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疯疯癫癫僧

　　

　　黎阳

　　

　　2008．3．17．

　　

　　看了“疯疯癫癫僧”为我写的两篇文章：“也谈辛子陵所说文革后的中国外汇储备问题-------请黎阳等人勿要漫骂”（2008-03-15 12:29:38）和“希望黎阳清醒清醒”（2008-03-15 21:21:35），忍不住说一声：多谢。

　　

　　第一要谢您这么看得起我，专门为我一天之内（2008-3-15）连发两篇大作：中午12点半一篇，晚上近9点半又是一篇，很有点夜以继日、废寝忘餐的劲头。可见虽然未必如“一天十二道金牌”那样气急败坏，但看来也不怎么优哉游哉。——如果我在您心目中半点份量没有，能承蒙您如此关照吗？

　　

　　您说：“我原本不知黎阳为何人”，现在呢？“才知道黎阳原来是个年轻的小作家”——可见“黎阳”这个名字过去还够不着您的眼睛，当您写这两篇文章时在您心目中也不过“是个年轻的小作家”——“小人物”一个，本不屑一顾的。现在居然获主龙恩，从“不屑一顾”升格为“屑一顾”——还不止“一顾”，而是连发两篇大作“一顾再顾”——不得了啊，“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不是“回眸一笑百媚生”，而是笑倒一大片：“鬼子偷地雷了！”——姑娘变老汉，老汉变姑娘，把我当成了那个“青年女作家黎阳”，整个一个阴阳倒错。虽然如今兴的就是整天盯着花姑娘，哪怕是和尚，染上这种时髦、变成个疯疯癫癫的花和尚、“三句话不离老本行”、一事当前先往女人那边想也不算掉份。但这种误会却仍然让我有点惆怅：难道我的文章里净是脂粉味？连累人家一个“阳光女作家”替我背黑锅，实在过意不去。——我1994年开始上网写作时并不知道有个青年女作家也叫“黎阳”， 一切纯属巧合，绝无冒名顶替之意。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澄清一下：“此黎阳非彼黎阳”，本人乃“老三届”须眉，并非“阳光女青年”，所做所为跟人家小姑娘无关。但如果我敲着大锣满大街吆喝：咣！咣！我是个男黎阳！咣！咣！我不是花姑娘！——人们保不准以为是在过“愚人节”。现在正好就坡下驴，借您抬举我的这个机会顺手办了这事，我能不感谢您吗？

　　

　　第二要谢您勇于牺牲，现身说法，在网上树立了一个诡辩样板。

　　

　　您有言在先：“请黎阳等人勿要漫骂”。我原则上十分赞同——“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泼妇骂街与辩论不是一回事。不过有个问题：什么叫“漫骂”？在这点我只赞成鲁迅的定义：“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顺便说一句：鲁迅1934年写的“漫骂”简直如同是为今天而写的，所以我特地附录于后，供您参照端详。）（附录一）——根据鲁迅的定义，如果您一直实事求是据理力争，那说您“诡辩”就是漫骂。如果您确实一直在胡狡蛮缠，那说您“诡辩”“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

　　

　　实事求是的辩论是为了把事情弄清楚。诡辩则是为了把事情弄糊涂。

　　

　　本来要弄清楚的事情非常简单——辛子陵的如下论述是不是撒谎：

　　

　　“我到政法大学与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座谈，跟他们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去纽约。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来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一万二千亿美元。超过日本，世界第一。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听了很信服。”

　　

　　争论的焦点：

　　

　　——辛子陵说，1974年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根据：1974年“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证据：1974年4月邓小平出席联大，“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仅仅3万8千美元。

　　

　　——我说：辛子陵撒谎。理由：辛子陵的“1974年‘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根据：197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仅保证了中国外交活动的需要，而且保证了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关键需要。证据：1974年中国不仅维持了数十个驻外使馆，而且开始执行“四三”方案，成套引进几十个先进技术项目。如果如辛子陵所说中国1974年是全国外汇全部家当仅仅3万8千美元，那连维持中国数十个驻外使馆的日常开支都不够，更满足不了这些成套引进先进技术项目的需要——当时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搞引进根本不借债，完全靠自己的外汇储备。推论：如果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朝不保夕，能拿出必需的外汇用于未来的发展吗？能重点引进技术而不是成品、购买生产资料而不是生活消费品吗？——如果经济都快崩溃了，还能顾得上大量引进先进生产设备、“买鸡下蛋”而不是“买蛋吃光”吗？

　　

　　我之所以说辛子陵是撒谎而并非仅仅因为“1974年中国全部外汇储备仅仅3万8千美元”这一条明显荒谬，而且还因为他的话简直处处是假：

　　

　　——“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

　　

　　“什么都安排好了”，是谁安排的？只能是外交部。专门干外交的人居然事先想不到，非得等“什么都都安排好了”才“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你倒是到外交部问问，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

　　

　　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大时没有住酒店，而是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处。这是个十几层的大楼，原来是个旅馆，由中国政府买下。（如果当时中国外汇仅仅3万8，买得起寸土寸金的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这幢建筑吗？）当时中国出国团组凡途经纽约的，都在那里下塌。邓小平也不例外。所谓邓小平“住酒店”、“交房租”、“给小费”等等全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所谓“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更是子虚乌有。

　　

　　——“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

　　

　　根本没住酒店，哪里有小费问题？而且即便住酒店，“个人经费作为小费”也是不可能的事——当时中国外交官的“个人经费”即“零花钱”，大约不超过每人每天1美元，按在当地实际停留的时间论天计算，一旦离职立即停发，途中的时间是不算钱的。按这样的标准，邓小平即使把全部“个人经费”都拿出去当小费也不够用。实际情况是如果必须住旅馆，小费只能从公费中开支，由同行人集体签字证明销。所以所谓“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也是假话。而所谓“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这句话尚需查证：1974年时邓小平有孙女了没有？如果有，多大？到没到知道吃巧克力的年龄？如果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孙女，或还只能吃奶，那就连这一句话也是假话。况且邓小平当时给自己家人带了什么，辛子陵从何得知？亲眼所见？

　　

　　辛子陵在“一件真实的事情”的名义下造了这么多假，说他“无耻”“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

　　

　　您的两篇文章虽然说了很多，但其实真正意思只有一个：替辛子陵圆谎。关键手法：把话题从1974年“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这个要害焦点上扯开，挪到其他纠缠不清的议题上去，最后变成一场没完没了的细节扯皮，让人们忘掉问题的要害：究竟是不是1974年“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

　　

