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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发钱—克服经济危机的利器
按人发钱—克服经济危机的利器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一、背景介绍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不仅使人们的金融资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进一步侵蚀到实体经济，导致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使中国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毫无防备，遭受的损失也尤为突出。
面对这场危机，各国政府相继采取了各种对抗危机的手段。美国于2008年11月通过了8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中国政府也宣布了4万亿的救市方案，紧接着各地政府层层加码，合计出台了约18万亿的投资方案。
在诸多救市方案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亮点，那就是笔者倡导了多年的“按人发钱”。2008年11月18日，台湾地区宣布每人发放3600台币的消费券，穷人富人都一样，完全平均发放。12月20日，日本公布了总额高达2万亿日元的定额补助金发放方案，发放标准为每人发放日元（合人民币924元），65岁以上和18岁以下者发放日元，发放对象不仅包括日本人，还包括所有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2008年12月中旬，被人们称为“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南京广州等地的演讲中也提出中国应该拿出1万亿人民币，给全民发消费券，以扩大国内需求。一时间，发钱发消费券成了中国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二、理论介绍
历史
主张给民众无条件发钱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孔子的思想中、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能够找到它的痕迹。基本收入国际网络（BIEN）的研究者认为，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建议已经存在至少200年了，这项建议的大部分是受到了激进的英国人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 ，1750—1814）的启发，他与美国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富立叶共同拥有这个思想。
米德（1977年诺奖得主）于1930年参加一个研讨凯恩斯理论的剑桥学术圈。它于1935年在《工人政府的经济政策手册》中为公民收入或社会分红的实行而辩护。米德认为这个工具对增加经济中的就业非常重要。
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有条件”是指失业者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失业、且仍在不断地找工作。“社会分红”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乍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分红”似乎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加削弱接受低酬职业的积极性。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则再加20元。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取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的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的工作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被激励去工作。
类似地，弗里德曼于1962年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论证到资本主义是与人类自由最相容的制度，但它无法完全解决贫穷问题。仅有一个工具，可以在不扭曲或阻碍市场机能和融资的情况下帮助人们，那就是负所得税。负所得税可以以个人或家庭来界定。对那些不能取得一定的年收入或月收入的人，赋予他们取得一定数量补偿的法律权利，这个补偿的数量等于当前收入与个人或家庭的适用数量之差的某个比例。假定法律规定的收入门槛是一个年龄18岁以上的成年人每月600美元，税率为50%。如果一个人生病、失业，或者一个月没有收入，则这个人就有权利领到300美元。如果一个人得到一份300美元的工作，他将领到150美元的收入补助，合计月收入提高到450美元。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总是有一个激励让人去工作，因为仍然允许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就业的话。大体上没有人会拒绝一个最低收入。
在上世纪60年代，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和弗里德曼讨论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发展了负所得税的概念，研究战胜贫穷和稳定美国经济状态的道路。
1968年，托宾、加尔布雷斯、Robert Lampman、Harold Watts、萨缪尔森，以及其他1200位经济学家向美国议会发出了一个宣言，赞成基本收入保障计划和补贴制度。
在20世纪早期，经济学家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就最低收入的重要性达成了一个共识，甚至那些有名的资本主义的卫道者（连同他们的批评者）也一起分享了这个共识。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于1944年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批评法西斯主义、维护市场经济，却仍然强调保证每个人生存的重要性。
比利时经济学家范帕瑞斯说“基本收入是21世纪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思想”。经济学诺奖得主索罗为范帕瑞斯的书作序，大力倡导基本收入。诺奖得主西蒙于2000年在波士顿评论上撰文支持基本收入，他认为不仅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人类知识应该被全人类共享，而且“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也不应当被少数人独占。
的研究
长期致力于社会分红领域的研究，主要着眼点放在如何解决生产过剩、让过剩生产力造福社会上。认为，社会分红的资金不仅可以来自于财政盈余和公有企业利润，还可以来自中央银行，认为只要有生产过剩，就可以透过改革货币发行制度，给国民分红，从而消化生产过剩，化解经济危机，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社会造福。
