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

　　

　　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　　

　　

　　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 列宁　　

　　

　　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　　

　　

　　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　　

　　

　　 ——王宏斌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村上有回汉两个民族，848户，3180口人，总面积1.78平方公里。村办企业——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下设26个厂、旅游公司和一个现代化农场，是国家大型一档企业，职工万人。村党委下设24个基层支部，村委会辖15个村民小组。村集体致富带头人、村党委书记兼公司董事长王宏斌，包括幼儿园小朋友在内的村民、职工都亲切地称他为“班长”。南街村在以王宏斌为首的村党委领导下，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村上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村民除衣服和部分蔬菜还需要自己购买外的一切负担、住房（内有家具、彩电、中央空调、灶具齐全、电话、气、暖、洗澡等）、养老、粮、油、肉、蛋、鱼、娃娃入托、上学一直到大学博士毕业、红白喜事全都由村上免费供给和负责筹办，过上了带有共产主义主义因素的幸福生活。这不仅在中国引起震惊：乔石、朱鎔基、李岚清、李德生、宋平、侯宗宾、张爱萍、李长春、张震等数十位党、政、军领导（其中将军就有200多名）视察后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人民日》、《中国青年》、《光明日》、《经济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等数百家新闻媒体都相继道；而且还有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日本东京电视台、英国路透社、加拿大《多伦多星》、英国《独立》、法国CAPA制片公司、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荷兰电视台、美国之音广播公司、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美国《波斯顿环球》等百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朋友也都远渡重洋到中国的南街村来采访、看共产主义，并通过他们的新闻媒体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道南街村。

　　南街村的特色　　

　　

　　2002年中国杨凌农高会期间，听了南街村前党委副书记姚国顺同志《实事求是大胆探索 加速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告后，我出自敬慕和好奇之心，带着耳闻目睹的中国农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和大家议论的腐败、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以及苏共亡党亡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的惨重教训，于2004年5月24日来到南街村，以“第二次接受再教育”的身份，“信马由缰”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进行参观、学习、访问、看资料，并通过对比，深感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今天拥有26个（其中合资的5个）厂、公司和现代化农场（包括畜牧、水产养殖）、旅游在内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年产值稳定在十多个亿的国家大一企业——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就在于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人为本（即村民是村里的主人），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发展的结果。他们总结建党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并非集体化道路本身的问题，而是对这些问题没有及时妥善解决而致集体的优越性和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那就不能一次被蛇咬，终生怕井绳。因而，在倒澡盆里的澡水时必须把洗澡的小孩捡出来，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牢记党的“三作风”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的两个“务必”。在创办村办企业时，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延安作风；学大庆人“两论”起家、“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艰苦创业精神；在企业管理上贯彻《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群策群力攻难关……以两次拨乱反正为例：粉碎“四人帮”后，当王宏斌入了党并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时起，就着手第一次拨乱反正，以改变南街村单靠老祖宗留下的人均几分地搞农业的“穷过渡”。他用变卖家里的东西，并向亲戚朋友借钱来带头集资办起了队办面粉厂和砖瓦厂，学习刘庄走有工共富的道路。当承包出了问题，出现了剥削和两极分化，群众怨声载道时，1984年刚一过年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并逐步将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经营，第二次拨乱反正了砸锅分铁搞承包，使粮食亩产由一千多斤骤减到五百来斤，人心涣散，人民生活水平和党组织威信降低的大倒退局面。从此，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支部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不跟风、不随大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完全彻底为村民服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村上富裕后就提出创建产主义小社区。现以实话实说参观学习后的收获、体会和感想来谈南街村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和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方面创造的特色。

　　

