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片段观感

——兼悼念毛岸青

李存山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u/4a0899010100077l

　　因为今年的写作任务重，我晚上不敢像往常那样多看电视，但昨天晚上看了CCTV一频道正在播放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的一个片段，使我心中又升起对杨昌济先生和青年毛泽东的景仰之情。本想写一篇谈教育的文章，但忙于“课题”的写作，没有动笔。今天下午读报纸，见载有新华社3月24日电《毛泽东次子毛岸青同志逝世》，这让我欲罢不能，抽出一点儿时间，写一篇观感，兼悼念毛岸青。

　　昨天我看的那个电视剧的片段，是杨昌济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上第一节伦理学课。他讲，学生的第一要务是“修身”，（引述《大学》的“修、齐、治、平”），只有身修德正才能打下服务于社会的基础；而“修身”首先要“立志”，（引述《论语》的“匹夫不可夺志”），只有志向明确才能不避艰苦，百折不挠（粗记其大意）。他让学生们各言其志，对有的学生说将来要教书、搞研究、办实业等等，还有一位学生说以后要做“关云长”，他都给予了鼓励，对有的发言虽然心有不许，但也不是当场进行批评。轮到毛泽东发言，毛说一时答不上来，他反问先生有何志向。于是杨昌济在黑板上写：“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毛泽东看到此诗句，心有震动。后来杨昌济对他女儿（杨开慧）说，毛泽东不轻言其志。他又找毛泽东谈话，让他在毕业的时候一定回答立有何志。据我所知，后来毛泽东的回答可能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我去年曾写了关于毛泽东的两篇博客文章，一篇是《青年毛泽东如何评价古人和国学》，另一篇是《晚年毛泽东与国学》。其中引有杨昌济的明志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我说：杨昌济是以中学为主而又中西兼通的一流学者和教育家，青年毛泽东就是由国学教育和中西文化交流培育出来的一株“大木”。青年毛泽东对国学的热衷、他所接受的国学教育，并没有把他“拖进保守思潮的行列”，也没有妨碍他接受当时的“最新思潮”乃至马克思主义，相反，正是因为他打下了国学的根底，立志要做王船山那样的“德业俱全者”，做范仲淹、曾国藩那样的“办事兼传教之人”，其见识和能力超出了五四时期一般的青年领袖，所以他在以后的发展中步步向前，终成为党内的最高领袖，成为在中国“拄长天”的一株“大木”。杨昌济可谓志得圆满，毛泽东未辜负其师所望。

　　我在67或68年曾读过介绍青年毛泽东的一些材料，所谓“废止朝食论”、“会当水击三千里，不信人生二百年”等等就是那时候记下的。虽然当时有搞“个人崇拜”的大背景，但青年毛泽东确实有过人之处，他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雄才大略和理论创造，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丰功伟绩。他晚年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与他因丰功伟绩而居于顶峰的权位有关，与他本人的个性才情也有关，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国情以及国际共运的理论与实践等等都有关系，毛泽东本人有责任，而这又是由综合复杂的因素造成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磋砣岁月”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在纪念我们插队30周年时曾有诗云：“润之十七奔省府，我辈斯年离京师。何由独服曾文正，岂敢偏心贾木石。”这里有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但我也一直认为：毛泽东是不世出之伟人。

　　毛泽东的伟大，其基础是他青年时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所受到的杨昌济、袁仲谦（我昨天看电视剧，袁给毛泽东的作文打70分，后来毛向袁学习韩愈的古文）、徐特立、黎锦熙等老师的良好教育。毛泽东的立志成才，是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始（我在1985年曾参观过这个学校）。反观我们现在的教育，学校有逐利的倾向，“修身”“立志”为学校教育所忽略，即使有这方面的课，可能也不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老师和学生主要是为了应对考试，而学生的应对考试不过是为了将来的“稻梁谋”，中专与大学的比率失调，社会没有为中专生留下大用武之地，在大学已难出高水平的人才，一个“师范学校”更难为社会培养出栋梁之材。我真希望教育部门的领导看看这部电视剧，向当年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学习。

　　毛泽东的伟大，是他志向高远，坚忍不拔，矢志不渝。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事业而坚忍奋斗，他的家庭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杨开慧、毛*泽、毛泽潭、毛泽建、毛岸英先后壮烈牺牲。杨开慧生有三子，在她牺牲后，毛岸龙在上海因病早逝，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上海流浪5年之久，毛岸青因此而患下疾病。1936年，毛岸英和毛岸青被送到苏联学习，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7年，毛岸英和毛岸青回国。后来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毛岸青则长期与疾病做斗争，在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室任俄文翻译，曾翻译出版了10多部马列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

