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分析信息，警惕踏入陷阱！

　　

　　 ——再读《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

　　

　　：稻乡老农

　　

　　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扬子晚》。

　　

　　在现今的信息时代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就是时间，信息就是效益，信息就是金钱，信息就是生命”！所以，《扬子晚》能及时地把重要的信息向我们披漏出来，对我们这些普通的工人、农民来说，确实就太可宝贵了。

　　

　　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在三十二年前的毛泽东时代，都曾是国家的主人翁。那时侯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当今我们已经成了“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弱势群体”，政治上被窃了“权”，经济上被砸了“锅”。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被强行改了制；集体所有制的公社、生产大队被强迫解了散。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的话语权、知情权，上访权统统被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抢走了，工农群众正常的生、老、病、死也得受制于人。至于什么信仰、言论、出版、结社、罢工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更是与工农无缘。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人民群众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已经成了再不敢盼顾的侈望品。因此，《扬子晚》能给我们披露出来一些比较有用信息，就感觉到稀罕得很。

　　

　　试想，假若三十年前有人给我们透一点儿“改革开放”的可靠信息，我们咋会被资产阶级和走资派把我们的国家“忽悠”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工农大众咋会落到这步田地呢？所以我们从心里感谢《扬子晚》《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的道给我们披漏出来的信息。

　　

　　二 《扬子晚》向我们透漏了哪些信息？

　　

　　《扬子晚》的《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向我们透漏了那些信息呢？光沈浩的话就有三条。

　　

　　第一条：“纪念改革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深化改革”，沈浩说。

　　

　　第二条：沈浩说，“现在是小岗发展历史上的最好时候，小岗人有条件有信心通过集体合作之路，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
第三条：沈浩说：“这种集体合作之路，是一种市场化的道路，和30年前集体制的内涵完全不一样。”

　　

　　还有不少更深层面的信息，有待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另去追寻，去思考，去探讨。

　　

　　三条信息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

　　

　　读了这三条信息，使我们受到了非常明确的启示，它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许多，给我们治疗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幼稚病”，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有了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认识。一句话，信息帮助我们提高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由于这三条信息都是通过沈浩的嘴透漏的，我们就要先弄清沈浩的来龙去脉，才能知道他的话代表谁？有什么价值？

　　

　　沈浩是谁？根据道本身透漏，沈浩有两种身份：一个身份是小岗村的现任党支部书记。另一个身份是安徽省财政厅的在职干部。他应该是安徽省政府在三年前选派到小岗村的驻村干部。道说：“挂职3年期满后，沈浩本来可以回合肥，却又被村民们挽留下来了。”怎么挽留的？沈浩自己说是：“小岗村的村民们事隔几十年之后，再次主动按下手印，到省里要求把我留下来。我不能辜负这种信任。”从口气上看，留在小岗村当村支书，原来也并不是他自己的志愿。一来村民有要求，二来省里批准了。所以驻村三年期满，没有能及时回到合肥去。为什么要挽留沈浩？根据当代人最时尚的思维逻辑，当然是为了“钱”！而沈浩就是省财政厅的人，能帮小岗村弄到“钱”，不知道挽留财政部门的“财神爷”在村里长驻，岂不成了“傻子”？！

　　

