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毛老师的第495条理由——水利建设最辉煌的阶段


电视里天天播放西南干旱的跟踪道，旱情的严重程度让人心焦。大旱不但引起了人们的忡忡忧心，也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公社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成果的怀念。人民公社首先就是被旱涝灾害逼出来的。在人民公社期间，数亿人民克服种种困难同心协力团结奋斗治山治水，建造起我国完整的水利系统，从根本上改善了我国的农业生产条件，取得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的业绩，谁也无法否认，那是中国历史上水利建设最辉煌的时期。

大旱也为人们提供了深入认识人民公社的一个少有的平台。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像“农业为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样的路线观点，就是要经常讲，反复讲，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下面附录的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徐海亮先生这篇《“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系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讨会(2000北京)的论文。虽然大于对文中某些提法并不认同，但认为它很值得研读。


附：徐海亮：“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

　　

　　“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

　　

　　徐海亮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

　　

　　提要：本文以水利建设统计资料和有关水利史志资料为准(全国、省市资料，包括部分地、县区，乃至公社、生产队)，在建国40年的全过程中选出第三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进行分析，认为这一阶段的农业水利建设，对于增强国家的总体减灾抗灾能力，改变落后的生产条件，巩固国民经济基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为以后的经济政策调整、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物质基础。从中国的传统农业水利历史的全过程看，这是最辉煌的一个阶段。

　　

　　关键词： 水利建设 经济效益 “三五”—“五五”

　　

　　如何正确认识过去的水利建设的整体意义，对于客观地总结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和生产斗争的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也直接关系到认识我们曾经参与和创造的共和国水利历史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水利历史的研究，应当首先重在历史事实的尊重，从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和所谓的“是非价值”评判出发，去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肯定成效，去爱护与珍视亿万人民平凡而又非凡地年年月月创造的历史，她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同时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从中国水利史的高度去研究传统农业水利的局限性和历史教训，探讨水利建设变革的方向。在古代，封建的、唯心主义的史学方法，在水利史研究上历来表现为偏重和夸大政治派别、集团的斗争和个别人物、集团的主观意图对于水利兴衰的作用，严重地轻视和忽略千百万普通人民群众从事的生产斗争、经济建设的伟大活动。这种方法的重大局限，也在于它无视历史上任何水利建设，都是当时自然环境与人类互动关系的产物，都是植根社会经济需求的产物；在于无视人类的经济建设和自然改造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有其客观存在的历史价值。鉴于此，本文从统计资料出发，分析第三个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水利建设的经济效益，至于其整体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和实际的负面问题，留待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水利建设经济效益的概况

　　

　　水利部在1987年组织全系统，以较科学的、统一的经济计量的方法统计、分析建国以来的建设效益，根据其研究成果《建国40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1] 提供的基础统计和分析数据，在各省市各项事业经济效益序列中，筛选出各项指标的前五强，现将五强统计分列如下，大致反映出水利重点省市水利建设效益情况。

　　

　　表—1 1949—1987年水利各项事业经济效益统计分析

　　

　　

　　

　　注释： 水力发电仅系省市管理部分，按水电中心影子价格计算。各项价值均按1980年不变价格换算统计。

　　

　　统计说明，39年全国水利事业经济总效益为1.2万亿元，水利工程和劳力折资总投入为3301亿元，投入与产出比例为3.64:1.00。水利建设的经济利益是十分显著的。从统计资料中遴选出各类累计效益前五强省市列入表—1，可见以上前五强的单项效益，分别占全国同项统计总和的38—86%，其经济效益足以代表全国水利效益的大势。其中又以江苏、山东、湖北、河南、湖南五个水利大省和安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概略地看一些综合分析成果：

　　

　　(1)黄淮海流域的防洪经济效益 表—2

　　

　　

　　

　　黄河流域在“三五”、“四五”期间洪水较少，但中水、丰水的“五五”、“六五”期间总效益和年平均效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一时期黄河面临了第二次、三次加高堤防工程；显然60—70年代的投入，黄淮海流域都在当时和80年代得到了显著的回，保障了大江大河未出现重大决溢。

　　

　　(2)四大水利省的分析成果

　　

　　江苏的效益在水利大省中最突出。其主要经济、水利指标都在60—70年代大幅度增长，保证了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和土地锐减下的农业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表—3 江苏省农业经济统计

