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影子中的巨人——毛泽东

　　

　　
：王亿舟

　　

　　一、择储之“难”

　　

　　帝王者，所谓开国、治平、理乱、择储者；四者中，唯“择储”，即选择适

　　

　　当的接班人，最难做得妥帖。且不说历史上那些昏君、庸主，先看看备受历朝历代史学家们推崇的大有为之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白手起家打下天下的朱洪武为后人教上的答卷吧！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出巡的途中病危时，命人写了一封信给远在北方上郡监督蒙恬军队的长子扶苏，要他奔丧。但是中书令赵高扣留了这封信，并在始皇死后矫诏杀害了扶苏与蒙恬，把帝位传给了无才无德的胡亥。这次“择储”失败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它是间接导致秦末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以及秦王朝灭亡的“催命符”。因为始皇的几个儿子中，扶苏最仁爱贤良、民心悦服，由他掌权极有希望纠正赢政朝的暴政之失；而胡亥的残暴远过于其父，才能却不及中人，作为秦王朝的“终结者”再合适不过。

　　

　　提到汉武，我们不妨先说说他的曾祖刘邦。刘邦生前剪除了彭越、韩信等诸侯王，为继承人奠定了较为稳固的政治基础，但是他死之后，刘氏天下被吕后操掌了十八年之久。而且吕后之后诸吕作乱，若不是周勃、陈平匡复，恐怕武则天做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的声誉早在她出生前八百年就被人享用了。

　　

　　汉武的太子刘据是皇后卫子夫的嫡出，仁孝贤德，是个守成之主。后来卫子夫失宠，新皇后赵婕妤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帝，勾结术士江充、宦官苏文等人一再陷害他，汉武竟然不察。刘据惶恐无奈，被迫造反自明，兵败自杀；一场父子相残闹得长安城血流成河，也为“择储”之难标下了很好的注脚。汉武临终时将刚满八岁的昭帝教给霍光、上官杰、桑弘羊等几位顾命大臣辅佐，这一模仿武王的托孤行为本身即透着无可奈何的凄凉与悲壮。

　　

　　臣擅主权颠倒人之大伦，此种政权的不稳固性可想而知。汉武之后，先是权臣之间明争暗斗。霍光取得昭帝支持，平定了上官杰、桑弘羊的联合叛乱，大权独揽。按理说接下来人主年事日长，主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好在天佑汉室：一方面，昭帝只活了二十一岁就死了；另一方面，继位者昌邑王昏乱，霍光废除他后，偶然在民间寻访到旧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扶立为后来开创了汉朝中兴局面的宣帝。

　　

　　权臣巩固自己地位自保以达到人主无法撼动的程度乃是势所必然。所以宣帝虽然常常感到“芒刺在背”，但是对于早已“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的霍氏势力不得不隐忍数年，直到霍光死后，才一举催灭之。汉朝在昭、宣时期所以能保持统一、稳定与发展，主要归功于汉初四代帝王奠定了相应物质、民意基础以及上天福佑。而汉武的“择储”方式中，掩埋着足以动摇根本的隐忧、率意与无奈，联系太子叛乱一事看，实在算不得“成功”。

　　

　　与以上几位帝王相比，太宗离世时甚是放心。因为当时的大唐歌舞升平、百姓乐业；高宗已经长大成人，敦厚良善，恰是个守成之君。但是令太宗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媳妇武则天后来“偷桃换李”，建立了大周帝国；他的宗室子弟、勋贵旧臣们几乎被杀戮殆尽；接下来李敬业打着匡复李唐王朝的名义造反，一度把天下数十万生灵融入血腥！

　　

　　宋太祖的传承表面上名正言顺、水波不兴，后世史学家却从种种迹象中挖掘出了“烛影斧光”的谜团。太祖是否死于非命尚且难以断定，他的三个儿子个个没落得好下场却史据确凿。总算太宗也是个久经磨难的有为之君，老百姓没有因为“择储”失误颠沛困顿、流离失所；不过，恐怕任何一位帝王都不愿意象宋太祖那样死得不明不白。

　　

　　有了以上前鉴，朱元璋在“择储”问题上可谓煞费苦心。他不惜先后掀起“胡惟庸”、“蓝玉”党案，牵连诛杀数万人，以保证继承人不被功高震主的开国元勋们威胁而高枕无忧，但是结果如何呢？“靖难之役”在他的儿子燕王朱棣与孙子建文帝朱允炆之间展开，一场围绕君权的战争打了四年，不知道有多少大明子民的幸福人生在鲜血中煎熬翻滚、匿迹消声。篡夺起家的永乐皇帝自然不会放过兄弟、甥侄们，九泉之下的“布衣天子”洪武老人在迎接他子孙们先后到来的时侯又怀着何等感想呢！

