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现实之间（4）：知识分子和一个网民的忧虑
　　
　　右而左
　　
　　xxx网友，
　　
　　感谢你对我贴文的厚爱和支持。我不常在网上，得罪了许多跟贴、给我留言和发短信息的网友，深感抱歉。网友们的真知灼见让我心怀感激，也让我为有如此众多的思想者，在思考国家的大是大非问题而快乐。我从观察到的事实觉得，主流学者和民间学者，在进行着一场思想较量。当前，前者基于有利的话语权，占了明显的上风，后者则只能利用网络等手段迂回发声。可喜的是，后者的声音，基于现实的生活，而不是书斋，基于自己的感情和理智，而不是权势和功利，显得更自由、更深刻、更有生命力，因而也更能够引发普罗大众的共鸣。我相信这种声音代表着未来。
　　
　　本来，我想写一个系列，涉及当前社会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力所能及给在强国论坛上关心同类问题的网友提供一些参考。可是，不管我怎么设法掩饰文字的敏感性，尽量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回避许多东西，多数帖子还是发不出。现在流行说建立节约型社会，物质资源的浪费固然是可惜，最可惜的，却是思想资源的浪费。主流学者的思想固然重要，如果没有反映社会真实层面的民间思想者的思想做补充，决策者的决策依据就是不完善的，决策本身就可能出偏差。
　　
　　我把这个系列叫做《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这个题目，乍一看，逻辑不同，历史-现实-未来是直接相连的，怎么还有个“之间”？我以为，历史既不是死的沉淀物，也不是活的生活图景；现实既不是电影导演的“蒙太奇”素材，也不是绝对的“all is in flux”（一切在流）。作为思考者个体，我既不能准确阐释历史，也无法绝对把握现实，而所谈又无法避开历史与现实。于是，就试图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一条纽带或一座桥梁。它应该既是我自己尽量符合历史逻辑的思想汇总，也应该包括读者读了这些文字后，获得的更广泛的认识，和基于这些认识所做的更进一步的思考。它是和读者之间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既有共鸣又有冲突、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的思想互动。这就是这个“之间”的含义所在。无论是过去的历史还是正在行进中的现实，都具有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所以我希望我的读者，不要轻易叫一声好就走，也不要轻易说一个不好，就了事。
　　
　　1949年到1976这段历史，具有广泛的不确定性。我其实不愿意写出《1949年，时间开始了》这样发自感情深处、激情澎湃的文字，更愿意写出《民主与法制只有美国一种模式吗？》一类冷峻的文章。但是，这段历史中，太多的东西被解释的面目全非，我不得不让感性为理性做先锋，打前阵，清出一条路来。对毛泽东的诬蔑和诋毁屏蔽了许多历史的光辉，也损害了许多年轻人的心灵和思想。就拿“反右”来说，“反右”在今天流行的表述中，完全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毛泽东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诚，破坏了这个宗旨的不是毛泽东，恰恰是那些后来叫屈和谩骂毛泽东的人和他们的子女，当然还有其他人。罗隆基要搞“平反委员会”，为曾经杀害共产党人而被镇压的人平反，章伯均要建“政治设计院”，要共产党交权，储安平骂共产党搞“党天下”，更是直截了当。这些超过了刘、周、邓在内的任何共产党领导人所接受的极限，才导致毛泽东迫于党内压力“反右”。“反右”并不错，错在扩大化，而扩大化，处在“二线”的毛泽东不应该负主要责任。设计者伟大的战略，毁于执行者拙劣的战术，乃历史之不幸！可后来，这些人与许多附和者都不提“反右”的前提，只说“反右”的“后果”，还把一切责任推给了毛泽东。所以我说，这些人“就如同强奸少女的小流氓，提了裤子就不认账，还不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此言虽然过重，但还是惟妙惟肖的。我以为，既然历史可以被篡改，那么，是否该对现实保持警惕？这是我的忧虑之一。
　　
　　“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你可以在一切问题上，批评他，但有两个原则问题，你是不可以让他放弃的，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党不懈的斗争使民族站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使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组织起来了。这二者的结合，给出了中国光明的前途。谁要在这两个问题上，动歪念邪念，那么必然要被请到冷板凳上去。这是大原则。毛泽东不会让步的。”这是我写在《秦始皇的“儒”和毛泽东的“右派”》里的几句话，我觉得，这几句话，对毛泽东在政治道路上做出了恰如其分和实事求是的概括。毛泽东指出的道路和采取的方法，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今天，许多人都说中国文化重视集体轻视个人，这是一个大的误解。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别人瓦上霜”，是轻集体重个人的。这还可以从中国的音乐作品，音乐题材，乐器构成，和演奏形式中得到印证。毛泽东看到了这个“轻集体国家，重个人家庭”，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才坚决走集体化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建立一种可以和西方国家（其表面重个体，实质重集体、国家、民族）相抗衡的现代文化，毛泽东无疑是破了也立了，是成功的，但这个成功与知识分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冲突太大，还给那些精神贵族们以沉重打击。所以，知识分子不能接受毛泽东，也就顺理成章了。现在，从里到外“重个体家庭轻集体国家民族”的文化，又复辟了，也就是说国家将一步一步走向外强中干的“康乾盛世”一般可怕境地。这是我又一个深深的忧虑。
　　
　　共产党确实是没有外来力量可以战胜的，能战胜她打败她的只有她自己。如果共产党真的维持不下去了，结果会怎样？国家分裂。中国的问题，绝不是一些人想当然的那样：共产党要垮台了，就会有个多党制出现，国家就会走向现代民主。这是梦想。袁世凯身后的历史已经回答了我们。袁世凯“统一”了北洋军阀，国家尚在统一中，外敌不敢大肆入侵，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便开始割据，最终结果“918事件”爆发。后来的蒋介石借了“918”后张学良“东北易帜”归顺，勉强名义上维护了大一统，但国家已然遭遇到了全面的侵略。今天，如果共产党垮台，这个历史会不会重演？我的回答是肯定重演。我们的核心工业和血液即金融，即将被西方全面控制，我们的外贸依存度过高，我们的周边国家环境在恶化。一旦国内“有事”，西方列强就可以轻松的在中国找到各自的利益代替人，加速国家的分裂。这是我第三个深深的忧虑。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从其历史渊源上讲，这个群体具有天然的攀缘性，没有独立的人格。(我本人虽然也是个半吊子知识分子，却一直在思考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问题，也想把自己的思考写成文字)。但知识分子却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一旦他们与进步的力量结合，会使进步力量有倍增效应，一旦与反社会势力结合，则又会加倍的伤害社会。这好比变压器，可以增压也可以减压，就看需要。毛泽东以特殊的方式培养了一代知识是分子，也以特殊的方式使用了一代知识分子，国家因而强大。毛泽东去世后，借着时代力量的惯性，知识分子在上世纪80年代演出了中国历史上仅次于“54运动”的黄金一幕，至今回味，依然酣畅。
　　
　　但是，90年代一开始，知识分子率先走向堕落。可以说，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到80年代末期，都是站在社会批判的位置，为社会的进步尽心尽职，这得益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特殊改造。90年代后，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寄生性、攀缘性等劣根性，一起喷发出来，为祸社会。1993-94年，以上海的朱学勤为代表的中年知识分子还在反求诸己，找自己的毛病，发起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后来不了了之）；到90年代中，知识分子便完全放弃抵抗，彻底走向堕落。他们有三个代表性的群体，一是经济类知识分子，所谓经济学家、教授、学者、专家。他们与官僚资本结合了，干起了损害弱势群体的勾当，而且一点不手软。一类是政治类知识分子，刚才提到的朱学勤就是其代表，提倡所谓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也具有经济学方面的含义）。80年代，他们一度受到青睐，到了90年代，他们自顾不暇，就与国外势力结合，制造思想的混乱。这个朱学勤就是某海外电台的座上客，经常在那里大放厥词，由于其在学术界的地位，许多人相信他说的就是真理。第三类是文艺界知识分子，其表现真让人做千里之呕吐，在败坏社会道德方面，这批人犯下的罪行实在该杀。
　　
　　我的一个感觉是，许多主流的足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伙同国内的各种蛀虫，掏空国家的经济，一方面配合国外的敌人，以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挖国家政治和文化的墙角，目的只有一个：搞垮共产党，搞垮国家。我本人由于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可以经常进出国门，并且由于国家派遣，有几年发达国家生活的经历，对国内国外的情况都还算了解。这好比站在一个分水岭上看两军对垒，清清楚楚看到自己的一方，一步一步落入敌方的包围圈。如果不限制这一批知识分子的行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比将断送在他们手中。这是我最大的忧虑。
　　
　　以上不知所云，但愿没有太耽误您的时间。私下的交流，文字也直白了一些。希望不要介意，荒唐言论若不中听，或有违事实，还请甄别，莫受其害。深谢。
　　
　　右而左2006-1-3于匆忙中。

　　

　　沉默，还是呐喊-现时篇
　　[右而左] 于 2006-03-21 09:57:22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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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还是呐喊-现时篇
　　
　　右而左
　　
　　在写《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一文时，我没有想到在约两个月后，一阵“新农村建设”的狂风，席卷初春的北京，然后向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徐徐吹开。随之而扬起的，不是黄沙，不是尘埃，却是8亿艰难生存的农民兄弟姐妹们心中热切的期盼。“洞中三日，世上千年”，果不其然（写完《钟声》文和其辅文《答读者》后，我就卷铺盖回老家搀扶老母走其最后的人生路去了，三月回到北京）。
　　
　　为时代呐喊，为历史的烽烟鼓噪是读书人不大不小的“爱好”（请原谅我没有用“使命”这样的字眼）。但是，像李大钊、瞿秋白、鲁迅那样的呐喊者并不多。所以，许多时候，读书人的沉默倒显得弥足珍贵。1978年后，许多人呐喊了，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我怀念的那种钟声，在包括我自己的呐喊声中，成为绝响，一个在呐喊声中期待着的更加“公正、公平、博爱”的社会并没有在呐喊声中，拥抱13亿人民，却只是给一小撮人投怀送抱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读书人的呐喊不总是必要：在一些特定时期，在沉默中坚守，在坚守中等待，或许是真正负责任的。
　　
　　随着呐喊声汇成时代的大合唱，北京城里，林荫的长安街不再林荫，一天天的变得宽广起来，却也一天天的在炎热中散发出冰凉，在寒冷中聚集着炎热；同时，在广阔大地，鲜花盛开的绿水青山，却阴森森生出凋敝、贫困、孤独和无助。甚至，走到美好山河的每一块土地，都能切实听到，而不只是从罗大佑豪迈而悲伤的歌唱里听到“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那个满脸黄泥，坐在教室外的地上，把渴望的、求知的目光，凄凉的投向教室里的女孩，曾让我顿首而泣。于是，曾经的呐喊，转而为沉默，再转而为忏悔。忏悔，对着我热爱的却可能不为其理解的祖国，更对着那些近20多年来被漠视的生命，还有那位女孩求知的目光。