很多分析家认为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不过，有些人更愿意把生产过剩说成是需求不足。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在克服生产过剩方面作出了各种努力，但始终没有摆脱生产过剩的痼疾，只不过是在生产过剩的形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最早期的生产过剩的形式是产品过剩，它起因于大规模的无计划的生产。当企业按照订单生产以后，产品过剩的情形得到缓解，于是，生产过剩的形式就转化为由投资过度引起的产能过剩。当政府干预过度投资以后，产能过剩的情形得到缓解，于是，生产过剩的形式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过剩——具体表现为失业增加及资本过剩。目前三种形式同时存在，只不过在某些时段某种形式表现得更加显著一些罢了。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扰。
由于传统的各种政策手段都无法有效利用过剩产能，因此，设想建立一种社会分红制度，即：每个家庭在商业银行开一个账户，由中央银行定期向每个账户按照人头数汇入一笔钱，作为社会分红。这类似于上市公司派红利，人头数就是股份数。分红数量的多少由政府根据社会初次分配后的剩余生产力来决定。
支撑货币信用的物质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凡一切过剩，都可以作为社会分红的物质基础。只要我们有过剩的生产力，就不要说我们没有钱，就不须为没钱而愁眉苦脸；只要我们有过剩的生产力，就可以印钱，只要平均分发，体现公平原则，就没有道德瑕疵。这种办法与传统的政策手段相比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如果以加重企业税负的方式来索取过剩产能，会遭到企业的激烈反对，过剩产能不是利润，几乎无法对其征税。而这种办法很温和，可以顺利解决这个难题。其次，如果以政府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会给政府带来繁重的债务。而这种办法无此缺点。过剩产能归根到底是劳动创造的。以过剩产能为物质基础印出来的钱，应当属于全民共同平等所有。政府可以从中收取一部分税收用于公共利益，但必须经由适当的程序。
一般而言，如果有闲置的生产力，以及社会分红使它得到利用，则通过新钞票创造来筹措社会分红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会增加真实的总产出和收入。如果没有闲置的生产力可用，这种筹集资金的方法会导致通货膨胀，同时也没有额外的真实总收入。
三、各种方案的比较
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应当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而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投资基建。我们知道，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首先是消费需求的萎缩，广大劳动者阶层没有足够的消费力去消化企业的全部产出。没有了消费，也就没有投资，于是就发生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一项刺激政策措施的成败和效率，关键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消费需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们可以计算出2007年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1.32%，这个数据实际上就是基建投资能够转化为工资的比例，实际上，根据的调查，很多大项目经过层层剥皮，工资成本仅仅占8-9%。
但是，同样一笔钱，如果是按人头平均发下来，统计数据显示会有大约70%转化为消费。（研究表明，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为83% ，边际消费倾向为70% ）。
这就是说，发钱比投资基建，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这对改善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畸形需求结构，有很大帮助。国家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灵活决定分红的数量，灵活调节消费与投资的比例。这项工具比使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更有效率、更安全、更公平，可以做为宏观调控的除了利率、汇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外的“第四杠杆”。
发钱的效果如何，上面的统计数据最有说服力。有人认为中国人看病、养老、上学要花很多钱，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会把钱存起来，以便应对将来之需。我认为这是城市知识分子等一小批中产阶级的典型想法，而他们占人口的比例很少，他们的这种消费心理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统计数据也不支持这个观点。虽然2007年底的银行存款达到38.9万亿，但大多数的钱在少数人手里，人均存款数没有任何参考意义。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大，少数富人会存钱，但大多数穷人会消费。有些人说日本2000年发“地域振兴券”并不成功，并以此来反对中国发钱，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当时已经很富，而且贫富差距小。中国人55.1%是贫穷的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的60%，每天支出没有超过3美元，这些人口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统计数据支持这个结论。
直接发钱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经告诫皇帝说“分生不分熟”，意思是说应该把生食品分给大家，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蒸、炒、煎、炸，这要比把食品煮熟了分给大家更受欢迎。这就是说，与其让政府包办福利，还不如把钱发到个人手里，让消费者自己决定如何花费，效果更好。或许货币形式的福利比实物形式的福利有更高的效率，更受欢迎。另外，公共产品过多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中国的穷人更需要私人产品，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更高级的需求。例如，政府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修建飞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这些就不是民众迫切需要的，民众也很难从中受益，最后导致资源浪费。另外，新闻道说，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前几年刚花钱为山区修建的学校现在有很多变成了猪圈、鸡圈。
