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校内论坛发帖《二十世纪中国弘道四门代表》，引起反响。在针锋相对的论辩中，将我逐渐推到毛泽东信仰复兴的坚定支持者。论辩过程中，可以深切感受到师生中左右争议焦点就是对毛泽东及文革评价问题。右的力量代有继承，不但人数多，而且还操控论坛话语权。知识分子中左的力量因自身小资的软弱性，不愿与右针锋相对，一旦针锋相对，矛盾突出，官方马上就论题继续发言权将左右都封了，以免矛盾扩大化。这是我精神之旅上成长的环节。现将当时没能发出的论辩小结及论辩过程列出。

　　小结：　　

　　1、以题目而论，我的思维取法有些简单化：选取二十世纪四座高峰，与孔道四门及绵延千载的经史子集比附，究竟能否成立是个大胆假设。　　　

　　2、对中华文化文以载道的进程抱着先入为主的信仰理念，　坚信大道隐含于历代相传的坟典中。这种态度正确与否，还有待商榷。　　　

　　3、没有想到展开后成了对毛的评价问题。看来有些问题，一旦提出，问题本身就有了自己的发展生命。大家的持续关怀，激活了我将其与陈寅恪的印证。是天意还是巧合，还是必然，我有了另一个坚信就是二十世纪真正懂毛泽东人很少，也许仅有陈寅恪、郭沫若数人而已。至于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还待未来确认。　　

　　4、我在五年前也和论辩的两位老师一样，对毛时代的独裁可以说用痛恨表达都不为过。后来发生变化，就是读了张宏良和老田写的文革系列文章，我发现其实对他理解还不够，才持续跟进左派的观点。我没有亲身经历那个时代的苦于乐，只是抱着旁观者的立场，在关注着左右的争论。我发现左的基本持有的相对公义的立场更多，右的更多源于对那个时代刻骨铭心的痛而显得讲理不足。因此我略有向左偏。　　　

　　5、在争论进一步深化过程中，我越发觉得立足点应该立足现实，而不能再立足几十年前，因为持续的批评甚至可以说丑化毛，对我们国家的当代及发展已经没有太大的帮助。尤其是人家已经兵临城下，并利用我们经济漏洞，将我们已经捆绑在对方的战车上，国家已经处于很被动的发展状态。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任何举措，对付新的困境都无济于事，甚至越陷越深。而毛时代的策略也许更能改变新局，才促使我进一步认为如果再对毛不予以重大的新的积极的评价，我们可能彻底不能摆脱危局了。尤其是人心，如果在一个诸侯争霸的时代，自己内部人心都散了，必将成为待宰的羔羊。这种现实关怀，促使我与两位老师发生了很大分歧。　　　

　　6、两位老师越想压低毛的价值，反倒促使我越加坚定了对毛的护国灵魂的重新崛起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崛起的必然性。我从对其遗体的态度加以分析，整合对传统的上天信仰，认为这是出路。就象一位旁观者说的，到这一步时，我已经真正信仰化了。而这种信仰的确立与完成，就是在此争论中完成。　　　

　　7、促使我如此坚定，也是看到两位老师没有给出现实问题解决的路径。如果真有有效途径能说服我，我的这种信仰可能就会动摇。这也是我和大多数年轻人都关心的问题。具体问题就是：如何有效整治时下的人心？　如何有效解决官场腐败？　如何让奴性思维彻底改变？　如何应对文化入侵？　如何摆脱经济的危局？　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摆脱困境？　如果上述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理论解答，我想现代史的研究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问题归结有两点：如何解决心灵与欲望的关系问题？如何坚持“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新时代宪章？这两个问题归结一点就是：如何让奴隶觉醒并站立起来？　　

　　以下将论辩过程中一些主要帖子列出，这是一场一小右对众右，最后将小右变左与众右的征战：　　

　　高山：

　　论语先进篇介绍了弘扬大道的四门及其当时的代表：“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中国二十世纪弘扬大道的先进代表：德行：王国维，他以死殉道。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言语：陈寅恪，他提醒国人“读书须先识字。”并留下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八字为主轴的煌煌史学论著。八个字的背后，事关大道信仰。王陈结成护道的对子，足见德行与历史著作的关系。政事：毛泽东。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跑了蒋介石；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留给后世从政者的名言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学：鲁迅。他喊出了没有大道的礼教杀人。他留下了传世的众多文学形象，如阿Q等各色人物。毛泽东与鲁迅结成对子，足见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毛泽东多次称赞鲁迅并引为同道就是证据。他们的共同点：1、精神独立，崇尚气节；2、言行一致，表里如一。3、思想自由，智慧超拔。4、理性绝伦，通辨证法。他们的差异类同于孔子四大门人子张、子夏、曾子、子贡的差异，见论语子张篇。　　

　　附件：1929年6月2日，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海宁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简约，宜铭之贞眠，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仅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所，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网1：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知毛之“引蛇出洞”所为何事？盖“阳谋”乎？　　

　　高山：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如此、布什如此，毛亦如此。以一而道三，可也？！你的评论也正如司马迁评汉武帝，二十四史每传后都有评说，正史家求真后还回社会公道与正义之所在呀！　　

　　网2：

　　“政事：毛泽东。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跑了蒋介石；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留给后世从政者的名言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太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挑拨离间！　　

　　高山：

　　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　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制衡欧美，保全中国，鼎足而三，是其最大“挑拨离间”之功业呀！舍小义取大义，伟大政治家莫不如此！古今中外无出其外！此谓辨证法之大用呀！不如此不足以成事，也不足以震慑小人呀！看来评断历史人物标准还是用孔子的为好呀！不用谈远方的事，了解下萧老师的政事，就知道什么叫政道了！　　

　　网3：

　　太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挑拨离间！　　

　　非也，还有一件——拆桥——在过河之后。　　

　　高山：

　　政治就是民心向背：“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谈及国际政治时说的。能够做到这点，只有是“内心是君子，外表是小人”政治家才能办到。关于什么是政治，毛泽东说政治就是民心向背。民心如果都有大道，这个事情还好办。但自大道逐渐走出人的心中，现实世界只有少数人心中才有大道的情况下，来顺应民心，其实就是顺应民欲。回忆中国历史，历代农民起义尤其宋以后，基本是在解决农民的土地再分配问题，包括小平同志启动经济改革，也是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物质利益，还是物质利益，是第一位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照说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远远高出解放初，甚至文革晚期。但依然是贪官广布，民间财产纷争不断。说明什么呢，是人心不足吗？其实是人的欲望无限制发展。按如此取向发展，即使地球上其他近五十亿人口消失，资源都归我们十三亿也还会不满足不。在中国，节制欲望的缰索，民间的各种纯正宗教信仰可以做些工作，但最主要的还是政治家的技艺。尤其是我们没有超越信仰后，对政治家要求就更高了。正如温家宝总理的诗中的呼吁，我们应该多多仰望星空！历代政治家，没有不毁誉参半的。因为评价者所站立场不同，自然评断就有分歧，谁也没有能力改变每个人的判断。毛时代如此，当今时代亦如此。孔子也说看一个人如何：大家都说他好，有问题；大家都说他不好也有问题。调查下，如果是君子说他好，小人说他不好，那他才真的好。君子说他不好，小人说他好，他才真的有问题。这是上天赐予每个民族或种族共同的判断依据，即没有被欲望遮蔽的心灵。民众中缺少大道，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如伯夷、叔齐饿死也要守义。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求政治家完全道德地解决问题，无益于是乌托邦的理想。能够将民众的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是政治家最应该做的。而不是挑起本来已经迷失心灵的人的物欲，那势必物欲横流，最终将会是社会动乱。这也是毛时代饿死“三千万”而没有发生社会动乱的关键呀。而文革将人性中的私欲释放，看似公心的民众，其实是另一种意识状态的私欲膨胀。（私欲由眼耳鼻舌身意，这里的私欲指由意引起的。）确实出了问题。文革由毛发动，到最后又能扭转节制回来，这也是做到有错必纠了，小布什的遗憾，可能由他自己已经完不成了。对政治家的正确与错误判断，就是看他是否将人的心灵擦亮和欲望节制到能放能收。如今，我们就面临开放以来私欲的再次节制，不知道政治家是否能做到。前两天看十教授呼吁政府积极以救股市来挽救经济下滑，这方向就错了。法制不健全，20万亿一年时间已经灰飞湮灭，即使政府再将计划刺激经济增长的4万亿全放进去，也无济于事。当下是降低欲望，整治人心才好，尤其是教育方面，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小乱已经开始，那么大乱也为期不远了。教育呀，教化呀，是关键。很难想象高校作为社会的心脏已经到了令人发指地步，其他问题还能根本解决。政治家们，希望不要怕挨骂而无所作为，那最终还是挨骂！老师是灵魂工程师，政治家是最大的灵魂工程师。想想，我们一个家庭的人心都不一定搞定，一个老师连所带学生的心都搞不定，何必苛求政治家让每个人都说好呢！？盖棺定论目的，是给后人借鉴用的，而不是讨伐逝者。回过头再看下经史子集与政治的关系：经主要是关于弘道中德行与政事门的；史主要记录评断历史上的人和事，给予真实的描述恰当的评断，启示后来者寻求同道，慎言慎行用的，属于言语门；子是官方没有公开倡导但也没有严厉禁止的关于调整德行与政事用的，属于政道及左道门兼有；集应该说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赞美自己、赞他人、赞社会、赞人生，尤其以载道为指向，这里有大批觉悟者的记录，主要指文学门。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就是挖掘真相，描述真相，评断真相。当然这个评断标准，还是大道为是。因此评价毛泽东，如不站在历史高度将其客观放入历史长河中，而更多依凭个人直接体验或间接体验，是很难让人信服的。评价政治家的唯有大道。前面有大道，后面还会有。找不着道，依据一些似是非的表象轻易下评断，恐怕离天道就远了。伟人自有伟人的评价序列。大道无情，却生育天地，养化万物。道似无情却有情。有情又不能无原则，因此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看下1936年毛泽东自我预计定位：沁园春　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关于对毛的评价，其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三千万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我也就常理进行如下思考，以示异议：　　

　　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全国有44822乡镇及街道办事处，如果死三千万就意味每个乡750人，如果每个乡镇平均15个村，那就意味着每个村至少死50人。这是按照现在的乡村数。如果按照当时乡村街道数目应该还会少，那么就是死亡的数字将会多于50人，估算每个村70到80人。据家父介绍，我们村一天每人三两粮，因喝稀粥的膀肿的很多，但是没有饿死的，附近村死的几个人，也是年纪大或有病的。可见，地区差异很大。因此这个三千万死亡数字就落到局部地区了，按照有一半地区这样计算，就是每个村将会有150人死亡，如果再减少到四分之一地区，将街道村子将有300人。因此调查下这样的村子还剩几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村里没死人，说明一般身体正常是不会饿死的。那就意味着一些地区没有给足三两粮，或者没有建本村膀肿医院，导致染上疾病或瘟疫而死的，但绝不是饿死的。那么说饿死三千万就不是客观的了，应该是讨武檄文那样的政治文学家的文笔了。饿死与病死是有区别的。　　