　　
　　2004年以来，农村有了一些好转，但那些凋敝、贫困、孤独和无助，是这20多年来渐渐积累的，决非一个免农业税就能改变过来。这次回家，《钟声》文里，那位我与之交谈并称其为“哥”的老乡，已经故去（离上次见他不到一年），而为我母亲出殡抬棺的“八抬”（抬灵柩的八人），竟然凑不足八个青壮年，而不得不请了一位70高龄的老者（村里仅存的硕果）加入其中。从北京刮开的“新农村建设”的风，我期望它是柔和的、持久的、有理有节有章法有尺度的，能沁入农民心肺并结下“善果”。小岗村的自发分田分地，我一直以为是列宁所说的千百万自发的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一种。今天它的改良主义的复归“合作化”（把土地有偿集中转让给别人养鸡鸭鱼什么的），虽然是理性的自觉，却依然在迎合某种投机力量，选择的并非是解决农村根本问题的沧桑正道。我不希望看到，新农村建设是这个新的小岗村模式。
　　
　　孙中山的革命，排斥广大工农，只取得了赶走一个弱势皇帝的成功，并没有真正给出中国的出路。共产党人，带领着一批真正为国家脊梁的知识分子，走工农相结合的路，把列强赶走了，也把皇帝真正的赶走了，把“王土”交还给了它们真正的主人。孙中山的失败，宣告了精英路线的破产，是历史，也是现实。
　　
　　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知道：把中国组织起来，必先组织中国的农民。虽然在建国后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度刻薄了农民，但他们爱惜农民和组织农民的真诚，是不容怀疑的。合作化，人民公社等做法虽然值得纯学术的研究，但决不失其操作上的合理性、有效性。废除人民公社的本意，是让农民过上小康的日子，但事与愿违，不进行有效的组织，不彻底产出“小农”而结成“大农”，农民的小康，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今天的领导人不是幡然醒悟“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是真正的小康”吗
　　
　　在精英们眼里，农民只有小农意识，没有现代思想。但实际上，把已经组织起来的、一些地区已然开始了机械化的现代农村经济，重新分割为小农经济，才是真正典型的小农意识，它与精英们的狭隘、自以为是、自我优越感结合起来，才真正把农民打到了“九天之下”。我所知道的农民不保守，也不固步自封。这不仅表现在共产党人革命最艰苦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共产党，追随了共产党，也表现在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他们依然坚决跟着她走：朝鲜战争中，埋在异国他乡的尸骨，多少是农民的子弟？在历次的运动和变革中，农民没有成为思想的包袱，更没有成为行动的障碍，总是响应号召，克己奉国；在国家现代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的时候，巨大的工农“剪刀差”，保障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现代工业基础的奠定；甚至，两弹一星里，也间接凝聚着农民的血汗。以至于在“乡村建设”中，破灭了理想，却依然对农民怀有同情心的梁漱溟，不顾历史条件大声疾呼“农民在九天之下”。
　　
　　农民的不保守还表现在总是乐于学习，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我记得，当时农村开办夜校、识字班，我们村里拄了拐杖的大爷，裹了小脚的老太太，奶着孩子的妈妈，都要到夜校去，就着“洋油灯”学习。他们朴素地意识到，自己的贫穷是教育被有钱人垄断的结果，他们要识字，要开发他们自己和后代们的才智。农民知恩恩，才那么感谢毛泽东，是毛泽东让他们获得教育，让他们消费得起精英们的专用产品。那个年代，任何农业新技术，在农村推广，从来不会遇到阻力，只要农技站推荐，没有农民不接纳的，就是“划行插秧”（把待插秧的农田的水放干，用一种木制或竹制的“行三距五”寸，或“行四距六”寸的划行器，在泥面上划出线来进行合理密植）这样并不科学的技术都被一丝不苟接纳，我就是当时的尝试者之一。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令人心酸的证明农民不固步自封的事实是：农民总是被那些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假嫁接技术以及其他种种的假产品假商机所坑蒙。所以被坑蒙，就是因为他们不保守，愿意尝试新，在新中求变，并善良的相信那些坑蒙者，就如同相信当年的农技站的技术员，是真心为农民的。殊不知，秦时明月汉时关，换了日月。
　　
　　农民说：毛主席，大救星，共产党，是恩人。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于共产党人，工人是大恩人，农民是大救星。当初的共产党人，追随国民党搞精英治国，让精英独占革命权，结果，把革命搞成了四川人的“变脸”，闹剧是一出接一出，以至“四一二”惨剧发生，“大革命”彻底失败。随后，共产党先在工人中发展武装，搞城市暴动，失败后，又把目光投向农民，走工农武装割据的路，奠基了后来的胜利。是工人让共产党人知道了，革命不是精英的专利；是农民把共产党送进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不忘承诺，带领工人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工人农民理解他们的艰难，所以即使有许多的波折，他们依然相信共产党。甚至，当“小岗村”模式，在他们不理解，也不愿接受的时候，凭着对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的信任，还是接纳了“小岗村”模式。
　　
　　今天，我们说，国家工业发展好了，城市基础牢固了，有钱支援农业了。果然如此吗？钱当然是比以前多了，但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加入我们的金融业呢？在“以市场换技术”，被无情的事实证明为精英们的意淫的今天，难道还要我们相信金融业能“以股权换来技术”？城市的繁荣相当大程度就是建立在牺牲农民的利益之基础上的，何谈支援农民农村？取之于农民，还之于农民罢了。占据道德高点者先自品低。此外，精英们提供的理论，把农民几乎“逼上梁山”，但今天提出新农村建设的，似乎并不是主流精英，倒可能是那些有良知的非主流知识分子通过一切手段和渠道下情上达以及整个社会下层民众不断鼓与呼的结果。精英们难道不该向“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忏悔吗（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向弱势生命忏悔的，他们只会说，“谁让你生在中国”，“谁让你穷”，“教育是一种高消费产品，你穷你就别消费”这类话）。
　　
　　到底是谁贡献了今天国家的经济繁荣？是精英分子吗？不是，他们在提供各种不能自圆其说的指导的同时，也提供成堆的社会问题，包括农民问题；是官僚买办吗？不是，他们是财富的榨取者，他们在榨取的同时，为自己创造了的“娼盛”；是洋老爷吗？不是，他们是一帮民主自由旗号下的掠夺者，伪善家，只要看看朱镕基访美时对于耐克运动鞋所发的感慨，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贡献了今天繁荣的主要力量是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工人农民：他们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一切财富的增值都以他们的创造为基础和前提的，他们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在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把国家的经济金融做成了一块超大和超高密度的压缩饼干，直到今天还在供少数人肢解分割抠挖；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中，他们忍受着超低和超贬值的工资，几乎无私出让了全部创造的财富，让占总人口不足10%的人，住着百万，千万的洋房，开着奔驰宝马劳斯莱斯宾利法拉利，风驰电掣在城市宽阔的大马路和如林的高楼群之间，天天新婚，夜夜新郎。
　　
　　做个草率的对比。一个普通美国工人的基本工资在2000美元左右，还享受着国家的各种福利保险；一个普通中国工人、农民工，收入平均约只有500-1000元人民币，还要自己承担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相比美国人的工资，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假设中国现在普通城市产业工人为3亿，农民工1亿，那么4亿x2000美元x12月x26年x8=19,968,000亿人民币（人民币汇率90年代前低于8）。要是让中国的农民，也与西方的农民付出与回看齐，那么这个数字至少还要翻一倍。进入中国任何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城市，就外观而言，绝对比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同级别城市气派。精英们，在这样的气派下，生活基本国际接轨了，我们有理由要求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同步国际接轨！这就意味着，以上数字至少两倍的钱，是该支付给工人和农民工的，却没有支付，被无偿占有。它们够不够支付今天的洋房香车美女及其他一切表面的繁荣呢？这不是精确取样分析，只是定性地粗略说明问题。
　　
　　有人会说，中国的物价便宜，不能这样对比。我在东西方两个市场具有多方位的实际消费经历。真实情况是，今天的中国，青菜萝卜之类比西方的确便宜，而几乎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乃至生活日用品，按可比价格/质量比计算，其实都不便宜。即使按绝对货币价格计算，电视机，电冰箱这些普通家庭耐用品，西方仅只略高，而电子数码产品，电信产品，这些已成为老百姓生活必需品的东西，西方还略便宜；飞机票中国比西方贵了许多（飞机票是几乎每一个西方老百姓的经常性消费，中国的工人、农民工消费的起吗？），而汽车，房子，医疗，教育，综合起来，若按质论价，也都基本接近西方水平。最简单的，可以拿一双普通耐克鞋作对比，中国约在600-1200不等，也就是75美元到150美元，世界各地同档次的耐克鞋，基本就在这个价位。而这一双鞋，相当一个中国工人一个月全部的工资，而只占到美国普通工人收入的10%。易而言之，中国普通工人农民们，本应该得到每月13-26双耐克鞋的酬，却只得到了其中的一双，把其余的都“无偿奉献”给了今天的繁荣。
　　
　　时代的风已经刮起。尽管我知道这风不会送来那远去而让我无限怀念的钟声，但是我为农民们祝福，希望他们决不只是，某一天被那些好大喜功，善搞形象工程的地方领导，赶到用国家投资盖起的，整齐划一的鸽子笼里，就算建成了新农村。农民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小生产者的狭隘，但农民绝对不保守，更不固步自封。他们尤其需要理性的高瞻远瞩的指导，斯人已往，而今何人问天娇？
　　
　　厉以宁先生在电视台说：新农村建设，一定要产权明晰，管理民主，监督到位。说句难听的话，这是一剂狗皮膏药。农村的土地都分给个人了，即使一家人，崽是崽的，爷是爷的，崽卖爷田，崽种爷田，都不行，产权还要怎么明晰？农民自己管自己的土地，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要什么管理民主？自家的东西自家买卖自家用，哪里需要监督到位？整个牛头不对马嘴。
　　
　　农民被亏欠、被辜负的太多了。但愿这次从北京刮开的春风，不会化作秋雨，更不会凝成冬雪。
　　
　　右而左2006-3-20

　　

　　沉默，还是呐喊？- 历史篇
　　
　　右而左
　　
　　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第一个发出呐喊的人，可以说是孔子。他有感于春秋时代“礼坏乐崩”，臣弑君，子杀父，邪说暴行，昌行于世，发出“正名”的呐喊，即恢复“周礼”，就是那套西周的统治者制定的所谓经济、政治制度和道德、礼节仪式，其核心内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分封制和世袭制。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有系、孝悌廉耻。
　　
