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

　　

　　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

　　

　　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我就不信。事

　　

　　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

　　

　　话说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说明中写道：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陆定一与其妻子严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牵连；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与中央唱对台戏；反对林彪，对文化革命的态度与彭真相一致。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反党活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戚本禹回忆录》中也说：“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引发的。叶群曾把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拿来给我们看过。那些信写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词汇是从《金瓶梅》的未删本上抄来的。特别不应该的是，严慰冰造谣说叶群不是林豆豆的亲生母亲。这一对夫妻，都是道貌岸然的领导人，却连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都不放过，真是残忍。谁看了都会觉得他们做出这样的事，太不像话了。所以，陆定一、严慰冰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拿出来以后，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的，都认为他们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对林彪一家来说，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精神折磨。叶群亲口跟我们讲了查处严慰冰的经过。那时有个友谊商店，里面有专给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首长供应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她们两个都去了友谊商店买特需商品。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大概严慰冰买了很多东西，只顾看东西，没有看前面的人，叶群也是匆匆忙忙的，两个人就碰撞了一下。叶群说是严慰冰先骂她，什么贱女人、臭女人之类的话，骂得挺难听。她也来火了，就互相对骂起来。当时可能谁都没有认出对方，被人劝开后，各自走了。严慰冰不甘心，走的时候，把叶群的车牌号码给记下了，然后就写信去举。这封举信，按照车牌号码，就转到林彪那里了。林彪的秘书收到信，就拿着去给叶群看，说有群众来信对你提了意见。叶群一看那笔迹，竟然跟寄给她匿名信上的笔迹一模一样。她马上去找谢富治，说，你们公安部查了那么多年都破不了案，现在好了，写匿名信的就是这个告我状的人，你们赶快找她去！谢富治马上找来几位笔迹鉴定专家，一比对，专家一致认定，两个笔迹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谢富治告了总理。总理当即指示，立即逮捕严慰冰，专门立案审查。这一来，陆定一紧张了，他提出要去看看严慰冰。但没有总理的同意，谁也不能去看。陆定一就找谢富治，说要给她送点衣服之类的。谢富治表示很为难。陆定一就说我可以写封信给她吗？得到允许后，他就写了。信中说：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你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好好配合，力求宽大处理。我前段时间去无锡，给你买了块国产手表，是半钢的。你就看着手表，按时休息，按时起床，维护身体健康。谢富治向康生告了这个情况。康生果然厉害，他对谢富治说，你不懂上海话，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都在上海住过，陆在信上所写的‘半钢’就是上海话‘半讲’的意思。那意思就是，陆定一叫严慰冰只讲一半，不要全讲。康生认为，因为事情已经败露，所以陆定一要严慰冰只讲自己的一半，而别讲他的。否则，他送表干什么？严慰冰手上也不是没有表。谢富治向总理汇的时候，说到半钢、‘半讲’。总理听了也说，康生分析得对，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陆定一过去是反对王明路綫的。可在庐山会议上，陆定一是暗中支持彭德怀的。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德德，据他自己说，一个德是朱德的德，一个德是彭德怀的德，但文革后他们否认自己的这一说法。但写匿名信这件事，说明他们夫妇两个人，连一个德都不讲。”

　　

　　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后，我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给我说，你别去掺和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体什么事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还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开过一次会，可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对丰泽园这个地方似乎产生了一种心理障碍。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査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査。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杨尚昆调去广东后，还是不断地在深夜打电话给田家英，田家英把中央和主席讨论的一些事情都告诉了杨尚昆。直到后来田家英感到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他害怕了。他跟杨尚昆说，咱们别再通话了，万一被人家听到怎么办。可杨尚昆还是继续打电话来，田家英也不能不接。这些情况都是田家英的秘书后来揭发的。在田家英死之前，他的秘书不肯过多揭发田家英。田家英死后，他向组织上说，他解放了，要把田家英的事情原原本本向组织上交代。按他的揭发，问题严重极了。他写的揭发材料，按理现在应该存在中央档案馆，不知被销毁否？当时中央决定审查田家英的时候，是把他作为杨尚昆案的附案来立案的。”“杨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揭露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愤怒。总理没让杨尚昆出席会议，总理在会上宣布，杨尚昆已经被隔离起来了。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属于党的重要机密，不便于在会上公开作交待。”“可是到了1980年邓小平上台之后，那时的中央又发了文件，说关于杨尚昆‘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杨尚昆本人和一些当事人等，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把‘窃听器事件’说成是正常录音工作，连叶子龙也写回忆录，他把1964年被发现的‘窃听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办公厅的正常会议录音混为一谈。而毛主席则被他说成是一会儿主张和同意录音，一会儿又坚决反对录音，前后矛盾，喜怒无常。”

