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粮食战争
世界粮食战争
：李淑妍 ：《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3期
摘要： 美刊《每月评论》2009年7—8月号刊登了瓦尔登·贝罗和马拉·巴菲尔拉题为《粮食战争》的文章，文章从分析2006—2008年全球粮价暴涨出发，以墨西哥、菲律宾和非洲大陆农业危机为实例，论证认为世界粮食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化的必然结果，这种农业生产模式使农业生产日益资本密集、能源密集和科技密集，其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极其高昂，因此是不可持续的。呼吁应该创建一个对资本、特别是能源、资源依赖度较低，从而在生态和社会方面更可持续的新农业、新经济模式。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06年至2008年，粮食短缺问题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现实问题，粮食价格的螺旋式上升也超出了多数人的承受能力。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粮食储备的急剧减少可能无法应付这一紧急状况。
由于大米、小麦和植物油价格的急剧上涨，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进口成本也不断增加，继2006年粮食进口成本增加30%后，2008年比2007年又攀升了37%。联合国告指出，到2008年年底，“最不发达国家的年粮食进口成本比2000年增加了3倍多，这并不是因为粮食进口量的增加，而是粮食价格上涨的结果”。这些迅猛攀升的发展态势使饥饿人数增加了7500万，使发展中国家大约1.25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
全球巨大的粮食需求使人惊恐不安，像中国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通过对出口水稻和小麦强制性征税或实施配额的方法来避免本国的粮食短缺。柬埔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则干脆禁止水稻出口。在全球粮食危机的紧要关头，南南合作也趋于瓦解。
全球危机、全球抗议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粮食危机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2007年和2008年，大约30个国家发生了民众暴动以抗议粮食价格的上涨，其中包括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喀麦隆、科特迪瓦、埃及、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塞内加尔、索马里、乌兹别克斯坦和也门。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反对那些由于本国生产不足而不得不进口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无节制的上涨。在愤怒的民众游行过程中，有很多人丧生。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海地。该国80%的人口每天依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活，而在2008年的前4个月里，大米价格却翻番上涨，导致饥饿如影随形，“饥饿是如此难耐，好像我们的胃正在被漂白粉和电池酸液腐蚀着一样”，一位当地人如是说。不断蔓延的骚乱直到参议院解除总理职务以后才平息下来。在某种程度上，海地骚乱使人想起了20年前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观察员的骚乱——也就是所谓的加拉加索（Caracazo），其含义为加拉加斯的“暴力风暴”。正是这次骚乱开启了委内瑞拉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新局面。
完美风暴？
国际新闻界和学术界宣称廉价粮食的时代已经结束，并探究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各种原因：较贫困国家农业部门发展的落后；中国和印度以食用肉类产品为主的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带来饮食结构的变化而造成的国际食品供给的紧张；商品期货的投机；农业耕地向城市房地产用地的转变；气候的变化；以及玉米和甘蔗从食物产品向替代石油的农业燃料的转变，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
联合国告《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危机是“完美风暴”的产物，或者是各种事态集中爆发的产物。引爆2007年夏天全球金融危机的投机活动也引致了粮食危机。根据联合国告，金融投资者在商品和商品期货市场中的投机活动对粮食价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告指出，不断增加的全球流动性和金融创新也导致商品市场投机活动的增加。这一点引起异议。反之，从2008年中期开始，当金融投资者从商品市场中撤资的时候，金融危机对商品价格的下滑（而不是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在主要的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过程中，美元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升值了。
