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工人曾被誉称为“老大哥”，人们以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为荣。而如今，工人群众、尤其是下岗失业工人处于悲苦的生活状况之中，这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文化心态，并已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也。

　　

　　　天津市总工会和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曾联合组成专题研究组，在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困难职工群体问题做过专门研究，并写成了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优秀研究告一等奖的调查告。今特将其中的一部分引录于下，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普通工人群众、尤其是下岗失业工人群众的生存状况：

　　

　　困难职工群体：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224页）他又说：“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究，而是富，但这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上书第265页）“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上书第373—374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上书第373页）他还很郑重地讲：“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了邪路了”！（上书第111页）小平同志的这些谆谆教导，我们永远不能、也不应该丝毫忘怀。

　　

　　近20余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一定提高。但同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譬如，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国有经济则呈萎缩之势；暴富阶层已经形成，困难职工群体亦已产生等等。而仅就本文关注重点来论，我们认真重温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教导，不能不疾呼：困难职工群体的存在，在人数上还呈日渐增扩之势，以及由之并且还会继续产生的种种影响，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一、困难职工群体的成因、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现实社会生活里，在劳动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经济收入水平低下，基本生活以至生命健康缺乏必要保障，合法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等容易受到损害或侵犯的职工，构成了困难职工群体。

　　

　　就困难职工群体的而言，首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目前我国就业状况如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所公布的数据，2000年末，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657万人；同年末，全国城镇从业人员为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用公式[失业率=失业人数/（失业人数+从业人数）×100%]来计算，失业人员为681万人。两项合计为1338万人。以就业与否这一主要标志来衡量，下岗与失业无本质区别，下岗即失业。如果我们的判定能够成立。那么，2000年末全9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应为5.9%。参照《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一书所确定的全国城镇失业警戒线（1996年），已接近中警线（6%），超过安全线（4%）1. 9个百分点。这是上年末、今年初的就业状况，尚未考虑到历年累积下来的国企失业情况，而如将此结合起来予以考虑，则完全可以说由于国企下岗，而造成的困难职工人数是非常众多的。另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下岗人员中，女性占59.2%；35—45岁的占63.9%；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7.5%。这些下岗职工中，多数是1984年以前就业，他们受教育程度低，劳动能力差（或技术技能太过专一，或这种技能随着技术进步、产品升级换代而难以适应需要，被淘汰出局）。这样一些职工下岗，被推上社会后，其实现再就业，通过自身劳动而脱困，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难度很大，故其自然成为困难职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在岗，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使其生活困难，生存状况受到很大压力的职工，也成为困难职工群体的一大主要。如就我们对天津职工状况的调查来看：（1）1600名在在职职工中，企业拖欠6个月及其以下工资者524人；企业拖欠7—12个月工资者148人，企业拖欠1个以上工资者87人。（2）2924户职工药费积压总金额为.7元，其中，最高积压达元。（3）2726名被调查职工药费积压总金额.4元，其中最高积压达元。此外，17位职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应该得到的工伤或职业病待遇未能得到享受；833位职工本人患大病；174位职工家庭成员患大病；22位职工家庭遭受意外大灾；270位职工本人或家庭主要成员残疾。这样一些职工，虽然还有着一份工作，却仍已沦为困难、甚至特困职工。

　　

　　现在已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就业于私营企业了。私营企业中，雇主与雇工收入差距十分惊人。不少私营企业主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为富不仁，拿工人生命当儿戏，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不顾劳动保护与安全，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方式实施管理，甚至使用童工等等。从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告》所反映的情况看，私营企业中雇工的生产劳动环境颇为恶劣，工伤事故时有发生。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中雇工发生工伤后，工资照发的占30.6%，工资要全部扣除的占6.5%，扣除部分工资的占62.9%。至于雇工请假，有37.1%的人照领工资，18.5%要被扣除部分工资，31.5%的雇工病假工资全部被扣除。53.2%的雇工不能在企业销药费，16.1%可以到企业销，18.5%是部分销，65.2%要完全由雇工自己负责。27.4%雇工所在私营企业已经参加养老保险，其它企业尚未参加；3.2%的企业有其内部养老规定，96.8%的企业没有制定、也根本就不相制定职工退休养老办法。由此可见，私营企业雇工的劳动、生存及其合法权益保障状况不容轻忽，他们同样构成困难职工群体的主要之一。

　　

　　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近些年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个阶级队伍中居然出现了人数绝不算少的困难职工群体？原因当然是多方面，也是很复杂的，需要进行多维性的分析研究。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困难职工群体的形成原因，至少有下列诸端需引起高度注意：

　　

　　首先，党中央始终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根本方针，但是在某些改革政策、改革举措，某些人所倡导的思想主张及在此导引下的社会实际行动中，这一根本方针并未得到真正体现。如在企业改革中推行的不少举措往往强调的只是厂长（经理）为代表的少数精英式人物的作用，强化的是他们的职权职能，谋求并实现的也只是他们的利益，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党的根本方针则常常流于形式。在这种情形下，现在仍有些“著名经济学家”竟还在大放厥词，鼓吹“劳动力是商品”，工人群众“要少一点主人观念，多一些打工意识”，这在实际生活中已经造成了很大影响。这就使得广大职工群众在劳动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上日渐处于弱势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职工群众，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合法权益极易受到并确实受到损害。这既是困难职工群体形成的重要背景，也是困难职工群体的重要成因之一。

　　

　　其二，曾经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广大职工群众，如今成了国企改革成本的直接承当者，并为之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这是分析研究困难职工群体成因果必然予以充分考虑的。如以前是行政性安置导致大量富余人员囤积在国有企业，现在是国有企业市场份额缩小导致大量新的富余人员，这就使目前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比例很高。（至于为什么会导致国有企业市场份额缩小，生存发展空间狭窄，则又是另外一个很值得从多方面认真分析研究的问题。）有鉴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将下岗、转岗以解决和消化富余人员作为国企改革、振兴国企的重要举措。但减员只应是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手段之一，而绝不应成为目的。事实已经充分显示，减员增效虽有一定效果，但对此不宜高估。如果没有国家对下岗职工的各种优惠政策，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将进一步扩大。据某省经委同志说，目前单纯通过减员增效的国有企业并不多。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是有许多前提条件的，如能够通过减员达到增效的目的的国企，首先必须有象样的产吕，而且这些产品必须有市场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景。单纯减员，对于停产或半停产企业根本没有用，不可能增加产出效益，不少国有企业减了员，却闭幕式示增效就是明证；而减员，及由之导致的国有企业职工队伍的大量萎缩表明，广大职工群众已经成为改革成本的直接承当者，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这无疑是困难职工群体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三，对于减员而下岗的职工群众，党和政府提出实施再就业工程等多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上，成效不甚显著，这也是造成困难职工群体的一大原因。在我们所调查的1262名天津下岗职工中，未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818人；进入中心的444人，其中，53人已经出“中心”，38人通过“中心”实现了再就业。为什么大多数下岗职工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什么只有少数职工能出“中心”？为什么仅仅吸有很少数下岗职工通过“中心”实现了再就业？其主要原因是经济下滑、市场疲软，企业资金困难，与下岗职工解除关系时，无法支付法律或政策规定的经济性裁员补偿，导致下岗职工不能出“中心”。此外，党和政府制定的“三家抬”政策，在实际中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真实得到实施，职工自然也不无法得到实惠。甚至国家关于伤残职工不得下岗的规定以及对伤残职工优惠性的政策，夫妇双职工不宜同时下岗，尽可能不要让烈军属职工、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下岗等规定，大多也未得到实施体现。还有些人为性的某些因素导致了党和政府为下岗职工提供的种种优惠政策未能得以实现，如个别地区的行政官员将国家为困难、特别是困难职工基本生活职工提供的专项基金（这是国家为困难与特困职工专门提供的活命钱）移做它用，甚至中饱私囊。此类事件，媒体多有披露。极个别“公仆”如此卑劣行径，无疑使本已处于困难境地的下岗职工雪上加霜。

　　

　　第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而城市经济改革则相对滞后。中国原本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而农村经济改革，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等以后，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人口离开了土地，离开了乡村，涌入城镇，构成人数众多的自由劳动大军，这对待业的城镇居民，以及本已就业的城镇企业职工均形成挑战，构成有形或无形的巨大压力。有个别国有企业领导人，更多的同昌私营企业主说：“现在要找两条腿走路、会干活并肯干活的人，实在太容易了；而要找两条腿走路、会说话并能干活的驴，实在比登天还难。”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劳动者的价值似乎已不如禽兽。还有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扬言要把企业“建设得象花园，管理得监狱”，要以“胡萝卜加大棒”来管理职工，“愿干则留，不干就滚”等等。这如何能使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能够实现？这怎样才能免使本为“老大哥”的职工群众不沦落弱势境地？这又怎么可能不导致困难职工群体的产生呢？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和完善远未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同样也是困难职工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从对天津市职工状况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拖欠在岗职工和下岗职工医药费积压现象十分严重：123名退休人员中，拖欠其统筹等项目外退休金6个月及以下者7人，拖欠7—12个月者11人，拖欠一年以上者60人；由于企业欠交在职职工养老保险费而无法办理正常退休手续者10人；危房、平房改造，购房款无法筹集者326人；取暖费难以承受者160人；抚养教育陈述了女、赡养老人费用无力承担者730人；尚未出“中心”的391名下岗职工中，有62人不能足额领取到基本生活费；只有148户家庭领取到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至于退休职工医药费得不到正常销，有的退休职工病故之后还留下本应销的医药费。这表明在没有能够建立、健全和完善起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盲人骑瞎马、摸着石头过河式地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大搞减员，相当普遍地使职工下岗，必然会造成困难职工群体。

