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传回忆录

　　

　　逝 者 如 斯

　　

　　戴维堤著

　　

　　 （最新修改版本2007年元月17日）

　　

　　中部 文革风云

　　

　　48）天、地派的起因和斗争

　　

　　随着文革斗争的深入，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派逐渐形成了“天”、“地”两大派。

　　

　　1966年底，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授意下，戚本禹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派人去成都抓彭德怀。结果，“北航红旗”的人马先抓到了彭德怀，后被“地院东方红”的人抢走。从此“北航”和“地院”结了仇。据我所知，这是北京“天、地派”矛盾最初的起因。

　　

　　随着学生们的“大串联”和红卫兵杀入社会，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之间的矛盾也带到了社会上和工厂里。由于北航的学生们出身好，而地质学院、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们出身相对复杂一些，因此北航红旗的学生往往支持工厂里出身较好但偏保守的一派（例如我到大连就支持了出身好、偏保守但拥军的“五。一兵团”），而地质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往往支持出身比较复杂比较极左的一派，双方往往为此大打出手。

　　

　　毛泽东1966年“8。18”接见红卫兵后，以高干子女和中学生“联动”为主的老红卫兵抢先“注册”成立了“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即“一司”）。当时作为造反派代表的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联合蒯大富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先是朱成昭后是蒯大富任一把手，戏称“司令”。对此，北航红旗无动于衷。韩爱晶说，他们是大杂烩，我们不理他们。后来，北航红旗联合了一些学校的红卫兵造反派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 韩爱晶派红旗战士陈良等人去主持“首都二司”的工作。后来，老红卫兵的“一司”土崩瓦解，“二司”影响也不大，主要是靠北航红旗的名气，而“三司”由于蒯大富的名气大，干的“坏事”多，因此“首都三司”在中国文革中的名气和影响比较大。

　　

　　所谓“天”者，航空学院也，“地”者，地质学院也。后来，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是“天派”的，对立派“井冈山兵团”是“地派”的；蒯大富的“ 清华井冈山兵团”是“天派”的，对立派“4 .14兵团”是“地派”的；北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是“地派”的，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天派”的。历史的事实是，“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在各自的学院里都是一统天下，没有对立派组织。（注：反对者当然大有人在，但没有形成组织。）后来，北京各大专院校和工厂里的群众组织也分别向“天、地”派靠拢、组合，最有名的七机部（现在的航空航天部）的两大派“九.一六”（天派）、“ 九.一五”（地派）也介入了北京“天、地”派的斗争。而在中央文革内部，有人支持天派，有人支持地派。由于中央文革的背后操纵和挑动，“天、地”派矛盾越来越深，斗争越来越激烈。

　　

　　北航和地院仅一路之隔，却互相视若仇敌，双方的高音喇叭天天互相攻击、谩骂。当时，《北航红旗》和北航红旗广播站在讨伐“地派”的宣传战中首当其冲，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各方都有作战部，作战部都有一个搞情的班子，专门搜集对方的情。对方的重大行动、人事变动、主要头头们的档案、中央首长去对方的讲话等等都在搜集之列。“地院”王大宾的人晚上曾经爬进北航教学区活动，被我保卫部的人抓到过。谭厚兰也曾派人来北航捣乱，并使用离间计拉拢北航红旗头头中的“反对派”造韩爱晶的反，有一次竟然开着卡车来冲击北航，被我保卫部的人用枪赶跑了。清华“4 .14”的人开始对“北航红旗”很尊重，后来因蒯大富同北航红旗关系密切，“4 .14”也开始反“北航红旗”，以至后来发展到捏造事实，用假材料上康生，差点把我和蒯大富致于死地的“借枪”事件。

　　

　　笔者当时认为，天、地派的广大群众或者说“炮灰”们本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全是中央文革在背后挑动加上头头们争权夺利的结果。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不很全面。当时，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理解不深，甚至认为伟大领袖“言之过重”。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特别是他们的头头们）不是一般的观点分歧，而是对党和国家许多重大问题，如建党建国方针、组织路线问题、文化战线问题、两条路线（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问题、两条道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问题、17年的基本评价问题、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党内有无走资派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存在重大分歧，很难“合而为一”。其中以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和沈如槐的“4 .14”兵团的分歧为典型代表。历史证明，这些分歧始终没有调和，没有统一，最后只能以“胜者王侯败者贼”——保守派代表人物升官发财，造反派头头下地狱收场。

　　

　　文革中，中央文革内部是极不团结的，这主要是江青这个气量狭小而又大权在握的“旗手”从中作梗所致。不知为什么，中央文革内部狗咬狗的矛盾很多。江青死瞧不起陈伯达，经常辱骂陈伯达，以至逼得陈伯达要自杀。可笑的是，陈伯达这个书呆子为了证明自杀有理，竟查到了列宁说过“共产主义者也可以自杀，不算叛徒”之类的话。

　　

　　笔者认为，中央文革事实上分“京派”和“海派”。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京派”的，又叫“红旗”派，因为他们都是《红旗》杂志的人；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后来的王洪文）是“海派”的，又叫“上海帮”。至于江青，基本上是站在“海派”一边的，她先把王、关、戚当替罪羊搞了下去，架空了陈伯达，后来又同“海派”组成了“四人帮”。至于老奸巨滑的康生，同陈伯达也有矛盾，又不敢得罪江青，基本上站在“海派”一边。在对待北京天、地派问题上，陈伯达是天派的后台（笔者亲自听陈伯达自己说过），康生是地派的后台，江青表现得不明显。以上所言，当然是一般而言，在对待文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观点一致，没有根本的分歧。

　　

　　文革中，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人或亲自或派人常到北航来，同北航经常联系，关系密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从未来过北航。江青倒是很喜欢蒯大富、韩爱晶，很宠他们。张春桥、姚文元对蒯大富、韩爱晶除了利用外，没有好感，经常阴阳怪气地批评蒯、韩二人。康生对“地派”很有感情，是地派的黑后台，我这话是有根据的，决不是冤枉他。

　　

　　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天、地派的矛盾越来越深，各自都想把对方搞跨。谭厚兰同王大宾和清华“4 .14”打得火热，他们都是“地派”战友，对“天派”的“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十分不恭。蒯大富、韩爱晶很恼火，他俩商量着要找机会教训一下谭厚兰。

　　

　　机会终于来了。1967年夏，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内部杀出了一个反对派“造反兵团”。“造反兵团”的头头是位漂亮能干的女将王某某（北师大阴盛阳衰，一把手全是女将），该女将投靠了蒯大富、韩爱晶的天派的怀抱。

　　

　　于是，蒯大富、韩爱晶和谭厚兰的死对头“造反兵团”的头头们多次密谋，要把谭厚兰从北师大革委会主任宝座上赶下来。

　　

　　天、地派斗争最典型的事件就是“颠覆”谭厚兰的北师大革委会事件。1967年9月7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师大谭厚兰的反对派“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们趁开大会之机，搞突然袭击，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了主席台，批斗了谭厚兰，并宣布夺权。这就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北师大革委会事件，又称“9。7事件”。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受到了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向谭厚兰道了歉，但天、地派的矛盾和斗争有增无减。

　　

　　作为北航红旗的元老，我对天、地派斗争十分不满，我多次劝韩爱晶高姿态同王大宾握手言和。大家都是造反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矛盾，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韩也认为这样闹下去不是办法，但他说关键是王大宾和蒯大富。王大宾支持蒯大富的死对头清华“4 .14”兵团，矛盾没法调和。

　　

　　在天、地派问题上，我个人无力“补天”，但很想表现表现，做点什么。有一天晚上，我拉了两个保卫部学生抬着墨水捅来到了地院大门口，在地上写了几条大标语：“天地一家，联合起来！向地院东方红战友学习致敬！”署名为“北航红旗一老兵”。

　　

　　我的这个举动，没有引起王大宾等人的注意和反应，我十分遗憾。

　　

　　后来，北航革委会开会正式决定，派代表团同地院王大宾谈判，消除分歧，联合起来。韩爱晶那天有事，决定派二把手井岗山和我出面去谈。我和井岗山带了几个女学生来到了地院东方红总部，接待人员找了半天王大宾，说没有找到，其他头头也没有露面，我们扫兴而归。我估计王大宾可能是故意避而不见，不知道当时王大宾是怎么想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去地院谈判我疏忽大意，在打电话时把保密笔记本遗忘在了“地院东方红”总部。为此，闹出了几乎天大的风波和故事，见后述。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去地院如果谈判成功，我们再和王大宾一起去做蒯大富和沈如槐、聂元梓、谭厚兰等人的工作，天、地派很有可能握手言和，这样就不会有后来的北京高校大武斗。没有武斗，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毛泽东“7.28大召见”和工人、解放军的占领。这样，红卫兵历史甚至文革历史绝对要重写。

