90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1450亿美元；1981年，在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之前，该市场的资本容量已达亿美元。
这个海外市场的蓬勃发展标志着对具有种种限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背离。它还说明为维护美元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内部一致支持金融开放和金融一体化。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策划并实施的经济休克对于支持金融化的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是一个决定性事件。1970年代，鉴于对外贸易赤字连年激增、通胀压力日益加大的状况，美国采取紧缩措施，一方面收紧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稳定美元。这个步骤对于支撑和提升金融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开端；有人称之为金融政变。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险是金融市场的主力，经过这个时期均实现了长足发展。1990年代末，市场上的新角色，像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取得了巨大的金融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美国国内的阶级关系经历了一次大调整。收入被重新分配，普通工人却没有得到好处，因为工资被压减，大宗收入是靠金融投机、产权交易、风险套利获得。2004年，占全国人口1％的最富有人口得到了全国税后收入的14％，比1979年所占份额的7.5％提高近一倍。同一时期，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的最贫穷人口获得的税后收入的份额由1979年的6.8％降到了4．9％。不过，美国作为全球需求的发动机的角色一直未变。
个人储蓄在1970年代年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0％，在1999—2004年间这个比例下降到年均2％，而在2005年这个比例变成了负数。靠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资本流入使消费信贷激增，大批雇员和消费者深陷债务，而同时又维持了需求。1990年代，美国家庭的信用卡债务平均增加53％。年收入低于美元的家庭约有67％要承担信用卡债务；这一人群的债务增幅最大，达到184％，而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同期债务增长为28％。
向外围转嫁危机
金融创新导致金融工具泛滥。金融资产（债券、股票、银行资产的总和）增长，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25％。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维护美元的国际角色。这边，美国放宽金融监管；那边，又采取措施把拉美经济从“金融抑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拉美国家紧缩通货、放松管制、释放利率，大大助长了外国私人资本流入。被吸纳进国际银行体系的石油贸易盈余通过主权贷款被再度投入拉美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1970年代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增加一倍，1982年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这一时期，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四国的债务占第三世界总债务的近75％。
沃尔克的经济休克也是美元帝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它将外围国家更深地揽入美元帝国的怀抱。利率冲高立时让拉美债务国面临支付难题，由此爆发了1982年的债务危机，资本流入的洪流戛然停止。这场危机转而成为进一步推动金融化的工具，而推动力就源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若干套结构调整与稳定措施所执行的那些条款。“布雷迪计划”处置债务危机的法宝就是将债务转化为可买卖债券形式的股权。债权人出售这些债券，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更广泛地分散主权风险。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会因为融资需求，更加依赖国际资本市场。
对拉丁美洲而言，这“失去的十年”是一个私人资本流动涌向美国的十年。198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盈余萎缩，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美国分别于1985年和1987年促成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让美元有序贬值。这两个协议还明确了外国中央银行有捍卫美元稳定的责任。1990年代，美国面临资本净流出问题，上述格局直到1996年才有变化，而同时新兴市场再一次经历资本流动的大量涌进。1990年，外汇储备和存款仅有50％是美元。在私人资本大举流入发展中国家市场这一形势的催动下，加之1990年代外汇储备有所增长，到1998年时，美元在外汇储备里所占份额上升至70％，达到1970年代以来从未达到的水平。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私人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的第二波浪潮突然停止。1973年以后的私人资本流动格局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就是每逢危机到来，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流动就停下来，而流入美国的资本却大量增加；当私人资本流动恢复流向新兴市场之后，美国便会发生资本外流。这表明两个方向的流动是此消彼长、相互冲销的；流向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中断，促成私人资本向美国流动。