　　

　　最后，就劳动力素质方面分析，困难职工群体的形成也有诸多不容轻忽的主观性原因。如思想道德素质方面，50余年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发展起主人翁精神、敬业精神、吃苦耐劳精神、勤劳勇敢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并涌现出了充分体现这些精神品质的王进喜、孟泰等众多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流，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本质特征。但另一方面，劳动者主体意识淡薄、组织纪律性涣散、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思进取以及不讲求劳动职业道德、偷赖耍滑、工作时间用公家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干私活等等种种问题，在职工队伍中也比较突出地客观存在着，这显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求不处适应，也根本违背中国工人阶级应有的品德素质。又，科学文化和技术技能素质方面，我国在业人口的文化程度相当低，如据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0年每一万名在业人员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仅66人，大专教育的为121人，中专教育的为207人，而一半以上的人只接受过不瞠及其以下教育或干脆就是文盲；劳动力技术技能素质整体水平偏低，工人技术等级结构不合理，如据国家统计局科学研究所1990年底抽样调查表明，全国职工中，高级技工（即技术级别在7—8级的）仅占2%左右，中级技工（4—6级）占23%，初级技工（1—3级）占71%。这显然难以适应科学技术及高科技性产业发展的需求。这就难怪相当部分科学文化和技术技能素质低下者下岗失业，构成困难职工队伍的主体。

　　

　　立基当下，反思既往，展望未来，困难职工群体的前景如何？我们希望困难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能够真正有效地得到维护和保障，我们衷心地期盼着困难职工早日脱贫致富，我们更期盼着中国不再存在并再也不存在困难职工群体。作为社会主义中国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仅理应充任国家和公有制企业的主人，而且完全也应该在经济生活上水平日益提高，富裕起来。但冷静、客观地分析未来趋势，无论就构成人数而言，或者是就困难状况而论，困难职工群体的前景都绝对不容乐观。“十五”期间，我国将加大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在此情况下，整个“十五”期间就业形势究竟会如何？据专家分析预测，这期间我国城镇劳动力供给量新增4383万人，平均每年为876.6万人。今年增量为827万人，加上去年末滚存量1338万人，总共有2165万人需要就业。这里尚未考虑今年新产生的下岗失业职工。2002年，增量将会达到五年当中的最高峰，为932万人；后3年虽会有所下降，但都接近900万人。总之，到“十五”末期，就业压力不会有多大缓解。至于我国加放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将会出现结构性失业，农业经济所受冲击导致的更多富余农业人口涌入城市而形成的更大就业压力等也不容忽视。因此，困难职工群体不仅仍将存在，而且其人数势将有所增扩。面对这样的态势，作为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神圣使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府，作为职工群众组织的工会，以及每一位真正关心国事民瘼的爱国人士，都必须高度关注已经存在并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的困难职工群体。

　　

　　二、困难职工群体的存在对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困难职工群体这一客观实际存在着的社会现象，对于当前及今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及经济稳定、社会发展等的影响十分深巨。兹从下列几方面，对之略予论析：

　　

　　其一，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50余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每一项伟大成就，都与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主力军作用，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紧密相联。据统计，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0%是由工人阶级创造的，国家财政收入的90%以上也是由工人阶级提供的。党和政府永远不应该忘记我国的职工群众，永远应该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根本方针。但年些年来，职工主人翁地位明显下降。1988年，全国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公有制企业38万多个，1997年则已下降28万多个，而已建立职代会制度的多数存在形式主义之弊。公有制企业中职工作为主人翁的政治民主权利尚且难以真正得到维护和保障，私营企业中，职工的政治民主权利的维护和保障就更成问题。如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职工可以并且应该依法组织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依法提出哪能里有职工群众，哪里就应组建工会，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要求。但实际上，仅据1993年调查样本显示，90%以上的私营企业没有工会，88%的私营企业没有职工代表大会之类的组织制度。这就使得职工群众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日渐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并且，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也下岗等业或失业，加入困难职工群体行列，如我们所调查的天津市困难职工中，有全国劳模4人、市级特劳动模范3人、市级劳动模范26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7人。这种状况已经对广大职工群众的政治文化心态发生十分严重的影响，部分职工政治理想淡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很多下岗职工，更是怨气冲天、牢骚满腹，他们说：“下岗下岗、失业失业，实在令人难以生存。现在遍地都是堆堆干柴，就差陈胜、吴广这样的人物出来了。”所有这些表明，如果我们不根本扭转职工群众的弱势局面，真正强化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主人地位，如果我们再不正视并切实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包括困难职工群体在内的全国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那末，本是人民的政府将会逐渐脱离群众，本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将会丧失其执政的阶级基础。对于这样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绝不能掉以轻心。

　　

　　其二，近些年来，一些地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人民内部矛盾呈现上升乃至激化的趋势。据国家信访局统计，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已经连续7年上升，年增幅最高达37.3%。2000年以来，群体性事件继续呈增多之势，且行为方式日趋势激烈，有的地方出现了罢工游行，围堵以至打砸党政机关，封堵公路铁路，破坏公共设施，殴打公安民警和武警战士等等种种非常态行为。各地群众来访和群体性事件中，85%以上都是群众有理或部分有理，故此类事件一旦发生，社会上同情者甚众；而真正属于无理取闹或纯受坏人煽动此发而成的事端，以及明确以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为目标的事件，为数极少。很多群体事件的爆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广大职工群众维护自身利益、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的要求和愿望，如据公安部门统计，1998、1999两年，仅因企业拖欠职工工资、退休金、养老金等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占全国群体性事件总数的1/3左右（参阅王大明《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确保稳定大局——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全体大会上的发言》，载《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4期）。还应该看到：境外反共反华的敌对势力和境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正竭力制造民众与党、政府的对立情绪，企图煽动动乱，达到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目的。党风政风不正，贪污腐败盛行，国有资产已经大量流失的数目非常惊人，以破产、改制、股份化改造、合资、评估等不同名目而造成的新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数目亦难以精确统计。有个亿万富翁自白：“今天，最有效、最快的发财致富方式，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我自己口袋里的钱。国家的钱实在是太多了，没有谁数得清楚，也没有谁能将其看守得天衣无缝，而且，实际上许多看守国有资产的人并不反对把国家的钱放进我的们腰包。”（参阅陈剑编著《流失的中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有的职工说：“现在的所谓国企‘改制’，实际上企业换牌子（即变成所谓股份化的现代企业经济组织），领导带帽子（由国企经营管理者蜕变成为持有大股的老板）、工人拿票子（强制性要求工人出钱购股或集资）。”共和国在流血、职工群众在哭泣！社会生活中既存在困难职工群体，也已形成暴富阶层，而且，主要依靠剥削雇佣劳动者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已经不再满足于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了，他们还要做劳模、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于无视民众疾苦、官僚主义现象严重，任意打击欺压群众，侵犯、损害职工合法权益之事，更难以详尽举述。……所有这一切，在在表明我们面临着的是颇为严峻的形势，当今之中国决未到可以歌舞升平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从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与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高度正视困难职工群体这一客观存在着的社会现象。民之如水，既可载舟，亦可覆舟；民心向背，国之兴亡盛衰所系。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都明白的基本道理。如果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连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都不尊重、维并切实予以保障，以至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着困难职工群体，又哪里还能再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职工群众以及广大劳动人民又怎么会再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并支持党的领导？此岂不危矣悲哉！

　　

　　其三，大量受雇于外资、合资有私营企业的普通劳动者，不仅处于明显弱势地位，而且生存境况十分困难。在某地有个与韩商合资的企业，一位年仅18岁的青工工作中被机器轧断了手臂，造成严重伤残。该企业的某中方管理人员提出至少应由企业拿出5000元为该青工治病疗伤，并难予少许经济性补偿。而那位韩商老板却以该青工违反操作规程为由拒不付钱，还将其除名出厂，一脚踢出，并对那位中方管理人员说：“你再提这样的建议和要求，就干脆给我滚蛋！”这位有着中国人基本良知的中方管理人员，以个人名义从其微薄的薪水中拿出几百元给那位青工，然后愤然交出辞职职书，主动炒了韩商老板的鱿鱼。像这样的事例，在现实实际生活中绝非仅见。而我们的基层党、政和工会组织尽管也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但总体上看来，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与保障并不很有力有效。有些地方领导仅仅只从经济角度考虑，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创造投资环境，吸引拉拢外商；大力扶持发展私营经济”，风闻有领导甚至说：“谁谈跑一个外商，就摘谁的‘乌纱帽’！”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很少考虑到加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真正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由于得不到党政领导的有力支持，由于没有组建工会组织，或者虽有工会，却不能真正代表职工意愿、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或者工会组织虽做了大量工作，但十分艰难，收效甚微（有位有非公有制组织中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说：“我们现在搞工会，就象开展地下活动一样”），于是，有的地方便出现了打工者“联谊会”、“同乡会”、“兄弟会”等自发组织，有的提出要自行组织“第二工会”，甚至有的不得不依靠社会上的黑势力、恶势力，试图寻求保护，或多少得到某种心理与感情上的慰藉。如果再结合考虑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正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和形式，制造、煽动我国工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企图在我国建立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组织，寻找出像瓦文萨那样的人物，达到其瓦解以至消灭中国社会主义基础的目的，我们完全可以说，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处于弱势地位的困难职工群众的存在，困难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有效地维护保障，这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对党、政府和工会组织的权威构成极其严重的挑战。

