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改革开放”，人们最常提起的就是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意思是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行先知后”。但仔细想想就会明白，敢于过河并不在于摸不摸着石头，而在于事先知道从这里过河淹不死人。就算摸不着石头，也不过是湿了裤脚而已。而淹死淹不死，才是大问题，需要的是“知先行后”。
其实,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做出改革开放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在较长时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邓小平还说:“个子小没关系 天塌下来大个顶着。” 因此，从那时起，全党工作着重点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才会一步步展开。

　　

　　 前30年和后三十年对比，左派最反感的就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之后的一大堆忆苦思甜。左右两派在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褒贬上对垒鲜明。
但是，双方都忽略了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前三十年的中国，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国家一直处于战争威胁之下。

对付外患乃至对外扩张如何才能最有力？广大愤青们津津乐道要塑造“强悍”、“狼性”的民族性格，要敢于亮剑，更多的人则去比较双方的军事势力。专家精英们最爱拿国家势力，特别是GDP说事，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应付强敌最有效的手段是将群众动员组织起来，集体的力量是对付外来威胁最有力的武器，组织越有力，凝聚力越强，战斗力越强。
战国时期，秦国的强大是由于以酷法、厉法将国民严密组织起来，事无巨细，都在政权掌控之中。把个人利益牢牢捆绑在国家整体利益之内，兵民一体，平战合一。抗战爆发，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面前，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共产党政权自建立起就表现出出色的组织能力，在斗争中成长壮大，一直处于应战机制和战备体制，以战争意识和战备思维看待建设，看待生产和生活。“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八亿人民八亿兵，服从命令听指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备战备荒为人民。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力量之强大，对外威慑之强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曾说：“世界军事家们要记住，战争的一个最主要法则就是永远不要与中国军队在地面交战。”

当今朝鲜还在走那条路子，之所以美帝、伪韩不敢对朝鲜动武，不光是因为朝鲜背后有中国，而是怕武力打不烂朝鲜的层层组织，尤其是基层抵抗组织很难被摧毁，这和伊拉克、南联盟完全不同，美军将面临着比阿富汗更困难的局面。作为朝鲜，难以推行像中国那样的改革开放也是同其领导层对形势判断有关，中国领导人多次劝朝鲜改革开放，不要搞核试验。但双方对国际形势判断根本不同，心里想的不一致，怎么会取得共识！朝鲜同志一直认为自己处于对敌斗争的最前线，朝鲜是保卫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前沿，中国是朝鲜的大后方，后方支援前方。他们以这种心态来同中国同志对话，双方怎么可能说得通？
网上常有料，反映朝鲜同志到中国来，见什么要什么？给也不好，不给也不好，害得有些单位接待朝鲜同志，要把好东西藏起来。还有去朝鲜的火车，往往是有去无回，弄的中方这里用最差的车皮给朝鲜送货。

这一机制的最大特点是每个人事无巨细都被集体和组织管理着。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是集体中的一分子。行动、言论要听组织的，服从组织的管理。然而组织的好坏在于领导，没有好干部，难有好结果。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领导本身就是不公正的，粗暴蛮横的，或者领导的决策一错再错，生活在这种组织里的滋味可想而知，在那时，个人想换个单位，换个组织，比登天还难。其弊端是极大的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压制了个人的能动性。
事实已经证明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长时间的战备体制，并不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健康。社会体制机制僵化、腐朽，效率低下，人民普遍穷困，领导层逐渐麻木，官权主义渐渐膨胀，官僚阶层逐渐养成，人浮于事，高高在上，还出现大量的不当得利者。与之相应，新闻和舆论被严密控制，政府一再以战争威胁来统一意识，以此凝聚人心，巩固组织巩固政权。战争意识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逐渐朽烂，想改都难。对比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文化丰富多彩，思想解放，个人自由，自我价值实现。“饱经风霜”的自由派们用“封建”、“专制”、“主子”、“奴才”之类的恶毒语言批毛批传统文化痛恨共产党。

　　