　　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仅12名代表，代表着53名党员，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和帝国主义密探破坏而迫使大会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进行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就毅然决然地在党章上写着，要在中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树起的坚定信念并为之不断奋斗的大目标。许多革命先烈都是为了这个大目标而献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而做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因而，为共产主义奋斗绝不能中途停顿，更不能半途而废。就像王宏斌同志经常说的那样：“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按农民朴素的话来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也要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一个村去实现”。这就是说，要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必须是一个村一个村的“天下为公”和“大同”，这样才能逐步地做到乡、县、省、国的“天下为公”和“大同”。各国的“天下”都“为公”了、都“大同”了，那就是“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了。因而，当南街村在承包上出了问题，发现背离共产主义信念和科学发展观时，其所以能够立即重整旗鼓发展集体经济才走向共同富裕，就在于时刻不忘这个大目标，步步不离这个大目标。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必须消灭私有走公有共富科学发展之路。也就是先让南街村这一点七八平方公里的“天下为公”、“大同”起来。就这样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和发展，充分体现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威力，在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上，已经有了让世人瞩目和向往的实实在在的“为公”、“大同”的“幼芽”。1994年 5月26日，当王宏斌被邀请到中南海汇工作时，引起一千多名党、政、军领导的强烈反响。汇结束后，杨德忠上将非常兴奋地对王宏斌同志说：“你们坚信南街这个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要把他干成。共产主义这句话为什么不可讲呢？我们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些年讲得太少了。”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根据南街村的典范说出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闹革命的肺腑之言，也指出了在共产主义信念和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尽管共产主义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但并不是“渺茫”的，经过几代人甚至更多代人的努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如果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大目标分开，扩大而不是缩小“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是发展、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而是将其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等五花八门的暗操作让它大量流失而变成私人的财产，让富豪的财产越来越多，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一些官员特别是那些数以万计的腐败分子，尽管嘴上没说，但实际上也成了苏共解体前一些大官说的“我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那就不仅背离了共产主义大目标，而且会成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的千古罪人。也违背了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因为“初级阶段”前边还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做定语。说明它绝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化公为私搞私有化，它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否则，就会出现小平同志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二、坚强的战斗堡垒　　

　　

　　　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有共产党领导。因为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村党委一班人，就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二百五”、公生明廉生威的典范。从而带出了用特殊材料组成的共产党员和团结奋进的村民。王宏斌“不图个人半块砖，甘为集体造金山”的格言，已成为南街人的共识。不少到南街村参观、考查的有识之士，对南街村党委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无不赞叹地说，南街村党委其所以能在干部群众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身正影直，“五官”端正，即：嘴不歪、眼不斜、耳不偏、手不长、腿不短。

　　

　　嘴不歪：村党委领导干部评价人和事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是则是，非则非；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不弄虚作假，不把无说成有，不把小说成大，勇于说真话，说实话，坚持实事求是。

　　

　　眼不斜：村党委领导能全面地、辩证地、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人，善于科学地认识人，正确地用人，使许多有志之士在南街村能施展才能，发挥作用。

　　

　　耳不偏：村党委领导从不偏听偏信，没有只听正面的，不听反而的；只听表扬的，不听批评的；只听领导的，不听群众的，他们耳听八方，多渠道、多形式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领导决策，改进工作方法。

　　

　　手不长：村党委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不伸手向党组织、向人民要官、要权、要利、不以权谋私，不损公肥私，不贪占公家便宜，更不行贿受贿，徇私枉法。

　　

　　腿不短：村党委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亲自检查指导一线工作，使各项措施及时落实，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南街村党员的特殊材料，就特殊在开始创业时为筹措资金，党支部带领党员在火车站打工挣了几万元全部交村上，党员在平时工作中要做到四个决不能：

　　

　　决不能谁也不顾，自己先富，必须带领广大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决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被人说，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一身作则；

　　

　　决不能喊“给我上”，而要喊“跟我来”，强调干部党员任何时候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决不能怕揭短亮丑，必须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致个人于群众监督之下，并接受群众的监督。这很符合列宁晚年提出的增加工人、农民代表在监察机关的比例，毛主席在延安向黄炎培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发生。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否则，也会像我们的一些国企一样，把集体的财产也会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而变成少数人的私有财产。

　　

　　人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南街村在党委这样坚强的战斗堡垒领导下，有了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干部作表率，也就有了当家作主、为国家、为集体、为大家而干的团结奋进的村民。在这样和睦相处的大家庭里，村上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在此，仅以村上尽管不给古稀老人安排工作，让他们安度晚年，但谁也闲不住，都自愿找工作干：八十岁高龄的老人自愿在图书馆为读者服务；就连小脚老太婆们也在为村上的环境卫生、安全而忙碌着，还抓住了到南街村偷自行车的刑满释放犯而被群众荣为“小脚侦缉队”。

　　

