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郎顾之争的刘国光与吴敬琏之争
韩强
2005年11月25日 《吴敬琏：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财经》杂志）《刘国光：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 改革就失败了》（《商务周刊》杂志 2005年11月25日）
这似乎是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两个多月来，刘国光教授的一篇演讲在网上传播，而且北京、南京学者纷纷集会，对刘国光教授的观点表示支持，吴敬琏、高尚全、江平、许小年四人谈虽然没有直接对着刘国光教授，但是，大家都感到两种改革思想展开了新的辩论！这场辩论超越了郎之争，实际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大讨论，反思并不是反改革，而是总结改革经验，继续前进。
《财经》杂志曾经以发表《基金黑幕》而出名，发表揭露银广厦文章而达到高潮。我也曾经非常看好这家杂志。
但是从2002年欧亚农业出事以来，《财经》突然转向，说香港是针对民营企业，以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来看待民企的阶段应当结束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香港没有那种所谓“公有制”的意识形态。2005年《财经》连续三次发表美国新桥投资集团的中国董事总经理单伟建先生的文章反对给股民对价送股更人奇怪，这次发表吴、许、江、高似乎也不是偶然的！
（一）欧亚农业出事前《财经》杂志的一篇文章
2002年1月2日，一个小时内，欧亚农业(0932.HK)的股价下跌了整整10%。当日，欧亚农业股价的最高跌幅达25%，或0.46元，1.38元，成交额6954万元。收盘时欧亚农业跌幅仍超过18%，成交1.1亿股。2日下午，欧亚集团总裁杨斌称：“某些基金对国内企业有偏见，这次行动是冲着所有香港上市民营企业来的。”（《为避免关联交易反遭质疑第二富豪遇格林柯尔式风波》《北京青年》 2002年1月8日）
当时国内民企上市公司格林柯尔与欧亚农业连续遭到基金急速“洗仓”，两公司股价都在瞬间遭遇滑铁卢。因何如此？是谣言四起，他人恶意中伤？还是有人对国内民企有偏见，特意引起外部骚动？尽管两者的诱因殊异，但其问题实质毫无二致。正如欧亚农业主席杨斌所言，同样的谣传，如果是香港和黄，则分毫不损，而对国内的民企来说，就杀得片甲不留。可见，其问题可能出在国内上市民企本身了。（《国内上市民企为何连连“遭洗”？》 《中国经营》 2002年1月11日）杨斌的这一切行为，都是为自己进行辩护。
欧亚农业事件在香港市场上引起风波，同时也引起内地市场的议论。10月份在香港警方介入的前夕，《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文章说“对在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应当各有分析认知，有是则为是，有非则为非，具体企业具体对待。”不少分析表示对民企业绩的怀疑，认为企业长期两位数成长可能性不大，还有更尖锐者指责民企以高边际收益、低市场盈率上市具有投机性，等等。这里且不说在中国现实经济环境中企业利润相当时期超常增长的理论可能性，只说民企已经公布的业绩本身，事实上并非由民企独自提供，早经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认可，更同样得到国际认可的律师行和证券承销商支持与承认。较之过去对国际会计制度缺乏常识的民营企业家，后者在民企向资本市场公布的业绩中必然地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相信这些表，首先在于相信中介机构的公正性；倘对表产生怀疑并认为透明度、可靠性应有进一步改进，也应当在较大程度上关注中介机构的作用。在经历了20余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新生的民营企业目前已处于较往昔大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其作为整体生机盎然却又千姿百态。以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来看待民企的阶段应当结束了。（胡舒立《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财经》杂志2002年10月16日）
胡舒立指责一些人士对民企的怀疑态度，用“并非由民企独自提供，早经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认可”来为民企形象进行辩护。
胡舒立指责别人走极端，实际上，她自己上在走极端。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象欧亚农业那样的公司根本上不了市。问题在于“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是否可靠，一种情况是审计过程中没有发现问题，另一种情况是“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本身弄虚作假，否则就不会有安然事件。所以“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并不是衡量一切企业的客观标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际上，欧亚农业之所以被捧起来，又被重重摔下来，就是因为走极端，一些人认为民企比国企好、外资比民企好，所以一戴“国际”的帽子，特别是“法国里昂证券”，“美资投行摩根斯坦利”这些光环，神气的不得了。
10月29日《人民网》道“百名警员大搜查 香港警方正式介入欧亚事件”，“欧亚事件”已经从证券监管层面进入司法层面。此举显示，为了捍卫金融中心的声誉，香港绝不手软。
（二）郎咸平的伏笔和质疑科龙
香港是个国际市场，并没有意识形态，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 2002年10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东方日》发表了一篇《民企和本地家族企业真的不同吗？》，他指出“欧亚农业”事件之后，香港股民立刻提出一个问题：以家族为主的中国民企真的值得股民信赖吗？他和苏教授的调查显示：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公司中有八成是家族企业，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有九成是家族企业，（内地）民企与香港其它上市公司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他还统计了家族企业、大众持股企业、国有企业和杂项类企业，发现家族企业的资产回率是4.3%，国企是4.1%，杂项类是2.2%，公众类是0.5%，但是却意外发现资产回率最高的家族企业反而有最低的市值，而大众持股企业（如汇丰控股）反而有最高的市值，因此他提醒说，香港股民对香港所有的家族企业的信心也是同样不足的。民企和香港家族企业的本质对香港股民而言是相同的，这也是香港家族企业和民企应该注意的地方。