　　

　　天、地派的斗争一直到工、军宣队进驻高校、“五大领袖”倒台才结束。

　　

　　事过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北京天、地派的斗争，正象全国两大派的斗争一样，由于有上层政界、军界人物的插手和操纵，关系错综复杂，派性根深蒂固，斗争你死我活，真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笔者认为，任何国家、政党、组织和派别之间的斗争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权”字和“利”字（不是狭义的个人权、利）。为了争权夺利，人们互相残杀，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话文革中韩爱晶公开说过，被批判为“反动言论”。事实上，这是大实话，是“绝对”的真理。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现在看来，笔者当年想劝和天、地派头头的想法和做法实属幼稚可笑。

　　

　　在“天、地”派的争斗中，北航红旗除韩爱晶等头头同蒯大富私交甚好，介入过天、地派的重大事件外，其他头头和广大红旗战士基本没有介入天、地派的争斗，而是专注于自己学院的“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特别应当强调的一点是，整个文革过程中，包括北航红旗成员在内的北航“父老乡亲”们没有一个人反对过周恩来总理。

　　

　　2004年4月，中国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前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的口述访谈录——《十年风雨记事》。鉴于吴德的身份和地位，该书十分畅销。按理，该书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尤其是对于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读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可能由于人老了记忆有误，吴老市长在口述中有许多“口误”，有些叙述严重失实，甚至拿历史开玩笑。笔者文革中同吴德打过几次交道，但不熟悉。据我所知，文革初期，正是“北航红旗”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把吴德、刘建勋等老干部从批斗会现场“抢”到北航保护了起来。文革中，笔者和北航红旗战友们对吴德同志十分尊重，因为他当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北航红旗也十分友好和支持（证据很多）。但是吴德同志文革中照样是有错误的，“四人帮”横行霸道时期他的屁股也不太干净。全国抓“516”运动他是“中央办公小组”的组长，把全国那么多干部群众打成“516分子”，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吴老市长是有责任的，但他在“口述”中对此没有丝毫的道歉和忏悔；伙同华国锋镇压“天安门事件”，把拥护邓小平的李冬民等人打成反革命，鼓吹“两个凡是”都有他的份，否则他后来也不会被邓小平轰下台。

　　

　　可能为了表白自己文革中如何“清正廉明”，以留青史，晚年的吴老市长在自己的口述中破口大骂他当年曾经支持过的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包括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五大领袖”。（注：当年吴是市革委会副主任，“五大领袖”是常委。）最为可笑的是，吴老市长在口述中一语惊天：“北京的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

　　

　　笔者绝无断章取义、咬文嚼字之意。北京的天、地派都是造反派，他们都是受中央文革操纵和指挥的“炮灰”和“打手”，这话没错。但说“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这话就令人费解了。不知道这个“一致”是什么意思？是一致拥护总理吗？显然不是，只能解释为“一致反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造反派们天天喊“谁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据我所知，文革中，只有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棋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刘令楷等极少数人给周总理贴过大字，但这几个人与北京天、地派的斗争毫无关系。天派、地派的广大红卫兵造反派不但没有反总理，而且许多人誓死保卫过周总理。历史早已证明，文革中北航也好，“地派”的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甚至清华“4 .14”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没有反对周总理。不知道吴德的“天、地派在反总理上是一致的”结论从何而来！

　　

　　还有，吴德在口述中还说，他听谢静宜说，“毛泽东曾大骂江青是大女流氓。”据笔者的朋友2004年8月13日找谢静宜核对此事时，谢静宜大呼冤枉。谢说，她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的确多次批评过江青，但都是从爱护出发，从来没有骂过她是“大女流氓”。不知吴德的话从何而来？

　　

　　笔者曰：江青文革中打击迫害了一些干部群众，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若说毛泽东骂她是个“大女流氓”，恐怕缺乏逻辑。退一万步说，就算毛泽东骂过江青脏话，也不说明什么问题。毛泽东骂过的人多了，被骂的人几乎都是好人。毛泽东说江青的好话更多，为什么不引用？毛泽东是人不是神，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当着那么多中央委员的面，毛泽东和彭德怀不是互相骂过娘吗？而且骂得十分赤裸裸。男子汉嘛！不会骂几句娘，算什么男子汉？事到如今，毛泽东和江青都已不在人世，死无对证，某些人说什么都行。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锤，真正是也！

　　

　　毛泽东曾经说过，“吴德有德”，看来这话没错。笔者指出吴老市长的“口误”，绝没有“缺德”的意思。吴老市长早已作古，死者为大，同死者打笔墨官司已经毫无意义，但2004年《当代中国出版社》才推出吴德1993年的口述回忆录，必须遵守认真校对、严格把关、不误人子弟的编辑责任和良心。出书不能只是为了赚钱，还要讲点“游戏规则”，否则，只会被人理解为“缺德”。

　　

　　49）北航“批斗彭德怀”问题

　　

　　书归正传。批斗彭德怀问题，是北航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北航红旗和韩爱晶等人犯的主要错误之一。笔者认为，假如文革中没有批斗彭德怀这件事，韩爱晶等人的错误可能要小得多，起码不至于被判15年重刑。

　　

　　文革中，几乎没有一个单位的老干部没有挨过批斗，也没有一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没有批斗过老干部。包括刘少奇、贺龙等老革命家也被整死了，至于被老红卫兵、“联动”分子毒打、迫害致死的冤魂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大大小小的打手们理应当受到历史的惩罚和良心的谴责。但历史的事实是，批斗彭德怀与批斗别的老干部就是不一样，因为他叫彭德怀。他功大如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太值得人们同情。因此，主要是由于批斗过彭德怀，韩爱晶被判刑15年，王大宾被判刑8年。而那些烂杀无辜的老红卫兵和参与迫害刘少奇、贺龙等人的人不知道判了多少年。看来，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很难做到。

　　

　　笔者认为，文革中的韩爱晶实在是个复杂和矛盾的人物。

　　

　　对于彭德怀本人，据我所知，北航红旗头头和群众中不少人对他是很同情的。1967年夏天，有一次头头们在一起议论彭德怀，我也在场。头头们都认为彭德怀功劳很大，庐山会议上给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意见惹了祸，罢了国防部长的官，但还是共产党人；彭德怀已无权无势，又没搞什么阴谋活动，文化革命与彭德怀本人没有关系；吴晗写“海瑞罢官”也不可能是彭德怀指使的；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批判他没有多大意思。（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当年吴晗写”海瑞罢官”很可能就是要为彭德怀同志抱不平，只不过当时不敢承认罢了。）

　　

　　记得当时韩爱晶说：“你们怎么看彭德怀？ 我觉的他挺冤枉的。他功大如山，心直口快，坏事就坏在嘴上。彭德怀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他没有总理厉害。我看主席对彭德怀是恨铁不成钢。主席这个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的。这也难怪，谁当官都愿意用奴才，整天给你提意见，你高兴吗？中国的一把手历来独裁。中国的事情，最后总要一个人说了算，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韩信功劳不大吗？不照样被刘邦杀了吗？现在谁还骂刘邦？”大家一致让韩爱晶住嘴。

　　

　　不久，韩爱晶可能忘了他同情彭德怀的话，在批斗会上动手打了彭德怀。

　　

　　 还有一次，北航红旗内部有两个学生成立了一个反林彪的秘密组织“国际红卫军”，牵扯到革委会常委田 东。此事非同小可，传出去北航红旗将有灭顶之灾。韩爱晶例行公事，开革委会批评田 东。田 东很老实，如实地把对林彪的看法、怀疑说了出来，认为林彪象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大家一致批评田 东，韩爱晶当时没有吭气。

　　

　　　 事后韩爱晶对我们说：“田 东怀疑林副主席的话可能有一定道理，中央的事难说。你们认为中央净好人？陈伯达被江青逼得要自杀，你们知道吗？”

　　

　　1966年底的一天，韩爱晶接到了中央文革戚本禹的电话，通话内容大致如下：

　　

　　“韩爱晶同志，现在有一个人过得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派人去把他揪出来！”

　　

　　“谁？”韩爱晶问。

　　

　　“就是那个‘海瑞’彭德怀嘛！”戚本禹神秘地说。

　　