发钱的另一个好处是，让消费者选择救哪些行业、救那些企业，这样做的好处是优化了资源配置。一个行业、一家企业该不该救，它的规模应该多大，应当让市场作出选择。把钱发给大家，大家想要什么产品，企业就生产什么产品，这个行业自然而然就得救了。而那些生产的产品找不到市场的企业，关了门也是应该的。
也有人认为应该拿这些钱来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办法对民众的好处未必优于社会分红。关键问题是，这个福利体系能多大程度惠及低收入群体？计划体制时代，中国就已建立了国家福利体系，但这套福利体系在福利覆盖方面欠缺公平。它只覆盖了最稳定的国有部门，而没有顾及到农民及城市非国有部门的员工，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医疗、退休等福利也呈现出这种逆向再分配效应。直到今天，国家福利体系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对于这样的福利体系，再把更多的钱投入进去，未必能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多大福利。与此相反，社会分红的办法起码不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可以惠及全社会各阶层、各地区。
有人认为这项制度会养懒汉，其实不然。在这项制度下，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包括两部分：工资收入和社会分红。因为社会分红的多少是以生产过剩的多少来决定的，如果愿意工作的人数减少，则生产过剩减少，分红也相应地减少，有些人就会觉得仅靠分红会不够花费，于是就会去工作。反之，如果参加工作的人很多，则生产过剩增加，分红也相应地增加，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工作也可以过得很好，于是就会放弃工作去享受闲暇。这是一个自动负反馈调节机制，可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在这个系统中，劳动者可以实现多劳多得。
按人发钱，就是给企业补充利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可能被很多人忽视。办企业就是要赚钱，可钱从哪里来？钱都是从银行借出来的。因此，一部分企业企业赚了钱，必然对应着另一部分企业要亏钱。企业赚了钱好说，可亏了钱就无法还银行贷款，假以时日，亏损越积越多，不仅企业要倒闭，甚至还要拖累银行，使银行资产结构恶化。如果有一个渠道，能够源源不断地往市场中注入钱——利润，上面的这种悲惨结局就可以避免。自2008年5月以来，中央银行5次大幅降息，这种办法充其量只能给市场补充资本，而不是补充利润。因此，市场反应冷淡。市场缺乏的是利润，而不是资本。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就相当于“马用缰绳推车上山”，使不上劲。
四、资金及“通货膨胀”
只要有过剩的生产力，就可以创造与之对应的货币，就可以发钞。然而，实际政策操作中有一个筹钱的技术问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让财政转移支付一部分，是完全有道理的。除了财政转移支付，本文再讨论一个更加容易的筹钱办法。
德国馬丁路德大学的虎博（Joseph Huber）教授在他的著作《创造新货币》中指出，凭借着现代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商业银行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创造了大量的非现金货币，也即是占M1绝大部分的活期存款。虎博教授认为，这些非现金活期存款充当法定货币的职能，按理说它应当是政府的铸币税收入，但政府放弃了，于是便给银行业带来了巨额的非正常特殊利益。
中国2007年的M1与上年相比增加了亿，其中现金仅增加3302亿元，活期存款净增加亿。如果我们能把M1增量的一部分置换成铸币税，比方说50%，就是亿元，差不多每人可以发1000元了。中央银行可以把这笔钱作为铸币税交给财政，再由财政把这些钱平均发给全国人民，在发钱的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限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使M1的总量仍然符合我们预先设定的控制目标。这样做就可以完全打消通货膨胀的疑虑，这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五、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积累，人类用大量的机器取代了劳动，这时候已经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以劳动作为谋生的唯一手段，社会也显得越来越没有能力让所有人就业。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商品，现有的生产力完全可以让世界上每一个人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因此，如何通过温和的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吸收生产过剩，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是２１世纪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对此课题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具体技术细节上做了一些探讨。
[注1]《中国统计年鉴》把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分别分成5个等份，然后列出他们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2007年农村人口的消费占纯收入的比例（依收入由低到高排列）分别为137.4%, 91.3%, 80.3%, 71.8%, 61.2%；城镇人口分别为90.2%, 80.0%, 75.5%, 70.6%, 65.5%。把以上两组数据分别做算术平均（因为每组的人数相等），得到：农村为88.4%，城镇为76.4%。农村人口占总人口55.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44.9%，再做加权平均，得到：
88.4%X55.1%+76.4%X44.9%=83.0%。