郎咸平说国企比民企好，是他根据香港上市公司的统计做出，当然这个结论不全面，因为当时他不了解内地A股，但这也为后来的郎顾之争埋下伏笔！
我们还可从2003年4月巴菲特买中石油H股之后的效应看出来，根据香港联交所的最新统计，外资机构目前已持有30多只H股，占55只H股的近60%，截止6月6日，包括江西铜业、鞍钢新轧、重庆钢、首都机场、美兰机场、南方航空、安徽皖通、浙江沪杭甬、中石油、中海油田、镇海炼化等股票均获外资追捧。甚至部分国企H股的流通量在外资增持下出现锁仓效应，如中国民航信息、安徽海螺、华能国际、北京大唐、庆铃汽车、中海发展、兖州煤业等H股流通量仅有八成。巴菲特是美国人，他却对中国国企感兴趣，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民企还是国企，关键是要依法经营、要有经济效益。
2004年8月郎咸平公开挑战科龙，郎顾之争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只说一件事：10月20日在“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的与会成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陈小洪、副所长张文魁，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助理巡视员贾小梁，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研究员常修泽，产业所副所长胡春力，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向东，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卢东斌，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黄速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等，他们都是来自政府机关、经济学界、法学界的重头人物。（《顾雏军回应“七板斧”质疑》2004年10月25日《瞭望东方周刊》）
当时，这些经济学家兼官员是何等的“壮举”和“声势”！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2005年1月13日《成都商》出现了这样的道《联交所给顾雏军算四年前旧帐 郎咸平连说有意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科龙的问题被揭露，这正好应了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三）2005年《财经》连续三次发表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中国董事总经理单伟建的文章
7月25日出版的今年第15期《财经》杂志上，刊登了《质疑"对价"--一个独立董事致上市公司的公开信》一文。 8月14日《财经》杂志又发表了《独董称宝钢方案错在出发点 未兼顾全体股东利益》的文章。11月1日《财经》杂志刊登了《股改代价巨大且毫无必要》的文章，大张旗鼓地宣传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与否应以股价一时的高低来衡量，股市的价格也不应是股权分置改革的目的。法人股的流通权不是流通股东的权益。不如直言不讳地用“补偿”或“赎买”来得准确。
这是单伟建第三次在《财经》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什么《财经》杂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其开绿灯，单伟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他仅仅是宝钢的独立董事吗？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7月25日出版的第15期《财经》杂志上，刊登了《质疑"对价"——一个独立董事致上市公司的公开信》一文。文章没有署名。8月8日出版的第16期《财经》又发表了署名文章，大家才知道这位独立董事叫单伟建。8月15日、16日水皮杂文的两篇杂文《单伟建是“麻烦制造者”吗？》、《深发展有权拒绝“对价”吗？》，告诉我们的另一方面，也就是实质性的一面：
“以独立董事为单伟建定位是不确切的。单伟建在宝钢的任职只是兼职，他的主营本职是美国新桥投资集团的中国董事总经理，副业本职是以大股东的身份担任的深发展董事职务。单伟建任职的新桥投资于2004年10月9日对外宣布以12．15亿元收购深发展17．89％的国有股，每股的收购价为3．55元，比深发展当时的每股净资产2．18元溢价60％，收购完成后，新桥成为深发展事实上的第一股东和控股股东。深发展不但董事长成了洋人，而且行长也成了洋人，变成了事实上由外资控股的中国银行。不得不提的是，新桥在收购中承诺，5年内不出售或转让目标股份，单伟建当然不明白，我们以比净资产高60％接过来的股份凭什么要送给流通股股东？我们说了5年内不减持，凭什么硬要让我们流通？这不符合国际惯例，如果硬性执行，岂不是侵占外商投资的合法资产？”
　　现在事情很清楚了，新桥收购深发展17．89％的国有股，每股的收购价为3．55元，比深发展当时的每股净资产2．18元溢价60％，所以新侨不愿意参加股改，也不愿意支付所谓的“对价”，情况比较特殊。本来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进行协商，但是单伟建却利用在宝钢的独立董事地位，借题发挥：宣扬法人支付对价不合理。
他在宝钢的董事会上投了赞成股改的票，事后又在《财经》上以匿名的方式发表文章，大谈不同意“法人股东向流通股东赎买流通权”，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于是一些刊上转载，说单伟建表现了独立精神，甚至还有人称赞他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其实，是没有看清单伟建借题发挥，真正要维护的是新侨的利益。
国家股、法人股只是市场约定俗成的概念，国家股是指国资产管理局或国企集团管理的股份，法人股是指其他法人单位持有的股份，如果单位是国家单位，又称为国有法人股，一般是指参股者。非国家单位的法人股，有民企持的，也有外资持有的，称为法人股或外资股。新桥收购深发展17．89％的国有股，转化为法人股。