　　

　　其四，现在，困难职工子女的教育和成长也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711位接受调查的天津特困职工中，感受到“无力抚养、教育子女”者446人，占26%。为人父母者，即使是身为困难职工，自身所处境遇艰难，又怎么会不渴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良好生存环境？又何尝不期盼着自己的子女健康成长？又哪里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到较为理想、较高层次的文化教育，从而使之日后成长为对国对民有用的人者，至少不要再像自己这样沦落到困难职工境地？这样的想法，实说来绝不过分啊！他们为之而竭尽全力地努力着、奋斗着、拚搏着。访谈、调查中，我们发现，困难职工中的下岗者，有些仅仅只是或主要是为了尽到抚养、教育子女之责，为了支付日益上扬的子女教育费用，不得不一天打两份工、三份工，每日工作时间最多的高达15、16个小时；在岗困难职工，基于同样的原因，敬忠职守的做好本岗工作以外，敢不得不利用工余时间在外出打工，其包括操持自身家务在内的可供自己支配、休息的时间，最少的仅仅只有3、4个小时；还有些困难职工除通过自己超了自己体力、精力负荷，承担超强度劳作来获取一点酬外，甚至还通过“献血”的方式来领取一点其实很微薄的经典（个别职工每年、甚至每月都去“献血”，至于争相“献血”而得不到“献血”机会者，更大有人在）。有不少困难职工子女对自己的父母说：“我渴望上学，我盼望读书，我希望自己成为以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才。但咱家太穷、太困难了。爸爸、妈妈，你们要干多少活儿、卖多少血、付出多少代价，才能为我支付学费，让我上学读书啊！爸爸、妈妈，我不读书，我再也不去上学了；我要外出打工，帮助家里多少减轻点生活压力。“相当一部分辍学而成为童工的，便是由此而产生。青少年是共和国的未来，是人民共和国的希望。其身心素质状况，关系到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我们再不认真正视困难职工群体，不充分关注生存于困难境地的职工子女们，试想：如此境遇中生存与成长起来的困难职工子女，日后还能够对党和国家产生深厚情感吗？因为困难而生存难以为继，因为困难而难以得到正党全面的教育的困难职工子女们，日后能够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吗？其成人之后思想道德、政治信念、文化技术、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素质状况究竟会如何，实令人难以想象。我们对此应该并且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因为这绝非仅仅同现实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有内在联系，而且更会严重影响到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是一个事关社会主义中国能否持续性发展的重大问题。

　　

　　其五，职工困难、困难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真正有效地维护与保障，这自然会严重伤害广大工人群众的感情，难以甚至无法调发其大干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积极性。由之而对建设、企业发展造成的影响，已是自然之事，对此当无须再做论析和例举。

　　

　　综上所述，困难职工群体的存在，已经并还将继续产生方方面面的深巨影响。确实，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困难职工群体的存在，不仅维护和保障困难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而且更应该通过振兴、发展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和方法使困难职工脱贫致富，使社会主义中国不再存在困难职工群体，使工人阶级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主人的时候了！

　　

　　三、困难职工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利益诉求与心态

　　

　　要维护和保障好困难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想方设法地使困难职工脱贫致富，从而真正彻底地消除困难职工群体这一社会主义国家不该出现的社会现象，实现共同富裕，就首先必须了解客观着的困难职工群体的实际生存状况，如实反映其利益诉求，客观、科学地分析其心态。为此，我们通过家庭走访、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做了一些工作。现仅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综述于下：

　　

　　（一）困难职工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

　　

　　接触中，很多工人纷纷首先十分郑重地表示：“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不富强，国有企业不景气、困难重重。我们是工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要为党、政府和国有企业做后劲。我们绝不想、也不愿诉苦，向党、政府和企业伸手施压！”但是，当他们听说我们是工会工或工会教育工，是他们的“娘家人”来了解他们及其身边困难职工的实际生存境况，倾听其呼声，看看究竟有何利益诉求时，尽皆尚水开口，已经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其情其状，在座者无不动容。于是，我们了解掌握到很多情况，感知到困难职工的实际生存境况。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略举数例：

　　

　　一位1976年参加工作，现年44岁的女工，右眼已经完全失明、左眼仅有0.3的视力，双腿膝盖部位患骨髓炎（医生诊断，倘再不及时医治，有发展为骨髓癌的可能）。经劳动卫生部六组织进行的检查，她本人持有两份伤残证明。其丈夫早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已下岗。而其本人1996年也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劳动工作岗位，成为下岗失业职工。进入“中心”，她每月领取到380元基本生活保障金；但很快就要出“中心”，与所在企业完全解除劳动关系了，届时只能领取到困伤残才有资格得到的144元特困补助费。她们家和其丈夫家共有兄弟姐妹辈8人，其中已有7人下岗了，都困难重重，难以生存。年迈的双方父母为儿孙辈生存计，从其极微薄的退休金中拿出点钱来救济他们，帮助孙辈交纳学费。这位女工，曾四处寻觅，试图找份工作，通过哪怕是很艰巨的劳动来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但这又谈何容易？刀子在私企打过工，为人做过家政服务（侍候瘫痪的老人），但均仅仅因自己残疾之故，失去了收入少得可怜的这类工作。她也曾摆摊设点，自寻生路，但领取不到合法的经营执照，并在“清理路障”的名义下，而不能再出摊谋生了。……叙述到这些景况，她泪流长河，抑制不住地说：“我不想再活下去，我再也无力活下去了。但我想活，我才44岁，我的孩子才8岁啊！”

　　

　　1979年参加工作、现年41岁的某女工，其父母、公婆都与其在同一国企，均退休，而其夫妇两人也都已下岗。丈夫体弱多病，下岗后不慎摔伤，腿部粉碎性骨折，因医院治疗失误导致瘫痪在床，永远也不能站立起来了，至今仍住在医院。她下岗后，干过物业管理、做过家政服务、从事过清扫马路、维护和保养绿化地段的劳动，尚且还算能极其艰难地生存着。超负荷地劳作，强大的心理压力，早已使她难以忍受了，她现患颈椎、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行走十分困难，无法活动，再也不能外出打工劳作，养家糊口了。病情加剧，难以支撑之时，她不得不住进了与丈夫同一家医院。她住在五楼、其夫在三楼，虽同处一楼，但如隔天壤，无法相见，无法相互支援，无法相互关爱照料。她本人住院治疗，一个星期就花费3000元，无处销，再也住不下去、治疗不起了。其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年迈的婆母为了儿子和儿媳，每天往医院送饭。冰天雪地、天寒路滑，那年迈的婆母又不慎摔折了尾骨。在这“屋漏偏逢连阴雨”的女工之家，她那现年18岁、品学俱优的儿子，16岁就不得不哭别校园生活。初中未毕业的孩子，在外四处打工，补贴家用，承受着本不是他这年龄所应该、所能够承受的巨大压力。

　　

　　有位40余岁的下岗困难职工，仅仅因为医药费销不了，无钱无力医治，患了甲状腺这样一种并不算很严重的疾病而死亡了。这位职工在岗时，因生产劳动业绩卓著，思想进步，由一名普通劳动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车间的工段长，并被表彰为先进生产（工作）者。还有位年仅37岁的男工，下岗后连打三份工，滚轴式地不断劳作。绝对超负荷的辛劳使其心力交瘁，体力、精力早已严重透支。于是，有一天，他终于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工作场所，过早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

　　

　　已经退休了的一位老党员、老车间工会主席，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女儿和女婿均已下岗，而他本人身患肺气肿（肺部已发现有两个空洞）。他的二儿媳近因患脑瘤，无钱医治而死亡了。他说：“我是老党员，老职工。现在国家和企业有难处，自己再怎么难，也绝不能给党、国家和企业增加麻烦！”工友们听说了他的情况，每人都拿出了点钱，凑了300元给老人送去，老人激动了，流着泪对工友们说：“你们也困难，活得也不易，还惦记着我这老头子，实在太感激组织和同志们了！”

　　

　　现年45岁、任车间工会主席的某工，1968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1974年选调回城，进厂工作。一贯为人正直，工作勤苦，任劳任怨，并因之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夫早已下岗，在家照料，侍候年迈而又多病的双方老人。她本人仍在岗，每月拿450元工资，自称“这450元的收入，是以2000多本厂职工下岗的代价换来的。即使怎样尽责，内心也不安啊。”为家庭生存和支付孩子学费计，她在本厂上三班，工余则受雇于私企，也上着三班，每天往来奔波于家庭、所在企业和打工场所，而自己睡眠休息时间最多公有3、4个小时。有时，想到自己的经历和境遇，想到自己及家庭的未来，他叹言：“我们这代人，青春献给党，中年下了岗，老来无人养。”即使如此，当我们问她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利益要求时，她压抑着内心的激动之情，噙着泪水说：“没有，有也不想诉说，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车间工会主席，我毕竟每月还拿着450元工资啊！”

　　

　　上举诸例，仅仅只是我们了解掌情况中的极少部分。只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问题，在天津、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边远困难地区，像这样一些、甚至比这些还要严重得多的情况，实在不知究竟有多少？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忘掉这些倒不完苦水、留不尽热泪的困难职工；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绝对不能、也绝不应该轻率地抛弃为人民共和国的建设立下血汗之功的广大职工群众。