　　当承包出了问题后，群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用血汗办的企业不能为集体谋福利时，就向县上省上告王宏斌和党支部的状，并将大字贴到村上、县委大院和王宏斌的门口。但王宏斌并没有埋怨群众，也不向上推卸责任，主要在自身上找原因：群众告我们，并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对我们党支部的信任，是要让支部带领大家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因而，经党支部大会研究讨论后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的结论。不难看出，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有了这样的党委领导下的党员，那就必然是领导村民坚定信念，务实重干，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坚强战斗堡垒。原苏联的基层党组织没有说出这样的话，大官却说出了他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被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亡党亡国了。我们的一些国企党的领导没有说出这样的话，把国企化公为私了，甚至挑好的国企先卖，就有“靓女先嫁”、卖的越快越早越便宜越好的败家子逻辑。从而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工人大量下岗，他们却成了一分钱不摊的富翁。有的将价值一百多亿元的国企以几亿元卖给私人。这样一卖，工人阶级的地位就完全变了，不要说是领导阶级，连主人翁都不是了，只好低声下气、看人家脸色行事地当人家的雇工，在共产党领导下受人家剥削。这真是彭老总骂李德的话：“崽卖爷田心不痛”呀！但工人还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受法律保护的。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像一些新闻媒体说的“替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还有人民群众“对另一种财富越来越不满，那就是通过几乎是盗窃国有资产或者以特权获取资源或土地而得来的财富”。（《参考消息》2006年7月10日）看来王宏斌同志已在二十多年前就将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要不，为什么现在很少或者几乎听不到我们说了多少年的“职工是工厂的主人”、“农民是农村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些话。从吉林石化公司等暴露出来的国企存在的问题也不难看出，国企领导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不亚于旧社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职工甚至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只好尿裤，否则就用下岗来整你。有个离婚的女工，中午休息时给孩子打了个课表，就被罚下岗一年。工人和领导收入差距成十几倍之多。如今国企“老总”在企业内乾纲独断，员工畏之如虎，完全没有任何参与管理的可能，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杂文》2005年11月22日）在这样的国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给私企老板打工、把国企卖给私人的工人就可想而知了，农民进城打工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呀？要不为什么全国，甚至全世界只有一个加速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像一个磁性极强的磁铁，把中国人民和百十个国家的记者和朋友都吸引到他们那儿来看共产主义；中国几百家和国外百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都在宣传道南街村，甚至连台湾的《工商时》也针对《亚洲周刊》的一连串道，在1994年10月30日发表了社论：《评“南街现象”——市场经济改革下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与摸索》。1994年11月17日，《远东经济评论》英国记者林凯发表了《中国南街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这就向世人说明，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这个坚强的战斗堡垒领导下，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建设，那必然要致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时，毛主席在接班人的论述中就明确地提出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预言在中国彻底破产，看来南街村已经走在前边了。

　　

　　三、旗帜鲜明地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多年来，我们经常说私心、剥削都于私有制，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消灭私有制和剥削。用南街村人的话来说，“共产主义是天堂，集体经济是桥梁”。工人阶级的政共产党与其他任何阶级政党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立党为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的主要区别，就是公有和共同富裕。因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现在南街村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和大部分生活资料都姓“公”。在管理上不搞个人承包，不搞计时、计件工资，也不发奖金，主要靠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其他工作的统帅、灵魂、生命线作用及其保证作用，以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素质；在分配制度上，不是主要增加工资部分，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增加供给的种类和比例。公有和供给的不断扩大和增加，可逐渐地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过渡。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那么多的腐败，特别是县以上的厅局、省部级高级干部，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也出了腐败分子，就在于私心泛滥和滥用手中的特权之故；就在于他们掌握着国家的主要部门、国企和国家的经济命脉，通过卖国企、合资、股份制等所谓的“改革”潜规则、暗操作而化公为私的结果。　1994年11月19日　，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根发表了称南街村为《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新闻；　1995年4月7日　，日本《少年月刊》发表了记者睡鸳鸯写的《用毛泽东思想这种独特的方式崛起的村庄——南街》；　1996年2月5日　，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图文并茂地刊登出了《继往开来——选择过去的稳定和平等，南街村回到了毛泽东时代》……都把南街村搞的公有制、共同富裕和毛泽东、人民公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出外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现实及走什么样的道路研究得如此深刻。中国农村要富起来，并不在于叫乡、村、组，还是叫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名称，而是看走什么道路。解放前不是也叫乡、镇嘛！好多共同富裕了的农村，就是保持了原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名称，仅无锡市区就有二十多个；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所辖6个自然村，仍保持着原来10个生产队的体制，已成为全国最后一个保持人民公社的共富乡。我去河南新乡的刘庄、龙泉村等一些共富村参观学习时，当问他们村办公室在哪儿时，不管是本村人还是外村在这儿上班的好多人，也包括青年人在内，都把村委会说成“大队部”而感到奇怪，特别是年青人。因为大队改为村的时间比他们的年龄还大。这“大队部”就是原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办公室，大概他们认为只有把村委会称“大队部”才能说明她是公有共富的司令部吧！　　