　　

　　归纳以上史实我们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几位最有作为帝王都被“择储”之难绊得头破血流；而在妄图面南背北、崇享九五之尊的人之大欲面前，所谓夫妻、父子、同事、兄弟、朋友、叔侄等人之大伦都被颠覆得干干净净。太平一统时期储位的传承尚且如此，乱世之中人们的操守、道德、礼仪、规章普遍遭受践踏，其间“实力”至上，大丈夫横刀问鼎、颠倒人伦的错乱状况更加惨烈百倍。

　　

　　政治斗争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决定政治家拥有的权力大小、地位高低的往往不是名分，而是他的“实力”，——其威望、资历以及相应的能力等——这造成开国君主交接权力的时候相对于承平君主困难的多：封建社会实行世袭制，“接班人”作为后辈小子，其“实力”远逊于开国元勋们；再加上天下初定，制度草创，民心不稳，政权更迭较为容易。新主子仅仅凭借着一个名分统帅众“元勋”，维持一统，显然难度巨大。

　　

　　开国之君之间也有微妙的差别：秦皇天生富贵已极，为他效力疆场的文官、武将多是世袭家臣，主、奴关系命中注定，相互之间固守着彰显高低贵贱的称谓、行为、冠服、居室等在心理上早成习惯。太宗的祖父已贵为“唐公”，父亲李渊既是大隋的贵戚，又是坐据一方的留守，也享有此等优势。而刘邦、朱元璋皆是草莽出身，与他们共图天下的勋贵们有不少是儿时的伙伴，这些人的心目中或多或少存地存留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要让他们在“老大”百年之后安分守己、互辞互让，并且拥护、臣服羽翼未丰的新主子，除了一刀剁下去，还有其它良法吗？

　　

　　二、毛泽东既是开国领袖，又出身草莽

　　

　　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泽东在“择储”问题上所面临的问题，远比刘邦、朱元璋们面对的要复杂、困难。

　　

　　首先，共和国草创之初，封建社会的伦理制度、道德标准以及相应的统治体系已经被基本摧毁，君臣关系早就不复存在。毛泽东与战友们的地位、名分完全由历史塑就并且建立在个人的“实力”以及“传统”基础上，一旦相互之间的“实力”波动，各自的地位、名分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稳定性只能由战争期间延续下来的“传统”支撑。这种政权结构本来就不如建立在封建礼教基础上的君主政权牢固，再加上毛泽东等人信奉内蕴着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共产主义学说，其稳定性更差。

　　

　　其次，特殊的历史背景孕育出了一批杰出的开国“统帅”。毛泽东与战友们在与蒋家王朝、日本帝国乃至美、欧大国博弈的过程中，逐步以弱胜强、以蛇吞象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其中的艰巨、繁难远非以往历代的开国者曾经经历的可比。他们领导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斗争规模之巨大，涉及范围之深广，影响之久远也足以震古烁今。于是，围绕在毛泽东的身边，一批优秀的统帅就此成长起来。这些统帅们的“实力”盘根错节在党、政、军深层，各自成派、成系，彼此的心目中只有毛泽东一位领袖。如果“领袖”先行离世而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形成，他们很可能在形势的逼迫之下各立山头，把新中国再次掀个天翻地覆。

　　

　　三、共和国需要“权威

　　

　　建国之后，中共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整体礼让团结、携手共进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间经历了几起较小范围的波折：主要是1953年的“高、饶事件”中高岗、饶漱石图谋取代刘少奇、周恩来失败落马；1958年由彭德怀肇事、林彪跟风的“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斗争迫使刘伯承、粟裕、肖克等军事将帅脱离工作岗位；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受到批判并被撤消职务。

　　

　　“高、饶”被毛泽东轻松摆平；“刘、粟事件”中，毛泽东偏向彭德怀，处分了刘伯承等人。照一年之后“领袖”自己的话说就是：“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不管毛泽东当初的真实意图如何，有一点我们可以断定，就是仅凭彭德怀、林彪的压力，毛泽东不需要忍让；毕竟当时足以与二帅抗衡的其它“元老”们都在，刘伯承、粟裕们也不孤立。事件所以那样结局，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它顺应了毛泽东“择储”的需要。