　　

　　（二）困难职工的利益诉求

　　

　　就绝大多数而言，就我们所听到、了解和掌握到的情况来看，可敬可爱、可歌可泣的工人群众，包括困难（以至特困）职工们，至今仍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中国，仍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仍在愿为振兴、发展国有企业排忧解难，竭尽所能地努力奋斗。他们没有过分过高的奢望，但他们确实有着基本的合法利益诉求。而他们的基本利益诉求仅仅在于：要劳动；要生存；渴求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得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使我们工人阶级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兹仅据个别访谈、座谈会及调查问卷所反映的情况，略略录载记述几则于下：

　　

　　1、下岗失业而成为困难职工中的相当部分，生在新中国、长在动乱岁月，虽然没有能够接受到正常正规的文化技术技能教育，但无论当年下乡，还是后来进厂，我们都曾抱持着一颗热心、满腔的激情，大干社会主义，贡献出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现在有人说我们素质低下，没有科学文化水平、技术技能，适应不了高科技产业或“知识经济”的需要，理应淘汰出局，下岗失业，至于遭遇困难，实为活该如此。我们实在难以接受、认同这样的说法啊，这对我们太不公平！我们的党、政府、工会能不能真正抓一下职工教育，帮助我们尽快改善素质，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技术技能水平？实施再就业工程时，能否多办些班，开设一些与市场和经济建设需求相适应的专业，为我们实现再就业，通过劳动来解决生存困境提供些帮助？

　　

　　2、我们要生存，我们想活下去。但我们绝不愿完全依赖党和政府，绝不想坐在家里领取救济金或最低生活保障费。我们有两只手，我们也有自己的才智，我们也在想着能够想到的所有办法。某下岗残疾女工，家住天津市和平区百货大楼附近。尽管这只是间10余平方米的小屋，一家三代几口人蜗居于此。她说：“无论如何艰难，我总会有让全家稍稍睡觉休息的办法。我想利用这间门面小屋，领个营业执照，做点小本生意，维护自己和全家人的基本生计。”但她以伤残之身，四处奔波，找过妇联、残联、工会，哀求过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就是难以领取到她做梦都想得到的那张准许其合法营业的执照。……像这样的渴求自强自力，不仅解决自己、而且还希望帮助解决身边工友的困难，为数并不少。这类困难职工最大的利益诉求就是我们的党、政府和工会能否切实为我们想点办法，提供点必要的帮助和途径？

　　

　　3、我们热爱祖国，我们热爱国有企业，也曾流过汗出过力，甚至工作中伤残、患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病。我们无悔无怨，我们过去只是尽了我们应尽之责。现在改革，让我们下岗回家，我们也毫不抱怨。我们只是希望党和政府应该真正花力气，采取切实有效地方针举措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不要只是一味地对国企一卖二分三破产（这样做实际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不要只是再实实在在地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大力扶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我们要做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有制企业的主人，绝不愿做饥寒交迫、贫病交加而又不得不受雇于私企或外商独资企业的打工者！

　　

　　（三）职工群众、尤其是困难职工对政府和工会工作的评价

　　

　　在对3374份天津职工状况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中，我们发现：“对工会维权工作的评价”一项，空选者47人，占1.4%；认为“很满意”者546人、“满意”者902人、“基本满意”者966人，这三者合起来占71.5%；认为“虽然不如意，但已尽力”者573人，占17%；认为“不满意”者340人，占10.1%。“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一项，空选者87人，占2.6%；认为“很满意”者314人、“满意”者557人、“基本满意”者1075人，这三者合起来占57.7%；认为“虽然不如意，但已尽力”者，532人，占15.8%；认为“不满意”者，809人，占24%。

　　

　　在对1711份天津特困职工状况调查问卷的统计中，我们发现：“对工会维权工作的评价”一项，空选者11人，占0.6%；认为“很满意”417人、“满意”者507人、“基本满意”者417人，这三者合起来占78.1%；认为“虽然不如意，但已尽力”者，277人，占16.2%；认为“不满意”者86人，占5%。“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一项，空选者30人，占1.8%；认为“很满意”者247人、“满意”者351人、“基本满意”者506人，这三者合起来占64.5%；认为“虽然不如意，但已尽力”者，272人，占15.9%；认为“不满意”者，305人，占17. 8%。

　　

　　在对1663位有着一般性困难的天津职工状况调查问卷的统计中，我们发现：“对工会维权工作的评价”一项，空选者36人，占2.2%；认为“很满意”129人、“满意”者395人、“基本满意”者533人，这三者合起来占64.7%；认为“虽然不如意，但已尽力”者，296人，占17.8%；认为“不满意”者254人，占15.3%。“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一项，空选者57人，占3.4%；认为“很满意”者67人、“满意”者206人、“基本满意”者569人，这三者合起来占50.6%；认为“虽然不如意，但已尽力”者，260人，占15.6%；认为“不满意”者，504人，占30.3%。

　　

　　个别访谈或座谈会上听到的，以及从调查问卷上看到的一些职工群众发出自内心、发自肺腑的话语，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对于党、政府和工会组织及其工作的评价。兹略录载、记述数则于下：1、工会是我们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是我们的“娘家”。工人城不断地反映着我们工人、尤其是困难职工的利益意愿。尽其所能地为我们说话办事出力。我们衷心感激工会组织，我们只剩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娘家”了。2、国有企业为国家做了多年贡献，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但长期以来，政府对国企索取者多、投入者少，近年又搞长官意志式的“强强联合”、“优化组合”，还有什么出卖、转让、租赁等等，以及大力扶持和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等，挤压着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又有人提出要让国企退出一般性竞争性经济领域。我们不反对、而是衷心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府的改革政策，但我们多么希望这路线、方针、政策能够真正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出发，为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命运着想，有力、有效地阻遏住私有化浪潮，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真正重视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问题，重振再展国企雄风！3、党和中央政府处处在为工人着想，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作为根本方针，并实施送温暖、再就业工程，为困难职工制定了种种优惠政策。但实际上，根本方针未能到位，优惠政策并没切实实施。下岗失业、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关系等，一下子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工人群众推向社会，成了“没娘的孩子”，成了仅仅可以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商品”。基层、地方上的党政领导们，应该真正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正确方针政策，别再总是对上高唱颂歌，对下空口说白话，同我们工人玩虚的了。4、主要依靠剥削我们工人而致富的私营企业主，现在当劳模、在入党、在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和政府在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授予他们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有的领导甚至所他们奉为上宾、敬若神灵。我们工人呢？并不忌妒。但绝不能一下子把我们由“老大哥”、领导者和主人翁降位成为商品化的自由劳动者啊！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还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吗？中国还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吗？5、为什么不给工人长工资？为什么不给职工销医药费？为什么工人群众享受不到房改优惠性补偿政策？我们处境困难，吃糠咽菜，甚至连粗茶淡饭都难以为继，而当官者既有权，又有钱。“穷庙富方丈”，糟贱了国企，侵吞了国有资产，还住着宽敞的房陈述了、腰别BP机、手拿大哥大、身边跟着“小秘”，坐有有空调的汽车、办公室里，中餐晚餐围着盘子转、夜间还要围着“裙子”舞，“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国企衰败，腐败盛行，实在太不像话！

　　

　　以上所列数据及所述工人语言，不仅反映出他们对党、政府和工会组织及其工作的评价，而且也从一个方面、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困难职工群体的真实心态。

　　

　　当心滴血、目垂泪地认真展开困难职工群体问题的调研工作，并撰写这份研究告的时候，我们心潮起伏，热血沸腾，实在难以压抑和控制住自己内在澎湃的激情了。毛泽东同志曾反复强调，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尊重群众，关心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论联合政府》，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他谆谆告诫“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心三分之二意的意为人民服务。”（《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收入《毛泽东文集》第7卷）邓小平同志坚信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强调“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亿万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帮助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告》，收入《邓小平文选》第1卷）面对客观存在着的社会实际生活，认真重温、学习三代党中央领导人的教导和指示，我们力呼：必须高度关注困难职工群体，必须真正尊重并切实维护、职位其合法权益，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地尽快使困难职工脱贫致富。并且，我们一定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的利益意愿满足不满足或实现没实现”真正作为各级党、政府和工会组织制定各项政策、开展各各虎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选集》第3卷，合订本第1044页）我们坚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有以这样的科学理论为思想指南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地调发人民大众的创造力、积极性和聪明才智，一定能够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和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华优良传统的文化优势，一定能“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一定能“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参阅《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神州大地上，一定能够矗立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厦！

　　