　　

　　四、“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策略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少数富豪占有国家大量财富、两极分化亦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南街村根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农业人口多、人每天都要吃饭和河南是个产粮大省；村上有几百亩坡岗地需要改造，农村、城市都要盖房用砖的具体情况，便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提出用“农村包围城市”——办砖瓦厂和面粉厂，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由玩“泥蛋”（砖瓦厂）起家到玩“面蛋”（食品深加工）发家的发展策略，亦工亦农，多种经济全面发展而走向共同富裕。以稳定的十几亿的年产值，跨入二十一世纪，十五年经济增长了两千多倍。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南省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话讲，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深圳。2003年至2005年扩建药厂、旅游、电厂、面粉厂四大项目第二次创业的成功，使集体经济更加状大和巩固，村民更加团结奋进。　　

　　

　　五、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发展方针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穷村，在当时所走的道路还是与大气侯不太相称，甚至是相悖的情况下，尽管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已经决定，但要在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后台”的情况下要把村办企业办成国家大一企业，那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但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人没有被吓倒，经过冷静的思考后，终于根据毛主席在《论游击战》里的“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六字，提出了自己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和廉，人廉我转”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发展方针。对无发展前途的麻织厂等立即关闭，对有发展前途的食品深加工龙头主导产业的方便面则及时抓紧配套，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把食品加工的下脚料加工成饲料发展养殖业，为村民职工提供肉、蛋、鱼等动物性食品。为能加工出优质的方便面等食品，在不断扩大、挖潜、提高等级面粉厂质量的同时，就连调味品、包装、胶印、彩印、汽车运输等全都在配套之列。这些不仅满足了自己企业配套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对外营业，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王宏斌将其称为：“多业扶着一业上，一业带着多业兴”。多年来南街村的方便面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厂家之一，方便面及其他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还出口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1994年9月10日，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84岁高龄时的老将军张爱萍视察了南街村后，留下了“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意味深长的墨宝。

　　

　　六、“外圆内方”，真正中国特色的富村治村方略　　

　　