　　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是全国性的灾难应归罪于第一责任人，如果是地方的问题，地方责任人更应负主要责任。我们不能因为咱们学校没有搞好，埋怨胡锦涛不行，而是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因此对第一责任人的评价很重要。　　

　　第一责任人都是代天、法天来生生所在众生的，象老天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靠天吃饭的国度，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归罪于第一责任人有上天的意思。能平均给出三两粮能最小限度地解决饥饿问题。我想做到遇天难尽人事应做的也可以了。如果民众继续将罪归于他一人，那也是不合天意的。　　

　　吃饭问题要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也要解决。确实是天意不可违呀！现在，不还有一家人穿一条裤子出入的吗？这可能是需要历史地及现实地解决更严重的政治问题！不患寡而不安不均是没有道的心态，此状态的人一多，社会就没有道理可讲了！看下现在还有几个人真讲道理真行道，就知道问题有多严重了。而高校作为布道场，已经好久不谈道了，不是吗？看看身边的言行可用心判断得出结论了。　　

　　网4：

　　按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来看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功过就不难发现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意图伦理”指的是关怀最终的目的，其关键是保持意图的纯真而不考虑行为的后果，对秉持这种伦理的人而言，只要意图是对的，结果如何他不负责。“责任伦理”则指对自己的政治行为应考虑其可以预见的后果，并为其承担应有的责任。毛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既然一力发起“反右”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并且造成了惨重的后果就应该有承担这个责任的魄力与勇气，光意图纯洁有什么用，真正应该受到评价的是这个意图造成的后果，“功过任由后人说”是每一个历史人物不可避免的命运，你有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他，我就有权利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价，看评价者认为哪个角度更符合自己的价值观而已，孰是孰非，后世自有公论！

　　网5：

　　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如下：　　

　　总铺公社鹿塘大队张洼小队社员代表王庭华质问副县长宋兆银说：“58年你带我们去官沟水库去挖干渠，饭都不给吃，还叫五天五夜不睡觉，哪个能吃得消？去年，我们村饿死了一二百人，县长你知道吗？”　　

　　总铺公社国光大队社员代表说：“县委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们庄300多人就死了87个，说起来真痛心哪！”　　

　　殷涧公社凤阳山大队占家小队支部书记武善兰说：“60年春天，县委给群众吃的山芋干，由于已经变质，苦味难闻，群众说是吃汤药。结果加剧了浮肿病，4月份仅10天时间就死了27人。”　　

　　武店公社党委书记万德元说：“59年在武店开烤烟现场会，县委明知道没有这么多烟叶，硬说有。县委书记处书记董安春让一个驮子的烟分三个驴了驮，显得烟卖得多。他还布置，对饿得脸色不好的社员要看紧，不让他们上街，免得让外面知道。饿死的人要埋3尺，上面还要种上庄稼。”　　

　　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代表李金明说：“1959年我们收35000斤粮食，叫征购58000斤，结果我们交33000斤，社员只吃2000斤。真的没有粮食了，群众吃麻叶子，什么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汇报：我们没有吃的了。他说我带头闹粮，要开除我的党籍。结果我们280人，死后还剩170　人。我家5口人，死掉4个，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个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队代表说：“1959年秋，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们那检查工作，还向干部说：目前是大好形势。我们队原有2500多人，现在只剩1300多人，死那么多，我们向董安春汇报，他还说我们玩花样。我们带他去看死人，他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队社员代表王夕周说；“这两年尽说鬼话，以上压下。58年谁讲真话就揪谁。这两年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以小报大的结果。报的都是千斤田、万斤田，这刮的是鬼头风，刮一年人都死光蛋了。我们那里北山下有一户叫曹玉乐的，一家34口人，就死了30人，只剩下4人。曹泽祥死了没人埋，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黄湾公社荷花大队生产组长杨大松说：“59年我们队实际只有2000斤粮食，大队干部周友香硬叫我们报10000斤，我说没有这么多，就说我思想右倾，批我两天。结果，我们庄子原来582人，死了80多人。”张湾小队支部书记崔厚军补充说：“大队书记周友香不准白天埋死人，说影响不好。有一次，黄德良替人家抬了一个死人，就批斗他两天。”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总支书记王焕业说：“60年春天，工作组钱轩家里死了11口人。开始死人时家里来人送信，他摇摇手，不让讲，带几个钱回去处理就算了。最后只剩3个人，实在没办法了，就请示领导把3个孩子户口粮油关系迁到机关来。请示再请示，到批准时，3个孩了也饿死了。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桥工作组张玉朴说：“张牙庄原来42个劳动力，现在很少了。我母亲死了，老百姓吃代食品屙不出屎，屎带血，用草棍捅。我回单位向检察长反映，说我反三大万岁，诬蔑人民公社，斗我三天，写了6份检查。要不是徐部长，就把我划成右［p241］倾机会主义分子了。1960年春天，我家5口人都死了，我就带出一个小孩来。死了哪敢讲，就说病死了算了，只好睁眼倒瞎霉。”　　

　　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梦在会上发言说：“今年（1960）春天，生活困难，顿顿饭都不离草。王家湖有37户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小孩子们看到我说：老主任，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惨哪！”　　

　　考城大队代表王家凤说：“我家20口人，去年（1960）死掉10口。我的4岁的小孩有一天对他娘说：‘把我送走吧，再过几天我就要饿死了！’”　　

　　府城公社红旗大队生产组长陈守先说：“60年春天，光蔡庄一个地方就死80多人。当地干部还组织一个送病专业队，专门抬人。”武店公社今天在会上发言13人，就有4个伤心痛哭。考城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人，现在只3200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我家6口人，死掉4口，还有两口人。我是最后一个喂牛的，快要接上夏收，才没有死，12个喂牛的人都死了。”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了。　　

　　武店公社光明大队姚营生产队社员代表姚继山说：“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好，就是凤阳县委不好。58年秋种每亩地下种四五十斤，甚至几百斤，结果搞的不能收。59年没有粮食硬叫报，没有办法就报空。说这里有几千斤，那里还有几千斤。报过不算还要兑现，朝屌上兑！我们光明原有1630多人，死了800多人。姚正会家饿急了扒死小孩吃。人心都是肉做的，眼泪往肚里流。这都是县委一手造成的，破坏党和毛主席的名誉。”　　

　　殷涧公社社员代表发言指出他那里饥荒的严重情况，殷山生产队，原来有217人，一冬春就死了95人，小殷家一个庄子39人就死了22人，夏黄小组原来70多人，死了48人。　　

　　曹店公社中心大队上宋小队耿沈小组社员代表耿＊说：“今春上（指1960年）上宋小组劳动力死得太多了，没有人［p242］埋，从我们耿沈抽人去埋。我们埋了半天只埋5人。这么惨的事由谁负责呀？我看主要是县委。”　府城公社社员代表洪冠群说：“金传之因偷几只山羊，队长葛＊＊不给饭吃，全家四口人被活活饿死。”杨学群（小队书记）说：“马玉新生病还叫犁田，跟不上犁说是装病，结果被绑打，扣饭致死。她死在家里没人知道，小孩还趴在身上吃奶，三天没吃着也饿死了。”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社员代表宫学仁说；“我们宫李家80户不到，就死掉59人，牛、驴死光了，房屋倒塌50多间，全队1400多亩田，去年就荒掉1000亩。干部还像活阎王一样，排着队打社员，哪有百姓过的日子！”　山河大队1958年有5536人，现在只有2970人，其中死亡1558人，占总人口的28.1％；劳力下降1375个，占整半劳力的48.8％。　　

　　武店公社凤龙大队生产组长唐秀棋说：“60年我们那里死人很多，小唐家死了一半，门西、武庄两地，一家一家全死光了。现在我们那里犁田的都是小孩。”　　

　　与会代表还揭露了大量惨无人道的事实。大溪河大队郑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的母亲有病（饿病），找生产组长花某要点面给母亲吃，花说：“还给她饭吃？都快要死了。还不如趁犁田人中午没回来给她埋了算了。”常不同意，花说：“你不同意就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没办法，只好把没断气的母亲埋掉。——摘自《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第四期（1961年1月8日）、第五期（1月9日）、第六期（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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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地委联合检查组伞陂寺公社小组：《关于潢川县伞陂寺公社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摘录）1960年6月3日。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14.5％，谈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21户、96人，死5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53％，死绝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原有23户、119人，死51人，死绝3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具尸体。　　

　　全社10月半开始停伙，到12月7日，共停伙53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　　

　　朱岗食堂，37户，共138人，死亡47人，死绝5户。没死人的户是干部、会计和劳动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绝户是劳动力少，没人挖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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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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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元月24日…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孩子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　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见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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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到期961年，粮食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分别达到29·15％、28·29％、和28·46％。特别是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75·2亿斤，征购则达到21·4亿斤，购后农村每人留粮321·6斤，是新中国建立后最低的一年。就连关中地区一些主要产粮县的群众也难以避免挨饿，据当年礼泉、乾县、咸阳、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澄城、合阳、大荔、华阴、临潼等关中13个主要产粮县的调查，从1月到5月上半月，每人平均只有口粮50多斤，无粮吃的就有20多万人，家家都在搞‘瓜菜代’。到年底，外出换粮的达10·4万人，逃荒的约有7000人。许多地方发生了浮肿、干瘦病，全省浮肿病人达4万多人，安康地区饿死5000多人”。——《陕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第113页。　　