　　200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曾对当时困难职工群体的主要情况做出下列归纳：（一）将所有符合条件的特困职工纳入“低保”的工作尚未完全得到落实。据全总在国家统计局专家指导下进行的调查，截至2001年6月30日，全国城镇企业单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特困职工有717万人，按本次抽样调查得出的特困职工家庭赡养人口系数2.29推算，涉及的家庭人口数为1641万人，加上机关、事业单位特困职工家庭人口1046万和民政部门确定的83万“三无”对象，全国城镇特困人口为1829.6万人，广泛分布在东北、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些老工业基地以及军工、煤炭、机械、有色冶金、纺织、农垦等生产经营不景气的行业。这些特困职工大多由于本人下岗失业、无固定收入、所在企业停产而尚未破产、患重病或子女教育经费负担过重等原因而处于困境。一些职工一旦下岗失业，失去经济，其生活境遇甚至比农村贫困户还要艰难。内蒙古乌达、海勃湾及包头矿务局的许多职工买不起口粮，靠赊购粮油生活，有的甚至以拣菜叶和挖野菜维持生计。重庆南铜矿务局至今仍有321户、1250人住在“棚屋”和“岩洞”里。贫困使一些职工的承受能力已达到极限，有的地方出现困难职工卖血、卖淫，甚至发生职工自杀的悲剧。据重庆市对5家企业调查，近三年来困难职工绝望自杀的就有11广人。为事缓解特困职工的困难，各级民政部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做了大量工作，去年10月作了扩面覆盖工作部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据民政部统计，2001年全国“低保”资金共投入5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23亿元），全国城市“低保”覆盖面达到1189万人，占民政部门认可的应保总人数1589万的75%，占工会统计的1828.6万人的65%。据地方工会反映，由于扩面工作是去年第四季度部暑的，一些地方对已经进入覆盖范围的部分“低保”对象，只完成了审批程序，救济待遇还没有落实到位，存在“等钱救济”的现象。造成对特困职工应保尽保不落实的主要原因，一是“低保”资金缺口较大，不少地方财政没有按照中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打足“低保”资金预算。加之“低保”筹资采取分级负责方式，一些地方往往视财力状况安排进入“低保”人数。二是一些地方没有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办事，没有把辖区内的中央企业或省属企业覆盖进来。葛州坝集团公司5.5万名职工中有特困职工3700户8000余人，每年需要“低保”资金600万元，宜昌市因葛州坝集团公司是中央直属企业，只给企业落实了由中央财政补助的120万元“低保”资金。三是确定特困职工进入“低保”的政策标准脱离实际。许多地方在计算特困职工家庭收入时，把职工应得未得的收入视为实际收入；把年龄18至55岁省劳动能力的职工一律视为有最低工资保障；把家中有电视机等一、二件旧家用电器的视为不能享受“低保”的绝对条件，从而不允许纳入“低保”范围。据陕西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反映，陕西华山冶金车辆厂长期经营困难，目前800余户特困职工家庭，只有80余户240人进入“低保”，且因保障资金少，每月家庭只能补助5元钱。地处武汉的中国第一冶金建设集团公司，在1093户特困职工中，已进入“低保”的只百75户，尚有1018户未进入“低保”。其主要原因是计算的职工虚拟收入水平超过了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四是由于“低保”扩面扩大了民政救济范围，大大增加了工作的业务量和复杂程度，地方民政部门和基层街道、居委会缺乏相应的工作机构和人力、经费来完成这一任务。（二）下岗职工人数居高不下，解除劳动关系困难重重，实现再就业形势十分严重。一是下岗职工的人数仍居高不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共2550万人，2001年底仍滞留在“中心”的下岗职工为600万人。据全总2002年1月对24个省（区、市）的统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共有798.2万人，可见还有大量已下岗的职工未进入“中心”，也没有按下岗职工统计。城镇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人数庞大，其处境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为艰难。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职工下岗、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二是大部分企业与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存在经济补偿难、清还债务难、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难的问题。目前，多数企业无力支付经济补偿金，难以偿还拖欠职工的债务。辽宁省仅以工资、集资款、医疗费等项计算，企业拖欠下岗工人的债务人均1万元左右，75%的企业无力偿还。部分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虽然签订了还款协议，但其实只是打白条，存在着很大的隐患。职工因解除劳动关系后没有能力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部分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致使相当数量的职工出“中心”后无法享受失业保险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三是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度加大。由于就业岗位有限，竞争激烈，加上下岗职工往往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竞争能力较弱，因此，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近年来，下岗职工再就业率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0%。（三）相当数量的职工得不到养老、医疗、失业等应有的社会保障。一是养老保险存在诸多问题。有些企业至今未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或挪用职工已交的养老保险费，致使职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养老保险待遇；有的企业和职工虽然已缴了养老保险费，但由于各种原因，致使有些职工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有的企业拖欠退休人员应由企业发放的国家统筹项目以外的养老补贴。二是有大量职工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一些职工虽然参加了医疗保险，但由于所在企业欠缴医疗保险费，实际上享受不到医疗保险；一些职工因得不到医疗保障，致使患病后债台高筑，个别患大病职工因无钱医治而陷入绝望。三是一些失业职工享受不到失业保险。（四）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据全总2002年1月对16个省（区、市）的统计，截至2001年12月31日，各类企业累计拖欠职工工资高达292.5亿元，涉及职工791.64万人，人均拖欠3695元。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1年底，国有企业拖欠职工工资总额达400多亿元，涉及职工1000多万人。河南省有职工1200万人，据河南省总工会对6253个企业的调查，截至2001年底，被拖欠工资的有103.8万人，拖欠工资的总额达59.1亿元。吉林舒兰矿务局有职工人，截至2001年7月，拖欠职工工资时间长达15至35个月，拖欠总额为1.2亿多元，致使贫困职工家庭大量增多。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公司2004名职工署名向全总反映，该公司现有职工3705名，截至2001年12月，累计拖欠职工工资2663万元，其中公司机关职工累计已有20多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有的二级单位累计有二、三年未发工资。此外，一些非公有制企业随意确定分配形式和工资标准，有的每月只发给职工基本生活费或代金券，剩余工资年底才发甚至不发。

　　

　　江苏省是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之一，但职工困难状况亦很严重。该省总工会工运研究会曾撰文反映了江苏省困难职工群体的主要情况：尽管江苏省经济长幅大，亦已过了1996、97年这两年的下岗高峰期，职工下岗浪潮有所回落，但实际失业率仍呈逐年攀升态势，并已远超过国家控制失业警戒线。截至2000年10月全省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有19.41万人，加上在“中心”的28万下岗职工（扣除50%的隐性就业者），全省约有33万再就业困难的人员，这成为江苏省困难职工群体的首要。尽管在岗，但由于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滑坡，导致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和医药费，造成生活困难，生存状况受到很大压力的职工成为该省困难职工群体的又一重要。据对经济较发达的无锡市435家企业名在册职工的调查，其中有名职工由于企业工资不能及时发放造成生活困难，其中拖欠工资时间12个月以上的有1684人，拖欠金额计3368.5万元；被拖欠医疗费的职工人，其中拖欠时间在36至108个月的有1750人，拖欠金额为126.94万元。另对经济欠发达的盐城市响水县62家困难企业调查，拖欠职工工资总额达6889万元，人数达3959人，人均.7元。目前该省困难职工相对集中在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地区，那里有相当部分职工既进不了“中心”，又领不全工资，滞留于企业内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困难职工队伍。另外，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就业于私营企业，在这类企业中，雇主与雇工之间收入大都差距很大。许多私营企业主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对职工实行当地职工工资最低标准。他们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功强度，不顾劳动保护与生产安全，有的甚至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方式实施管理，使用童工等等。不少私营企业中雇工的生活、劳动环境颇为恶劣，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可见，受雇于私营企业的职工劳动、生存及其合法权益保障状况不容忽视，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是困难职工。困难职工们一般正常生活都难以维持，而若遇大病，则更是雪上加霜。盐城市困难职工群体中患癌症、尿毒症、肝腹水、肝坏死等大病的就有831人，他们一年所需医药费少则二、三万元，多则10余万元，而且基本上都因其所在企业无钱缴纳保费而未能参加医疗保险。患有重病、大病的职工只能一靠亲戚朋友接济，二靠单位零星扶助，三靠工会帮助募捐，四靠社会借贷，但所有这些办法均非长远之计，不少人借贷无门时只能“望船沉”。滨海县97个特困职工家庭中，患大病、重病的有85人，他们的巨额医药费分文没有销，导致债台高筑，生活极端困难。（参阅江苏省工运研究会：《让沉重的问题逐步得到缓解》，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2001年第4期。）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搞了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以后，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现了一个人数庞大的困难职工群体？学者们对之作了一定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如李强认为，主要由职工构成的城镇居民贫困成因有四：一是失业率逐步上升，就业不足问题日趋严重（我国失业率从1992伴的2.4%上升到1999年的3.2%，下岗人数近1000万且再就业不易）；二是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集体企业经营困难重重，效益低下，严重影响职工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导致部分职工生活困难；三是物价因素；四是旧体制的弊病和社会保障不足。（《中国抚贫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金一虹认为，“就业不充分和社会保障不足是当今造成职工贫困的最主要原因。由于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我国在职职工1998年比1997年减少2331万人（-25.9%），其中国企减少1957万人（-18.7%）。从分布行业看，制造业减少1314万人（-25.9%）、商业减少518万人（-29.2%），乡镇企业减少1700万人（乡镇企业1978年有2827万职工，1996年达到峰值万人，1997年骤降至9158万人，减少1709万；1998年7448万人，-18.7%）。”“下岗职工领取生活费很低，1997年有约1/2的未就业者没有领到基本生活费。全国城镇下岗职工人均生活费不足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1/5。”（《困难职工群体的成因、现状和发展趋势》，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2002年第1期。）

　　

　　真实反映着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实际生存状况的材料实在太多了，现再节录几则材料于下：

　　

　　“我们时时感到生存危机”

　　

　　——重庆民营企业办力帆集团产业工人的心里话

　　