　　 然而，今日的中国就一定比过去强大吗？人民就一定比过去幸福吗？改革开放之后，各种组织的涣散，解体，伴随着是民族凝聚力，战斗力的丧失，随着集体观念的淡薄，人心涣散，爱国主义渐渐远去。

　　

　　 “国虽大，忘战必危。”官恬富嬉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全面战争的条件，就是长时间的局部战争也经受不住。利益分殊，就以富人们精英们对同胞的那幅冷酷心肠，要他们与哪儿都去不了的普通老百姓那样同仇敌忾真是异想天开。妥协、投降竭力制止战争的爆发是他们的必选。一旦战争一旦爆发，则是危邦不居，携款天下亡。而自由派们最厌恶的就是组织，连祖国都不想要，日夜盼着美军来拯救他们当汉奸。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30年一世，30年一变，30年一谋，30年后的今天，世界形势已经开始剧变，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邻国的领土领海纠纷在深化，和各国的贸易磨擦在加剧，特别是和强权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从次要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偃旗息鼓，步步退让，却使得对方军事紧逼越来越大胆，酿成冲突的风险一天天在增大。
韬光养晦早就不适合当前的国情，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能韬光养晦是因为吴王夫差把目标定在和楚齐晋中原争霸。而当前世界各国已经把中国看作头等大国，要对付的首要目标，怎么可能韬光养晦？借用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说：中国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不树大旗，就不会追随者，更没有同盟军。无论在边界问题、贸易问题都被强权怂恿的一帮喽罗一阵又一阵地围殴，国内一有风吹草动国外就掀起人权问题的轩然大波，自以为“盛世”，可四下一看，竟然处处都是敌人。

　　

　　 中国需要像邓小平那样能看透30年远景，高瞻远瞩谋一世的领导人，30年过去了，应该有新的形势判断，根据新形势而做的新谋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改革开放决不动摇，韬光养晦还要管100年”之类的口号需要重新审视。刻舟求剑肯定是越来越被动。脱离了当时的形势，理论、政策口号就变成了教条。会被僵化者沿用，别有用心者利用，他们本来就是既得利益者，是形式得利者。

　　

　　 中国要重建集体主义观念和信心，关键在于立足于民，以民为本，国家要成为人民群众在安全上、在公道上的保障，要成为人民群众生老病死在生活上的依靠。由此，爱国主义才会真正成为有源之水。脱离民众利益去谈爱国主义，则堕落成为官权阶级最热捧的“国家主义”，官权阶级最欣赏的是“我大清”，“我大清”两面三刀顷刻之间就反过手来屠杀义和团，这类爱国主义早晚会被人民识破，毫无生命力。
新形势下，集体主义应该有新的形式，比如日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日本人的集体观念就非常强烈，终身雇佣制保证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

　　

　　 奥运、世博、亚运之类的虚热闹、城市形象和形象工程，浮华GDP之类不应再搞，城市国际化没有意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应该立足于让自己的老百姓舒服满意，追求繁华和国际化不该是现在的国家目标。
有钱就踏踏实实的搞点民生工程，解决老百姓贫困问题，生老病死，住房问题，教育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尽快解决贪污腐败奢侈浪费问题最要紧。当今的中国，贫富分化已经传宗接代，领土被侵犯，华人受侮辱，哪里还有什么国家形象？那里有什么盛世？搞那些个形象工程实在是巨大的浪费和可笑的荒唐。

　　

　　 假如全面战争来临，国家要做的必须是“上下同心，利出一孔”，全体国民都要为打赢服务。否则就会出现发国难财的劣行，动摇军心民心。

　　

　　 共同的理想是形成组织巩固组织的必要条件，在共产主义已经远去的今日，民本主义被重新发现并方兴未艾，民本主义是曾经理想的延续，也是未来的方向，是主义也是原则，应时而变，从不僵化，屹立千年不倒，并不怕各种思潮挑战，禁得起对文革的反思，“民主”、“自由”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挑战。“民本主义”的中国应该是人民享有新型民主的中国，也不会被官权阶级重新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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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本主义是立国之本，民本主义是中华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