　　我们知道了说话人的背景和基本情况之后，就可以考虑他说话的意思和可靠性了。怎么考虑？我们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改革精英”不一样。他们的眼里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进步，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富裕，他们考虑的是对中国怎么进行改革，怎么把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上接轨，怎么把中国搞成美国那样的剥削者的天堂。当然他们在考虑如何卖国之余，也不会忘记拼命地“敛财”，以使自己尽快地变成当今最时髦的“大款儿”、“大腕儿”和“大权儿”。所以他们不但得以“改革巨人”的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还要牢记顶头上司的指示，以便保住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官职。不保住官职，还怎么当“允许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当不上“一部分”富人，怎么享受剥削者才能享受到的美国那样的自由、民主和富裕？他们考虑的基本上都不再是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需要，而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形象工程”，炫耀自己的政绩，争取捞更大的官儿，发更大的财。但我们工人农民不考虑这些，我们既不相信“猫论”，也不会放着好好的金光大道不走，偏要跳到河里去“摸石头”，更不会放着自己不管，而去另外代表别的什么“先进”。我们从祖祖辈辈的实际经历中，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我们工人农民就不可能当家做主人”。只知道毛主席才是一打一实地给我们工人农民谋幸福的“人民领袖”，他领导的共产党，才是从来也不忽悠过我们的真共产党。所以，我们啥时候都相信毛主席给我们说的话是真话。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还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沈浩是哪种人呢？他身为安徽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的挂职干部，他的阶级地位当然是属于“官僚”一类，他的利益和要求当然和咱工人农民是不会相同的。我们农村的群众都知道，一般被选派去驻村的干部，一般在单位都不是离不开的一把手，也不是一把手的贴身家将。因为还这样的干部既要坚守岗位“掌好印把子，拿好笔杆子”，还要不失时机地捞回谋官时儿时的投资，还要积攒以后跑官儿帽所必须的投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除了必须送出去的，自己总还得积累点儿，要不孩子老婆怎么生活？更别说说痴情的小秘和二奶了。这只是就一般而言。对于象小岗村这样至关重要、关乎全局、关乎全国大势的“改革样板村”的驻村干部就绝对不能属于一般！要派个一般的干部来，万一坏了大事，那省委书记和省长就真是当官当腻了。沈浩能作为安徽省委、省政府派驻守小岗村的干部，可见他的才能和他身上压着的担子有多重要！百姓常说“不怕官，就怕管”。沈浩可就是小岗村民的顶头上司、“父母官”，专门管小岗村的官儿！，最令农民敬畏的也正是这样的官儿。别看他只是个挂职的村支书，但他却是在大衙门里支差的，根子粗！他在小岗村还不是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吗？他的话还不是“说是，是是，不是也是是；说不是，是不是，是也是不是”？况且，小岗村是立过，而且还准备再一次建立“掀开了中国农村历史崭新的一页，中国千百万个乡村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大功的村庄，当年“改革巨人”为了挖掉贫下中农在农村的基层政权，解散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时，就是用这村的18位农民充当了一颗炸掉社会主义江山的“肉体炸弹”的。到如今还是“包产单干”的样板田，是引导中国农村改革的“标本”。所以从沈浩嘴里说出的：“纪念改革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深化改革”这句话的分量就“可想而不知”了！

　　

　　但幸好这只是沈浩说的，还不是小岗村的村民说的，更不是当年那18户农民说的。任你不管怎么说，沈浩也不能算小岗村的农民，他连小岗村的正式居民也不算！他只能是省府派来的“衙役”，他至今应该还领着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所以严格地说，他是不应该，或不允许有他个人的意志。按规范化的要求，第一他的思想必须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第二还必须学会和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保持一致。因为他在小岗村既贯彻党中央的，又执行省级主要负责人的意志。若敢走偏了道儿，变了样儿，他所面临的就是撤换，要是到了那个节骨眼上，小岗村的农民就是再盖上4000个血手印，恐怕也留不住他了！到那时侯他也再不会说：“我不能辜负这种信任”了！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基本判定：主宰小岗村的这个沈浩，和南街村的那个辞掉正式工作不干，放弃现成工资不领，甘心情愿返乡当农民，被南街村的共产党员们选举为支部书记的王宏斌，决不是属于一个类型人。从根本上讲，沈浩和小岗村的农民也就没有生活在同一阶级的地位上，他和小岗村的村民也不可能有共同的利益可言！严格的说，他和小岗村的农民是分属于相互对立而存在着的两个阶级。

　　

　　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由一斑可观全豹。沈浩的一句话，就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官僚资产阶级的意图和动向。农民常说：“一撅尾巴就得知道他要拉什么屎儿”。

　　

　　沈浩的话，所表达的内涵是清楚而准确的：“纪念改革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深化改革”！ 所谓“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实际上就是“继续深化（私有化的）改革”！而且这种继续深化的“改革”，只能是“分田到户”的延续；是“私有化”的延续，资本主义复辟的延续！这种“改革”的宗旨，决不是共产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而只能是创造更宽松、更便利、更舒适的环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中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家的钱包都塞得鼓烂憋崩！直到共产党被赶下台，直到把中国的企业、资源和农民的一亩二分土地都捆绑在一起，买给最有钱的、能给最实惠的回扣的、而且答应帮助隐蔽暗箱操作行为的富人或强国。就象“改革巨人”在当年中美建交时所做的那样。