1987—1998年这十年间，新兴市场经历资本大量流入多达44次，而开放先进的经济体只经历9次，前者远多于后者。这些次资本流入有超过三分之一因为货币危机或突然逆转而戛然中止。其实，不妨说，经过浮动美元本位这段时期，金融脆弱的危险不成比例地被外围国家承担了。1973——1997年间，先进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发生金融危机44次，而外围国家发生金融危机达95次。从某种意义上讲，外围的危机对于紧跟着美元流动性转的国际货币体系来说起到了安全阀作用。在危机的影响下，资本以美元形式外逃，保住了美元的地位；同时，应对危机的措施——纾困救助方案——经过调整后也有助于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主导地位。
表1中心与外围的金融危机
时间段工业国家的金融危机次数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次数
1880—
1919—
1949—
1973—
资料：2002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第8716号。
韩国的经历很能说明这种机制。1990年代，迫于七国集团国家和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韩国推行金融自由化。一时间，短期资本如潮水般涌进韩国，从1993年120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670亿美元。随着外资纷纷撤出韩国，韩国经济过热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压力最终触发了1997年的大危机。韩国政府濒临违约困境，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救助。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附加条件之一，韩国还要进一步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韩国的金融机构和工业机构，进一步向外国资本开放。韩国股市成为“外国投资者的赌场”；2004年，外国人掌握了韩国股票的43％，韩国银行资本的39％。
美国其实是世界银行家，它能够利用外围债权国的资本盈余，通过金融市场让资本盈余再度回到外围新兴市场。新兴市场首当其冲要承受投机性冲击，而这种投机冲击则最终有利于维护美元霸权，尽管过去二十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外债在持续增长。金融一体化提高了居于中心的调整机制的弹性，金融工具的扩散、资金流动的激增在维护和拓展美元的世界货币角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资本盈余还被导流进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在这个市场贷款借钱的都是最贫穷、信用最差的人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市场的崩溃反映了两次大战之后创立的美元帝国的内在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难免造成损害，而损害的承受者首当其冲无疑是美国穷人，这类似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命运，至少现在是这样。
这种金融中介模式的许多机制是全新的，而且和战后世界的帝国主义新机制息息相关，但是与当年国际金本位制如日中天时支撑大英帝国霸业的机制一比较，还是历历可见一些惊人的相似处。当年，创制新的金融工具让英国利用殖民帝国确立了英镑的主导地位，由此不仅巩固了英国的霸权，还形成了能够把金融危机转嫁到外围的机制。
国际金本位制
和美元本位制一样，国际金本位制也是靠打仗确立起来的。法国战败以及普法战争后巴黎金融市场的凋敝，将流动资金集中到了伦敦。德国随后转向金本位制，使用法国的战争赔款获得英镑赔偿，为英国以最大的资本市场和贸易商的身份主导国际金融体系铺平了道路。
英国的霸业得益于英国国内金融革命的滋养。这场革命让英国巩同并发展了股份制银行和贴现银行。在世界各地商业中充当交换媒介的英镑汇票逐渐演变成一种金融机制。英镑汇票的使用不限于英格兰和大英帝国，它还可以在如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活动中充当交换媒介。不受英格兰银行控制的英镑汇票交易最终建筑了一个笼罩全球的信贷金字塔。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即便降到最低限，它也能借助一个平行的、不受监管的英镑汇票货币机制，吸纳和再循环使用资本。
同时，使用可兑换外汇（主要是英镑）来增加黄金储备的做法在战前的世界也很盛行。英帝国的属国均实行黄金一英镑本位制，把英镑问题完全当成本地货币问题，同时又保持对外可兑换性。这样一来，英镑体系整体获得了更大的弹性，有利于信贷扩张——只要英国眼看着英镑债权不断增加而能保持镇定自若（就像今天美国对待美元债权的态度）。这样，经过伦敦金融中心中介的私人资本流动在调节和再循环资本流动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支撑着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大规模扩张。
但是，主要金融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调整机制中存在不对称。英国一方面通过资本外流把流动性送回到外围，另一方面，在危机时期，它能够大幅削减投资和贷款，将调整的实际负担重新分配到外围。这种流动性危机在阿根廷1890年的霸菱银行危机期间就发生过，1890年又在巴西发生过，1893年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泡沫破裂时也发生过。英国突然抽走储蓄，加剧了这几场危机的严重性。但是，这些情况并没有危及到中心主要国家的货币的可兑换性。
“帝国体系”是这一进程的必要部分。所谓“帝国体系”就是支撑英国同帝国其他地区及外围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之关系的信用关系制度结构。以英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内部相联的多边贸易网络，英国以大英帝国的贸易盈余（特别是印度的贸易盈余）来填补它与美国和欧洲大陆的贸易赤字；这个多边贸易网络对于帝国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大英帝国提供了一个经过伦敦反向回笼的重要的盈余，而在当时，法国等国家不大愿意为英格兰银行提供这种必要的缓冲。
于是，印度和日本把它们的贸易盈余作为储蓄存在伦敦，为英格兰提供短期信贷的资金；同时，资本又以资本出口的形式回流到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初级产品出口国，由它们承担可兑换性危机和资本流动不稳定的巨大风险和损害。1880—1913年，工业中心共发生7次危机，外围新兴市场发生了25次危机。金融深化以及各国被纳入全球金融市场的格局，在金本位时期为英国的帝国主导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撑。