事实上，其他一些人，像德国的倡议组织WEED中的彼得·沃尔也极力宣称：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投机活动是导致2007年和2008年粮食商品价格超常上涨的关键因素。他们断言，随着2007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抵押贷款债券和其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崩溃，对冲基金和其他投机机构都进入商品期货市场进行投机活动，这引起了农产品交易和合同量的陡然增加，而农产品产量并没有增长或者有少量增长。从2006年底到2008年3月的短短15个月里，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上涨了71%，这恰恰是由为了追逐快速获利而进入商品期货市场，又在商品泡沫破灭后撤出该市场的投机行为引起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在2008年7月以后又回到了2006年的水平。
农业燃料因素
投机活动肯定是引发2006年至2008年“完美风暴”的因素之一。另一个更为惹人注目的解释就是谷类食物用途的转变，尤其是玉米从粮食向农业燃料、生物燃料原料的转变。
2008年7月3日，《卫》披露了一个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所作的秘密告。该告宣称，在2002年到2008年2月期间，粮食价格上涨140%，其中美国和欧盟的农业燃料政策应负3/4的责任。这一数字明显高于美国农业部道的3%、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估计的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至3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道的60%。该告的结论更直截了当：
“粮食价格上涨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和欧盟的生物燃料生产大量增加。没有这些增长，全球小麦和玉米的储备就不会大量下降，油菜籽价格也不会增长3倍。当然，粮食价格上涨还有其他次级原因，如干旱。出口禁令和投机活动本不应发生，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的反应。”
据说世界银行把早在2008年4月就完成的米切尔告给压了下来（米切尔告因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唐纳德·米切尔研究团队而得名），因为它害怕这个告会让美国前总统布什和他的挑衅性的农业燃料政策陷入尴尬境地。
农业燃料因素主要影响了美国种植业的发展，在那里大量玉米从粮食转变为农业燃料的原料。这不足为奇，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以能源“独立”以及抗击气候变化为名，布什政府的慷慨补贴使玉米变成了农业燃料的原料，而不是更有益的粮食。
在公司联盟——即包括能源和农产品行业最大的品牌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和嘉吉公司等在内的公司联盟推动下，布什使农业燃料发展成为其政府能源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并宣称十年之内其目标是实现可再生能源最低应达到能源组合的20%。
2007年，在布什政府的积极游说下，美国国会通过了旨在促进农业燃料和汽车燃料产业发展的《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该法案的目标是农业燃料产量将增加8倍以上，即从2007年的47亿加仑增加到2022年的360亿加仑以上，这种不同寻常的高标准将引起农业生产的重大变化。截至2007年底，共有135个乙醇精炼厂在运转，还有74个在建或扩建。
美国中西部也感到自己正在慢慢地被变为一个巨大的农业燃料工厂。2006年以来，这种转变速度加快，到2008年，已经有大约30%的玉米用于制作乙醇。这不足为奇，因为美国政府强硬的命令、慷慨的补贴以及对进口的含糖的巴西乙醇征收高额关税，为大部分的美国玉米用于农业燃料的原料提供了保证，从而大大地影响了谷物的价格。
尽管农业燃料生产的实际影响已经够糟的了，但是它对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影响更令人担忧。据说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如菲律宾、柬埔寨和马达加斯加，正在进行庞大的土地租赁交易。国际媒体有大量道称，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租赁协议。这些交易中一些是有关粮食生产的，另一些是有关农业燃料生产的。但是随着土地正在被商品化，在给定的时间内，租用的土地上生产什么将最终取决于国际市场上什么最有利可图，而不是协议。
其中最有争议的交易就是韩国大宇物流公司计划在马达加斯加租赁约300多万英亩土地用于农业燃料生产，租期为99年。几乎该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要用来生产玉米和棕榈油。有道称，由于民众的反对，在2009年3月的政变中上台的新政府已经取消了与大宇物流公司的合同。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该合同是否会重新协商。
同样，柬埔寨和菲律宾也在协商“农业投资”项目。科威特正在为柬埔寨的生产进行商业贷款。菲律宾和卡塔尔当前正在就10万公顷的土地租赁进行谈判。实际上，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致使许多国家正在采用非传统的方式以确保粮食供给和农业原料的供给。进口粮食已经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必须通过合同来保证生产粮食用地的安全。目前，土地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这对当地依靠土地生产自己所需粮食的农民造成了危害。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里，政治精英们似乎都很得意忘形，以至于他们以国家的粮食安全为代价乱施恩惠。中国人付给菲律宾企业集团的租金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数百万美元的租约确实是非常诱人的。