　　

　　由此可知，沈浩所说的“重走集体合作之路”，根本就不是要“重走集体合作之路”！谁要是一看到“集体合作”四个字，就不分青红皂白，真的以为小岗村吃了“后悔药”，喝了“清醒剂”，真的要“重走集体合作之路”了，那只能是赵本山讲话：“恭喜你都会抢答了！”。因为你的智商很快就会赶上《卖拐》里樊伟的智商了。这样，买拐、换轮椅、上担架的可就该是您了。

　　

　　第二条沈浩说，“现在是小岗发展历史上的最好时候，小岗人有条件有信心通过集体合作之路，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

　　

　　这里头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是“现在是小岗发展历史上的最好时候”；二是“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

　　

　　沈浩说的“最好时候”指的是什么呢？

　　

　　道里给我们提供的事实是：

　　

　　“眼前小岗村处处是工地
2008年3月13日中午，50多岁的杨明吉走在小岗村中心地带的“友谊大道”上。此时，全长700米的友谊大道上四处堆积着成垛的红砖、成堆的沙子和建筑石子。友谊大道南北两边，好多家庭正在将老屋拆除，修建新房，有的二层小楼已经初具雏形。
这就是道向我们展示的小岗村“最好时候”的景象。但我们接着往下再读再想就完全变味儿了！

　　

　　先看这“全长700米的友谊大道”为谁修的吧。

　　

　　2007年9月23日一位叫SNZG 的实地亲访了小岗村并写了《小岗村的教训》的，在问及村民为什么修建这条大道时，群众是这样讲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宣传成“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后，逐步在全国推开，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取消了人民公社，分光了集体经济。有些地方不想分也做工作分了。

　　

　　有的干部把小岗村当作自己的政绩工程来“关心”。花了200多万元修建的一条8公里的柏油路，是为了便于领导前来视察；在小岗村村头修建巨大的牌楼，为了显气派；在“友谊大道”两侧修整各家的院落，把后面破烂的房子遮拦起来，以免影响观瞻。

　　

　　我们再看看“四处堆积着成垛的红砖、成堆的沙子和建筑石子。友谊大道南北两边，好多家庭正在将老屋拆除，修建新房，有的二层小楼已经初具雏形。”是怎么回事？
《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里写着：

　　

　　　“家家户户都打算盖房子”，杨明吉告诉记者，“国家正在建设新农村，我们这里盖一栋小楼补贴两万块钱，不过钱还没拿到手。”

　　杨明吉的家在友谊大道的南侧，那是一层楼的平房，“上面再垛一层，就成了两层小楼。”

　　这项工程大约花费三四万元钱，杨明吉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不过一下子拿出三四万元绝非易事，“去年儿子才结婚，年底又添了一个孙子，都是喜事啊，花了好几万块钱。”

　　条件好了，不住草房了。“不过，”杨明吉颇生感叹，房子盖好了，腰包就瘪了，农村人来钱难啊。”

　　

　　这个杨明吉真是小岗村的农民，他实话实说，向我们如实地抖出了他家把一层楼接成两层楼的老底儿。“房子盖好了，腰包就瘪了，农村人来钱难啊。”叫谁都得“颇生感叹”哪！
既然这样“难”，为什么“家家户户都打算盖房子”呢？杨明吉告诉记者，“国家正在建设新农村”。

　　

　　“建设新农村”不是很好吗？况且“盖一栋小楼补贴两万块钱”。
但“这项工程大约花费三四万元钱，杨明吉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不过一下子拿出三四万元绝非易事”。

　　

　　看来，我们对这个“一下子拿出三四万元决非易事”问题大有进行具体分析的必要。

　　