　　

　　早在1956年，毛泽东已表现出了引退的迹象：“八大”前后，刘少奇与其他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逐渐走向前台；到1959年的二界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曾经多次公开表示，他要退居二线，从各种国事活动、外交礼仪杂事的干扰中解脱出来，多思考一些国内国际上的重大问题。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国内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把握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大方向，二是为“接班人”开道，巩固其地位；后者从属于前者。

　　

　　有评论者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交接演习是一次类似于57年“反右倾”前后“引蛇出洞”的阳谋，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看法依然把毛泽东视为可以随心所欲行事的“上帝”，忽视了“传统”的约束力量。毛泽东与战友们同处于“传统”之中，在二千多年的封建传统的影响下，中国五亿多人民的心目中他是“真命天子”；几十年的革命传统赋予了他“最高领袖”的权威。“高、饶事件”、“刘、粟事件”已经表明，中共元老之间蛰伏着“杀机”，——其中高、饶的目标指向之一就是刘少奇——如果没有“领袖”坐镇，它们顷刻间爆发的结果必然是把共和国带回到“战国”或者“军阀割据”的时代。这种局面决定了毛泽东根本无法一下子置身于“政治”之外，唯一的办法是在培养“接班人”成熟的过程中慢慢退却：如后来邓小平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在1957年十二界最高国务会议上表示不再担任下界国家主席，党外人士深感震动和不安。著名民主党人陈叔通、黄炎培写信由刘少奇、周恩来转呈他，强调“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泽东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断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很遗憾，中共有些元老或者出于私利，或者意气用事，或者另有打算，以至于还不如某些党外的“旁观者”开通，不注意正确维护甚至屡屡损害——变相“拔高”也是“损害”——毛泽东的“威信”。党内也许只有周恩来深刻地领会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他披肝沥胆，孤军奋战，走上了一条既光辉又悲壮的征途。

　　

　　共和国需要“权威”，而且是唯一“权威”；这唯一“权威”在建国之初又只能够是毛泽东。毛泽东对他本人与新中国所面临的局势的关系认识得清醒而透彻，但是从58年开始，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他的“威信”相应受损，对全局的控制力度有所削弱。从国际上看，56年苏联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全盘否定斯大林，不仅引发了本国骚乱，而且直接导致同年十月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爆发，西欧各国的大批共产党员退党；这自然波及到中共党员对当前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的信心。

　　

　　四、彭德怀事件

　　

　　表面上看，庐山会议为纠正58年政策的失误而召开。对于毛泽东来说，更重要的却是在严重受挫的现实面前，把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热情重新调动起来。此时，彭德怀向他递交了一份批评总路线、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三面红旗”的“万言书”。信中写得是实事，说得是实话，但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那些由彭德怀这样一位开国元勋、国防部长身份的人说出的“实话”却会产生巨大消极影响；对于毛泽东本已经受损的“威信”又无异于“雪上加霜”。

　　

　　彭德怀居功甚伟又特立独行、桀骜不逊，他除了多次公开顶撞毛泽东——比如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为“劝说”他专门召集政治局诸常委开的碰头会上，他当面指责“领袖”：“在延安你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二十天不行？”——还一向对刘少奇颇有微词；“国家主席”自己说：“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帐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

　　

　　不管有意无意，彭德怀已经把自己摆成横竿，拦挡在毛泽东实现“把握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任务”的道路上。另外从一些言行中，我们还能窥循到“领袖”对彭德怀的忌惮由来已久，早先就曾经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庐山会议上，这种心意流露得更加明显，直接批判彭德怀：“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又如：“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了，也是为了挽救你”，这表明彭德怀还一直是毛泽东实现“择储任务”的一块心病。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置依然是从大局、长远处着手。国民经济暂时受挫可以调整，但是如果最高层领导集体内部立起“山头”而不及时削平，——即产生为历代英明的封建君主大忌的“朋党”——毛泽东的“威信”继续受损，对全局控制力削弱，下一步即使制定了适宜的政策，贯彻起来也会步调不一，处处掣肘。所以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自诩”地宣称，“防止了党内分裂”。实际上，彭德怀作为毛泽东的“储君”的潜在威胁者，被打倒是早晚的事；只是如果他不“意气用事”，时间很可能会推迟到“文革”期间，与其他“元老”同步。

　　