　　高山：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我没有异议。但不能违背一些基本常识：一、常理；每个人一天三两粮，我们村没有饿死的，说明死因不是粮食多少的问题，而是饿的原因以外的问题，这是常理。说饿死三千万，需要说明分配是不均匀，有的人少分了，死才说得通。或者先天体质原因或其他疾病造成的，死三千万才让人更信服，而那就不是饿死的了。二、辨证地看问题。任何有作为的行动，都会带来正面与反面的结果。从你提出意图伦理辩解，至少你还认可他的意图。那么就是责任伦理，就是后果。谈后果，那就必须谈原因，那么原因是什么？意图没问题，就是执行意图有问题。那么是谁执行的，从总理向下都是执行者。那么他们是怎么执行的？真的象打三大战役那样执行了吗？这是一个问题关键。我不知道你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革真正了解多少？我是出生在后公社时代，有看到农民出工不出力一面，但对公社也看到了积极一面，比如机械化。每年农机所的拖拉机都来翻地、打陇，节省了多少了人力和节约了多少时间呀，解放了多少劳动力呀。就拖拉机本身的使用，就是给工业找市场，发展重工业才有后劲呀。对比下，我们那里现在依然也没有大规模的机械化。我想我们的重工业下落，从国企工人下岗就可以看出这个事实。如此想，你还能只说人民公社不足一面吗？文革消极的一面老师们说的够多了，辨证看下它的积极作用：如解决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到目前有哪样能和四大的法子管用？而今天无论为官者和百姓，对腐败及官僚主义有几个不骂的？但都是该腐败继续自得其乐，该报怨依然敢怒不敢言。我们不能给孩子洗澡倒脏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这就是辨证。如果辨证看，你就不会说换角度了，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一个角度，也需要辨证呀！三、政治立场问题。依据欲望确定立场，那就是我得到多大利益才最好。依据心灵确定立场，就是我是否公道判断了。无论从前一个利益也好，还是后一个也好，都将决定你是否与大多数站在一起。例如，我找不到工作，我会站在什么立场？我是个讲义的人，我会想能否站在人多还是人少的一边才公道些？那么只批判不继承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原因？对上述四大运动，我认为就是应该有批判有继承，才能符合历史真实，也符合现实改革的需要。因此问下自己的心，我是站在公与私、善与恶的那一边的？这好像是文革的术语，其实论语早就说过了。不要又上纲到这。这就是第四个原则？四、尊重传统。我们百年来自己批判传统甚至抛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其实就是拔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比较一下中美传统：美国公平的市场经济，前提是承认人是自私的；我们人生立足，两千多年来是讲人是善的，需要讲仁的；市场经济讲竞争的，我们则讲中庸和谐；美国市场经济是有上帝加法律约束的，是事先的设定；我们则靠世俗的道德仁义谈合作，靠刑罚来事后惩罚。因此我们谈历史问题以西方标准，就是一无是处：要民主没民主，要法律没法律，要上帝没上帝。这样历史就只有耻辱，我们连最近六十年的传统都彻底否定。那么我们靠什么立国安民呢？就好像今天的自己全盘否定昨天的自己，那我究竟是谁呢？就会出现，别人说你是谁你就是谁。难道不是吗？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呢？台湾学者提醒大陆学者评价毛时代时：不能用假话批判谎言。推荐大家看浙江大学郑强教授的报告。　　

　　政治是一种信仰：探讨政治家是与非、正确与错误问题，是历史学家的事。政治家的事情就是思考、抉择和坚持一种信仰。就象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装》启示给我们的，皇帝相信了骗子的谎言，但一旦他选择上游行展览，就无法回头、也不能回头，即使是听到孩子揭穿那是假的，他也要维护到结束。政治就是如此，就象布什选择了对伊战争，他选择了就很难改变了。只有坚持，即使是错误的战争，也要坚持到胜利，也许根本不能胜利，但也必须信心十足地说：我们会胜利！我们胜利了！而只有整个过程结束了，他才会说遗憾。毛也是，他说对他建国后的政治行为可以三七评。其实也就是有遗憾，有后悔。但运动一旦开始，运动就有了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因此有作为的政治家，就是不断在他人和自己的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尽可能不犯同类错误，就这也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每次事件背后都有其特殊性，没有把握住这个特殊性，老错误会依然重现。可以说冥冥中自有天意。但好的政治家行事准则，就是坚持。其实北朝鲜对我们很有启示，他们现在依然在走着我们几十年前走的路，但不能说他落后还是进步。因为你的标准如果不是他的标准，就不可能理解他为什么如此？简单地说他们思想落伍，就过于简单化了。好比我们俗人看和尚道士，按世俗标准，他们过的其实是苦行僧的生活，谈不上有多享受。但为什么人家坚持，这就是信仰。因此，政治的正确与否，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坚持，坚持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态度。如果我们坚持市场经济，你无法说他是对与错，因为一直在运动过程中，它只要没有改变方向，就是对的。从政治角度讲，就必须歌颂。不歌颂，不坚持，即使真的正确，也会是错误。这是人的宿命。史学家与政治家工作不同，他的任务在于记述与批判。批判一种信仰，必须是用一种信仰来完成才有价值和作用。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就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信仰对另一种信念的剥夺与代替。因此历史学者本身就是信仰主义者，如果没有信仰，那么只能描述、考据，却很难批判，也就很难发挥为人间立法的作用。那么我们信仰的依据如何获得呢？又必须是从自己的传统吸取营养，继续历史的主流。即使中途遇到阻挡，也应坚持。如果象现实政治家一样很快放弃，那么历史学者的职能就失去了。立法者是孤独的，各种信仰经典描述，都说明了这一点。那么有志于从事历史的学者，就只能在书斋中完成自己的宏图大业，用心血勾勒出足以改变历史轨道的法则。而不是到处作秀、欢宴、迎来送往，尤其需要耐住清贫与寂寞，直到完成自己的使命。史学家写的东西往往不是给当代人看的，常常是给后人看的。当然因生计原因，不得不做些应景东东，那也不是不可原谅的。毕竟生活下去是立法的前提。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良苦用心了。当然完成得道工作后，就是积极传道、布道，这就是象基督牧师一样奔走相告，“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来救我们了。”这种坚持，源于信仰、源于传统、源于自身的再认识与改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史学家又积极入世的另一面。因为他找到一条要立的法，就要为法的执行而努力，言行一致是史学家的表现，政治家可能会违心做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史学家与政治家既对立又统一了。一个要传播新的立法，一个要维护正在运行的规则。这就是魏征与唐太宗留给我们的启示。有些开风气的史学家，立的法则需要后续的史学家跟进推动，因为信仰需要宣传。哪怕是掉头流血，也要坚持。因此伟大的史学家与后继的史学家需要结盟，形成拉通古今的千里战线，抵御颠覆者的力量。民族的史学家是维护自己种族的坚贞力量，而不是带头妥协。因此祝愿还没有找到信仰的史学工作者继续找寻与构建历史长城，一起护卫与开辟族群新的生命行程。我找到的就是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期待政治家也来遵守这条新的宪法，为族群作出更大的贡献。　　

　　网5：

　　高山先生：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不看书就空发议论”，抛开史实、史料高谈阔论（你本可以考证史料的真伪），这恐怕是最恶劣的学风了。“需要说明分配是不均匀，有的人少分了，死才说得通”，那么，你为什么不去证明“分配是不均匀，有的人少分了”来否定那些你认为不真实的说法？你的那种想当然的计算死人的方法，面对档案馆里发黄的历史资料和无数亲历者的记忆，你不觉得荒唐吗？比之那些“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学者，为一个数据跑遍全国的档案馆、寻访亲历者、当事人的学者，你不觉得你坐而论道的推理是对史学家的嘲弄吗？如果你那也叫“常识”，还要史学家干什么，史学家还有什么求实、求真精神？你所推崇的陈寅恪是这样的吗？　　

　　历史学家认为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我们理解对同一个史料的不同解读，但我们无法理解毫无根据的高谈阔论。我经常给学生说，首先要搞清是什么，然后再谈为什么，这是大学历史专业的学生在四年里要养成的基本素质。我很怀疑你对中国当代史和史料到底有多少了解？送给你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历史学需要理论，但这种理论不是宗教、神学理论，它同样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我在论坛上看过你很多理论文章，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实话说，前矛后盾，云山雾罩，基本上看不懂，但有一点是看明白了，你极力要维护一个你心中的“尊神”，正如你所言：“把毛泽东作为中国的耶酥吧”，当然异教徒们是不可以讨论“耶酥”的，因为异教徒们只能玷污神灵。　　　

　　所以，任何史料对你都是没有意义的，掌握史料对你并不重要，你只需要坚守你的“信仰”。　　

　　高山：

　　老师，是我尊敬的老师之一，是满怀激情的一位老师，也是对学生有感情的老师。我感谢从您身上学到的。不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果说我尊神，确实立了四尊：王国维、陈寅恪、毛泽东、鲁迅。我们不能因为关公走麦城了就不敬重忠义神了。其共通之处，也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于史料问题，我确实了解很少。但如果用常识都能驳倒的史料还值得尊重，那不是我的风格。至于分配不均，那就是执行者的问题了，又撇开了与毛的具体关系了。中央安排高校好好教教毛泽东思想，好好尊重尊重。尊重了怎么会成了不应该的事，那就请这门课推出高校才是。但我们没有这个决策权。所以还只好诚心诚意地学点东西。否则上课只讲现实假丑恶不讲历史真善美，那就误人子弟了。孔子教学是导善求真追美的。我从孔子！从个人经验讲，换下心眼看世界，就到处是碧水蓝天，禅意无限。看我前面谈及沧州一中人问题就是心中充满苦毒，现在想来对学弟学妹们实在是影响不好！世界都将过去，而大地和长天依旧！祝老师心安！　　

　　网6：

　　我还是不明白死因不是粮食多少的问题还会是什么，营养不良？先天体质弱？其他疾病？我就不相信在粮食供应正常的情况下，这些原因会造成大范围的饿死人的现象。其根源不还是由于大跃进无限制的放卫星使国家统购粮的定额提高，导致农民自留的口粮减少，大办公共食堂造成的粮食浪费，这些不是使农民的粮食减少是什么？这其中当然有分配不均的问题，为什么三年饥荒城市里饿死的人极少？还不是托城市供给制度的福，虽然也挨饿，但有固定的口粮分配，还能支撑着不被饿死。但农村就没这么好运了，办公社食堂把农民所有的自留粮充公，各个公社还组织搜粮队到处翻家倒柜，抄没余粮，到公共食堂办不下去，彻底散伙时，农民手中还有多少余粮？那时有多少地方的农村定量发口粮了？还不是大面积的饿死人之后政府才开仓放粮的！一些野生动植物丰富的地方还可以支撑，一些贫瘠的地方像甘肃的定西、通渭，山东的鲁西南地区，这类区域才是死人最集中的地区。那时的政策还不允许百姓逃荒，导致很多农村出现大量绝户的现象，而在这时却有很多的国家粮库仓廪充盈。难道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都可以被忽视，还为那个充斥着狂热的理想主义的时代招魂，这就涉及到对历史的价值判断的问题，政治家是应以人民的实际利益为其行为准则，还是只在意他幻想的宏大的目标？不管毛的理想有多么光明，多么宏大，终归也只是一个空想。他为了实现这个空想却不惜牺牲一切他以为的阻碍者的利益甚至生命，这种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个政治家所必有的？我想任何一个脚踏实地的政治家都不会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而任意践踏无辜者的生命！！！　　