　　孔子的这声呐喊，祸耶福耶？它在孟子那里被放大，在别有用心的董仲舒那里被偷传到天上，摇身一变，再下临人间，于是“君权神授”，而非民与。其所谓“天人合一”，“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究其实不过是一个为巩固汉家天下，建立起来的思想钳制体系，并连绵影响了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让那个坑了460个骗子术士，烧了几本儒家典籍和杂书的秦始皇，背了2千多年钳制思想的黑锅。后来，佛家思想传入，与本土的道家体系，一同对这个“君权神授”的神学体系，提出挑战，以至于三分天下，带来了唐朝“盛世”。至中唐武则天后，官僚之间利益矛盾冲突加剧，新老官僚你死我活，土地兼并激化，王朝危机加深。新官僚的代表人物韩愈，在这变革时期，祭起了“贤士”治国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精英治国。他想立新，却为了王朝的利益，去借孔孟之道，排斥佛道两家，为孔子再“正名”，建立所谓的“道统”说：你佛道两家都有所谓“法统”，我来个“道统”以抗之，岂不妙哉！所谓道统，按照韩大学士的说法，就是尧舜的衣钵，传于周公、孔子，至孟子后失传了，董仲舒那些玩意儿，不过是假冒伪劣。韩愈有个学生，叫李翱，才学和悟性均不在乃师之下，与乃师一道，反对佛道，尤其推崇儒学典籍《中庸》，认为它宣扬的“性命”学说，是孔孟的精华，并由此创立自己的所谓“性善情邪”说，认为人有“性和情”两个对立的属性，性是善的，情是恶的。人性好比水，水是清的，有泥沙才变浑了，泥沙就仿佛是情，去泥沙水复至清，故而要“复性”。
　　
　　李翱的“复性”可谓用心良苦，孰料，到了宋代，出了一大批的精英，什么张载呀，周敦颐呀，朱熹呀，程颢、程颐兄弟呀，不一而足。这些理学大家，把李翱原本中庸的“性善情恶”发挥到极端，建立起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体系。中国的历史就此走向千年的黑暗。
　　
　　孔子的仁，没有挽救周室的命运，董仲舒的“君权神授”也没有保证汉家天下万古长青；韩愈的道统，没有拯救国色天香的杨玉环，血染马嵬坡，而程朱理学，就更惨了，把个大宋，搞得小而又小，敌不过西夏和辽金的羞辱和蚕食，就龟缩到江浙一带，在区区弹丸之地（此处略微夸张），玩起了山水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我看实在是对北宋王朝的无情的鞭笞与莫大的讽刺：国土沦丧到那种地步，人们却能那样恬静闲适，陶陶然，昏昏然，真的是万事吉象么？
　　
　　光靠文人的呐喊看来是不能保家卫国的，于是，岳飞，岳大人，怒发冲冠一声吼：“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只可惜，他壮志未酬，先自风波亭里作了屈死鬼。屈则屈矣，但浩气千年，激发了我多少热血男儿，效祖国，然而在所谓最改革开放的今天，“三十功名”真的变成了“尘与土”：岳飞不是民族英雄，他打的是内战。对这些文人的信口雌黄，岳飞或许宽宏大量，不一般计较，要是换了关云长，那就不妙了：尔等肖小，还我头来！
　　
　　明朝的李贽，把以上一切，看在眼里，并以个人的力量，向儒教，向道统，向德礼刑政，大声说不；对夫权思想，男女不平等大加挞伐，以图把理学的违反人性，揭露于市井，让妇孺皆知；同时对佛、道的欺骗和麻醉，也丝毫不留情面，向“三教合一”的整个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发起了一次全面的进攻，开启了一次人文思想的启蒙。这显然违法了董仲舒的“神权”和朱夫子的“天理”。结果，这位做了二十年小官的启蒙思想家，虽然骂赤眉黄巢为盗贼，斥黄巾张鲁为妖孽，赞宋公明“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国”是“忠义之烈”，却还是没有受到统治者的宽恕，被赐服毒，自杀于狱中。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与其有同样的叛逆又护道的品性和作为，死的也一样，在狱中被赐服毒自杀。苏格拉底，中外略受教育者，无人不晓，而李贽的名字，却只具有纯学术意义，两人身后的遭遇，可谓天壤之别。这昭示了东西两种文化，两种民族心态的迥然异趣。这样，1840年后的中国所经历的屈辱就是在劫难逃了。
　　
　　李贽当然是呐喊者，他的呐喊实为远古传来的旷世之声，只因为与孔子是反向的，得不到统治者的认可，与被孟子放大，董仲舒神化，韩愈道统化，程朱道学化的孔子的呐喊声相比，显得那样微弱，那样缥缈，不明不白化作静默，仿佛就没有发生过。与此同时，遥远的西方，也有个桀骜不驯的马基雅弗利，与李贽发出类似之声，却成了现代政治学的鼻祖。李贽是不幸的，他遇到了理学，理学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是统治者的工具，不管它原初如何发端，又如何充满了唯心哲学的思辨色彩，一旦成为御用的工具之后，这个所存之“天理”，与董仲舒的“神权”，就合二为一了，而所要灭的“人欲”则主要是普通民众的对自我权利的猛然发现和正义伸张，实非现在大家一般理解的色欲食欲等五官之原欲。孔子言“食色者，性也”，还身体力行，悠然见“南子”。南子者，孔子之“小蜜”也。故而，儒家是不提倡戒食、色之欲的，不然，中国的食文化、色文化，决不会自古就如此发达，让好色好吃的西方人也望尘莫及。换个说法，“天理”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自然要存，“人欲”就是对此的反抗，就是对二者平等的诉求，自然要灭。所以，宋公明，想要替天行道，招了安，也不行。替天行道？那家的天？君可不君，臣则不能不臣，杀无赦，毒死方休！
　　
　　更让人扼腕的是，李贽的呐喊，甚至不如金銮殿上乾隆爷脚下庸臣们的“喳”来的响当当，当然更不如乾隆盛世之后不久，南中国海上英国人的枪炮来的响亮。被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所谓乾隆盛世，直到今天我也没有闹明白怎么就是盛世，把老爸拼却老命攒下的基业，花天酒地，恣意挥霍，把子孙的“鱼池”也连带着竭了，难道还造不出个盛世来？盛世把远在欧洲，靠了马基雅弗利等人提供的思想，完成了文艺复兴，建立起人本思想的英国绅士们，撩的想入非非，以为“盛世”下的天朝帝国的百姓，个个富的流油，一定消费得起他们的工业产品，白花花的银子，会越过英吉利海峡，流到白金汉宫的储藏室里。不料，盛世下的国民居然连机织棉布都消费不起，更不说别的。倒是“盛世”里的百姓，靠血汗织出的丝绸和栽种的茶叶，让“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们心理痒痒，白花花的银子，反从白金汉宫的仓库里，穿过英吉利海峡，流到了中国老百姓手里。高举自由贸易旗号的绅士们，终于撕下了自由的面纱，露出流氓的本色，去纵容一帮恶棍，把从印度次大陆种植的鸦片，明目张胆买到了中国，以图改变贸易状况，变赤字为盈余(在我们今天的官方表述中，叫做“鸦片走私”，可能是为了礼仪之邦的面子吧)（今天的美国人，要我人民币升值，不然就制裁，实在正是重复英国人当年干过的勾当）。
　　
　　林则徐们看不过去了，发出了一声呐喊。呐喊声中，虎门燃起了万丈浓烟，但也传来了英国人的枪炮声。明李贽的声音，不及这枪炮身响亮，可以理解。可是，清盛世下朝廷大员的“喳”声和大人们的“呐喊声”，汇合在一起，也没有这枪炮声响亮，就有点不可思议了。盛世，一定是强大的，林则徐禁烟有功，却被发配新疆，空发个“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感慨。这盛世，还是盛世吗？
　　
　　刘墉，其为人做官如同其身，是站不直的，就是书法也是笔锋内敛，把心都藏起来的一个人，决非什么明相；今天却被人用来装点盛世。纪晓岚，学问是大，却是一个十足的中庸之士，并无什么铁齿铜牙，为百姓鼓与呼，也被用来装点盛世。蒲松龄缺少官位，不缺乏真诚，，为躲文字狱，写《聊斋》，托鬼狐说人事，发呐喊之声，深得百姓喜爱。纪晓岚，有的是官位，缺乏的却是对百姓的真诚关怀和爱戴，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虽也说狐论鬼，文彩高过《聊斋》，情貌也切切，却走不进民间。老百姓何其明察秋毫！盛世的烟花和炮竹，看过、笑过、欢呼过，就灰飞烟灭了，可是英国人的枪炮声，却今犹在耳。
　　
　　中国向何处去？1840年后这一声呐喊，不再是某一个人喊出的，它是几万万同胞悲愤中的咆哮和怒吼，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爱国苛责，是岳飞，“踏破贺兰山缺，重拾旧河山”的历史回声！自那以后，许多仁人志士尝试给表面盛世，实则病入膏肓的中国，开出一剂剂药方。顽固派抱残守缺，死抓住“道统”不放，终被清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洋务派不在社会制度上下功夫，独好“坚船利炮”，走捷径，结果，在世纪末成就小日本成为海上大帝国，呜呼哀哉！太平天国将士英勇浴血，可歌可泣，但终因其狭隘落得令壮士割腕；维新派志大才疏，虽其功被当今低估，但他们不过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士大夫，不是死地求生的民众的代言人，故而其改良不得要领，失败是必然的。倒是哪个谭嗣同，以热血和头颅，代替呐喊，求对国人真的唤醒，在我看来是为真英雄。接下来是孙中山，孙大炮的精英革命派，他们想垄断革命权，满族的皇帝确给暂时赶下台了，但继任者之无耻作为却也不在皇帝老儿之下，“秋瑾”们枉付了生命，“华老栓”们断送了儿子，“阿Q”们则白当了革命党人，带着对吴妈一类女人的无限的“爱恋”，糊里糊涂做了看客们的戏料。
　　
　　这样，历史，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重担卸在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肩上。他们遇到了两个斯芬克斯怪兽：一是祖传的膏丹丸散：儒家道统；一是列强的铁蹄：帝国主义。铁蹄误我国家，具有直观性，大家比较好理解，而儒教愚民误国，孔子那一声呐喊之功过，却直到今天依然是“公与婆”之争，不可谓不悲！
　　
　　按现在学术的说法，儒家学说，有三期：孔孟为第一期，即原儒；程朱为第二期，即新儒；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为第三期，即现代新儒（自我标榜20世纪中国哲学，头50年有冯友兰，后50年有他自己的李泽厚先生认为，董仲舒也是一期，儒学该有四期，但和者寡）。儒学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里，依靠三纲五常的“道统”，不但可以满足士大夫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虚伪的心理需求，也可在庶民之间到广泛的认同，对于维护一个“大一统”的超稳定的古代中国社会，的确功不可没。但是，也正是这个儒家思想借王权强制推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下，统治者和国民，都不屑于外面的世界，独钟情于各种虚造的盛世。什么“唐朝盛世”呀，“康乾盛世”呀，“同治中兴”呀什么的。那样的盛世和中兴，在古代社会里并不需要多大的力量，就可以达到的，它们是农业文明下，天赋地与，实非人力所谋，拿根头发丝，就当是孙悟空的金箍棒，实在一个假大空、浮夸、皇帝的新衣。皇帝的新衣，小儿能看出，“大人”们是断然“看不出”的。毕竟儒家文化制造的繁荣，既“存天理，灭人欲”，也“灭天理，存人欲”，中庸有度。所以，没有那个士大夫、官僚，会否认儒家的功劳的。而一般食、色者，哪明就里，为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欢呼还唯恐不及。此正好说明，儒家之害，就是孔子那声呐喊之过，不容易让人理解。
　　
　　东西方世界，就像两个在旷野中寻求食物和财宝的巨人，在出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和方位，但物质世界的自然法则，决定了这两个巨人会有一天相遇。东方的这个巨人，满足在其每时每刻的所获之中，对于未来的危险，不做准备，因为他相信，人性善，“仁”在，人就在，国家就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子虚乌有的。西方的那个巨人呢，则对未知的未来，总是充满了恐惧，于是，不敢陶醉在眼前的温柔里，在路途中，总是随时变革自己的思想，行为方式，为可能的冲突做着实在的准备，并建立起了一整套的攻击和防卫器械（科学和技术）。在约公元19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两个巨人不期而遇，面对面动起了干戈。接下来发生的，就是1840年至1949年这109年里中国的屈辱。
　　
　　这就是说，在1840年以前的历史中，东西方在各自做着准备，是对抗的准备期。在东方为这个准备提供理论的是三家：儒、佛、道，但“三教合一”于儒，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可视为一家。在西方，为这个准备提供指导的，概而言之，也是“三家”，一是以希腊哲学的求是精神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科学，它武装起西方的身体，为西方提供强力；二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明显带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相互让步妥协而结成的法律体系，它武装起西方的头脑，为社会提供了秩序；三是以基督教为代表而培养起来的宗教精神，它武装起西方的灵魂，提供了西方集体主义。有此对比，我们就知道，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到底是怎样误我国家的。