　　解决了彭德怀带来的意外麻烦，经济调整还需要进行。五个月后，也就是61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八界九中全会”。鉴于大跃进中谎、虚经济指标的“浮夸风”盛行，他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鉴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盛行的情况，5—6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9月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6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任命陈云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紧接着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降低了58年各项“高指标”。至此，“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失误基本被纠正，中国经济全面复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五、两条“路线”

　　

　　1965年三界全国人大之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发生公开争执，一时间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刘少奇专门召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又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当即反驳：“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毛泽东的“原则”即社会主义方向。从经济角度看，社会主义的标志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在“三面红旗”的指导下，58年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挫折，之后中共领导层达成了“退却”的共识。毛泽东赞成“退却”，但是只允许在“三面红旗”的底线之内。即前面提到的降低经济指标，取消供给制，“人民大公社”解体为“小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退却”为“生产队”——等内容。毛泽东的观点很明确，社会主义经济要通过三面红旗来确立，而反对三面红旗，如何谈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

　　

　　这儿我们不妨介绍一下“生产队”。62年9月八界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即原生产小队），至少30年不变；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应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发展家庭副业等”。由于生产队规模较小，便于管理、协作，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相应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毛泽东因此认为“生产队”是保持农村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最后堡垒。

　　

　　刘少奇在62年“七千人大会” 上对三面红旗的问题没有直接表示态度，含糊其词，说是不急于作决定，等等再说，五年、十年以后再说，并且认为国家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不是天灾人祸，也不是中苏两国关系恶化造成的，是人为的，是中央的政策的问题。之后，他一再强调“要退够”，说“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为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实际上，刘少奇“包产到户”的观点由来已久。早在建国之初，他曾与高岗就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发生过一场争论，当时主张“先保留个体经济，将来在机器工业基础上建立集体农庄”。高岗则提出“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高岗、批评了刘少奇。这也许刺激了高岗的“副领袖”欲望，他在53年因为试图取代刘少奇而被打倒了，——55年高岗自杀——但是他发展农村经济的想法由于合乎毛泽东的口味被实施为53-55年的农业合作化并在58年膨胀为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之后“退回”到生产队。

　　

　　历史似乎很乐意与人开玩笑：毛泽东打倒了高岗，却把他的想法实施于现实；保护了刘少奇，但是把他的观点压制在了脑海之中。到62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表面上看围绕要“生产队”还是“包产到户”浮现出来，而将两个概念延伸开去涉及的是如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方向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公”的，刘少奇则主张先由“私”调动起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等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在机器工业的基础上建立集体农庄”；再进入“公”。虽然两种主张的目标一致，但是实现目标之前的过程却在两大“领袖”的心目中勾勒出出了两条不同的“路线”。

　　

　　六、政治交锋必须依靠“民主”

　　

　　两大领袖之间的分歧从建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他们的正面交锋却开始于62年。因为刘少奇在毛泽东退居二线期间，于61年已经在安徽推行曾经在57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制止过的“包产到户”。这一做法顺应了农民想成为小私有者的心态，极大调动了他们生产、生活方面的积极性而得到普遍响应。当年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85.4％。同时，广西、广东、河南、湖南、贵州、四川、河北、甘肃和东北三省等省区灾情严重的地区也先后采取了这种办法。到1962年7月，全国大约20％的农村走上了“包产”道路。这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满，刘少七的儿子刘源记述了62年7月在中南海“领袖”质问“副领袖”的一幕：“三面红旗也否定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的“先斩后奏”已经越过了“底线”，照毛泽东的话说，是向资本主义“复辟”。针对既成事实的局势，毛泽东在两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八界十中上，一口气批判了刘少奇等人认为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所谓“黑暗风”，“包产到 户”的所谓“单干风”，支持彭德怀申诉的所谓“翻案风”。除了确定生产队30年不变外，支持刘少奇主管农村工作部的邓子恢被免职，主管经济的陈云“请假”。面对“领袖”的压力，“副领袖”讲话表示完全赞成“领袖”的理论观点和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全会结束。

　　