[注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我国农村居民2007年的人均纯收入比2006年增加553元，消费支出增加395元 ，消费增加占收入增加的71.4%；我国农村居民200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6年增加2026.3元，消费增加1300.9元，消费增加占收入增加的64.2%。这两个百分数其实就是边际消费倾向。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55.1%，城市人口占44.9%，加权平均可以得出2007年全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68.17%.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一、背景介绍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不仅使人们的金融资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进一步侵蚀到实体经济，导致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使中国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毫无防备，遭受的损失也尤为突出。
面对这场危机，各国政府相继采取了各种对抗危机的手段。美国于2008年11月通过了8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中国政府也宣布了4万亿的救市方案，紧接着各地政府层层加码，合计出台了约18万亿的投资方案。
在诸多救市方案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亮点，那就是笔者倡导了多年的“按人发钱”。2008年11月18日，台湾地区宣布每人发放3600台币的消费券，穷人富人都一样，完全平均发放。12月20日，日本公布了总额高达2万亿日元的定额补助金发放方案，发放标准为每人发放日元（合人民币924元），65岁以上和18岁以下者发放日元，发放对象不仅包括日本人，还包括所有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2008年12月中旬，被人们称为“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南京广州等地的演讲中也提出中国应该拿出1万亿人民币，给全民发消费券，以扩大国内需求。一时间，发钱发消费券成了中国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二、理论介绍
历史
主张给民众无条件发钱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孔子的思想中、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能够找到它的痕迹。基本收入国际网络（BIEN）的研究者认为，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建议已经存在至少200年了，这项建议的大部分是受到了激进的英国人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 ，1750—1814）的启发，他与美国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富立叶共同拥有这个思想。
米德（1977年诺奖得主）于1930年参加一个研讨凯恩斯理论的剑桥学术圈。它于1935年在《工人政府的经济政策手册》中为公民收入或社会分红的实行而辩护。米德认为这个工具对增加经济中的就业非常重要。
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有条件”是指失业者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失业、且仍在不断地找工作。“社会分红”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乍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分红”似乎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加削弱接受低酬职业的积极性。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则再加20元。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取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的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的工作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被激励去工作。
类似地，弗里德曼于1962年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论证到资本主义是与人类自由最相容的制度，但它无法完全解决贫穷问题。仅有一个工具，可以在不扭曲或阻碍市场机能和融资的情况下帮助人们，那就是负所得税。负所得税可以以个人或家庭来界定。对那些不能取得一定的年收入或月收入的人，赋予他们取得一定数量补偿的法律权利，这个补偿的数量等于当前收入与个人或家庭的适用数量之差的某个比例。假定法律规定的收入门槛是一个年龄18岁以上的成年人每月600美元，税率为50%。如果一个人生病、失业，或者一个月没有收入，则这个人就有权利领到300美元。如果一个人得到一份300美元的工作，他将领到150美元的收入补助，合计月收入提高到450美元。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总是有一个激励让人去工作，因为仍然允许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就业的话。大体上没有人会拒绝一个最低收入。
在上世纪60年代，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和弗里德曼讨论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发展了负所得税的概念，研究战胜贫穷和稳定美国经济状态的道路。
1968年，托宾、加尔布雷斯、Robert Lampman、Harold Watts、萨缪尔森，以及其他1200位经济学家向美国议会发出了一个宣言，赞成基本收入保障计划和补贴制度。
在20世纪早期，经济学家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就最低收入的重要性达成了一个共识，甚至那些有名的资本主义的卫道者（连同他们的批评者）也一起分享了这个共识。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于1944年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批评法西斯主义、维护市场经济，却仍然强调保证每个人生存的重要性。
比利时经济学家范帕瑞斯说“基本收入是21世纪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思想”。经济学诺奖得主索罗为范帕瑞斯的书作序，大力倡导基本收入。诺奖得主西蒙于2000年在波士顿评论上撰文支持基本收入，他认为不仅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人类知识应该被全人类共享，而且“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也不应当被少数人独占。
的研究
长期致力于社会分红领域的研究，主要着眼点放在如何解决生产过剩、让过剩生产力造福社会上。认为，社会分红的资金不仅可以来自于财政盈余和公有企业利润，还可以来自中央银行，认为只要有生产过剩，就可以透过改革货币发行制度，给国民分红，从而消化生产过剩，化解经济危机，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社会造福。