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
尽管商品期货投机和扩大农业燃料生产已经成为导致粮食价格危机的重要因素，但是，长期的结构调整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作用解释了导致2006年至2008年粮食价格飙升的原因。对大米、小麦、大麦、玉米和大豆等基本粮食的需求超过了供给，粮食储备下降到1998—1999年储备水平的40%，储备—利用比率达到整个粮食储备记录的最低点，玉米和蔬菜油储备也达到了多年以来的最低点。联合国宣称，“粮食产量下降无法满足需求增长的需要”这一事实背后的关键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退化，这种退化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农业支持措施疲软”造成的。结果“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率增长停滞不前，而耕地的使用量也没有大幅地增长”。
联合国粮农组织告称，由于投资缺乏造成了供给约束，“即使在近期粮食价格飙升之前，令人担忧的饥饿不断增加的长期趋势已经十分明显”。2003—2005年有8.48亿人长期遭受饥饿之苦，在1990—1992年近8.42亿的基础上增加了600万人。
总之，结构和政策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2006年至2008年粮食价格飙升。当然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大规模的经济调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结构调整”。这种调整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在9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实施的，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至今已经持续了20多年。这种调整极有可能是导致全球粮食价格危机的前提条件。
墨西哥农村遭破坏
2007年初，在墨西哥，当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示威游行抗议墨西哥面饼（这种扁平的无酵面包是墨西哥主要的食品）价格急剧上涨60%多的时候，许多分析家就指出，自从墨西哥依赖于从美国进口玉米以来，农业燃料就成为粮食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因为美国政府的补贴正在使玉米栽培向农业燃料生产转移。
然而，很多观察家忽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墨西哥人生活的土地是最早开始种植玉米的，如今却要“依靠”从美国进口玉米，墨西哥人到底是怎么了？
早在墨西哥面饼危机前几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华盛顿推动的自由市场政策就使墨西哥由玉米之乡变成了玉米进口国。如果不考虑这个事实，人们就无法充分理解墨西哥的粮食危机。在过去30年中，墨西哥发生了一连串令人震撼的危机，并把墨西哥带到了“失败国家”的边缘，粮食价格危机只是其中的一个。粮食危机、毒品战争以及向北方大规模移民之间的关键症结就是结构调整。
在农村，结构调整意味着改良主义者的政府计划和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这些计划和机构是由革命制度党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服务于农业部门以及迎合那些曾经是墨西哥革命基础的农民的需要。由于这些机构所提供的如信贷、农业推广、基础设施支持等服务急剧减少或者完全取消，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贸易单边自由化方案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削弱了小农农业的经济实力，使这个玉米的生产国变成了谷物的进口国，这进一步强化了该国作为粮食净进口国的地位。
结构调整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强加的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连续50年的农业改革历程的中断而得到强化。改革的中断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者掌握着墨西哥国家政权，他们寻求取消土地国有化（恢复土地私有化），希望通过驱除他们认为过剩的1500万农业人口来提高农业效率。
结构调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其持续的25年里，墨西哥处于一种粮食极度不安全、经济长期萎靡不振、政治不稳定以及犯罪活动猖獗的状态。用一个时髦的术语来形容，它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失败国家”，但却即将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菲律宾大米危机爆发