　　
　　有人会说，中国不是也有独立的佛教吗？是有佛教，但它不独立，它还要人“出世”，不必结成集体，而且，佛教于朝政是辅助的统治工具，在野民则是谋求不劳而获的手段，多数信佛的人，并没有虔诚，你只要对那些烧香叩头的善男信女，说一句，谁要把那泥菩萨的脑袋砍下来，我给他块，我敢肯定，如果没有管理者制止，那一定有许多人去砍泥菩萨脑袋的，这就是所谓一般信佛者实无虔诚之心。佛教在中国，虽有庙宇，却不构成真正的宗教。道家是明出实入，在舞台上是那个牵木偶线的。“三教合一”就是道家牵线，儒家表演，佛家拉了众生当观众，服服帖帖，什么戏都给喝彩，就如同现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那些假的掌声。这样说，大家也就知道了为什么佛家为统治者所喜欢了。
　　
　　但愿有了上面的表述，大家对儒家的危害有了一点认识。其愚民，并不是总是来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么直接，许多时候，儒家是温情脉脉的；其误国，则也不总像英国人的枪炮那么蛮横无理，有时是“纹火炖蛤蟆”，让蛤蟆们喜滋滋的、温吞吞的、不知不觉的死去，死了还感激涕零，并成为一道食用者笑骂的佳肴。
　　
　　1949年前共产党人奋斗的历史，就是与两只怪兽奋斗的历史，其过程在本文的《现实篇》（21日贴出）有简述，此处从略。要记住的核心一点是，“工人是共产党的恩人，农民是共产党的救星。工人告诉共产党，革命不是精英的专利，农民则把共产党送进了北京的中南海”。共产党轻松的暂时战胜了那个明着的、为大家所容易理解的洋的斯芬克斯怪兽，即蹂躏我中华的列强；而共产党至今也没有完全战胜那个本土的斯芬克斯怪兽，即儒家文化。为了最终的、永久的战胜这两头怪兽。毛泽东进行过最伟大的尝试，但是不幸的是，他去世之后，事业被中断，两头怪兽，又悄悄的朝我们袭来。
　　
　　毛泽东在早年研读西方进化论哲学的时候，发出“河出潼关，因有太华相抵，而水力亦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亦增其怒吼”的感慨，并确立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与此同时，他还认识到，中国必须求“大本大源”之改变，就是“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有此深刻的哲学认识为基础，毛泽东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是决不会和西方搞无原则妥协的。英国人的“紫石英号”，美国人的朝鲜战争，苏联人的珍宝岛试刀，印度人的边界挑衅，越南人的西沙群岛发难，无一不被毛泽东打了回去。国家就是这样走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的，国家的独立和自由，是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前提，没有毛泽东给我们的独立和自由，绝不可能有今天的和平与“盛世”。
　　
　　毛泽东用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回敬了西方人，并且还要赶超西方，就科学技术而言，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毛泽东一代无疑是真正重视科学技术的。它把教育和科学，从一小撮贵族的专利，变成全体人民的共有财产，办工人大学，农民大学，废除高考，这不是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科学技术，而是因为他对教育的理解，对科学技术的获取方式，有与众不同的认识。今天，说他不重视教育，只能说明我们自己一是犯了概念性的认识错误，二是对教育本身、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太肤浅。
　　
　　纵观以往，但凡“盛世”，就会有少数人天天新婚、夜夜新郎，明月清风，把酒酹涛涛；同时却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大部分人连英国人机织的棉布也买不起。这样，一遇国难，夜夜新郎者，就表现出强烈的“以自己的生命为本”的“人本思想”，或招安，或当汉奸。而买不起棉布的则可能大看其热闹，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君不见，蒋介石，先后拉了几百万壮丁，还是王朝不保。这便是“盛世”的危害。盛世只存在于古代天赋地与的农业文明下，在当今一体化工业文明世界里，只有在激烈对抗中战胜的强国和被打败的弱国，哪来什么盛世？！
　　
　　真正考验毛泽东的就是这个盛世情结，也就是儒家文化这只本土的怪兽。所以他在和柳亚子的诗词时，号召“金猴奋起千钧棒”，向儒家造反。这个造反，最主要的，就是要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天理”，存“让普通劳动者、工人和农民与士大夫们有同等的生存、教育、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权利”这个“人欲”。第三期儒学并没有像前两期那样，左右社会主导意识，更没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具有纯粹学术的意义，本身就宣告了儒家对现代文化的不适应，这也是梁漱溟这位第三期儒家创始人物，与毛泽东会那样激烈争吵的原因。毛泽东要建立的是现代中国文化，它的硬性的要求是要适应现代西方的挑战，而不是只要能造出一个自家院落里的“盛世”就行。
　　
　　在毛泽东时代，被批判的最为体无完肤的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是这个“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通过这个批判，人权、自由、平等的现代思想，在普通老百姓中播种、发芽、生根。这遇到了士大夫（“右派”）们强烈的反抗，结果毛泽东只好强行让“右派”们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所谓“蹲牛棚”（这帮“右派”文人无限可耻，造这么个词出来，不知欺骗了多少今天的青少年）。所以我说，毛泽东时代具有最有效的人文思想启蒙，最好的人本主义。
　　
　　在对工人农民进行以上的思想启蒙时，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了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的伟大风范。要让人民懂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道理，要让人民在几千年的奴役之下，被阉割了尊严和自信的时候，重建尊严和自信，就必须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战天斗地”（毛泽东时代用语），斗出成果来。这是一道最主要的心理疗法，他治疗的是这个民族软骨病、奴隶性、松散性、和自私自利性。这是一场真正空前的革命。
　　
　　作为具体步骤，毛泽东在农村带领农民走合作化，人民公社的集体主义道路。在城市则进行工商改造，建立集体企业，国营企业，同时还保留经济边缘地带的个体经济，以及高端地带的国家资本主义（当时为个体、集体、全民、国家资本主义四种主要的经济形式并存）。通过这样的组织之后，一种全新的文化，就是组织起来的集体主义的文化得以创立，它不是宗教的结合，但像宗教一样具有号召力，足以与西方的基督教的集体主义文化，分庭抗礼。所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还没有克服前朝留下的穷，但因为被组织起来了，表现出了让世界震惊的力量。
　　
　　前文说到，西方有“三家”：科学、法制、和基督教集体主义。上文已经说到，毛泽东以“夷人”之科学（两弹一星为标志），还治了“夷人”，又以国家有效的全民组织，与西方的基督教集体主义分庭抗礼。法制呢？毛泽东把他交给了人民。西方有一个成文法的系统和国民几千年来逐渐演进形成的自觉法守的意识，这在中国不是一蹴可就的。在毛泽东的时代，最重要的法则就是一条：保证人民的正当权利，限制官僚的不正当权利。为此，毛泽东顺应了民意，把“四大”写进了宪法，取得了为许多冗长的法律条文所不能取得的实际效果，至少一个廉洁的政府是这个“四大”的结果。老百姓说，“毛泽东时代，无法有法有理便是法”，此之谓也。
　　
　　这样，我们就看到，毛泽东是把李贽的呐喊，变成改造中国社会之实践的人。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立下了改造“大本大源”的志向，后来救亡压倒启蒙，驱赶走洋怪兽变成了现实的第一需要，毛泽东就摸索着带领共产党人先完成了这个事业。建国后的毛泽东，“聊发少年狂”，把青年时代的理想，化作了更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这时他成为国家的领袖，他有这个力量和现实可能，去实现“大本大源”的改造，即消灭其愚民误国的本来的面目不为一般人所识别的本土的怪兽：儒家道统。
　　
　　毛泽东的中国，脱胎换骨了，达到了“经得起现代西方的任何挑战”这个硬性的标准。有了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不再愚昧。毛泽东完成了对儒家思想的消解之后，中国自宋以来千年的黑暗，终于结束了。
　　
　　右而左
　　2006-3-23

　　

　　沉默，还是呐喊？
　　
　　——未来篇
　　
　　右而左
　　
　　序言
　　
　　未来中国的事简而言之是三件：一是统一台湾主权；二是应对全球范围必然出现的民族主义的复活；三是防止儒家愚民误国道统的借尸还魂。
　　
　　一、关于统一台湾主权
　　
　　台湾是“武统”还是“和统”，不是由任何个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生存的丛林自然法则决定的。和统的幻想，早年可存，现在则是彻底丢掉的时候。2001年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告，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时，我屏住的呼吸，几乎要爆裂我的肠肚。我对同事们说了两句话，就冲出了会议室：中国赢了一个奥运会，丢了一个台湾；2008年比赛的哨声响起之时，就是台湾宣布独立之日。
　　同事们奇怪的我的举动。自那以后，我不再关心台湾问题。直到2004年，台湾“公投”和“修宪”，舆论轰轰烈烈，大陆明确指出，任何企图借用2008年奥运会搞独立的图谋必将破产时，许多人，当然也包括我的同事，忽然明白了2008奥运会对中国，不光意味着荣耀和金牌总数的增多，还有其他的。同事们问我怎么那时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我苦笑和沉默以对。在金钱和美女为原料制造的烟花照亮的盛世下，沉思和理性，是过街的老鼠。看看今天有多少人还能摆一张书桌，静下心来读几本严肃的书，就知道我没有瞎说。
　　
　　至今，我也是坚决反对2008奥运会的。点缀盛世，何必如此劳民伤财？这里我还大胆预测一下，由于我们过渡透支了2008年以后子孙的财富，伴随欢乐的烟花而升起的，将是一个经济危机的幽灵，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就加以防范，这个幽灵就会显身，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但愿我的预测是诺查丹玛斯的“2000年世界末日”的预告。
　　
　　台湾的问题绝不是2300万人和区区一个小岛的事，它事关中国13亿人的生存。武统是自然法则给我们的惟一的选择。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在于，2008年前它是一个内部主权统一问题，2008年后，它将演变为一个外部主权争斗的问题。如果台湾2008宣布独立（不论什么形式），一定会得到美国的首先承认，然后就是摄于美国威力下的连锁反应，许多国家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2008年前，我们遇到的是不确定的美国干涉，而2008年之后，我们遇到的将是确定的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的干涉，甚至是面对整个联合国。这是近30年来，我们无远虑而酿成的近忧，是韬光养晦，养出来的恶果。
　　
　　有精英人物还在陈词滥调说要韬光养晦100年。我不禁要问，若容许这样的一盘散沙继续存在，100年后，统一的中国还存在吗？会不会是北京政府、上海政府、广州政府、重庆政府、长春政府并立，还在各自的某个地方给洋人圈一块地，立个牌子写上“某某人与狗不得入内”？继续容忍一些人祸乱中国，毛泽东警告过的“中国的球籍问题”就会远不到100年，变成现实存在。
　　