　　——您指责网友“数学”偷梁换柱，您自己呢？辛子陵说的是“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注意：用的词是“外汇储备”）。您说：“我学习过这阶段经济史，仅知道当时外汇现汇储备很少，是不是三万千美金，我记不得了。我以为，辛子陵讲的有可能是真，也有可能有误差。”（注意：用的词是“外汇现汇储备”）——您不动声色就把“外汇储备”说成了“外汇现汇储备”，这难道不是“偷梁换柱”？

　　

　　——先把“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的问题变成“197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有没有3万8千美元”的问题，再把“外汇储备”问题变成“外汇现汇储备”问题，于是争论的焦点就变成了“1974年中国的外汇现汇储备有没有3万8千美元”——一旦话题变到这一步，您可就有发挥不完的余地了：“从逻辑上讲，你即便是做10亿美金的生意，帐户上的现金余额完全可能是只剩1万美元”、“例举做了多少大多少量的生意，并不是驳倒辛子陵的三万八千美元余额的依据”、“对外贸易中，大量的是以美元计算货价，用实物交换”、“是美元计算价，实际用实物结算”“账目上是以美元计算，实际上是物物贸易，并无美金汇进汇出”……如果跟着您的话题转，那真要飞出地球了：怎么算“物物贸易”、到底有没有“美金汇进汇出”、“帐户上的现金余额”有多少才算正常……总之可以越扯离题，最后不知飞哪去了。

　　

　　问题本来非常简单：辛子陵说1974年中国即将破产，因为国库的外汇底子连邓小平出一次国都不够用的。我说这是假话，因为当时的国库外汇不但供了邓小平出国，维持了几十个使领馆，而且保证了“四三方案”的几十个引进项目。您跑来说：辛子陵说的是1974年中国全国只有3万8千美元钞票，他说的也许不准确，可能不是3万8千而是3万9千，但反正不多。你说他说的不对，那就拿出证据来，但不能用当时中国引进了多少技术、买了多少东西来作为旁证。——这就如同有人说您脑袋只有二两重，我反驳说这不可能，因为就凭您的个头，您的脑袋决不止二两。对方争辩说不是二两就是三两，不会再多，不承认就拿出证据来，但不准根据您的个头体重来旁证推断——既然我不能割下来秤秤，自然没法再证明您的脑袋不止二两重，这场争论于是不了了之。在辛子陵问题上您其实用的也是同样逻辑——核心的问题本来是“外汇够不够最起码的需要”，您楞给搅成了“外汇现汇储备有没有3万8”，然后又演变成“用这3万8支撑1974年中国的外贸需要不是不可能”。只要把话题变成了这个，那您就算成功了，因为把水搅浑了——别说整个国家，就是中国银行自己要说清楚哪年有多少“外汇现汇储备”都难，因为每时每刻都在变动，每天都不同。这样一来，要争辩就得先拿出一张“每日外汇现汇统计表”，证明1974年全年的每天中国的全部外汇现汇储备都一直不止3万8千美元才行——这连中国银行自己恐怕都办不到，更别说网友了。即便当真有人不惜血本统计了出来，您也可以不认帐，比如说没经过公证，没经过权威人士鉴定，没经过您认可……反正主动权永远在您手里，保证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您的辩论手法的确很巧妙，不过有个缺陷：顾此失彼。

　　

　　——比如辛子陵说的是“外汇储备”，您给偷换成了“外汇现汇储备”。但别忘了，辛子陵是用“3万8千美元”对照如今的“一万二千亿美元”，如果您硬要说那3万8千美元是“外汇现汇储备”，那就得同样说，如今中国的“一万二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一万二千亿美元”的“外汇现汇储备”——请问中国是把“一万二千亿美元”的“现金钞票”堆在银行里当储备的吗？

　　

　　——辛子陵假话的关键是“1974年中国外汇储备保证不了中国最起码的需要”。您大谈特谈“例举做了多少大多少量的生意，并不是驳倒辛子陵的三万八千美元余额的依据”这句话本身显然并不否认当时中国“做了多少大多少量的生意”。也就是说，您实际并不否认当时中国外汇储备保证了国家做那些生意的需要——不但保证了当时的生存需要，而且保证了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比如“四三方案”的技术引进。（再一次提醒：当时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不是靠借债引进的。）这个事实本身就驳斥了辛子陵的假话——“1974年中国外汇储备保证不了中国最起码的需要”。所以您想方设法为“辛子陵的三万八千美元余额的依据”做辩护时，却不知不觉驳斥了辛子陵假话的要害论点。

　　

　　显然您也意识到了这种顾此失彼，于是又引出一个转移目标的话题：既然1974年中国“做了多少大多少量的生意”，那就证明中国“并没有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的禁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军事武器之外从来没有对中国的粮食、布匹、机床……封锁过，在50年代至80年代几十年间我们国家与从来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哪里来你的‘毛泽东打破外国封锁禁运’一说？”

　　

　　您这里非常技巧地使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不是美国，不是苏联、东欧国家，那都可以算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您的“全面的禁运”这个词也用得非常绝：只要不是派兵把着、军舰封着，那就不能算“全面的禁运”。换句话说，只要中国跟上述任何国家做成过任何交易，那就不能算是“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的禁运”。怪不得您振振有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军事武器之外从来没有对中国的粮食、布匹、机床……封锁过”“哪里来你的‘毛泽东打破外国封锁禁运’一说？”

　　

　　您这种逻辑就如同日本战犯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说：你既然还活着，那就证明你没有被屠杀。既然你没有被屠杀，那就不能证明我搞了南京大屠杀，否则为什么杀别人不杀你？

　　

　　显然第一，您把贸易上的“封锁禁运”解释成了军事上的“封锁禁运”。第二，您把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配合的对华“封锁禁运”解释成了美国独家经营的“封锁禁运”。第三，您对“封锁禁运”的解释只限于有形的物质贸易，不承认无形的非物质交易方面的封锁捣乱，如设置无形的进出口障碍，禁止提供贸易优惠，阻挠中国开拓海外市场，给中国创汇增加困难……第四，您把中国“反封锁禁运”的成绩解释成根本不存在什么“封锁禁运”。

　　

　　如果在所有这些细节上跟您逐一纠缠，那除了浪费时间外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只想说两条：

　　

　　第一，“四三方案”引进的27个项目是在尼克松访华、美国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令之后才得以实现而不是在此之前。如果仅仅是美国一家对中国搞封锁禁运而别人不买帐，能是这样吗？

　　

