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大方略治国理念与设计师的农妇式持家观念

毛泽东---这个二十世纪人类最响亮的名字，自打儿时对封建家庭的‘叛逆’那一刻开始，到后来以“孩儿立志出乡关”的起誓作为与父母的阔别，就注定要肩负起一个民族独立的重任和怀抱解放全人类的壮志雄心，用几十年有限的人生，在人类历史的天空中划出一道最为壮观而必将永恒的弧线。

他没进过史学堂，却似乎掌上印有千秋史，他从未跨过军事院校门坎，却能胸中怀揣百万兵；他未曾坐飞机周游列国，却好比一颗地球同步卫星，能对那边的事了如指掌；他没见过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代哲学大师，却毅然带领他那个最先进的集体走进信仰马克思的殿堂；冒着国民党八百军队的围追堵截和枪林弹雨，走过号称“地球上的红飘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延安的土窑洞里靠桐油灯照明，写下《论持久战》旷世军事著作，打垮日本侵略者；在河北平山县的一个叫“西柏坡”的小山村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着气势恢弘的“三大战役”，最后打过了长江去，以其所向披靡的剩勇追击国民党穷寇，直逼溃军退避孤岛台湾，解放了全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面对建国后的十几年里，世界上的反动派依然未死心，接二连三地对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政治上的打压和经济上的封锁，毛泽东依然不畏强敌，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铿锵之声，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修，用大无畏的民族主义精神和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主义气概，平息了朝鲜半岛战争，逼迫以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划定三八红线；之后的“珍宝岛反击战、中印之战、抗美援越战争”也连连告胜，大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势气，大灭了挑衅者的威风。随着西北戈壁滩上的一声巨响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一个挺起了脊梁的中国从此变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当第一颗人造卫星划过共和国的上空、响起悦耳的“东方红”乐曲时，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事业从此“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从“四渡赤水”到“重庆谈判”；从《论持久战》到“革命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从“自立更生、丰衣足食”到“南泥湾大生产”；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打土豪、分田地”到“走集体化道路”；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到“亚、非、拉各国朋友将我们抬进联合国直至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从“学习白求恩”到“坦、赞铁路建设”；从“向雷锋同志学习”到“为人民服务”；从“世界是你们的演讲”到“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从《论十大关系》到“四个现代化”；从“农业八字宪法”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从“发展经济”到“保障供给”；从“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到“教育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赤脚医生走田埂”；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乒乓外交”；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从“反修防修”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农业学大寨”到“工业学大庆”，无一不是一代伟人之大手笔，非大公无私、胸怀坦荡、放眼全球之大智大慧者和非懂得统筹兼顾之战略家所不能为之，一切都无不体现一个集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哲学家、军事战略家、政治家、文史学家、诗人、书法家、预言家、慈善家’于一体的全才领袖谋求民族独立的战略思想和大方略之治国理念。

如果还是有人要和我说起“毛泽东光会打仗，不会搞经济”的无知话题，那么我只能这样回答你：“毛泽东确实不会搞某人之所谓‘韬光养晦’的小农妇型家庭投机经济，而只会站在他一个伟人角度，去搞一个属于全人类未来事业的世界型全球性大经济”，以兑现他说的“中国应当对于全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这里本不想谈小平同志，他也不容易，所谓历经“三起三落”，不管他以什么方式，至少让你们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可以说也在绞尽脑汁地为了这一部分人了，为了使他朝思暮想的农家主妇式的经济思想得以在本土上加以尝试，不得已时连“猫论”都拿出来当政策使了，可见他确实用心良苦，只可惜他确实小农意识太浓，从头到尾都没能摆脱小家庭主妇经济思想的支配，顾小失大,典型小农经济思想。对待国际事务也没能例外，一条肠到底，题外话题暂不说，单独提取出其作为指导的几句“理论”，就足知其完全不具有革命的领导者应有的理论水平，贻笑大方。其关于经济建设之“去公论、先富论、猫论、摸论、不争论”，典型一个‘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机会主义代表,小家子气十足。其关于国际事物之“少打抱不平、不去做老大、韬光养晦、事不关己、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停止经济援助和理念输出”，如果从明洁保身来理解对待国际事物的态度，可能暂时能为一些人接受，但决不是一个硬朗和负责任的大国所要提倡的，这和一个迫于无奈之下的农夫所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何不同？这种人最多算个公民,良民是算不上的，正义感就更加不靠边了。我们前27年经济只是相对落后点，而且在奋力追超，但其绝对的发展速度是不容蔑视的，更没有象邓公所言“落后就要挨打”，没人敢打我们，因为他们深知毛泽东说到做到，“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后来呢？不说经济发展了吗？那何来美恶霸势力炸我使馆，侵我领空还撞我军机？国内社会丑恶势力也大势横行乡里，无视党纪国法，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正义的力量，正不压邪就此上演于全国际社会。