　　与许多盲目乐观者不同，我对台湾问题是悲观的。美国把“台湾问题”这个铃铛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怎么可能自己解下来交给中国呢？早就开始的台美双簧，今天依然唱的如痴如醉。令人悲愤地是，我们许多人就是看不到、认不清，或看到了、认清了装糊涂。看央视《国际论坛》和《海峡两岸》，我觉得国民正在被严重误导，那些不着边际的“专家学者”，迎合某些“时事风景”所作的评论，给人的印象是：一，在台湾只有一小撮极端分子是台独分子，各大在野党（包括国民党）和广大民众都是主张统一的；二，在大陆强大的统战压力下，台湾民众和在野党几乎结成了一个反台独同盟；三，美国力压陈水扁“废统”，严格遵守《上海公》，积极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因而，台湾和平统一指日可待。此处，
　　我不对这些误导多做评论（另文详论），只指出一点，如果公众被误导的太深，而未来实际发生的一旦与被误导而期待的完全相反，那么公众将不再相信政府，不会站在政府一边，这种政府信誉的损失将是比丢失一个台湾还严重的事。
　　
　　二、关于应对全球民族主义的复活
　　
　　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则决定，在未来世界，对于匮乏的物质资源的拼争，将在全球范围激活赤裸裸的民族主义。1840年前，英国人为了改变对华贸易逆差，不惜充当鸦片贩子。今天美国人如法炮制，用的不是鸦片，而是人民币汇率，潜伏在这些表面的贸易争端之下的，其实是民族主义，美国把它叫做自由贸易，或民主自由政治。
　　
　　日本右翼政府，对二战犯下的罪行，矢志抵赖，拒不向中国人民道歉，小泉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参拜“靖国神社”，新的日本内阁则对我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靖国神社”事件、春晓油田、钓鱼岛争议，都是日本民族主义复活的迹象。美英纠集一小撮国家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单独动武，只有非愚即傻的人才会相信，那是为了向伊拉克、向阿拉伯世界输出民主自由。实质上，那是目标在石油和中东的战略地位，掩盖在民主自由假面具下的民族主义。
　　
　　世界民族主义的复活对我的威慑，在早期阶段不一定表现为直接对我本土发动战争，也不一定就单独表现为美国对中国的围追堵截。但是，美国将是世界民族主义表面的干涉者，实质上的纵容者。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以确保即使民族主义复活，也不容易对它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它会乐得有“一战”、“二战”那样发财的好机会。
　　
　　许多国人对美国抱好感或幻想，大概是因为这么三件事：一，美国虽然参加了八国联军，但没有拿走一两银子，还帮助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堂；二，美国帮助中国抗日；三，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这些认识没有错，但是十分肤浅。没有拿走银子，不过是几个流氓合伙强奸又打劫少女，美国这个流氓把该分得的那一份留下了。这个少女没有必要就此感激美国这个流氓没有抢走自己的钱，而忘记其强奸的暴行！美国帮助中国抗战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是因为他们想惩罚日本，却鞭长莫及，要借中国这个基地，便与中国结成反日同盟。之前美国把持的“国联”对于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可有多少蒋大人期待的哪怕道义的谴责？此外，日本悍然侵华，是得到了美国保证其战争机器的石油需要为前提的，为了发
　　更大的战争财，美国就把日本狠唰了一把，把日本逼到了珍珠港，把整个亚洲甚至世界陪绑到美国自己的战争机器上。是美国帮助了中国抗日，还是中国帮助了美国发财，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我们不要美国补偿，至少也要认清事实，不必对美国感激涕零。美国一贯背信弃义，日本人被它害苦了，巴基斯坦在印巴战争中更是叫苦不迭，而蒋大人不也是常常背地里对美国人骂“娘希匹”吗？
　　
　　至于美国的民主制度，要多说两句。美国的优点我们必须承认，民众与政府大多数时候达成的互相信任，的确与这个美国处理国内事务的民主制度分不开。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也使用同样的民主制度。美国执行的是内外两个标准：对内民主，对外专制。对内越民主，对外越专制。是美国人，是该为美国喝彩，不是美国人，就该随时随地抗击美国人的专制和霸道。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渴望自己的制度民主是应当的，但不能把这种渴望变成了对美国的爱，变成对它明显的对外民族的专制和霸道也一同喝彩，没准哪一天，落在伊拉克的炸弹，就落在了我们自己的头上。
　　
　　民主到底是什么？它的实质，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要求，表现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圆桌会议”：谈判、协商、让步、妥协、签订兼顾各方利益的妥协条约，它可以是文字表达的、也可以是没有文字而进行的照顾各方利益的实际操作。美式选票民主只是民主的形式之一。在选票民主下，选民投出自己的票后，即对政府失去监督，民主就可以演变为政治独裁，伊拉克战争是最好的例子。由于这种独裁专制是对外民族的，一些人对其可能会演变会对内的独裁专制的危险认识不足。时下，确保了美国民主还没有演变为对内独裁专制的，不是选票，而是西方千年以上时间里，形成的民众的民主的自觉，美国的统治者也是民众的一员，也有这种自觉。对民主最有效的监督不是选票，而是民众的民主自觉和政治家的操守。中国近代史上，选票民主也搞过，袁世凯和曹锟的闹剧，不是没有选票，而是他们没有政治操守和民众的没有民主自觉。西方的民主是千百万人头颅堆出来的，这些人头迫使西方的政治家学会让步和妥协，与被统治者达成协议，直到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以为美国的民主是华盛顿给出的，是对西方历史和文化完全无知的表现。
　　
　　以“民主的精要是所有利益集团之间的让步和妥协”反观中国的历史，就知道，毛泽东以前的统治者不知道有和民众妥协和让步的必要，所以革命一直只在低位重复，没有衍生出现代民主政治。而毛泽东的作为则全面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精义。他强制统治集团（国家机器各个部门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向被统治集团（工人、农民和其他普通劳动者）做出了远古中国以来没有哪个政权能做的让步：教育让出了，医疗让出了，住房让出了，男女平等让出了，官民平等让出了，还有其他等等，从而，把社会的主体公平和公正建立起来了。这些实质上就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诉求。
　　
　　既然这样，毛泽东为什么被批评为独裁专制？这是因为，毛泽东作为统治者集团中的最高统治者，背叛了统治集团，做了被统治者的代言人，无法得到统治者集团的原谅。毛泽东去世后，在主流声音里老百姓的声音没有了，只有被毛泽东背叛了的统治集团里的人在四处诋毁毛泽东，所以就有了一个毛泽东独裁专制的“主流民意”。毛泽东有没有独裁专制？有，他是对统治集团内部不愿意向民众让步者的独裁专制，例如让一小撮官僚和“右派”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表现，而这个也正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独裁专制”。显然，它是被夸的独裁专制，是把对统治集团内部一小撮的独裁专制，夸大为对全民的独裁专制。
　　
　　美国政府对内民主，对外专制，赢得了美国的民心，毛泽东对民民主，对官专制，也赢得了不包括这些被专制者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心。毛泽东行的是“大仁政”，必然要在一些地方实施专制。民意必须顺，但民性中的千百万小生产者的狭隘、自私自利和幼稚病（在知识分子中其表现最突出）是不能顺的，所以他把小农结成大农，把小集体结成大集体，真正为了大多数的利益，以规模、以组织、以团结、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社会组织起来，对外也就挺直了腰板，该韬光养晦就韬光养晦（建国初与斯大林苏联的合作），改出手时就出手（回击英国、美国、苏联、印度、越南的挑衅），他内对民的民主和外对强权的不妥协，与美国双重标准的民主，殊途同归，不仅赢得了中国民众的爱戴，也让西方重新审视毛
　　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
　　
　　许多知识分子自以为超越了小农意识，其实小农意识最强。他们的民主自由，是只要自己的民主自由，不许别人，就是民众有民主自由。看看今天，主流知识分子做了官僚的“妻”、富人的“小妾”，就知道，这些人名义上的民主自由，实质上却是叛卖老百姓的独裁专制。近30年改革的最大败笔，就是改出了一小撮人对广大民众的独裁专制。
　　
　　为了应对民族主义世界范围的复活，我们必须对美国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对美式民主的内外二重性有清晰的认识，必须对毛泽东的对大众民主，对少数人专制进行重新的认识，必须对今天新自由主义者在自由的名义下制造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独裁专制有清醒的认识。
　　
　　三、关于儒家道统的借尸还魂
　　
　　这个迹象是十分清晰的。一个时期以来，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幌子下，几乎儒学的一切典籍都被翻了出来，占据着书店不小的书架、电台不小的波段、电视台不少的栏目，甚至还有各种少儿班课外教授儒家典籍。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孙中山说，政治是全民的事，深得现代政治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缺陷就是民莫问国事，民不许问国事，愚民而至。毛泽东，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一直以身作则，向愚民的儒家道统宣战，并一定程度上铲除了儒家文化，而将中国在落后的哲学与伦理下解放出来，迎头赶上了现代世界（这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能够积极接纳西方文化，而有思想解放的主要文化根源）。
　　
　　应对儒家文化的借尸还魂靠什么？在《1949年，实间开始了》里我说过，社会主义与其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被引入，不如说是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被接纳。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过去的存在，在更大的视觉中，恰恰是一个逼近的未来存在。防范儒家道统的复活，就要靠这个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体系。它要求党内，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原则，党内党外广开言路，让老百姓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经济上则走向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但不一定是机械的重复计划经济；在伦理上倡导为人民服务，或者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哲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说”，是对人类历史演进的轮廓的勾勒，不是对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发展道路的必然结论。他实际上预留了广阔的空间让后人完善理论和进行社会实践。列宁在农奴制的苏俄，尝试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尝试社会主义，都是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对“五形态”进行了必要的删节，是对马克思的超越。毛泽东之后，急功近利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改革的名义下，成为时尚，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并促使知识界和朝野一定程度形成“共识”。课补到今天，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分裂，朝野也产生了分歧，资本主义并未给中国带来需要的和谐。相反，各种矛盾凸现，不和谐显得十分突出。 在反思间，我们猛然发现，毛泽东早在我们今天的必经之路立下了一块碑：此路不通。
