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农奴把歌唱,翻身农奴主把火放
翻身农奴把歌唱,翻身农奴主把火放
暂时无派
拉萨市暴徒放的火已经熄灭了,围绕着奥运火炬的“藏独”风波虽未完全平息,也在渐渐地淡去,现在也许到了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问题原因的时候了。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有一位老人说过一段颇为著名的“大气候、小气候”的话。辩证法喜欢讲内因和外因对事物的影响,说到“气候”,大概可以理解为外因,但我们知道,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它内部的矛盾性,是内因,外因只是条件。没有必要的内在原因,什么外因都不可能成“气候”,而内因具备了,加上外因,就会成为“事件”。那么,今天发生在西藏的事件和围绕着西藏问题的国际事件,有什么样的内因,又碰上了什么样的“气候”呢?
从表面看,这次事件是一个事关国家完整的民族问题,但是,如果稍稍深入地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问题的根源其实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说到底,都是阶级矛盾。国内的民族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的反映;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则是矛盾双方内部阶级矛盾和各国经济政治地位造成的不平等这样的矛盾的综合反映。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内部的一切争斗,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其它的一切解释都说明不了问题的本质。令人苦笑的是,阶级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锐利的思想武器,在号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尽管加了个“特色”的定语)的中国,却成了一个禁忌的话题。
在旧中国,工农大众承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少数民族的人民在这之上,还要加上领主、王爷和头人的残酷压榨。同时,在少数民族的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利益争夺中,普通的少数民族人民又要充当他们的牺牲品。为了转移人民对他们的阶级仇恨,这些贵族们总是挑拨少数民族与汉族普通群众之间的关系,用民族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
由于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西藏的上层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他们的生活制度不变。但是,这种理解和宽容,并没有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生本质上的改变。由于西藏的和平解放没有触动那里的阶级关系,一场叛乱终于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发生了。令叛乱集团始料不及的是,这个表面上的民族矛盾的激化,却为人民政府提供了解决西藏阶级矛盾的契机。民主改革,使西藏百万农奴彻底地砸碎了封建农奴制的千年枷锁,过上了和其它民族平等的,没有剥削的生活。他们由衷地唱出了“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毛主席成了藏族同胞心中的“佛”,解放军被他们称为砸碎锁链的“菩萨兵”。在这个期间,汉藏民族关系非常融洽,尽管达赖喇嘛集团从没有放弃他分裂国家的立场,他的这个企图在翻身农奴中没有市场。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情况出现了变化。毛主席逝世后不久,中国出现了一股否定革命、否定阶级斗争、否定革命领袖、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恶潮。在这个背景下,个别领导人到西藏说了一些很不负责任的话,国家的政策也开始向“上层人士”倾斜。共产党和政府离藏族普通群众越来越远,而同过去的贵族和喇嘛越走越近,大量的援藏物资不是用来改善藏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而是用来建寺庙、养喇嘛。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又使藏族群众的信仰产生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达赖的影响开始回升,共产党和政府的威信开始下降,这就给了境外的分裂势力提供了在西藏闹事的机会,也给了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国家提供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机会,于是,我们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拉萨动乱。
按理说,给当年的贵族们“落实了政策”,让他们又“翻了身”,提高了他们社会地位,他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才对,但事实上,他们对共产党却是越加仇恨。这就出现了本文题目所说的现象:翻身农奴把歌唱,翻身农奴主把火放。说起来,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阶级本性使然。贪婪,是剥削阶级的本性。因为贪婪,有的人成了剥削阶级的分子,而剥削阶级的地位又进一步使其贪婪的本性迅速膨胀。在这些人看来,给他们“落实政策”,不过是把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还给他们一点而已,他们要的,不仅是他们失去的一切,而且是他们想得到还没有得到的一切。内地的“先富”们追求的资本主义或者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并不是这些农奴主们的目标,他们要的是可以用人骨做法器的“天堂”生活,他们要的是恢复农奴制的“高度自治”,不同意如此,就和你闹分裂!