　　

　　

　　

　　《当代江苏简史》概括“三五”和“四五”的十年：“广大农村坚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行‘旱改水’等耕作制度改革，普遍培育和推广杂交稻、抗病棉等高产品种。先后完成江都水利枢纽、入江水道水利工程，进一步改善了生产条件，扩大稳产高产农田，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3.5%，全省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2.7%。苏南农村不断开拓新的生产领域，率先创办社队工业，开始改变江苏农村经济结构”。对水利建设的意义给予恰当的评价。

　　

　　水利大省河南，在研究时段完成水利投资26.75亿元。各个年代水利事业的农业效益(流域平均)统计，显示出水利建设对40年农业主要作物增产的巨大作用，而各种措施的增产幅度在60—70年代都取得最大。

　　

　　表—4 河南省各类水利建设的增产效益统计表

　　

　　

　　

　　湖北省在同期完成水利投资25.5亿元。长江、汉江大堤使得近40年减少江汉平原淹没耕地5018万亩，按80年价格计，效益为513.39亿元。灌溉除涝方面，湖北通过数理统计、总产分摊系数、典型摊算多种分析方法，结合地市上数字，采用了增产粮食8762万吨的效益值。湖北省以排涝与灌溉为中心，在65—80年阶段，大兴机电排灌站建设，使涝渍深重的江汉平原，从根本上解除威胁，成为粮棉油商品基地。以荆州地区为例，这一阶段建成大型机电排灌站36座，总装机约16万千瓦，占荆州全部大型排灌站的83%，排灌面积1100多万亩，占全部大型排灌面积的98.3%。

　　

　　表—5 湖南省灌溉效益统计表

　　

　　

　　

　　湖南在研究期内完成水利投资13.24亿元。其实际灌溉面积在70年代取得突破性发展，这和韶山灌区、欧阳海灌区、洞庭湖灌区等的建成配套有关。灌溉粮食单产和增产幅度都在76—85年间获得较大发展。《当代湖南简史》也概述了这一阶段的实情：“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农业学大寨’的推动下，湖南连续几年组织几百万人在冬、春两季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声势十分浩大……山区初步建成了以塘、坝为基础，以水库为骨干的‘长藤结式瓜’的灌溉系统；湖区防洪大堤进一步加固，排灌渠道和田园化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为湖南农业的连年丰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湖南农业生产形势一直比较好，呈稳定发展态势”。

　　

　　安徽与河南、山东情况类同，是历史上和50—60年代水旱困扰的省份，在研究时段，完成水利投资17亿元。这一时期全省灌溉面积以3.1%的年均速率递增，以灌溉、农业加工为主的农业耗电用量以14.4%速率递增，粮食产量以3.6%速率递增。在这一基础上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中的第一产业也以6.8和5.8%的年均速率获得增长，效益是十分显著的。

　　

　　(3)引黄灌溉

　　

　　“三五”到“五五”期间，河南、山东引黄灌溉恢复及大发展。山东荷泽等五市，引黄水量从69年的6.66亿立方米，增加到8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由580万亩扩展到1988万亩。灌区农民赞扬，因为有了好政策，有了黄河水，才保证了好收成。河南人民胜利渠是著名的老灌区，由于坚持引黄，粮食单产从65年的414斤/亩，发展到82年的1128斤/亩。仅新乡市区，引水量从71年的2千万方激增到76、77年的7.8、7.2千万方。开封市也从65年的3.4千万方，增加到79、83年的7.9、8.0千万方。引黄灌溉较大的改善了沿黄地市的生产条件，多年的盐碱、风沙地经淤灌改造成良田。地下水得到回补，增进井灌的能力。72年到81年，河南四次向天津调黄河水，累计输水8.8亿立方米，缓解天津燃眉之急。

　　

　　(4)其他地区、事业的效益实例

　　

　　北京在效益分析中，对水利投资占全市基建投资的比例，经济效益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作出统计。投资比例在文革以前是很大的，为5.15——8.13%，66—80年，为1.59—3.29%，平均是2.22%，81—87年，仅为0.62%。50—80年的投入，奠定了首都城市水利的工程基础。北京的城市供水体系保证了首都生活、生产和一切活动的正常运行。水利发挥的效益，则是63—75年时期较高，占同期工农业总产值的4.68—8.74%，“五五”期间为3.36%，相当于40年平均值，81—87年是2.52%，低于总体平均值。