　　高山：

　　谢谢你，你的材料进一步确认了我的推断，是局部地区出了问题。局部执行不力，怎能完全归罪于他一人呢！还是那句话，师大办不好，有全国因素，但更主要是房校长要负责了！建议同学们，对师大教育有看法可以向他提！当下，他就是师大的第一神。对吧！如果希望历史不重演，就从自己身边做起。六亿人都是瞎子吗？各省封疆大吏及学者是否该象马寅初那样有点骨气，没有，就是鲁迅说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死者，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都不争取，那活着的价值又是什么？还希望这样的人为人民服务吗？大道不归，私欲横行，还不觉醒吗？真是耻辱！没有站着的主子，只有跪着的奴隶！不要期待中国会自觉出来个华盛顿！向陈寅恪学习！　　

　　网7：

　　“二、辨证地看问题。任何有作为的行动，都会带来正面与反面的结果。从你提出意图伦理辩解，至少你还认可他的意图。那么就是责任伦理，就是后果。谈后果，那就必须谈原因，那么原因是什么？意图没问题，就是执行意图有问题。那么是谁执行的，从总理向下都是执行者。那么他们是怎么执行的？真的象打三大战役那样执行了吗？这是一个问题关键。”说实话我真的不认同他的意图，我讨厌任何宏大的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文学可以追求浪漫的理想主义，但历史学却不可以，历史学的核心在于实事求是，注重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所以就注定历史学永远不可能用于预言和幻想，这也是我对历史学认同度更高的原因之一。之所以侧重用“责任伦理”来评价毛是由于我认为评价一个人的功过的主要立足点应放在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上。既然由后果追溯原因，那当然可以追究到意图，一个坏的结果的确可能是出发意图是正确的，而是由中间环节操作失当造成的，但这适用于毛策划的一系列运动吗？从给执政党提意见到“引蛇出洞”，毛的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扭转了整个局势，弄得下面的官员手足无措，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难道还能把反右的帐放在地方官员的头上吗？毛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力推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创办公共食堂，导致从上而下掀起了激进的风潮，这也能把责任推给执行者，策划者的意图是完全正确的？这恐怕说不通吧　　

　　当然不可能把罪责都归罪于毛，这是不客观的，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前三十年历次政治运动的社会性根源和制度性根源，这是一个庞大的思想工程，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很难梳理，但绝不是完全无法把握，起码激进的一脉一直有很大影响，对传统的决裂，对未来的向往已深入人心，在民间有很庞大的群众基础，只要有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民众是很容易前仆后继的。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思想根源绝不止于此，中国两千年帝制残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权威思想，稳定的小农经济造就的顺民思想，西方的民粹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马克思和列宁的阶级斗争思想……都能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找到影子。当然还有制度层面的影响，还没有梳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其实毛泽东也只是时代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那个时代氛围和制度制约下，没有任何人不是祭坛上的祭品，也许只有经历了文革这个极端疯狂地年代，大多数人才会从乌托邦的迷梦中惊醒，破而后立，社会才有重建的可能。以上只是一点简单的思考，以前只是在脑海中徘徊，第一次敷衍成文字，很不成熟，欢迎大家批评指教￣　　

　　高山：

　　介绍下印度甘地精神：　　

　　印度没有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没有他赤身在大英议会宣讲，就不会有今天独立的印度。一人被关进去了，俩小时后来二百人，二百人关进去了，一天后来了2000人，2000关进去了，又来2万人，最好来200万人。虽然没有枪炮，但甘地领导的大道群众复兴了印度。如果马寅初一个人挨训了，来十个一百个一万个一亿个，批彭德怀！批孔子！批林彪！批邓小平！都没有人不断地站出来，他一再给大家机会。还好，还留了小平一条线，等待人们去拥护！主席一生用兵，常反其道而行之。政治领域，也是想重用谁，就压压敲打敲打谁，玉不琢不成器。不知其兵法，也无法理解其政治，否则小平也不会佩服五体投地了！辩证法，常常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难道不是吗？不在运动中了解其用意，也很难理解他离间美苏，将中国托起为第三世界的大哥！奴隶就是奴隶，永远没有象无极里的昆仑跑起来！都吓出尿了！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将鲁迅引为同道了！知心有几人，孔子、老子、孟子、韩愈、谭嗣同、鲁迅、陈寅恪都走了，还是没有后来人，还好闻到西天有钟声！一起挺直腰杆唱吧！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前进！进！！　　　

　　看看陈寅恪写的关陇集团中的宇文泰、唐高祖称臣突厥事中的唐高祖、武则天与佛教中的武则天、论韩愈中韩愈弘扬的大道及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柳如是别传中的柳如是，就知道谁读懂了毛泽东！他们多么希望中国有几个大男人，难道还真是不如几百年前闺中的小女子吗？两位巨人在德行门、文学门失去后，将言语门与政事门联合起来，巨人长袖挥舞，原来舞姿是一样的，乐曲是一样的！中国千年的基业就在此联手中开始了新的征程！爱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历史的机遇不总是看顾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大国！虽然他有颗年青的心，但是身体还是老态龙钟，何时才能返老还童！宋代那颗大树，何时再发新枝？何时才能枝繁叶茂泽披子孙？　　

　　美国毁中国大道的法门：　　

　　附件一：美国中情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　　

　　在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怕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有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附件二：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摘录：　　

　　美国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播种下混乱的种子，应该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把他们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假的东西。美国一定能在他们国内找到志同道合者以及帮手和盟友，这就能使那些世界上最不驯服的人民，一场接一场地演出自身灭亡及其自我意识不可逆转地完全消失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悲剧。美国应消除（他们）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他们的）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的）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鄙劣的情感；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思想的所谓艺术家。我们要在国家管理部门制造混乱，使人不易觉察地、但是积极而始终如一地鼓励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和贪污受贿，把不讲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捧为美德。我们要（他们）嘲笑诚实和正派，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谁也不需要的愚蠢东西，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要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粗野、撒谎、酗酒和吸毒”的国家，要促使（他们）相互之间出于本能的猜疑，反复无常，民族主义和各族人民的相互敌视，首先是对本国人民的敌视和仇恨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应该用巧妙的和使人不易觉察的方式加以培养，使之开出鲜艳的花朵。只有少数人才能猜测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将设法使这些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诽谤他们和宣布他们为社会渣滓的方法。　　

　　附件三：美国最大智囊库提出的对中国三步打击战略　　

　　根据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强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1999年6月份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报告：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第三步就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这个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强大影响的美国政治智囊库提出的“三步走”新方略，其本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和《十条诫命》一样，目的都是要颠覆和肢解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学门的继承者：金庸，培养中国男人有侠义精神的男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跪着还没站起来的中国男人必读书！陈寅恪的论著是培养诸葛智慧的法宝，是新时代的《史记》、《资治通鉴》，是史学境界提升的简易法门。毛泽东实践型的理论家。通俗、诙谐、充满辩证法、平民百姓可以学会看懂的大实话。政治家要搞好动员组织，是必读书。鲁迅挖掘中国人性最透彻的一位文学家思想家。改造国民奴性必读书。　　　

　　网9：

　　“读了不少高山先生的贴子，本不想说，又忍不住不得不说几句。毛对历史的贡献，青史俱在，自然不能抹杀。然而，据此而掩饰毛的错误，甚至是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灾难的犯罪，则殊违史家之责，更不合先生所敬重之陈寅恪先生所倡导之“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看得出来，先生对今日中国政治之腐败，痛恨至极，然将今日中国政治之腐败，归咎于“开启了欲望的浩浩大军”的“右派们”，则殊属不伦。今日中国政治之腐败，乃是桔构性的腐败，是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制约所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实也是毛的高度集权主义的遗产。解决之道，只能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制度，决不可能是再出现毛那样的“明君”可以解决的。几千年来，绝对主义的王权造就了国人人格之不能独立，我们的祖先个个都是跪着而生的奴隶，然据此便诅咒我们的祖先个个都是该杀，则不知道又否与先生所云之“仁”相合。三年大饥荒饿死的千万生灵都是无辜的，我们不去谴责那些制造灾难的人，反而指责那些饿毙的生灵，怪他们为什么不去反抗，未免太冷血了吧！”　　

　　高山回应：

　　从王老师的回帖可以看出如下积极的一面：1、对毛的历史贡献是认可的。2、承认制度性或结构性腐败的真实存在。3、提出了解决的有效路径：即权力制衡制度。4、承认了我们人民的奴隶性。5、对流水的个人批评中也给予了肯定：独立精神、批判没有信仰的改革、及对奴隶本性的冷血。谢谢了！我想批判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能用谎言批判谎言。我们要破中怎么建是重要的：信仰的问题不解决，将是破家、亡国、种族灭亡，个体都将魂无归宿。那么如何重拾信仰呢？我们看到各种宗教在中国的复兴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但我们的主流信仰将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涉及我们国家稳定的大问题。回顾六十年来，全国性的信仰破立是千古未有的。今天，在坚持执政党的前提下，彻底脱离原来信仰轨道不可能，如果继续坚持走没有灵魂的信仰，也已经是日薄西山。那么如何在执政党自身的信仰序列中开发出新的信仰格局这是必须的、也才是可行的。而这如果不能从毛的信仰中找寻几乎没有别的机会。那么就存在对毛的信仰重新阐释问题，如果继续延续文革结束后的批判术语，无益于将这个国家推向四分五裂，彻底兑现五十年多年美国杜勒斯的对华攻略。那么如何在破中建，如何让奴隶真正崛起呢？其实陈寅恪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毛说的大白话“造反有理”中已经将破立的定海神针提炼出来。以此承续千年的传统，老树才能开新枝。否则让奴隶来兑现权力制衡将是缘木求鱼。我一直看不到在执政党坚持的信仰序列中，继续将毛丑化还能有新的生命力。连“造反有理”这样彻底可以改变奴隶心态的话，我们都否定，那奴隶将如何才能独立，如何才能自由？何况毛陈相通的信条背后就是中国的大道传统。马克思学说已经如武则天使用的佛教只是一个阶段的工具，不可能僵化到脱离大道地坚持。我还是坚持说毛的批孔其实就是立孔的一大要法。否则也不会几十年后还有于丹、李零不断地引起轰动，因为其间有大道，只是需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者说“造反有理”加以整合。这是毛陈两位巨人联手开启千年的传统大道的方略。我并没有否定毛身上的个人缺点，连孔圣人都有缺点，只要是人谁没缺点。只是应用其大、扬其真善美才能达到教化人的积极效用。如果心中满是苦毒，所见就皆苦。换个心看世界，世界才是碧水蓝天。大道给予人的就是这样的世界。而不是人间地狱。我曾经在家庭地狱、社会地狱中走过，其实就是心中的地狱没有解除的缘故。个体心恢复良知良能，就可以积极地推动世界改善了，而不是生活在罪恶的国度中不能自拔。信仰的更新，传统大道的回归是挡不住的潮水。而经史子集中蕴含的能量就是潮水前行的动力，因为其中有生生不息的大道在其间隐藏。文以载道，就是经史子集的命脉。道就在历代相传的坟典中。走大道，离开旁门左道，是从事历史研究者应负的责任。超越一人一事之私，洞察千古命脉，传播中华大道，就是我们读书人的目的、意义。汉字背后本身就有先民的信仰，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神性语言来歌颂大道，那是犯罪。　　