邓关于经济上的“几论”搞法就没有一论占得住脚跟，迷信市场经济的万能论，“黄、赌、毒、贪污腐败、封建迷信”等只因“几论’而起死回生，直蔓延全社会；旧时代‘官商勾结、警匪一家“的千年丑恶在今天社会重新频频上演；只顾小家、不顾国家的小农意识泛滥；“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司法潜规则盛行；见死不救，先付钱后急诊的败家医德闻所未闻；‘有钱留学国外、无钱国内难容’的校训念亘古未有；自打分田单干后，大部分农村地区几乎同时上演杜甫《兵车行》，我称之为《打工行》：

车辚辚，路迢迢，民工背包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门前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民工但云“招工频”。或从十五下广东，直至四十未归田。去时年少而力壮，归来头白尚无钱。工矿流血成海水，老板开工意未已。君不闻，河南、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工头耐苦监，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民工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腐败楼。房东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南海头，近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如果这也叫“经济改革”的话，那毛泽东早就搞了，何苦要做那么艰辛的探索？若他也不顾社会道德水准跌破底线，准许腐败分子象雨后春笋般先成长，而后慢慢撅，准许全国各地卖淫嫖娼充斥各大酒店、娱乐场所以招来好色商人，允许我们的干部变“为人民服务”为“为老板服务”，允许人民公安打人或为黑道提供暗中保护，那这样的经济改革对毛泽东来说简直易如反掌。然而却未能这么做，毛泽东终归为毛泽东，他不可象我假设的这么去做，而是从国家和人民的永久利益考虑一切问题，决不做急功近来、因小失大的事，宁肯先稳住江山、教育好自己的干部和人民后，再稳步健康地推进经济大发展，要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公平公正地发展国民经济.不会拿民族前途来为自己过“权力瘾”，怎管他一直坐头把交椅，但终归权力是广大人民给的，他深深懂得这一点，决不能做历史罪人，决不能铲除了昔日的不平等后,又把新的不平等加在人民头上。要说他不敢赌吗？错，朝鲜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赌，但他却赌了，因为值。这就是他与凡人的区别所在。

再看看现在谁富起来了，贪官污吏早富起来了，投机卖国知识精英得到一笔洋赏后富起来了，哗众取宠、忽弄孩子、卖笑弄肉的戏子明星富起来了，黑心医生、缺德老师还不算太富，矿主、胆大包天而无视的包工头、暴发户富得不知所措了，奋不顾身的小姐、三陪女们很酸苦地小富起来了，你、我、他等遵纪守法者在这种环境下怎么致富？当然，我们的精神还保持着那种富态。一大堆前所未有的问题，靠回避是不行的，躲也躲不过去，这是制度带来的，要从根本上找原因，从社会体制上和价值观取向上找，不要再搞农妇型经济，这种经济抗不住任何风险！

“猫论”的适用范围

“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早已流传于中国民间，绝不是小平同志的发明创造，就象改革开放也绝非仅始于1979年一样,它既不能称为“谚语”，更不能被称作“格言、警句”，它基本上是人们茶余饭后涮嘴用的‘口头谗’,它可以说归说,做归做,可以不顾结果,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也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才得以适用，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要弄清楚它的适用范围，务必先弄清它的本意，这样才不会盲目地引用它,也避免闹笑话,甚至“祸国殃民”.

不知大家平时有没有留神,说这话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农民兄弟或自称“大老粗”的人,他们在为某件事而发难时,一时又找不到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百般无奈之下往往引用这句话，即“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有时还真能见一时之功效。然而，终究因为他们缺乏对事物本身的研究分析，片面追求结果，不管手段，不择手段，缺乏科学的理论做指导，表现为急功近利，所以往往事与愿违的时候更多。比喻“你只有挑一百斤担子的能力，却要徒手转移三百斤粮食，你至少需要分三次将它转移走，而你却不顾自身条件，一次想完成这一任务，结果扁担被折断不要紧，还落了个脊椎骨折，三百斤粮食还在原处未动”，够“劳民伤财”了吧，这就是急功近利而导致的事与愿违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有。然而这种结果对于当事者个人而言，最多是讨个教训，误不了大事，对社会、对人民都不构成任何危害，而且有关“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今后你还可以用在其它方面，如对孩子的教育上，你可以严格要求他，甚至拳脚相加，也可以循循善诱，耐心引导，把孩子教育好就行，这时的“猫论”可以称得上有效。同理，猫论若用在当今的“反腐”工作上，我看是完全有其积极意义的，即不管你以什么方式去“反腐”，内部搞搞形式或是让全民参与，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只要能象毛泽东那样彻底根除腐败这一毒瘤，你就是成功的，你就是有能力的领导者，否则就是摆在饭桌上的花，光好看不能吃。

至于把“猫论”引用来搞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那就真的要“祸国殃民”了，试想想：现在不是正处于“以财富论英雄”的经济社会吗？如果举国上下都信奉“管他有权没权，管他贪不贪腐，管他道不道义，管他是否靠打、砸、抢、偷、拐、蒙、骗还是勤奋劳动，搞到钱就是时代精英，物质上先富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的类似“猫论”，那不全乱套了吗？现在是不是已经乱了？我看是的，这就是迷信和乱用“猫论”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