　　按说，能争取到省财政厅的干部来当小岗村的支书，是不该为钱的事再作大难了。如果能在要求的地方盖或改造一栋小楼，总投资不过三四万块钱，国家就补给两万，多便宜的事，还有什么不好？但庆幸之余再仔细一想就会明白：第一国家补的两万，还只是一句没有兑现的“空话”，至少现在还是“空话”。杨明吉不是已经明白地告诉了记者，“我们这里盖一栋小楼补贴两万块钱，不过钱还没拿到手”吗？第二，这国家拨来的“钱”和农民“腰包”里的“钱”，其实质和内涵是大不一样的！你想，国家承许补的“钱”，在没有交到农民手里之前，只不过是“大话、空话”！难道农村的小孩子都知道“空话不能当钱花”的道理，作为安徽省财政厅的沈浩还能不知道吗？这就叫做“韬光养晦”！这“空话”，所起的作用，就是还把农民积攒起来装到“腰包”里的“钱”钓出来，折腾到“庆祝改革30周年”迫切需要的路边楼上去，为小岗村头顶上的光环增几分光彩。衬托一下小岗村的农民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气氛，为“庆祝改革三十周年”的主会场贴上点而金纸！当然也显摆显摆沈浩的“政绩”。

　　

　　对于小岗村的村民来说盖房子可是件大事。常言说：“大瓦房，空壳廊”。农村的农民长为了盖房花空了全部家当，甚至为盖房背上高利贷的也屡见不鲜。给孩子娶罢媳妇儿，老两口就和小两口分家分账的也不足为奇。因为娶媳妇儿，抱孙子是能不能后继有人的大问题，是农民最根本的利益所在。为了给孩子早娶个媳妇儿，早抱个孙子儿，背债也背得心甘情愿、舒舒坦坦！可是目前小岗村这样大动土木地盖楼，既不是村民没有房子住，也不是要给孩子找媳妇儿。而是为了给干部“建设新农村”。

　　

　　对于政府和驻村干部来说，这“建设新农村”的进度，尤其是在小岗村这样影响全国的“改革样板”来说，“盖楼”就是关乎“形象”的大问题，关乎小岗村私有化道路对不对的大问题，虽然不是小岗村农民的什么大事，但确是政府和驻村干部的最大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一定的利益冲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在这个冲突中农民处于明显的“弱势”和“被动”中。那些家临大街的农户，如果政府补钱还不不愿先垫资盖楼，不就是“不顾小岗村的光辉形象”，“给小岗村抹黑”吗？不就会影响今年12月18日（因1978年12月18—22日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吗？如果把“腰包”里仅有的几万块钱垫到楼上吧，万一孩子该交学费怎么办？万一给孩子定亲拿不出钱怎么办？万一家里老人病了急需住院怎么办？急用钱的关键时候，农民自己的“腰包”瘪了，没了钱，再去求爷爷告奶奶时，想找到那些当干部的，比掂枪找兔子都难！为了“30大庆”江总书记在岗时说的“再穷不能穷孩子”；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说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没有人管落实不落实了。对总书记的要求你们都不管，对于老百姓的难处，你们就只会说“爱莫能救”了！为了盖楼搞“大庆”即使孩子辍学，老人毙命，也追纠不到你们的责任了！这不正是“改革巨人”交代的“绵里藏针”、“柔中育刚”、“韬光养晦”、“硬着头皮顶着”和“要敢于承担历史责任”吗？！

　　

　　为什么国家非补着钱叫小岗村的农民盖楼呢？

　　

　　当年曾经盖过血手印的严俊昌这样说：小岗村出名以后，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小岗村了。来取经学习的、来交流合作的络绎不绝。小岗村的一些村干部开始飘起来了，上面的一些领导也把小岗村当作“样板”和“典型”来对待，对外面来的人，我们必须说“形势一片大好”。有些领导把小岗村树为典型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自己的政绩就不得不说假、大、空话。

　　

　　这才是小岗村村民的心里话！才是你们补钱叫农民盖楼的实情。这和沈浩所说的“最好时候”，显然是上气儿不搭下气儿！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对沈浩的“现在是小岗发展历史上的最好时候，小岗人有条件有信心通过集体合作之路，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算比较清楚了：这700米的“友谊大道”和大道两边补钱加速盖楼，不过是为庆祝改革30 周年准备的“形象工程”而已！

　　

　　既然老百姓对“形象工程”不认可，身为驻村干部和村支书的沈浩，难道不应该扪心自问吗？你如此“拔苗助长”的促使盖楼，可决不是为了叫小岗村的村民过上好生活？即使你们的“庆祝”搞得很出色，很成功，也在全国推广不得！每家补两万都盖楼房，对于国家财政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次全国人大的预算里就没有这一项。如果全国要都学习小岗村不建农田建大街，砖头不涨到两块钱一块才怪哩！