也许有人会说:在拉萨放火的人只是普通藏族人,并不是你说的农奴主。是的,他们也许真的是翻身农奴的后代,但这能否定阶级斗争吗?过去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许多士兵不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吗?除了少数时候地主“还乡团”直接杀人,他们什么时候不是利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实力,让饥肠碌碌的穷苦百姓去自相残杀呢?过去如此,今天还是如此,从小贩杀城管,到藏族青年杀汉族青年,哪个不是在“煮豆燃豆萁”?
过去,强调阶级斗争,却既没有出现大的阶级矛盾,也没有出现大的民族矛盾;现在,放弃了阶级斗争,却既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压迫,又出现了严重的民族矛盾。毛主席有一句深含辩证法的话:“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同样的道理,不要阶级压迫、不要阶级冲突,必须大讲阶级斗争。一切剥削阶级都有贪婪无度的特点,一切剥削阶级又都有欺软怕硬的特点。
不仅在对待国内剥削阶级的问题上,也不仅在对待分裂势力的问题上,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国际问题上同样采取了类似的“绥靖政策”。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似乎忘记了狼要吃羊的本性,以为只要乖乖地听话,硬把自己的脸伸进人家的“普世价值”的圈子里,人家就和你“和谐”了。几年前,听说某西方大国有点气,我们的一位政府领导人马上带着“大礼包”屁颠屁颠地去给人消气。结果呢?几枚炸弹毫不客气地扔到你的大使馆。扔了炸弹还要羞辱你一番:对不起,用错地图了。几年后,我们举全国之力,想办个代表“盛世”的、“和谐”的奥运会,连“奥运猪”都养上了。结果呢?折腾你的奥运火炬传递不说,还要骂你是垃圾、是暴民。骂完了你,照样还要羞辱你一番:对不起,我骂的不是中国老百姓,是中国政府。这,就是我们一些人追求的“和谐”!
前几天,又看了一遍自己收藏的老电影《小兵张嘎》。稚气未消的小嘎子在给一群和他一样大的孩子们作“总结告”时说:“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帝国主义是软的欺,硬的怕!”第二点和第三点他没记住。没记住后两点,他却记住了最重要的第一点。因为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他作战勇敢、机智顽强,终于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战士。当年,一个没读过书的八路军小战士,刚参加过“二里半的长征”,就记住了这一点;今天,我们那些据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继往开来”的理论家和领导人们,却把这一点忘了。也许,他们没有忘,只是在他们眼里,帝国主义可能挺温柔,甚至他们可能觉得当个买办也能弄出个“盛世”来。
八十多年前,年轻的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带着这个分析的结果,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三十多年前,已进入暮年的毛主席,又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整个世界,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带着这个分析结果,他教会了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对手,令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今天,据说中国GDP已经排到了世界第五了,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了,可是,在对待“藏独”这样的问题,连爱尔兰这样的不太大的国家都可以和你叫上一板。三十年来,中国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最近,终于有人说了:利用奥运会搞“藏独”是个阴谋。其实,连傻子(装傻的聪明人不算)都能看出是个阴谋。但这个阴谋却仍然在你看穿的情况下有板有眼地实施着。为什么?因为人家看到你中国“进步”了,知道你们已经有了“内因”。只是,在他们看来,你中国的“进步”还不够大,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普世价值”的标准要求,于是,他们开始给你创造外因了,开始为你营造大小“气候”了。
只是,有一个问题,无论是“内因”们,还是“外因”们都忽略了,那就是,中国“理性”的精英们少了点,不理性的、有时会愤怒的青年、中年和老年多了点。还有一个问题,他们也忽略了,在“内因”们把国内的声音调整到基本“和谐”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国外还有一批力量不算太小的,不相信“和谐”的爱国青年,于是,令“外因”们恼羞成怒和令“内因”们无地自容的事出现了。尴尬,真的让有些人很尴尬。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不知道他们是忽略了,还是不敢说出来。那就是,那个离开了三十多年的、令他们又恨又怕的人,那个敢于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人,那个乐观地预言:右派上台也不会长久的人,总是不肯从老百姓的心里走开。这样一来,“内因”和“外因”们要面对的就将不仅仅是尴尬的问题,而是失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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