　　

　　再说康生到杭州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问题的讨论情况，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10条，毛主席在听取汇时也插了许多话。

　　

　　康生立即飞回北京，把10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向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刘少奇主持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这10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综合在一起，由王力执笔写成一篇社论，发表在《人民日》和《红旗》杂志上。其内容依然分为10个方面：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人民日》这篇社论里，有许多精彩的段落都是源自毛泽东的话。仅摘录两段如下：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此后，社会上出现了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口号。

　　

　　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1937年投奔延安）、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教师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李醒尘7人，因对北京市委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佩云等人传达的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产生怀疑和抵制，在校内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关于这张大字，《戚本禹回忆录》中介绍说：“杨克明在1966年7月曾给中央文革信，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的产生经过》，说了大字写作经过。一开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学系的教师张恩慈，为写大字的事去找过曹轶欧，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回去以后就由杨克明执笔写了大字。杨克明在信上还说，他起草的这张大字的底稿还在他那里。我们派到北京大学的‘快组’记者回来也跟我说，这张大字是哲学系杨克明等几个青年教师一起写的，写好后，再请聂元梓等人一起签名的。当时大家要聂元梓领头签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组织观念都很强，即使是起来贴党委的大字，也不能脱离党组织的领导。”

　　

　　再说聂元梓等人在大字中写道：北京大学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革命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大字列举了北京大学党委一两个月以来的工作，认为他们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在负隅顽抗、螳臂当车、蚍蜉撼树。

　　

　　大字中提出：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

　　

　　这张大字一贴出来，北京大学党委立即组织了对聂元梓7人的反击，半天之内，北京大学学生和教师在全校贴出了1500张大字与之辩论，声势之大反应之强烈，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让他的夫人曹轶欧派秘书把聂元梓7人的大字抄了回去，他和陈伯达看后，认为这张大字是符合中央精神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给予支持。

　　

　　5月25日晚上，陈伯达和康生分别给李雪峰打电话，让他去北京大学处理一下围绕聂元梓7人的大字所出现的争论问题。李雪峰说：

　　

　　“我去不好吧，我当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还没有向群众公布嘛。以什么身份去呢？”

　　

　　陈伯达说：

　　

　　“你应该去，去了给大家讲一讲嘛！”

　　

　　于是，李雪峰就带了十几个华北局的干部，在晚上12点左右赶到了北大。他们一到学校，就被师生们团团围住了。李雪峰召开了师生大会，他在会上说：

　　

　　“同志们贴大字是可以的，但要内外有别。大字无论如何不能上街，这样影响很不好。你们可以在饭厅门口搭个棚子专门贴大字嘛。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无组织无纪律是不行的！”

　　

　　5月26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名单。历时23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毛泽东事先所确定的各项任务，宣告闭幕。

　　

　　此后，康生、陈伯达乘飞机抵达杭州，将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并经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请毛泽东批准。他们又把聂元梓7人的大字和北京大学的情形汇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聂元梓7人的大字，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我们写不出来。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

　　

　　康生、陈伯达回到北京，向刘少奇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对聂元梓7人大字的评价和指示。

　　

　　事后，刘少奇问李雪峰对聂元梓大字的评价，李雪峰感到很突然，就说：

　　

　　“毛主席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还有什么可讲的？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不会把这张大字公开的。这么一来，北京的学生基本上无法控制，我担心这样下去会波及到工厂和农村。如果全国都这么折腾，实际上就是天下大乱。”

