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崖口公社”真相(组图)　　

　　2009-04-22 04:03:00　

　　

　　　

今年春耕开始，崖口村的村民们纷纷参加生产队的耕作。 　　

　　

　

　　

　　　

　　

　　崖口村开会学习有许多村民参加，这体现了走集体化道路的组织优势。

　　

　　　

　　

　　村民凭粮折到村里粮库领粮。

　

　　

　　湖北省十堰市的“人民公社”面临消亡、公社命运身陷波澜之际，本记者探访有着广东唯一“人民公社”之称的中山市崖口村。

　　清明节前的雨天，仍有些寒意，但69岁的陆汉满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光脚加一双拖鞋。陆汉满是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的党支部书记。

　　几十年来，陆汉满领导崖口村民固执地走大集体的道路，村里的粮田至今没有分田到户，仍是由生产队负责安排粮食生产，社员计工分、算酬。崖口村也因此被称为是珠三角现存唯一的“人民公社”。

　　近日，随着湖北省十堰市李家岗村的“人民公社”由于土地被征而面临消亡的消息传出，不少人将目光再次聚集到了仍然运转良好的崖口村。人们期待知道，崖口村的“人民公社”还能坚持多久。

　　近日，记者深入崖口村调查发现，这个一再被外界称为“人民公社”的村庄其实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社了。在还原真实后的崖口村，村民虽然保留着“社员”的称号，但实质上都已成为村里的“股民”。村民既计工分算酬，同时也享受着股份分红。而且在压力下，崖口村也开始卖地了。

　　在崖口村的“公社”外衣逐渐剥去的背后，是崖口村集体经济面对市场和资本诱惑下的现实选择。但无论如何，崖口村独特的发展模式仍带给了中国农村另一种思考。

　　文/图本记者何涛

　　崖口村是位于珠江口伶仃洋边一个村庄，与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村毗邻。崖口村北邻深圳，右靠珠海，正面隔海与香港相对。崖口村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还有着美丽的海景田园风光。但近年来，崖口村吸引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是因为这里美丽的风景，而是村里坚守至今的大集体道路。正因为此，崖口村被外界称为是珠三角唯一的“人民公社”。

　　与珠三角其他的村庄相比，崖口村的独特之处在于，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该村的种粮土地一直没有实行分田到户、搞家庭承包，至今仍是由生产队负责耕作。此外，近几十年来，村里通过围海造田形成的土地和养殖场，绝大多数也是由村集体负责对外出租经营。

　　三千亩稻田生产队耕作
　　从未称自己是人民公社

　　尽管外界一直以“人民公社”来观察崖口村，但崖口村却始终不认同外界的这种观察视角。村里提供给记者的《崖口村基本情况汇》中，并没有自称是“人民公社”。

　　2002年7月，崖口村曾因一篇道与广东一家媒体打起了嘴巴官司，在崖口村委托律师向该媒体发出律师函，其中“称崖口村的集体生产方式为‘人民公社’”是列在首位的打官司的理由。

　　在这份律师函中称，“人民公社制度已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解体，崖口村也不例外。崖口村从未宣称自己仍在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这顶帽子是强加在崖口村头上的。人民公社制度对劳动者具有人身强制性，崖口村的现行体制是村民自愿选择的结果，村民参加集体劳动均属自愿，来去自由，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但尽管如此，外界对于崖口村“人民公社”的解读一直没有停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外界把“人民公社”这顶帽子加到了崖口村头上呢？

　　近日，记者来到村庄采访，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崖口村。

　　在外界的观察中，最能体现出崖口村“公社”色彩的是村里3000亩水稻田，在珠三角大量粮田消失，早已变身厂房的时候，崖口村却固执地将大片粮田坚守至今。“这些水稻田是村里原本就有的，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分田到户，还是由生产队集体负责耕作。参与劳作的村民计工分，按劳算酬。”谭顺宁说。

　　谭顺宁是一名崖口村人，他上过大学，如今成为崖口村的法律顾问。

　　“目前参加村里生产队粮食集体生产的有600多名社员。这些都是一些不愿意出去打工，或是出去后很难找到工作的村民。”谭顺宁说。

　　据崖口村委会2007年1月份对外提供的一份书面材料中称，崖口村有村民928户，共3131人。“一老一少不算劳动力，600多名社员几乎占到了村里劳动力的一半，除此之外的村劳动力多是在外打工或是做生意。”

　　4月2日下午，崖口村口的水稻田里一片忙碌，数名中年妇女踩在泥泞的稻田里抛洒着化肥。50多岁的老谭刚刚干完活，他扛着一把铁锹站在田边，注视着田间的一切。老谭仍称自己是崖口村生产队的一名“社员”，当天他的生产任务是，疏通田间的水渠，保障稻田的供水。

　　生产队长给“社员”派工
　　一半劳力参加集体劳动

　　老谭说，他是根据生产队的出工通知前来干活的。每天的出工通知都会被提前写在村里的黑板上，写明了出工的地点、时间和具体事项，但没有明确出工的人数，也没有明确到底是由哪一些人出工。看到通知的社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出工，非常自由。