　　网9语：

　　“我的家人有很多成了那场大饥荒的牺牲品，是改革开放把中国从灾难中带了出来。改革开放带来了政治腐败、贫富分化等一些列新问题，这只能由进一步改革来解决，决不可以重新回到毛的集权主义时代。如果那样的话，恐“文革”与“大饥荒”之祸又会重演。中国目前的改革，经济先行，政治严重滞后，成了“跛驴之行”，但我们相信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制度，终将会落实，也只有那样中国才会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也才能真正实现近百年来国人孜孜以求的强国之梦。”　　

　　高山思考：

　　当一代有良知的学者还沉浸在自己遭遇的苦难的悲苦中的时候，我们的国度已经危机四伏，强国对中国军事包围圈已经形成，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股市20万亿灰飞烟灭，海外近六千亿美金的外汇已经面临烟消云散，我们在前三十年勒紧裤腰带建立的开国基业，又经过三十年来人民的苦干，我们的财富却大笔流入人家的腰包。看到身边最需要建设的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却都负债经营，校长第一要务不是如何搞学术阵地，而是更多考虑如何还债。我们的学生中已经不少人家里供不起读书，他们在债务中慢慢失去做人的尊严与自信，甚至变得无赖。看到几天前，大学生因为自己没钱居然去劫其他的大学生，我真的不知道这与文革时有什么区别。也许区别，是那时还有超越于金钱的信仰支配，而今天则完全是金钱支配的行动。我不知道王老师让这些在自己时代苦难中的孩子继续记下三十年前的苦难的意义价值在哪里？不让他们独立起来，他们还会在打砸抢中成长。这是毛泽东的无奈，也是中国人的无奈。王老师、李老师所列举的材料不都是这种无奈的表达吗？如何有效地独立，如何有效的觉醒？我们真的读懂毛泽东想让人独立觉醒的方略了吗？我们即使批毛到无以复加，如果没有正确的办法，历史悲剧还会重演。不是大运动，就是大战争，这就是奴隶的选择。我不知道您年龄有多大，可以猜出大概快六十了吧？难道您还希望几十年前的历史重演吗？您是否定的。但现实就是在朝那个路上走，因为没有信仰、因为欲望的膨胀、因为社会的分配不公，这将是新时代的运动爆发的原因。也是没有从毛的遗产中吸取营养的必然命运。难道我们不该为今天的孩子处境考虑考虑吗？这难道不说明在下也是有点血性的吗？请问您，今天的血性应该是什么？　　

　　网9：

　　我老实地告诉你，“信仰”出自于“个体”的选择，方是有价值的，你想重建一套信仰体系，搞什么“大道”，并将它强加给芸芸众生，这只会形成新的思想专制，在政治上必会导致极权主义。这种一元主义的黑格尔思想体系，给现代中国带来的灾难难道还不够吗？　　　

　　高山：

　　从老师《重修濡须金牌义门陈氏宗谱序》和《濡须金牌义门陈氏宗谱七修后记》可以看出王老师维护传统大道之心。但回到三纲五常，却有违圣人之旨，倒是符合《白虎通》后来的加工。而后者中的三纲正是铸就国民奴性的关键，五常保留我觉得是精华。但以修家谱来维护此五常，其实也将糟粕三纲蕴含了，此法看来不宜推广。借船出海可以，但不能把船本身当成归宿。何况，今天独生子女时代全面来临，也没有修家谱的现实基础了。应该让每个人内心回归对上天公平的信仰，取消三纲才是正道。因此修家谱是该批判的四旧、是糟粕。怎能将“独立之精神”束缚一家一姓，那岂不是画地为牢吗？何来自由。长幼有序是在敬天的仪式中，但不能把仪式教条化到忘记每个人内心真诚地向往苍天才是。我看不出愚昧者会如何在此修家谱的仪式中，真正觉醒和独立。这个路径，鲁迅批、毛泽东批，他们是看到了教条、八股是让人不独立的工具。难怪您对毛的成见大，原来对他看到的问题本质都是否定的。依然以凭现象决定归宿。那这个民族在现象代替本质的变化过程中所谓现代化中将无法找到幸福的归宿。错了，实在是错了！这种坚持精神可嘉，但方向有误，错了！晚辈虽然后生，说话刻薄，也实在是无法认同先生的苦心了。看来鲁迅时代的启蒙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文艺复兴看来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许多人还是不能象马丁路德一样独立寻找上帝，依然对罗马教廷保持着自然的恭敬。此路不通！不过可喜的地方在于，将藏道的经史子集构筑的大道长城又添了块砖，大道彰显的规模又大了、机会又多了。这是修家谱的积极作用！是客观作用！　　

　　网9又说：

　　“信仰”出自于“个体”的选择，方是有价值的，你想重建一套信仰体系，搞什么“大道”，并将它强加给芸芸众生，这只会形成新的思想专制，在政治上必会导致极权主义。　　

　　高山思考：

　　王老师后面的顾虑是对的，但只说对了一半。就是在一个绝大多数是奴性思维的国度，连独立都没独立，怎么可能会有选择？也就是没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怎能期待文艺复兴会来临？我不是搞一个什么大道，其实是我们历史坟典中所载的道，陈寅恪、鲁迅、毛泽东都发现了。人们连这个都还没有认识，或者说是什么让我们成为奴隶都没有认识，至少在我看来修家谱就是愚化人，让奴隶继续当奴隶。因为不解孔子的真正立教本质在于有天道信仰。连天道都没认识，就谈不上会选择。即使选了，对中国人来说也多是迷信。因此，让每个人独立起来去认识什么是真善美才是符合阶段性要求的。王老师走得太快了，连鲁迅毛泽东都没有改变的情况，就想超越这个阶段，是缘木求鱼。看来孙中山的治政方针中的几个阶段的提法还是可取的。也许会有如孙中山那样的新思想专制，但总比没思想信仰要好。因此目前阶段是有和无的问题，不是多和少的问题。思想走得太快了，拥护的人必少。修家谱又是行动走得太慢了，呼应的人也必寥寥。不是吗？　　

　　网9：

　　国人奴隶习性之未除，这正是新启蒙意义之所在。国人根深蒂固的依附性人格，决非你作一场革命式的破旧立新能够解决的，如果是这样，中共早就解决好了，用不着我等今天再来打口水仗了。然新启蒙决不是要搞一个新思想体系来套住所有的人，那样的话，即便是自由主义也将为祸甚烈，君不见专制可以杀人，自由照样也可以杀人。　　

　　高山：

　　家谱不过是一个宗族历史的客观记录，就象个人写自传一样，为历史留下一份史料，不知有什么不好。当然，今日重修家谱已不可援用旧有的传统，你所说的三纲五伦之类，正是敝宗新修家谱时要却除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情”的民族，现代理性精神之培育，鄙人以为与此并不矛盾。　　

　　网10：

　　给高山兄挑个刺：《论语》所说的”文学“，非文学艺术之文学也。向高山兄请教：设想一下存在不存在一个”毛陈联手“或者”毛鲁联手“的可能性？　　　

　　高山：

　　历史是有传承的，从孔子的四门到唐代的甲乙丙丁，再到后来经史子集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有出入，但大格局是没有什么出入的。理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也是从德行、政事、言语及文学理解的。也许与你理解有出入。就象理解论语，有的人是只见树木不见深林，只见章句不见背后严密的逻辑体系。如果不从体系理解论语，任何解读孔子都将是缘木求鱼。这点南怀瑾是发现了的。我倒很想听听小华兄对论语的体系理解，否则我们可能无法在一个平台上对话。　　

　　网10：

　　根据学界一般的认识：私人著作，恐怕是在战国开始的。所以，这个时代之前的”文学“不能指私人著作是显然的。再者，根据鲁迅先生的研究”文学自觉“的时代是从东汉后期开始的。这个时期之后，人们才开始”吟咏性情“的文学创作。之前的文字，应用文也。《论语》所讲”文学“据鄙人体会，可能近似于”学问“吧？我的体会：”德行“可能指隐逸的生活方式。用以衡量”南书房行走“，恐怕也是拟人与不伦？　　

　　高山：

　　兄后一个问题，其实做学问的方法问题。这在前面与于老师们曾探讨过考证与理论的关系。那里有我的立场。我看李泽厚解释《论语》也是错误百出的，但不影响我对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崇敬。因为神来之笔，冥冥之中常有天意。可说也无从说起。但却是真实存在。我崇敬陈寅恪的考据，但考据出没有思想及规律的考据这是我所厌弃的。因此我之所以敢说甚至胡说，因为我知道总有些完全考据达不到的思想在里面。我依然期待学院考据与理论并行，才会有大的突破！　　

　　网5：

　　高山先生是否又跑极端了。“修家谱是该批判的四旧、是糟粕”，旧式家谱确有“糟粕”，但家谱、族普，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一部分，记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俗、人口迁徙、民族融和等等信息，构成中国历史典籍的一部分，怎么成了四旧，你总不至于再来一次破四旧，让我们的古籍整理专家去扫马路吧？。修新式家谱、族普，或许难免受旧式家谱、族普的影响，但它构成民间史学的一部分，同样有传递历史文化信息的作用，一个出身于历史专业的学生，怎么可以说出如些无知而又狂妄的话。　　　

　　高山：

　　我对王氏的评价来自陈寅恪的评价，对文化托命之人的自杀行为，是殉道而死。这个各家争议很多。我从陈寅恪！　　

　　高山：

　　关于对文学的理解你有你的理解，我尊重，我保持我的立场也无可无不可！我的原则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是小处着手再去着眼。　　

　　网10：

　　呵呵，刚才又学习了一下高山兄的帖子，还翻看了一下《论语》。抱歉啊，我没有南怀瑾的本子，也没有李泽厚的本子。我的新发现是：“言语”，恐怕是指论辩能力强，而能胜任外交职务？　　

　　高山：

　　谢谢老师的批评。我是赞成为老百姓立传的。但不是希望通过修家谱维系一种血缘伦理，因为只要有辈分尊卑，就会有奴才。支持为老百姓立传，反对维系血缘伦理。这是我对修家谱的立场。如果是前者我支持，如果是后者，再有多少积极意义，也应该取缔与批判，就该破！不是个人狂不狂，是对事件认识的大是与大非的问题。限制私德发展，才能推动公德进步。乡愿是要不得的，该批判！　　