　　

　　刘少奇激动地说：

　　

　　“绝对不能乱，乱了毛主席会怪罪于我的。现在北京这个家难当呀。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请他回来主持工作，他说：你们不是嫌我碍事吗？你们放手干吧，天不会塌下来的。”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4大区参加的成员（4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不久，中央又通知：华北由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东北由郑季翘（吉林省委文教书记）、西北由杨植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西南由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此后郭影秋4人仍在原单位工作，只是到京参与中央文革的一些文件起草工作，并未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工作。

　　

　　此时，江青和她的亲人们都离开了中南海菊香书屋。除了毛泽东在南方外，李敏和丈夫孔令华是早在1963年就搬出了中南海居住。毛岸青仍然住在医院，他的爱人邵华在北京大学学习。两个年龄最小的李讷和毛远新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革命工作。李讷是在1965年夏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社工作，化名萧力，吃住都在社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讷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成为社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她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出入各名牌大学，把摸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毛泽东汇。毛远新是在1965年夏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到防空导弹3营1连当兵。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他按照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母校参加运动的规定，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江青自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后不久，年近53岁的她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钓鱼台11号楼了。

　　

　　绿树浓荫下的钓鱼台，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钓鱼台因800年前金代章宗皇帝在此垂钓而得名。1958年建成钓鱼台国宾馆，是建国10周年10大建筑之一。国宾馆内布满了一幢幢办公兼休息使用的新式楼房，中央决策的参谋班子人员经常在这里办公、休息、暂住。从50年代末开始，讨伐修正主义写作班子的秀才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承担着大量的日常工作，所以，也在这里占据着几座办公楼。

　　

　　江青在11号楼的办公室十分简单，一张写字台，几个沙发，墙壁上挂着毛泽东红军时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没有更多的铺陈。她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去中南海见一见毛泽东。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中说：“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别人这样评价江青：‘她在30年代是追随鲁迅的，她在文艺上的革命观点同时启发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问题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她在30年代有那样的胆量和水平，我们才在延安结合。这一点，总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党讲一讲江青同志的这个革命经历。’”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年级的几个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原来，这几个中学生受到此一时期政治气候的影响，经常聚在一起，分析、研究、评论政治形势，他们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朴素的阶级感情，决定建立一个组织，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他们的誓言是：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人类是我们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此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影响下，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及北京市第25中等学校的学生，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此，“红卫兵”成为中国最革命的青年学生和最革命的群众组织的代称。后来，红卫兵组织逐渐发展到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全国各地各类学校，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5月30日，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发去了一封请示信，他们在信中写道：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人民日》社掌握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即在这封请示信上作出了批示，他写道：

　　

　　“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陈伯达率领有穆欣、唐平铸等人参加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社。自此以后，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掌握了《人民日》每天的版面，同时控制了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广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改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公布于全国。社论还宣告：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就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中首次出现了。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

　　

　　6月1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因对北京大、中学校的局面无所适从，便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并请求毛泽东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他指示刘少奇、邓小平要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随即又飞回了北京。

　　

　　6月1日下午，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总编辑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第13期刊登的北大聂元梓7人的大字作了批示，他写道：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1966年6月1日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写的针对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是日晚，王力、关锋和康生派到北京大学的观察员曹轶欧，在钓鱼台14号楼赶写了一篇《人民日》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康生得知后高兴地说：

　　

　　“这下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戚本禹在数十年后曾对这张大字的署名者及有关人士作了评价，据《戚本禹回忆录》说：“这张大字向全国广播后，首先出名的就是聂元梓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思想虽糊涂但却善于投机的人。在大字上签名的7人中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要比她头脑清楚。我认为最明白的倒是支持杨克明写大字的原北大哲学系老师张恩慈，这个人懂哲学，有头脑。在这张大字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讲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这封信是给关锋看过的，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关锋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看了这封信也觉得写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给了主席，毛主席从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学很多情况。毛主席并在5月11日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再说6月2日，《人民日》在显著位置上全文刊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同时，还发表了王力、关锋、曹轶欧等人组织写的《人民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