　　两大“领袖”对国民经济发展认识的分歧上升到政治层面上演化为对“阶级斗争”、“民主政治”认识的分歧。新中国承续了数千年的封建传统；即使从清末算起，资本主义传统也已经延续了近百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手中握有相当资本的地、富、资等分子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各级官员掌握着国有资产的运作、分配；广大农民、工人则依靠工分、工资、社会保障生活；封建、资本主义“遗毒”潜伏在国民各个阶层的思想认识、生活习性之中。毛泽东既要求经济在“公有”的基础上发展，又要防止地、富、资复辟，官僚们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自然强调时时刻刻抓“阶级斗争”。刘少奇主张“后退”到“私有”形式，由经济发展之后，人人均得到实惠的成果消化各阶层之间矛盾；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调控着把国民经济一步步纳入“公有”轨道。所以他有意淡化“阶级斗争”。在当时的情势下，刘少奇的主张一直无法实行开来。

　　

　　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中蕴涵着他对人的“贪欲”的认识。前面提到过几笔封建王朝里皇室贵族为了争夺“大统”而践踏人伦、饕餮民生的悲惨事件，其它阶层呢？历代封建王朝无不经历过一个开国后相对平均分配土地，然后各级王公、贵族、官僚、大小地主不断地兼并土地，直至民不聊生，奋起反抗、推翻旧统治秩序，建立新朝的过程。如果说鲁迅先生从历史中读出了“吃人”二字，毛泽东则对洋溢于其中的“贪欲”二字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

　　

　　建国之初，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用“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八个字描述封建社会里王朝更迭、望族兴衰的现象，并将之归结为“周期律”。封建统治者用圣贤学说灌输读书人，风化子民，有为的君主都忘不了身体力行圣贤遗训，并且十分注意以之枷箍大大小小官员。但是结果如何呢，“贪欲”总是迷恋“诱惑”，如蝇逐臭、如影随形；凡是认真与之作对的君主无不呕心沥血、焦头烂额。于是整个统治阶级不可避免地腐化堕落下去，直到无法收拾。黄炎培询问“领袖”，中共能否跳出所谓“周期律”；毛泽东爽然地回答：能，靠人民当家做主。

　　

　　七、毛泽东的“民主”

　　

　　毛泽东对“民主”是如何理解的呢？且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得一段话：“在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从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民主”绝不是“戏言”，而是足斤足两、货真价实的“人民当家作主”。下面，我们就此探讨一下。

　　

　　封建统治者侵夺的主要是土地，那时候，土地衍生一切，是财富、权力的代表；资本主义社会里土地之外，人们更看重的是囊括了土地、资金、厂房、机器等在内的“资产”。中国的历史已经清晰地显示，统治者拥有了“权力”，总是会尽可能捞取“资产”；“资产”反过来追求“权力”，二者辨证互动着发展。广大的劳动人民则在这一过程中日益萎缩。历代执政者尽管约束、鞭挞、惩办、枷箍大小官员，但总是机关算尽而无可奈何。

　　

　　建国后，新中国的统治者主要是中共党员，他们掌握着国家“资产”的运作、分配。每当国民经济好转，面对广大人民创造出的财富，贪污、腐败就会悄然兴起，地、富、资等趁机向政权渗透。毛泽东很警惕“资产”与“权力”的结合所带来的危害性后果，但是如何阻止其愈演愈烈的趋势呢？通过对历史的深刻洞见他认识到，仅凭作为统治者的中共自身改造乃至民主党派的监督——实际上，民主党作为中共的分权者，本身也是统治者；由于屈居于下位，他们监督不了中共——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必须引入外部力量，于是他创造性地发明了“群众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从51年底到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的斗争的统称。57年“反右倾”运动是针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的“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发起的，这次运动由于扩大化而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62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又发动了以“五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四清”即“清账目、清工分、清财物、清仓库”后来上升为“清政府、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反右倾”运动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次斗争；“三反”、“五反”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却是“形而下”的实打实地，将矛头指向了不良地、富、资等分子与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说白了即指向“钱权交易”。再进一步分析，62年之后，计划经济体制已经相对健全，商品经济被限制在偏僻角落，原先的地、富、资分子所剩无几。倒是许多党政机关干部中饱私囊之后，摇身变成了新的“资产者”，毛泽东将矛头指向了等于是他倚仗着治理国家的中共干部。

　　

　　这三次运动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广泛发动群众；二是目标指向少数人。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方案中明确规定：“首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认真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再进一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三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有限度，这也特别体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方案与开展过程中。可以说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运用已经相当成熟了。另外，如果说“反右倾”运动是中共与党外人士“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已经把它引入党内，流露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苗头。

　　