　　

　　陕西从粮食、林果、饲料、拦泥和其他方面分别统计水土保持成果，60年代较50年代增加效益几近一倍，70年代是60年代的3.8倍，80年代是70年代的2倍。

　　

　　广东70年代灌溉效益从60年代的7.2亿元，发展到20.6亿元，80年代为54.6亿元。防洪效益60年代为32亿元，70年代为66.7亿元，80年代为47.2亿元。从1965年开始的东深供水，（到87年）累计为香港供水36.86亿立方米，改革开放以后，为深圳供水2.86亿立方米。

　　

　　大农业灌溉的新疆，粮棉油综合效益在60年是3.2亿元，70年是7.9亿元，80年是9.2亿元，87年由于棉油收购价格的提高，猛增至38.4亿元；但灌溉面积80年最高，达到3.4千万亩，87年只有2千万亩了。

　　

　　南方水力发电在70年代有较大发展。以云南省为例，1965年，水电装机容量占水火总装机的1/4，72年水电装机超过火电，到80年是火电的2倍；年发电量在73年二者持平，80年以后，水电发电总量一直为全省发电总量的59%左右。云南成为水电为主的边疆省份。从58年以后，云南水电建设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70年代以礼河、绿水河各梯级电站加紧建设，一一竣工发电并网。同时，就高水头建筑、发电、电网建设、隧洞施工积累了丰富经验，完成了鲁布革水电站的设计等前期工作，为1982年我国（水电工程）首次采用国际招标的鲁布革电站开工，创造了条件。云南水电迈入改革开放的前列，是二十多年艰苦建设量与质的积累之必然。

　　

　　广东省是70年代小水电发展较突出的。1975年，全省乙类小水电发电量，超过了同年农业用电总量，基本满足当时农村照明、动力需要，为农村电力发展奠定基础，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全省电网，支援了80年代改革初期城乡工业的发展；1987年，小水电年发电量超过当地用电量50%的县，达到55个，大大减轻了网电的压力。廉价的水电使偏远山乡的工农业迅速发展，特别是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这是广东80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一个实力条件。10个小水电试点县到1987年，工业产值比重上升到54.5%。

　　

　　南方许多省份，首先是本研究时期的农田排灌需要，由水利部门组织兴建农村电网，推进农村排灌—农产品加工—农村照明—乡镇企业用电的发展，小水电的发展提供了能源，在大电网建设之初，靠农电网和农村小水电保证了县区的工农业和人民生活用电。

　　

　　二 从60—80年代抗灾能力的检验看水利建设的起伏

　　

　　由于自然灾害自身规律、社会减灾抗灾组织机能和水利系统的减灾抗灾能力的提高和衰减，全国水旱灾害的成灾率变化呈现一定规律，这是社会综合抗灾能力的重要标志。

　　

　　按照全国水旱灾害逐年统计资料[2]，划分出成灾率发展变化的阶段。认为划分为60—65年（即大跃进后期及水利及国民经济恢复阶段），“三五”—“五五”，80年代三个阶段比较符合致灾程度的客观实际情况。统计说明，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无论是全国还是水利建设大省，对于水旱灾害的成灾率而言，1966年到1979年相对是最低的。西北以干旱为主的几省区成灾率变化趋势也完全一致。这一变化规律，显示了水利建设的起伏变化趋势，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本文研究时期水利建设对稳定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突出贡献。

　　

　　表—6 全部分水利省成灾率分析成果

　　

　　

　　

　　注：成灾率系旱涝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的比值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曾实事求是地回忆过这一过程。60年代初，水利部门通过调查研究，沉痛地和较为深刻的总结了前一个时期水利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1965年提出“三五”的治水方针，该方针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之下形成，概括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加强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66年2月，周主持北方八省市抗旱会议，确定每一省市由一位副总理任抗旱组组长，他兼任北京与河北的组长，农林水等部长分任各副组长。虽然文化革命发动后，对刚刚兴起的水利建设高潮有很大冲击影响，但水利领域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是按“三五”这个方针办的，特别是华北机井建设，发展灌溉和农田基本建设，以学大寨为契机搞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小型水利，坡地改梯地，平整土地。这一基本思路，确定了“三五”到“五五”的水利农业格局。当时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恰如其分。

　　