　　

　　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既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也不同意毛泽东的若干意见。他们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控制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首先听取此前内定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

　　

　　李雪峰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专院校有良好的秩序，就要把学生们组织起来，走向正规。他提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8条要求。

　　

　　这8条要求经刘少奇修改后，内容如下：

　　

　　1、大字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和教学。3、不准上街游行示威。4、内外区别对待，大字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能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诬蔑人。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刘少奇还同意了李雪峰的提议，决定从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北京新市委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刘少奇要求各级党委要参加运动，要负起领导责任。李雪峰对刘少奇说：

　　

　　“我绝对不会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就在6月3日这一天，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了北京大学。

　　

　　6月3日、4日两天，李雪峰连续两天召开了北京市有关方面人士的会议，本着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传达了中共中央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他在会上还宣读了经过刘少奇修改的北京新市委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8条方针。

　　

　　6月4日，《人民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人民日》同时还发表了6月3日由周恩来亲自撰写的新华社的电讯稿《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电讯中说：

　　

　　“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1、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2、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3、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李雪峰看到这个新闻，打电话请示刘少奇说：

　　

　　“这个决定公布，毛主席同意吧？”

　　

　　刘少奇说：

　　

　　“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点头了。”

　　

　　至此，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了北京市委，除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外，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彭真经营了十几年的北京市委彻底土崩瓦解了。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刚刚从东北来京，对整个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刘少奇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说：‘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是协助李雪峰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来演一出现代的《八大锤》。’因为我和李雪峰调京的时候，从山西和华北局还调来了另外6个主要负责同志，包括《山西日》的吴象和山西团省委书记李立功等人。那时北京新市委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威，北京的运动直接受中央的领导，我们动不动就会陷入政治漩涡里去。李雪峰对我这样说过：‘他妈的，这个官儿可不是好做的，放个屁也会让最高层闻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会栽进黑洞里了。’这话，我至今记得清楚。”

　　

　　再说李雪峰后来曾到北京大学讲了话。他个子不高，穿着灰色裤子白衬衣，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不住地摇晃着。他说：

　　

　　“我在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地下党。那时参加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但是不怕死的才参加党。我们在太原也闹学潮，要求革命。但是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我们有一条信念是不变的，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离开了这一条就会犯错误。这一回，我们在打倒彭真黑帮以后，主持新市委的工作，正如吴德同志说的，我们几个人到北京来就是要演出一场《八大锤》。看我们演得像不像样，请你们来给我们打分。”

　　

　　此后不久，经周恩来亲自批准，中央从空军、海军及其他单位调来1万多人，组成工作组，进驻北京其它各大、专院校。这些工作组名义上受北京新市委领导，实际上是直接听命于中央的。

　　

　　接着，全国许多省市也派出了工作组，进入当地的大专院校，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时候，刚刚调入中央任职的陶铸也积极地参与制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支持派出工作组，并提出了现在就是工作组专政的口号。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工作组派下去以后，不去领导学生批判‘二月提纲’、斗争走资派，却反过来去斗争学生、斗争群众，很快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在一些学校里出现了工作组与学生的冲突。陕西省委打电过来反映，说西安交大有一些学生在底下秘密策划，准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委和工作组发动进攻。听到这个消息，刘少奇发火了。他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干扰，抓游鱼’。”

　　

　　6月6日和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汇。李雪峰汇后，又提议说：

　　

　　“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

　　

　　刘少奇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比1957年反右斗争的规模还要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3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6月9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和康生一块到杭州去向毛泽东汇工作。刘少奇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在90%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

　　

　　康生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学校和单位像1957年那样抓右派，是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也未必符合毛泽东同志这几年来的指示。”

　　

　　毛泽东说：

　　

　　“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任务是讲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少奇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

　　

　　6月10日清晨，毛泽东在杭州由康生陪同会见了越南胡志明，双方谈话记录摘要如下：

　　

　　毛：自古以来，总是没有经验的人民打胜有经验的军队；没有枪的打胜有枪的；很少的人打胜很多的人。你们不也是这样？八月革命时你们有多少人？

　　