　　　南街村党委针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管黑钱白钱，只要给钱啥事都敢干，只要能弄到钱，啥事都有人干的“向钱看”的歪风邪气，甚至用“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的有损国格、人格的人和事，以及乱引进和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诸多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不断出现和大量出现，在全国到处都搞开发区、特区、示范区的形势下，南街人却创造了既能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也能防止腐败的富村治村方略——“外圆内方”。即通过“外圆”创商海（富村），与市场经济接轨，但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绝不能损害国格和人格；严守“内方”治南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在创商海的过程中，不仅用“村规民约”和“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且还发动群众来监督和评论干部，以达到拒腐蚀永不沾。对群众评论不过关的干部，绝不允许他“带病”上岗，即使县上很不错的局长回村当不好办公室主任，也得离岗，绝没有“下不为例”的先例。南街村三大班子（党委、村委、企业）成员都是在生产第一线指挥、战斗，除每天或隔天开碰头会及时研究总结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外，还用定期的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消灭在萌芽状态。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开战地动员、总结会和合作化初期开田间地头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仅如此，还在1994~1995年用一年多的时间发动群众开展整党整风和反腐倡廉活动（类似于1951年的“三反”运动），对贪污两万元的一名认罪态度不好的会计，经司法机关查证落实后，判了六年刑。当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像两万元判六年刑在一些大单位能拉一卡车。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惩治了腐败，而且使干部、党员、村民、职工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再教育。当人们痛恨现在的腐败时常用“毛主席好领导，贪污浪费、吃喝嫖赌连根倒；‘三反五反’是个宝，谁敢伸手就挨刀，法宝入了库，腐败很难治”来颂扬和缅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人为本，放手发动群众严惩腐败的丰功伟绩。能在短期内打败不法资本家和党内腐败分子的猖狂进攻，促进了三年经济恢复、支援了抗美援朝，使国家安定了三十年。现在的腐败与改革开放长期共存，就在于“以官治官”不发动群众，腐败分子无压力。在南街村职务的高低和贡献的大小不以工资的多少来衡量，最早是王宏斌，现在的三大班子成员的工资都是250元。这不仅比几千元的技术人员和教师的工资低，而且还比下属厂长的工资低，体现了巴黎公社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精神。如果要像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垠说的南街村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话，那就是用巴黎公社这个精神复活了人民公社。国际合众社则称其为“市场经济下的人民公社”。最早叫王宏斌为“二百五”的那种贬义戏称，现在已经成了以此为荣、人人学习和发扬的“二百五精神”，即不怕吃苦耐劳的无私奉献精神，认准了方向绝不回头、不受外界干扰、干不好不罢休的认真负责精神。王宏斌几十里路走亲戚，只能骑自行车，无权公车私用；他爱人不是“跟上老爷当娘子”的夫荣妻贵的官太太，而是“跟上杀猪的翻肠子”的村民公仆党委书记的妻子，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在村上安排给她的洗衣房岗位上上班的洗衣工。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的亲属都是如此。不像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大领导在内，一人升官鸡狗升天，首先将他的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就是人们在下边常议论的某某当了大官后，把他的兄弟姐妹、儿子外甥等都提拔到一些重要岗位。南街村的领导没有任何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公生明，廉生威的座右铭——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幸福祥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学有榜样，赶有标兵，弘扬正气，安定团结，没有以权谋私和刑事犯罪；村民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就在于他们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党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了1945年5月，毛主席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说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过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2页）的教导而开创的一个真正中国特色的“外圆内方”的村子，参观者则称其为“一方净土”。被中央组织部命名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命名的“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农业部命名的“全国乡镇企业管理先进单位”和“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命名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工作先进单位”，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和中国集体雷锋评审委员会命名的“中国第一雷锋村”……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选为教学实践、政治理论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1995年9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视察南街村时说：“南街是一座精神宝库，是一所好的党校。思想挂帅，政治领先，党校就是培养这个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的。”“你们难能可贵的是不仅抓富裕，更可贵的是思想上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村民的观念很不简单，你们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并亲笔题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群众共同富裕。”　1998年5月8日　，《中国经济时》载文称：“南街村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把市场经济的优点与传统体制的优点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南街村的‘外圆内方’正好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它的这种模式有利于我们发挥市场经济的优点，克服旧体制遗留的弊端”；日本《读卖新闻》1995年7月则称南街村为：“对于目前贫富依然有差别，治安不断恶化的中国社会可以断定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都是“外圆内方”创造的的奇绩。这就证明毛泽东思想不仅能够指导计划经济，而且也能很好地指导市场经济；用它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创造的“外圆内方”，在市场经济中不会走邪。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七、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从村办企业发展的实践中，深知科学技术和人才的重要，办好教育与培养人才的关系。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村企业发展过程中急需大量各类人才时，按当时流行的人才标准，似乎只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才算人才，这种片面的唯学历论的人才观对南街村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他就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材”人才观的办学要求和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三好”的人才标准。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视技术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次品，视身体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废品。在这样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才观和人才标准要求下，通过招聘、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为村上引进、培养了大批的各类合格人才，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在普及中专教育的基础上，现在在全国各类学校上大学的学生已达200多人，每年有50名大学毕业生回村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这既不存在上不起大学的问题，也不存在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不难看出南街村的人才观和办学方针已从“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材”发展提高到今天的“既求人人升学，更求人人成材”的水平。为使下一代从幼儿开始就能受到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他们不惜花数千万元的巨资先后兴建起设备齐全的一流现代化的南街村幼儿园、南街村学校（小学和初中）和南街村高中。其中每一项的投资都在千万元以上。从幼儿园到大学（含研究生）的费用全部由村上供给。中小学大门口矗立着基座有毛主席题词的刘胡兰、雷锋塑像，在雷锋像座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题词，让孩子从小就学习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质，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这既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也符合我们党对人才的一贯要求。体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和胡锦涛在十七大告里所提到的“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为引进高科技人才，南街村还建有博士后研究工作站和人才公寓。为科技工提供良好舒适的环境和工作条件，让他们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成生产力。

　　

　　南街村还办有“希望戏曲学校”。除经常为村民职工演出外，还赴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并得到好评；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并获奖。这所戏校既活跃、丰富了村民职工的文化生活，也为社会免费培养了戏曲人材。

　　