　　我们往往着眼于毛泽东的“高度集中”即“专制”的一面，而宁可否定他执政时侯“高度民主”的一面。综观中国历史，还没有哪一个时代的劳苦大的众享有毛泽东时代广泛、深入的权利，尤其是“毛泽东式”的“监督”中共干部、保护自身、集体、国家利益，参与管理国家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利。正因为如此，终毛泽东一生，中共作为统治国家的执政党基本保持了清正廉洁的本色。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发明的“群众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演化为“无政府主义”，制造出可种种恶果，以至被许多评论家嗤为“民粹运动”；而毛泽东本人的相应行为被讥为对“民粹主义”立场的留恋与狂热。

　　

　　八、刘少奇的“民主”

　　

　　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刘少奇对“民主”又是如何理解的呢？虽然终毛泽东一生，刘少奇的政治理想未得施展，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他的著作以及执政时期一些自作主张的措施中勾勒出其轮廓。刘少奇淡化阶级斗争，既然如此也就用不着发动“群众运动”。事实上他的内心深处对群众力量一直怀着质疑的态度：早在1939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他就提到“小资产阶级的急性并动摇性，流氓无产者和某些破产农民的破坏性等，也常常反映到党内一些同志的意识中来”；另“我们党内某些同志……具有农村社会中小生产者那种狭隘性的特点”；再者，他把工人阶级分为三个阶层，并认为“第二个阶层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这个阶层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别、半无政府主义派别和‘极左’派别的最好的土壤。”

　　

　　与毛泽东相比，刘少奇更重视对中共自身的改造。他除了强调党员要保持“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精神的纯洁性外，还特别重视用“思想斗争”的方式塑造党员思想的纯洁性。（见《论思想斗争》一文）有评论者把刘少奇的这些认识归纳入精英论正统立场，并且敏锐地观察到他试图领导中共以纯洁的、精神上的贵族身份去统治民众，同时抵御权欲和物质的莫大诱惑，这是颇有见地的。只是结合前面对历史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刘少奇的认识、做法与封建社会里的英明君主的如出一辙。而且历史已经证明了，单凭执政者从内部约束、鞭挞、惩办甚至枷箍整个统治阶级由上而下垂直地治理国家，只能奏效一时，终归跳不出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历代封建王朝的开创者起初依靠的都是民众力量，但是当他们荣登大宝、位处九五之后，便摇身一变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为整个统治阶级谋利益。这是由历史发展的情势自然而然形成的，符合时代潮流。毕竟，治理天下需要依靠有财、有势、有知识的社会精英阶层，民众只要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就满足了。如果说刘少奇比毛泽东高明，恰恰因为他不具备毛泽东的威望，也没有毛泽东的“野心”；他的认识与做法是顺应而不是违背时代潮流。毛泽东却耗尽晚年精力，致力于以个人力量，向社会发展的“周期律”挑战，最终功败垂成。

　　

　　九、“文革”前夕

　　

　　刘少奇将他的政治理念推行于现实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半期。64年夏，在他的一声号令之下，全国160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长沙地方志中记载：“市委抽调了4100多名干部，组成长沙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下分工作队），分两批在长沙县和郊区的38个公社（镇、场）领导运动。运动中，工作队脱离基层组织，扎根串连，搞干部‘洗手洗澡’，人人过关，‘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严格管制或打击，一些犯有一般错误或被视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社员群众受到批判斗争。”管中窥豹，全国中共干部的工作作风可见一斑。毛泽东对工作组脱离群众的行为十分不满，12月份一次小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严厉指责四清运动中的“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联”等方法不当。几天之后又指出，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65年前后，两大领袖之间的矛盾已经在党内公开化，但是还没有面向群众。抛开他们二人的政治斗争不谈，我们先看看下面一则资料。“66年6月8日，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宣布罢免上至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下到学生班级主任、政治辅导员几乎所有清华干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机构。刘少奇直接关心并过问清华的‘文革’，其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工作组而发挥了显赫的作用。工作组以及‘文革’对所谓走资派、‘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人物的冲击不久被工作组与更加激进的学生群众之间的矛盾所超越。以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为代表的激进群众同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和对抗。工作组依据过去政治运动的模式，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并加以监禁多日，50多人被打成‘蒯氏人物’，近5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发生数起自杀事件，致使两人死亡。”

　　

