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祭

陈国钧

此文的观点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政治活动，则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斯大林提出“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引导苏联走向了灭亡；邓小平鹦鹉学舌，且画蛇添足的添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导致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这两个血淋淋的、严酷的历史教训，已经明白无误的告诉人民：“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命题，却是没有丝毫科学依据的谬论。

中国以这个谬论为指导思想的改革开放，虽然不过度过了短短的三十年，却已经在生产力有了极大提高的基础上，不但让劳动者从主人蜕变为奴隶、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信仰从大公无私退到了惟利是图、社会风气从路不拾遗退到了荒淫无耻，而且使中华民族从空前未有的高度统一与团结，退化到了即将爆发巨大崩溃和动乱的边缘。

这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让中国人民又一次从迷茫中觉醒，邓小平理论也丧失了在人民中的信仰。除了那些走资派还在打邓小平的旗帜外，不管是革命的左派，还是反革命的右派，都已经把邓小平理论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认为中国需要树立新的指导思想，来指导中国社会的走向。

因为邓小平理论的腐臭，党中央只得先后提出“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来取代它。但几年的实践结果，已经证明这两种理念解决不了日益迫近的各种危机，倒因掩耳盗铃、掩盖尖锐阶级矛盾的缘故，把中国社会推到了更加动乱的边缘。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街口，向左转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中国重新恢复社会主义制度；向右转则是高举资产阶级的思想旗帜，使资本主义的复辟得到切实的保障。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则依赖于党中央今后到底以什么样的思想来指导改革开放。

於是，两个阶级的较量，终于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文化领域；其代表则在理论战线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拼杀。这场白刃战的胜负，则将决定中华民族今后几十年的命运。

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明白自己所举的旗帜已经破烂不堪，不能以理服人，故而采取以量取胜的战略，以更加猛烈的、全面的、铺天盖地的气势，来推销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左派的知识分子，则以毛泽东思想来无情地剖析现实，抨击腐败，以唤起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方式，在中国掀起革命运动的千重浪。此情此境，丝毫不亚于辛亥革命前夕和五四运动前夕，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接连爆发的那种理论上的较量。

无庸讳言，在这两个阶级的大较量中，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终究占了一些上风。因为他们自2000年以来，一直用这么一个理论上的难题，来挑战无产阶级左派的理论界：“你们一直抨击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是错误的，会给中国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财政危机，可你们却为什么不拿出自己先进的、正确的政治经济学，来纠正改革开放的谬误呢？”

这个问题，确实打中了左派理论家的要害，使其至今难以回击右派的挑衅。

是啊，一百多年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还基本停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上，而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这种理论上的不足，自然为资产阶级理论的鱼目混珠、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虽然庞大，但由于其在政治、哲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先天匮乏，致使毛泽东去世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始终不能组织起来，不能以社会主义的经济手段，来反击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猖狂进攻，从而导致了“猫”论的猖獗，导致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丢失，进而导致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复辟。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以此为鉴而已。

西方早就预言说：“中国在举办奥运会后，将爆发庞大的社会动乱！”令人万分悲痛的是，这些可恶的预言，如今却成了中国即将面临的现实。

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现实，我们怎么办？是把头藏进裤裆中当鸵鸟呢，还是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自己的吼声？对此古人早有明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因此，我将把自己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陆续的公布出来，以回击那些卖国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挑衅，来挽救我那可爱的祖国。

　　

（下面文字摘自于我的小说：《共和之春》第十四回中理论的插曲。此种体裁的小说，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为前驱。）

　　

……光绪五年四月，因中国对硫球国王的多次求救不予理睬，日本遂大胆地宣布吞并硫球，并改其名为冲绳县。到了这时，总署才急忙召见日本驻中国的公使，要求日本停止对硫球群岛的入侵，并恢复硫球国的独立地位。

……日本理屈词穷，只得在中俄因伊犁事件而剑拔弩张时，派特使来华，以日本在中国享有与英法一样的特权为条件，换取中日共同瓜分硫球（琉球群岛的北部归日所有，南部的宫古列岛及八重山列岛划归中国）。慈禧叹道；“日本真是善于趁人之危啊！”但为了避免东西受敌，也不好直截了当的拒绝日本的建议，只是把此事暂且搁置一旁。谁知这一搁置就是一百多年，至今尚未就琉球问题达成任何协议。

　　