　　八、吃透上边的，摸清下边的，借鉴别人的，干好自己的的发展思路　　

　　

　　1981年南街村在顶不住压力的情况下，盲目跟风随大流将队办的两个企业（面粉厂、砖瓦厂）和土地搞了个人承包。结果事与愿违，使集体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和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对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不了解和当时的新闻媒体、工作组不管“宜”还是“不宜”片面地宣传“分”而忽视“统”，似乎只有分才是改革。也怕戴上不改革的帽子而违心地分了。结果犯了没有吃透上边政策，没有结合自己村的实际发动群众充分讨论，没有借鉴刘庄、滕头村等村为啥不搞个人承包、不把集体的企业量化给个人，把集体财产分光而吃了大亏。当初他们其所以办面粉厂、砖瓦厂，就是借鉴了刘庄“无工不富”的经验后才开始走有工共富之路。因而，1984年大年刚过，他们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以后则随着企业的发展，将个人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统一耕种。这既符合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也符合南街群众的需要而得到村民的支持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不断借鉴别人的经验，像给食品企业供面粉到自己搞食品加工、和日本人合资办企业等把自己村发展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团企业。由于下得民心，上符合中央的政策，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这就创出了既能适应农村改革开放，又能反腐倡廉真正中国特色的“外圆内方”。日本《读卖新闻》“断定”南街村的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就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

　　

　　南街村党委为了更好地吃透上边的，干好自己的，在充分发挥村上的老村干部和老人作用的同时，由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等出面，四处寻找对南街村有重要作用的当地离退休干部，把他们请到村上来，于1992年成立了别具特色的“老干部顾问办公室”。这些离退休干部中，有原临颍县副县长、县监察院监察长、县计委主任、县政法委副书记、县公安局副局长等15名。请老干部的目的主要是觉得自己的知识面有限，对村办企业发展经济中一些问题吃不透，请他们来当参谋，把关定向；由于老干部党性强、正直风气好，请他们当村干部的监督员，时刻提醒他们，防止犯错误。在当时那种几乎听不到、看不到共产主义金光闪闪四个大字的情况下，而南街村却是为发展集体经济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之事如此尊重老干部。被聘请的老干部对此举也很感动，因而，村上上门一请，他们都来了。他们到南街村来并不是为了钱和老有所养，连村上给发的工资都不愿意要，而是充分发挥老有所用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些离退休老干部无论是在公有制大讨论、打假、整党整风，还是在人才培养、村民团结、反腐倡廉诸方面都发挥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南街村的实践证明，离退休老干部确是国家的“宝”，是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巨大财富。这与一些地方、单位把离退休老干部当成保守、当成包袱、当成他们改革开放的“绊脚石”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一文教单位的老同志向自己单位的纸写了继承发扬老书记、老校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文章，被主编和宣传部长都认为很好而要发搞时，却被一位副书记知道后取消了。问其故，说老领导好，就说我们现在这些领导不行，是给现领导脸上摸黑哩。其实，他们所说的“绊脚石”和“摸黑”不过就是阻止他们以权谋私、脱离群众搞腐败罢了。

　　

　　九、牢记“三大作风”、两个“务必”　　

　　