　　胡：党员共有5000多人，没有多少军队。

　　

　　毛：你们的军队开始恐怕只有几百人，以后有千把人。在1927年以前，你不是在帮我们的忙吗？那时，我们工人、农民有几千万人，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里。农民有农民自卫队，工人有纠察队。可是没有准备敌人杀人。到1927年上半年，4个月工夫，一扫而光。跟印尼现在的情况差不多。5万党员剩下1万不到，10个人中只剩下2个。另外的4万哪里去了？一批被杀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吓破了胆，不敢活动，离开了党。只有八、九千人继续干。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10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打胜仗。军队发展到30万，包括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但是，在10年中遇到3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结果呢，第5次反围剿失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被赶出军队。我是一次被“开除”党；3次被赶出军队。其实是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有谣言说被开除出党，成为民主人士。我是井冈山的书记、地区的特委书记，支部也不能参加了。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整我，后来又说师长可以当。就是这样，当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来搞清了，没有开除出党，又当起党代表，当起政治委员了。那是1928年。他们说，我犯的错误，第一是烧房子烧得少了；第二是杀人杀得少了；第三是话讲错了，我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能出政权。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胡：天下无奇不有。

　　

　　毛：你有这套经验吗？你是一帆风顺，开始就当党的领导者。

　　

　　胡：你说得对，我是一帆风顺，没有遭受过反对。

　　

　　毛：你有马克思保佑。你的马克思主义比我多。

　　

　　胡：我不承认。

　　

　　毛：为什么人家不反对你？

　　

　　胡：我们是党小、国家小、军队小。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年纪都比我小，这也是个原因。

　　

　　毛：你是老资格了，也有一个坏处，你没有受过挫折，没有经验。

　　

　　胡：对。

　　

　　毛：所有的人都叫你“万岁”。我这点跟你不同。

　　

　　胡：正因为这样，你的经验多。

　　

　　毛：许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1、2、3、4次反“围剿”打胜了，却说我犯了错误，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马列主义。有丝毫也好，丝毫都没有。他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路线。说我打仗也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应该打大城市，我不打。如像说你们现在不打大城市也是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现在你们这80万敌人，能机动的不过20万人而已；其他60万，要守公路、机场、海港和大小城市。就在这一点上，你们会胜利的。

　　

　　胡：向你告，现在我们在西贡周围有几个营。

　　

　　毛：但不要去打西贡、岘港。其他省城也暂时不占。占了人家来恢复，又得跑出来。

　　

　　胡：现在我们有一种特工部队，到市内去打美国大使馆、打飞机场的就是这种部队。我们不准备现在就去打大城市。

　　

　　毛：这个好。偶然进去一下又出来好，如像打岘港那样。因为有你们的人作内应，铁丝网、壕坑等都有人破坏。搞几百人进去，突然袭击；外面打炮。几个钟头后，几百人又出来。这样好。以前我们也打过很多次。一些小城打进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有敌人的纸、图书馆；也可以扩大兵源，几天内扩大几千人。如像我们打过江西的吉安。我们有3万人，敌人只有一个旅，几千人。我们住了10天，就扩大了一、两万军队。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得了陈嘉庚的许多胶鞋，他是新加坡华侨大资本家，做橡胶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马列主义的书呢？他们的图书馆里也有，是为了研究我们用的。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还有世界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德波林的历史哲学等。

　　

　　德波林这个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评他是孟什维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当他80岁以后，赫鲁晓夫发给他勋章。这一两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评德波林的人，现在又成了修正主义者，如米定、尤金、罗森塔尔等人。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1959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6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Thedivisionofoneintotwo）。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3个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3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个4个原则，叫做“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列宁虽料到会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对派，但他的办法是不杀人。从1917到1924年，掌握政权不到8年的时间，列宁死了。在这段时间中，他主要搞理论去了。工会工作做了一点，不多。农民工作根本没有做，农民运动的纲领都没有搞。十月革命时，临时用民粹派的纲领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会时，列宁说，对这个纲领不要讨论太多。民粹派对自己的纲领是不能执行的，提出“到民间去”，也走不通。以后民粹派成了富农的代言人。