　　第二，中国从1949年到1955年6年间不仅遭到经济贸易上的封锁禁运，而且遭到实实在在军事上的封锁禁运——美国幕后指挥的台湾蒋介石军队的海空军事封锁。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海军永字号炮舰在天津口外炮击英属埃及货轮，由此开始实施持续长达六年的对大陆港口的全面封锁。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十六个国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国民党海军海盗式的拦截。

　　

　　这个军事封锁是被毛泽东领导的军队这样一步一步打破的：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舟山群岛战役。解放军陆军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战，端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上海、长江口、浙江及东海的基地。

　　

　　——1950年5月至8月：万山群岛战役。解放军海军第一次参战。端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广州、珠江口、广东沿海的基地。

　　

　　——1950年4月至5月：海南岛战役。韩先楚指挥解放军陆军利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战，一举占领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使中国避免了第二个台湾，获得了收复南海诸岛的基地。

　　

　　1950年至1953年，中国被迫将主要兵力用于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中国立即挥兵东南，重新开始因抗美援朝而推迟的打破美蒋封锁的战争。

　　

　　——1954年：解放军与台湾国民党军队争夺东海制空权、制海权，击沉“太平号”。1955年1月18日：攻占一江山岛。2月：收复大陈岛，打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最后一个基地。至此，台湾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的海空封锁基本被粉碎。

　　

　　为防止您争辩说，这是台湾蒋介石军队搞的，不能证明是美国人搞的，我特意摘录了萨苏先生的一篇文章“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海军轶闻(八、大战八国联军之下)”（见附录二）

　　

　　我说这些只想说明一件事：中国在尼克松访华前一直遭到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经济封锁禁运。五十年代初还遭到了美国指挥的海空军事封锁。这些封锁禁运虽然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国打破过，但总体上仍然存在，仍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困难。咬文嚼字掩盖不了这个事实。

　　

　　您还告诫说：

　　

　　——“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管理到不能正常供应百姓的基本生活用品，实行布票、肥皂票，肉票，烟票，火柴票……这是领导人的历史功劳么？”

　　

　　——“我比黎阳长几十岁，见人见事多了，我这么说，是希望黎阳清醒清醒。”

　　

　　——“黎阳也许对互联网上的东西不信，那么，她也可以问问你父母亲（你父母不会欺骗你吧）：1960年你们吃什么？（请与你今天吃的对比一下）”

　　

　　——“布票肥皂票是什么时候实行的？（请与你今天穿的，用的对比一下）”

　　

　　我不是您误解的那个小您几十岁的黎阳。您说的那个时代的事您知道，我也知道。正因为您知我知，所以我更希望您也清醒清醒：评价“领导人的历史功劳”，不能仅仅看当时是不是实行布票、肥皂票、肉票，烟票，火柴票……，而且要看为什么要实行，实行了为的是干什么，后来结果如何。您和我都是过来人，应该知道那个时代国家的钱不是用于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豪宅香车、楼堂馆所、投机倒把、吃喝嫖赌、化公为私、子女出国、买官卖官、买卖文凭、贪赃枉法、请客送礼、挥霍浪费、政绩工程、马屁牛皮……而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实实在在用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比如“两弹一星”，比如“杂交水稻”，比如“农田基本建设”，比如“四三方案”的27项成套设备引进。那时象我这样的老百姓对国家领导人非常放心，因为第一，知道他们一个心眼想把国家搞好。第二，知道他们决不会存心坑老百姓。当时虽苦，但1，大家同甘共苦，没什么可埋怨的。2，大家对未来都充满希望。3，人们知道困难是前进中困难。人们的心情如同农村大妈省吃俭用卖猪娃，虽然眼下少吃点，但明白猪养大了省的就全回来了。4，苦不苦是相对的。“蒋委员长”的“国军”物质生活比连工资都没有的“共军”强得多，但历史上只见“国军”的士兵大量“投共”，给“共军”当“运输大队大队长”，却不见相反。为什么？因为“国军”虽然有钱，但拿兵不当人，非打即骂，人身侮辱。而“共军”则官兵平等。——是“宁穷也要有尊严”，还是“为钱甘当狗腿子”？历史早有答案。别的我不知道，至少今天中国的穷人有尊严吗？有多少实际上的尊严？您让我做今昔对比，光比布票之类够吗？

　　

　　您问我：“布票肥皂票是什么时候实行的？（请与你今天穿的，用的对比一下）。”显然您期望的回答是：毛泽东时代实行的。然后跟今天一比，得出“毛泽东时代太苦”的结论。这是您期望的一种单向比较。但我却有权做另一种比较：毛泽东时代之前没有这些票，那时中国老百姓又是一种什么状况？我只摘录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的若干描述附后（见附录三）。请您也比较比较：究竟是毛泽东时代之前什么票都没有、任凭穷人自生自灭合理，还是毛泽东时代遇到困难时象毛泽东说的那样，“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齐心协力度过难关合理？我已经说过，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放宽了对华经济封锁，1973年中国开始“四三方案”，成套引进27项先进技术，1982年全部建成完工，1984年中国即取消布票肥皂票，全部工厂一气呵成，一点时间都没浪费。虽然那时毛泽东已经不在了，但真正的功劳仍然是毛泽东的。——这点您不承认没关系，反正我承认。至于别人承认不承认，走着瞧好了。

　　

　　不管您对我的上述看法如何反应，如何评价，我仍然十分感谢您：一是感谢您给我创造了如此难得的发言机会，二是感谢您充当不要钱的反面教员的高风亮节——您的辩论技巧和死缠烂打的作风足以让一切不懂诡辩为何物的小年青大长见识。这难道不值得感谢吗？

　　

　　附录一．鲁迅：漫骂 附录二．萨苏：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海军轶闻(八、大战八国联军之下) 附录三．斯诺《西行漫记》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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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鲁迅：漫

　　

　　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

　　

　　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儿女成行”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还会养，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要谈，只不过不识羞。这好像是漫骂，然而并不是。倘说是的；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

　　

　　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是冤枉儿童的，其实是漫骂。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所以孔融会让梨。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1934）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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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萨苏：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海军轶闻(八、大战八国联军之下)

　　

　　

　　

　　2007-10-20 15:51:57

　　

　　台湾有一种叫做“眷村”的地方，说白了，它就是国军的“部队大院”。解放军部队大院的一直在看，加勒比超人写的回忆精彩纷呈，国军子弟里面也不乏这样的笔杆子，无独有偶在他们的回忆里，共同感兴趣的好像就是食品，经常有国军子弟回忆老爹带回来自己没舍得吃的美国巧克力之类好东西。可见那个时代海峡两岸的生活同样不富裕。