如果我们看宝钢的股权结构，非流通股是宝钢集团持有的国家股，并没有法人股的称呼，单伟建在谈宝钢的股改时，一句一个“法人股”，根本不提“国家股”这个称呼，实际是借题发挥，想说一切法人股都不应该支付“对价”，以此来为新桥持有的深发展法人股说话，拐了很大弯，迷惑了不少人。
这也告诉我们，现在某些人借口维护国家股利益，实际是维护法人股的利益特别是外资法人股的利益。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选择独立董事要慎重，那些在其他公司任职的人不要兼职另一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因为他们可能不独立，甚至借题发挥，把水搅混。
（三）吴敬琏谈股改让广大股民感到迷惑不解
2005年7月26日，《金陵晚》刊登了对吴敬琏的独家专访。道称，“吴敬琏表示，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股东了。流通股股东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当然他们可要求更多的补偿。但这样的结果对于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是不是公正的。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偿。因为，从2001年到现在，这个股权已经变化这么多了，谁受了损失，你补偿给谁？按照什么标准补偿啊？现在这个是权利不对等的。现在方案通不通过权力完全在流通股手里，这是证监会交给他们的权力。”“吴敬琏还表示，现在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一面倒’的情况，在‘一面倒’的情况下，恐怕解决起来就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从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情况就很复杂。”
吴敬琏教授与《金陵晚》记者的谈话引起各方面议论，特别是广大股民感到迷惑不解，一向以公正面目出现，并宣称“人啊！我是爱莫能助你们的”吴教授怎么会说出这番话？《中华工商时》副总编辑水皮撰文《吴敬琏代表了谁的利益？》，对吴敬琏的“通股股东处于优势地位”，表示了质疑；另一方面，也有瑞磬在人民网刊文《为什么听话要听音吴敬琏说的是诤言》，为吴敬琏辩护，称其主要是站在宏观和战略上考虑股改问题。
吴敬琏所说的观点，我做这这样的分析，他使用了含糊其词的概念。
第一，吴教授所谓“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东了。流通股东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当然他们可要求更多的补偿。但这样的结果对于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是不是公正的。”
我认为，吴教授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这次解决“股权分置”使用的是分类表决机制。因为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占60%以上，过去无论怎样表决，大股东的提议都可以通过，被称为一股独大，吴教授过去也是反对“一股独大”的，特别是反对国企股的一股独大，这次突然来了个急转弯，说“流通股东处于优势地位”，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分类表决，没有剥夺非流通股的表决权，他们仍然是多数，只不过加上一个流通股要有三分之二同意。也就是说，非流通股和流通股都是多数同意，才有效。
而在股改的现实中，股民根本就没有参与提案的基本权利，这不符合证券法公司法重大事项必须由股东大会决定的章程，应该首先征求提案，公布各种提案，然后由股东大会选择提案。但是公司大股东、保荐人、基金事先商量好了提案，然后股民才有表决权，除了这个表决权，股民一无所有。
吴敬琏却说流通股权力过大，不公平。也许他没有买过股票，根本不了解股民处的地位。2001年他曾经说：人啊！我是爱你们的！表示要为中小投资者说话。但是他没有行动，作为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对中石化A股高价发行，远远超过H股当时在香港二级市场的价格，表示沉默。在同一时间，香港二级市场是1.6元港币，A股却要4.22元发行，这是掠夺内地投资者，吴却至今沉默，虽然他担任过几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为股民说话。
第二，“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呢，是全体人民。”这又是混淆了概念，现在A股市场既有民营的，也有国营的。民企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是发起人的，不是全体人民的，如果说非流通股是全体人民的，那么民企的大股东愿意吗？这岂不成了剥夺私人财产吗？这符合法律吗？吴教授历来是支持民企的，现在突然说，“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呢，是全体人民”，这不是要与民企上市公司唱对台戏吗？所以只能说国有控股公司的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是全体人民的。另外，还有一些法人股已经被民企购买，也是购买者私人的。
吴教授实际是把13亿人民与3900万（按深沪股市双向开户计算）股民对立起来，3900万股民涉及到3900万个家庭，1亿多人，难道这1亿多人就不是人民了吗？难道3900万股民买了流通股，他们就不典型示范是人民了吗？从法理上说，3900万股民是双重股东，他们既是自己所持有的股票的股东，也是国有非流通股的股东，国有资产也有他们一份。
吴教授用“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呢，是全体人民”，一方面剥夺了民企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的私人股权，另一方面又剥夺了3900万股民对国有股的那一份权力。逻辑混乱到了极点。