　　

　　你们以前说犯了错误，土改不应该搞左了，人杀多了。我看是杀少了。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你们怕群众搞示威，向我们要催泪瓦斯。《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北京晚》。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胡：现在中国的4个省正在帮助越南的7个省，如广东帮助我们的广宁省等。

　　

　　毛：帮助些什么？

　　

　　胡：帮助搞农业生产、水利、改良稻种、牛种，还帮助办小型发电厂、小工厂，搞改良农具等等。

　　

　　毛：你们的炼钢厂搞起来了吗？

　　

　　胡：已开始投入生产。敌机也已开始在附近轰炸。

　　

　　毛：年产钢多少？

　　

　　胡：很少，还没有轧钢设备。

　　

　　毛：你们那里有煤矿、铁矿吗？铁砂从那里去的？从中国去吗？

　　

　　胡：越南有煤、有铁。中国也去一点。

　　

　　毛：没有钢，没有机械工业，国家就没有整套的工业。

　　

　　胡：可能你还记得，是我在见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钢厂的。

　　

　　毛：我最关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

　　

　　胡：我们太原钢厂的设备和专家都是中国的。

　　

　　毛：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什么十几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轧钢机可以从中国弄去，炼钢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开始搞用氧气炼钢。有些新技术也可以从中国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1700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变成700多个。你看，减了1000个，有的已经搞成了，没有搞成的基建单位，就象癞痢头一样。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可惜你没有到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许多小工业。没有资金，干部、工人每人凑一点，没有钱盖房子，就搭个草棚。现在出了许多新产品。有些大工厂，很落后，比如鞍钢，有16万工人，年产五、六百万吨钢，但它有落后的一面。

　　

　　下面的话题转到了中共党史方面：

　　

　　毛：第一朝陈独秀，1921年到1927年，共7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3、4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笫三朝，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4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5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第五朝是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人。

　　

　　胡：过去他们参加过国民党？

　　

　　毛：在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个不算。我也参加过，是党要我们参加的。对他们，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怀疑。他们都有一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胡：他们被国民党收买了吗？

　　

　　毛：彭真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看出来呢？他们的错误我们发觉过，如彭真在延安办党校就犯过错误。在晋察冀时也犯过错误，现在才揭发出来，过去不知道。聂荣臻知道，他是晋察冀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也是晋察冀的。彭真到晋察冀不到两年时间，执行王明路线。这个时候的王明路线同10年内战时不同，10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4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美国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几次，怎样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东北，他被日本人抓过；在上海，被蒋介石抓过，然后放出来。饶漱石在新四军时被抓过，怎么放出来的不清楚。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胡：留下来不是危险得很么？

　　

　　毛：就是危险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机会，他们不自己暴露，我们不整他们。如彭德怀，历次犯错误，我们只是批评批评，但他记仇。抗美援朝时，他当了司令员，回国后又当了7年国防部长。他拉走了几个将军呀？将军、文官被他拉走的不到10个人。我们党这5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1927年陈独秀领导时革命大失败；1934年长征，30万军队变成两万五千人，还不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消灭，军队还有两万五千人，经过了8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一百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3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5点钟起床，好，我7点见你。前天我睡了8个小时，昨天睡了8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水，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纸上也很热闹。大字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胡：1957年时我也在中国看过大字。

　　

　　毛：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胡：中国有的，越南也有。中国搞的，越南也要搞，虽然越南的规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况同中国是一样的。

　　

　　毛：可能都是一样。你们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这些人还不都是旧知识分子。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1949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胡：所以有矛盾。

　　

　　毛：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从你谈的历史情况来看，问题真是复杂。

　　

　　毛：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胡：听了毛主席、刘主席等同志的谈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比过去更加担忧了。

　　

　　毛：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什么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6年6月10日与胡志明的谈话，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既体现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也深刻地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历次教训及重要经验，不细细研读是体会不到老人家深邃的哲学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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