　　

　　这还只是修街盖楼表面的东西。由于盖楼给小岗村民们带来的潜在危机将是难以估计的。

　　

　　沈浩同志，请恕直言，你别以为你能拿着国家的钱来帮小岗人盖起路两边的座座楼房，就是帮小岗村的人富起来的“政绩”。大路两边的两层小楼楼一盖起来，让来参观视察的领导干部一看，就会一致认为你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改革巨人”拍板叫定的规范提法）把“小岗村”弄富了，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了”了。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凡是有过一点儿农村工作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你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十分拙劣的。你的努力和补助只是诱使农民从“腰包”里往外掏钱，往“改革”和你自己脸上贴金！农民因受骗从“腰包”里掏出来的是“钱”，而你装到农民“腰包”里却是替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农民打的“欠条”和“当票”！你现在充当的角色正象一位专职采血的“白衣天使”，在微笑和温柔的掩护下，正把根根针管刺进农民的静脉，抽出的就是农民的血！

　　

　　你们的“形象工程”树起之际，就是小岗村村民的“腰包”被挤瘪之时！

　　

　　“房子盖好了，腰包就瘪了，农村人来钱难啊。”小岗村的村民杨明吉的话再明白不过了！

　　

　　说实话，沈浩在向小岗村的农民宣传的“重走集体合作之路”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在小岗村根本就不可能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更不可能发动小岗村的群众组织起来，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群策群力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解决自己的住房、医疗、上学、就业和公共福利事业。他也决不会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更不可能带领小岗村的农民群众揭露贪污腐败，批判资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至于沈浩本身压根儿就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可能压根儿他就不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压根儿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人！这样，他还算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吗？象他这样的人怎么会当好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呢？

　　

　　因此，我们说他说的“现在是小岗发展历史上的最好时候，小岗人有条件有信心通过集体合作之路，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只不过是引诱小岗村的老实农民把血挤出来，给你抹红顶子、镀光圈子、爬高位子的“诱铒”而已。
第三条沈浩说：“这种集体合作之路，是一种市场化的道路，和30年前集体制的内涵完全不一样。”从这一句话看，沈浩还有可相信的一面。他总算赤裸裸的告诉我们，他带领小岗村走的“集体合作之路”是假的。为了惑人耳目，在字面上虽然他说的是“重走集体合作之路”，但在实质上是“和30年前集体制的内涵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就使我们的心里就比较清楚了。尽管还不完全了解他在小岗村搞的“集体合作之路”是什么样子，但我们总还记得三十年前社会主义“集体制的内涵”是什么样子。

　　

　　为了便于197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弄清真相，这里不妨把30年前“集体合作制”的来龙去脉说个大概。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老革命根据地传承过来的一种农户之间的生产互助合作形式。起初农民叫做“合（读音：ge各）犋儿”。就是张家只有一头牛，李家只有一头驴，但两家却没有犁耙。王家虽有犁耙，却没有牲畜。于是三家联合在一起，合伙把三家的土地耕种起来。收的庄稼仍归各家所有。由于在农村习惯上把两个牲畜叫做“一犋”，引用到这上头，就把这种互相协助的耕作办法，也叫做“合犋”了。那时侯，我们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生产力非常低下，根本没有什么农业机械，种田全靠人力和牛、马、驴、骡这些大牲畜拉套进行农田耕作。但是一个家庭往往只有一头牲口，甚至一头也没有。很多农活（拉粪、耕地、耙地、播种、打场等）一家一户就根本无法进行。再说一家普通的农户也没有能力把犁、耧、锄、耙、桑杈、扫帚、石磙、风车置办齐楚。所以即使从地主那里分到了土地和部分农具，要独立进行农业生产还是不可能的。如果不组织起来，互相帮助，互相协作，分来的土地很快就会重新卖掉。农民的贫困也就永远也摆脱不了。于是分得土地的贫农、下中农便自愿结合成互助组，自发走上了生产自救的合作道路。这个办法被解放区普遍推广，不但发展了农业生产，而且巩固了贫农下中农从地主手中夺回农村政权。解放后，全国在进行过土改的地方，这种方法得到了推广。互助组可以说是为我国个体农民摆脱封建枷锁，走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本生产方式。但是，互助组还不算“集体所有制经济”，因为它没有改变所有制形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归各家所有。各家的地里的种植什么作物和收获也归各家所有和支配。互助的形式主要是以工换工。这与当时落后的手工农具的情况是相互适应的。