　　33岁的徐轶伟是力帆集团质检部齿轮组组长，他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了自己由国企到民企的经历：1995年，徐轶伟离开位于重庆荣昌县的益民机械厂，赴山东济南市有利于和机械公司打工，从“大三线”的军工企业跳槽到了民营企业。原来在“益民”工作时，他每月收入只有300元左右；到“邦和”后，每月可挣1000—2000元，自己去重庆探亲的往返机票也能销了。2002年，徐轶伟的孩子已四岁了，由于思乡心切，他应聘到。力帆集团工作，自称：“我是益民机械厂的子弟，从小就生活在那里，现在还想回那里工作，因为回去工作轻松，有亲切感。可是，我不能饿着肚皮追求亲切感，在‘力帆’，我每月能挣1500元，回去只用五六百元。”1998年，“力帆”集团兼并了个体企业重庆单神燃气用具厂；最初，该厂120名职工加入“力帆”集团，收入是以前的两三倍。不久后就有几十人相继辞职，记者问：“既然收提高了，为什么‘单神’厂的几十名职工又离开了‘力帆’？”工人张启厚答曰：“主要是因为适应‘力帆’的工作节奏。”

　　

　　——经编者略按：尽管公有制企业在经营管理机制存在种种弊端，使得像徐轶伟这样的员工为了个人及其家庭生计而不得不“跳槽”到私营企业工作——实为打工即出卖自已的劳动力；但还有更多的如几十名员工离开了私企，物质经济生活层面看，是其“不适应‘力帆’的工作节奏”，而本质说来，是他们难以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了！

　　

　　27岁的任小惠来自四川绵阳农村。1995年，她高中毕业后来到“力帆”打工，现任“力帆”动力一厂办公室文员。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被解雇。如今，任小惠已和“力帆”集团一名来自农村的工人结婚，夫妻俩人决定在城市永久安家立业，贷款买了一套住房，每月还贷五六百元。她说：“企业效益好时，俩人每月收入加起来有3000多元；效益不好时俩人每月净挣才2000元。像我们这样没有多少文化的，失了业就很难再找工作。所以，我很希望‘力帆’永远红红火火，这样，我们才能不被裁减掉。”“力帆”动力一厂装配工彭义，1992年在涪陵区农村结婚，1999年来“力帆”打工，在工厂附近与别人合租了一套住房。其爱人在家照顾4岁的孩子，仅靠他每月1000元左右的收入养家糊口。彭义告诉记者：他每月房租200元、孩子上幼儿园最少花130元、水电气费加起来有几十元，剩下来的钱主要用于吃，根本存不下钱。“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农村政策，因为我万一失业就只能回农村种地。”

　　

　　“我们时时感到生存危机！”徐轶伟说，他正在上电大，没有时间和金钱去旅游和休闲，下了班每天都“充会儿电”。这个时代不学习就要被淘汰。“力帆”动力一厂的年轻员工岳雄也说，平常下了班就看专业书，一般不敢在电视上耗时间。他的朋友们也都在学习。现在的年轻人买房子都用父母的积蓄，怎么好意思混日子呢？

　　

　　徐轶伟说，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物价和社会治安。房价高，工薪阶层很难承受，不少人贷款都贷不起。他和爱人都在“力帆”工作，每月收入加起来3000多元，这在工薪阶层中算中上等，但即使如此，他们买一套房也很困难。最近，他们花24万元买了一套套内面积为100平方米的住房，其中贷款17万元，首付款都是借的。他说：“公务员享受房改福利，他们的工资也比我们高，而且有‘双休’、我们则只是‘单休’，他们还有灰色收入，我们感到不公平！”

　　

　　宫玉蓉说：“国家大事我们也关心，但使不出力来，我们最关心的只能是生存问题。现在，大米涨价了，从以前的八九角钱涨到了最低1.2元，涨幅高达三四角。”她向记者反映，在“力帆”集团所处的重庆沙坪区上桥和张家湾一代，治安状况很糟糕。“力帆”一位女工在大白天去张家湾买菜，一名歹徒上去就把她的耳环抢走了。这样的事发生了不止一次。前不久，在上桥立交桥上“力帆”一名职工遭到了抢劫，手机被抢走了。从中梁山到石桥铺这一带，小偷特别多，吸毒的也不少。

　　

　　（据2004年4月24日《国内动态清样》，第1281期，记者：王金涛。）

　　

　　自贡一些盐业工人生活陷入困境

　　

　　新华社记者在四川自贡采访了解到，当地盐业工人生活相当贫困。一些下岗、失业盐工无力缴纳保费，只得中断社保；由于个人素质和经济环境影响，再就业面临不少困难。

　　

　　自贡盛产井盐。20世纪90年代以后，盐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1999年以后，自贡市执行国家破产核呆，减人增效政策，盐业经营状况好转，但在岗、下岗职工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

　　

　　一、壮年盐工下岗失业，靠老人供养

　　

　　近年来，大批中青年盐业工人下岗失业，谋取生无门，“老养小”甚至“隔代养”的现象在自贡比较普遍。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王桂贤夫妇有四儿一女。长子“上山下乡”时在四川洪雅县失踪。二子石成全与老人住在一起，一直没工作，其妻患癌症去世，儿子14岁，读中学。三子石成辉原为贡井盐厂下属玻璃厂工人，1989年下岗；其妻杨淑清是贡井盐厂下属马赛克厂工人，也下岗了，夫妻俩有两个女儿。四子石成君，贡井盐厂工人，2001年以元买断工龄，现无业，儿子读中学。女儿石成玉在郑州打工。

　　

　　石成辉一家四口，2003年5月申请到低保，开始每月总共100元，现在涨到200元，仍不够饭钱。石海云见儿子困难，就买了柴米油盐，到儿子家搭伙吃饭。他们几乎顿顿都吃酸菜、泡菜、米饭，一年吃掉几百斤酸菜。

　　

　　全家十二口人，每月所有收入加在一起最高的时候也超不过2000元，其中唯一稳定的是两位老人900元的养老金，这成为三代人最主要的衣食。

　　

　　二、交不起学费，子女只能面临辍学

　　

　　子女教育是盐工家庭一项重要的刚性支出。他们最担心的是家庭贫困影响子女教育，造成贫困代代相传。记者在大安、张家坝、贡井等盐厂的盐工居住区采访时，就曾遇到几个孩子，考上了学也无钱就读。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的大孙女石梦成绩不错，2002年初中毕业，知道家里没钱，没高中，自己偷了自贡市卫校。但家里拿不出4000元学费，石梦一学期就休了学。后来通过关系上了一所农业学样，第一学期交了2000元钱。爷爷为之拿出了1000元钱，另外1000元钱是其父石成辉向朋友借的。

　　

　　张家坝制盐化工厂工人史洪的女儿上小学五年级，每学期花费600元。他说：“为了娃儿读书，我经常向车间借钱，然后从每月工资里扣。学校组织活动，孩子想参加，回家要不到钱，以后再有活动也不说了。家里惟一的存款就就是妻子买断劳动关系的元，留给女儿读书用。”如果女儿考上中学、大学，1万元根本不够。史洪想到了房子；他的房子只有40平方米，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1990年装修过，但地板已开裂，而且没有厕所。如果将其出售，最多值1万元，去银行抵押，也只能贷款几千元。

　　

　　三、无力缴费，一些下岗失业职工社保中断

　　

　　1999年，自贡盐业工人为3.8万人，而2001年3月在册职工仅为0.8万人左右。其余工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退休者约1.2万人，通过买断劳动关系走向社会的约1.8万人。根据政策，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自贡盐井系统执行的一次性补偿费用的标准是：全民职工不高于元，集体职工一律2880元。同时，企业将养老、医疗保险费交到买断之日，此后，职工社保转为散户，自己续交到，法定退休年龄。据测算，一个普通工人失业后，每年需交养老保险1200元左右，医疗保险800元左右。

　　

　　41岁的陈伟光是大安盐厂的操作工，2001年下岗，月生活费169元。2003年8月，企业要求他买断劳动关系，他拒不签字，此后，生活费就被停发了，社保也没有着落。陈伟光说：“我摆摊卖百货每月也只能赚200多元，只够吃饭，不够续交社保。”

　　

　　据自贡市社保局提供的数据，全市困难企业改制而形成的养老保险散户约5.3万人，真正续了保的占85%。这意味着至少有近万人没有续保，而停续医疗保险的则更少。该局局长汤建设说，到2003年年底，自贡市离退休人员人，而参加保险统筹的人数则为人，平均不到两个在职职工就要负担一个退休者，而比较合理的负担率则应为4：1。2003年，自贡征集养老金3.5亿元，支付养老金4.8亿元，收支缺口达1.3亿元。到该年12月，全市企业累计欠缴交养老保险金万元，其中2/3是难以收回的呆死账。

　　

　　四、没资金、缺技能，再就业困难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的三儿子石成辉和其妻子杨淑清都有贡井盐厂下属的集体企业工作，下岗已十多年了。下岗后，生活十分困难。石成辉说：“我们卖过菜，摆过地摊，但都赚不到钱，搞不下去。上招聘，条件很宽，可是我们去了，人家都说你们太老了！”十多年来，两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做小买卖想贷款，贷款手续复杂，门槛高，最终没有贷成款。

　　