　　以历代水旱灾害深重的淮河流域为例，国务院1969年成立治淮规划小组，10月，李德生主持第一次会议，李先念、余秋里、纪登奎等参加会议。会议提出治理淮河近期标准是：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即能抗御普通水旱灾害，做到“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粮棉产量实现“纲要”水平，在特大洪水下保安全。次年北方农业会议期间，国务院召集豫鲁苏皖有关人员研究各治淮规划文件，研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与发展灌溉。后提出设想，用十年或稍长的时间，基本实现“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心愿。正是这样，淮北平原连续进行了以除涝泄洪为目标的新汴河等11条平原河道的开挖，71、72年茨淮新河、怀洪新河开工，同期，洪泽湖大堤加固、入江水道整治也得以开展。淮河干支河道的泄水减灾能力大有提高。截至1988年统计的安徽98座中型水库，有70座是66—79年建成的，安徽的中型灌区279万亩有效灌溉面积，有196万亩建于同期。淮北和淮河的建设得到丰厚的回，以1978年大旱为例，水利工程发挥巨大作用；河南11座大型水库全年供水30亿立方米，安徽大别山区5大水库，在入库水量只有18亿的情况下，为灌区放水34亿；江苏新建的江都抽长江水63亿立方米支援淮河抗旱。1978年抗旱、1991年抗洪，证明灾害深重的淮河流域，正在改变着历史面貌。当年荒沙盐碱的黄泛区，灾情严重的皖北、苏北、鲁西南，逐步成为商品粮棉基地。

　　

　　1970年8月，在国际国内特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周恩来主持北方农业会议，提出“四五”奋斗目标是：尽快扭转南粮北运局面，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到70年代后期，每年投入水利资金100多亿元，是基本建设的大户。“三五”—“四五”阶段，海河水系得到大力治理，排洪能力是1963年底倍。北方13省市，66—71年新建机井数，为前17年的三倍，冀鲁豫三省机井灌溉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一半，粮食基本实现自给。“三五”方针尽管和后来水利方针比较，尚无什麽新意，而且是传统农业水利思维模式在新的经济跃进指导下的产物，从而在治水中也出现了违背自然和经济规律的失误。但在那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用这个方针统一了全国在水利建设上的思想，15年基本上是这样去做的。特别是，在70年代，我国防止水旱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也结束了南粮北运的局面——隋唐以来所谓粮赋仰给江南的局面。这对于调整南北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提高整体国力，促进南北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现代化，都有深远的意义。诚然，这一基本格局的调整，依靠社会组织、政策层面和农业技术综合投入及水利措施的集合（水利总效益量只占同期农业总产值的16%）。同时，在70年代初业已注意到农业的整体发展，1972年4月16日“人民日”社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就批判了极左思潮、提出落实政策。但是到80年代初期，水利落入低潮，在批判文化革命时，有人认为这一期间的水利建设也是左的产物。亿万干部群众兴修水利的精神和实践，被简单地作为文革政治的附属物和大跃进的再现来看待。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水利再次下马，资金再次被大大削减，中央下拨地方的农田水利资金很多被挪用。从成灾率看水利抗灾能力的变异，客观地说明了这一次水利低潮的负面作用。

　　

　　80年全国统一进行农业水利区划工作，查清和落实现有水利设施家底。反映出1979年底的水利建设实力，成果汇编于《中国农业水利简明区划》 [3]。1988年进行水利经济效益统计时，也计入各省市的水利工程实力。两下相比，水利大省的部分统计数字有所下降。江苏省情况较正常发展，有效灌溉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缓慢增加。山东省有效灌溉面积减少3.3%。湖北省有效灌溉面积减少2.3%，旱涝保收面积减少3%。湖南省有效灌溉面积减少7.8%。，而河南省则减少了18%，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减少19%。河北省有效灌溉面积减少1.4%，安徽则减少10.4%，旱涝保收面积减少了7%；在淮北地区，80—85年机井减少19.4%，设备完好的减少71.4%，输电线路减少67%，井灌渠道被平毁85%。水利大省的这次低潮，是全国大势的反映。水利设施完好量统计的下降，是80年代减灾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动因。

　　