　　

　　１９５３年以后几年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农村的集体合作化进入了第二阶段。这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

　　

　　农业（也包括手工业）合作社，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时期。随着三年的经济恢复，新中国的社会秩序安定了下来，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新中国，工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少新农具和新科技含量生产资料生产出来了。记得当时在农村得到使用的有双轮双铧犁、喷雾器、骨粉和肥田粉等。甚至锅驼机和抽水机也出来了。机械和半机械化开始了。互助组的协作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生产力，于是合作社开始出现，并迅速得到了推广，这就是在中国大地迅速兴起的农村合作化高潮，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焕发出非常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几个互助组合并成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农具都以质按量、记帐折股入了社。合作社人多气盛，地多农具好，又有农村信用社贷给款可以购买农业机械和肥田粉，有是打大井，又是安装解放水车。“一亩圆，十亩田”，旱了就能浇，农作物的产量还不大提高？合作社的庄稼块块长势茁壮，粮食产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合作社里人强马壮，财大气粗，粮食堆如山，社员劳动记工，按劳分配。社员的生活明显比互助组是好多了。过去看不起互助组，偷偷下功夫要和合作社一决高低的富裕中农和富农也在合作社面前递了“服”字。很快绝大多数的农民就自愿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这个生产形式使农民彻底从封建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枯桎中解放出来了。合作化以后，农民马上懂得了毛泽东的道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农业的根本出路是机械化”农业合作社着手了初步的水利化、机械化的建设，使我国的农业前进了一大步。但生产资料是以各家所有的形式入到社里来的，各家都有退社的自由。所以说这样的合作社还是属于初级形式的，还不能划如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

　　

　　高级合作社是在初级合作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的结果。突出的特征就是出现了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加入高级社的土地和农具以及合作社购置的农业机械设备都归集体所有。土地连成大片，为农业生产的水利化、机械化、化学化、科学化提供了可能。社员不但选举自己生产队的队长、保管、会计和记分员。社员还民主选举出自己信得过的人当社长、副社长。根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和农时节令，社员们按队长的统一安排分组作业，以质按量记分取酬。

　　

　　第三阶段是人民公社化。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提供出更多、更好、自动化程度和科技含量更高、更先进的农业机械。机械化又要求具备更大范围的耕作条件和更坚实可靠的基础设施。政府和共产党组织对农业的一般指导已经落后于发展的需要。人民群众已经不满意脱离生产实际的行政领导。于是几个高级社走到一起，组成了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行政管理一体化的“人民公社”。人民群众中一出现先进的新生事物，毛泽东总是给以满腔热忱的爱护和支持，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一时轰动了全中国，全世界。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继“巴黎公社”之后，有一次涌现的“公社”运动。

　　