　　能言语的人：一是博闻强记的人，一是精通辩证法的人。如司马迁写《史记》，其人之博，评价之辨证。有几个能言的人不是解史通人呢！看现象还要看本质！　　

　　网5：

　　家谱、族谱不以“血缘伦理”为基础，又以什么为基础？用你假设出的“如果”来批评他人，这是科学的态度吗？　　　

　　高山：

　　”家谱、族谱不以“血缘伦理”为基础，又以什么为基础？“这也是我不赞成修家谱的原因！即使如王老师说的，我没有读懂他的序文与后记，只要是参与修家谱了，其实就是强化奴才的培育土壤！因此读懂读不懂不重要，从起点上出问题，再有道理也是错误的道理！关键立足点在哪块土壤上？是培养奴才的还是培养独立自由的，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网11：

　　高山兄所谓“大处着眼”，大约是指兄所谓站在宇宙高度，俯视芸芸众生。兄既对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有精深掌握，想也了解，即使是基督救世，也必须首先成为一个人子，用对人世苦难的真实承受来为人类赎罪。站在芸芸众生之上的宇宙高度，那样的高度是非人类的高度，对人类有何用处？　　　

　　网5：

　　“读懂读不懂不重要”——这是不是你读书的原则？　　　

　　高山：

　　李老师教训的是要就将特殊性背景下的语句要上升的普及性。如果我是在这样的立足基础上，也不值得李老师一再教训驳斥了。再者，本身同一本书自己读都在不断地有新认识、新判断，不能说原来没读懂也不能说自己读懂了。如果横向比较的话的，就有高度境界的问题，否则也不会有贤人与圣人之别了。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就是先跟随读得比自己境界高的学，才能有收获。因此，我只能说自己还是懂点又不懂。因为我还没有上个世纪四大门人的高度，要继续恭敬地跟他们学习是我的态度。　　　

　　网11兄误解了。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说的是全局。否则就取消了中国理性信仰的传统。那就是迷信的。反对迷信，是我从四大门人身上学到的法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说信仰的确切依据就在此。四大门人对中国的贡献，就是对人类的用处！向他们学习，他们就是榜样。中国人世的耶稣！　　

　　道也无所道，就是前人行的道。这就是信仰的确据！　　

　　网5：

　　如果说教训，你对他人的教训已足够我们领略一阵了，别人“错了”且是一错再错，“走得太快了”，这不是教训别人吗？我的确想给你降降温，你的所谓“大道”理论，实在让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望洋兴叹了！

　　高山：

　　在师长面前我是该谦虚。但要独立自由就只能行出来，就是爱真理应更多点。我讲的虽然自说是道，其实就是对几本经典内容感悟一点皮毛。如果高校尤其史学研究还不从经典入手，这个海洋只能是让人兴叹的，虽然他本来是小水坑，只是大家回避它而已。并且经典也只是认识道的舟车而已。有好的舟车不用，非要用旁门左道恩泽众生，那众生也只好望小水坑而兴叹了！因为眼睛已经把它放大几千万倍了！　　

　　网9：

　　高山先生崇拜毛，大概是想当毛第二，中国人民正在苦海之中挣扎，急需要他那样的入世精神的救世主来拯救，只有先经过他的“大道”阶段，我等的奴隶性才能根除。他认为我们只有接受了他的“大道”后才可以作“个体”的选择，如果我们在未接受他的“大道”之前便想要作“个体”的选择，便是“走得太快了”，如逆其“大道”而行，则永远不可能获人格之独立。殊不知高山先生之崇拜毛是不是一种奴隶性之表现呢？我等要是接受了他的“大道”，恐怕只能成为“奴隶的奴隶”了，永世不得翻身了，还指望能获得人格之独立吗？　　　

　　古往今来之道及载道之经典多矣，儒墨老佛之道，天方耶稣之教，伯克、卢梭、马克思，这些都是前人行过的道，这些前人行过的道又是互相打架，聚讼不已，为什么只能接受你所说的毛家之道呢？对于经典，对于古往今来的先哲，我的态度是一面是尊敬，一面是批判，决不像高山先生一样来崇拜的，决不立几座尊神来膜拜的。高山先生陷入自己思想逻辑的悖论之中而不自觉，实在可悯！　　

　　高山：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诚如王老师所言，各家学说纷呈互扰。但大家也都已经隐约地感到世间大道只有一个，关键看哪个更超拔与包容。我读儒释道马克思耶教，都在讲一个道。我之所以讲孔教四门，也就是判断后的抉择。因为从种族文化角度看，中国的大道更适合国情。儒释道过去已经有圆融，今天也盛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传统大道的新生即将混融各家。陈寅恪早年谈中西文化时说近似曾张的”中体西用“，实际上后来他越来越坚定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圆融来犯的文化信仰。看毛也是，他虽然说点马克思列宁的概念，但实际讲的还是整合中国文化为本。陈寅恪是从族群的未来千年发展考虑的。　　

　　当然从世界格局讲，各种学说信仰的信奉，他的前提也是如老师批评的，信仰应该是自由的选择。但信仰背后如果只涉及心灵，那也不会有什么争议。而是背后还有经济的原因，这是人欲望的一面。为了自己族群的经济发展，选择自己历史传统并加以改造适应，就可以保证物质利益的族群稳定性。我们去年之所以出现股市资产和外汇储备缩水，甚至无视军事包围，就是我们的民众中一部分已经是上帝的信仰者，已经没有国界的意识，这势必造成信仰者跟随信仰源头并献身一切。我抬出中国大道的几尊神也是旨在维护民族生存的物质利益。因为现在是春秋战国时代，不是已经天下无国家了。因此中国传统大道的复兴是民族物质利益及生存空间的基本保证。爱国，爱世界。如果世界还有国家，我只能选择爱中国传统大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一再压制宗教的原因了。本来就一穷二白，再供给神佛，供给外国的神佛，将自己委身于外国，那么我们国家经济迟早被掏空！现在正在进行中，难道不是吗？如果老师还认为自己有良知，也就不会狭隘地笑话我逻辑混乱了！　　

　　怎么办？1、恢复神圣祭天传统，但不是总书记一个人，而是13亿人都有信仰选择自由。2、恢复对毛泽东的尊敬与荣誉，不要再用假话来攻击我们的族群英雄，让其地下安息长眠，不要再留在地面不得安宁。3、打击耶教中在经济上卖国的灵魂载体。4、大力进行教育改革，让人文理性思维全面进入高校。教条的政治课退出高校。让人智慧的经典，从小学到大学全面开设。尤其是《论语》，要成为必学课。将外语列入下等学科。开始高校的全民选举运动，这是最好的政治课。5、解聘没有真诚传统大道信仰的公务员，全面利用网络发动民众修理官场腐败。6、开放符合中国利益的舆论与言论自由，让民众真正觉醒与独立，之后开始全民修订法律。7、党组织及党员全面学习新的信仰宪章，不合格者辞退。8、全面整顿周边国家环境，尤其对各种独立势力，严厉打击，决不手软。9、军队实现全面国家化。整顿司法，并逐步确立其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权力及执行力。　　

　　网9：

　　高山先生在批评我为家谱写序时，认为中国传统的那些都是祖宗之糟粕，然又认为中国传统之所谓“大道”最好，毛是这“大道”的现代传人，所以毛的高度集权主义亦为高山先生所认可自在情理之中了，试问毛的集权主义是不是祖宗之糟粕，合不合现代之潮流？高山先生思想如此混乱，动辄指责别人没有“良知”，实在可笑！高山先生认为在众多的“道”中，毛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的最好，并认为这也是大家都“已经隐约地感到世间大道”只有这一个，我不知道你的根据是什么？是靠你的那种特殊感觉呢？还是靠的科学调查呢？高山先生主张混合中西，则应是不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了，然却把当下中国的危机与我们之开放出现了信仰上帝的人联系起来思考，不知道你的依据是什么？是别人的心胸狭窄呢，还是你的狭隘民族主义在作祟呢？世间的信仰有多种，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并行而不悖，这也是儒家所认可的，而这正是人类生活的精彩之处。试图以一种所谓的“大道”笼罩群有，不但办不到，还会将人类带到传统专制主义的老路上去。我们现在要学会的是宽容，大道有千条，不会只有你那一条。　　

　　网12：

　　“文革消极的一面老师们说的够多了，辨证看下它的积极作用：如解决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到目前有哪样能和四大的法子管用？而今天无论为官者和百姓，对腐败及官僚主义有几个不骂的？但都是该腐败继续自得其乐，该报怨依然敢怒不敢言。”依高山兄之见，文革似乎没有腐败，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我听过外公说过一二。试举一例：一次开村民大会，村干部说：“上面给每人发了2元钱的贷款，需要的下午去大队部领取。”大家觉得2块钱的贷款真是荒唐，真正是于事无补，于是无人去领，唯有我外公去领了，村干部对他说：“这是上面发下来的救济，你领回去就行了，不要告诉别人。”当时之所以没有现在这样普遍的腐败，不是因为制度好，而是那个时代无钱可贪。厕所里很干净，哪能生出蛆来？　　

　　网5：

　　如果说过去我觉得你有些偏激，但也不乏真见，看完你这个“方案”后，恕我直言，我的感受只剩下两个字：“无知”，对历史无知，对现实更无知，“痴人说梦”。也许，我对你多了一分了解，你生活在一个远离世俗的“精神”王国，幻想建立一个“天国”，我不知该说祝你成功还是祝你走运！　　

　　网9：

　　高山先生所谓的“信仰选择自由”，不过是经他之手编织的“大道”笼子里的自由而已。　　

　　高山：谢谢两位老师的提醒！安天下策在老师们参与下一起完成了：一、是挽救人心，还是挽救人欲？——评十教授上书中央救市；二、新时代政治家与传统大道的结盟；三、安天下书。是信仰需要坚持，我不能证其真，但你也无法证其伪。相信就是了。至于是否痴人说梦，那是天意安排。写到毛该入土为安，我已经泪如雨下。为了信仰，我已经作出牺牲的准备！文件已经上达天庭，相信它不会有始无终。再次感谢你们的参与，这是天意！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
　　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为了建设新中国
　　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
　　照到那里那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
　　那里人民得解放
　　大救星　　

