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兼问王教授文章的论据

　　

　　
信言不美

　　

　　《北京××》2007-08-27发表了某校王教授的文章：《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源于思维方法的转变》；随后《刊××》2007- 08 –31摘要转载了该文，题目是《邓小平如何看苏联东欧出问题——王××撰文谈党的执政能力问题》。王说：“紧要关头，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看的呢？他太清醒了，苏联、东欧出问题，关键出在党内，根本原因是经济没搞上去。我提醒大家注意，小平同志的观点叫做根本原因是经济没搞上去。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它对我们思考问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过去我们一思考问题，马上牵扯到党的性质。要看他什么性质，性质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指导思想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怎么把他搞得纯而又纯，让他永远不会变质，不会变修，是不是？老是这样想问题。到邓小平呢，他不这样想。邓小平是怎么想的呢？他想到的首先是作为执政党的责任，执政党是干什么的？”

　　

　　邓小平果真有这种观点吗？笔者对王先生这一说法表示严重质疑：
1，如果说邓小平有这种观点，首先绝对需要把他的原话一字不差地引证出来，并注明出处，但是王文没有这样做。这岂非咄咄怪事？
2，王说，邓小平不把苏联“党的性质”变质变修，“指导思想是不是发生了变化”牵扯到苏联崩溃上，我们一般人要牵扯，“到邓小平呢，他不这样想。”请问王先生，邓小平有这种观点吗？出自何处？本人查来查去没有查出来。
3，苏联在1991年底解体。笔者多次查阅了《邓选》和《邓小平年谱》1991年前后的文章和谈话，没有发现邓小平有王先生所说的观点。这两部权威著作中根本没有邓小平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论述。那么王先生上述观点从何而来？
4，假设万一还有未发表的邓小平的著作，他谈到了以上观点，那么笔者就问，王先生可否向公众展现一下？顺此，也吁请发表王先生文章的《北京××》的编辑们查对一个究竟。

　　

　　邓小平是否谈论过“一些国家发生问题”呢？谈过。1990年3月3日他与3位领导人谈话时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4%、5%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页，另见《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10页的同一谈话内容）笔者不认为邓小平这个谈话是在说明苏联解体的原因。1，“一些国家”并不必然包括苏联；2，苏联人民没有过着“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日子。他们的衣食住行、医疗和教育相当不错；3，邓小平没有谈及苏联问题，更没有说苏共的路线不重要；4，苏联经济确实搞上去了。在1928—1940年的13年中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在1951—198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7。4％，除日本外，远高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约为美国的31％，1983年提高到67％。”（以上数字均引自社会科学院网《苏联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一文）苏联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还能说它没有把经济搞上去，因而灭亡？5，从1975年后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苏联国民收入增长：1981—1985年3。6%，1986—1988年2。8%，1989年2。6%。增长速度放慢说明这样一些问题：苏联经济体制确实需要改革，增加活力；不过，后工业化国家在高速增长后普遍会放慢速度，不可能永久保持高速增长；1985年后戈尔巴乔夫集团推行的资本主义民主改革已经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3%左右的速度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体相当，不足以说明苏联因此灭亡；6，苏联国民收入增长1990年为负4%，1991年为负10%，人民生活水平骤降。这完全是戈尔巴乔夫集团推行反社会主义的激进政治、经济的资本主义改革造成的（下文将谈及这一内容）。这种改革不仅导致了苏联的灭亡，而且制造了1992年后空前的经济大危机。所以，与其说1990—1991年负增长导致苏联灭亡，不如说哥尔巴乔夫集团的反社会主义改革导致苏联的灭亡。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还不能认定邓小平以上那段话是在说明苏联灭亡的原因。

　　