很多分析家认为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不过，有些人更愿意把生产过剩说成是需求不足。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在克服生产过剩方面作出了各种努力，但始终没有摆脱生产过剩的痼疾，只不过是在生产过剩的形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最早期的生产过剩的形式是产品过剩，它起因于大规模的无计划的生产。当企业按照订单生产以后，产品过剩的情形得到缓解，于是，生产过剩的形式就转化为由投资过度引起的产能过剩。当政府干预过度投资以后，产能过剩的情形得到缓解，于是，生产过剩的形式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过剩——具体表现为失业增加及资本过剩。目前三种形式同时存在，只不过在某些时段某种形式表现得更加显著一些罢了。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扰。
由于传统的各种政策手段都无法有效利用过剩产能，因此，设想建立一种社会分红制度，即：每个家庭在商业银行开一个账户，由中央银行定期向每个账户按照人头数汇入一笔钱，作为社会分红。这类似于上市公司派红利，人头数就是股份数。分红数量的多少由政府根据社会初次分配后的剩余生产力来决定。
支撑货币信用的物质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凡一切过剩，都可以作为社会分红的物质基础。只要我们有过剩的生产力，就不要说我们没有钱，就不须为没钱而愁眉苦脸；只要我们有过剩的生产力，就可以印钱，只要平均分发，体现公平原则，就没有道德瑕疵。这种办法与传统的政策手段相比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如果以加重企业税负的方式来索取过剩产能，会遭到企业的激烈反对，过剩产能不是利润，几乎无法对其征税。而这种办法很温和，可以顺利解决这个难题。其次，如果以政府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会给政府带来繁重的债务。而这种办法无此缺点。过剩产能归根到底是劳动创造的。以过剩产能为物质基础印出来的钱，应当属于全民共同平等所有。政府可以从中收取一部分税收用于公共利益，但必须经由适当的程序。
一般而言，如果有闲置的生产力，以及社会分红使它得到利用，则通过新钞票创造来筹措社会分红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会增加真实的总产出和收入。如果没有闲置的生产力可用，这种筹集资金的方法会导致通货膨胀，同时也没有额外的真实总收入。
三、各种方案的比较
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应当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而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投资基建。我们知道，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首先是消费需求的萎缩，广大劳动者阶层没有足够的消费力去消化企业的全部产出。没有了消费，也就没有投资，于是就发生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一项刺激政策措施的成败和效率，关键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消费需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们可以计算出2007年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1.32%，这个数据实际上就是基建投资能够转化为工资的比例，实际上，根据的调查，很多大项目经过层层剥皮，工资成本仅仅占8-9%。
但是，同样一笔钱，如果是按人头平均发下来，统计数据显示会有大约70%转化为消费。（研究表明，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为83% ，边际消费倾向为70% ）。
这就是说，发钱比投资基建，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这对改善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畸形需求结构，有很大帮助。国家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灵活决定分红的数量，灵活调节消费与投资的比例。这项工具比使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更有效率、更安全、更公平，可以做为宏观调控的除了利率、汇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外的“第四杠杆”。
发钱的效果如何，上面的统计数据最有说服力。有人认为中国人看病、养老、上学要花很多钱，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会把钱存起来，以便应对将来之需。我认为这是城市知识分子等一小批中产阶级的典型想法，而他们占人口的比例很少，他们的这种消费心理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统计数据也不支持这个观点。虽然2007年底的银行存款达到38.9万亿，但大多数的钱在少数人手里，人均存款数没有任何参考意义。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大，少数富人会存钱，但大多数穷人会消费。有些人说日本2000年发“地域振兴券”并不成功，并以此来反对中国发钱，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当时已经很富，而且贫富差距小。中国人55.1%是贫穷的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的60%，每天支出没有超过3美元，这些人口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统计数据支持这个结论。
直接发钱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经告诫皇帝说“分生不分熟”，意思是说应该把生食品分给大家，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蒸、炒、煎、炸，这要比把食品煮熟了分给大家更受欢迎。这就是说，与其让政府包办福利，还不如把钱发到个人手里，让消费者自己决定如何花费，效果更好。或许货币形式的福利比实物形式的福利有更高的效率，更受欢迎。另外，公共产品过多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中国的穷人更需要私人产品，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更高级的需求。例如，政府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修建飞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这些就不是民众迫切需要的，民众也很难从中受益，最后导致资源浪费。另外，新闻道说，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前几年刚花钱为山区修建的学校现在有很多变成了猪圈、鸡圈。