　　高山：诸神纷争时代的终结礼记礼运篇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生是如此，那人死该如何呢？应该是“神归天，欲归地。”无论是土葬、火葬还是水葬，目的都是让神归天，欲归地。这是古今中外的共通法则。后人不这样办理丧事，就是将逝者置于孤魂野鬼的地位，而游荡于人世，不得停息与安宁。我不知道当年是谁主张将毛主席放于水晶棺中，置于人世让人常年观览。古代连皇帝去世，也要7日后入殓，7个月后就下葬的。中国人厚葬是对人欲的尊重，这是符合地德的。否则也不会历代厚葬不止。但工业化以来，大地已经不堪人的折腾，因此越来越来多的尊重大地的做法，就是火葬，留存骨灰，并置于盒中，放于公墓。将来也许为了尊重地德，就将人的骨灰撒向大地江河，才是真正的敬重逝者。不应将丧礼办成活人的私德象征，而应成就逝者回归大地之公德才是。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以骨灰撒向大地是真正生前公德心的要求。回过头来说，将毛主席的遗体留存于天与地之间的人世，这是对逝者的不敬，也是置我们族群的英雄于孤魂野鬼的地位。过去有伍子胥开棺鞭尸，已经冒天下之大不敬，这是对大地的亵渎，从其个人后来命运结局，也可看出天地的威严不得人世的侵犯。那么如何处置毛主席的遗体呢？祭天与祭主席一起来办理祭拜仪式。一、在天安门举行全国祭天大典；各地人群所在广场设为祭天分会场。二、将纪念堂作为主席起身的床，在世纪坛设主灵堂，在各地设分灵堂，举行全国送行仪式。停灵七天后，送往八宝山火化。三、火化后的遗灰分成三十五份。三十四份送往各省市分灵堂。并取所在地的江河湖或地下水，将主席骨灰倒入水中，以飞机喷洒形式遍布全国各省市。四、那些与我们国家有深厚交往的，愿意取主席骨灰并以水喷洒该国家的，可以将分出的余份再分若干份送往各国，并派记者跟踪看其喷洒的全过程。五．在骨灰洒落地区，要求本国民众都以事天的虔敬心行敬拜默哀礼。六、告谕以基督教为信仰的各国，正如西方基督教人士得到的启示，基督再次道成肉身降临大地，就在东方，而他的真身就是毛泽东。这是上天要结束诸神纷争。七、告谕国人：中国以《十三经》为信仰天条的旧约时代已经结束。以个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敬拜新天新地的新约时代已经来临，毛泽东就是人子之身，透过他，我们将回归天地大同的世界。东西共睹彩虹，老天已经睁眼，天道与王道合一！　　

　　网13：

　　高山先生，您设计什么“祭天大典”，启动新时代的造神运动是您自己的思想自由，但可否请您不要在此标榜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您主观的设计了一个宏大的“大道”，还要求信服的人以“个体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敬拜”，真是天方夜谭！　　　

　　网14：

　　高山的见解，值得我们冷静的思考。我们生活在当代，对于一些资料当然可以用常识作出判断，譬如对于饿死三千万的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而所谓的一些三年困难时期的史料，其来源值得怀疑。高山流水提出质疑，是一种冷静的态度，应当肯定。讨论、辨诘，不要进入死胡同，变成口水仗。我想这不是大家的本意。希望将帽子置于地上。　　　

　　高山：

　　关于“祭天大典”，中国历代典章制度都可以找到。天子祭天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你也大可不必说新时代才出现。基督教信徒，每个礼拜都在祭上帝。如果你这也看不惯，那说明你缺少生活的智慧。至于毛是否是神，几十年前，你我的父辈祖辈都清楚。不要因为他们后来放弃了，就说没这事了。那就要看是否被什么取代了，如果你否认是金钱取代了，那就问下自己的心究竟信奉什么？诚实地回答自己后再来激愤。再则如果你认为信仰上帝的人，就不能搞科学的话，那就不要让中国人向人家学习科学了。因为他们迷信是不会独立自由搞科学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不是吗？如果你是搞历史的，那就看看司马迁写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背后的所指。也看下孔子虔敬生活的力量源泉是什么？如果你能解释清楚了，再说我讲的什么大道是假的。再解释下基督徒为什么上千年在承传一种有神的信仰，为什么爱因斯坦、牛顿比咱们都科学的人也信奉大道了。再留心下，西方的有些牧师得到的基督再次降临的启示，并说在东方。再看下几大宗教争端对人类带来的灾难，尤其美国人已经将中国列为如伊拉克一样的邪恶国度，他们就是指责我们没有神圣信仰。如此再来理解我说的，即使真不是我得到启示的那样，而是我造的，那么为了这个造，我觉得也是必须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居高临下的指责美国鬼子说：你们信奉的耶稣已经到我们中国了。指责我们就是亵渎上帝。我们国人的信心越强，我们的日子就越好过，而不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了。你能举出这个新神运动的负面可能性吗？我倒是可以看到他的积极性：个人、政治、国家、世界甚至科学研究都需要。连腐败官员现在都会胆寒了，这不是你要的吗？难道你真的不需要吗？那你需要什么？独立自由，没有这个大道，你能自由吗？　　

　　网15：

　　看了高山的帖子，和他那宏伟的社会改造计划，我很庆幸啊，庆幸什么呢？庆幸我们的国家、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没有掌握在这种人手中。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只是有那么一点庆幸。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每一个人，并且让每个人为他一个人的错误买单，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把无数人的牺牲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如果这就是所谓“神”的作为，推翻它有何不可？问题提出来也好，至少可以对抗遗忘。至于毛先生的遗体，总有一天会离开那里的，因为在那么神圣的一个地方，容不得一个死人永远躺下去。至于究竟是用高山流水的方式离开，还是用一种不那么体面的方式离开，我说可不算，你说了也不算，我们说了都不算，只能拭目以待。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开历史倒车的人，终究没有好的下场。　　

　　网5：

　　网14先生：3000万的数字是一些学者计算结果之一，除此而外，还有从1500万（官方数据）到4000万的说法，各种说法都有他们的依据，包括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的计算1700万（也可以算是官方数据，因为蒋先生的研究是国家人文社科项目）“对于饿死三千万的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你为什么不看看他们的文章和专著呢？不管那种说法，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是个基本事实。在档案材料没有全部公开之前，说法不同，应属正常的学术研究的范畴，古代史中的这种争论不是很常见吗？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进行你的研究，在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常识”恐怕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否则还要专家干什么，凭常识推理就可以了。连别人的书和文章看都没看过，就让大家不要相信别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而相信一些人轻飘飘的几十个字或几百个字的所谓常识，除了偏见二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合适的词汇评价。（我如果用“常识”否定你的成果，你认为合适吗？）。至于我和王帖出的资料，你说“值得怀疑”，我不知你怀疑的那一条，是否包括王玉华“吾家罹难尤重，外家户绝，吾兄吾姊，八人夺命，吾母觏重疾，生吾百日，即相弃捐。”？是否包括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的死亡名单？是否包括《陕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对陕西饥馑的记载。你不是普通老百姓，作为历史学者，只有在自己掌握了一定史料的基础上（反证），才可以提出批评，不能想当然的怀疑。《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就存在安徽省档案馆，《关于潢川县伞陂寺公社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也存在河南省档案馆，你可以去查，看看是不是伪造的。我在前边还发过胡乔木在61年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去湘乡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看了一下，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江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在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来死亡三万人，去年死亡二万人，全县病人去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到一万余。”这个文件下发到各省①，各省档案馆都有保存，陕西省档案馆就有，各种官方史书中也有引用，如果你怀疑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为什么不动手查一查？我好歹也在现代史学界混了几十年，对史料的真伪也还有些辩别能力。当然，我是没有资格在历史地理问题上乱加怀疑的，因为我知道没有哪位专家敢说他门门通。还有“口水仗”的说法有失公允，你一方面说高山的观点“是一种冷静的态度，应当肯定”（高山先生的“祭天大典”是否也属“肯定”之列），另一方面又说“不要进入死胡同，变成口水仗。”显然，你所说的“口水仗”不包括“冷静”的高山先生，“口水”只能是批评高山的一方喷出来的了，这种说法是否太武断了，是否让反对者都闭嘴，才符合你的标准。我记得你自夸你和臧振先生的讨论是“典范”，而我们的争论即便不能成为“典范”，也不至于是毫无道理的“口水仗”吧！史料是口水吗？王玉华的观点，也属口水吗？，送你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写到这，我想起台湾最近关于陈水扁贪腐案，在台湾检方已经掌握大量陈水扁贪污、洗钱罪证的情况下，部分深绿民众依然挺扁不息，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目的仅仅在于坚持一种立场，事实对他们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认定这是马英九对陈水扁的政治迫害。　　

　　最后，你如果觉得我这个发言也属“口水”之类，你可以不屑一顾。　　

　　高山：

　　“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开历史倒车的人，终究没有好的下场。”我听得比较多的是伤天害理（礼）的人，一般没有好下场。如果你说的历史前进是以满足人们的物欲为标准，那我这是开倒车。因为我的主张就是节欲。如果你认为让奴隶继续在奴隶状态下敢怒不敢言，我主张天赋人权、奴隶造反有理，如果是这样，那我是开历史倒车；如果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到处被指责没有神圣信仰就是邪恶，我主张恢复对我们传统天道信仰，让活人和死人都有灵魂的归宿，如果这也是开倒车，那也要坚持开；如果连家里死了人，都不知道埋葬入土为安，反倒觉得什么时候埋都无所谓，我主张要早日入土为安，对大地和逝者表示尊敬，即使逝者生前是个囚徒，也该回归大地，这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利。如果连自己族群英雄的缺点都不能包容，甚至宁愿他没来过，我主张看英雄要看大义。昨天看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调换时，毛泽东曾让许世友看周勃传，周勃是什么人呢？是诛吕后及其家族的人。可见那时他已经判定了未来人物的可能结局及命运。而那是舍弃小我一己之私的判断。这些细节都熟视无睹，依然凭一段时期的政治需要做出的结论而继续坚持，那就是前进的话，我也要开这样的倒车。如果不是大陆学者的以假话来抨击假话，台湾中研所的学者，也不会说出：我们不能用假话批判谎言。如果水稻亩产可以有十万斤的那代人留下的数字不值得怀疑的话，我不知道历史真相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如果怀疑这也是开历史倒车的话，还是应该坚持开；如果无视类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依然一盘散沙，甚至自我感觉很好的话，我觉得对待毛泽东遗体应早日火化，并将其数十年在民众中心中的地位重新激活来凝聚民心，那我们已经崩溃的心理格局将进一步蜕变成国家的四分五裂及比百姓的生灵涂炭。如果这也是开倒车，应马上开。如果无视执政党政治执政的传递性及延续性，而不在此基础上重新出发另寻路径的话，那成本及代价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对自己身边的政治退化都不敢说，很难让这样的奴隶去另建新党开辟新局。而在这个党的执政序列中，如果还有谁能找出比他更合适的整治人心对象的话，我也不会喋喋不休了。连个法轮功都一直搞不定，抬出这尊神，马上这些邪道鬼神就会散去。这也是开倒车的话，要抓紧开。如果连自己享受谁的福都不清楚，吃水应不忘挖井人，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点都不清楚，那还不如去当亡国奴。一个为我们留下如此广阔疆域、在世界政坛享有崇高地位、连洋人都长篇累椟研究不休并想汲取营养的政治家，我们却在否定中持续达三十年。我不知道我们死了如何面对先人。看世间，很难发现有爱的政治。期待执行政治路线中不伤及无辜那也很难。美国打伊拉克，本来是两军对垒，但事实是自杀性伤及无辜事件不因为战场胜利而停止。那些屈死的人又去找谁去说呢？难道都去找萨达姆算账吗？如果这样看政治，也是开倒车，那也是没办法。为了政治，我们历史上英明君主唐太宗都可以杀哥弟、逼老子。那还有什么不会发生？政治就是政治，追求大义。不要以小义来衡量政治家。如果想那样，只能到死也找不到最佳答案。　　