　　
　　300年的幕府统治为日本提供了秩序，确保了明治维新在没有巨大社会震荡中完成，让日本一跃而成为现代强国；历经200多年才完成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经院哲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欧洲和整个西方灌输了现代人本思想，西方轻装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美国做了200年的资本主义尝试，并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浑水，才成为现代世界的暴发户。这些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设工程，都是历经几百年才完成的，这些成功的路没有两条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苛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28年就完成，而放弃毛泽东独立自主的路，去重复别人的路？
　　
　　东欧集团的土崩瓦解，使一些对社会主义有仇恨的人发出了“历史终结”的慨叹，说世界已经终结于美国人的民主自由制度了。然而，今天俄罗斯在重新审视斯大林和他的社会主义；南美一些小国也“逆历史潮流”喊出了社会主义；朝鲜、古巴坚持到了今天，没有灭国；中国则有大批的社会良心在反思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这一切表明，一个国家所走道路的选择，必然是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下探素的结果，走别人走过的路，别人成功，自己可能失败，因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两条路是完全一致的，you can not step into the river twice(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美式资本主义到了另一个国家，完全可能酿出颓败。
　　
　　结语
　　
　　共和国到现在为止的历史简而言之，是两位伟人留下两份遗产的历史。
　　
　　第一份遗产，除了经济上尚未完全克服前朝留下来的贫困之外，其他关键重大问题，几乎都清理出了头绪。这份遗产，是一部装备牢靠、可以高速长途奔波的豪华奔驰。
　　
　　第二份遗产，正好相反，除了经济上达到了可以供少部分穷奢极欲的物质极大丰富之外，其他一切关键重大问题，都隐患重重。这份遗产是一辆摇摇晃晃的大型短途巴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抛锚，乘客没有什么安全感，司机也没有把握。
　　
　　共和国行至今天，台湾问题考验的是政府能否赢得民心，而要应对未来世界民族主义的复活，要防止儒家愚民道统的借尸还魂，中国就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它不能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机械重复，而是更高层次的理性复归。这才是改革的本来含义。
　　
　　全球社会主义已经经历了阶段性失败，下一个勇于尝试并取得成功的大国将是未来世界的霸主，这个国家会是中国吗？
　　
　　右而左2006-3-26

　　

　　1949年，“时间开始了”——为纪念毛泽东诞生112周年而作

　　
　　1840年开始，那个马可波罗笔下辉煌的帝国，膝盖残废了，常常跪在西方强权面前哆嗦。1949年10月1日，一个伟大的身躯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的向世界宣告，这个跪了109年的帝国，从此重新站立起来了，并将有尊严的永远站立下去。
　　
　　“时间开始了”！才子胡风不知如何能写出如此不朽的诗句，羡煞共和国的不知多少同样豪情满怀的知识分子。那天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的李慎之先生，50年之后，还因为这神来之笔是由胡风，而不是自己写出，沧桑之心，再添几分愁绪。
　　
　　那天，半个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盘踞之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穷寇续追，在中南，西南，两地，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蒋介石最后两支精锐主力，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基本肃清，彻底击碎蒋介石试图依靠四川与共产党继续对峙的美梦。随后西藏也获得和平解放。
　　
　　时间在毛泽东洪亮的湖南口音中、在5万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在人民解放军消灭蒋介石残匪的炮火声中，开始了。那些不相信时间从此开始的懦夫们、短视者、嫉妒狂、旧王朝的卫道士们试图挑战时间。他们在上海搞金融破坏，狙击人民币，企图用经济金融的办法阻挡共产党接管政权，以为共产党真的是他们嘲笑的“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然而他们一切试图阻挡时间前进的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瓦解他们的方法是他们奉为至宝的纯经济的。因此，即便当时为上海工商界要人，后来官拜邓小平的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大老板，事后也不得不臣服于新开始的“时间”，跟上时代的脚步。
　　
　　在内部的敌人和看客们怀疑“时间开始了”的时候，那些习惯了中国人跪着听其呵斥的鸦片贩子、战争狂徒、浑水摸鱼者，更在新中国的大门口，以联合国和保卫自由的名义，发起了一场威胁我主权与安全的朝鲜战争。相应的“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战争，但其所带来的好处却是万代千秋的。那些假人道主义者、伪善家，以为不出兵、保全了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就是人道、就是上善、中国必然也得安全，而毛泽东牺牲了几十万生命，是首恶、是个人野心。这些成天哼哼唧唧的苍蝇们，只知道自己的营营，是“时间”最美丽的赞美诗，全然不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法则。抗美援朝的“二次战役”之后，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做了邓小平的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两朝元老、时代的亲历者、参与者、缔造者之一，尚且有如此言论，营营者们，复有何言？
　　
　　那些在蒋介石的中国享尽了荣华富贵的体面人物们，以为复辟的机会来临，以为失去的江山可在麦克阿瑟的烟斗喷出的烟云中还回来，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暗杀和对新中国的破坏。毛泽东在人民的要求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向这些暗藏的气焰嚣张的敌人发起了镇反运动。那些营营者，对数万共产党人鲜活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同情，却对被镇压的杀人者的死耿耿于怀，暴露出他们彻头彻尾的假仁假义和对民族崛起的仇恨。他们把仇恨泼向死后的毛泽东。那个写了毛泽东xx故事的张某人，不就是一个军阀的后代么！以她为代表的一群恨毛泽东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享受着毛泽东的福荫的人们，怎么也营营着呢？
　　
　　延安窑洞里曾传出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律）”的对话。伟人曾以坚定无可置疑的口气告诉这位民主人士，共产党找到了走出周期率的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当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不顾毛泽东西柏坡时的警告，学起刘宗勉，搞起腐败的时候，毛泽东果断了打响了挑战周期律的第一枪。虽然劳苦功高的刘青山、张子善，人头落了地，但共产党的队伍，从此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纯洁，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飘扬的更高。以纯洁党内为目标的党内“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党外发起了一个旨在纯洁社会经济生活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毛泽东，以睿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党和她领导下的中国，总是那么准确的抓住要害，及时出击。“三反五反”，居然也被后来许多的人们指责，但那终归也不过是苍蝇们的营营而已。
　　
　　“反右”是苍蝇们营营了半个世纪的共和国的一件大事。感谢苍蝇们的营营，今天的人们，在这营营中，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那场运动。那些被毛泽东信任和重用过的党内党外的人士们，下到普通者，上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领导人，曾辜负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和国的希望。他们制造了事端，哭喊着要复辟失去的天堂，当毛泽东迫于党内压力，给他们包藏着可怜的虚伪和自尊的精神果壳，轻轻一击的时候，他们就土崩瓦解，作鸟兽散，躲到暗角里哭嚎，一直哭到今天，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哭。更有甚者，居然不承认自己曾经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各党轮流执政，不承认自己曾鼓动学生上街，要求共产党从工厂、学校、医院滚走。这些人就像强奸了少女的小流氓，提起裤子就不认账，还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而那些该为扩大化负实际责任的领导者们，先在不负责任的加害中（必须承认这样的加害也是存在的）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又在后来更加不负责任的“历史评价”中，把一切责任推给了毛泽东，骗取了善良的人们的信任，攫取了更高的权力。如果说，明知道那些被他们迫害的人士，的确并非冰清玉洁，却别有用心将他们奉为神圣，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尚可理解，那么，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毛泽东的脸上，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该千刀万剐。好在历史无穷的嘲笑了这些没有一点智慧的纯粹的投机政客。
　　
　　对“大跃进”的恶毒攻击，是营营者们又一个偏爱。历史的看，“大跃进”是前7-8年社会高速发展的惯性之使然，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头脑发热。它的客观物质基础是，1949年立国、三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三大改造”意外以极短的时间和极优秀的效果完成、战后国家经济迅速全面恢复，并高速增长以及生产力在短时间里的全面提升，对生产关系提出了一个现实的要求，即改变农业的个体分散经营的状况，改变工业生产结构和形式，向更高级的生产关系转变。其主观的基础是，共产党7-8年的所为，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进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信心，党内虽然有陈云这样的冷静者，但大气候已经决定了这样的一次“大跃进”的尝试不可避免。真实的“大跃进”其实是一个在农业领域粮食高指标和工业领域钢产量高指标（制定中就被毛泽东怀疑和压缩过）为基本标志的局部经济领域的大跃进，并非一次社会所有层面的大跃进，且利弊兼有、其不良后果很快就被发现并纠正。但是在后来别有用心的历史解说中，“大跃进”成了毛泽东个人头脑发热导致的一场全国性、全民性的大灾难，并直接与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相连接，把共产党人主观上所作的自我批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作了客观事实，并一直这样误导无知却处于好奇渴望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如果我们在“大跃进”中，违反的只是经济规律，那么我们别有用心歪曲那段历史，则是违背了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基本良知。