……话说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发展近代工业的方式一直采取的是官办或官民合办。但官僚阶级的封建性，则决定了其所办企业具有鲜明的两大弊病：

一、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和排他性，能够轻而易举的获取超经济的暴利，从而彻底失去改良生产和经营方式的热情；

二、具有封建社会的一切贪污腐败弊病：人浮于事，管理不善，浪费亏损，入不敷出等现象司空见惯，却无人对此负责。

这种官办企业在封建社会中，因其数量稀少，人民尚能够承担其沉重的盘剥；一旦其大量发展，这种入不敷出的经济体就成了官府和人民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它不但造成政府财政的极度吃紧，而且使人民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人民在明治之初，是很支持政府搞维新的，不料其维新给人民带来的不是幸福，却是日益蔓延的官吏贪贿之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的急骤下降；日益发展壮大的官营企业，则更使其国民经济雪上加霜。

日本的大久保内阁在治贪无术，社会即将动乱的情况下，果断的发布“工场处理规则”，将所有的官营实业都以折旧出售、分期付款、甚至无偿转让的方式陆续转给私人经营，但其前提是：所有大型的实业都不允外人、外资参与。

日本强制推行官企私有化和驱逐外资政策的结果是：不过短短的几年光景，就消除了国内的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把英美的轮船、棉纱公司从日本赶了出去，而且开始向中国出口棉纱，从而一举从半殖民地国家跃升为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丰收，不仅令中国的李鸿章等买办商人们羡慕不已，更使以后的经济学家、哲学家们就此展开了一场宏大的学术论战。

　　

一部分经济学家说：日本大胆地推行企业私有化，实行政经分离，自由竟争，让经济体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自由运行，一举摆脱了社会危机，实为高明之举，切合自然之道。他们的依据，就是日本的巨变。

　　

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认为：任何一种举措，都不能以其短时的成效来论是非。何况日本的社会动乱，主要是由通货膨胀而引起的。企业私有化后，政府在紧收金融，慎发纸币，打击腐败的同时，以出卖官企回收的巨款救济难民，才是日本政府度过社会危机的主要手段。他们的理由是：日本的社会危机决非官、私企问题而产生，这既有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为证，也有欧洲数千年的历史为鉴。拿中国和欧洲数千年的经济史来作一比较，就可明显看出官营与民营经济的利弊：

中国在秦代之前，为什么能够快速发展，为什么能够领先于世界各国而最先进入封建时代？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中央政权的形成要早于世界各国。中国依靠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和私有经济（包括工商业、农业和畜牧业）的强力干涉，不但造成并维护了政治统一的大框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而且强迫私有经济和地方诸侯在全面合作互补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竞争（而不是无序的、过度的竞争）。这种体制既使中国古代的经济和政治充满活力，富有创造性；又使二者受到强大的制约，而不走向极端。

【至于全面的解释这个问题，不是此时的话题。另有一篇专门的论文。】

自汉武帝施行盐铁官营后，中央政府对主要工商业经济的控制，就由相对的、宏观控制转变为绝对的，具体的官营经济了，而且两千年不改此政。它的好处，是避免了社会财富的快速两极化，从而维持了社会大多数时期的安宁与和平（即所谓的太平盛世。只有不在政府控制下的缓慢的土地兼并，成为社会缓慢动乱和战争的主因）。其弊病则是以政治上的高度垄断，取代并扼杀了经济自身的发展活力。工商业经济缺乏适度的竞争，又怎么能够发展呢？结果经济基础的长期稳定，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不前。

返观欧洲，它们也很早就创造了辉煌的古文明，却为什么不能象中国那样，迅速进入封建时代，而在奴隶时代徘徊数千年呢？那是因为古罗马帝国在欧洲仅仅造就了宗教的高度统一和垄断，却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自然也就无从以中央的力量，去统一和协调政治与经济的合作与冲突。结果导致各地方诸侯的政治势力和私有经济间缺乏有效的合作，始终在无序的基础上，进行着过度的竞争和冲突，从而造就了欧洲历史上长久的黑暗时期。

在这种痛苦又残酷的环境下，自由竞争的私有经济虽有丰沛的活力，却经历了数千年的磨难，而始终没有大的突破。只有在古罗马帝国崩溃后，英法等地方政权摆脱了罗马神权的控制，为私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政治保障，私有经济才逐渐显示出自己的两面性：它在迅速推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使其成为世界潮流领导者的同时，也让西欧的人民几千年来始终生活在战乱与冲突中，从不知太平盛世为何物（现代的西欧社会，则是纯粹私有经济的墓地）。