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的动荡不定，英国恢复“金本位”的努力付诸东流，均反映出帝国体系的种种矛盾。这个体系的根基是伦敦在面对联合王国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和帝国霸权消解的局面之时维持英镑主导地位的能力。有趣的是：在这一段霸业倾颓、战事不断、中心区经济动荡的时期（1919—1939），外围国家的危机发生率却低于中心国家（见表1）。这一现象既与金本位制时的格局相抵触，也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溃败之后那一时期的格局相抵触。在那个去全球化的时期（1919—1939），帝国主义国家对其“财产”的控制力损失很多，没有外围国家作安全阀，位于资本主义中心的国家就频繁爆发金融危机。
金融与帝国主义
金融的主导地位，以及将外围国家纳入全球金融体系，历来是主导国家确立和维护自己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地位的机制。英国在金本位时代的地位，美国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地位，都是对外围国家形成的帝国式金融主导权不断扩大培育起来的。每个继任世界银行家角色的国家，其背后都有支撑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从外围国家吸纳盈余的能力。私人资本流入外围新兴市场也为中心区的调整提供了缓冲；当中心区货币面临资本外流可能破坏其主导地位的前景时，私人资本流入外围新兴市场就能够避开投机性冲击。
一个主导国家的金融债务担当“国际货币”的角色和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生成国际流动性就要靠金融扩散。多边贸易关系里的主导地位和“债权人”地位，促使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地在国际结算中使用主导国家的货币，同时，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对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角色提供支撑。生成国际流动性需要由居于领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制造债务。可是，维持这种角色虽然需要这种债务负担，但越来越多的债务也会破坏该国货币的世界货币地位，因为它面临的前景是资本的投机性外流。这就是将一国货币当作国际货币使用的矛盾焦点。
从历史上看，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办法是将调整形成的负担大量转移到外围。国际金融市场的机制从来都是维护帝国霸权的工具。金融的支配地位，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金字塔所处的中心位置，均有助于保持美元的优越地位，维持外围国家的结构脆弱性。这里面既包括贸易顺差国家（没有和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竞争的国家，如中国和日本）——这类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策略将它们的经济同美国对进口的需求紧紧绑缚在一起，还包括外围的债务国（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这类国家直接承担着通货紧缩压力和脆弱性。
金融帝国的裂隙
最近五年，新兴市场又经历了一次私人资本流入的浪潮，2002年资本流入为1520亿美元，2006年底增加至5600多亿美元。投资者在金融创新中寻求新的利润边界，像私人股权集团和对冲基金等非传统金融中介在这十年的前六年间分别增长约14％和20％。这些机构采取迅速收购一定范围的资产类别（包括新兴市场债券和抵押债务债券）的方式，让银行能够超越银行业的传统限制，扩展借贷。但是，借助生成美元流动性促成全球市场国际间劳动分工的体系性、霸权性进程，同时也在强化对金融创新的渴求。全球经济失衡、寻求新兴市场的流动性激增，以及金融工具和市场的泛滥，已经让这个金融体系日益脆弱。
当年的欧沃伦—格尼银行是家数一数二的贴现银行，有“银行家之银行”的盛誉，其实力仅次于英格兰银行。就是这家银行在1866年几乎摧垮了伦敦的银行体系。一个多世纪后，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伦敦亲眼见证了自欧沃伦一格尼银行倒闭后第一次银行挤兑，储户们在北岩银行各分行外面排起了长龙等着提钱。1866年的危机是基于英镑的金本位制确立之前最后一次大混乱。它发生在新的金融构架整合世界市场并强使全球资本主义接受一国货币的主导地位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次时代危机。
马克思著书立说恰在黄金充当“世界货币”之时；他强调了国际支付体系内在的通货紧缩倾向，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间发生的收支危机具有蔓延效应。但马克思强调的是此类危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中心范围内的传播方式。现实情况是：全融主导地位日渐抬升，单一主导性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债务摇身变成了“世界货币”，这些现象已经影响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霸权国家可以借此避开国内通货紧缩调整的需求，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相反，随着金融脆弱性被输送到外围的债务国，通货紧缩调整带来的负担也被大量地转嫁给它们。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和帝国主义霸权的经济机制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不论是在金本位制的始作俑者英国的全盛期，还是在美国称霸的当代，都可以看出这种联系。
金融道激起人们对美元主导地位终结的担忧。当前的危机让大家看到了实行美元本位的种种局限和制约。当然，当前的危机也可能预示着一个多元货币本位制时代的到来。譬如，欧元就是美元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危机可能在中心国家造成更为显著的蔓延效应，就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一时期的状况一样。然而，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一直在积聚。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过去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增加到近年来的30％左右；亚洲与石油输出国家的中央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已经跃然成为令人瞩目的角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资金。主权财富基金已注入资金救助美国的美林公司和花旗银行；于此，我们会看到让外围债权国资金回流的新的制度性机制。同时，资本流动涌入新兴市场自8月以来有增无减；新兴市场指数即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指数在近期的信贷危机之后显现出强劲韧性。2008年1月21日股市大跌表明，出现金融危机蔓延，出现再度重建美元主导地位的外围震荡仍然还是一种可能。
