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

　　

　　《求是》 文/施芝鸿

　　

　　在阅读曾松亭同志的告文学《当代土神》（中国农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时，我的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经典名篇。著名作家魏巍把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拼杀、忘我奉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誉为“最可爱的人”。我想，《当代土神》中所讴歌的那些为了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我国南方偏远山区扎根近半个世纪的科技人员，那些执著地为了农业科技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几代人矢志不渝坚守，像传递火炬一样一代接一代奋斗的科技人员，同样也是最可爱的人！

　　

　　16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88年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也揭示了一个朴素真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我国是人口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是的，吃饭的事，关乎人类生存，关乎国家兴衰。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政府的白皮书曾经武断而又傲慢地宣称：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不可能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新生政权会因此而垮台。针对这种论调和美国政府对华实行“门户封锁”的政策，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尖锐地提出反问：“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并且庄严宣告：“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执政实践，特别是以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吃饭问题这一铁的事实，宣告了帝国主义预言的破产。

　　

　　可是，解决十几亿中国人吃饭问题也并非没有经历过曲折。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有与之伴生的浮夸风、“共产风”的泛滥，以及差不多与此同时发生的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给我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严重破坏。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那段时间里成了牵动从领袖到平民百姓最敏感神经的天字第一号大问题。就在那时，准确地说是在1960年春天，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批想党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的热血青年，挺身站了出来，自告奋勇地要去解决这个天字第一号大问题，真是危难之下见忠贞！在得到组织上批准以后，他们毅然决然地告别繁华都市和亲人，来到偏远的南方山区，在湖南省祁阳县一个叫官山坪的地方安营扎寨，放手大干起来。他们同当地农业科技工一起，忍受着饥饿的煎熬，艰难地从事着红土壤低产田的改良推广工作。他们同当地农民一起，脸对黄土背朝天，弯腰曲背搞试验。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辛勤观察、试验和总结，终于攻克了潜育性水稻土“鸭屎泥田”和水稻“坐秋”等低产难关，使水稻平均亩产由1961年的200多斤一举达到了1963年的680斤。虽然这样的产量同现如今亩产800多公斤的超级杂交水稻相比显得不足观，但在当时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引起轰动的重大新闻。要知道，红土壤遍布我国14个省区，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8％，红土壤所生产的粮食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4.5％，单产一旦有了大幅度提高，其增产总量是多么惊人！因此他们的这一科研成果，理所当然地在我国上个世纪60年代的粮食增产史上谱写了蔚为壮观的篇章，为缓解那个饥饿年代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作出了永垂青史的贡献。

　　

　　于是，人们便把他们尊称为我国南方红土地上颇具传奇色彩的“土神”。我以为，“土神”这一称谓极为传神。这是因为，土壤，乃是中国几亿农民的命脉之所系，是中国农村的希望之所在。这些“土神”们穷其一生精力，无怨无悔地研究着土壤的结构、质量，探寻着土壤的贫沃及其改变。然而，他们本身的贫困程度之深、生活待遇之低、工作条件之差，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远看像是要饭的，近看像是卖炭的，仔细一问却是祁阳实验站的！”这就是当地老百姓用来形容这批“土神”的民谣。谁能想象，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就是用如此简单而陈旧的实验设备，取得了世界一流的农业科技成果。在这里，他们平均每两年就催生一项新的科技成果，并迅速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在新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上，他们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长篇告文学《当代土神》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农业试验站和三代农业科学家平凡而感人的事迹。从纪实的角度，全景式展现了这些普通人的亮丽人生，揭示了他们平凡而崇高的内心世界。在书中，还向人们提出了永远不要轻视粮食、轻视农业的警世恒言，相信这会给每一个关心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人以有益的启示。

　　

　　曾松亭同志是在博士研究生毕业前夕，接到去祁阳红土壤工作站采访任务的。给他交任务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机关党委。缘由是，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而祁阳红土壤工作站是全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典型单位。于是，就在那个炎炎夏日，松亭同志来到了条件艰苦的祁阳红土壤工作站。在那里，他同站里的农业科技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获取了大量的宝贵素材。有了这样一番经历，他便对那片土地有了深厚的感情，也对那些可爱的“土神”有了深切的了解，随即也就有了这篇感人至深的告文学问世。

　　

　　作为农民的儿子，松亭同志的内心深处总是涌动着浓浓的“三农”情结。他告诉我，在写作过程中，他常常被那些农业科技工坚守红土地的平凡事迹而感动得唏嘘下泪。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就是怀着这样一颗虔诚的、景仰的心，来为这些可敬可爱的“土神”们立传的。书中对于如何增加农业科研投入，提高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如何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应对国际农业合作与竞争，都提出了独到见解。

　　

　　我和松亭同志相识多年，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勤奋执著、有着可贵的时代责任感和浓烈的人文情怀的人。他在攻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的短短几年，先后写下了两本有分量、有影响的告文学作品：一本是《毛泽东的九嶷山友人乐天宇》，一本是《当代土神》。我对松亭同志说，你的第一本书是写“那山（九嶷山）那人（乐天宇）的；第二本书是写那站（祁阳红土壤工作站）那人（一群被称为‘土神’的最可爱的人）的”，两本书的主人公都是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领域的开拓者。可见松亭同志著书的选题和选材，是离不开他的“三农”情结的，是离不开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块潇湘大地的。

　　

　　记得52年前，毛泽东曾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写下了这样一段篇幅简短却感慨万千的文字：“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我想，今天的情况恐怕还是如此。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了举世瞩目奇迹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包括被列为我们共和国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三农”工作，涌现了多少可敬可爱的英雄人物，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啊！“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松亭同志虽不是文学家，但他却“去找他们”了。如果有更多的怀抱责任感、使命感的文学家都“去找他们”，那么，在当代中国文学英雄人物形象的长廊中，又会给人们留下多少不朽的文学形象、为人们平添多少精神动力啊！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