　　胡鞍钢在《中国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中分析了建国四十年水利基建投资比重变化及其影响。他指出，由于工程老化失修、基建占地以及人为破坏，80年以后全国灌溉一直徘徊，81—90年灌溉面积保有量净减282.9万公顷。1970年以前，基建投资一般具有2—3年滞后，1970—1980年，滞后变为1—2年，即投资第二年成灾率下降。1980年以后这种滞后效应消失，投资比重变化当年就会反映在成灾率的变化上，“说明农业水利基本建设已十分脆弱，对灾害的缓冲能力已很低”。本文的统计分析也得出类同的结论。

　　

　　60年代，我们刚刚从饥荒中走出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国家和水利、农业部门基于解决穿衣吃饭根本问题，从第三个五年计划所致力的水利事业，必须历史唯物的去认识。至于当时的治水方针和具体措施存在何种局限，如何不适应市场经济、如何缺乏资源水利的现代概念，那是90年代——甚至更后人们才开始去真正认识和宣传的水利模式问题，严肃的历史科学者不应该去苛求过去，水利模式也不是本文阐述的范畴。实际上，研究时期的水利建设，开始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洪涝严重威胁，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落后局面，直接支持了同期国民经济建设，是新中国第二次现代化的努力，第二次引进高潮的同期产物和物质基础。公正地说，正是这一时期农业水利打下的宏大基础，才保证了在水利投入巨减，工程老化、被破坏，水旱灾害日臻严重时，农村体制改革和城市改革开放兴起（和基建资金大幅度转移）成功。没有70年代的农业物质基础，80年代的城乡改革就可能成为一纸画饼。

　　

　　三、水利大省河南的历史典型

　　

　　在“大跃进”时农业和水利曾遭致重大创伤的河南省，1969年政治和社会形势开始稳定下来，当时省革委致力于发展经济，制定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纲要，要求在3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建设稳产高产田5千万亩，完成10大灌溉工程和机电井配套7万眼任务。1970年8月，国务院主持召开全国北方14个省、市农业会议，总结交流各地学大寨的经验，要求尽快扭转“南粮北运”局面，在“四五”期间作到人均一亩稳产高产田；河南的想法与中央、国务院精神是完全一致的。1972年8月、1973年7月，国务院又两次召开北方抗旱会议，要求在三、五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周恩来提出“四五”“五五”的粮食产量目标；分配给河南的任务是到1980年粮食产量达到250亿公斤。为贯彻中央决定，河南省水利会议初步制定了旱涝保收田的6条建议标准，关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10条规定。在“四五”期间，河南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运动。1971—1975水利年度冬春4个月，最高上工人数达到800—1600万人，占全部农业整、半劳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亿立方米。机井从70年的25.4万眼增至75年的52.7万眼，已配套42.7万眼。旱涝保收田从70年的2172万亩发展到75年的3146万亩，有效灌溉面积从70年的3768万亩增至75年的5374万亩。平心而论，河南农村的面貌正是在70年代开始发生改变，河南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为80年代改革开放积累了物质力量。（详见附表）

　　

　　不宜用类似“苗”和“草”的概念化办法为水利建设贴政治标签。《河南省志—水利志》[4] 认为，文化革命时期，“水利工作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治水方针没有改变，加上前3年的调整、整顿、修养生息和群众要求改变面貌的强烈愿望，全省水利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大跃进留下多座有问题的尾巴工程，在“三五”—“六五”期间逐步解决，在66年至74年间完成的大中型水库，占现有全部工程的一半；且大型水库的效益发挥，在全国是较快较好的省。显示河南艰苦奋斗精神的林县红旗渠，主要工程在70年代完成，66—85年共引水61.3亿立方米，解决了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引沁灌区兴建于65年，75年完工。长江流域的鸭河口灌区、引丹灌区，也在“三五”“四五”时期建成，后者重建了古代的南阳灌溉，为南水北调作出尝试。豫皖边界的梅山灌区在河南境内的分干工程，都是“三五”“四五”修建配套的。可以说，河南的十大灌区，主要都是这一时期建成配套的。同期的引黄灌溉恢复、发展，促进了1980年的全面引黄规划，到1987年，全省设计引黄面积达到559万亩，有效面积295万亩，并对引黄济津、放淤改土、抗旱补源发挥效益。这一时期，省境黄河系列堤防进行建国来第二次、三次大复堤工程，保证了全国的重点防洪。1968年大水后，开展淮河干支堤防培修加固，进行圩区提排试点，并对豫东、豫南平原众多河道进行综合治理。1974年，省委总结沈丘县莲池公社经验，提出平原治水方针，河道建闸形成高潮；66—76年间，共建成14座大型水闸，形成一系列平原重点排灌区域。河南农业、水利面貌的变化，是诸多工程、事业的综合结果。这一阶段，河南农民群众为水利化作出重大贡献；仅以浩大的基建土方工程为例，当年基建投入的土方概算每立方米为0.45元，而笔者在豫东实际调查，大队、生产队由于劳力投入、出工补助、粮食柴草、生产器具消耗，每方土需付出一元左右。（以上两段大部分资料见文献 [5] ）