（《环球视野》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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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玛•巴苏德范
2007年7—8月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发生危机，加速了资产担保证券市场的轰然倾颓，令多家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蒙受超过450亿美元的巨量资产冲减。在危机的震撼中，银行间拆借枯竭。随着信贷紧缩的蔓延，信心低落让债券保险公司和货币市场基金一筹莫展。2008年1月美国股市跳水，表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恶劣影响还在金融市场上作祟。美国为此失去了个工作岗位，遭遇到预料之中的大量资金赎回，许多观察家就此认为，信贷紧缩已经将美国经济推向衰退。
次贷市场崩溃有可能使银行运作新模式面临不利的境地：新模式允许银行机构将贷款转化为证券，从中牟利，也就是所谓的贷款证券化。贷款证券化就是把贷款切分成小份儿，重新打包成新证券投放到资本市场。这个操作过程也叫“风险分割”，银行可以通过放贷水平来提高流动性，而放贷水平常常超出货币管理部门强制执行的监管限制。这种情况下的放贷行为取决于资本市场购买证券化贷款的意愿。由此创造了各种复杂的、难以捉摸的债务工具（比如“抵押债务”和“结构性产品”），主要目的是把风险分摊给资本投资者。事实上，这个操作过程掩盖了市场中实际面临的风险和损失。定价风险和评价这些重新打包的证券的统计模型并未充分说明真实的风险。危机一来，投资者纷纷退出市场，市场颓萎，如秋风落叶，肃杀一片。
贷款证券化创造出在全球范围内买卖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全球化。世界各地的买家一直在投资这类资产；全球各地汇聚的资金超过一万亿美元——其中来自东亚和石油输出国的资金最多，被美国次贷市场吸纳，资助美国的购房人买房，拉动美国的消费增长。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次贷危机短时间内波及全世界：先是2007年7月IKB一家德国贷款银行需要救助，接着是BNP法国巴黎银行（法国最大的银行）出现麻烦，然后是英国的北岩银行遭遇挤兑风波。
银行业损失惨重，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不仅如此，由于信用危机已经导致美元的投机性抛售，美元的命运还可能飘摇不定。美元在连续五年贬值后急剧下跌，其间，美元与一篮子货币相比贬值25％。2008年1月，美元对欧元的汇率跌到前所未有的低点，达约1.48美元兑换1欧元，比2002年美元兑换欧元的最高值下降了40％。有迹象显示，中东的石油出口国可能要与美元脱钩，用美元之外的货币制定油价；有人担心，美元贬值必然要抬高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既而加剧全球通货膨胀；由此一观，美元帝国的金融大厦出现的这些裂缝便愈加清晰可见。
关于美元大厦将倾的预言不少，也不新鲜。20年来，美国的赤字和债务一直在增长，美元（还经过两轮升值和贬值）都挺过来了。美国为什么能应付不断增加的对外收支赤字而没有遭受大的投机冲击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元在国际交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今天，美元参与的外汇交易占全部外汇交易的86％；欧元是实力与美元最为接近的竞争货币，欧元参与的外汇交易占全部外汇交易的37％。约66％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约25％的外汇储备是欧元储备。美元持有人被牢牢固定在现在的位子上，因为美元抛售将导致美元币值急剧下跌，他们手里握有的美元价值就会缩水。
不过，要认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韧性，我们必须摸清它在美帝国主义霸权机制中所起作用的根源。这种机制深嵌在国际金融体系居间形成的信用关系的全球格局内。全球资本主义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金融化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所谓金融化是指金融交易呈爆炸性增长，金融的政治经济力量增强，促进了一种积累模式的形成；按照这种模式，实现盈利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各种金融渠道。金融越来越强势，为美国占据和维持自己国际金融市场中心的关键地位帮了大忙。问题是：与列宁主义的传统认识不一样，现今的帝国主义体制是由美国一个国家主导的，该国并不是一个资本输出大国，而是一个资本输入大国。美国的外债已经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美国还吸纳了世界资本输入量的约60％，而世界资本输入量的约37％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全球经济失衡状态使美国有条件扮演世界银行家的角色，将源于亚洲和石油输出国的剩余资本吸引到美国来，继而让这些资本进入外围的新兴市场，形成资本环流。
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增长的强力推动下，这种剩余资本环流模式在过去30年间使国际资本流动取得了巨大增长，也让美国有能力撑得起不断增多的外债和贸易赤字。还有，因为增加了可放贷金额，这种模式还为美国国内的廉价信贷添柴加薪。另外，新兴市场的金融脆弱性——这是美元环流造成的——提供了一种防御缓冲，遏制了针对美元的投机性冲击，故而有力支撑着美元的弹性。建立这种资本环流模式，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它的建立对长久维持美国经济帝国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美元本位制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的地位被大大削弱，而且它的收支压力很沉重（原因是它欠别国的债多，别国欠它的债少）。美国不同，一是本上未遭战火涂炭，二是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是最大的债权国。不过，要使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还必须有足够的美元参与流通。一定要想个办法，让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只有积累美元才能指望从美国进口物资，开展战后重建。于是，战后世界最醒目的事情就是一场场激烈的经济谈判，反映出在重塑国际货币体系时的对立与矛盾。最令人瞩目的事件是布雷顿森林会议。这次会议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国际机构奠定了基础；不论其初衷怎样，国际机构的建立最终使美国的主导地位制度化。这其中还包括阻止英镑重新抬头。