只要公有制不成为社会的主体，只要没有政府对私有经济经济的强力干预，只要贫富差距的恶性发展不受到政府的强力限制和干涉，私有制就始终是社会大动乱的祸根。它不但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大破坏，更会给所有人带来难以忍受的精神上的痛苦和灾难。

　　

第三种经济学家们则说道：不受政府强力控制的私有制，必然造就社会的急遽两极分化。新兴的工业革命，则更是将它推向登峰造极，使世界走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极分化之极端：一方是极少数人的暴富；一方是绝大多数人的赤贫。这不但使世界的近代史充满了血腥，而且为私有制自身的灭亡造就了社会的和物资的基础。日本在因推行私有化而强盛的同时，西欧则已为私有制的灭亡敲响了警钟。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说，日本的官营经济不行，彻底的私有化自然也不可取。

总结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史，基本上就可以从中得出这么几点结论：

一、剥削阶级能够暴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首先通过战争、抢劫等大量的非法手段，占有和垄断了所有的自然资源及其衍生品生产资料，再用政权的力量来维护这种非法的占有现状。可它们都是全民的共同财富啊！

二、公有经济的长处是可保社会的安宁与平和，短处是它缺乏竞争。缺乏竞争的经济缺乏活力，将因此而延缓社会进化的进程；私有经济的长处是因竞争激烈而充满活力，能够为新社会的诞生提供物质基础。短处是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使整个社会始终处于仇恨与动乱、战争中，最终谁也得不到幸福和安宁。

三、发展经济并保障社会和谐的唯一途径，是将所有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都收归全民所有，使每一个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能力来决定自己的收入。这样，社会的贫富差距就可以始终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从而消除社会动乱的根源。政府的责任，就是认真而又彻底地实行这种制度。

四、为了激发劳动者的高度积极性，常保经济发展的活力，则应当将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前者归全民（近期是政府，远期是人民的各级自治组织）所有，后者则交给劳动者的合作组织，让其在适度竞争的范围内，按照经营成果的好坏而换取相应的劳动报酬。

五、只有让政府在经济网络中担任宏观的计划、调整和监督的角色，对经济实行强力干预，才能实现经济领域中的适度竞争，而防止害处极大的恶性竞争。

总而言之：有了所有权的全民化，社会才能避免分配的不公；企业的经营权掌握在劳动者组织手中，政府就失去了凌架于人民头上的工具；不允许少数人独揽企业的经营权，企业领导与政府官员的腐败就会失去金钱的基础，而成为无源之水。

　　

哲学家们也就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哲学家的第一种说法是：社会的进步，是其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以及整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领域内的变革，如果没有其它因素的综合发展，那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社会某种领域孤军奋进的结果，则是社会千变万化，终将恢复旧观。

以现代的系统论来解释，那就是：社会是一个由无数大大小小子系统、微系统组成的统一体。任何一个领域、一个事物、一个过程，都是这个统一体中的一部分。它们只有在占据它应有的位置，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时候，这个统一体才是健康的、完善的、蓬勃向上的；反之，任何一个子系统、微系统的特殊变化或发展，都会象一个人患上癌症一样：某个器官的的恶性膨胀，必然导致整个肌体的死亡。

因此，日本如果单纯强调经济的私有化，却忽略社会其它领域变革的话（如以平等意识来取代其封建的等级观念、武士道精神），那是不恰当的。这种趋势如果常时间得不到纠正，日本民族必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哲学家的第二种说法是：从整个的人类历史来分析，无论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科学技术，还是其上面的政治建筑、文化思想，除了人类自身的活动是活跃的、主要的、积极的因素之外，都是消极的、被动的、次要的因素。故而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样说才是合适的：“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生产活动和政治活动却又是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的一个统一体，仅在不同的领域或时期内，表现出不同的比例关系而已。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只能以不同的经济体制或政治体制来与之对应的方面相适应。任何机械的搬用其它国家的经济模式或政治体制，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再优秀的舶来品，也必须在适应一个国家的水土之后，才能发挥其进步的作用。

再者，历史是螺旋形发展的，经济或者政治体制自然也应该不断地变革和改良，使其与历史同步，才是合理的。因此，对于任何一种体制的绝对赞扬或否定，都是片面的、有害的。

　　