　　毛泽东对子女要求严格，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孙计”。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很大进步，毛泽东为后来的领导者做出了表率。这也是毛泽东及其子女、孙辈令人尊敬的。毛岸青的逝世，令人哀悼，同时也使人们缅怀杨昌济、杨开慧、毛泽东、毛岸英等等做出的贡献。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史鉴的民族，也是一个尊重历史，尊重伟人及其后人的民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杨昌济、杨开慧、毛泽东、毛岸英、毛岸青等等为人民做出了贡献，此之谓不朽！

2007—03—25

“自由”与“毛泽东”

李存山

　　公木先生除了给我写过关于《庄子与惠施》的两封回信之外，他还于1993年8月2日惠寄我一本专著，即《第三自然界概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是以人类之前之外存在的世界为“第一自然界”，以人类通过实践而创造出来的对象世界为“第二自然界”，公木先生重点论述的是艺术王国的“第三自然界”。因为我对“艺术王国”是外行，加之当时庶务缠身，所以没有与公木先生在这方面作交流。在公木先生逝世之后，我倒有一个问题很想向他求证，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演变问题（公木是《军歌》的词作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无论其歌词还是其曲调，都是进行曲中绝佳的艺术珍品。“向前，向前，向前……”这是何等的英勇豪迈！“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这又是何等的脚踏实地、任重而道远！我在插队时喜欢吹笛子和口琴，在口琴曲中我最喜欢吹奏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后来我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前身是《八路军军歌》，这更让我增加了对这首歌的敬重，因为它凝聚了民族的精神和力量，不仅在解放战争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前几年看过一个电视片，第一次听到《八路军军歌》的片段，其中有一句歌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的“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八路军军歌》中是“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因为公木先生已逝世，我无法向他求证最初的歌词是否如此。不过，我认为歌词的这一变动是符合历史演变的进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旗帜”还不可能写进《八路军军歌》，而当时对“自由”的追求则是十分强烈的。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抗战歌曲《太行山上》，其歌词的首句是：“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团结就是力量》也可能作于抗战时期（？），其歌词的结尾是：“……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因此，把“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写进《八路军军歌》是顺理成章的。而在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思想”被写入了《党章》，此后《八路军军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把“自由的旗帜”改为“毛泽东的旗帜”也是顺理成章的。

　　《军歌》中的“自由”演变为“毛泽东”，这当然是历史进程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一进程应该理解为在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对“自由”的追求，而不应该是“毛泽东”对“自由”的否定。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的个性是追求“自由”的。其1925所作《沁园春•长沙》中就有：“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然而，在进入武装斗争时期以后，个人的自由就已不适应革命战争所需要的集中统一指挥。因此，毛泽东在1929年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批评了“极端民主化”和“个人主义”。在1937年他又写了《反对自由主义》。这两篇文章在文革时期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统称为“老五篇”，是人人都要读的。

　　毛泽东在抗战之初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主要是批评那种“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的自由、散漫主义。当时并没有形成对“自由”价值的否定，相反，抗战时期对“自由”的追求是很强烈的。我记得文革之前还允许说这样的话：“可以‘自由’，但可别（自由）‘主义’。”而进入文革以后，就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都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肆意践踏了。直到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对“自由”一词仍然心怀疑惧，有时候议论：“可以‘自由’，但可别（自由）‘化’。”

　　我一直没有介入近些年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对于这两派的观点，我只能给予部分的认同，而很难全盘肯定某一派的观点。我所理想的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某种折衷，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在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很肯定这样的话：“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在读李大钊的书时，我也很肯定他在《自由与秩序》一文中所说：“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李大钊在《平民主义》（按所谓“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一文中也说：“‘多数政治’不一定是圆满的‘平民主义’的政治，而‘自由政治’（free government）乃是真能与‘平民主义’的精神一致的。‘自由政治’的神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公同的认可。”

　　“社会”不应该与“个人”对立起来，“社会主义”不应该与“自由”“民主”对立起来。这与我近些年思考的中国特色的民主应该是以“自由、民本”为“体”是相符合的（严复曾说西方文化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所谓“从民本走向民主”，确切地说，就是从民本与君主制的结合走向民本与民主制的结合（参见拙文《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儒家的民本与民主》，载《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

　　“毛泽东的旗帜”不应该是对“自由的旗帜”的否定。这与毛泽东所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也是相符合的。

（2007—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