　　等到村民按规定时间到了出工地点，生产队长就会给前来的“社员”具体派活，并根据每名“社员”工作量来计算工分。“每天我只用工作三四个小时。一年下来自己种过多少田，我也不知道，反正通知有什么活就去干。”老谭说。

　　去年一年，老谭在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一共赚到了个工分，折算下来1工分约等于1元钱，他一年光种田的收入就有元。而这份稳定的种粮收入，他已经拿了许多年。正因为有了这份保障的工作，老谭一辈子都没有出去打过工。

　　“在生产队种田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在工厂里打工肯定是不能这样的。”在与记者聊了一会儿后，老谭骑着自行车休闲地回家了。

　　今年54岁的谭国健是村里的一名管理员，负责对各生产队的粮食生产进行管理。谭国健说，在每年耕作开始之前，各生产队都会把种一亩稻田计多少工分提前算好，有时种一亩稻田定的工分高一些，有时定得低一些。这主要是根据出工人数和稻田性质决定。

　　每年水稻收割后，村里大队会按照稻谷的产量与各生产队结算，各生产队再与各社员按工分进行结算。所以，工分多的社员收入也相应的多。“这很好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工分是最科学、最合理的折算方式。”

　　“600名社员一年光种田的收入人均约有1万元。”谭顺宁说。

　　留守在生产队种田的农民的收入远远高于全国农民平均的种田收入，并不是于崖口村农田的高效率，而是在于村里对生产队粮食生产实行的高补贴政策，就是用围垦土地出租的收入来补贴生产队的农业生产。

　　“村里以高出市场价50%的价格向生产队收购粮食，这高出的50%相当于是对粮食的补贴。同时，对于社员的口粮，以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卖给社员。”谭顺宁说。

　　4月3日下午，46岁的谭惠影拿着母亲的一本粮折来到崖口村粮库领粮食。粮库管理员在她拿来的粮折上签了一个数字，随后谭惠影将一袋稻谷搬上了摩托车离开了，当场没有付一分钱。“由于每个社员的口粮都是凭着粮折领米。口粮款会以优惠的价格从工资中扣除。所以村民一般都不知道市场上的米价的，他们也不关心这个。”

　　村里对生产队的粮食高价买、低价卖，完全是为了保障社员的收益，在这一点上，村集体完全是在自愿做亏本买卖。“每年村里对粮食的补贴有几百万元。对于崖口村来说，3000亩水稻田的分配意义已经大于生产意义了。”谭顺宁说。

　　社员种田收入人均过万元
　　不分田到户是想保护弱者

　　村里围绕着3000亩稻田特殊的分配制度延续至今得益于一个人，那就是村支书陆汉满。1974年5月6日，陆汉满被任命为当时的南荫公社崖口大队党支部书记，到现在一共当了崖口村35年的村支书。可以说，在这几十年里，陆汉满主导了崖口村的过去和现在。

　　对于为什么崖口村没有卷入当年的农村改革大潮，实行分田到户呢？陆汉满说，年轻的、有文化的、有本领的、有钱的和有港澳亲属的，都利用了自己的条件外出打工、经商。但是农村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年龄偏大，家庭负担重，又无专业，经济较困难，在农业生产大队中集体劳动，过惯了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日子。一旦分田到户，他们感到失去了依靠，也感到彷徨。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反复开了多次社员大会，也同当时的南朗公社党委商量。上级党委同意不搞一刀切。结果大家统一了认识，认为不分为好，也没人要求分一份。”

　　陆汉满说，自从坚持不分地以后，村里的独特分配制度就延续至今。这二三十年来，村里都是高价收购粮食。每年村集体的收入也是首先保证农业分配，然后或多或少投入农业基础建设。每年收多少，用多少。

　　陆汉满心里明白，对于高价收购粮食这种带有福利性质的分配制度来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村集体经济作为后盾，这只能是理想中的空中楼阁无法变为现实。“经济是支撑一个体制发展的根本性东西，没有经济，无从谈起。反过来，如果不是以集体方式进入市场经济，也没办法赚取更多利润支持集体的发展。”

　　既搞计工分分配
　　又搞股份制分红

　　因此，陆汉满一直在想着怎样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进入上世纪90年代，崖口村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珠江口滩涂的围垦上。在短短的五六年内，完成了大片海域的围垦。村里的历史资料记载，1974年，崖口村的农业用地面积仅有5455亩。陆汉满说：“到2001年，我们的土地面积达到了亩，增长了6倍。新增的土地大部分是通过珠江口滩涂的围垦获得的。”

　　新增的土地对外出租，使得崖口村每年获得了大量的租金收益。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也让崖口村有能力延续并发展这种村里独特的经济体制。

　　走集体道路的崖口村，并不能偏安一隅，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世外桃源。面对市场和资本的诱惑，崖口村在坚持自己的发展模式的同时，也不断面临着压力和挣扎。

　　随着不断的围垦，崖口村的土地和村集体的财富越来越多，村里要求更多分享村集体财富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压力下，崖口村不得不调整分配模式，形成了极其独特的发展路子，既搞计工分分配，又搞股份制。

