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死难打工者　　

　　韩德强

　　

　　2002年1月24日

危险地生存，还是安全地死亡？　　

　　去年一年，事故不断。岁末，当江西万载县黄茅镇的十几名死难者死骨未寒，年初，与其相隔90公里的“花炮之乡”江西上栗县，相隔不到10公里的“中国烟花之乡”——湖南浏阳，又十几条生命又在爆炸声中升天。危险的岂止是烟花。广西南丹煤矿“7·１7”特大透水事故，81名矿工死亡；与此呼应的是，山西各地煤矿连续发生六起特大煤矿事故陕西韩城，江苏徐州，湖南涟源，黑龙江鹤岗，以及贵州等地亦纷纷发生重大煤矿事故。这还只是见诸端的。正如南丹矿工们反映的那样，事故天天有，死人不算什么，通常老板给点赔偿就了事了。据官方统计，去年各类安全事故的死亡总人数竟高达11万之多。

　　

　　 在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眼里，事故似乎也不算什么。江西烟花产值近15亿，在册从业人员达20万。对于万载、上栗、浏阳等县来说，烟花业是他们的支柱产业。对于山西大同、盂县、晋城、中阳、忻州等地政府来说，煤炭更是衣食父母。面对社会舆论的指责，他们的委屈是：不做花炮吃什么？不挖煤炭吃什么？

　　

　　 这的确是个问题。答案本来是清楚的，安全第一，生产第二，在搞好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生产煤，做花炮。但是，为什么煤矿主不注意安全生产呢？因为安全意味着提高生产成本。当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廉价劳工，当劳动者的生命贱如粪土时，煤矿主宁可事后花一两万元钱打发事故的死难者，也不愿意事先投资几十万或几百万元建设安全设施。在这种环境下，谁投资建设安全设施，谁就可能被市场淘汰。这就是市场经济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因此，如果我们要追问谁应该对这无数起事故负责，恐怕就不仅要追问企业主干什么了，政府官员干什么了，更要追问，为什么中国的劳动者会这么廉价？廉价到会在“危险地生存，还是安全地饿死”之间选择？

丛林法则是问题的根源　　

　　 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想，首要的原因恐怕是对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的内在规律认识不够，从而没有能为竞争失败者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经济安全网，特别是处于生存竞争最低层的中国的农民，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我们知道，竞争固然能够调动个人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但同时也会使财富那一部分拥有权力、资本、知识和信息的人集中。每一次看似平等的交易，例如劳动者受雇于资方的合同，由于劳资双方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对称，因而实质上对劳动者不利。无数次不平等交换的结果，则是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事实上，就在工业革命创造着惊人财富十九世纪，英、美、德、意、日各国劳动者不但没有享受到工业文明的好处，反而每天十四、五小时强高度地劳作在充满着危险、噪音、粉尘的工厂或矿山中，过着连中世纪手工劳动者都不如的生活，连他们不到十岁的孩子都被迫在重压下劳动，而且同样是死亡事故不断。与此天壤相别的，则是企业主们的巧取豪夺，花天酒地。在美国，这种局面直到十九世纪末期出现一场社会进步运动才逐渐改观。这场社会进步运动由美国知识分子、作家、新闻记者发起，他们猛烈抨击工业文明的黑暗面，揭露摩天大楼下的惊人贫困。与此同时，则是一场场大罢工和工会组织的崛起。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美国政治开始发生变化，放任自由的市场信条开始受到冲击。从西奥多·罗斯福到福兰克林·罗斯福，美国一步步离开了“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市场，而成为政府调控下的混合市场经济。美国建立了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童工被禁止，现实了8小时工作制，工人建立了工会，罢工合法化了，工人在与资方谈判中的地位大大改善了，而且还对高收入者开征了累进所得税。由此，野蛮的市场被社会运动和政府公共权力所驯化，地狱般的工作条件得到改善，贫富差距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市场需求得以扩大，经济繁荣程度也提高了。特别是在二战以后，混合经济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生活条件普遍提高。

　　

　　 这就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初，访问欧美的中国精英们感到震惊的物质富裕的。然而，恰恰在此时，西方政治经济的风向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奉行混合经济转变到新自由主义，重新强调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重新“发现市场”，开始削减福利，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于是，中国学者不知不觉就把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了当成了西方富裕的法宝。中国的舆论普遍以为，只要有了市场，就会有欧美式的富裕社会。学术界则论证，市场不仅有效率，而且还公平，随着生产总量的增加，财富会自动点滴下流，惠及社会下层。