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初衷是要把它当作一种工具，支持扩张型的国家经济政策，让成员国能够克服贷款资金短缺之类的暂时流动性问题。然而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为了阻止真正意义上的多边机制的形成，一再打压和排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方面，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计划有利于给国际收支逆差提供资金，又有利于缓解美元短缺。上述因素，加上美国提供的经济、军事援助，为美元提供了有力支撑。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重新调整，变为对债务国实施通货紧缩约束的工具。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铸成美元本位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大事件，它标志着英镑被排挤到一边，丧失了国际货币的功能，还标志着华盛顿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有了质的转变。英镑遭遇投机性冲击，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余殃下，眼看着就要耗尽英国的美元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搬来挽救英镑。美国一方面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承诺将英国势力赶出苏伊士运河，另一方面尽可能减少为救援提供直接财政支持。危机过后恢复了资本管制，英国的银行在英镑区之外使用英镑为国际间贸易融资受到种种限制。英国金融家采取的办法是倚仗美元存款提供美元贷款，将英国进一步拖进“美帝国主义的怀抱”。于是，伦敦保住了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固化了它与美元国际霸权的关系。
1958年随着欧洲支付联盟的瓦解，欧洲恢复了（经常账户的）货币可兑换性，美国力图建立一种钉住美元的国际货币秩序的努力取得成效。然而，由于欧洲和日本成为美国的工业竞争对手，美国的经常账户平衡在1960年代那十年逐步恶化，持有美元的国家开始要求用黄金来兑换美元，针对美国黄金股票的投机性行为的可能性已经威胁到国际收支机制。1967年英镑贬值（跟着是1969年法郎贬值），针对黄金价格的投机压力加大，还有为越战筹集资金的非常需求，此三者顿时让这场危机变得异常严重。
但是，尽管1971年关闭了黄金窗口（而美国坚持按固定价格用黄金兑换美元），1973年又发生了美元“浮动”，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却没有被动摇。相反，国际货币安排在过去三十年间发生的变化，反而维护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一过程的关键是出现了不受监管的平行货币机制，而且这种机制发展迅速。
金融化与无监管的私人资本流动
甚至在布雷顿森林谈判期间，美国国内就有几股强大势力想方设法，力保以美元计价的私人资本流动作为替代解决国际流动性问题的官方渠道之外的另一种渠道。纽约银行家们强烈反对布雷顿森林协议中关于资本控制的条款（这些条款有可能妨碍美元的全球流动）。为什么反对呢？其一，他们担心接收欧洲的外逃资金这项赚钱生意以后不好做；其二，伦敦有可能利用外汇管制先发制人，不让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里抬头。美国自有一个日程表，它想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造成“纯”美元本位制；这个日程表形成的基础就是美国锐意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瓦解资本管制，给按美元计价的国际私人资本流撑腰。
资本管制措施是美国在1964年以后制定的，意在遏制脱离美元的投机性外逃。这类措施虽然不是很成功，但却为创立欧洲美元市场铺平了道路。这个市场形成于1960年代，构成这个市场的要素是外资银行或美国银行海外分行掌握的以美元计价的银行存款负债，因为那时候美国政府也在采取措施限制资本外流。后来证明，这个新生的海外市场，流动性强，又无制约，是鼓励外国投资者为美国赤字埋单的重要手段——给他们一个地方，叫他们用手里的美元盈利，而不是拿来出售。1974年美国取消资本管制，美国的跨国公司纷纷借助这个不断成长的市场为海外业务融资。
经过1973年的石油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贸易盈余有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作后盾借道欧洲美元市场的私人渠道开始再循环。曾有人提议，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渠道引入这些盈余，但是这类提议均未获得通过。1970年代，“欧佩克”国家以美元计算的贸易盈余纷纷通过这个市场进入再循环，使该市场不断成长，最终羽翼丰满，资本容量由1964年的90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1450亿美元；1981年，在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之前，该市场的资本容量已达亿美元。