　　
　　提到“文革”，一些人就像是祖坟山被毛泽东挖了一般，怒不可遏，对毛泽东极尽诅咒之能事。他们把苍蝇的营营、泼妇的骂街、卑贱者的无耻诅咒和愚蠢者的自以为是，结合起来并发挥到极致。但是，历史并没有停止在这些人的狂吠之中。1966年毛泽东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是谈文革和林彪的，交由周恩来，先转林彪本人阅读(此一点说法不一)，再给江青。这封信，是毛泽东的“咒语”，也是先知带给人间的福音。今天我们重读那信的时候发现，1966年的毛泽东已经预言了今年中国发生的一切，并预告了未来中国将要发生的一切。那些还没有读过那信的人们，去读吧，也许就像读鲁迅的《阿Q正传》一样，需要读30遍，才解其中味。那个离经叛道的卜伽丘，打响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枪，随后200年，这枪声响遍了整个欧洲，始有现代欧洲脱胎而出；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有个离经叛道者，他头顶道冠，身披袈裟，足蹬儒靴，向与西方基督教一样吃人的礼教--新儒学（宋明理学）发起攻击，但却被朝廷判了死罪。他就是明代开明思想家李贽。李贽死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夭折了。然而，毛泽东只争朝夕，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欧洲200年文艺复兴才完成的全部事业。我们有何颜面去批评“文革”，批评毛泽东？我们真的懂了文革么？（如果这坛子给面子，读者将有机会看到我关于文革的系统的哲学反思，注意，是哲学反思）
　　
　　说毛泽东闭关锁国，简直是个弥天大谎。如果说，当时烟雾遮住了人们眼睛，一时还看不到这个纵深的话，那么，今天因为时间洗刷了历史，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家已经认清了事实。毛泽东从湖南一师开始，就是放眼世界的，他怎么可能自锁国门？延安时期，他突破重重艰难，与大洋彼岸的记者们结成好友，现实的目的是让他们在西方世界宣传共产党，长远的目标则是要与遥远世界建立互信，建立彼此的了解。《别了，司徒登雷》有多少遗憾留给历史？那时毛泽东希望美国有他同样的眼光，看到未来世界里另一支主宰力量，并与之结合，而不是对立，但是这个彼此的了解，非要经过一场死伤百万的大厮杀和几十年的封锁与反封锁，才姗姗来迟。换句话说，那扇沉重的国门，是由外面的敌人关上的。鉴于实际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毛泽东不得不“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在打扫房子（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和巩固国防建设、改造国家工业体系、建立新型的文化道德等等）的同时，一刻也不曾忘记请客，并将生命的最后几年，大部分时间用在请客上，并最终把美国集团怦然关上的中国国门从里向外推开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1972年前后的中美中日中法中澳等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和更广泛的外交成就的取得，那么，1979年中国的邓小平副总理决不可能找到去美国的路！为了给后来者铺平通往国际社会的道路，毛泽东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1976年，巨星陨落了。时间在1949年开始，但没有在1976年终结。1949年-1976年是毛泽东亲自主宰的历史，1976年到今天则是毛泽东让别人从反面解释前28年历史的历史。从1949年，到今天，历史的实际主导者，无疑都是毛泽东。生前的毛泽东让灵魂坐在云端俯视人间，看妖魔鬼怪尽现本色，并不时发出预警，但俗众们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灵魂。于是，那个“荒唐年代”“荒唐”的一切，从哲学家的伟大的头脑中走出，变成社会改造的具体行动时，几乎没有一个人理解哲学家的睿智。毛泽东满足卑贱者的表现欲和善良者的美好愿望，留下了反面教材。这样，就有了1976年后毛泽东靠灵魂而非靠肉体主宰的历史。实际上，从他1949年主导中国的那一刻开始，就有着两条路线进行着实质性的斗争。虽然毛泽东不得不直接告诉他的同志、他的人民，敌人就在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善良的人们觉得毛泽东是在疑神疑鬼，是在捕风捉影。
　　
　　马克思认为，以往哲学都只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东先是合理解释了世界，然后按照解释得到的逻辑和结论，又改造了世界，最后提出了对未来世界的预告和警示。我们中的一些，目光短浅，把毛泽东上帝般的拯救和改造，视为独裁专制，把他改造了的世界叫做地狱、解释清楚了的世界叫做乌托邦。于是，一度被毛泽东收归到潘多拉盒子里的小鬼大鬼、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就又被放到了人间，兴风作浪，比以往更惨烈的祸害世界。今天的学者专家，告诉我们，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代表了人类的最后归宿，是此岸也是彼岸，是人性最美好的展示，是人性本真的要求，是人性本身。
　　
　　马克思的警告式预言避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唯能说明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政治家和负责任的学者们，及时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并在马克思的警告之下，改造了自己的社会，修正了自己的目标，并克制了一些贪婪，把普通民众的生存也当作社会和谐最根本的一环，才避免了社会发展的断裂。列宁在一个农奴制的苏俄建立了社会主义，后来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发展起一个超级工业和军事大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在自己的国家，在推翻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统治后，在经过了“三大改造”后，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发展，因为，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的目标和道路的指向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只是在过程和程序上，因地制宜，进行了改造和压缩，该超越的过程刻不容缓去勇敢超越。这是实事求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试图超越的，就是那个赤裸裸的人吃人的残酷的血腥的原始资本主义，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去迎头赶上现代资本主义，并最终超越现代资本主义。这里必须要对马克思之前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之后，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进行改造和发展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加以区分。可以说，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取得了实际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然而，毛泽东的路没有被继承，那个被毛泽东刻意回避了的原始资本主义被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照搬到了毛泽东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次空前的伟大的社会改造的成果，付诸水流。毛泽东不是失败于任何敌人，仅失败于生命的短暂。那些从不相信毛泽东的人，总以为自己正确，在毛泽东亲自主政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正确。1976年后，这个机会到来了。他们首先倡导的就是“补课”、“交学费”，人们其实和倡导者一样都知道这补课的含义，但人们真诚的虔敬的接受了倡导，把一个10亿人的国家交给某些人当作过河的石头。这样在“不争议”的一公斤的智慧下，就有了现在不得不争议的社会现实。18世纪伦敦上空飘荡的污染空气200年后飘到了北京上空。这是中国应该遭受的惩罚，还是我们不该交的学费？我深以为怀疑！巴尔扎克，雨果，狄根斯笔下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飞落在今天的中国大地，这是猥琐与倒退，还是崇高与进步？历史不会停留在今天，北京上空的黑雾终会消失，飞来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也会再飞走，但它将会是以无数生灵遭本可避免的摧残甚至死灭为代价的。如果毛泽东的路不中断被继续到今天呢？1970年代我们几乎能造出绝大部分世界最先进的东西，今天我们买来了世界上一切最先进的东西。制造和卖，真的没有区别吗？
　　
　　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量和范围越是增加，他就变得越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也就变成一种更加廉价的商品。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增值的是与之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贬值。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他还把自己和工人作为商品来生产-与它生产商品成比例。马克思继续说：不错，劳动给富人生产出美丽的东西—但对工人来说，他生产出贫困。它给富人造出宫殿，却给自己造出茅屋陋舍。它给富人生产出美，却给工人自己产生出残废和畸形。机器在取代劳动，但机器迫使一些工人回到一种原始而残酷的劳动中，同时又把另一些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智慧，却在工人身上产生出愚昧和痴呆。
　　
　　这是原始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现在，善良的人们，当你读了这段文字，你还会否定，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吗？你还会怀疑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你还怀疑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梦话一样的警告还是捕风捉影吗？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难能可贵的，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共产党内，除了毛泽东谁还有资格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谁还敢不知羞耻说自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如果歪曲也是一种发展的话，那么有人发展了很多。
　　
　　80年代的某个日子，在天安门广场耸立了20多年的马恩列斯的画像被请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孙中山的画像。毛泽东的画像虽然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但在毛泽东曾经的敌人那里，它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纯粹的装饰物，不再具有生命、意志、自由、民主的含义，不再具有国家合法性、共产党合法的含义。他们或许在为那尊画像烦恼、尴尬。