　　

　　但是也有例外，在一些国军子弟的回忆里，五十年代他们颇用过一些独特的“商品”，比如子弹壳制成的铅笔刀，而有两样东西，竟然还和大陆有关。

　　

　　第一样，就是金门菜刀。

　　

　　这东西来历十分古怪，原来材料是解放军打来的炮弹片！因为金门炮战后期，国共从血拼金门，变成了无言默契，以独特的象征性战斗避免台湾被托管，形成战争史上奇特的一幕。于是，解放军和金门守军约定，守军活动时不打，吃饭时不打，补给时不打。。。目标，则指向无人的沙滩，荒地。

　　

　　国民党军还击，也基本遵循同一原则。

　　

　　这样，就形成了只见炮响，不见人亡的场面。长此以往，落在金门的炮弹破片也就越来越多。金门人把这炮弹皮弄回去开始是做废品卖，后来发现炮弹皮钢口极好，于是有聪明人将其回炉，打成菜刀，锋利无比，在台湾各地颇为畅销。眷村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许多国军子弟对于老爹扛得什么枪没有印象，对“金门菜刀”则念念不忘。

　　

　　不幸的是不久大陆大概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改打无引信炮弹，宣传弹等等，无引信炮弹里面有炸药，脾气不好，宣传弹被老百姓弄去会赤化，影响不好，台湾军方对这些落地的炮弹采取新的措施，严格控制，统一销毁。自此，金门菜刀没了原料，菜刀贩子纷纷大叫世道不公（后来也有部分菜刀贩子脑子灵活，能直接从军方采购原材料，那，就不知道是来自共军的炮弹还是国军的炮弹了）。

　　

　　第二种就是“德国装甲车”自行车。

　　

　　“德国装甲车”其实不是一个标准的称呼，这是国军子弟中颇有一批人骑过的一种极结实的重型山地自行车，这种车的造型独特，大梁为方形铝合金材料制作，粗犷坚固，并带有一排厚重感极强的铆钉，前后都有宽阔的挡泥板，骑这种车，大概和现在飞车党骑着大摩托招摇过市一样精彩。

　　

　　可是这批自行车的产地，却是社会主义国家东德。

　　

　　台湾怎么会有东德制造的自行车呢？

　　

　　实际上，这批自行车是被国民党海军从海上抢来的。它们原来的目的地是上海，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为邮递员定购的工作用自行车。不幸的是它们永远未能到货。

　　

　　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国家或者在和志愿军苦斗于三千里江山，或者多少对“联合国军”持同情态度，对国民党海军的“海盗”行径虽然不好意思名言支持，至少是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同时，它们在对大陆贸易上的地位，也逐渐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所代替；军事上，大陆的战略重点北移，对台湾方面的压力相对减轻。这三个因素使国民党海军对大陆的封锁行动变得大为活跃。

　　

　　他们拦截的对象，也主要转向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船只。

　　

　　1954年5月11日，波兰籍货船格达德总统号载运包括这批自行车在内的货物开往上海，在公海上被国民党海军太湖号驱逐舰截住俘获。船员45人（含中国船员十余人）皆被扣留。经过波兰的抗议和交涉，国民党方面最后不得不释放波兰籍船员，而这条满载排水量一万三千吨的大型运输船，则毫不客气的没收，改造成了国民党海军天竺号补给舰。这条船可谓命运坎坷，因为它本来是德国1936年建造的客货两用船，因为德国战败，赔偿给苏联，不久，又被苏联“支援”给波兰使用，而最后却是挂青天白日旗在1968年退役，一生换了四个主人。至于船上的自行车么，干脆分配给了中尉以上的部分军官眷属。

　　

　　波兰轮船格达德总统号

　　

　　改装后的天竺号

　　

　　国民党海军对社会主义集团的船只的拦截战绩不错，波兰因为率先和中国合作组建中波远洋运输公司，成为攻击的重要目标，1953年，还有一艘波兰大型运输船普拉卡号也被拦截俘获，改造为台湾海军贺兰号运输舰。

　　

　　但也有碰上烫手山芋的时候。

　　

　　一九五四年六月，苏联油轮陶普斯号在开往天津途中，遭到国民党两栖巡逻机的拦截和攻击，被迫停船，接着，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马纪壮上将亲自指挥丹阳号驱逐舰逼近该船，登船破坏通信设备，迫使其跟随前往台湾。

　　

　　国民党水兵在被截到台湾的陶普斯号上

　　

　　被改造成会稽舰以后的样子

　　

　　陶普斯号是1953年下水的新船，满载排水量居然达到18，000吨，是国民党海军抓到的最大的“大鱼”，而且该船满载海峡两岸都极缺的航空汽油（美国人为了避免台湾以卵击石的反攻大陆，不但不肯提供进攻兵器，油料供给也控制很严），所以国军上下当时欢声鼓舞，兴高采烈，并迫不及待的把这条船改名为会稽舰，编入国民党海军序列。

　　

　　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台美合作，共同对苏联船员进行了全力的策反活动。经过专家们精心的心理分析和策划，双方共同认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的经验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么，严刑拷打作用不大，苏联的共产党资格更老，这种招数恐怕更没用，不如来个以柔克刚，用“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打垮他们。

　　

　　不知道谁出了个主意，叫做“美人计”，竟然颇受支持。。。

　　

　　于是乎，苏联船员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而且。。。半夜居然有漂亮的女郎来共度春宵！为了达到目的，美国人下了血本，把美军俱乐部的菲律宾女郎都重金请出来了。

　　

　　然后呢，就是台湾懂得俄语的政战军官带着一大叠子十八不宜的照片去和苏联船员谈--老兄，看看你干的好事，看看咱的证据，啊，你还想做布尔什维克么？

　　

　　好像很多反特电影中，共军的动摇分子都是这时候就崩溃了。

　　

　　不幸，苏联人的道德观念和中国人好像完全不同。他们看到这些照片的反映居然是---

　　

　　一张张津津有味的翻看过来，然后问：可不可以多给我洗几张？我要寄回家去，让老朋友们看看咱的艳福。。。

　　

　　靠，想起来中国人开玩笑说的了---敌人严刑拷打，我威武不屈，敌人用美人计，我。。。我将计就计！

　　

　　敢情这是有历史实例的阿。

　　