这个海外市场的蓬勃发展标志着对具有种种限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背离。它还说明为维护美元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内部一致支持金融开放和金融一体化。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策划并实施的经济休克对于支持金融化的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是一个决定性事件。1970年代，鉴于对外贸易赤字连年激增、通胀压力日益加大的状况，美国采取紧缩措施，一方面收紧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稳定美元。这个步骤对于支撑和提升金融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开端；有人称之为金融政变。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险是金融市场的主力，经过这个时期均实现了长足发展。1990年代末，市场上的新角色，像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取得了巨大的金融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美国国内的阶级关系经历了一次大调整。收入被重新分配，普通工人却没有得到好处，因为工资被压减，大宗收入是靠金融投机、产权交易、风险套利获得。2004年，占全国人口1％的最富有人口得到了全国税后收入的14％，比1979年所占份额的7.5％提高近一倍。同一时期，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的最贫穷人口获得的税后收入的份额由1979年的6.8％降到了4．9％。不过，美国作为全球需求的发动机的角色一直未变。
个人储蓄在1970年代年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0％，在1999—2004年间这个比例下降到年均2％，而在2005年这个比例变成了负数。靠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资本流入使消费信贷激增，大批雇员和消费者深陷债务，而同时又维持了需求。1990年代，美国家庭的信用卡债务平均增加53％。年收入低于美元的家庭约有67％要承担信用卡债务；这一人群的债务增幅最大，达到184％，而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同期债务增长为28％。
向外围转嫁危机
金融创新导致金融工具泛滥。金融资产（债券、股票、银行资产的总和）增长，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25％。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维护美元的国际角色。这边，美国放宽金融监管；那边，又采取措施把拉美经济从“金融抑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拉美国家紧缩通货、放松管制、释放利率，大大助长了外国私人资本流入。被吸纳进国际银行体系的石油贸易盈余通过主权贷款被再度投入拉美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1970年代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增加一倍，1982年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这一时期，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四国的债务占第三世界总债务的近75％。
沃尔克的经济休克也是美元帝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它将外围国家更深地揽入美元帝国的怀抱。利率冲高立时让拉美债务国面临支付难题，由此爆发了1982年的债务危机，资本流入的洪流戛然停止。这场危机转而成为进一步推动金融化的工具，而推动力就源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若干套结构调整与稳定措施所执行的那些条款。“布雷迪计划”处置债务危机的法宝就是将债务转化为可买卖债券形式的股权。债权人出售这些债券，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更广泛地分散主权风险。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会因为融资需求，更加依赖国际资本市场。
对拉丁美洲而言，这“失去的十年”是一个私人资本流动涌向美国的十年。198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盈余萎缩，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美国分别于1985年和1987年促成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让美元有序贬值。这两个协议还明确了外国中央银行有捍卫美元稳定的责任。1990年代，美国面临资本净流出问题，上述格局直到1996年才有变化，而同时新兴市场再一次经历资本流动的大量涌进。1990年，外汇储备和存款仅有50％是美元。在私人资本大举流入发展中国家市场这一形势的催动下，加之1990年代外汇储备有所增长，到1998年时，美元在外汇储备里所占份额上升至70％，达到1970年代以来从未达到的水平。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私人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的第二波浪潮突然停止。1973年以后的私人资本流动格局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就是每逢危机到来，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流动就停下来，而流入美国的资本却大量增加；当私人资本流动恢复流向新兴市场之后，美国便会发生资本外流。这表明两个方向的流动是此消彼长、相互冲销的；流向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中断，促成私人资本向美国流动。
1987—1998年这十年间，新兴市场经历资本大量流入多达44次，而开放先进的经济体只经历9次，前者远多于后者。这些次资本流入有超过三分之一因为货币危机或突然逆转而戛然中止。其实，不妨说，经过浮动美元本位这段时期，金融脆弱的危险不成比例地被外围国家承担了。1973——1997年间，先进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发生金融危机44次，而外围国家发生金融危机达95次。从某种意义上讲，外围的危机对于紧跟着美元流动性转的国际货币体系来说起到了安全阀作用。在危机的影响下，资本以美元形式外逃，保住了美元的地位；同时，应对危机的措施——纾困救助方案——经过调整后也有助于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主导地位。
表1中心与外围的金融危机
时间段工业国家的金融危机次数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次数
1880—
1919—
1949—
1973—
资料：2002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第8716号。