　　人民公社的“特色”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一大二公”。我的当时的印象，这“一大”，就是说人多、地多、规模大。党、政、军（民兵）、民、学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公”，是说“公有制”是人民公社的经济性质是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即公社社员集体所有制。但不是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更不是国有制。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人民公社里，一切都是姓“公”。人民公社的一切资产统统都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人民公社就是为全体社员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组织起来的，巩固人民政权，大力发展生产，不断扩大公共积累，不断扩大分配过程中共产主义供给制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公社社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兴办日益增多的公共福利事业，努力实现公社社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人民公社时期最受人崇敬的品德，就是“大公无私”；最深入人心的话语，就是“为人民服务”；最为普遍的志向，就是“把一切献给人民”；发行量最大，人们最爱读，对人们最具有指导意义最大的书，就是毛泽东的《老三篇》。而最使人感到羞耻的，就是“自私自利”；最不能认可的话，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最被人瞧不起的行为，就是“好沾小便宜”；臭名最为昭著、引诱人们变坏的书，就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人民公社彻底摧毁了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及与其相适应的传统的观念。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人生理念，从人生观到世界观都得到了一次的“大解放”。生产得到了令人振奋的大发展。你翻开当时的纸就会发现，上面最常用的词就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了主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被焕发出来，人民公社开始成批地购置拖拉机、深耕犁、圆盘耙、播种机、联合收割机、旋风磨、一风吹、精粉磨等大型机械和发电机组。农田基本建设也开始统一的规划，挖渠、打机井、修公路、对土地的大面积平整和深翻，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进行得轰轰烈烈。公社也要办工业，组建自己的机械厂、面粉厂，食品加工厂、农机修造厂、砖瓦厂、酒厂、化肥厂、磷肥厂、钢铁厂、小煤窑、汽车配件厂等等。农民一旦组织起来，就朝着自己的理想飞奔，开始用最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为全公社的社员牟利益，改造整个归人民群众自己支配着的全部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全部上层建筑领域。整个中国“日新月异”地在剧烈的变化中，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中，在向着解放，向着富强，向着自由、自主、自立、自强的、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迅跑！若汹涌磅礴的波涛，势不可挡，这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了的。于是“大跃进”的年代到来了。真是一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群众运动”。就连靠发动群众领导群众革命造反起家的共产党，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面前也要接受考验。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想信那个全社会都如此高尚、圣洁的时代是曾经客观存在的事实。很难认识毛泽东思想竟具有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的思想和灵魂的巨大威力。毛泽东的那些为全世界所叹服、为世界人民所传诵的至理名言，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 起码的知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等等至今为世人所叹服！

　　

　　毛泽东不但满腔热情的支持群众，站在群众之中领导群众运动，还真心实意地十分珍惜和爱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毛主席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担心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传统保守，但很快便担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会导致大轰大瓮而会毁坏了群众的积极性。原来“象小脚女人一样”指责合作化“搞快了”、“搞早了”、“搞糟了”的刘少奇、邓子恢、陈云、彭德怀等人，一看群众运动不可阻挡，便投机革命，推涛逐浪，浊其流而扬其波。鼓吹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助长了高指标、高速度、放卫星、发号外、说假话、办假事、自己欺骗自己的“浮夸风”。到了1959年下半年，连续的水旱虫害接踵而至。天灾人祸导致使了1960到1962年间“三年经济困难”。此后经过一连串的整社、整党、整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才重新得以巩固和提高，农村的集体合作经济体制才稳步地走上了巩固和发展的金光大道。国民经济又出现了新高潮。

　　

　　从1956年到1966年十年间，以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大发展所获得的辉煌成就，粉碎了美帝、苏修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国的军事封锁和经济遏制！中国成了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明灯。

　　

　　1966年到1976的十年间，是我国经济政治的第二次“大跃进”。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是：在经济上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我国成为苏、美、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核大国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主独立的一整套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功地摧毁了隐藏在共产党内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斗、批、改的顺利进行。从此，社会主义的中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经济上都跨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中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北京成了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向往的革命圣地。

　　

　　这就是三十年前的中国，三十年前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具体地说“30年前集体制的内涵”是什么？和现在小岗村的“集体合作之路”的“内涵”有什么不同呢？

　　

　　我只能跟据我看到的实际情况实话实说，谈谈个人的粗浅之见。

　　

　　30年前的中国农村，没有乡和村的设置，人民公社是最基层人民政权。公社以下是社员进行劳动生产管理的大队、生产队。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全部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分配制度是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大队可以实行“人劳各半”或“人六劳四”的不同比例。经济越发达，分配中人占的成分就越大。绝对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十年前，全国“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引水修渠，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路、林、排、灌、房，公社统一规划，大队统一安排，全国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新农村。但那时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现在的“小康村”、“文明村”、“和谐村”有本质上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指导思想不同。 三十年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现在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第二社会模式不同。三十年前是巩固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逐步消灭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执行 “不劳动不得食”、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干部参加劳动，群众监督管理，杜绝贪污腐败，批判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是工人下岗成了倍受剥削的雇佣劳动力。农民承包土地，成了小农经济的自耕农。工、农，城、乡，市场经济，货币交换，已经失去了共同的利益，根本谈不上什么联盟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公开的、合法的、受到政府鼓励的。私有制被作为先进的经济占有模式被强制推广，不私也得私。坚持公有，坚持集体的地方和单位不挂上私有的牌子，否则国家一概不予认可。共产党和政府允许、提倡、鼓励、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没有限定时间）再“共同富裕”，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干部以权谋私，群众无权过问；从上到下，贪污腐败，司空见惯；自私自利的被捧为“精英”，大公无私被贬为“傻子”；资产阶级的“大款儿”、“大腕儿”、“大权儿”和“不劳而获”，成了时代的追求；资本主义成了共产党和官僚政府“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
　第三是人民群众所具有的政治权益不同。