　　毛泽东7月中旬回到北京，对工作组粗暴对待群众的做法非常不满，并委派周恩来亲自过问。清华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典型试点，其中发生的事件足以折射出全国状况。刘少奇的指挥在这儿是否具有夺权嫌疑已经不重要，关键是它浮现出的政治理念。正如某些评论家所说，刘少奇以一种精英姿态面向民众，他试图通过中共干部行使——当然，也包括中共领导下的非党员干部——的政权力量，把民众行为纳入官方轨道；而不是让他指挥下的大小官员以一种“公仆”的姿态虚心、诚恳地接受民众的监督与指正。在毛泽东的眼中，广大中共党员在刘少奇的带领下，已经堕落为一架可以对民众为所欲为的“官僚机器”。这架“官僚机器”听从刘少奇指挥，向刘少奇负责；既抛弃了民众，也抛弃了缔造它的领袖：毛泽东本人。

　　

　　 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的文件，其中一段醒目的文字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此时，毛泽东已经深刻认识到，他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不仅仅局限于如何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方面，而是直接关乎当前乃至他身后共和国能否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全局问题。
有些评论家把两大领袖之间的矛盾倾斜到权力斗争层面上，并且怀疑毛泽东从未退居二线，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权力”是“政治理念”的外化，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割整体：没有权力就无法实施政治理念，没有政治理念的人又有谁会跟随，并且赋予他权力呢？对于“是否真心的退居二线”的问题前面已经分析过，毛泽东与战友们同处于传统之中，这决定了只要他存在，就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从刘少奇显示出对中共干部的控制能量来看，毛泽东的确已经赋予了他操纵全盘的权力。若是刘少奇能像后来中共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衷心不二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那样那样高举“三面红旗”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也乐得如邓小平安一样安享晚年。历史没有如此地眷顾毛泽东，他仍须为完成把握住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方向、选择接班人的两大任务而操劳不已。
十、痛苦的探索：“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泽东以73岁高龄，依然面对着似乎遥遥无期实现的“两大任务”。接班人已经暂时选定为林彪，那么如何保持中国社会主义方向呢？后者在他生前确乎无可质疑，关键在于以后。毛泽东似乎不再满足于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运动”上，而是把重心放在改造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文革”，实际是他对人民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全方位的进攻与占据。

　　

　　北京高校的群众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赶走了“飞扬跋扈”的工作组，但是他们又自发分裂为若干派别，相互争斗。经历了当年风雨尤西林先生深刻地指出：“仔细反省当时似乎无可怀疑的个人迷信狂热，其实却从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为前提基础，众口一辞的‘毛主席’实质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含义”。“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而“有一种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拥戴崇拜实质也以自身既得利益为立场。”

　　

　　高校群众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红卫兵则是他们前身。结合上面分析，再联系封建社会饱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们化身为官僚后一步步将劳动人民驱赶至生存边缘的所作所为，建国之后文艺界的知识分子被工、农、兵题材笼罩着创作能力和艺术水准的萎缩，以及在刘少奇的指挥下整个中共“官僚机器”对民众的“粗暴”行为，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普遍反感。在对以姚文元署名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批阅中，毛泽东已明确把“文革”初期造反派及红卫兵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列入“文革”对象，他不允许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搞什么“独立王国”，也容忍不了高等院校的造反派们搞所谓“多中心论”。

　　

　　既然旧的官僚体系与知识分子无法依靠，毛泽东把发展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被马克思誉为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联盟军农民阶级身上。的确，这两个阶级在革命年代与建国之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表现出亘古未有的忘我牺牲精神与狂热奉献精神。他们思想单纯，容易塑造，只要在正义口号的激励、纯正风气的熏陶、美好愿景的感召之下，就会表现出彻底的革命性。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掌握“资本”的运作与分配，被隔离于“诱惑”之外，不会很快变质。毛泽东比刘少奇高明的是，他不仅清醒认识到人的“贪欲”，还擅长挖掘、培育民众心灵中的“良善”、“单纯”和“渴望尊严”的诸多方面。

　　