　　

　　表—7 河南水利工程实际完成量

　　

　　

　　

　　和80年代相比，70年代实际完成的工程实物量是非常突出的，在建国40年的水利建设中，本文研究时期的实际完成量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水利的投入直接推动了河南的农业经济发展。下表统计了“三五”到“五五”末河南逐年主要社会经济统计状况。

　　

　　表—8 河南省农业及国民经济统计

　　

　　

　　

　　应当指出，河南的工农业产值 65—75年每年递增9.87%，居全国第二，同期国民收入每年递增7.70%，也居第二位；以1965—1967年，1978—1980年统计的三年平均值分别计算，1965到1980年的年均递增率：粮食总产量为3.5%，棉花为1.8%，农业产值为5.1%，农村集体企业（社队企业，后来发展为乡镇企业）为14%，全省财政收入为7.3%。说明在“三五”到“五五”期间，农业大省的河南，农业经济和全省经济实力发展非常可观。作为农业水利命脉的水利建设事业，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河南被认为是文革运动的重受灾户，猛烈的群众运动一度摧毁了党政权力机构和正常的经济运作。从水利事业、部门、人员实情看，在运动初期，水利机构被拆散，水利各级行政、技术骨干受到冲击，水利工作一度受到较大影响。但是，河南省在第一书记刘建勋带领下，省市县干部站出来参与、领导运动，河南党政干部在文革运动中，按当时的路线方针始终发挥了较大的主导作用。1968年夏信阳大水，省革委组织群众、干部抗灾救灾。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原副省长王维群在结合后主持农业、水利工作。1968年2月、次年11月，两名原水利厅副厅长作为领导干部代表参加主持省革委水利局工作，1970年8月到1975年4月，8名原厅处级行政技术老干部进入局领导班子。地市县水利局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机构改革中，大批水利人员下放五七干校，但广大水利职工坚持工作，省市“斗批改”干部，69年先后回到原单位恢复工作，以适应水利大发展的客观需要，部分仍在地县锻炼的干部，参加了当地的水库、灌区及其他的设计、施工，加强了基层的技术力量。省水利厅几位40年代出身的总工程师，由省委领导在70年代初亲自点名“解放”，参加全省水利大计。不过，许多技术骨干，在其后绵延的派性争斗里，发挥也受到限制和影响。同时应看到，大多数水利干部，特别是技术干部参加了文革群众组织，有的同志作为中青年或知识分子的群众代表进入各级班子，但他们主观动因并不是为了“动乱”、“破坏”去拥护运动的，绝大多数人在70年代投入水利化建设，为河南水利作出贡献。尽管当时的具体工作有这种或那种的干扰，不尽人意，但河南干部、群众在“三五”至“五五”期间的艰苦努力，人的基本精神状态，都不应随意嘲弄贬低的。笔者参加了“75.8”紧张有序的抗灾救灾斗争，看到干部和群众的实际情况，深深体会到河南党政干部和群众的团结、奋斗精神，是不可摧毁的。至于治水方针和具体措施存在的历史局限问题，其科学性的探讨，则是本文以外另一个问题。

　　