　　大安盐厂的职工陈伟光姐弟5人全在贡井盐厂工作，除大姐退休外，其余全部下岗买断工龄，年纪都仅40余岁，但找不到任何工作。张家坝制盐厂退休职工常新华说：“我的儿子买断劳动关系之前，我就出钱让他读了会计函授专得，还学了计算机，可依然找不到工作。他搞过食品店、打字复印店，做过推销员，都没有钱赚。自贡找工作的人太多了，社会上的钱太少了。”

　　

　　（据2004年4月22日《国内动态清样》，第1260期，记者：侯志明、田刚）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产业工人的生产与生活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新华社曾组

　　

　　织记者深入基层了解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现录其记者据调查而写成的文章一

　　

　　份：

　　

　　一些产业工人成为新的贫困阶层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区见闻

　　

　　新华社记者在黑龙江采访时发现，由于产业工人整体收入水平偏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形成新的特困阶层，备受下岗失业、生病就医、子女入学等等问题的困扰。目前，产业工人因贫困导致的心理失衡等问题，正在许多家庭传播，影响国企的稳定与发展。

　　

　　一、贫困成了产业工人的影子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装备工业基地——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园，这里聚集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北满特钢集团、黑龙江化工集团等多家大型骨干企业，是典型的因厂而兴的工业区。在偌大的工业区里，记者再也寻觅不到昔日的喧嚣和繁华，街头寥寥的行人与街道两旁集堆的卖菜、卖水果小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摊主们一边招徕着稀落的顾客，一边向记者诉说着：下岗就面临着贫困，工厂效益不好，管不了我们了。没有保障，只能靠做小买卖，一个月挣三百元，混口饭吃。

　　

　　在北满特钢集团的家属区里，记者看到大片低矮的平房。由于这几年企业效益不好，工厂仍有500多户职工住这样的房子。记者随意敲开一家房门，发现那是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49岁的聂建荣是轧钢分厂的工人，由于受人患有肺病、儿子又得心肌炎，全家就靠他每月500多元的工资度日。聂建荣说，这与前些年相比已经好多了。他所在的工厂从2002年起，连续十五个月停工，欠工人工资达十个月。没有了生活，只有靠四处借钱来维持这个家。现在，工厂虽然恢复了生产，但其这些年外欠了1万多元，靠工资还债，太难了！

　　

　　灰暗、拥挤的居住空间里留给记者最深印象。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是聂建荣夫妻俩的卧床，一台没钱修理、因而也无法使用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15瓦灯泡。聂建荣说，通常为了省电，他家只开小灯。

　　

　　二、“工人生不起病呀！”

　　

　　目前，就医看病已经成了产业工人生活支出的难点，直接影响了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一人生病，全家贫困。在职工人如此，下岗工人更是如此！”黑龙江华安集团工会主席仲箕才这样描绘当前疾病对普通工人家庭的影响。

　　

　　30多岁的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有限公司女工只丹告诉记者，其父2001年从工厂退休时得了直肠癌，先后两次手术花了5万多元。她把自己结婚时的房子都卖了。“我和丈夫都是工人，每月挣的钱加起来也只有600多元，还要养活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除了卖房子卖地，这钱，让我们到哪去弄？”生活的压力让只丹泣不成声。

　　

　　富拉尔基工铁多数企业由于效益不好，目前已无力为在职职工缴纳医疗保险，至于相当部分的下岗人员就更无人过问了。每当记者向一些下岗工人提及医疗保险时，他们只有以苦笑：日子维持都成问题，哪有钱交医疗保险？将来得了病，能治就治，治不了就等死呗。

　　

　　一位下岗工人说：“现在工人看不起病，一般只有孩子得病才去卖药或者去医院就医，至于大人则往往能挺就挺。一个家庭如果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多了不说，就算花个四五千元也足以将一个家庭击垮！

　　

　　三、“工人家庭的孩子太苦了！”

　　

　　许多工人家庭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高额的教育费用支出使他们难以为继。

　　

　　北满特钢集团退休工人翁荣宽说，富拉尔基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但教育收费却一点也不低。我孙子上初中每年的学费就2400元，这还不算每月300多元各种名目的学杂费。我们一家都是工人，如今儿子和儿媳都下岗了，找不到工作，天天吃住在我家。孙子刚上初中，学校三天两头要钱，老师说不交就让回家。我每个月退休金才500多元，连生活都紧紧巴巴，但咱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想办法让孩子上学呀！

　　

　　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责任有限公司女子陈丽影说，现在我们既盼孩子上学，又怕孩子上学。盼孩子上学是希望孩子有出息，怕孩子上学是因为咱实在花不起钱。为了攒点钱，我们平时都精打细算；吃菜就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土豆。但到孩子开学时，还免不了要向亲戚借钱交学费。她告诉记者：新学期开始了，刚上初中的儿子因为一时交不上学费，老师当众批评，不想再上学了。“孩子是无辜的，难道就因为父母是穷工人，没有钱，应该跟着受罪？……”陈丽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国内动态清样》第1224期，2004年4月19日，记者：吴晓东、梁冬。）

　　

　　这些年来，广大职工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生存艰难，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着。黑龙江省鸡西矿业集团公司滴道煤矿附近有一个叫“河北”的居区，住着逾千户煤矿工人，这是该矿最大的工人家属区，住房大多是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有些墙体已经开裂，破烂不堪。工人们反映，近年来，滴道煤矿一线采掘工人收入最高，月平均1000余元，而辅助工种职工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职工退休金五六百元，企业内部退养人员生活费182元，工人遗属月补助金117元，而近2000名集体所有制职工自1992年以来“放假”，大多没有工资收入。矿工王星说：除了一线采掘工，这样低的收入水平养不起一家人。而一线工人，只占全矿一万多名职工的大约1/5。左手食指因工伤残的矿式于井胜，长期在井下开绞车。2003年，他每月工资收入最高的374.26元，最低的290余元，平均约330元。于师傅说：“滴道矿出产的煤质好，建国初期曾传供鞍山钢铁公司炼优质钢。去年以来，煤炭价格上涨了近一倍，可工人的工资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粮油价格在普遍上涨（当地的大米价格已从每公斤不到2元上涨到现在的近3元，普通豆油从每公斤6元涨到了9元），这让原本收入就极低微的矿工家庭生活捉襟见肘，家庭最多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且，由于采掘是高危险行业，一旦遇到工伤事故或患上职业病，干不了一线采掘就意味着全家都要受贫困之罪。在矿区家属区有“三多”：寡妇多、离婚多和光棍汉儿多。离婚妇女王春荣说：“一个大男人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谁还跟他过日子？不离婚才怪呢！矿工生活这么苦，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煤黑子’呀？”一些中年矿工普遍反映：近些年，生存压力太大。家里上有需要尽孝的老人，下有要抚养、上学的孩子，可工作了20多年，一个男人却养不起家，感到抬不起头业。一位矿工说：“老人知道我日子苦，有病了都不告诉我。这让我做儿子的脸往哪搁？”今年40岁的矿工宋保伟于1992年受工伤，右腿骨折。因生活困难，1997年妻子与其离婚。为供养孩子上学，宋保伟一直坚持在井下工作，他拿到的最高月工资是400元。可眼下儿子要上初中了，学习费用是每年1500元。他哽咽着说：“我家每月生活费不能超过200元，否则，连孩子上学坐车的钱都拿不起了。”由于工人生活普遍贫困，未来就业安置渺茫，工人们只能把破产安置作为国家提供的最后补偿机会。但除去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外，这安置费实在所剩无几了，有的甚至不够缴费到法定退休年龄，更不敢奢望再就业后民营企业主会给工人缴纳保险费。因此，他们普遍认为破产安置费目前已是其全家人解决现实生存困难和维持未来生活水平的全部。

　　

　　以劳动作为自己生存基本手段的普通工人群众，一旦下岗失业，实即失去了那维持基本生存手段的劳动资格以后，便立即会陷入到贫困的生存境地。有位下岗女工曾悲泣地向《中国青年》记者诉说其令人心痛的经历：

　　

　　6年前，我从电器厂下岗后，没有任何收入，后来我丈夫也下岗了，每月只有210元生活费，家里有一对10岁的双胞胎儿子。前年底，我申请了每月100元的低保。

　　

　　孩子很懂事，知道家里的苦，从不乱要东西。学校让学生订课间吃的奶，要几十元，孩子低着头不敢举手。“双胞胎，吃不起奶”，老师有意无意的一句话，伤孩子的自尊心。回到家，孩子转述给我听，我们娘三个哭成一团。学校组织春游，每人每天要8元，家里拿不出；几年了，他俩一次也没去，老师和同学对孩子都有看法。这学期学校组织秋游，每人要交18元，我心想这回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被人瞧不起，一咬牙，掏出36元给孩子。没想到老师给全班做动员的时候，又把孩子作了典型，说：“你们看人家双胞胎，住单身宿舍，还是低保特困户都去了，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去年初，我丈夫每月的下岗生活费减少了，加上父亲去世，家里背上了3400多元的债，生活雪上加霜。

　　

　　我听说，家庭收入低保的补助金可以调整。去年5月中旬，我去了居委会，当咨询我们是不是可以申请143元的全额补助和重新核算收入时，居委会的一位副主任没好气地说：“你想申请全额补助？那只有父母双残的人才能办！”她斜了我一眼接着说：“看你不短胳膊少腿的，能申请吗？”我解释说，家里真的很困难，两个儿子要读书，我父亲刚去世，母亲得到癌症。“困难？没钱的人多着呢！像你这样四肢健全的人捡垃圾也可以活！”我再次鼓起勇气问：我家的收入少了，可以重新核算吗？“再说吧！”她很不耐烦地回答。听完这番话后，我从头凉到脚，强忍住眼泪出了居委会。