　　“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揪他有什么意思？”

　　

　　“彭德怀现在很不老实，闹翻案，不能让他太舒服了。”

　　

　　“中央知道了批评我们怎么办？”韩爱晶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红卫兵小将嘛！这样婆婆妈妈还行？你们的造反精神哪儿去了？你们不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吗？”

　　

　　于是，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派了几个精干的学生，赶到了成都，在当地红卫兵和一些老干部的协助下，到永兴巷7号抓到了彭德怀。不料在去机场的路上，遇到了王大宾的“地院东方红”的大队人马，因寡不敌众，彭德怀被“地院东方红”的人抢走了。彭德怀被押到北京后，先被拉到地质学院关了起来，后来周总理让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把彭德怀送到西郊什坊院的军营里“监护”了起来。

　　

　　1967年7月中旬，北航奉命批斗彭德怀。

　　

　　奉谁的命？不光是奉中央文革的命。历史的事实是，批彭问题，作为中央文革总召集人的周总理也是点了头的，或者说“迫于无奈，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但周总理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

　　

　　北航要批斗彭德怀，革委会常委们开会研究过，决定先小范围审问，再组织大会批斗。会议的组织工作由五系革委会负责。这种事属于“斗、批、改”大事，由常委们亲自抓，不归我管，所以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和找我商量过。

　　

　　我的组织保卫部办公室在北航主楼二楼，紧靠楼梯，里外套间。由于里面有临时档案和武器，一般人不准进里间。平时，个别常委常在我的办公室找人谈话。

　　

　　下面的事是1967年7月19日发生在我办公室里的历史事实。

　　

　　这天一早，我在办公室里刚起“床”（文革中我一直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有人突然来告诉我，一会儿卫戍区要把彭德怀送来，韩爱晶说先在我办公室里等一会儿，再去会场。过了一会儿，两个学生把彭德怀带进了我的办公室，记得其中有一个是女同学。

　　

　　我让彭德怀在我办公桌对面坐了下来，给他倒了杯水。彭德怀看了我一眼，说了声：“谢谢！”

　　

　　我端祥着彭德怀，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他本人，只见他个子不高，身材粗壮，光头，脸上有不少刀刻般的皱纹。他一脸阴沉，毫无表情。令我吃惊的是，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无领囚衣。这就是说，他在卫戍区是以犯人身份被“监护”的。

　　

　　凭我的胆量和身份，我忍不住开了口。我没法称呼他，又不愿直呼他的名字，便说：“您身体还好吧？”

　　

　　我实在记不清彭德怀是怎样回答的了，是“还好，谢谢。”还是“老了，一身病。”记不清了，但他点头对我表示了感谢。

　　

　　我又问了一句：“知道是谁让我们批判你的吗？”

　　

　　彭德怀看着我，说了一句：“小同志，有些事你们不懂。”就不讲话了。

　　

　　我没有再问敏感的问题。说心里话，我当时只知道彭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提过意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国防部长的官，但还是共产党人，只不过犯了错误而已。我心里确实对他十分同情，这决不是事后诸葛亮。我敢说，如果让我负责批斗彭德怀，我当然也要执行，但他决不会挨一下打。所谓批判，不过喊喊口号，念念稿子，例行公事而已。我这人嘴硬心软，活到今天，除了揍过儿子的屁股外，从未打过任何人，包括小偷流氓。

　　

　　这时来人通知送彭德怀去会场，彭被押走了。我没什么事，便锁上门，跟在后面向六系楼走去。我想去会场看看，虽然没人让我参加会议，但出于好奇，去看看还是可以的。学校里认识我的人很多。从主楼到六系楼很远，路上有许多学生围观，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能是我这个保卫部长跟在后面的缘故。

　　

　　这次小型批斗会（韩爱晶叫予审会）在北航六系楼一间教室里进行，由韩爱晶和王恒（北航原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主审，有关头头们和五系许多学生参加，但我赶到的时候，已挤不进去了。我便站在门口，跷起脚观看。这时，有人开始喊：“打倒彭德怀！”记不清是韩爱晶还是别人开始审问。

　　

　　“彭德怀，你为什么反毛主席？”

　　

　　“我没有反毛主席。”彭德怀说。

　　

　　“那你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指的是谁？”这时，一些人高喊：“彭德怀老实交待！打倒彭德怀！”

　　

　　我刚听到这里，后面有人扯我的衣服。我一回头，组织部的一个学生小声地说：“你哥哥从山东来了，在办公室里等你。”

　　

　　我迅速离开了会场，后边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回到了办公室，一看是维坦六哥从老家来了。他是五哥戴维玉烈士的亲弟弟，在家当小学校长。他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学校正在批斗彭德怀……

　　

　　六哥一听，瞪大了眼睛，大吃一惊地对我说：“什么？彭德怀？彭德怀你们也敢斗？我跟你说，维堤，这事你少干！家里人听说你在北京造反，祖母和四叔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你。你知道咱家里闹成什么样子了吗？”六哥越说越有气。我忙让六哥喝水，向他简单解释了有关情况。

　　

　　六哥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文革以来，家乡也闹得厉害。县委书记被批斗死了，村里也成立了所谓造反派组织，专斗村干部。当支书的四叔被打成走资派，天天挨批斗，差点被打死，已经到济南躲起来了，六哥本人也挨了斗。最可气的是，批斗四叔时，我老祖母上去保护，被“造反派”们推下台去，摔破了头。我老祖母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老烈属，无人敢动老人家一根毫毛！我听到这些，顿时火冒三丈，恨不得立即赶回家去，杀了那些王八蛋，解救亲人们。

　　

　　六哥的来京，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开始反思文革以来的许多事情。虽然我文革中有极左思想，但行动上往往偏右。对造反派我一直主张一分为二，有好有坏；对老干部我认为可以批判，但不能随便打倒，更不能武斗打人；在大连我甚至支保拥军镇压了“造反派”。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决拥护，是理论上的铁杆造反派。我虽然没有参与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但也没有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保过多少老干部（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我总认为，我们是按毛主席的号召造反的，中央是支持我们的，不造反当保守派岂不对不起毛主席？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和崇拜万分强烈，用当时的话说，真是“高过喜马拉雅山，深过太平洋”。我左右为难，思想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我给自己立下了一条原则，任何情况下，决不参与批斗老干部。

　　

　　六哥在北京住了几天，挂记着家里的事情，先回去了。他让我也尽快回老家一趟。

　　

　　后来我才听说，在7月19日的北航批斗会上，有人打了彭德怀，韩爱晶也用拳头捅了彭德怀一下，主要是别的学生打的。后来的许多文革书籍几乎全部写了这件事，并引用了一个卫戍区小战士的话，说彭德怀被打的很厉害，连肋骨也被打断了，头也打出了血……不管小战士的话有没有水分，但彭德怀被韩爱晶和北航学生打了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件事无论如何，是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某些人犯的重大错误。笔者认为，后来韩爱晶被判15年刑，主要罪状就是这件事。

　　

　　本书不想为韩爱晶辩护什么，作为20多岁的青年学生，韩爱晶已不是小孩子，打人不对，打彭德怀更不对。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晚了。文革中无法无天，批斗会上打人是家常便饭。北航红旗中确有几个学生爱打人（顺便说一句，爱打人的学生大部分是东北人），这是我们队伍中的败类，我曾经处理过他们，但当时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北航红旗，以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的失职。但话又说回来，当年全国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不全是造反派）不知打死打伤了多少“黑五类”和“黑帮”，但他们没有打彭德怀，所以也没有人被追究并判刑。当时中央让批斗彭德怀，彭老总被中央（绝不单是“四人帮”之流）说成是反毛主席的大反革命，大“黑帮”。年轻无知的学生们把彭老总当成了坏人，动手打了他老人家。作为北航红旗一把手，韩爱晶亲自动手打人，这点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韩爱晶等人为此遗恨终生。

　　

　　可怜的彭老总祸不单行。7月19日预审会后没几天，经中央批准，北航和地质学院于7月26日在北航南操场又召开数万人的大会正式批斗彭德怀。万幸的是，上天保佑我，7月25日下午，我不知哪根神经作怪，突然决定非回山东老家看看不可。韩爱晶等人不同意我请假，说明天要在南操场开大会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黑帮”，大会需要保卫，你不能走。我说你们常委分工批彭大会由五系负责，会场保卫工作保卫部有人协助，我非回家不可，我老祖母病了。于是我到学校商店给祖母买了几包饼干，就去了北京站。当时天安门广场已人山人海，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胜利归来的大会即将召开。11路电车到东单走不动停了半天，我记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7月26日上午，我赶到了山东老家——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大夫村，见到了老祖母和亲友们。我把村里的造反派们找来狠狠地骂了一顿，逼他们赔了礼，道了歉，承认了错误。几个造反派头头见我带着手枪回来的，都吓的乖乖的。

