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个别学者为一己之私或其他不可告人目的，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黄皮白心”，甘愿做境外势力代言人，甚至吃里扒外，充当内鬼。对这些人，不管他们披上什么“学术隐身衣”，都要一查到底，从学术队伍中清除出去。 　　

　　近日，网传是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的内部讲话受到舆论关注，张指出，社科院内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穿上学术隐身衣，制造烟幕;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作为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社科院代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专家云集，著述丰富，其研究成果可以直接提供给中央与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这就决定了它的“灵魂”不能出问题，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放松。否则，轻者干扰政府决策，影响现代化进程;重者误导政府决策，危害国家安全。

　　

　　1899年，基督教在华的最大教会出版机构“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给上海英国总领事布仁南的信中说：“我认为十分重要的课题是重新考虑我们如何控制中国舆论;如何对中国的主要高等教育学府取得更多的管理权的问题。掌握了这些机关和中国宗教界领袖，我们就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背。”西方人这种在做精英阶层“思想工作”的传统于今犹然。

　　

　　在学术交流“立体化”的今天，集中了“中国的脑袋”的社科院难免遭遇“渗透”。极个别学者为一己之私或其他不可告人目的，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黄皮白心”，甘愿做境外势力代言人，甚至吃里扒外，充当内鬼。对这些人，不管他们披上什么“学术隐身衣”，都要一查到底，从学术队伍中清除出去。

　　

　　科学无国界，学者有祖国。当今世界远不太平。后冷战时代，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而是在无声的较量中更加细化、深化了。保持政治的敏感性不是一句空话，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大局意识对高级知识分子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科院是中国人文科学的“高地”，意识形态阵地一旦失守，那可真危险了。

　　

　　当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研究的基本方针。揭露社科院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非扼杀学术研究自由，关上学术交流的大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已经让深藏象牙塔的学术研究直面世界;也给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进行学术交流与互访的机会。封闭与保守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汲取、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提高思想对话的层次与内容，切磋碰撞，才能激起思想的火花，推进我国的学术进步。▲(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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