　　看了周代祭天觉得我的提法欠妥，应该是“开天辟地仪式”。开天仪式，是民众祈祷天开，让元神归位天庭。辟地仪式，是民众祈祷地开，让人欲回归地府。通过此仪式，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心归澄澈，回归敬畏天地的状态。我承认唯物主义是正确的，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因为世界本身就是时间与空间的组合。在时间与空间中才会有物质。但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世界”，也就是不是物质的，不是物质的也就不能说此超越时空的“世界”是物质的。这样真正的辨证唯物主义，就是有时空的世界与无时空的“世界”的辨证。才能是整全的辨证视野。如同爱因斯坦发现超光速的物质是不受牛顿定律支配一样，因为限制条件发生变化，那么结论也就变了。如果还不能很好解释超时空的“世界”，我们命名其为神也没什么关系，因为那对我们所谓科学来说就是神秘，也就是神的秘密。可以采取虔敬态度，也可以采取藐视态度，这就是人们对信仰的态度。如果看到王阳明的“吾心就是宇宙”，我们就发现我们祖先已经将物质世界和超越物质的“世界”合二为一了。但究竟是否正确？人的心中有天性和人欲。人欲是物质世界的，天性含有超物质世界的。“吾心就是宇宙”完全混容二者的提法，就混淆了人欲与天性。那就容易泛人欲化，而我们后来的历史也就是如此。成了百姓日用即道。完全世俗化了。天性被淹没在欲望中。奴隶的“心”已经完全“欲”化了。那么，就远离了大道源头，所谓日益堕落了，却又不明真相。没有与物质利益挂钩的事情就是不合适的，就是非人的了，信仰空心化了。只有着少数庙里的僧侣和民间居士及其他少数人还保存着与神明的亲切关系。这也难怪清代皇帝们为什么都到寺院里去清修一段时间了。而民间对这些少数人的能力也就神乎其神了。这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就越发是如此了。寺院香火的旺盛，高僧道士的到处被推为上座，享受人间的人欲盛宴，他们可以超然看世间人生无常百态。其实本来每个人的心都有这种能力，只是物欲遮蔽了自己的心，只好外在寻求寄托。富翁和富婆到和尚道士那里求签问卜趋之若鹜。就是求心安罢了。其实自己本可以直接与上天沟通，非要缘木求鱼，只好此生不得解脱了，倒是成就了寺院香火承续后世，绵延不绝。到寺院里经济冲击到政治稳定时，再有道法的僧侣也难逃厄运的洗礼。因为物欲已经将他们也包围了。我们每个人吸天地之精而成长，融内外之气而变化，持守心神指挥六欲而通天地。活的其实就是精气神。如今是有欲无心、有气无力，白白糟蹋精粮。活死人，就是奴隶。心神的回归、精华的摄入、气力的更新，没有此大道是办不到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正气。”才能顶天立地，不当奴隶。力量源泉就在大道。而得道的榜样就是我们学习敬拜的楷模。向毛泽东学习！造反有理。　　

　　附件：祭天。周代祭天的正祭是每年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所以也称为“郊祀”。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祭祀之前，天子与百官都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来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饰有日月星辰及山、龙等纹饰图案的礼服），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这时鼓乐齐鸣，报知天帝降临享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把它宰杀。这些牺牲随同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让烟火高高地升腾于天，使天帝嗅到气味。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随后在乐声中迎接“尸”登上圜丘。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尸就坐，面前陈放着玉璧、鼎、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这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不同质量的酒，称作五齐。前两次献酒后要进献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盐的菜汁）等。第四次献酒后，进献黍稷饮食。荐献后，尸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酢。饮毕，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相传那是黄帝时的乐舞。最后，祭祀者还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尸赐福于天子等，称为“嘏”，后世也叫“饮福”。天子还把祭祀用的牲肉赠给宗室臣下，称“赐胙”。后代的祭天礼多依周礼制定，但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尸。　　

　　网15：

　　这个讨论没有什么继续下去的必要了，相关的话题，建议另贴讨论。高山兄和其他老师、同学的讨论其实完全不在有一个思维空间之内，也没有可以拿来评价的标准。一面是信仰，一面是理性，且信仰推出的理性和理性推出的信仰各执一端，这种讨论岂非是风马牛不相及？至于高山兄的思想，我想至少他是没有私心的，如果这个社会上多几个这样天真的人，总比都来钩心斗角的强。但您是否相信，把你对毛泽东的理解拿给共产党员看，恐怕大多数都会说您有病；而把你对基督教的理解拿给基督徒看，恐怕大多数都会说您是异端。我知道您肯定有话要说，但是否能在说话之前，多考虑一点儿？别忘了，任何理想和道德的实现，都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历史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我很害怕限于与您的这种争论之中，就此打住。至于其他师友，我想大家同样没有私心，但同样都很小心翼翼，不想让自己、让社会重回过去改革开放之前的境地。其实我们应该自知，我们也许只有体会、了解、见识和判断，却真的没有构建蓝图，制订计划的能力和资格。作为历史学人，要做的只是期待哪些真正有这种能力的来作到，而我们付出我们所能付出的，就足够了。历史为价值评判提供借鉴，和参与进入价值评判是两码事。以上仅供参考，顿首。　　

　　网9：

　　以理性和信仰驳辩，我想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捍卫高山先生构建他的“大道”的权利，但我反对高山先生将他所构建的“大道”强加给别人。我本一爱清静之人，一不留神而陷于此辩论之中，实在是不幸，谨此退避。　　

　　师14：

　　“高山的见解，值得我们冷静的思考。”“3000万的数字是一些学者计算结果之一，除此而外，还有从1500万（官方数据）到4000万的说法，各种说法都有他们的依据，包括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的计算1700万（也可以算是官方数据，因为蒋先生的研究是国家人文社科项目）“对于饿死三千万的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你为什么不看看他们的文章和专著呢？不管那种说法，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是个基本事实。”谁都不否认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方饿死人的基本事实。问题仍然是三千万数据的来源，如果是一些学者计算结果之一，那它的可信度就应打折扣，应审慎对待，不应拿它来说事。因为还有其他不同的数据，存在分歧。正如所谓“在档案材料没有全部公开之前，说法不同，应属正常的学术研究的范畴，古代史中的这种争论不是很常见吗？”。现代史的学者要研究此问题，须拿出经得起推敲的研究论著。既然存在说法不同，别人对其中某一见解提出质疑，为什么不可以呢？现代史与古代史有所区别，现代史与当今的现实生活相关联，部分参加讨论的人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当然可以依据常识作出判断（无论其判断是否正确）。如果我们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这样的研究（包括“别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有什么价值？至于“偏见”这顶帽子，我想先放在地上吧。假设我的建议是“偏见”的话，讨论各方的见解何尝不是偏见的呢？“而所谓的一些三年困难时期的史料，其来源值得怀疑。高山流水提出质疑，是一种冷静的态度，应当肯定。”“至于我和王帖出的资料，你说“值得怀疑”，我不知你怀疑的那一条”。值得强调的是，我说的是“一些三年困难时期的史料”，并非全部；更非确指“至于我和王玉华帖出的资料”。如果你硬要对号入座，那我就没办法了。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冷静，这有错吗？对一些存在不同认识的资料持存疑态度，正是谨慎的作法。“你不是普通老百姓，作为历史学者，只有在自己掌握了一定史料的基础上（反证），才可以提出批评，不能想当然的怀疑。”正因为我也是搞历史的一兵，所以才对相关资料持慎重态度，才赞同其他人提出质疑，惟有如此，才能复原现代史中某些问题的真面目。质疑是无可厚非的正确态度。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很可能就是尽信哪些“专家”的论调。在此重申，我并未提出批评，只是赞同质疑。任何人若读了历史地理专题的文章或著作，都可以对自认为有缺陷或不足的地方提出质疑。那是他（们）的权力。“讨论、辨诘，不要进入死胡同，变成口水仗。我想这不是大家的本意。”我提出这一建议，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正是出于讨论能健康进行的良好动机。最后，我非常赞同这句话：“送你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们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见解和观点，透过讨论取得共识。让我们大家共勉吧！共同努力，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但不必与现实政治搀杂起来。　　

　　网5

　　看了你的回帖，我还是有很多困惑1、看起来你对3000万很感兴趣，既然质疑这个数据，就一定想要答案，而你又具备找到答案的条件，你为什么不去看看那些专著、文章、资料中已经给出的答案而一问再问呢？我当然不可能在这里给你所有的答案，而且我也没有在这里也没有用3000万“来说事”，只有高山提到3000万，我更关心的是一个一个的个案。2、你的帖子是跟的我们的帖，除王玉华写给我的东西外，贴资料也只有我一个人，我当然有理由认为你就是针对我的资料的质疑？我还不至于蠢到连帖子对的谁都看不出来，这怎么是“对号入座”？我过去对你所有的跟我的帖，从来都是保持沉默的。之所以这次回复你的跟帖，也是在昨天接到别人的来电，问我为什么要对你的跟帖沉默，我才决定回复你。旁观者都看出来你的针对性，你为什么要否认？　“而所谓的一些三年困难时期的史料，其来源值得怀疑”，难道我帖出的史料不是“一些三年困难时期的史料”吗？　如果说造成误解，原因恐怕不是别人。3、你的“口水”之说是给谁的建议？你既然肯定了高山先生是“冷静”的“值得肯定”，当然不是给高山先生的建议！那你给谁建议呢？如果大家在这个帖子里都没有“口水”，这种建议不是自讨误解吗？“提醒大家冷静”当然没错，问题是按你的说法高山先生已经“冷静”了，你说的这个“冷静”又是在提醒谁呢？4、关于“帽子”，其实我看到论坛中给别人戴的帽子已有好多顶了，我不想列举。在你的回帖中不也还有帽子吗？什么叫“与现实政治搀杂”，我们的专业就在现、当代史，我们所谈的问题都是学术问题，怎么成了“与现实政治搀杂”，你想告诉我什么？我不知道如何理解你所讲的“宽容”，这个帽子还不够大吗？历史地理学当然可以做到不“与现实政治搀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