像墨西哥的玉米一样，2008年初，菲律宾的大米因其巨额赤字成为纸的头条新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菲律宾就从一个粮食净出口国变成了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其根本原因与墨西哥一样：那就是，成为发展中国家中首批屈从于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之一。该计划包括大量缩减用于农村项目的资金，而对这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是马科斯独裁统治期间为了尽力使农民转变为政权的重要支持者而设立的。
这种试图用财政资源来支付外债的结构调整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菲律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这种恶劣影响得到进一步强化。因为世界贸易组织要求菲律宾取消除大米之外的所有农产品的进口配额，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进口商品取代了菲律宾生产的商品。
农业生产率的下降是由于土地改革方案的渐渐中断引起的。改革方案的中断不仅仅是地主的成功阻挠，而且也是没有出台更有效的服务支持计划的结果。在台湾和韩国，20世纪50年至60年代，正是这种服务支持计划辅助它们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
如今，菲律宾政府已经含蓄地承认了菲律宾已经成为一个大米永久进口国和粮食净进口国。
对非洲农业的破坏
作为一个25%的粮食消费都要依靠进口的大陆，非洲已经成为国际粮食价格危机的重灾区。近年来，流行的观念使人们对危机根源的理解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这一观念认为非洲发生大规模粮食赤字的原因，在于非洲还没有进行像亚洲和拉丁美洲那样的绿色革命。
正像墨西哥和菲律宾一样，结构调整掏空了政府预算，尤其是使政府的化肥补贴急剧缩减或者完全取消，结构调整是把人口相对稀少的非洲从20世纪60年代的粮食净出口国转变为今天的粮食净进口国的关键因素。像在墨西哥和菲律宾一样，非洲结构调整的目的就是使非洲大陆的经济体“更有效率”，同时推动它们的出口创汇型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获得必要的外汇来应对它们迅速增长的外债。
这个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用于微观管理过程的教条主义解决方案，反而导致了更大的贫困和更大的不平等，并导致整个非洲大陆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能力遭受重创。在马拉维，结构调整早在10年前就导致了饥荒。只有当该国政府重新制定化肥补贴政策时，这种饥荒才得以消除。
正如菲律宾和墨西哥一样，在全球贸易规则不平等的背景下，非洲在受到结构调整右勾拳的打击之后，又遭到了贸易自由化左勾拳的打击。享受补贴的欧盟牛肉在非洲大陆的倾销使非洲南部和西部的养牛人破产，享受高补贴的美国棉花使非洲西部的棉花种植者退出世界市场。
世界银行现在也承认，由于推行政府撤出资金支持计划，它的政策对削弱农业生产能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8年世界发展告》概括了以下几个毁灭性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的结构调整摧毁了精心打造的公共代理体系，正是这个体系给农民提供了获得土地、信贷、保险投入以及合作组织的机会。结构调整期望通过消除国家干预促使市场自由化，使私人经营者能够承担起这些职能，以降低他们的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消除税率递减的倾向。然而，事与愿违（很多时候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一些地方，国家的退出充其量是一种尝试性的退出，仍限制私人进入。在其他地方，只是缓慢地、局部地出现了一些主要服务于商业农民的私营部门，而这又使小佃农面临着广泛的市场失灵、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以及服务的缺失。不完全市场和制度缺失把以上增长的巨大成本和福利损失强加给小佃农，这威胁着他们的竞争力，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威胁着他们的生存。
然而，世界银行并不允许非洲人采用适合本土的方法解决非洲大陆的农业危机，而是正在促成一个新的发展战略，该战略一方面依赖大规模的公司农业，另一方面又在创造“受保护的”保护区，在那里被边缘化的人口靠小佃农和社区农业勉强度日，世界银行认为它们的未来没有多少希望。
资本主义与农民
在结构调整的毁灭性破坏之后，世界银行把促进农业公司化作为解决非洲粮食生产问题的方法，这有力地证明，无论结构调整的设计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该计划的主要功能就是更快更有力地推进农村向资本主义的完全转型。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外交》杂志上撰文主张，如果要使全球的粮食生产满足全球人口增长的需要的话，“农业资本主义产业化”是唯一的出路。“农业资本主义产业化”产生于美国，现在正在由巴西的企业把它应用于发展中国家。而农民是这一必要转型的障碍。科利尔说，农民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创新者，他们过于看重他们的粮食安全。他们最好去找工作（就业）而不要想去做只有少数人才适合做的企业家。最适合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发挥作用的方式就是商业化的农业经营方式：
“农民的生产模式不适合现代农业生产，在现代农业生产中规模是有益的。在现代农业中，科技迅速发展，投资很大；交通基础设施由私人提供是应对公共基础设施匮乏必不可少的；消费者的食品链日新月异，一体化的营销链最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监管标准不断提高并追溯到农产品的源头进行监管以确保农业生产朝理想化的方向发展。”