　　2002年，崖口村进行了一次股份制分配。村里把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村民集体创业围垦所得的土地，划拨了1.8万亩，平均分给每个村民5.5亩。当时一共发出了3376本绿色股本证，由村民自行管理。“当时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解决村民今后生存、生产、生活问题。”

　　从土地要不要分
　　到土地要不要卖

　　2006年，崖口村又进行了农村股份合作制，将崖口村的资源、资产全部纳入，一次性界定股民资格，但是资源、资产不量化到个人，保持集体经营模式不变、分配制度不变。这次股份制按照崖口村注册农业户籍人口发出了红色股本证3131本。

　　“推行股份制的原因、目的是分配保护依靠土地的农民的收益，不致受国家日后实行户籍改革，取消城乡分治、二元公民制度的影响。两次股份制确定的股权，生不增，死不减，可以继承和赠与。”崖口村委会提供的一份书面介绍材料中称。

　　但也有人认为，崖口村的两次股份制改革，实际上是在村民要求分享围垦养殖场租金收入高涨的呼声之下，作出的一次妥协。

　　搞股份制，并不能完全平息崖口村发展模式的所有矛盾。

　　对于村支书陆汉满来说，经济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更多的是挑战。如何保存集体经济的土地资源，已成为了越来越难的事情。由于崖口村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且随着港珠澳经济圈的融合和发展，崖口村的土地价值更加凸显。崖口村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也从土地要不要分，变成土地要不要卖了。

　　陆汉满坚守的原则一直是不卖地，但这引起了不少村民的争议。

　　在村里提供的一本2007年10月印制、重达十几斤的《崖口村资料汇编》中记录着村里曾经发生的“大字事件”。在这本资料中，这件事被称为崖口村“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动乱”，而事件的背后正是卖地利益的直接推动。

　　第一次卖地获5.45亿元
　　未影响现行的经济体制

　　2001年，有村民写信到中山市政府，称崖口村干部霸住村民土地不卖，村民没有钱分，干部想搞腐败。2001年4月23日，崖口村街市上还贴出了多张大字。

　　随后，由南朗镇政府组成了审计组和调研组进驻崖口村。审计结果表明，村里“干部是清白的，无任何违纪行为，只是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不高”。

　　为何坚持不卖地呢？陆汉满说，如果我们这代人把土地卖了，我们当代人是会得到一笔较丰厚的分配，但只能是一次，以后就没有了。“穷不可怕，怕的是没有创业和守业的精神。”

　　但2007年，坚守了数十年不卖地的崖口村作出了一次妥协。崖口村与中山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了一项土地征用协议，以5.45亿元卖出了该村约1.17万亩的土地。这桩土地买卖，获得了村民高达99.14%的赞成率。

　　对于热衷于卖地的村民来说，卖地后他们马上可以得到一大笔钱，每人将获得14万多元现金补偿。此外，村民的养老保险另算。

　　尽管在崖口村征地协调小组的14人大名单当中，并没有出现村支书陆汉满的名字，但对于这样的结果，陆汉满也只能接受。

　　据悉，被征用的1.17万亩地块中还拥有地热温泉，很有商业开发价值。此外，崖口村与下沙村的交界处，长满了珍稀树种红树林。当地政府也有意依托现存的红树林资源，建设一个面积达6平方公里的红树林湿地生态公园。“被卖出的土地具体用来干什么，这个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土地利用价值很高的事情。”谭顺宁说。

　　土地收益是维系崖口村现在分配制度的基石，卖了这块地后，崖口村独特的被称为“公社体制”的发展模式还能延续吗？谭顺宁说，村里原有的分配制度并没有受到影响。此次卖出的土地是2002年实行股份制时已经均分给每个村民的土地，并不是属于集体经营的土地。而集体经营的用于出租补贴集体生产、村民福利和村政管理的土地并没有卖，所以不会影响集体化生产的分配。

　　理想与自然环境结合的产物
　　能否顶住市场经济挑战存疑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正汉曾经泡在崖口村3个多月，并根据崖口村的实际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曹正汉说，崖口村这个村庄公社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这是崖口村领导人的信念、理想同崖口特殊自然环境巧妙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崖口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这些环境因素恰好为陆汉满等人实现“保护弱者，按劳分配”的社会理想准备了物质基础。

　　此外，外部市场经济的竞争给村庄公社带来持续压力，但这种压力只会迫使崖口村不断调整开发资源和经营资源的方式。如果这种人的因素和环境的因素能够保持不变，崖口村的这种经济体制将年复一年地运转下去。但问题是，这些因素真能保持下去吗？崖口的村庄公社还能继续顶住市场经济的挑战吗？“卖地就是崖口村面临市场经济的一次挑战。”

　　财富是继续留在集体，还是发给个人，始终是最大矛盾。而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决定着崖口村独特经济体制的未来。对于村集体的未来，谭顺宁始终抱有希望并坚信有继续坚守下去的理由，“如果一个人很穷，去要饭，谁都可以欺负他，但是如果要饭的组成丐帮，就谁都不敢欺负他们了。”

　　 （本文：广州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