　　

　　三十年前，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呢？

　　

　　第四干群关系不同。

　　

　　三十年前，有的国家干部或青年学生来队里驻队，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和社员群众打成一片，情同手足。他们也参加大队的干部会，但从不包办代替，也不兼什么职务，更不搞什么“政绩”、“形象工程”，只搞“艰苦奋斗”。哪象现在的驻村干部，工资家补贴，进村不进鬼知道。勉强住上三天两后晌，也是一般自己立伙，经常饭店就餐；不见群众不会劳动，专业“斗地主”、打麻将。

　　

　　前前后后三十年，今非昔比没法儿比。说句傻大粗的话：三十年前被批判的强似现在表扬中看的！

　　

　　相比之下沈浩在小岗村搞的“集体合作之路”到底算些什么东西呢？

　　

　　几句多余的话

　　

　　沈浩也是去南街村参过观，留过言，表态要向南街村学习的人。你怎么就没有学到一点而“傻”气儿？你看南街村以王宏斌为代表的那些傻子们，两眼向下，看着群众，护着群众，给群众办实事，谋幸福，个个都是二百五。他们决心把南街村搞富，富得“个人没有一分钱存款”２０１０年的目标是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你沈浩却昧着良心在钓鱼钩上贴着“重走集体合作之路”的幌子，挂上“让大家钱包鼓起来”的钓铒，引诱小岗村乃至全国的农民兄弟上钩。你这小子可真够黑的！

　　

　　至于你说小岗村的村民，又一次盖手印把你留下来，不是你骄傲的理由，道理也就更简单了。小岗村的“官儿”们，玩弄小聪明、小把戏，找一批人摁手印是为了挽留住省财政厅的人能住在小岗村，就会给小岗村不断的“输奶”、“投钱”，小岗村的干部就把省财政厅当成了他们的“摇钱树”、“财神爷”。要不盖那些手印挽留你干什么？我就不相信你沈浩就是“救世主”！ “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离了你沈浩，小岗村也不就一定饿死人！不信？换成省财政厅的其他人也一样！要是中央财政部或发改委的人把小岗村作为他们的小康村试点，小岗村的那几位村官儿咋也不认识你沈浩贵姓了！

　　

　　老百姓说：“害人如害己”，在小岗村的农民身上抽血，往小岗村农民“腰包”里塞“欠条”的人，终究是要受到应的。当农民们的土地被“返租“而失掉对土地经营权利的时候；当农民们在“租赁土地协议书”上按罢红手印，接过500元钱的时候；当拿着这500元钱去购买直线涨价的生产资料的时候；当拿着这500元钱钱去给孩子交纳高昂的大学学费的时候；当拿着这500元钱去给孩子娶媳妇儿的时候；当拿着这500元去给老人看病接到医院那出手一开就是成千上万的药费单的时候；小岗村善良的农民们就会知道这500元意味着什么了。当农民没有了自己的土地可种，到资本家的厂里充当雇佣劳动力的时候；也就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了；也就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主人翁，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奴隶了。我们都是吃过百家饭（要饭）的人，不叫大爷不开口，求人吃饭之不易，人间白眼只阴冷，富人心肠之狠毒，我们是不该忘怀的！现在的富人变得慈善了吗？饿狼朝着绵羊点头，并不是敬礼；强盗的盯住了我们的钱包，并不是为了欣赏；“和谐社会”里更是“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生存和幸福，都得靠自己的劳动，靠我们的双手和属于我们的一块土地！靠别人恩赐，就得给给别人叫“大娘大爷”！

想想５００元的哗啦啦的票子腰包里装，今天，小岗村的农民们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他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又羞涩地背起花鼓，或欢迎四方的游客，或到四方去打工、要饭的时侯，已经后悔莫及。到那个时侯，你沈浩再拿两万块钱叫小岗村的人再摁一次挽留沈浩的手印，就难了。说不定，他们会把满把的手印“摁”在你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