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呼唤新时代
呼 唤 新 时 代
李 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1986年9月,邓小平告诉主持工作的领导,“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12月中旬又对他们说:“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 政治家都懂得,事物都有始有终,不能没完没了,任何革命或改革都不会无限期地进行,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要解决了其中的主要任务,这次革命或改革就算基本完成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上世纪五十年代,党中央很快就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 实施得很顺利,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告诫全党,“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任何时候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他风趣地告诉人们:“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确定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时间拖得太长了,用了十四年,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才把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么多年来,中国思想界没有讨论过上述邓小平提出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改革一直缺乏自觉的理论指导。不论人们现在怎样讨论,已经意义不大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毕竟已二三十年,对外开放早就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也早已经建立起来了,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在十六大之前就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否该到来。
计划经济及其体制在中国是新事物,是前人从未走过的新道路。从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算起到1978年,也就二十五年的历史,即对我国这一史无前例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新事物进行改革。以这个时间表,也到了对市场经济及其体制进行改革的时候了。
从农村开始的改革产生了两个有代表性的闻名全国的乡村——安徽的小岗村与河南的南街村,两种指导思想,两个天地。南街村集体经济繁荣兴旺,村民生活蓬勃向上。不是纸电视,是参观南街村的人把那里的事迹传遍全国,都看好他们自力更生走出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而早已声名远播的小岗村又是一番境况,他们得到上面的资助不可谓不少,可是除了那一张村民分田单干的契约纸,实在拿不出更让人称道的业绩,前景令人茫然。那么小岗村和南街村谁应当成为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代表呢?谁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呢?同时代的两个村都经过了同样时间的建设,谁可以作为我国农村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代表呢?
邓小平希望的“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 而山东省诸城市一位绰号“陈卖光”的市委书记被上级和某些刊誉为国企改革的先锋,大力推广的范本。“陈送光”、“陈卖光”一词,形象、具体地再现了国企改革的实况,刻画了官场侵吞国资、贪赃枉法的内幕交易,互联网的大众舆论倾向一清二楚,成了社会各界解说城市改革的常用语。人民群众的眼光是多么的犀利,语言是多么的生动啊!国务院的改革到现在,一手是大大咧咧卖国企,征地皮,工人下岗,农民失地,这能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吗?!一手在抠抠搜搜发补贴,安抚工农群众的怨气和受伤的心灵,这能解决问题吗?
为改革开放著书立说,“新三座大山”是一章。在互联网搜索这个名词有三十多万条,不是个小数。这一颇为尖锐的新词,是公众、媒体公开评说医疗、教育、住房这民生三大改革的通用话语和代名词,它的思想内容和思想影响是多么的深邃。既然全国人民不满意,为什么主管部门国务院就没有一点自我批评,勇于承担一些责任呢?难道二三十年来你们就一贯正确吗?
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做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上井冈山头一仗就是败仗,抓工业第一仗也是败仗。 他告诫全党,“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
共产党向人民承认错误不丢人!但是不能像有的告那样要光讲些不疼不痒的话,是糊弄不了人民群众的。
八九十年代的市场化、产业化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和它们建立的体制,已经弊端丛生,怨声载道,多年来全国人民一直在不断问责,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近一两年,首先在医疗界,特别是全国人民要求再次进行改革的呼声已经汇成了强大的洪流,极大地推动了一些部门、城市对那一历史阶段建立的市场化、产业化的医疗体制实行了由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产业化的再改革,可谓风起云涌,方兴未艾。对“改革”实行改革,在一些地区、行业、部门已经不可阻挡地开展起来了。卫生部长高强表示,医疗卫生事业不能实行市场化改革。既然已经实行过市场化医改、教改,那么对此进行再改革就是共产党人理所当然的历史责任。浪子回头金不换!实践已经表明,不是所有的部门、行业都必须实行市场化、产业化。政府对疯狂攀升的房价屡调屡涨,无能为力,不但令人匪夷所思,也深刻表明目前这种依靠少数房地产商人解决广大群众居住的市场化住房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事实教育人们,那个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利润为本的、成了私人投资场所的、服务于倒买倒卖房屋投机要求的现行住房体制,不但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住房,只能给我们民族,给城乡绝大多数劳动者带来灾难而绝不会有福音。在基本消除腐败之前,不要讲什么反腐败政绩,有这样的“政绩”、“成就”是党和政府的耻辱。一面是社会的上层歌舞升平,太平盛世,花天酒地;一面是民间下层超时劳作,拖欠工资,矿难频仍,污染横流,劳动条件恶化,黄赌毒泛滥,像黑砖窑这样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就在政府眼下茁壮成长。有思想、有良知的中国人能不对这刺眼的两极问一问吗?
现在的问题是,上面的领导已经大大落后于群众了,没有满足人民群众对“改革”实行改革的强烈要求。
马克思说得好,“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反映时代精神状态的准确晴雨表”。 以《炎黄春秋》杂志为代表的一批人,公开喊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政治口号,在中国高高地举起了戈尔巴乔夫摧毁苏共苏联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好一个“救”字!是何等急迫的心情,再鲜明不过地反映了他们对当前中国政局的看法,再强烈不过地宣告了他们扭转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再深刻不过地表现出他们要改朝换代的精神世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他们以权力过於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为由,公开号召实施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利用民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来煽动社会混乱,实现乱中夺权。他们的治国理念不是别的什么,就是在中国全盘推行被他们称为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现实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新的历史任务。人们议论党的十七大,是希望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炎黄集团”、“新西山会议派”的挑战,丢掉幻想,有所作为,反映人民群众实行再改革的强烈愿望,推动新改革潮流的兴起,主动翻开历史的新一页,再造一个廉明的人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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