第三种哲学家则曰：对于任何一种东西、一个体制、一个过程或者一个事情来说，眼前不当之小利，必是长久之大害；宏观之伟功，则是微观之大过。这乃是自然规律也。人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知道这样一个规则，故而两害相衡，权取其轻；宁可放弃一时之所得，也要为长久的利益打算。譬如教育的投入，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可一旦将这种规律上升到宏观方面，上升到政治领域，人民就糊涂了，就在无意中成了野心家利用的工具。他们盲目地相信政客们那些从不兑现的谎言，以放弃自己的根本利益为代价，而换取眼前的一点蝇头微利，最终却彻底的丧失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故而毛泽东在75、76年间，多次为人民在政治上的短视而哭泣。

人民为什么会短视呢？两个成语就足以概括了其中的原因：“财迷心窍”、“利令智昏”。但这不是人民的过错，而是剥削阶级几千年来孜孜不倦推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鸟为食死，人为财亡”等教育内容的结果。

因此，人民在再一次的夺取政权后，就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以几百年的时间，来持之以恒的推行文化思想方面的革命，且将此任务作为根本决策而常抓不懈。只有消灭了剥削阶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

再则，从治国策略的角度考虑，也应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来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什么是良好的治国策略？古人早有明训：“求其上而得其中；求其中而得其下；求其下则得其末。”将其翻译成白话，就是：“提倡大公无私，得到公私兼顾；提倡公私兼顾，得到假公济私；以私欲倡民，则民不聊生。”按此逻辑推理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实行全面专政，得到的是部分专政；部分专政，得到的是放弃专政；不提专政，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专政。”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已经再一次的切实验证了这个古老格言的准确性。

　　

第四种哲学家，对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做研究后，却惊讶的发现：马克思虽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家，但他并没系统地阐明过唯物辩证法的哲学体系。现存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不过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简单混杂体而已。结果是辩证法如同诡辩，而诡辩则又打着辩证法的旗号骗人。

不说别的，我们就仅举两个例子吧：

一、在事物的进化（也可称之为发展）方面，现有的哲学体系是把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但依据辩证法的本性来说，一切东西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

“无论那种事物，在其进化过程中都受着内因和外因的双重影响，因而产生了两个不同的范畴：一个是进化的能量和质量（也可称为性质和内容）；一个是进化的方向和速度。　　

“在这两个不同的范畴中，内因和外因则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　　

“在事物进化的能量和质量方面，内因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外因的作用则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内因决定着事物进化的能量和质量。　　

“在事物进化的方向和速度方面，外因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内因的作用则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外因决定着事物进化的方向和速度。”　　

【谁若对此不理解的话，只需研究一番海龟蛋的孵化过程，就会豁然开朗！】

我们明确了内因和外因在事物进化中的具体作用，也就可以区别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诡辩了：“辩证法将模糊的东西具体化，诡辩法则将具体的东西模糊化。”

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在讲解经济基础和上层政治建筑的互相关系时，总是含糊其词的说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起着重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但这些“重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以“说给你也不懂”的话语搪塞之，就是罔顾左右而言它，总之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我们如果将彻底的两分法引入政治经济学后，就可以毫不含糊的得出这个结论了：

“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因，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内容；上层建筑作为经济基础的外因，则决定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内因，决定着某个社会进化的能量和质量；不是从内部演化出来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则作为外因，决定着某个社会进化的方向和速度。” 　　

这样一来，诡辩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了市场；而人民在创造历史时，也再也不用摸着石头过河了。

其它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任何一位有心人，只要在这方面下些水磨功夫，相信其都会成为现有哲学体系的掘墓人。

　　

拉拉杂杂的说了上面这么多的废话，无非是希望人们加深对下面几点的印象而已：

一、政治家们只能根据具体的国情，在全面地权衡社会利弊之后，以现实作起点，分阶段地采用不同的经济体制，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来换取最大的社会效益，而不能仅以经济效益的大小作为衡量社会经济体制是否合理的标准；

二、生吞活剥或生搬硬套任何外来的经济体系或政治体系，其结果都只能是削足适履。它不仅会对本国经济与社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也是不符合其经济自身或政治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三、一个国家的政治或者经济体制是否合理的标准，只能以社会效益来衡量，而绝对的不可以经济效益来衡量。凡以后者做标准的治国集团，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团体，也许有些人是称职的罢？但他们若不把本国人民带入苦难的深渊，那才见鬼呢。

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要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还须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