　　

　　我的这次山东之行，躲过了一场大灾难。7月26日这天，“北航”和”地院”在北航南操场联合召开了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数万人大会，会后游街示众。彭德怀等人又一次受到了残酷地折磨，心身受到了极大地伤害。

　　

　　谢天谢地，这次北航“7。26”批彭大会，历史老人安排我“不在现场”。

　　

　　万没料到，事过多年之后的1981年春天，我所在的北京738厂党委接到了一份通天的红头文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点名我是1967年7月26日北航批彭大会的总指挥，并要严肃处理我。

　　

　　文革以来，中央专门下文件点名整一个青年学生，实在罕见。这令我既莫名其妙，又受宠若惊。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后面分解。

　　

　　50）北航红旗“红一连”问题

　　

　　北航红旗“红一连”在北航文革中干了许多事情，比较有名。

　　

　　北航红旗大队人马在国防科委大门口（后移到附近的体育馆里）静坐示威28天28夜取得胜利后，大部分人马撤回了北航。头头们决定留守一部分人员处理“后事”。因为北航红旗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表扬和支持后，中央文革开始派联络员同北航红旗联系。一些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串联和上访人员纷纷找到北航红旗反映情况，送材料，希望得到北航红旗的支持并向中央反映他们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四川的刘、张（即刘结挺、张西挺夫妇）问题。文革前刘结挺夫妇是四川宜宾地委正副书记，文革初受到四川省委的打击、迫害，夫妇两跑到北京上访无门，找到了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学生门帮助刘、张把材料递交了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刘、张二人很快平了反。文革后被作为四人帮的人抓了起来，此为后话。

　　

　　留守下来的学生大约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半是女同学，他（她）们都是参加过“28昼夜”行动的“老造反”，关心国家大事，思想敏锐、激进。他（她）们革命造反意志坚定，活动能力强，能量很大。他（她）们自发成立了北航红旗“红一连”和“全国动态组”，负责接待上访人员，搜集、分析诸如中央首长讲话、北京天、地派斗争和全国各地两大派的文革信息、动态、情，提供主要头头参考。后来有人也参与过抓“黑帮”、“炮打”徐向前、“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行动，插手和介入外地的文革斗争，支持外地受压制的造反派，反对过当地军区（如武汉军区）。“红一连”后来归作战部和常委直接领导，是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的秘书、参谋班子。

　　

　　文革中北航红旗“红一连”归韩爱晶、井岗山等主要头头直接管理，笔者无权干预。但“红一连”的学生们都是文革初期支持过我的“老造反”，有的甚至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朋友（尹聚平就是红一连的成员）。我对他（她）们非常尊重。实事求是地说，“红一连”的同学们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文革中自觉不自觉地干了一些错事（叫坏事也可），犯了一些错误。“红一连”干的许多事情（无论对错）有的是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指使或同意的，有的并没有请示主要头头，更没有在北航革委会会议上研究过。这是历史的事实。

　　

　　“红一连”的存在主要是1966年底和1967年的事，1968年初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就自动解散了。其成员都回了自己的班级。

　　

　　抓“5•16”运动开始后，原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学生们大难临头。许多人被揪回了北航“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 受到了严厉地审查和残无人道地迫害，已经分配到外地的学生也不能幸免。例如，有两位女同学在北航长期关押审查期间，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摧残和迫害，批斗、逼供、体罚、不准睡觉是家常便饭，个别男看守（据说还是复转军人）甚至严重地侮辱她们的人格，使她们的身心遭受了巨大的伤害，最后精神失常，落下了终生残疾，并至今未建立家庭；分配到外地的徐鹏飞、祝春生、王世雄、方凌根等人在被关押、审查期间受到严厉地逼供、体罚，被多次批斗，身心倍受摧残，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分配到河北的王某某被莫须有地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厂籍，老婆离了婚。如今穷困潦倒，过着凄凉的晚年……

　　

　　这就是北航的抓“5•16”运动！这就是我的北航红旗战友们的下场！

　　

　　51）武汉“7•20”事件及其它（上）

　　

　　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某些官兵和“百万雄师”一些群众因对中央的决定不满，围攻和冲击了毛泽东主席和谢富治为首的中央代表团驻地东湖宾馆，抓走并打伤了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和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等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被打伤。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轰动全国、全世界的武汉“7•20”事件。

　　

　　关于“7•20”事件，笔者见到多种版本。主要有：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师东兵写的巨著——文革章回秘史；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中的有关记述；《人民日》出版社出版的纪希晨老先生的大作；当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记事》；叶永烈的有关文章，还有一些互相传抄的文革“记实文学”作品和互联网上似是而非的东西等等。笔者认为，上述版本各有千秋，但在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和评论上有很大出入。笔者认为，写书人有自己的权力评论任何事情，但不能凭道听途说指鹿为马，拿历史事实开玩笑。

　　

　　文革以来，许多中国人学会了一个坏毛病，只要一个人被打倒，哪怕是暂时的，就一无是处，一切皆坏，就可以任意骂，任意往他身上泼污水；只要一个人还在台上，手中还有权，就一切皆好，就不能说半个不字，哪怕他放个屁也是香的。

　　

　　文革史大侠（北侠）师东兵说：“写人物，记事件，不因个人的好恶和偏见而左右笔锋，是作家的起码道德。如果真想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史料。不因功而抹过，也不因罪而废功。”师东兵大侠说得多么好呀！

　　

　　多年以来，关于武汉“7•20”事件，人们听惯了一个调子，那就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搞乱全国，派王力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去武汉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军乱军，因此导致了‘7•20’事件的发生。”

　　

　　在写武汉“7•20”事件前，必须首先澄清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以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谢富治为首的、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为成员的中央代表团究竟是谁派出的？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连陈再道老将军和许多”大作家”也说是“中央文革”派出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至于可爱的张佐良医生写的“7•20”事件，更令人啼笑皆非。书中竟然有这样的话：“由此可知，武汉‘7•20’事件是‘中央文革’预先策划并一手操纵的。王力遭人打被人抓，那是他该有的应。”既然这样，张医生又说：“周恩来再次赶飞武汉是为毛泽东解围，救出王力和谢富治。”后一句话张医生说的倒是实话，但是，谁围困了毛泽东？围困毛泽东是闹着玩的吗？王力的确是毛泽东、周恩来下了死命令救出来的，按张医生的观点，周恩来救王力纯粹多此一举。

　　

　　这些年，曾在大人物身边工作过的人写回忆录很时髦。一个毛泽东的“ 反叛的御医”李志绥，不知谁（当然是中共的大人物）批准他跑到了美国，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胡编乱造，写书骂共产党，丑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轰动了全世界，成了卖身投靠国外反共、反华势力的小丑。笔者对李志绥毫无成见，但据许多材料揭发，李志绥本人正是个流氓成性、道德败坏、吹牛撒谎不脸红的十足的小人。据揭露，这个骂别人老不正经的“御医”，竟然干过同晚辈女子同池共浴和在公园里耍流氓的勾当。至于他的出身，更同无产阶级不沾边（注：笔者始终反对唯成分论）。可悲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个躲在伟大领袖身边的“阶级异己分子”竟然没有被揪出来示众。据说此人是汪东兴向毛泽东推荐和担保的，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单凭这一点，汪东兴就应当一头撞死。

　　

　　李志绥还没写完丑化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回忆录后就暴病而亡，他可能是累死的，也可能是天应。但他的回忆录的确轰动了全世界，并且赚了不少美金。有人说李志绥靠出卖主子会流芳百世，有人则骂他是蚍蜉撼树，遗臭万年。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传统是，对忘恩负义、背叛朋友（更不要说毛泽东这样的主子）的家伙视为猪狗不如。谢天谢地，文革中李志绥这个躲藏在毛泽东身边的“定时炸弹”没有落到红卫兵、造反派手里，否则他恐怕连骨头也被砸碎了。

　　

　　领袖人物身边的工作人员写回忆录，这本无可非议，但写书有写书的规矩，特别是写大人物、大事件，必需掌握充分的史料，慎重下笔，实事求是，就象给人治病一样，哪根血管堵了，哪根神经断了，要看清楚了，不能乱来的。