　　无独有偶，记得苏联人也曾经对苏加诺施展过这个招数，苏加诺也是津津有味：这张给我洗多少多少张，那个我要多少多少张......苏联人厉害，苏联人能玩出大号原子弹，能拿皮鞋砸联合国讲坛，碰上这号流氓还真没辙，哪怕他贵为一国之尊，也只能“流氓”二字前面冠以一“大号”骂一骂而已。

　　

　　策反的事情就此搁浅，大部分苏联船员分三批回苏联去了，只有三四个人留了下来，而且这帮家伙根本就是一帮无赖，后来只有让台美方面更加头疼。（其实真正的历史并非完全是这种浪漫，因为孙立人兵变被扣留的国民党军官曾听到这些苏联人晚上唱很凄婉的俄罗斯歌，有人自杀）

　　

　　但是，这一拦截带来的麻烦大了。

　　

　　苏联在联合国大闹一场，因为美国庇护，所以无法对国民党进行惩处，恼羞成怒的苏联人宣布，派出海军舰艇在台湾海域巡逻，见到陶普斯号就拖回去，有敢拦截的格杀勿论。

　　

　　这下子热闹了，会稽号好好一条船成了烫手山芋，谁也不敢把它开出去，只怕让老毛子抓回去。那就只好在码头耗着了。最后，直耗到1965年，该舰退役，基本就没有出过海。

　　

　　更麻烦的是，这时候朝鲜战场高潮已过，共产党腾出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宣布，从1954年7月起，为进出中国水域的外国商船护航。

　　

　　这不仅仅是一个声明，它也标志着大陆方面重新将台湾纳入战略重点，从此以后，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大陆军事力量，国民党海军逐渐失去了在大陆沿海主动出击的能力。它不得不把舰艇集中于捉襟见肘的台海防卫。1958年，解放军万炮击金门，前面提到运气极佳的黎玉玺将军险些把他的运气用尽，身为台湾海军副司令的黎率领六二舰队在美舰掩护下强行补给金门，解放军开炮时，美舰立即退出，造成国民党海军运输队独自挨打，黎因为坐舰中弹落海，只得凫水求生。

　　

　　1955年以后，台湾实际放弃了对大陆口岸的封锁，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十六个国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国民党海军海盗式的拦截，这个国民党海军挑战“八国联军”的时代，就此落下帷幕。

　　

　　顺便说一下那个英国老007的事情。

　　

　　国民党海军对波兰，捷克，苏联等国的商船拦截屡屡奏效，这样高的中彩率在当时的海运界带有一种神秘色彩，人们纷纷传说有美国人在背后捣鬼，只是抓不到证据。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怀疑很有道理，因为一批积极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当时在台北成立了一家半官方的独特机构--“西方公司”，他们一方面为国民党提供训练，装备等方面的服务，一方面鼓励国民党的力量进行对大陆的牵制，同时，获取大陆的相关情。

　　

　　对于国民党海军的封锁任务，西方公司也利用美国遍布全球的情系统为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信息，因此才有马纪壮亲自抓捕陶普斯号这样的戏剧场面。

　　

　　不过，这个神秘的团体，始终如幽灵存在于世界的目光之外。

　　

　　让它曝光的，是一个英国人，英国海立康号商船的船长。

　　

　　海立康号是在1954年，从香港开往上海途中被国民党军海上游击队拦截的,那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了多年，国民党海军依然对英国人如此不客气，看来一方面显示了英国人为了赚钱不要命的不屈不挠，一方面也显示了国民党对英国人的怨气依然冲天。

　　

　　这种事本来也不算希奇了。问题是西方公司居然会想到派人去和英国船长谈谈，希望掏出些情来。

　　

　　这可就找错了对象，您见过英国人么？哈，跟您聊伦敦的天气，一白话能仨钟头，你明明觉得他说的就是那么一回子事，可是怎么说他还都不重样。。。别忘了，无论007还是福尔摩斯都是英国人啊，和这种人玩情战，美国佬是不是找不自在？

　　

　　结果呢，就是西方公司派去的人，被这英国船长一通神侃彻底晕菜，不但自己想要的情没得着，反而把美国人参与截船的情况泄漏了。

　　

　　西方公司的老大发现这事情不对阿，赶紧把这晕菜的哥们儿弄回来，自己亲自出马。

　　

　　结果呢？

　　

　　更惨，包括自己在内，西方公司这帮弟兄的护照号码都让英国人给套了去。。。

　　

　　英国船长获释回到香港，西方公司的神秘面纱就揭开了。英国宣布这帮西方公司的家伙为香港不受欢迎的人，--原来他们在台海苦哈哈一阵以后总是上香港休假的。同时，英国和美国之间爆发了巨大的龌龊，美国佬擦屁股的工作大大的。

　　

　　怎么样？这英国船长够007的水平吧？

　　

　　[全文完] --------------------------------------------------------------------------------

　　

　　附录三．斯诺《西行漫记》节选

　　

　　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农村

　　

　　中国农村-----------饥荒，水灾和封建主义

　　

　　马克•吐温作品《圣女贞德的回忆》里那个年轻的仆役说：“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农民是人。是的，他们是在许多方面与我们一模一样的人。我还相信，总有一天农民自己也会发现这件事，——到了那个时候，瞧吧，到了那个时候，我想他们会起来要求被当作人看待，而这种要求和它的后果肯定要带来麻烦。”

　　

　　对中国进行“解释”的书汗牛充栋。“中国为什么会变成红色？”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最使人感到有启发的，也许是领导中国达到今天地位的那个人——毛泽东的说法。从毛泽东向我讲述他的经历和后来我从许多别的红色领袖们那里收集的陈述里，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毛泽东本人和其他的中国知识分子会理所当然地倾向马克思主义而不倾向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如果对早在1938年的这类材料加以仔细研究，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整个民族经历证明，除非国民党来个奇迹般的改造，共产党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中国青年初次开始研究马克思所提出的准备斗争这个激动人心的号召时，他们并没有把它看作是针对1848年2月欧洲情况所作的分析，而把它看作是对中国当时环境的真实描绘。在中国，存在着童工、女工的奴役劳动，存在着每日12-14个小时的工作制、不足温饱的工资、对于疾病、工伤、失业和年老的缺乏任何保障，几乎不存在劳资谈判，既然这样，哪怕到了1947年，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马克思的预言呢？

　　