　　

　　说实话，我真害怕那些干部的眼光和脸色。困难职工享受低保原本是国家的政策，到了基层干部的手里就变成了施舍。领了低保后，感受的是别人怜悯的目光，甚至是嘲讽。每次走在街上，仿佛背后总有人指着我的背后说：“吃低保的！”平日，我不敢和人交往，没事就呆在家里。有一次一位干部说：你孩子那么胖，营养肯定不错，还吃低保？“我听着这话，心里说不出的酸痛啊”你想，孩子胖有什么错啊？！如果不是困难得生活过不去，谁愿意申请低保？有时基层的干部上门来安排一些买鼠药灭鼠之类的事情，我说家里困难能不能免了？他们就说：“那你今后就别求我！”

　　

　　去年底，街道办事处的干部来我家，见我家里有电话，就质问我：“你家吃低保，怎么还用电话？”我说，这是我妈给我装的，她当初生病，怕万一病发作找不到我，就装了这部电话。我跟妈妈、姐姐约定，如果我有事找她们，先把电话拨过去，响三下就挂断，她们就知道是我的电话，再打过来，让我省钱。你不信可以到电信局调查我的通话费啊……没等我申辩完，干部又责备我说：“你多少也是高中毕业，怎么就不去找个工作呢？”

　　

　　我真的不是好吃懒做，要赖着吃低保。找工作难啊！我们就像没人要的孩子，被人推来推去。下岗这几年，我也试过十多次，招工单位不是嫌你没技术，就是嫌你没文化；不是嫌你“老”就是嫌你丑。怎么瞧都不顺眼。有的答应了，却又要交这个费那个费，最后折腾下来，还是被人踢了回来。

　　

　　我们生活有多难啊！一家四口每月吃饭要300多元，水电费30元，煤气50元，房租20多元，这看得见的支出每月就要400多元。去年两个孩子开学，一次要交1000多元，大部分是我患癌症刚去世的母亲垫上的。下个学期，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平时一天三顿饭四口人就买点酸菜、萝卜干、霉豆腐凑合着吃。

　　

　　这样熬终归不是个办法。眼下，我丈夫打算去考个驾照，找个给人开车的活；我也准备向亲戚借点钱开个快餐店，也不知道手续能不能办下来？只要能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我会有退出低保的那一天！

　　

　　（俞俭、沈虹冰：《别再往伤口上撒盐了——一位下岗女工的诉说》，载2003年1月22日《中国青年》）

　　

　　我们可怜的劳工，下岗失业了，因为了种种因素，不得不依靠国家政策的规定而“吃低保”，却还要时时处处遭受基层干部的冷眼，其在学的孩子也因之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即使如此，我们可敬可爱的工人，还是在忍受着自身及其家庭生活艰辛的同时，想方设法地要“靠自己的劳动维护生活”；——他（她）们实在是盼望着“退出低保的那一天”啊！

　　

　　为了能够获得点生活费以维持最起码的生存，甚至还酿生出惨剧！山西省太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下岗女职工难能桑润玲因多次索要下岗生活费未果，于2004年3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当着总经理吕福臣和许多干部职工的面服毒自杀身亡了。面对这人生惨剧，总经理吕福臣竟拂袖而去。死者桑润玲生于1954年，1972年参加工作，1978年调入西山菜站，2001年并入原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下属的西山菜市场，2002年7月办理了下岗手续。按规定，应由西山菜市场代发下一岗生活费，但自她下岗二十多个月未领到一分钱的生活费，企业共欠其5300多元。桑润玲的丈夫赵建国因过度悲伤而说不出任何话了，他的姐姐赵引弟说：“桑润玲生前曾多次找西山菜市场经理张立珍和市蔬菜副食公司总经理吕福臣索要下岗生活费，但二人总是踢皮球，一直不给解决。后来，桑润玲还到有关部门上访和申请仲裁，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件事对桑润玲来说，不仅意味着5300元钱，而且还将影响也能不能正常办理退休手续。”太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下属16个大型菜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衰落，目前勉强经营的不到5家，许多菜市场所在场地被市蔬菜副食公司出卖或租赁，大部分职工下岗自谋生路。据市蔬菜副食公司一位知情干部透露，3月31日，四鲜菜市场职工因为场地出让而到市蔬菜副食公司上访，公司召集上访职工在会议室开会，包括总经理吕福臣、书记许峰在内的干部和上访群众共计七八十人在场。当公司书记许峰因故走出会议室时，桑润玲突然闯入会议室，坐在吕福臣身边，向其讨要下岗生活费。吕福臣严辞拒绝，并要求她立即出去，但此时有职工看见桑润玲突然口吐白沫倒在了吕福臣身边，吕福臣见状马上离开了会议室。后来，一位副经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待到医院，桑润玲已不治身亡了。据赵引弟介绍，桑润玲一家三口，其夫赵建强身体有病已退休；儿子赵彪在山西焦煤集团当经警，一个月挣三四百元钱。桑润玲本人几年前曾做过一次大手术，医药费一直未能销。他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下岗生活费成为她及其家庭的唯一生存指望。桑润玲身亡后，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份遗书，但这份遗书和死亡证明至今也没难家属看，家属和亲戚朋友对蔬菜副食公司长期拖欠下岗生活费以及吕福臣见死不救的行径，感到非常气愤！当然，惨剧发生后引起了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站的高度关注。太原市组成了由副市长韩儒英任组长，公安、劳动等7个部门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4月3日，太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与桑润玲家属达成协议，由该公司补发下岗安置款、经济和精神补偿款计15万元，一次性发放家属困难补助费4万元，一次性补助桑润玲生前医疗费7万元。4月7日，吕福臣被停职检查。（据《国内动态清样》第1292期，2004年4月25日，记者张羽、陈忠华：《太原一下岗女工在总经理面前自杀身亡》。）但这一切是不是来得太迟、太无多大意义了，因为下岗女工桑润玲毕竟无可挽回地付出了其最宝贵的生命代价！

　　

　　新华社记者在黑龙江省北满特钢集团采访时意外地发现了52岁特困职工李明华的一本家庭收支账。这账本上清晰地记录了这个普通产业工人家庭的所有花销，小到块儿八毛钱的油盐酱醋，大到上百元的学生用品，真实地再现了为养活全家，李明华用心算计着每一笔支出的细节：

　　

　　2004年2月，李明华共计收入572元（包括厂里发给的困难救助50元）。

　　

　　共计支出710.4元。其中，副食品支出（米、面、酱油、水果等）359元，日用品支出77.6元，学习用品支出，234.3元，药品支出13.5元，买烟26元。

　　

　　李明华师傅全家现有三口人，两个女儿一个上大学、一个念高中，其妻在几年前已得病去世了。他每个月收入500多元，除了吃饭，还要供孩子上学，这点钱，“掰开了花也难养活全家呀！”要不是孩子她姨和厂工会每月给200元，这家早就过不下去了。最近，企业为了“减员增效”，要求其提前退休，退休后按65%开支。内心十分悲苦的李师傅，深深地体谅着企业的难处。他说：我毕竟还能拿到点钱，与厂子6000多名下岗兄弟相比，咱该知足了。这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的现实生存状况，这就是处于困难生存境地的可敬可爱的产业工人！

　　

　　生存困境对工人群众的思想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原来受人们尊重的主人翁，到如今人们公认、且受贱视的社会贫困群体，产业工人们的失落心态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整体经济收入偏低是最主要的因素。东北产业工人普遍欢迎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举措，但他们同时反映，至今并没有感到这一政策给产业工人带来什么变化。他们希望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阳光能尽快照到自己身上。“这纸、电视天天道振兴老工业基地，可咱工人每月还是挣四五百元工资，企业还是象以前一样困难。”中天公司46岁的纺织女工关平的疑惑很具代表性。华安集团精密分厂班长孙茂金说：同样是劳动，我们累死累活地辛苦一个月，却连上班不久的公务员工资的一半都赶不上，这让人实在想不通！如今，我们产业工人简直成了贫困的代名词，年轻工人连对象都难找；已婚工人在家中的地位自然低一等，原本感情挺好的俩口子，吵架成了家常便饭，因收入低而离婚的家庭也很多。在北满特钢集团工作了一辈子、亲历企业浮沉变迁的钢分厂工人聂建荣认为，现在的产业工人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前一时期，国家一直关注农民增收，还专门组织人员解决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可同样的事情，我们也时常遇到。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上面知道吗？许多产业工人说：我们并无过分的奢望，只求能保留一份工作，保证能按时开支，钱少一点儿也干。目前，东北许多国有大厂都走上了改制之路，但产业工人们非常担心改制会使自己丢掉饭碗。2000年，齐齐哈尔第一纺织厂由于经营上的原因被迫停产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厂领导决定对企业实行局部退出国有的改制，成立了新的纺织有限公司。结果，6000多名职工的大厂，改制后仅剩下，1000人在岗，其余人员或提前退休或下岗失业。齐齐哈尔市中天有限责任公司的纺织女工陈丽影说：如此改制，我们产业工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下岗失业以后的日子咋过呀？（据《国内动态清样》第1225期，2004年4月19日，记者吴晓东、梁冬：《“生活比以前好了，思想却失落了”——黑龙江产业工人思想状况调查》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