韩国的经历很能说明这种机制。1990年代，迫于七国集团国家和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韩国推行金融自由化。一时间，短期资本如潮水般涌进韩国，从1993年120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670亿美元。随着外资纷纷撤出韩国，韩国经济过热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压力最终触发了1997年的大危机。韩国政府濒临违约困境，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救助。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附加条件之一，韩国还要进一步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韩国的金融机构和工业机构，进一步向外国资本开放。韩国股市成为“外国投资者的赌场”；2004年，外国人掌握了韩国股票的43％，韩国银行资本的39％。
美国其实是世界银行家，它能够利用外围债权国的资本盈余，通过金融市场让资本盈余再度回到外围新兴市场。新兴市场首当其冲要承受投机性冲击，而这种投机冲击则最终有利于维护美元霸权，尽管过去二十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外债在持续增长。金融一体化提高了居于中心的调整机制的弹性，金融工具的扩散、资金流动的激增在维护和拓展美元的世界货币角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资本盈余还被导流进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在这个市场贷款借钱的都是最贫穷、信用最差的人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市场的崩溃反映了两次大战之后创立的美元帝国的内在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难免造成损害，而损害的承受者首当其冲无疑是美国穷人，这类似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命运，至少现在是这样。
这种金融中介模式的许多机制是全新的，而且和战后世界的帝国主义新机制息息相关，但是与当年国际金本位制如日中天时支撑大英帝国霸业的机制一比较，还是历历可见一些惊人的相似处。当年，创制新的金融工具让英国利用殖民帝国确立了英镑的主导地位，由此不仅巩固了英国的霸权，还形成了能够把金融危机转嫁到外围的机制。
国际金本位制
和美元本位制一样，国际金本位制也是靠打仗确立起来的。法国战败以及普法战争后巴黎金融市场的凋敝，将流动资金集中到了伦敦。德国随后转向金本位制，使用法国的战争赔款获得英镑赔偿，为英国以最大的资本市场和贸易商的身份主导国际金融体系铺平了道路。
英国的霸业得益于英国国内金融革命的滋养。这场革命让英国巩同并发展了股份制银行和贴现银行。在世界各地商业中充当交换媒介的英镑汇票逐渐演变成一种金融机制。英镑汇票的使用不限于英格兰和大英帝国，它还可以在如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活动中充当交换媒介。不受英格兰银行控制的英镑汇票交易最终建筑了一个笼罩全球的信贷金字塔。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即便降到最低限，它也能借助一个平行的、不受监管的英镑汇票货币机制，吸纳和再循环使用资本。
同时，使用可兑换外汇（主要是英镑）来增加黄金储备的做法在战前的世界也很盛行。英帝国的属国均实行黄金一英镑本位制，把英镑问题完全当成本地货币问题，同时又保持对外可兑换性。这样一来，英镑体系整体获得了更大的弹性，有利于信贷扩张——只要英国眼看着英镑债权不断增加而能保持镇定自若（就像今天美国对待美元债权的态度）。这样，经过伦敦金融中心中介的私人资本流动在调节和再循环资本流动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支撑着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大规模扩张。
但是，主要金融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调整机制中存在不对称。英国一方面通过资本外流把流动性送回到外围，另一方面，在危机时期，它能够大幅削减投资和贷款，将调整的实际负担重新分配到外围。这种流动性危机在阿根廷1890年的霸菱银行危机期间就发生过，1890年又在巴西发生过，1893年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泡沫破裂时也发生过。英国突然抽走储蓄，加剧了这几场危机的严重性。但是，这些情况并没有危及到中心主要国家的货币的可兑换性。
“帝国体系”是这一进程的必要部分。所谓“帝国体系”就是支撑英国同帝国其他地区及外围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之关系的信用关系制度结构。以英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内部相联的多边贸易网络，英国以大英帝国的贸易盈余（特别是印度的贸易盈余）来填补它与美国和欧洲大陆的贸易赤字；这个多边贸易网络对于帝国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大英帝国提供了一个经过伦敦反向回笼的重要的盈余，而在当时，法国等国家不大愿意为英格兰银行提供这种必要的缓冲。
于是，印度和日本把它们的贸易盈余作为储蓄存在伦敦，为英格兰提供短期信贷的资金；同时，资本又以资本出口的形式回流到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初级产品出口国，由它们承担可兑换性危机和资本流动不稳定的巨大风险和损害。1880—1913年，工业中心共发生7次危机，外围新兴市场发生了25次危机。金融深化以及各国被纳入全球金融市场的格局，在金本位时期为英国的帝国主导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撑。
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的动荡不定，英国恢复“金本位”的努力付诸东流，均反映出帝国体系的种种矛盾。这个体系的根基是伦敦在面对联合王国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和帝国霸权消解的局面之时维持英镑主导地位的能力。有趣的是：在这一段霸业倾颓、战事不断、中心区经济动荡的时期（1919—1939），外围国家的危机发生率却低于中心国家（见表1）。这一现象既与金本位制时的格局相抵触，也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溃败之后那一时期的格局相抵触。在那个去全球化的时期（1919—1939），帝国主义国家对其“财产”的控制力损失很多，没有外围国家作安全阀，位于资本主义中心的国家就频繁爆发金融危机。
金融与帝国主义