　　
　　对于中断历史的痛惜，让人们变得智慧了。苦难的中国，对于她的英雄的时代超越性和历史使命感的完全理解，命定要在一个中断历史的无穷大代价的基础上完成。谁让我们是一个只有孔家的虚伪礼仪没有真正哲学的民族！既然我们没有哲学家洞察历史和未来的智慧，那就让现实的惨烈来当我们的老师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气馁，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毛泽东，有过毛泽东的时代，尤其有过毛泽东的文革后，学会了一点哲学的思考，开始懂得一点历史的纵深。
　　
　　其实，毛泽东去世后，远不到28年，人们就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先知先觉的警告，终于认情了敌人。他们是腐败分子、腐败分子的保护人、腐败的赞美人与辩护人、腐败制度的催生者、他们也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文化人、文艺工、经济学家、学者、教授，等等，等等。那是一个长长的名单。生前的毛泽东苦口婆心却没有多少人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今天，毛泽东不再说一句话，他曾经热爱，现在依然热爱，并将永远热爱的人们，就在许多事情上，完全的理解了他。当某些自以为正确的人，以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却浑然不知这个所谓新时代是毛泽东用来教育他的人民的。历史必然要回归毛泽东的人间正道。不管这个回归要多长时间，要付出多大代价，它必然发生。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是一个终结的过去存在，从更广大的历史视角中看，它恰是一个越来越近的未来存在。这便是历史的逻辑，我们无力抗拒。“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发挥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从这个斗争中的一面，阐述清楚了这个斗争的全部。这就是对马克思的超越。
　　
　　毛泽东以前的历史书，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名字组成，即便出现了小老百姓，那也是盗匪、刁民、流氓、恶棍、刺客，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有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才子佳人那般高尚和高贵的。但1949-1976的历史里，出现那么多小老百姓的名字。他们是张思德、雷锋、王杰、戴碧蓉、董存瑞、黄继光、王国藩、王进喜、陈永贵、郭凤莲、邱少云、蔡永祥，等等，等等。他们来自江河，来自草原，来自战场，来自农村，来自工厂，来自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他们是道德星空里闪烁的星，令我们敬畏，但他们却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之间行走，他们是我们的学生、老师、同事、战友、兄妹、父母，他们真实、亲切、高尚、脱离了低级趣味。他们是时代的代表，也是我们自己的化身。我们多少人实际上和他们达到了一样的境界，一样的道德。只是真实历史不必要记下我们每一个名字，就让他们作为代表载入史册，就已经足够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微者最高贵”，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被引入，不如说是作为一种人类崇高的新型道德价值体系被接纳和被实践。在毛泽东的中国，这个道德价值体系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是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比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优劣之后，旨在为一个庞大民族找到其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位置，而做出调整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孙中山慨叹中国是一盘散沙，但他基于少数人，排斥工农大众的精英革命，最终遭到失败，没有完成对这盘散沙的最终改造。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倡导的是自下而上的“忠诚”，它的发动者名为孔孟实是皇上，它的落脚点和最终的收益者，也是皇上。正如同黑格尔所言，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是皇上。“仁义礼智信”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保持皇上的自由。“温良恭俭让”所强调的是封建时代被统治者的个人的修养，也非国家民族精神。因之，社会因为纵向的盲目忠诚和横向的谦让，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亲和性，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尤其是没有成为一个团结的、统一的、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表面上，具有一个所谓文明古国的一切外在特征，它的民众恭恭敬敬、和和气气，社会仿佛吉祥如意、生产蒸蒸日上、商业发达、文化繁荣，但是，它实质上是一盘散沙。这被1840年以来英国人的枪炮和以后一再屈辱的历史所一再验证。1840年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戳破那层纸，让皇帝的新衣，为普通民众所知道而已。当毛泽东接掌中国的时候，这个一盘散沙的状况，并没有很快得到改变，只是经过了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手工业改造、人民公社化、还有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这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才最终构建起来，并为大多数一般民众接受和遵循，一盘散沙才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在1949年开始的时间里，过去历史上皇上一个人的自由，终被全民自由所代替。它的标志是，对外拥有实质意义上的完全独立和自由的主权，在内部则建立起主人翁的个体民众的社会自觉，一般民众有了国家为我，我为国家这种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具体的表现形式则是，男女平等，官民平等，财富在全社会进行基本平等的生产和分配，话语权基本掌握在社会普通民众之手，那些捏着笔杆子的，或主动或被迫成为普通大众的代言人，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即所谓三大差别在大范围高程度缩小。更重要的是个体成员和国家结成了互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爱国家即爱自己，珍爱自己的荣誉、节操、坚信爱劳动爱人民是崇高的修养，即是爱国家，会得到国家的表扬鼓舞。对“好人好事”即时表扬，并授予各种相应的荣誉称号，如光荣军属、先进生产者、先进个人集体、三好学生、五好家庭、学雷锋标兵等等，都是这个互信结成的标志。随着这个互相的结成，一盘散沙最终铸造成为国家意志体：一个由自由意志统一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政治事务中最大的政治实体，最终登上了历史舞台。那时，我们自己形容为扬眉吐气。
　　
　　历史上的英雄有天生的，有时势造出来的，有自我成长而来的。秦皇汉武是天生，唐宗宋祖是时势造成，毛泽东则是自我成长的。革命有两种，为了自己的革命和为了自由的革命。陈胜吴广，完不成军令，就揭竿而起，是为了自己的革命。他们看到和觊觎的是秦二世屁股底下的龙椅和身上的黄袍。他们在鱼肚里放进去的是卑微的道德和我们民族的奴性。斯巴达克斯则不同，角斗场上的胜利可以让他在罗马君主与贵族的歇斯底里的变态的快乐中获得自由，但他拒绝了这施舍，因为还有无数人要为那些王公贵族的变态的快乐失去生命，他要为这些人的自由，高昂起头颅，握紧手中的剑。斯巴达克斯死了，被君主绞死了，但他让最高贵者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高贵：自由和为自由献身的意志。罗马帝国动摇了，但西方的自由却在罗马帝国最后的轰然倒塌中在现实社会萌芽了，不再只是希腊哲学家的理想。这是斯巴达克斯的贡献。毛泽东和斯巴达克斯一样，所从事的是为了自由的革命。他本可以继承一份不错的家业，做个小地主，三妻四妾，享受今天的精英们高扬的所谓“人性”；也可以当个小乡绅，长袍马褂，走东串西，为邻里乡亲的芝麻小事，操操心，迎来几分尊敬和心安理得；或者当个教书匠，摇头晃脑，之乎者也，传播所谓的仁义道德。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为自由的革命，选择了斯巴达克斯的路。普罗米修斯以自己的死，为人类向神要来自由，毛泽东则是代表被压迫的人向压迫者要来自由。
　　
　　1949年前的毛泽东，容易被认作一代草莽枭雄，因为1949年以前的全部革命都可能被误解为是陈胜吴广为了秦二世的龙椅和黄袍的革命。而1949-1976的历史，最终证明了毛泽东不是草莽枭雄、不是为了自己、不是时势造出来的。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只是伟人祠里一个普通的伟人，伟人星空里一颗普通的星，而1949年后，我们不得不为毛泽东单建一座伟人祠，历史伟人的星空里，毛泽东成为了最耀眼的一颗，那些渺小的嫉妒者，试图遮挡住他的光辉，但总是被他发出的光照见得更加渺小。
　　
　　基督被犹大出卖，不得不死。他选择了死，并扛着那个钉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毛泽东不得不也扛这样的一副十字架去死。这个十字架就是“文革”。与基督不同的是，毛泽东自己精心的、自觉自愿的打造了这个十字架，并把自己钉了上去。基督的神性就这样被毛泽东超越了。毛泽东“钉死”了自己，而人民获得了自由。被他拯救的人们，虔诚的将他解救下十字架，就这样他复活了，并将不再死去，并将庇佑每一个弱小者的心灵和魂魄。当他们孤独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不再孤独；当他们害怕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有力量；当他们失去生的勇气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看到曙光和希望，就会懂得珍爱生命。
　　
　　联合国曾下半旗为一个白人种族曾视为狗的民族的领袖致哀。请问，毛泽东之前的中国人有谁可以获得这个荣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人有几个还可以获得这种荣耀？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那个视毛泽东为政治宿敌的张国焘无限感慨的说：我们的时代过去了。这个“我们”，是大写的我们，它代表的是理想、正义、自由、奋斗、历史使命和民族的责任。但是，“我们”的时代决没有过去。
　　
　　1949-1976的历史现在越来越清晰了：那是一个建设的、而非破坏的年代；一个理想的、而非庸俗的年代；一个高扬道德的、而非宣扬物欲的年代；一个人民民主自由、扬眉吐气的、而非少数人独裁专制的、人民为奴隶的时代；一个自力更生、敢想敢干的、而非洋奴哲学的、需要阿Q的年代；一个进取的创造了无数奇迹的、而非平庸的无所作为的年代。一句话，一个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的国家成为了现实的年代。今天，经济崩溃被大家认识到是个弥天大谎、闭关锁国是无耻的栽赃、迫害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小流氓式的自我辩解、文革为浩劫则是哲学无能者的信口雌黄。我们要感谢那个时代的主人们，但我们也不能忘掉为那个时代付出了青春爱情幸福乃至生命的普通大众，他们中确有一些无谓的生命牺牲。但这就是历史，我们要学会悼念亡者和和自我忏悔，但不能忘却。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1949年开始的时间如是说。
　　
　　右而左
　　2005-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