（五）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7月，教育部完整科中心把刘国光的文章贴在网上，并加了编者按：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特邀顾问刘国光同志，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他谈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二、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分析；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五、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和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六、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八、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九、关于怎样克服目前倾向性问题的一些意见。他说，我谈的有些话是别人也讲过的，因为这是大家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不能不重复，但这些观点大多是我自己的看法。现经刘国光教授本人同意，我们将他的上述谈话在我网站发表，以飨读者。
刘国光说：对于我7.15同教育部社科中心的青年同志的谈话，没想到引起了这样的波浪，大概8月份他们整理出简，上上去，李长春同志很快就批下来了。8月17号，长春同志批给我们意识形态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云山同志、至立同志、奎元同志、周济同志等等，说“很多观点，值得高度重视。”我们中央同志还是很支持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各位领导我想也是重视的。
刘国光的715谈话引起强烈反响，全国理论工三次举行上百人的集会声援，声势越来越大！实际上表达了广大理论工对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不满。同时，由于郎顾之争已经定局，某些“主流”挺顾受广大人民群众的质疑。
（六）《财经时》连续两周发表新望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
2005年11月13日《财经时》发表新望《张维迎对国企改革有贡献无愧于国家》 并加了编者按：眼下，谩骂经济学家成为一种时尚，不是说经济学家不能批评，问题是，很难找到愿意撰文肯定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的人，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以其参与改革的经历，通过回顾改革历史，正面评价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质，中国经济学家还不是国际上那种标准的经济学家，而是改革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从改革的角度来看，他们贡献很大，但是，把中国经验纳入全球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工作，他们做得远远不够。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中国经济学家需要和法学家、社会学家等其他社会科学学者通力合作。
新望的文章有两个重要环节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一，新望说：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经济学家里面，像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董辅礽、谷书堂、何伟等，包括一些海外的经济学家，都对我国经济运行体制，尤其是关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体制的设计上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这是割断历史：因为最开始的市场经济是1984年，请看：
　　先说“吴市场”。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全部成就，恐怕可以归结到“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小平同志不是经济学家，但称小平同志为“邓市场”，恐怕真正是实至名归，恰如其分。老一代经济学家中，改革开放初到1984年中央确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确立市场取向改革而鼓而呼并备受批评、批判，被责令检查的薛暮桥、于光远、刘国光包括后来的马洪，称一个“市场”，亦不太过。吴敬琏先生与80年代初确立市场取向改革基本不沾边，偶尔发言仍然是要大家“按照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原则”办事(《经济研究》1982年第12期16—17页)。1983年他去美国访问学习，1984年7月回来后商品经济已成定论。不错，20世纪90年代初他是跟在薛暮桥、刘国光后面主张坚持市场化改革，但薛老会后(1990年)顶着压力给中央写信力主市场化方向，吴敬琏是等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几个月才向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搞市场经济。在“吴敬琏自选集”中，他列入自己论述市场问题最早的一篇文章也是发表在1991年9月。因此，这个“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包装不仅离历史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也是对那些真正为确立市场化方向付出代价、做出贡献的那一代经济学家们的极大不公正。（《吴敬琏结缘中国千万股民 经济学家该有何种风骨 》2005年9月6日《证券市场周刊》）
新望的排名，不是按照历史顺序，而是故意把吴敬琏、高尚全排在刘国光前面：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董辅礽、谷书堂、何伟等。
按照时间先后应该是：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董辅礽、谷书堂、何伟等。
历史是客观的不容改变的！