　　70年代末，河南与全国一样再次出现大上项目，基建战线过长的局面。79年全省农业会议对当时水利建设摊子大、战线长、配套差、管理弱、效益慢严重认识不足。1980年，水利基建投资大大削减：79年1.68亿元，80年0.9亿元，81年0.4亿元，82年0.38亿元，83年0.53亿元，84年0.56亿元，85年0.72亿元，86年0.79亿元，87年0.8亿元，88年才上升到1.05亿元。如果考虑到价格因素和群众劳力投入锐减因素，“六五”“七五”的水利投入在基建投资中的比重，远远小于“三五”到“五五”期间，81年以来一直在1.9—2.0%的水平上下徘徊。草创于经济实力较弱时的河南水利，还面临工程标准过低和老化的问题；同时，农村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大变动改革，和农业社会历史上每次大变动一样，出现对原国有水利和集体水利的负向冲击。在调整生产体制中，出现毁林开荒，平井渠填沟泄，破堤取土，拆分、哄抢、偷盗集体生产资料（特别是农机、灌溉器械），以前辛苦建设的水利设施，遭到破坏，使水利效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1979—1985年，灌溉面积衰减1034万亩，85年总有效灌溉面积甚至低于80年（其间每年还有新增面积）。多年奋斗目标的旱涝保收田，66年是1445万亩，80年到3602万亩，88年为3532万亩，到92年才又回复到4415万亩。全省对水利衰减原因分类，认为由于原规划不合理或水源变化的占10—15%，设施老化占30%，管理不善和人为破坏占50—55%。

　　

　　河南是典型的，反映出全国水利历史的一个发展变化趋势及其曲折。陕西泾惠渠是古今著名的大型灌区，泾惠渠志认为：“自1981年以来，因工程设施老化失修，人为破坏及管护工作削弱，渠井双灌部分地区单用井水等多种原因，渠首年引水量下降，从1980年的4.1亿立方米逐年减少到2.1亿立方米，实际渠水灌溉面积从133万亩减少为92.8万亩”。浙东鄞县水利局对旱涝保收田面积和农田抗旱能力作出统计分析，结果二者在70年代中期大幅度发展，在80—83年达到最高峰，之后出现持续下降。浙江省在效益分析时，统一做了全省农田抗旱能力分析统计，成果说明，抗旱持续70天以上的农田，65年是1265万亩，84年达到1527万亩的最高水平，之后出现递减。鄞县和浙江全省情况都是一致的。统计数据显示“三五”——“五五”是农业水利的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用几近原始的纯人力办法开展的农田水利建设，为后来的现代农业发展改善了生产基础。以人类学方法研究人民公社兴衰的专著《告别理想》[6]，极其细腻地调查、分析浙北海宁县农村经济，从朝阳公社红旗大队联丰生产队的劳动构成看出，1975年农田水利的劳力投入，占全队总工分的十分之一强，而该队属中等水平，还有超过13%的。该著客观分析到：“农田水利建设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农民对此存有怨言，但生产队却有一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主要是由于生存的压力，生产队为了满足增长着的粮食需求而不得不设法改善粮食作物的生产条件。”“70年代的这种农业过密集投入大大改善了浙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环境，为农业机械化和规模经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农民把这片土地看成是集体化时期留下的一份‘遗产’”。

　　

　　四、研究阶段在40年水利历史中的位置

　　

　　表—9 对建国40年历年全国各省市水利基建投资进行分析统计如下：

　　

　　

　　

　　统计说明，从“二五”到“五五”时期，水利基建投资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始终占有显著优势地位，所占比例均较大程度超过40年的平均值；“二五”和三年调整阶段投入很大，和当时处于大跃进和调整的特殊时期有关，投入的负效益也较大，所存在的问题很多。但“三五”到“五五”时期，水利在全国基建和农林水气象投入中的持续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从而也看出农林水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优先地位。

　　

　　表—10 而全国和代表省份的水利投资完成情况如下：

　　

　　

　　

　　全国和代表省份统计的趋势完全一致，在70年代是水利投资完成数额最高的时期。

　　

　　从建国40年各项水利指标统计看，在“五五”的结束年1979年，诸多项指标已经达到或者接近1987年的水平。有效灌溉面积7亿亩，是87年的97.3%。除涝面积2.6亿亩，为1987年水平的91.4%。盐碱耕地改良6200万亩，是1987年水平的86.9%。大中小型水库8.6万座，略多于1987年统计数座。总库容4千万立方米，为1987年的89.4%。各类堤防长度16.5万公里，达到1987年的82.5%。已配套机井220万眼，占1987年的90%。排灌机械保有量为1987年水平的82.4%。但1980年之后，在解决人畜饮水和水电装机方面，有很大的提高。公正地说，研究时期的水利建设奠定了80年代的水利大势。

　　

　　在这一建设高潮下，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得到稳步发展，以1965年全国总产量为基数，其后15年，粮食和棉花分别以3.4%和1.7%的年增率递增。