　　旧日的家族制度和行会制度下的安全保障已经瓦解了。现在，一贫如洗的人的价值，实际上只相当于市场上把他们当作商品出售的那个价格标签，他“纯粹是一个生产工具”。劳工地位没有保障的原因当然在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使旧的农村经济解体，在于机器生产品带了手工业生产的破产。到了20、30年代，由于日益沉重的捐税、高利贷等形式的重利盘剥和贪官污吏、军阀对公共财富的不断的掠夺，有偿债能力的自耕农已经变为少数。再加上饥荒和战争，这种崩溃的经济就把数以百万计的“剩余物”——身份地位地下的农民家庭的子女投入失业者的庞大劳动市场。我所遇见的每一个红军士兵的生活经历表明，他们都是这种大规模农村破产的直接产物。

　　

　　1929年的大旱

　　

　　在我出国的第一年底，我已经远离了自己的故乡。我来到了戈壁大沙漠以南炙热的城市萨拉齐（译注：现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镇）。在这里，在中国西北，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最终夺去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在我一生是一个觉醒点。我在中国西北所见到的惨状是我亲身经历的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事件中最可怕的景象，直到15年以后，我看到了纳粹的焚化炉和煤气室。德国纳粹没有耐心花时间等待人们饿死，就用这种设备消灭了六、七百万人。

　　

　　萨拉齐是内蒙古最富饶的贸易中心之一。但是从1924年起，久旱无雨。今天，饥荒的魔影实际上威胁着辽阔的中国的四分之一的土地。这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一切生长中的东西，仿佛都被新近爆发的火山灰烬一扫而光。树皮剥落殆尽，树木正在枯死。村子里，大多数泥砖房屋已经倒塌。人们把房上的不多的几根木料拆下来，胡乱的卖几个钱。

　　

　　垂死的人奄奄一息的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石阶上。我看见一个全身赤裸，胳膊细得像树枝一样的儿童，由于以树叶和木屑充饥，他的肚皮鼓胀的像一个气球。这个孩子正在那里摇晃着他那倒闭在路上、赤身裸体的父亲。我们遇见两个年轻的妇女，她们瘦的像中国肉食店里悬挂着的腊鸭。她们的肤色一个样，没有衣服可穿。她们的乳房干瘪瘪的，像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在胸前。她们昏倒在村里的街道上已经有一些时候了。街上的行人托着沉重的脚步走过，并没有注意她们。 街道上许多排房屋里住着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已经快要饿死了。他们手里拿着小小的木饭碗或是破茶壶罐子。他们正在等待着救世军的施粥站开门。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能够那么安静的坐着等待，也许这是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能尝到的第一碗像样的食物。几乎无法相信，饿得像这样只剩皮包骨头的人还能活下去。许多长期以野草充饥的儿童都显露出饥饿的烙印。他们的面孔浮肿，一双双失去中国儿童向来具有的机灵好奇特点的眼睛，眼泪汪汪。

　　

　　

　　

　　中国西北绥远严重干旱地区干涸了的黑河河床。（此处有图）

　　

　　但是这一切还不足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然有一些有钱的人、囤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万吨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而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则不让车皮西去，因为他们担心车皮会被对方扣留。

　　

　　灾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国家里出现一群贪婪者。他们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几个铜板的方式、从饥饿的农民手里收购了成千上万亩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时再租给佃户。

　　（以下四段皆为配图文字） 铁路沿线一大批小贩站在车栅栏后面，等待不时到站的火车给他们带来的顾客，购买他们的核桃、糕点、糖果。

　　

　　一个农村男孩从露天的水槽里喝水。

　　

　　躺在路边的一具剥光了衣服的尸体。斯诺写道，“尸体被埋葬以前往往不翼而飞。有些村里公开出售人肉”。

　　

　　几乎在任何一个城镇里都可以看见这种典型的街道。 饥荒的受害者：一个儿童乞丐。

　　

　　1939年的水灾

　　

　　居住在中国中部变化莫测的河流流域的中国人，大约有九十万人死于水灾惨祸。一千二百万户家庭被毁灭，五千五百万人受灾。就在这个打击以前，干旱使一些省份赤地千里，饥荒使曾经是富裕之乡的西北大伤元气，蝗灾接踵而至，十四次内战使国家的经济结构遭受破坏，盗窃、抢劫、匪患横行，为扑灭共产党人革命进行的斗争已经历时两年，军阀统治下一片恐怖，那种麻木不仁、暴虐和后果严重的无能，是本世纪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从前，如果庄稼遭灾，还有储存的粮食可以支持到来年播种的时候。当雨水充足时，河渠饱满，健壮的水牛在地里推动着古老的水车，滋润着可爱的田地。农民挑着水桶在自己的那片地里忙来忙去、喊着那奇妙的、勤劳的劳动号子。生活似乎是亲切的。但是，这些年以来，在大地上出现了掠夺成性的野兽。官吏们把骇人听闻的敲诈勒索合法化、称之为“捐税”。兵士们也抢劫分赃。盗贼横行，粮仓空空如也。除了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以外，谁也没有什么银子，而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的银子也是深藏不露的。

　　

　　夏天过去了。农民怀着忧虑的眼光瞧着未来。他对压迫他的那些人充满了愤怒，但是他并不完全了解到底应该责怪谁。一天，突然起了凉风，他抬起头来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朦胧的天空。

　　

　　大雨一连许多天下个不停。他从上了年纪的人那里听到金沙江（长江）江面已经涨到10英里宽了。突然，在深夜，他被一阵沉闷的使人心悸的声音所惊醒。他的老伴从床上跳了起来喊道：“叫人上堤啦！”他们很费力地从地里走过去，在漆黑的夜里，他们看见一排灯笼的黄色光亮。成千上万的人挑着泥土、砖、石头、木条迎着正在高涨的江水去加固防波堤。突然，被认为是最坚固的一段堤防崩溃了。人们争先恐后地逃命。妇女和孩子们爬上了草屋屋顶或是任何可以在波浪上飘浮的东西。成百成百的人被波涛汹涌的洪水所吞没。

　　

　　洪水平静了。环顾四周，黄色的水面上漂浮着尸体。小岛、树梢、屋顶、庙宇顶部的轮廓出现在天际。农民的猪、母牛、鸡和水牛都在农民被淹死以前先遭了灭顶之灾，无一幸存。

　　

　　今年夏天，还会有数以千计的人死去。就在我写这篇导的时候，成百的人断了气。有些人被困在水中等待着救援。还有些人俄着肚子等了几天、几个星期，但是除了只有黄色的洪水可喝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充饥。死亡的可怕的拥抱正在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近。

　　

　　长江的瘫痪就是中国的瘫痪，因为伟大的“金沙江”是诗人所称的中华之邦的命脉。重灾之后的恢复不是几天的事。

　　（以下两段为配图文字） 一个采集树皮充饥的儿童。

　　