发钱的另一个好处是，让消费者选择救哪些行业、救那些企业，这样做的好处是优化了资源配置。一个行业、一家企业该不该救，它的规模应该多大，应当让市场作出选择。把钱发给大家，大家想要什么产品，企业就生产什么产品，这个行业自然而然就得救了。而那些生产的产品找不到市场的企业，关了门也是应该的。
也有人认为应该拿这些钱来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办法对民众的好处未必优于社会分红。关键问题是，这个福利体系能多大程度惠及低收入群体？计划体制时代，中国就已建立了国家福利体系，但这套福利体系在福利覆盖方面欠缺公平。它只覆盖了最稳定的国有部门，而没有顾及到农民及城市非国有部门的员工，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医疗、退休等福利也呈现出这种逆向再分配效应。直到今天，国家福利体系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对于这样的福利体系，再把更多的钱投入进去，未必能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多大福利。与此相反，社会分红的办法起码不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可以惠及全社会各阶层、各地区。
有人认为这项制度会养懒汉，其实不然。在这项制度下，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包括两部分：工资收入和社会分红。因为社会分红的多少是以生产过剩的多少来决定的，如果愿意工作的人数减少，则生产过剩减少，分红也相应地减少，有些人就会觉得仅靠分红会不够花费，于是就会去工作。反之，如果参加工作的人很多，则生产过剩增加，分红也相应地增加，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工作也可以过得很好，于是就会放弃工作去享受闲暇。这是一个自动负反馈调节机制，可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在这个系统中，劳动者可以实现多劳多得。
按人发钱，就是给企业补充利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可能被很多人忽视。办企业就是要赚钱，可钱从哪里来？钱都是从银行借出来的。因此，一部分企业企业赚了钱，必然对应着另一部分企业要亏钱。企业赚了钱好说，可亏了钱就无法还银行贷款，假以时日，亏损越积越多，不仅企业要倒闭，甚至还要拖累银行，使银行资产结构恶化。如果有一个渠道，能够源源不断地往市场中注入钱——利润，上面的这种悲惨结局就可以避免。自2008年5月以来，中央银行5次大幅降息，这种办法充其量只能给市场补充资本，而不是补充利润。因此，市场反应冷淡。市场缺乏的是利润，而不是资本。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就相当于“马用缰绳推车上山”，使不上劲。
四、资金及“通货膨胀”
只要有过剩的生产力，就可以创造与之对应的货币，就可以发钞。然而，实际政策操作中有一个筹钱的技术问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让财政转移支付一部分，是完全有道理的。除了财政转移支付，本文再讨论一个更加容易的筹钱办法。
德国馬丁路德大学的虎博（Joseph Huber）教授在他的著作《创造新货币》中指出，凭借着现代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商业银行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创造了大量的非现金货币，也即是占M1绝大部分的活期存款。虎博教授认为，这些非现金活期存款充当法定货币的职能，按理说它应当是政府的铸币税收入，但政府放弃了，于是便给银行业带来了巨额的非正常特殊利益。
中国2007年的M1与上年相比增加了亿，其中现金仅增加3302亿元，活期存款净增加亿。如果我们能把M1增量的一部分置换成铸币税，比方说50%，就是亿元，差不多每人可以发1000元了。中央银行可以把这笔钱作为铸币税交给财政，再由财政把这些钱平均发给全国人民，在发钱的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限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使M1的总量仍然符合我们预先设定的控制目标。这样做就可以完全打消通货膨胀的疑虑，这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五、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积累，人类用大量的机器取代了劳动，这时候已经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以劳动作为谋生的唯一手段，社会也显得越来越没有能力让所有人就业。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商品，现有的生产力完全可以让世界上每一个人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因此，如何通过温和的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吸收生产过剩，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是２１世纪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对此课题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具体技术细节上做了一些探讨。
[注1]《中国统计年鉴》把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分别分成5个等份，然后列出他们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2007年农村人口的消费占纯收入的比例（依收入由低到高排列）分别为137.4%, 91.3%, 80.3%, 71.8%, 61.2%；城镇人口分别为90.2%, 80.0%, 75.5%, 70.6%, 65.5%。把以上两组数据分别做算术平均（因为每组的人数相等），得到：农村为88.4%，城镇为76.4%。农村人口占总人口55.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44.9%，再做加权平均，得到：
88.4%X55.1%+76.4%X44.9%=83.0%。
[注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我国农村居民2007年的人均纯收入比2006年增加553元，消费支出增加395元 ，消费增加占收入增加的71.4%；我国农村居民200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6年增加2026.3元，消费增加1300.9元，消费增加占收入增加的64.2%。这两个百分数其实就是边际消费倾向。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55.1%，城市人口占44.9%，加权平均可以得出2007年全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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