　　

　　书归正传。写武汉“7•20”事件，离不了王力。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是人还是鬼？“7•20”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力是怎样被打倒的？王力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是本书要说明的。

　　

　　“7•20”事件后，有人把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惊天动地的伟大的革命造反行动”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完全推到王力身上，说是因为王力的“ 胡说八道”激怒了他们，才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似乎”造反有理”，王力被打倒后当然就成了“造反有功”，但这似乎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王力已经死了，不能再讲话了，可他留下了历史的记录，那是血写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被中央审查后认可的事实。

　　

　　1968年，王力关在秦城监狱中时，中央专案组为了查清他在”7•20”事件中的情况，找到了他在”7•20”事件时所用的笔记本，那上面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武汉时谈话的详细记录，足有6000多字。有关部门查对了王力当时在武汉所有的公开讲话记录，发现王力的讲话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的内容。王力个人没有“贪污”，也没有“胡说八道”。因此，中央后来不再追究王力在“7•20”事件中的责任。后来，邓小平通过对王力的长期全面审查后认为：王力同志“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可能为了“节约用纸”，当时中央没有对此问题专门发文件，所以至今有些人还在那里“鹦鹉学舌”，起劲地咒骂王力。这些人包括：《人民日》资深老记者纪希晨；前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原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教师、“童怀周”小组成员、后被破格提拔为中纪委委员的汪文风等大大小小的人物。

　　

　　权延赤和杨成武同志在《微行》一书中，也说“7•20”事件是王力惹的祸 ，只不过根源不在王力。杨成武同志后来也被打倒，关在“秦城”7年，受尽磨难，家破人亡，他应当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怎么回事。

　　

　　关于直接导致王力下“地狱”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问题，历史的事实是，社论既不是王力写的，也不是王力审批发表的。写是林杰写的，审是关锋审的，王力当时被武汉的好汉们打断了脚，躺在“钓鱼台”的沙发上听陈伯达用”福建外语”念了一遍，由陈伯达签发的。按常识和法律来说，王力何罪之有？至于有文革研究者说1967年初王力曾在一份有关“揪军内一小撮”文件上签过字，王力说那可能是胡痴为他代签的。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历史的铁血事实是，关于“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也。后来毛泽东看事不好，“龙颜大怒”，说是“毁我长城”。但他老人家恰恰忘了自己在1966年的“5•16”通知中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文化主义分子……”这是当时白纸黑字的“最高指示”。汉语中“一批”比“一小撮”要多得多。他老人家要整人，中央文革只好找“替罪羊”。江青、陈伯达、康生之流为保自己，把王力、关锋、林杰、戚本禹等人陆续端了出来。如果现在有人仍骂王力是“揪军内一小撮”的专利者，是不是太抬举了王力呢？是不是诬陷行为呢？王力的家属是否可以按照法律起诉他们呢？

　　

　　顺便提及，关于后来所谓王力反总理的“八七”讲话，据王力自己辩护说，那是他接见外交口群众代表时的插话，是别人整理的，根本没交他本人审阅。而恰恰他在插话中反复说过，“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总理的，都必须同它坚决划清界限。”可这些关键的话，整理者却漏掉了。

　　

　　王力说，在“八七”讲话中，他讲过“外交部可以夺权”以及对陈老总可以暂时打倒一下的话。（注：这其实是毛泽东的话。）他诚恳检讨，向陈老总道歉。但说他鼓吹反总理，实在是冤枉他。

　　

　　书归正传。话说1967年6月初，全国一些省市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但有些省两派仍在打内战，武斗严重，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毛泽东主席很着急。他建议，有的省可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团下去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对西南地区比较担心，他听说四川、云南较乱，便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解决问题。

　　

　　古人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省自文革以来，闹得一直很厉害。四川人可能爱吃辣子的原因，心直口快脾气急，好斗不怕死。怪不得部队招兵都愿要四川兵和山东兵。四川当时的“产业军”很厉害，大部分是复转军人，偏保守，支持军队。四川的造反派也不示弱，两派打得十分热闹。

　　

　　云南也不安宁，在我老家山东当过老省长的赵健民在云南工作多年，一派保他，一派打他。昆明大军区政委李成芳和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支一派，大打出手。张力雄等人把李成芳的档案抛了出来，说李成芳是叛徒。李成芳大怒，下令把张力雄等省军区的五个头头抓了起来，闹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很着急，决定派谢富治、王力带人去处理问题，因为解放初谢在西南当过省委第一书记，当地部队曾经是谢的部下。

　　

　　据王力回忆，派谢富治和王力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西南“救灾”开始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没有和林彪、周恩来商量。事情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才通知了林彪和周恩来等人。毛泽东让代表团先去做李成芳的工作，赶紧释放省军区张力雄等人，再做张力雄的工作，不要再整李成芳，因为据薄一波证明，李成芳不是叛徒，历史上没有问题。谢富治向毛泽东建议增加空军政委余立金，毛泽东又增加了已经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代表团工作人员中有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和《人民日》、《文汇》记者等人。

　　

　　可能考虑到官多兵少，有许多事务工作、文秘工作、跑腿工作要做，人手不够。毛泽东提议：老、中、青三结合，找几个红卫兵也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认为，聂元梓不算红卫兵，蒯大富（清华）没有实现大联合，谭厚兰已和姚文元去过阿尔巴尼亚（谭任副团长），从其他学校派人吧！

　　

　　周恩来让王力、张根成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

　　

　　张根成建议，若从几个学校里挑，因北京有天、地派，万一观点不一致，在中央代表团里打起来怎么办？不如从一个学校里挑。周总理说，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

　　

　　张根成找到韩爱晶，经过研究，决定派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三人参加中央代表团工作。

　　

　　井岗山是黑龙江人，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已去世。井长得人高马大，口齿伶俐，为人正直，政治可靠，当时是北航革委会副主任，北航红旗第二把手。尹聚平（女）因文革初代表北航红旗接待过四川许多上访人员，认识刘、张（刘结廷、张西廷夫妇——此二人是四川文革中焦点人物），对四川情况较为熟悉，是合适的人选。胡慧娟（女）是云南昆明人，熟悉云南的有关情况，也被选中。当时三人都是21岁。

　　

　　另外，当时北航红旗派驻《人民日》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吴介之作为《人民日》派往代表团的记者同行。

　　

　　由于事情紧急，毛泽东让代表团准备一下材料，尽快动身。起程前，王力建议谢富治再去向周总理请示、汇一下，周总理又向代表团具体交代了一些问题。1967年6月27日，中央代表团一行乘专机到达昆明。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此后，中央代表团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处理文化革命中的有关问题，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注：代表团在西南的活动情况从略）。

　　

　　7月13日，中央代表团刚到重庆，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速到武汉。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但未说原因。当时在场的有好几个人。

　　

　　当时形势很乱，无论什么电话线都有可能被窃听，因此总理未说原因。

　　

　　历史的事实是，中央原来并没有要代表团去武汉的计划，这是突然变更的。武汉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因重庆的工作还未完，代表团实难脱身，总理让务必明天到武汉，究竟什么事这样急呢？

　　

　　王力甚至同谢富治商量请示总理能不能不去武汉，并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知道什么情况。关锋接的电话，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这时井岗山突然说：“快7月16号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汉游泳？去年就是7月16号去的。”

　　

　　众人恍然大悟，都夸井岗山聪明，看来一定是主席要到武汉了。几天来，忙得晕头转向，大家把日子都忘了。

　　

　　听说毛主席要来武汉，代表团的人尤其是井岗山等四个人万分高兴。

　　

　　于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抓紧处理完重庆的事务，第二天，也就是公元1967年7月14日中午，代表团全体人员飞到了武汉。已经在武汉的李作鹏（海军政委）乘坐吉普车去机场迎接并把代表团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百花二号”，上午刚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在“百花一号”。（注：代表团成员李再含回了云南。）

　　

　　以上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以谢富治为首的，王力、余立金、李再含等为成员的中央代表团究竟是谁派出的。所谓王力“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去武汉，挑动群众斗群众，因而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的说法是多么令人捧腹。

　　

　　在流传很广的政协《革命史资料》第二期和《中国老年》杂志上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武汉7.20事件始末》中说，王力在重庆”连夜和关锋通电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总理考虑到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于是同意了。”

　　

　　陈文中还说，王力的“四点指示”，武汉军民（听到后）肺都气炸了。（注：陈老将军这话有点夸张，应当说是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肺气炸了。）