金融的主导地位，以及将外围国家纳入全球金融体系，历来是主导国家确立和维护自己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地位的机制。英国在金本位时代的地位，美国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地位，都是对外围国家形成的帝国式金融主导权不断扩大培育起来的。每个继任世界银行家角色的国家，其背后都有支撑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从外围国家吸纳盈余的能力。私人资本流入外围新兴市场也为中心区的调整提供了缓冲；当中心区货币面临资本外流可能破坏其主导地位的前景时，私人资本流入外围新兴市场就能够避开投机性冲击。
一个主导国家的金融债务担当“国际货币”的角色和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生成国际流动性就要靠金融扩散。多边贸易关系里的主导地位和“债权人”地位，促使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地在国际结算中使用主导国家的货币，同时，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对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角色提供支撑。生成国际流动性需要由居于领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制造债务。可是，维持这种角色虽然需要这种债务负担，但越来越多的债务也会破坏该国货币的世界货币地位，因为它面临的前景是资本的投机性外流。这就是将一国货币当作国际货币使用的矛盾焦点。
从历史上看，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办法是将调整形成的负担大量转移到外围。国际金融市场的机制从来都是维护帝国霸权的工具。金融的支配地位，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金字塔所处的中心位置，均有助于保持美元的优越地位，维持外围国家的结构脆弱性。这里面既包括贸易顺差国家（没有和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竞争的国家，如中国和日本）——这类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策略将它们的经济同美国对进口的需求紧紧绑缚在一起，还包括外围的债务国（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这类国家直接承担着通货紧缩压力和脆弱性。
金融帝国的裂隙
最近五年，新兴市场又经历了一次私人资本流入的浪潮，2002年资本流入为1520亿美元，2006年底增加至5600多亿美元。投资者在金融创新中寻求新的利润边界，像私人股权集团和对冲基金等非传统金融中介在这十年的前六年间分别增长约14％和20％。这些机构采取迅速收购一定范围的资产类别（包括新兴市场债券和抵押债务债券）的方式，让银行能够超越银行业的传统限制，扩展借贷。但是，借助生成美元流动性促成全球市场国际间劳动分工的体系性、霸权性进程，同时也在强化对金融创新的渴求。全球经济失衡、寻求新兴市场的流动性激增，以及金融工具和市场的泛滥，已经让这个金融体系日益脆弱。
当年的欧沃伦—格尼银行是家数一数二的贴现银行，有“银行家之银行”的盛誉，其实力仅次于英格兰银行。就是这家银行在1866年几乎摧垮了伦敦的银行体系。一个多世纪后，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伦敦亲眼见证了自欧沃伦一格尼银行倒闭后第一次银行挤兑，储户们在北岩银行各分行外面排起了长龙等着提钱。1866年的危机是基于英镑的金本位制确立之前最后一次大混乱。它发生在新的金融构架整合世界市场并强使全球资本主义接受一国货币的主导地位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次时代危机。
马克思著书立说恰在黄金充当“世界货币”之时；他强调了国际支付体系内在的通货紧缩倾向，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间发生的收支危机具有蔓延效应。但马克思强调的是此类危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中心范围内的传播方式。现实情况是：全融主导地位日渐抬升，单一主导性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债务摇身变成了“世界货币”，这些现象已经影响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霸权国家可以借此避开国内通货紧缩调整的需求，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相反，随着金融脆弱性被输送到外围的债务国，通货紧缩调整带来的负担也被大量地转嫁给它们。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和帝国主义霸权的经济机制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不论是在金本位制的始作俑者英国的全盛期，还是在美国称霸的当代，都可以看出这种联系。
金融道激起人们对美元主导地位终结的担忧。当前的危机让大家看到了实行美元本位的种种局限和制约。当然，当前的危机也可能预示着一个多元货币本位制时代的到来。譬如，欧元就是美元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危机可能在中心国家造成更为显著的蔓延效应，就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一时期的状况一样。然而，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一直在积聚。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过去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增加到近年来的30％左右；亚洲与石油输出国家的中央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已经跃然成为令人瞩目的角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资金。主权财富基金已注入资金救助美国的美林公司和花旗银行；于此，我们会看到让外围债权国资金回流的新的制度性机制。同时，资本流动涌入新兴市场自8月以来有增无减；新兴市场指数即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指数在近期的信贷危机之后显现出强劲韧性。2008年1月21日股市大跌表明，出现金融危机蔓延，出现再度重建美元主导地位的外围震荡仍然还是一种可能。
（《环球视野》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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