在废除小农经济的过程中，科利尔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其中包括亨利·伯恩斯坦这样对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悲惨命运表示同情的学者。亨利·伯恩斯坦认为，小农经济方式的拥护者们“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养活世界人口的问题，在现代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而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革命性成就”。事实上，一些进步人士早已经勾销了农民，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他的颇具影响力的《极端的时代》一书中就宣称“农民的消亡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戏剧性的、最深远的社会变革”，一个“使我们永远与过去的世界隔绝”的变革。
科利尔吹嘘的作为解决粮食危机办法的巴西农业商业化是全球农产品体系中的关键因素。在这一体系里以出口导向为主的肉类和谷类产品的生产，是由控制全球供应链的大型工业化农场（如跨国供货商）掌控的。由于来自公司（像孟山都公司）的基因工程的进步，这些大型工业化农场的技术水平不断地提高。全球生产一体化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消除相伴而行，促进了精英和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全球农业超级市场的形成，像嘉吉、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这样的谷物交易公司、像英国的乐购和法国家乐福这样的跨国粮食零售商都为这个超级市场提供服务。而这种一体化和自由化进程是由多国的超国家的组织机构主宰的，这个超国家的组织机构的主体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农业生产资本的跨国流动使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比以往更迅速、更深刻，世界经济生产部门一体化，第三世界的人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被卷入其中的同时也被边缘化了。
事实上，对于亿万农村和城市的穷人来说，一体化的全球市场里几乎没有他们的空间。他们被限制在城郊巨大的贫民窟里，在那里他们不得不适应通常比超市高很多的粮食价格；或者被限制在农村居住地，在那里他们被迫进行收支勉强平衡的农业生产，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饥饿的侵袭。在对《2008年世界发展告》进行解析的过程中，卡吉尔·哈尼维克和他的伙伴们指出，事实上，世界银行认为未来非洲的农业是由大规模的农业公司掌控的，同时也会创造出一个“受保护的”保护区，在那里那些被边缘化人口靠小农经济和公共农业勉强度日。这类似于南非班图斯坦时代的种族隔离。
这些发展组合不仅打破了国家粮食自给自足的状态或威胁着粮食安全，而且还出现了一种被一些研究农业趋势的学者叫做“去农民化”的现象——即逐渐淘汰一种生产模式以使农村成为一个资本密集型积累的场所。这种转变对于亿万农民来说，简直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因为农民的生产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它还是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一种文化，这也是印度流离失所或被边缘化的农民自杀的一个原因。在安得拉邦，农民自杀人数从1998年的233人增加到2002年的2600人；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民自杀人数增加了三倍多，即从1995年的1083人增加到2005年3926人。据估计，在过去的几年里，大约有15万印度农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全球正义活动家席瓦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农民作为一个生产者，正在丧失他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地位。强大的全球性公司通过当地大地主和放债人出售昂贵的种子和化学药品，农民只是昂贵的种子和化学药品的‘消费者’”。
抵制运动
然而，农民拒绝安静地进入科利尔和霍布斯鲍姆所描述的美好场景中。事实上，在霍布斯鲍姆的书出版的前一年，即1993年，农民之路（国际农民运动）已经成立，在接下来的10年中，这个由农民和小农场主组成的联盟一直在全球农业和贸易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曾经是工人运动主要特征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把阶级利益的认同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联系起来的积极态度，现在正在国际农民运动中展示出来。
农民之路及其联盟就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化统治必然性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宣称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占世界粮食生产者三分之二的农民和小农场主将继续成为全球粮食生产的主体。大多数水稻都是由亚洲的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小农场主生产的。