　　

　　但椐王力说：这四点指示，是中央在北京早就确定的方针，王力既未参加制定，也未传达，而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讲的。

　　

　　还有，陈再道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陈再道、钟汉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时， 我对主席说，现在群众只听中央文革的。王力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据王力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毛主席说的。我有记录，在场的人很多，可以作证。当时主席接着陈再道的话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还有，陈文说，（1967年）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

　　

　　王力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有什么资格去同林彪炮制中央军委的命令呢？事实上，这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说他背后为林彪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作证。当时这十条基本原封未改动，王力还建议前面加上几句肯定解放军支左成绩的内容。十条命令是中央军委发布的，上面有毛泽东的名字。这怎么成了王力的‘功劳’呢？

　　

　　还有，陈文在引用1967年8月8日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时，故意砍掉了周总理的名字，只提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的名字（注：这不奇怪，陈再道写文章时，这些人早已全部被打倒成了坏人。这么多坏人都批评陈再道，那么陈再道自然是……，这真是个好办法。）

　　

　　王力说，这个纪要既然牵扯到周总理的讲话，按说不宜引用，既然引用，砍掉周恩来的名字干什么？何况当时吴法宪、黄永胜根本不在中央工作，不是中央首长。

　　

　　从以上看来，陈再道和王力的话出入很大，南辕北辙。如果是小小老百姓酒后茶余闲扯蛋，倒也没什么，但写历史，还是要以事实为据为好。看来陈再道和王力二人总有一人在信口开河，不说实话。

　　

　　书归正传。7月14日中午，谢富治带领中央代表团进驻东胡宾馆后，已先到达的周总理立即召见了他们。（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的书中说他陪总理是十四号深夜到达武汉的，绝对记错了。）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并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四个人的名字、年龄、哪里人等情况，然后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谢富治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总理哈哈大笑，后来一查，果然如此。历史的真实是，当时总理根本未说要就地解决武汉文革问题。

　　

　　毛泽东每年都要到长江里游泳。北京有游泳池，有水库，也可以游泳，但毛泽东不过瘾，他认为只有到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游泳才过瘾。他说，长江水深，水宽，是游泳的好地方。另外武汉长江里有武昌鱼，那是他最爱吃的。

　　

　　当然，毛泽东以70多岁高龄游长江，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这里还有政治。当时，大国元首的身体状况属于绝对机密。毛泽东身体健康与否，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后才知，毛泽东这次来武汉，不仅是为了向全国、全世界显示自己的健美泳姿，他要亲自来解决武汉问题。

　　

　　但是今年，毛泽东来的却不是时候。火炉般的武汉有好戏等着他。

　　

　　一出北京就不顺，火车上的空调坏了，车厢里热的要命。

　　

　　临行前，毛泽东让杨成武、汪东兴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拉上了专列，他要在火车上同郑维山谈论华北的问题。

　　

　　7月14日晚上九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秘密到达武汉，总参代总长杨成武、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毛泽东同时到达。为保密和其他原因，周总理未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等人去接主席，而仅让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陪他去接主席。当时林彪、周恩来指令刘丰是在武汉保卫毛泽东的主要负责人。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有两件事对之后发生的“ 事件”埋下了伏笔，一是原来武汉东胡宾馆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百万雄师的人，周总理到来后，下令把百万雄师的人换成了另一派（造反派）的人；二是去机场接毛泽东主席不让陈再道去，毛泽东在武汉的保卫工作也不让陈再道管，而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负责。如果笔者是百万雄师的头头或者是陈再道，心里绝对是不服气的，这是人之常情。当时王力曾经向总理建议这样做不好，但总理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这件历史事实，多年以来无人问津。

　　

　　当时，作为长江三大火炉的武汉，似乎不太欢迎北京来的这些“大人物”。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东湖宾馆便停了电，据说是检修电路。房间里没有空调，简直热死人。（注：第二天才来了电。）

　　

　　谢富治一边用大扇子扇风，一边笑骂道：“热死老子了！陈再道这家伙真不够朋友，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等人到达东湖宾馆时，见到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杨成武、汪东兴同谢富治、王力等人握手时，指着郑维山开玩笑说：“我们抓来了一个扒火车的。”郑维山笑着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并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总理的随行人员和杨成武等人住在“百花一号”。历史的事实是，当时（7月14日）周总理仅仅说让谢富治等人来武汉协助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根本没宣布让代表团解决武汉文革问题，所以谢富治他们认为主席到后要休息，晚上没事，天气太热，不如出去转转。于是便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步行上了大街去看大字，结果被群众认了出来。王力当时也认为总理和中央没有交待他们解决武汉问题的任务，也就没太当回事，认出来就认出来。结果群众认为中央来人了，两派都贴出了欢迎标语。谢富治、王力回来后告了总理，问怎么向群众说明。总理说，这也好，群众正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这样正好说是你们来了，以便保护主席的安全。

　　

　　后来王力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文章和资料都说这是王力为了出风头，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故意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公开亮相，因此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最早出自“百万雄师”的群众之口，目的当然是为了“造反、打人、抓人”有理。但是，不要忘了，代表团团长是谢富治，另外，当时谢、王二人还不知道要让他们协助解决武汉问题，认为随时有离开武汉的可能，上街看看大字又何罪之有？

　　

　　7月15日一早，主席便让谢富治、王力汇西南情况，主要由谢富治汇，王力补充。谈了半天，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立即叫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汇。（注：关于这件事，有人在自己的文章里是这样写的——“主席先和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开了半天会，然后把谢富治、王力叫来汇工作。”这种故意颠倒顺序、歪曲史实的的做法只能说明的别有用心和卑鄙无耻。）

　　

　　王力回忆说，直到这时，主席才说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要代表团作有关准备。总理原定15号当天要赶回北京，我（王力）很着急，向主席请求：总理不要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了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王力）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的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再协助主席作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于是，从7月15日开始，周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好话坏话都让讲完。会议从15日一直开到18日。

　　

　　18日下午，总理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出席会议的只有军区和有关部队的负责人约30多人。总理讲了十二点意见。主要内容是，武汉军区把”钢工总”（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打成反动组织，镇压了那么多工人，是不对的，应当平反。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在于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实现大联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他们会起变化。总理最后说，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会议结束前，总理宣布了一条纪律，今天会议的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要上大字。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另外，武汉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没有表态。

　　

　　王力说，总理的总结讲话的确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毛主席和中央的具体指示，他的总结是用毛笔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

　　

　　可是，绝对秘密的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总理的讲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去（这不可能是王力泄的密）。总理代表中央宣布的三条决定（后来变成了王力的四条指示）立即象原子弹一样在武汉三镇爆炸开来。

　　

　　后来才知道，是武汉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政委回去立即向干部战士传达的。在会上，政委蔡炳臣和师长牛怀龙还向部下交代，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主要对着王力来！随后，“百万雄师”的人们也很快知道了总理的讲话内容。

　　

　　后来，包括“百万雄师”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和文章皆说是王力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出风头，别有用心地代表“中央文革”首先把这三条捅出去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王力回忆说，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都是中央在北京的既定方针。这些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纲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这是主席18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会议到18日晚九点半才结束。散会后总理又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总理吃过饭后已经深夜了才乘飞机返回北京。

　　

　　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边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讲“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治、王力做“三纲”、“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再道司令员。

　　

　　王力说，18日深夜送走总理后，谢富治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到了水院（“钢二司”的总部）。此行王力开始反对过，但谢富治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到水院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都讲了话，每个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出中央确定的方针。谢富治讲话中有一句“你们是一支钢铁的队伍”，受到了在场群众的欢呼。王力按照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在讲话中特意强调了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19日下午三时到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了武汉军区干部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谢富治传达了总理讲话精神，我（王力）讲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象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这话他们不爱听，说我太狂。我是受命协助总理、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我的讲话没有出格，没有原则错误，关键是不合他们口味。（笔者注：若当时王力胆敢违背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的“圣旨”，代表中央文革坚决支持他们，再骂他们的祖宗他们也高兴。）我讲话时间长，谢富治累了，早回去休息了。我回到东湖宾馆后，没有睡，帮军区修改检查。我看了军区的检查，军区领导人说自己“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我认为这话言重了，错误没有那么严重，便改轻了。我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后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从以上王力的回忆看出，是周恩来总理首先把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而不是中央文革的意见——给“钢工总”平反，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等对军区正式宣布的。如果说“捅马蜂窝”的话，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先捅的。按说，既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讲的，就不叫“捅马蜂窝”，而应当叫“圣旨”，必须贯彻执行。王力再给他十个“豹子胆”，也不敢造谣和伪造“圣旨”。