　　

　　这种市场观在意识形态上还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文革刚刚结束，社会上正流行伤痕文学，“狠斗私字一闪念”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强调“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社会利益就能自动最大化”，这就给“狠斗公字一闪念”提供了理论武装。对西方富裕的崇拜与对文革经历的诅咒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全社会的市场经济神话。在西方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口号“小政府，大社会”，居然写入了中国执政党的文件。国有企业被认为是效率低下，工人的就业保障被当作铁饭碗砸掉，竞争被引入了企业、政府乃至家庭的每一个角落，弱肉强食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逻辑。与此相应，则是社会的道德防线全面崩溃，腐败猖獗，流氓地痞成为新时代的英雄，社会责任感被当作发财致富的包袱扔掉，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信任消失殆尽。即使如此，人们仍然迷信市场，以为这是市场经济不完善的表现，而问题却是政府产生的。

　　

　　在这种大气候下，单靠几亩薄地的农民就成为弱肉强食生物链的底层。从1985年起，除沿海乡镇企业发达的农村地区外，居住着六、七亿左右人口的内地农村的生存处境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县乡村各级政权日益庞大的开支要由农民来承担，农村教育的经费要由农民来负担，农村道路建设也要农民自己出钱，有限的收入就这样被各种名目收走了。更要命的是，市场力量也在压迫农民。自1996年起，粮价下降了近一半，小麦从0.8元一斤下降到0.4元一斤，种一亩地要竟然要亏损80元钱。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迫下，农民就被陷了“要钱不要命”困境，只好弃田进城，到小煤矿、小金矿、鞭炮厂、珠江三角洲的鞋厂、玩具厂、服装厂、皮革厂，去从事沉重而危险的劳动。

全球化与廉价劳动力优势　　

　　 然而，在某些学者和媒体看来，廉价劳动力正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因为中国劳动力不但便宜，而且储备庞大，源源不绝，所以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把中国当成他们的生产加工基地。据说，这就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

　　

　　然而，在我看来，这首先是全球化给跨国公司、发达国家带来的好处，其次是给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带来的好处。那些直接为外资企业和出口行业工作的白领，被企业征用了土地的土地主人，在这片土地上政府机构，都得到了好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却受着超经济剥削，体验着十九世纪英国工人的地狱般生活。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协议的执行，中国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农产品价格将继续下降，更大量的农民将会被迫离开土地，使本来已经很低的工资进一步下降，而本来已经很高的事故率进一步上升。

　　

　　其实，跨国公司们享受到的好处还不仅是廉价劳工，还有最低税收。吸引外资就要给外资创造优越的投资环境。什么是良好的投资环境？不仅是高速公路，也不仅仅是方便的通关条件，最主要的是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最低的政府税收。同样重要的是，当劳资纠纷发生时，政府能够维持资方利益，压制劳方的反抗。江西万载县的烟花厂是一家港资企业，当地政府对资方优厚有加，甚至当作衣食父母来看待，使资方对安全生产漫不经心，才酿成此次重大事故。一位波兰学者更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成功地吸引了除美国之外全球最多的外资，我们比不上，因为我们的工会太强大，吓跑了投资者。哪个老板不想到有政府撑腰而不许工人讨价还价的地方去设厂呢？

　　

　　 这就意味着，融入全球化必然要以牺牲工人、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如果政府能够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就不应该让放纵市场力量，而应该节制资本。政府应该调节市场经济产生的贫富悬殊，使每一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有安渡晚年的权利，有免于失业恐惧和疾病恐惧的权利。为此，政府就必须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撑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安全网。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15%左右，而美国则是35%到40%左右，欧洲则是50%到60%。中国的财政收入只够用来发人头费，建设基础设施或建立社会保障都严重缺乏资金。据估计，社保基金的缺口高达4万亿元左右，占GDP总额的40%。

　　

　　 这笔钱从哪里来？长远来看，只能从税收中来。有人提议用国有股减持来补社保基金缺口，结果立即引发股市崩盘。也有人考虑用国债来解决社保基金，但是国债余额已经近2万亿元，大规模增发的空间也不大。因此，只能靠增税。问题在于，当政府想增加税收时，外资就可能流出，出口竞争力就可能下降。由于中国经济已经变得过度依赖外资和进出口，这种选择似乎也不太可行。

　　

　　 于是，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的融入全球化政策，听任发生恶性事故的土壤变得更加肥沃；二是逐渐停止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摆脱对外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依靠国内资本和国内需求为主发展经济，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