根据农民和小农经济支持者的观点，粮食价格危机不是由小农农业的衰落，而是由农业公司化造成的。他们认为，尽管其代表宣称农业公司化是供养全世界人口的最佳选择，但是在追求垄断利润动机的驱使下，全球生产链和全球超级市场的出现却带来更大规模的饥荒、更糟糕的食物，以及全球与农业相关的环境的更大的不稳定，这些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严重。
此外，他们依据经验断言，农业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优势不会持久。例如，米格尔·阿尔铁里和克拉拉·尼科尔斯指出，尽管传统观念认为小农场是落后的、没有生产效率的。但实际上，“研究表明，如果只考虑总产出而不是考虑单一作物产量的话，小农场比大农场更具生产效率。集粮食、水果、蔬菜、草料以及畜产品生产为一身的小型的综合农业体系在生产效率上要远远胜过生产单一作物的大型农场”。
伴随着农业资本主义产业化的普遍化，当造成生态不稳定的因素发挥作用时，成本和收益的天平就会突然朝消极的方面倾斜。例如，丹尼尔·英霍夫指出，在美国，一般的粮食作物大约要经历1300英里的行程才能成为一顿饭的一部分。水果和蔬菜要经过冷藏、上蜡、上色、光照、熏蒸、包装和运输等工序。这些工序并不能提高食品的质量，只是使长途配送更加容易，并有助于延长保质期而已。
农业的产业化已经造成了一种荒谬的局面，生产、加工、配送和准备过程导致每消耗10卡路里的能源能量才能产生1卡路里的食物能量。相反，正是那种把生产力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能力，成为农民或小规模农业优越于农业产业化的一个关键因素。
与那种认为农民和小农农业对技术创新有敌意的观点相反，小型农场或小农农业的支持者们则声称技术是“路径依赖”，也就是说，技术的发展要受生产模式制约，在这种模式里技术是被嵌入的，因此，在农民和小规模农业背景下的技术创新与农业资本主义产业化背景下的技术创新将遵循不同的路径。
但是，农民的支持者们并没有仅仅只是捍卫农民或小农农业的利益。农民之路及其同盟实际上已经明确地形成了一种对农业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替代方案，一种着眼于未来而不是着眼于过去的选择，就是粮食主权的模式。
发展趋势
过去几年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实质上是生产危机。要充分理解这一点，必须把生产危机看作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农业取代小农农业的关键点。尽管资本主义农业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它从来没有成功地消除农民和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农业。农民和家庭农业生存至今，并将继续为国家人口，尤其是南方国家人口，提供大部分的粮食。
然而，正当资本主义看起来似乎已经完全征服农业之时，它的功能失调的特性也完全暴露出来。因为它不仅使数百万的人被边缘化，而且还使生态成本大大提高，尤其是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从化肥生产到农业机械的运转，再到产品运输，都形成了对化石燃料的严重依赖。
事实上，在粮食价格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大危机之前，农业资本主义产业化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而且对它的抵制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即将被取代的农民和小农场主，而且还来自消费者、环保主义者、健康专家以及许许多多被弄得心神不安的人。是公司的贪婪、社会的麻木以及越来越不计后果的科学进步交织在一起把人弄得心神不安。
现在，随着全球经济的崩溃，支撑农业产业化的生产和销售一体化将会发生逆转。
20世纪30年代，当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进入其最糟糕的危机时期，农民和小农场主日益呈现出自治性、多样性以及合作性，而这些恰好是社会和经济重组的重要因素。环境危机的加深、城市工业生活的社会功能失调不断堆积以及全球化，正把世界拖向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境地，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对越来越多的农村以外的人具有意义。
事实上，不仅在南方而且在北方，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通过再造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来摆脱对资本的依赖，这个再造就是要实现以有限的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劳动，从而创造一个远离资本和市场影响的相对自主的社会经济条件。
根据范·德尔的说法，都市农业的出现，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消费者与农民联系网络的创建，争夺土地的新型激进运动的兴起等等，所有这些可能都指向“再农民化”运动。这一运动是根据全球资本主义和大企业组织的负面性的动力发起的，旨在推翻它们。在全球化危机深化的背景下，在普遍感觉自主性丧失的情况下，“农民原则——关注建设一个自主的和自治的资源基础，明确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前进方向。”
[李淑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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