　　1930年饥荒时期华北的一个农民家

　　

　　童矿工

　　

　　云南个旧矿是一个半官方的、规模极大、极其有利可图的企业。这个矿几乎完全由童工操作。对那些每天只能挣三角钱的童工的唯一要求是他们必须抬的起装矿石的筐子。当我听说许多年以来这个矿的总工程师是一个美国人的时候，我感到十分不安。不过，现在工程师是一个德国人。在个旧几乎所有的童工都是驼背的。矿道太低了，不可能直立行走。

　　

　　

　　

　　该处有两幅图。

　　

　　个旧矿共有近名矿工，其中60%以上是奴隶。40%的矿工干活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干上几个月，他们的皮肤差不多变成青色，因为砷毒迅速的进入了体内。他们的平均工资每年约20美元。每名童工死亡，如果有抚恤金给予他的父母，数目也只有二、三美元。

　　

　　妇女受迫害

　　

　　孔子教导人们，万物都是不平等的，男女两性尤其是这样。他承认，“妇女是人”，“但是比男人低一等”。“妇女不应该有她自己的意志，这是自然的规律。”李欣公（译音）上校告诉我说，“过去贫苦的农民往往把女儿卖给地主以抵债或借钱。如果父母长时期没有把女儿许配出去，地主往往要求有初夜权。在这以后，有谁愿意娶她们呢？婚姻往往是用来作交易的，例如获得一块好土地、偿清债务、提高家庭的地位、把被抓兵的儿子赎买回来。这种婚姻既不管年龄和性情的差别、也不照顾女方本人的看法——这就是家庭不幸的一个根源。”

　　

　　

　　

　　在华北，几乎所有的妇女都缠足，“三寸金莲”并不是贵族妇女所专有的（左、上图）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安排的早婚是另一种方式的束缚。右图的十多岁的一个少女是典型的受害者。

　　

　　“他们为什么不反抗？”

　　

　　在内地大部分地区，唯一的道路是手推车道。由于世世代代的使用，它们已经陈旧不堪了，不能通行有轮胎的车辆。广大的乡下人很少看见、更从来没有使用过火车、飞机、汽车、无线电、电灯，他们从来没读过纸。80%-90%的乡下人是全文盲，他们穷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在一些地区，多达80%的可耕地集中在只占人口15%的人的手里。农村土地的平均占有面积如此之小，以至于按现在规模发展的地主所有制意味着贫农的完全贫困化和沦为奴隶。

　　

　　税吏拥有警察权力，能够逮捕任何欠租欠税的农民。不愿意被关进监狱的佃户不得不从放高利贷的人那里借钱，而且地主本人往往就是税吏。半年到期的借款，本息合并计算高达原来借款数目的400%，一年到期的借款则为700%。土地税有时预征60年。

　　

　　农民的耕地平均每户大约不足两英亩。每户年收入平均不足中国法币240元、约相当于60美元。农民的平均收入并不比中国的雇工多。雇工的收入充其量每天不足中国法币两角钱，约合美元四分。

　　

　　云南府的儿童往往拖曳过重的货物。有一天我在去大理府的路上，看见一个老妇人领着十来个孩子拖曳一大车木料。一个比别的孩子瘦弱的女孩子摔倒了，哭着不肯再往前走。这个老妇人站在她上首，用一根木头敲她。没有一个过路人加以干涉。虽然我看见有一两个人把头扭转过去，这还像个话。我说服了怒气冲冲的老妇人放掉这个女孩子。我们解除了小女孩的负担，又给她一块钱。毫无疑问，等不到晚上，这个老妇人就会从小女孩那里把钱要走。

　　

　　我向自己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对他们的消极态度迷惑不解。有一个时期，我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促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并不消极，他不是一个懦夫。如果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计划、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起来战斗的。

　　

　　毛泽东领导战斗

　　

　　对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毛泽东最重要的著作莫过于1927年2月（译注：应为3月）他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告》。毛泽东在这篇告里列举了“十四件大事”。这些“大事”中最大的一件是贫农终于组织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其他的大事有打掉地主在政治上的威风，强迫他们清理账目，强迫他们捐款救济灾民，把最恶劣的土豪劣绅牵来游街，禁止高利贷，禁止囤积粮食，不准投机，不准加租，接管警察权力，选举县长，接管地主武装，清匪（把他们吸收进农民协会！），废除富人欺压穷人的封建族长制，对为富不仁的地主进行罚款，杀猪出谷，破除迷信，废除丈夫的男权，宣传“三民主义”，禁止赌博，禁止吸食鸦片，禁止丰盛酒席，禁止婚丧喜庆方面的铺张浪费，提倡消灭文盲的教育运动，举办消费、信用合作社，用地主的钱修道路、修塘坝。

　　

　　毛泽东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告里几乎没有提到当时共产国际战略重点——西方帝国主义；告的整个重点几乎都是推翻地主、绅士的压迫、使农民从“封建主义”和不平等中解放出来。

　　

　　

　　

　　1933年毛泽东在江西一个贫农的集会上讲话。 这就是毛泽东对农村里善于恶的看法。这些看法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以贫农“先锋队”为基础的革命纲领。

　　

　　毛泽东信赖农民，把农民作为社会革命的主要动力。这种信赖是从客观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俄国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其他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旧相信，缺乏有组织的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主要的起义动力，共产主义的运动是不能获得成功的。最初，中国人也同意这个看法。1927-1930年之间的城市暴动遭到初次失败以后，党的组织全部遭到破坏。除了农村，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农村，毛泽东和朱德建立了第一批农民的圣地。自那以后，农民成了共产党唯一的物质支持和群众支持。他们从农民那里得到力量，最后终于取得全国政权。共产党从受警察严密监视的城市工人阶级得到的帮助是很少的。

　　

　　

　　

　　(上两图及下左图)1936年毛泽东对我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右图)在农村的一个市场上，一名妇女和他叫卖的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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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在我出国的第一年底，我已经远离了自己的故乡。我来到了戈壁大沙漠以南炙热的城市萨拉齐（译注：现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镇）。在这里，在中国西北，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最终夺去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在我一生是一个觉醒点。我在中国西北所见到的惨状是我亲身经历的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事件中最可怕的景象，直到15年以后，我看到了纳粹的焚化炉和煤气室。德国纳粹没有耐心花时间等待人们饿死，就用这种设备消灭了六、七百万人。

　　