　　

　　王力回忆说，主席离京前曾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毛泽东的确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保陈再道？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央就批评了陈再道，说武汉军区支左镇压了革命群众，抓了许多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武汉造反派们被陈再道压制打击的厉害，这次得到了出气的机会。“打倒陈大麻子”的口号和标语充满了武汉三镇。陈再道又急又怕，不知凶吉如何，只好检查，日子很不好过。毛泽东知道陈再道日子难过，他并不想打倒陈再道，他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为了让陈再道听话，改正错误，他要把他放到火里烧一烧，放到油锅里炸一炸，到差不多时，再把他捞出来，吃起来才香。这就是毛泽东教训部下的英明策略。尝过“油锅”滋味的“老家伙们”捞出来后，绝对感恩戴德，五体投地，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用惯了这个办法，但他犯了经验主义。他没有想到，后来有一个人不买账，那就是邓小平，此是后话。

　　

　　“大老粗”陈再道“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毛泽东后来从武汉“走麦城”后这样骂陈再道。可骂归骂 ，毛泽东始终没有打倒陈再道。（注：“7•20”事件后，毛泽东下令把陈再道拉到北京狠狠地批斗了一阵，但他最后不但没有打倒陈再道，而且莫名其妙地突然打倒了王力，这就是文革中真实的精彩历史。）

　　

　　陈再道的确“头脑简单，思想糊涂”，他不知道毛泽东事实上是保他来了。毛泽东把谢富治、王力调来武汉，实际上就是要让他们帮帮陈再道，让他按照中央的意见作个检查，做好下层工作，稳住武汉局势。至于方向路线错误，那算什么？全国所有军区哪个没犯方向路线错误？就你陈再道“金贵”，不让说？文革中，方向路线错误值几个钱？连毛泽东都说“方向路线错误算什么？改了就好。”你陈再道真是一根筋！

　　

　　武汉军区（主要是独立师）一些人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也对中央的决定不理解，接受不了。他们甚至怀疑陈再道出卖了他们。他们比陈再道更革命，更“金贵”。他们不甘心被说成“保守派”，更不承认什么“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要向中央讨个说法。于是，他们“无法无天了”，他们“造反”了。

　　

　　吃柿子要检软的捏，“造反”当然要看对象。于是，手无军权又树大招风的“文革大员”、秀才王力成了“雄师”们的“出气筒”和攻击目标。

　　

　　历史不能假设，假如当年不是王力，而是——例如杨成武或陈再道——处在王力的角色，不知历史结果将会如何？

　　

　　许多历史学者和当事人后来认为，鉴于武汉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失误：低估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对立反抗情绪；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权威；不应该让镇不住局面的谢富治、王力出面，而应当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召开百万军民大会，直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武汉，并播放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方向路线错误改了就好”等最高指示。或者，毛泽东就干脆出来向官兵们挥挥手，那结果会如何呢？

　　

　　笔者认为，如果那样，情况可能大不一样。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再给他们十个胆，也不敢把周恩来和毛泽东抓起来。毛泽东既然能八次接见红卫兵，为什么不能接见武汉军区团以上干部和各派群众组织头头呢？

　　

　　但是，事实无情地嘲弄了笔者的幼稚。据多年研究文革和武汉事件真相的权威人士讲，武汉当时的形势，就象决了口的长江大堤，谁也难阻挡了，包括陈再道和周恩来。据一些当年的“百万雄师”朋友说：当时，我们心里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绝对代表中央，也知道周恩来和毛泽东就住在东胡宾馆。我们就是要逼迫中央改正错误决定，支持我们。两派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压抑的情绪象堆集的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谁来都是一个样子，只要不支持我们，甚至压制我们，我们绝对造反。就算不是王力、谢富治来，换了别的中央首长，我们也照样找借口围困“东胡宾馆”，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对周恩来当然不可能绑架和打伤，但辩论、质问、围攻几小时甚至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当时，陈再道讲话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们和独立师的许多人都象疯了一样，豁出去了，大家都认为是为真理而战，根本不想后果。几十万人，还有武器，谁挡得住？幸亏有王力当了出气筒和替罪羊，否则，后果真难设想……

　　

　　乖乖！如此说来，可怜而伟大的王力，他几乎挽救了中华民族的一次内战危机。如果不是王力、谢富治乖乖地奉命充当了替罪羊和出气筒，周恩来必然要出现在第一线。而周恩来无论有多高的谈判艺术和领导魅力，不可能改变毛泽东和中央的“旨意”。照“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当时的水平和状态，连陈再道等人也控制不了了，那周恩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出气筒而出现意外。只要周恩来受到了围攻甚至伤害，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和全国军民绝对不干。如果那样，全中国必将大乱，内战必将暴发，武汉地区将成为血与火的战场。那样，历史后果将很难预料了。

　　

　　以上所言，虽一家之言，但决非危言耸听。

　　

　　王力其人，参加革命不早也不晚，文革前就是中联部副部长。他既有些真才实学，又爱夸夸其谈，书生气太浓。用权延赤等人的话说，这种人棱角足，喜张杨，锋芒毕露，不知天高地厚。只有下过几次地狱，再回首，方懂得“秦城难”。权老弟这话有些道理。但因书生气太浓、锋芒太露就把一切坏事都推到人家头上，让人家下15年地狱，未免太残忍了点吧！

　　

　　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说：杨成武问总理“谢富治、王力他们怎么来了？”总理说“谢富治是我让来的，王力是自己要求来的”；杨成武问总理，“他来干什么？”并掩饰不住对王力的反感。杨成武见谢富治、王力来了，又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杨成武）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

　　

　　上述令人吃惊和肉麻的话究竟是杨成武同志的原话还是权延赤同志的杜撰，本人不得而知，但无论是杨成武的话还是权延赤的话，笔者认为都是天大的笑话。

　　

　　亲爱的读者，打倒四人帮之后，被官方支持和纵容的大量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充满了类似于上述的笑话。如果说文革中“四人帮”之流靠扑风捉影和栽赃陷害干部群众，那么打倒“四人帮”后某些人还这么干，与四人帮有什么区别？

　　

　　大作家权延赤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自由主义的失误，令人万分遗憾。

　　

　　写记实文学首先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是写科幻小说。什么叫“王力自己要求来的？”什么叫“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四名小将”？这种毫无政治常识的胡言乱语按在小学生头上还差不多，按在周总理和杨成武头上实在是大不恭，而按在王力和北航红旗学生身上就是栽赃陷害。鬼才相信这种中国特色的文字游戏和笑话！难道堂堂的杨成武上将的鼻子真的有特异功能？真的“看到王力和北航红旗四个人来了武汉”，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特殊予兆”吗？照此说法，真是太抬举了王力、井岗山、尹聚平之流了。

　　

　　权延赤先生是写文革宫庭秘史的“大家”，他写的许多书很爱欢迎，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但是，不客气地说，权小老弟的题材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舶来品”。一个严肃的作家对“舶来品”有必须有一个去伪存真、去粗求精的过程，否则就有“假冒伪劣”之嫌。写了那么多东西，难免有人打盹、笔打滑的时候，这点，笔者非常理解。

　　

　　据本人所知，1967 年的杨成武，是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是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也是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否则，他不可能当代总长，也不可能当毛泽东的忠诚卫士和联络员。“720”事件以前，王力正红得发紫，王力以前同杨成武未共过事，没有深交，也没有成见，杨成武不可能一见王力就反感。不能因为王力后来打倒了，就按照相当然的理解去写历史。

　　

　　据本人所知，杨成武一直是支持我“北航红旗”的。1967年5月20日北航成立革委会时，是我派人把聂老帅、杨成武、肖华他们请来的。杨成武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和赞扬，我们始终引以为荣。聂帅、杨成武、肖华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惹火了林彪、江青之流。后来林彪、江青把肖华、杨、余、傅打成了“北航红旗”和“天派”的黑后台，“ 5•16”的黑后台。以上是文革中路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如果说，杨成武同志受迫害以后，重新认识了“文革”和林彪、江青、中央文革之流，对他们恨之入骨，这是后话。但绝不能说杨成武同志1967年上半年就反对中央文革，把王力和北航红旗小将视为魔鬼，这不可能是事实。权老弟有些事不清楚应反复核实、调查，不应该相当然地杜撰，直至把井岗山写成了韩爱晶，把尹聚平写成了谭厚兰……