　　　为使思想这根弦不松动，南街村党委除经常坚持群众性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我去南街村时，早晨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前村上广播《东方红》起床，广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班，还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三大”活动外，还根据村上的具体情况和发展需要，及时开展“南街人讲自己的故事”、“公有制大讨论”、“思想作风大整顿”、“共产主义小社区大讨论”、“开展党魂教育”、“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等多种活动。开展活动也是南街村的显著特点之一，用它来提醒三大班子领导牢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提高村民职工的集体主义思想，为加速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多做奉献，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严防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发生。根据中科院情研究室主任胡鞍钢的统计资料：上世纪最后五年，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至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到16.8％。（《西安晚》2001年3 月24日）如果将这些钱分给九亿农民，每人可得1097元到1397元，再加上他现有的收入，那不就到小康了吗？现以南街村年GDP14亿的13.2％~16.8％为例计算为1.84亿~2.35亿；再以南街村每年给村民和职工的供给制部分分别以3000元和1500元计，则为960万元＋1650万元＝2610万元（0.261亿）。再用1.84亿~2.35亿分别除以0.261亿就等于7.05（年）~9.00（年）。那就是说，南街村一年的廉政可提供3200村民和职工七年半到九年的供给制。这就不难看出腐败对国家造成的损失之巨大。因而，群众就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腐败和三化”（私有化、两极分化和西化）说明其危害的严重并呼吁惩治腐败和防止“三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尽管上世纪九十年代，每年GDP的增长以保七争八的百分比速度在快速增长，但两年的增长才能填平被腐败一年挖下的窟窿。这就不难看出贪污和浪费的罪恶之大。尽管现在惩治了那么多的腐败分子，给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但人们却认为这与一年损失一万多亿还相差很远。从腐败所造成的损失来看，中国其所以穷，近年来并不是经济发展慢，而是腐败太严重了，两极分化已很明显了，严重到建党建国以来之最。新中国刚一诞生的农村和解放前一样，还是那些人，那些地，但为什么要及时搞土改，就在于土地占有者的两极分化太大之故。从人们对腐败和“三化”的担心出发，当唱国歌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人心总有些不安。但在“外圆内方”的南街村，由于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的优良传统，牢记两个“务必”，一年的廉政可提供七年到九年的供给制。从而，不难得出，南街村的共同富裕是以人为本，走集体化道路干出来的，也是廉政出来的结论。尽管南街人富裕了，职工吃饭不要钱，村民实行供给制，但却没有人浪费粮食和集体财富。笔者向南街村索要了一份印刷品资料是用包裹寄来的，感到很奇怪。但到邮局取时经计算，用包裹寄比用印刷品寄便宜9角钱。这在其他单位根本没人算这个账。1998年9月，南街村民兵参加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我们的后备军在前进》民兵方队到达北京住宿点时，带队的村党委副书记、民兵营营长贾中仁提出不住高档宾馆而换到普通招待所住宿；由于南街人喜欢吃面条，晚餐招待所做的多而吃不了要倒掉时，贾中仁立便立即跟服务员商量，让不要倒掉，明天热一下再吃。服务员惊讶地说：“这里剩下的大鱼大肉都倒了，更何况这三盆吃剩下的面条。”尽管话是这样说的，但还是在贾中仁的坚持下留下了，第二天一早热了一下就吃了。这一下招待所的服务员便心服口服地称赞道：“没想到南街村的民兵真是好样的！”这就不难看出，南街人尽管富裕了，但将我们党提倡的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但没有丢，还将其继承下来并在共和国的首都发扬光大受称赞。

　　

　　十、严格的干部制度　　

　　

　　　南街村党委对三大班子干部的选拔、考核和任命，是按照党的“三大作风”、接班人“五个条件”、“三要三不要”原则和“四化”标准综合考查、严格选拔和任用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法宝。南街村党委深知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必然就脱离群众，不但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会拒绝甚至压制群众的批评。现在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把党的“三大作风”已经修正成为自己升官发财的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把“三要三不要”修正成汇时要成绩不要缺点，要建议不要意见，要说今后怎么办，不要说以前为啥没办好。出了问题，上级将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将上级捧着抬着，同级之间互相包着让着。最后必然脱离群众，产生骄傲自满和腐化堕落。这已为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几百名省部级、数千名厅局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的腐败分子所证实。“三大作风”是南街村党委任用干部的总纲。“五个条件”和“三要三不要”原则是毛主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别针对国际共运中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党内林彪反党集团提出来的（汪东兴同志看了毛主席追悼会的悼词稿后，特别针对“四人帮”把“三要三不要”加进去），主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选拔任用干部的“四化”标准，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来的，南街村党委认为其中“革命化”的核心就是为“公”。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将革命化提得再高、说得再多也无用。在南街村谁也不顾，自己先富的人不能入党，也不能当干部。人们都在议论，只靠委任和花钱买来的官，在他们眼中干部“四化”里的革命化就是听提拔他和卖给他官的上司的话；只对他的上司负责，不对群众负责；不怕群众反对，就怕他的上司不信任。连温家宝总理也承认中国许多社会问题与干部选拔制有关，说明这已经引起中央的关注。南街村党政领导班子严格按党章和宪法规定分别由党员、村民民主选举产生。要选的每位干部的档案都在村民脑子的“硬盘”上储存着。南街村党委对犯错误的干部，停止他们的工作，当他们作了深刻的反省并写好了检查后，就开始在工厂没有工资参加劳动，如能痛改前非，工作成绩显著者，可以恢复其工作，甚至还能提升，但还要给他一段试用期。现在南街村党委成员中，就有犯了错误而改正了错误后提升的同志。有了这样严格的干部制度，你就可想而知南街村的干部队伍了。村党委书记，大家都称他“班长”的王宏斌同志，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全国优秀党务工”等荣誉称号，被连选为中共十四大至十七大代表；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金忠同志，荣获“全国优秀村委会主任”荣誉称号；党委副书记、民兵营营长贾忠仁同志，被光荣入选 “'98时代人物”退伍军人；前南街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坤岭同志，大家尊称“老班头”的老人，将自己和两户村民合办的回民食品厂义献给村集体……南街村一心为公的领导班子，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南街人不怕争论　　