　　

　　对历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实际灌溉面积、机电灌溉面积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总的印象：

　　

　　全国有效灌溉面积保有量，在1980年达到顶峰，为万亩。水利大省河南、河北、安徽在1978—1979年分别达到最高水平。江苏省一直扩大发展，在1987年持有数最大。山东、湖北、湖南三省在“六五”期间持续有所发展，在1983—1984年分别达到高峰。全国历年实际灌溉面积，在1978年达到顶峰，为万亩。“六五”“七五”期间有所下降，但1988年又恢复到万亩的水平。水利大省安徽、湖南，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在1976、1977、1978年分别达到最大值。江苏省曾在1979年达到最高保有水平，其后与全国变化趋势相同，但在1988年有恢复到仅次于该年的水平。

　　

　　对于易涝地区农田的治理，“四五”以来发展态势较为均衡。1975—1988年，全国除涝耕地治理面积占易涝耕地面积的72.7—78.3%，其间虽有低落年份，但总趋势是上升的。水利大省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湖南都是呈上升趋势，河北持平，河南在79年后大幅下降，85年后回调到75年水平。

　　

　　表—11 全国与有关省市历年机电水井配套和完好数（单位 万眼）

　　

　　

　　

　　统计说明黄淮海平原的河北与山东机井始终呈正态上升状，但安徽、河南在1980年之后，有大幅度下降，机井配套遭到较大破坏。不过全国和有关省的机井配套动力机械持有量都是呈上升的。

　　

　　五、几点认识

　　

　　（1）“三五”到“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高潮对于改变农业经济的面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总体抗灾能力和国力，起到重要作用。“五五”后水利的退潮直接地降低了全国的抗灾能力。

　　

　　（2）研究时期的水利建设方针，在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主持下制订，是基于尽快改变“三年自然灾害”时低下的农业水利抗灾能力的状态，尽快改变落后的农业经济面貌，所以，以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为目的，以扭转“南粮北运”为目的，在水利农业建设中提倡的“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精神，应当历史地去评价。广大干部群众以追求自然、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的本能，去拥戴、理解和贯彻执行以及诠释了这一系列中共中央的方针，应当唯物地、准确地去评价群众创造历史的行动和实际成果。

　　

　　（3）农业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有利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强化，并尽可能地将特定体制和生产关系所可容纳的生产力得到特殊的发挥，但不应因此给从属于计划体制的水利建设贴政治标签；以是否属于计划经济来作为水利建设是非价值判断的标准，在经济史、技术史研究中不会是严肃的。实际上，人民公社产生于1957—1958年水利化建设的契机，而研究阶段的计划体制的农业水利热潮，强化了公社制度，也迎来了她的终结。

　　

　　（4）传统农业水利体制的局限问题，应当通过深入探讨，得出科学的，有益的启迪。这是在本文研讨意义之外的另一重大问题。同时，研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并不妨碍我们肯定历史水利活动的在当时和整个历史过程中的特定积极意义。如果从几千年中国传统的农业水利历史全过程来看，研究时段有可能是她最后的辉煌阶段。

　　

　　（5）大量材料说明，许多地方从农民的劳动，通过农业的发展积累了预算以外的资金，各地县区的水利、农田基建热潮，使得农电、农机和五小工业得到发展，形成地方在80年代农业转型和乡镇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映证当时国务院和国家计委的某种建设方针在中共“九大”以后得到贯彻实施，即企图以农业为基础，实现工业现代化；实际上水利化促进地方制造业的发展，也拉动了地方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从这一角度看，与其说水利建设客观上去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毋宁说中国农村从这里走向了发展的新起点。

　　

　　主要参考文献

　　

　　[1]《建国40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

　　

　　[2]《四十年水利建设成就-水利统计资料》水利部计划司1990年。

　　

　　[3]《中国农业水利简明区划》1981年。

　　

　　[4]《河南省志-水利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5]《当代河南的水利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6]《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

　　

　　其他参考文献

　　

　　河南省大事记，黄河志，长江志，新中国治淮记略，河南黄河志，山东黄河志，当代江苏简史，当代湖南简史，泾惠渠志，云南省志-电力志，安徽省志-水利志，广东省水利志，各有关统计年鉴，顺德县水利志，鄞县水利志，北京市水利志，湖北省大型电力排灌站技术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