　　

　　（笔者注：文革之后大量出版（包括香港某左派出版社）的所谓文革文章、书籍、秘史、记实文学、派性文章或奉命文学等大量充斥着类似权延赤大作中的笑话。按照今天法制社会的观点，某些文章的已经构成了“指鹿为马罪”、“误人子弟罪”和“胡说八道罪”。）

　　

　　按《微行》书中描述，周总理事实上批评了杨成武。周总理说，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是中央代表团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杨成武干好你自己的事，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安全就行了。

　　

　　书归正传。7月19号晚，王力在百花二号为陈再道（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对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18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王力说这话时，张根成、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都在场。

　　

　　7月20日凌晨，谢富治已经休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刚听完王力传达主席的讲话内容，突然发现”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许多人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后来得知是“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等人指挥着这些人包围了“百花二号”楼，并冲了进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这时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并指责来者的行为，双方发生了冲突。几个工作人员们哪里是“雄师”们的对手。在混乱中，朱兆强、班尔杰带人冲上了二楼。（注：当时工作人员都挨了打，但并没有象有人说的“ 一个个被打倒在地”，井岗山也没有“被打得口鼻流血”。）

　　

　　这时，宾馆门口又陆续开进来几辆汽车，冲进了许多人群，东湖宾馆的大门警卫已经形同虚设，而附近不远处的“ 梅岭一号”楼里就住着毛泽东。这点，”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许多群众可能是不知道的，但个别军官和头头是知道的。

　　

　　住在二楼的谢富治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也住在东湖宾馆二所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

　　

　　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谢富治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楼来的人群，大声呵斥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谢富治是副总理 、公安部长、上将，是陈再道的上级，”百万雄师”的人不想惹他，他们主要是对着王力来的。

　　

　　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个个握了手，并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年轻漂亮的“百万雄师”头头夏菊花握手时，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夏菊花昂着漂亮而坚硬的脑袋说：“我怎么不能来？”

　　

　　谢富治同他们寒暄了一阵，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头头说。

　　

　　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

　　

　　“你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现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一见王力王力自己走了出来，谢富治吃了一惊。人们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说什么话的都有。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挤过来护住了王力。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过来了。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瞪了陈再道一眼，心想，你陈再道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但又一想，既然你司令员、政委都来了，今天绝不会发生什么出格的事，于是他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这下立即惹火了在场的人们。

　　

　　“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

　　

　　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这一下更惹火了‘百万雄师’的人们，有人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抓人。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挨了许多拳头。

　　

　　这时，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枪，”哗、哗”地拉动了枪栓，对准了王力，要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人们又乱了起来。

　　

　　这时在场的陈再道司令员一直一言不发，说他心里偷着乐可能不是冤枉他。

　　

　　谢富治气坏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呵道：“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那气得发抖的样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红旗的几个红卫兵那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在场的“百万雄师”和军区的人们哄堂大笑。陈再道在关键时刻够朋友，讲义气，真是他们的好司令。

　　

　　人们继续围攻王力 、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这时，如果说中央代表团的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倒也是事实。

　　

　　由于现场僵持了很长时间，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批斗王力的军区官兵和”百万雄师”的人们不耐烦了，又有许多人开着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

　　

　　陈再道这时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摇摆着手讲着什么，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突然冲了过来。陈再道只感到头“轰”的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陈再道大叫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这时有人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这个“百万雄师”的“拳王”赶紧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一头扎进了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拳王”是“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他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站出来说：“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 ，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因打错了人恼羞成怒的罗得胜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

　　

　　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朱兆强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于是，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们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的众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乱中，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别推上了两辆卡车拉走了。

　　

　　 据王力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们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了武汉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他们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象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给我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去，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了，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的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从上面王力的回忆看出，一年遇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王力又犯了秀才的毛病，事到如今还装好人。被人家”打的一塌糊涂”，鼻青脸肿，连脚骨头都被人家踢碎了，还口是心非地一个劲地替人家说好话。

　　

　　关于王力被围攻殴打的场面，后来许多版本大同小异。当时场面乱哄哄的，很难写的十分清楚，但基本的事实不能无中生有，南辕北辙。据《人民日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人民日》资深记者纪希晨老先生的力作《史无前例的年代》中说：

　　

　　“（当时）王力吓得目瞪口呆，不住（地）点头哈腰，晃着汗水淋淋的脑袋，一连声（地）说：‘我有错误，我有错误……我不该胡说！”（注：括号里的词是笔者所加。）

　　

　　纪老先生自称访问过王力，但他的书中明显地对王力的话断章取义，真真假假。据笔者了解，不管在“720”事件中还是后来，王力始终坚持自己的讲话没有错，是代表中央讲的。因此当时他不可能吓得“目瞪口呆”，“连连认错”，更不可能承认自己“胡说”。王力生前多次对笔者和他人讲过，他的话都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有些是原话。如果承认自己是“胡说”，就是骂主席和总理。看来“胡说八道”的人不是王力。

　　

　　据当事人回忆，王力被抓走后，作为代表团团长和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羞辱、悲愤难当，不顾别人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去了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到达门口时警卫不让进。这时有几个军人认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么人？”谢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对方回答：“你就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这时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吴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谢拖上汽车，逃走了。

　　

　　令人感叹和难以置信的是，当王力在军区大院里遭揪斗和毒打时，吓坏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将军。他可能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样大。陈司令脑子简单，他当政委的可不能也简单：王力是“钦差大臣”，出出气就完了。这样下去，很可能被打死。在封建社会，不要说打死“钦差大臣”，就是言语不恭 ，那也是“犯上作乱”，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滔天大罪。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也是“钦差大臣”，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于是钟汉华一个劲地劝部下们“别打了！别打了！”但根本制止不了。最后，堂堂的大军区政委钟汉华将军不得不向他的部下们下了跪，苦苦哀求部下们手下留情，以大局为重，放了王力。如果不是钟汉华的下跪哀求，王力很可能会当场被打死。（以上绝对是历史的事实。）

　　

　　后来，在钟汉华等军区领导和29师政委张昭剑等人的救援下，王力化装逃出了军区大院，先被安置在小洪山上 ，后被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派人接到了空军司令部。这中间惊险动人的情节不亚于金庸小说，本书因故从略。王力对钟汉华、张昭剑等人的救命之恩一直十分感激。多年之后，钟汉华将军去世时，其家属通知了王力，王力发去了悲痛的唁电，对钟汉华表示了深深地哀悼，这是后话。

　　

　　当失去理智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官兵大闹东胡宾馆的时候，住在附近“梅岭一号”楼里的毛泽东的安全绝对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和”百万雄师”的群众当时可能并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东湖宾馆。他们的目的就是对着谢富治、王力的中央代表团来的，但在现场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是知道内情的。面对如此混乱和危险的形势，为了毛泽东的安全，难道不应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吗？

　　

　　笔者想象，这些荷枪实弹的“雄师”们万一冲进“梅岭一号”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个立即会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谢天谢地，这种“玩笑”和历史镜头幸亏没有发生，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有一个坏人或神经病者混入其中，就不是闹着玩的。

　　

　　历史的事实是，“梅岭一号”楼一直处于杨成功武和汪东兴指挥的“8341御林军”的保卫下，闹事的“雄师们”也的确没有包围和冲进“梅岭一号”楼。有人（包括纪希晨老先生和陈再道将军）对此沾沾自喜，甚至表功，说什么“周恩来住的百花一号别墅，距谢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众连去都没有去。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更是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的迹象。”陈再道也说：“如果我真的要搞兵变，我怎么会首先挨打呢？怎么不动谢富治一根汗毛呢？怎么会不包围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这样搞‘兵变’的呀！林彪、江青一伙说‘720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诬陷。”笔者认为，陈再道老将军的确是冤枉的，他是忠于党和人民、也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者，他没有也不可能搞“反革命兵变”。但是，对“兵变”一词的理解可能有出入。你陈再道司令员不搞“兵变”，你手下的人就搞不了吗？只有把毛泽东、周恩来、谢富致抓起来才叫“兵变”吗？如果当年武汉军区的一个团长带领人马把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抓了起来，并打断了他的腿，不叫“兵变”吗？至于说“720”事件发生时，“毛泽东的梅岭一号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恐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据有关资料记述，当时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胡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

　　

　　对于当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具体情况，笔者没有第一手资料。本书的宗旨是记录和评论历史事实，尽量以正视听。由于不是写小说，不便发挥和想象。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一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二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三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四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五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