　　

　　南街村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种提法和做法，轰动了海内外，也惊动了上层，还引起了争论，甚至有专程到南街村来和他们争论、反对的“大学者”。下边引用《中流》2001年第七期，第28~29页刊登的王宏斌与一位经济学家的对话。

　　

　　“1998年2月，从北京来了个经济专家，省、市委办公厅派有陪同人员。来到南街村，一坐下来他就问我：‘你们南街村是靠毛泽东思想发展起来的？’我说，一个人的成长，一项事业的成功，并不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是各方面的。我说，南街村有今天，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领导关心和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育人。他说：‘这几个因素各占多少比例？’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南街人还没有这个水平去量化它，等到我们以后水平提高了再给你汇。再说，社会上现在还没有这种计量器卖。如果有了，我们可以买一个，把它计量计量，再给你说。他又说：‘你们南街村搞经济，假若经济搞垮了，那不说明毛泽东思想也被你们搞垮了么？’我说，哪能这么讲啊！现在国有企业垮了那么多，下岗工人那么多，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哪能说小平理论不正确？他说：‘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我说，你讲错了，总书记在十五大告里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你怎么说是两回事？他说：‘总书记讲的也不一定对。’我说，总书记个人有时讲的不一定对，这也很正常。可这不是他个人讲的，这是党中央集体的意见，是十五大文件，十五大精神。他说：‘十五大也在发展。’我说：发展也有个过程，十五大刚结束，他就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成两回事了吗？他说：‘不管你怎么讲，反正我们这些经济专家百分之百反对你们南街村的做法！’我说：不要说百分之百的反对，就是千分之千的反对，我们南街人愿走这条路，我们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你也管不了。我们争论后，他走了。”

　　

　　这位有省、市委办公厅派陪同人员来南街村的经济专家，肯定是有名气、有身份、有地位的大经济专家。他来南街村大概不全是个人行为吧！要不，还未听到哪一位专家下来搞调查研究竟有省、市委派的专人陪同。但他与王宏斌的对话不仅让人非常惊讶，而且也验证了香港经济学教授所说的：“内地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不多”这句话的分量。看来香港这位经济学教授能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不在此山中吧！

　　

　　在这篇文章里王宏斌也提到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有关问题。“有人问我：你们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建成？我说，首先申明，我们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小社区，那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至于说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建成，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和水平。社会上任何人到南街村一看，说‘像共产主义小社区了’，就是像，说‘不像’，我们南街人就继续努力。我们没有制定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权力和水平，只有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奋斗的责任和义务。”

　　

　　王宏斌答记者问时，有人问“南街村这种做法会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宏斌答：南街村这种做法能不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而是中国高层领导考虑的事情。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只有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不是处在乱世，谁的政策好、得人心，谁就可以得天下。中国高层领导如果认为南街的做法符合中国实际，有推广价值，它就可以燎原；如果高层领导认为南街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没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不会燎原。还有记者问“南街红旗能打多久”？王宏斌答：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是红旗，但我们认为南街的做法是正确的。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上符合党的基本路线，下符合群众的意愿。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南街村创业十几年，经济增长了2000多倍，这足以证明南街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再看坚持改革方面，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与日本客商合办了4个合资企业，引进了资金、设备、技术，学到了外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科学的经营策略。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南街绝对没有脱轨的地方，在我们南街不存在“党的领导没力量，社会主义没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商量”的问题。至于我们的路子是否真正符合群众的意愿，请到南街村参观指导，请各级各界的朋友到职工、村民中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感受职工、村民焕发出的劳动热情，亲耳听一听职工村民对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肺腑之言，从中就可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正确的东西没有人敢把它消灭掉。我们坚信南街的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能走下去，干成功（熊焕发，李火烨主编《解读南街村》第77~78页，名家出版社，2002，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