　　萨拉齐是内蒙古最富饶的贸易中心之一。但是从1924年起，久旱无雨。今天，饥荒的魔影实际上威胁着辽阔的中国的四分之一的土地。这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一切生长中的东西，仿佛都被新近爆发的火山灰烬一扫而光。树皮剥落殆尽，树木正在枯死。村子里，大多数泥砖房屋已经倒塌。人们把房上的不多的几根木料拆下来，胡乱的卖几个钱。

　　

　　垂死的人奄奄一息的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石阶上。我看见一个全身赤裸，胳膊细得像树枝一样的儿童，由于以树叶和木屑充饥，他的肚皮鼓胀的像一个气球。这个孩子正在那里摇晃着他那倒闭在路上、赤身裸体的父亲。我们遇见两个年轻的妇女，她们瘦的像中国肉食店里悬挂着的腊鸭。她们的肤色一个样，没有衣服可穿。她们的乳房干瘪瘪的，像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在胸前。她们昏倒在村里的街道上已经有一些时候了。街上的行人托着沉重的脚步走过，并没有注意她们。 街道上许多排房屋里住着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已经快要饿死了。他们手里拿着小小的木饭碗或是破茶壶罐子。他们正在等待着救世军的施粥站开门。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能够那么安静的坐着等待，也许这是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能尝到的第一碗像样的食物。几乎无法相信，饿得像这样只剩皮包骨头的人还能活下去。许多长期以野草充饥的儿童都显露出饥饿的烙印。他们的面孔浮肿，一双双失去中国儿童向来具有的机灵好奇特点的眼睛，眼泪汪汪。

　　

　　*******************

　　

　　这方面的事实已经等到你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人士的生动的证实，我在这里指的是斯坦普尔博士①所提出的精彩告，他是国际联盟派赴南京担任顾问的著名的卫生专家。他的材料是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尔博士最近在陕西和甘肃省的国民党统辖区进行了考察，他的告所根据的材料除了是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观察。

　　

　　他指出在“公元前二百四十年据说有一个名叫郑国的工程师”在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有名的陕西渭水流域“修筑了一个能灌溉近一百万英亩土地的灌溉网，但是后来年久失修，水坝崩塌，虽然经常修筑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二年），灌溉面积只有二万亩不到”——约三千三百英亩！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另一县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估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厅禁止囤积粮食，交战的军阀没有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话，这些人有许多是可以不死的。

　　

　　这里引述一段这位日内瓦来的调查人员关于红军到达以前在西北见到的情况的话：

　　

　　在一九三〇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该省[陕西]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先生一九三〇年告中的下述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该年的情况：“……该省外表情况比去年大有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甘肃省内我们工作的那一地区，饥饿、疾病、兵燹在过去两年中夺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对粮食的需求已大为缓和。”

　　

　　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三〇年灾荒期间，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了土地，他们从那时候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发了财”。

　　

　　在陕西，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一般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

　　

　　斯坦普尔博士发现，陕西的农民（显然不包括地主，，因为他们“一般免税”）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式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

　　

　　至于甘肃，斯坦普尔博士说：

　　

　　“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万……比中国最富饶的、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也可以看到，这种税收的，特别是在甘肃，不止一两种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笔小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不收税的。人民实际所付税款要比公布数字还高。首先，收税的可以从所收税款中保留一份--有时极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县政府所收税款以外，还有军方领导人所征的税，官方估计这在甘肃省约一千多万。②造成人民负担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民团，这本来是为了防范土匪而组织的，在许多情况下已堕落为鱼肉乡里的匪帮。”

　　

　　斯坦普尔博士引证的数字表明，民团的维持费达地方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当然，在维持大规模正规军的负担之外，再加上这一笔负担是很可观的。据斯坦普尔博士说，正规军的维持费占去了甘肃陕西两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征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他看见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他说，甚至是有些“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都不会比原来那个更坏”。

　　

　　但是从经济上来说，西北绝不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许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产大大超过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改进灌溉系统，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乌克兰”。陕西和甘肃有丰富的煤矿。陕西还有一点石油。斯坦普尔博士预言，“陕西，特别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其重要性仅次于长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来为自己服务就行了。”甘肃、青海、新疆的矿藏据说非常丰富，很少开发。斯坦普尔博士说，单是黄金，“这一地带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克朗代克。③”

　　

　　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名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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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他（徐特立）开始幽默地一一列举他的一些困难。“同我们所估计的几乎一样，”他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味所造成的，我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这样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确非常落后。江西的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们在那里工作的物质条件也较好，合格教师也多得多。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三百多所小学，约八百名教师——这与我们这里全部红区的小学和教师数目相等。我们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百分这二十以下！

　　

　　“这里的工作的进展慢得多。我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甚至我们的印刷机也被破坏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只能用油印和石刻来印刷。由于封锁，我们不能进口足够的纸张。我们已开始自己造纸，但质量太差。但是别去管这些困难吧。我们已经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我们现在从群众中间正在训练几十名教师，党也在培养。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担任群众文化学校的义务教员。我们的成绩表明，这里的农民只要给他们机会是极愿意学习的。

　　

　　“而且他们也不笨。他们学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对他们说清楚，他们就改变了习惯。在这里的老苏区，你看不到姑娘缠足，你会看到许多年轻妇女剪短发。男人现在慢慢在剪掉辫子了，许多人在共青团和少先队那里学读书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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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军来了怎么样？”他问道。“他们要多少多少粮食，从来不说一句付钱的话。如果我们不给，就把我们当共产党逮起来。如果我们给他们，就没有钱缴税。反正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力量缴税。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拿我们的牲口去卖。去年，红军不在这里，白军回来了，他们拿走了我的两头骡子，四头猪。骡子每头值三十元钱，猪长足了值二元钱，他们给了我什么？

　　

　　“啊哟，啊哟！他们说我欠了八十元的税和地租，我的牲口折价四十元，他们还要我四十元。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们偷了。他们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我问这个老头，他有多少地。

　　

　　“地？”他哑着声说。“那就是我的地。”他指着一个种着玉米、小米、蔬菜的山顶。隔着一条小溪，就在我们院子的对岸。

　　

　　“那块地值多少钱？”

　　

　　“这里的地不值钱，除非是河谷地，”他说。“这样的一座山，我们花二十五元钱就能买到。值钱的是骡子、羊、猪、鸡、房子、农具。”

　　

　　“那么，打比方来说，你的地值多少钱？”

　　

　　他仍旧不愿说他的地值多少钱。“你花一百元就可以把我房子、牲口、农具都买去——再算进那座山。”他最后这么估计。

　　

　　“那你得缴多少税和地租呢？”

　　

　　“四十元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