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国家价值链从被锁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突围

　　

　　
□刘志彪 张杰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GVC）底部”的增长欢乐：被一扫而尽

　　

　　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尤其是发展的初始阶段，中国制造业从整体上加入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GVC环节，“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战略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实际的可操作性。然而，随着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升值、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涨、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这种定位于“GVC底部”的增长战略正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严重挑战。
一方面，价格水平的下滑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使绝大多数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代工企业无法承受，即原本利润空间狭小和微薄的代工企业无法自我消化这种外部冲击，或者无法向控制品牌和销售终端的国际大买家和发包商传导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结果是那些以国际代工为主的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大批企业待工压产乃至破产倒闭的现象。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迅速扩散到全球实体经济中，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期望出现空前下降和萎缩态势，直接导致国际大买家对我国制造业外包和采购订单的减少，从而使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制造企业普遍出现“无米下炊”窘境。同时，中国持续的贸易盈余，引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总之，中国过去在“GVC底部”的增长欢乐，被一扫而尽，长期依靠贴牌代工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固有的深层次问题提前集中爆发出来。

　　

　　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中国面临两难选择

　　

　　中国成为世界先进制造大国和制造强国的目标，不可能长期依靠在GVC的底部增长来实现。
对我国过去的发展政策的反思，面临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如果我们继续维持定位于“GVC底部”的增长战略，不仅会受到来自价值链高端的大买家的进一步俘获、控制和盘剥，也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加入的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发展战略明显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势在必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就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升级，试图摆脱主要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主导与控制的GVC生产分工体系，这种盲动的发展战略不仅不可能使中国制造企业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会丧失世界给中国提供的发展机遇。这个两难选择表现为“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矛盾，实质上是产业升级的时机把握和具体政策的协调问题。

　　

　　
融入“被俘获”的GVC：弱化了中国发展的主动性

　　

　　
制造业“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模式，使中国装备工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内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出现“断点”和“裂缝”，原来服务于消费品生产的国内重工业体系，尤其是重装备工业在开放滞后的前提下，研发、生产和销售体系发生全面萎缩，国内产业循环体系发生系统性紊乱和失衡。
该模式引起了中国产业在空间配置结构上的重组和调整，在形成东、中、西部之间发展巨大差异的同时，也使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发展的“飞地”，而东部地区被动性的低端定位，又压制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中西部地区沦为简单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输出地。这既是决定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增长差异的鸿沟日趋扩大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多层次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障碍。
这种模式抑制了中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可能性，可能是中国制造业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变呈现高消耗、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粗放发展格局的最重要原因。“两头在外”，其实是价值链的高端在外，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在外，是知识技术密集的产业在外。因此“微笑曲线”究竟是谁在微笑？是掌握了GVC两个高端的发达国家企业在微笑。
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可能性。现代产业体系在中国应该是多层次的支持结构，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国家价值链体系（NVC），事实上就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品牌，也就没有多层次的现代产业体系的顶部地带。广大中西部地区如果一直被处于GVC低端的东部地区压制，既会造成东部地区无法升级，又会造成中西部地区无法接受产业转移的尴尬局面。

　　

　　
GVC、NVC和区域价值链：企业应同时加入

　　

　　
过去研究GVC中的治理结构与产业升级的文献，绝大部分都对发展中国家加入GVC后的产业升级前景持悲观态度。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只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与被“俘获”的价值链对应起来进行研究的结果。其实，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既有过去几十年中不断从GVC底部进行学习、“当学徒工”的经验，又有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市场多元化和同时运作在多条性质不同的价值链的事实。如江浙地区的很多企业，既加入美国大买家主导的以被“俘获”为特征的GVC，也加入欧洲大买家主导的松散型的价值链，有的还同时自主地对南美洲和非洲出口独立品牌，同时它们在国内市场也有大量并不依赖中介代理的直接的销售业务。
在不同类型和性质的价值链中，集群中的企业可以发挥所谓的“杠杆能力”（leveraging competences），即把在某条价值链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另外一条价值链的某种升级活动中，从而实现低成本的产业升级。因此，忽视了当今产业集群中许多企业既加入GVC，又同时加入NVC和区域价值链的现象，就很容易得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既无法摆脱国际大买家的控制，又无望升级的悲观结论。

　　

　　
构建NVC的两种可能模式

　　

　　
一种是双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专业化市场已成为联结中国生产者供给体系与消费者需求体系的最重要的市场交易平台之一，也成为中国制造企业构建NVC必须依靠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专业化市场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双边市场效应”（double market effect），即其既是生产厂商“卖”的市场交易平台，又是采购与销售商“买”的市场交易平台。双边交易平台模式作为NVC构建和升级载体平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可以嵌入“政府功能”作用模块的市场交易平台机制。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通过规范专业化市场中的交易秩序、竞争秩序、产品质量标准、市场进入壁垒标准，以及通过主动引入和提供专业化的产品设计、产品检测等创新研发公共平台模块等发展策略与战略，来对专业化市场载体平台由GVC向NVC的转化与协调以及NVC的构建和升级施加影响，促进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升级和可持续发展。这为中国情景下的NVC构建和升级，提供了一个具有政策操作意义的独特思路和实现方式。
另一种是单边市场交易平台模式。掌握产品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且具有核心创新与研发设计能力的领导型企业，位于产品链“金字塔”型分工网络的顶端地位，且拥有对产品链网络内其他企业的领导与控制权。之所以把这种产品链分工网络模式称为“单边市场模式”，是因为在该类型产品链分工协作网络中，领导型企业必须直接面对消费者，必须具有通过自身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的构建，来达到向消费者直接传递产品信息与产品特征的竞争能力，而且必须具有随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变化作出快速调整的能力。NVC条件下的单边市场交易平台模式，要求中国本土企业承担起领导型企业角色，而不是跨国公司或外资企业。只有这样的NVC才具备高端升级的“自有”能力。这个结论等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构建NVC条件下的单边市场交易平台模式，等同于中国必须通过竞争和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塑造出本国跨国企业或者中国的具有领导力量的巨型公司。很显然，这需要一个有作为的政府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