第二，新望说：西方经济学家科尔奈。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时候，科尔奈提出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有两大类四种模式可以选择：A类，就是计划模式，B类就是市场模式。A类又分A1和A2两种。A1就是计划指令型的计划经济，A2就是有弹性或有指导性的计划经济；B1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B2就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的竞争体制。
这是把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说成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科尔奈当时搞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早在80年代前就已经出名！
现在大家应该看清楚了，“新望”的连续两篇文章，并不是偶然的。
（七）吴教授把矛头指向了贫困群体
2005年11月25日《财经》杂志发表《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吴敬琏、高尚全、江平、许小年四人谈》12月13日《中国青年》又道了吴敬琏的观点：
“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天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上，出人意料地用这一段话来结束自己的主题演讲。
一向以理性著称的经济学家因何动了感情？吴敬琏言语间隐含着深深的担忧。日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他解释，就像贪官污吏通过盗窃公共财产，通过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但现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但没有抓住要点，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贫富悬殊，是腐败、是用权力换取收入，即权力寻租造成的。”
请问吴教授， 您不是经常说“百度一下”吗？那么，就请您“百度一下”，看一看民众对官煤勾结的批判，这难道不是批判腐败吗？
难道人民群众批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就是把矛头指向所有教授吗？几个“主流”能代表所有经济学教授吗？能代表各学科教授吗？人民群众反对MBO就是指向国企高管吗？ MBO是不是贫富悬殊，是不是腐败、是不是用权力换取收入，即权力寻租造成的？尊敬的吴教授请把话说清楚！
尊敬的吴教授，美国也对一般富人收税，而且遗产税对一般的富人也是征高额税，难道说美国也“向富人开枪”吗？为什么美国一批富人公开反对减征遗产税，说是培养懒汉呢？难道美国富欢迎向他们“开枪”？不是有人天天喊着学习美国吗？一触动某富人的利益怎么就不学了？
我们还想请问吴教授；难道广大人民群众对官商勾结不痛恨吗？难道贫困群体要与既得利益集团相勾结吗？穷人拿什么去勾结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看到的是某些违法富人与腐败官吏的勾结，发不义之财，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穷人哪有钱去勾结利益集团呢？腐败官吏是谁的朋友？是为富不仁者的朋友！合法致富的人是不会与利益集团做朋友的，贫困群体也不会与利益集团做朋友的，广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与利益集团做朋友的！请问吴教授，您所说的“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是不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不是干扰社会的和谐？
（八）刘国光强调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
2005年11月25日，刘国光对《商务周刊》的记者说：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一个时期的说法，到了一定阶段，我们的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效率优先的负面作用就出来了。社会上的一些人以效率优先、将“蛋糕”作大为借口，忽视公平，先富没有带动后富。最终导致贫富差距在扩大，社会矛盾突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顾一下。这怎么也同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搭不上界。这个提法顶多只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一段，不适用于初级阶段的整个时期。
随后，《浙江日》简要道了刘国光的715谈话，12月10日《经济观察》刊登刘国光文章《纯粹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改革的方向》，他说：陈云同志讲得很生动。好像“笼子”这个词不好听，但要看到“笼子”的作用。国家财政预算把国家的收支大体框住了，是不是“笼子”？货币信贷总量调控把国民经济活动范围大体框住了，是不是“笼子”？重大的工程规划，是不是“笼子”？等等，等等。当然，这个“笼子”可大可小，可刚可柔，可用不同材料如钢材或塑料薄膜等制成，如指令性计划是刚性的，指导性计划是弹性的。总之，实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不能忽视必要的“笼子”即政府管理和计划协调的作用。现在，“十一五”计划不说计划了，改称“规划”，但“规划”也是一种计划，只不过是长远计划，是战略性的计划和指导性的计划，不再是指令性的计划。它应该起导向作用。刘国光强调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我们要注意团结一切愿意和努力使中国进步的人，要使得大家都来拥护改革。让大家都拥护改革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使得改革对大家有利，就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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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是根据刊公开发表的文章进行整理分析，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关注经济界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