　　苏联灭亡的原因是全球议论的话题，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并不为怪。然而王先生的分析很具特色，不仅借邓小平说话，而且还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观点。王先生说：“虽然苏联共产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但你得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既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什么执政70多年稀里哗啦就垮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能力应该是强的啊？”请问王先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上层永久不会发生质变？戈尔巴乔夫集团推行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能力和对人民的“承诺”仅仅表现在把经济搞上去，而不同时表现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和平演变上？王先生说：“就是因为党的领袖出了问题，出了戈尔巴乔夫这么一个叛徒，好端端的一个党就给葬送掉了。这话好像还能说得过去，但是今天去深入理解，就会感到太肤浅了。”这里王先生仅仅看到“一个叛徒”，而不愿看到一个代表和平演变阶层和势力的戈尔巴乔夫叛徒集团，并把这个叛徒集团葬送苏联的判断说成“好像还能说得过去”，实际是“说不过去”或“太肤浅”，从而把这个叛徒集团葬送苏联的历史事实一笔勾销。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言之有据，王先生说：“苏联的问题根本就在于没有能够把经济搞上去，经济都没搞上去，你还说有什么能力啊。在看待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的目光不是放在怎么使党自身纯而又纯上，而是放在有没有能力推动国家的发展上。”请问王先生，有什么根据证明“小平同志的目光”放在一处而不放在另一处？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大力发展生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消灭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和封锁等外部原因，经济搞不上去，人民长期过紧日子，当然不会满意。然而，历史事实是，苏联在很长时期内，已经把经济搞上去，消灭了剥削和两极分化，人民已经共同富足（虽然水平并不很高）。遗憾的是，仅仅把经济搞上去并不能一好百好。苏联把经济搞上去了还为什么会解体？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存在一些人所共知的弊端，确实需要进行自我完善的改革，然而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叶利钦集团却主导了一场资本主义改革。这里笔者拟引述一些最简要的事实：苏联在长期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不受人民群众监督的官僚特权阶层；赫鲁晓夫鼓吹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戈尔巴乔夫集团搞的资产阶级“民主化”（包括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多元化”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 改革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势力的出现和壮大。“1988年各类政治组织达到3万个”，波罗的海三国发生了脱离苏联的示威游行；1990年2月，反社会主义的“民主俄罗斯联盟”发动了10万人的游行，要求苏共取消“政治垄断”，退出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在戈尔巴乔夫的强烈的催促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同意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在3月份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其中大约87%的代表是共产党员……对苏联宪法的第六条进行了修正，废除了党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至此，可以说，苏联政权从法律程序上说已经完成了和平演变。随后，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会议上戈尔巴乔夫集团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目标把苏共改变为事实上的社会民主党：苏共成为“公民”的政治组织；苏共党章也类似西欧社会民主党党章；叶利钦于1985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起初以“市场化改革”，俄罗斯民族主义获取民心。这个干资本主义，暂时不说资本主义的阴谋家看到时机成熟，于1990年7月退出苏共，成为公开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民主派领导人。在民主俄罗斯联盟提出议案和叶利钦组织领导下，俄罗斯议会于1990年6月8日通过了《俄罗斯主权宣言》，为苏联解体奠定了基础；1990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达成协议，组织人马，炮制出俄罗斯版的“休克疗法”—“500天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快速私有化；1991年8月19日发生了挽救苏联的政变，这次政变仅在前两天才筹划，维持了3天。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便投靠叶利钦，为他服务。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下令永久取缔共产党；12月21日独立国家联合体取代了苏联；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31日苏联正式灭亡。就在10多天之前，即12月14日戈尔巴乔夫接见美国《时代》杂志记者时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第717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这真是叛徒的地道的自供！
1992年1月2日叶利钦政府全面推行“休克疗法”，以便大规模进行私有化，摧毁公有制经济。在以后的几年内，俄罗斯物价上涨了5000多倍，把人民终生积累化为乌有。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1999年比1990年下降了42。4%，导致了远较1929—1933年大危机更大的灾难性危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新生资产阶级。在1992—1993年的100家俄罗斯最大私人企业的所有者中，原先的党政精英、企业家、银行家及其家族占了62%，其他类型人士占38%（《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51页）。

　　

　　以上不容争辩的事实证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共党内的走资派和叛徒集团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些独联体国家即使把经济搞上去了，也决不能消灭剥削，消灭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其结果恰恰相反。末了，笔者还是要问，王先生所谓“小平同志的观点”出自何处？（2007-09- 22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