　　清华大学是毛泽东改造民众意识形态的基地，通过对始于70年清华“教育革命”体制的认识，不难窥测到他对工、农、兵——主要是工人阶级——寄予厚望的心态。这一体制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所谓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教育革命”乃至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权，在清华长期出现了工宣队与校党委、校革委会并列掌权及并列署名行文的局面。二是对原有教师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以工人、学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是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构成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四是招收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人员为学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使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与工宣队一起成为学校的主体，而广大教师则动辄得咎，成为“教育革命”改造的对象。五是大破所谓买办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六是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毛泽东派出工宣队进驻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出版界、科研机构等领域，社会领域内则八大“样板戏”轰轰烈烈地推行。他大约很恐惧一向衷心地拥护、爱戴，以巨大的牺牲支持他完成旷古未有之勋业，并且令他享受至高无上之尊荣但是从来温顺、驯服的劳动阶级在他身后重新沦落到被奴役境地，所以急切地想在有生之年把“又红又专”、“造反有理”、“劳动光荣”等观念灌输到民众的心灵深处，希望将来他们自觉地监督、抵制、纠正中共干部们的“堕落”，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跳出王朝更迭的“周期律”。对人的塑造直到现在还困绕着致力于这一事业的人们，因为在大大小小的物质利诱面前，民众如干部们一样表现得极为脆弱。毛泽东的做法与刘少奇对中共党员修养的强调一样透着理想化，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等道家观念，可是我们也不能苛求“领袖”在他的时代能探索出更有效方式并怀疑他做法中蕴涵的慈悲心怀以及洞透未来的远见卓识。

　　

　　“文革”是一个动乱年代，因为对社会主义方向的要求与为新“储君”铺路交织在一起。一个尚且健康的人无法预料自己离开人世的具体时间，所以毛泽东必须提前为身后做准备。刘少奇被打倒后，毛泽东立即着手打碎旧的“官僚机器”，并且支持他的新接班人林彪消除威胁未来政权的各种因素。67年“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中被推翻、打倒的中共干部数以万计。特别是69年10月，一道紧急号令从苏州发出，要求全军“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中共中央作出紧急决定，一批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战备疏散”口号掩盖下被紧急送往外地，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王震、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中共“元老”级人物都在其中。他们基本上被搁置于任人宰割境地，即使毛泽东突然晏驾也无法“作乱”。林彪紧接着消除不属于自己派系势力中的成员，“实力”一再巩固。

　　

　　但是毛泽东也不可能对林彪完全信任，他培植了后来被他冠以“四人帮”称谓的政治新宠，保留下以周恩来为首的党内传统的健康力量并巧妙地维持了权力均衡。林彪于71年叛逃身亡，毛泽东不得不清洗其支脉党羽，然后急切地从年轻政治家中选拔可靠接班人，先是王洪文，然后华国锋。遗憾的是历史没有提供给他一位可堪当大任的新“储君”，或者说“时势”已过，已经不可能再有一位那怕稍微望其项背的新领袖出现。毛泽东曾经说过：和平时期交不了班，就动乱中交，不知他走得时候有没有完全放心身后中国政治局势的稳定。或许是吧，毕竟，他已经基本消除了导致再次动乱的种种因素，而且为人民留下了一批足以稳定全局的忠正良直之“臣”。

　　

　　也许毛泽东不应该怀着“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因为历史自有其发展规律，凡是违拗它的人都会沦落于悲剧：拿破仑、斯大林也曾经开创出崭新的世界，然后亲手埋葬了它。与他们不同的是，毛泽东对劳动阶级的苦难体味深沉，怀着对劳动阶级更丰厚的悲悯之情。他一生致力于实现“大同”理想，为此不惜与一切传统决裂。其实走私有化道路很容易，“领袖”这样说。但是比任何个人巨大的传统一直左右着，把他与支持者一直拖向“公有”的荆棘之路。毛泽东摆脱不了历史影子的笼罩，只是倔强的个性令他不是因循、驯服，而是勇敢地向之挑战：我也许被摔得粉碎，“领袖”这样说。“焚书坑儒”的始皇、力行“官绅一体纳粮”的雍正都因为得罪知识分子而一度背上了千古骂名。与他们不同的是，毛泽东没有家，也无需为子孙后代立万世基业。

　　

　　如今，社会正在把毛泽东担心、忧虑并且竭力防止前景的逐步地影象为现实。“权力”与“资产”的联姻迅速膨胀着中国一少部分人的“贪欲”，埋葬着大部分人的“良善”与“尊严”。政府已经在努力与民众牵手，并且加大力度改造自身的支脉、组织、体系。至于能否合拢那个邪恶的“潘多拉盒子”，民众只能够衷心地拥护、祝愿并且希翼。毛泽东离开快中国已经三十年了，他的所作所为永远是一个“谜”，激励着人们的感悟与思考。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评论他，因为历史的影子还遮掩着理智之光，一切都为时尚早；也许有一天，人们放弃心头的一切背负、兴奋与怨怒，会发现从历史的深处，正在慢慢地走出一位依然披着巨大影子的——巨人。

　　

　　（2005/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