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九十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九十年了，像任何一个站立在风口浪尖的人一样，毁誉并集。官方自然会纪念并颂扬，但民间呢？骂的人多，夸的人少，当然还有不骂不夸的。但是在骂它的人里面，也有不同的类别，一种是具有明显的政治判断和意图的，一种则是发牢骚的，还有一种是表里不如一的，骂得很凶但实际上转过身去拍马屁也很凶，还有一种是为它好的。但是，无论如何，骂的人多总不是好事，说明九十年来，实际上主要是六十年来，它积累的问题已经不少了，并且很严重了。另一面，也可能是好事，因为骂得越多，那些问题就越明显，使那些有忧患的人们更加警觉起来了吧。

　　

其实这些问题集中起来，依然是腐败。人们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温总理两会时也说：最大的危险是腐败。“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藏身之地”，这也是十年以前就发表过的了。现在又过了十年，对于历史来说，不过弹指一挥间，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已经是整整一代了——现在有人甚至说三年就可以算一代了。宣言依旧，但是问题也依旧。

　　

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否则就会像现在的阿拉伯世界一样，炮火连天。但是，如果腐败横行，即使没有炮火连天，也不能算是和平，而只是苟活，因为人们生活得没有尊严，更无自由。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全人类的解放，就是为了自由。当然这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但是，终极目的并不是遥远遥远的将来才有用的东西，而就是在当前的价值标准。发展经济也好，文化革命也好，都是为了自由，为了砸碎锁链。都是在向着同一个目的前进。

　　

因此，共产主义应当是永远革命的理论，共产党应当是永远革命的政党。但是，当共产党已经夺取了一国的政权以后，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对于过去所说的革命的直接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应当作出怎样的解释？革命的形式是否还是武装起义，枪杆子？

　　

很显然，六十年前，这样的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可以说，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革命性，解决这个问题，是对共产主义理论、共产党的建设的革命性的突破。切-格瓦拉牺牲了，输出革命的理想是失败的，但是那个英雄的形象，同样在提示着这个问题。

　　

在资本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红旗可以打多久？共产党的领导能否不改自己的初衷，不丧失自己的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理想？

　　

毛主席在解答这个问题，邓小平也解决这个问题，“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是一个初步获得共识的解答。即当夺取国家政权后的革命，不再是武装起义，是文斗，不是武斗，是法律的斗争，不是群众运动。但是，革命的对象是谁？这个问题没有被解答，而它之所以没有被解答的原因首先是这个问题本身总是被回避。其实，问题的答案是明摆着的，就是腐败。

　　

问题就在于，共产党没有把腐败问题放在共产主义革命的高度上来看待。没有把它和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终极目的直接关联起来。有时候，说这是过去的剥削阶级的遗毒，有时候，又说，这是人性的自私现象。但是却没有明确地表明，共产党员的腐败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里的官员的腐败，就是对宪法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直接的破坏，是对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直接的破坏。任何一个腐败官员的腐败行为，就是在他所占有的那一个权力范围内夺取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把自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些话听起来，就像是四十年前的话语。确实，就像那个时代的话语，因为四十年前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却没有把问题集中到腐败上来，而是把问题变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社会问题，变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群众运动。——这就是四十年前的错误所在。

　　

诚然，腐败具有社会的基础，但是，针对腐败的革命方法和针对社会的革命方法是不能等同的。就像人体上的疾病一样，人体是疾病的环境，针对疾病本身的治疗手段和针对人体的疗养手段显然是不能等同的。应当明确的是，革命或者改革所针对的腐败，不是社会意义上的道德堕落、滑坡，而是专指权力系统内的违法犯罪，而首先是党的权力系统内的违法犯罪。就像治病常常要中西医结合一样，新的革命也需要“中西医结合”。西医就是法治，但不是孟德斯鸠的法治，而是马克思的法治。

　　

党的团结，应当是怎样的团结？是没有批评没有监督的团结吗？肯定不是，但如何批评如何监督，而又能够维护团结，并且达到对腐败分子的革命目的，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换句话说，对于党的生死攸关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首先要在共产党的内部建立起不走过场不走形式的，也不是打招呼式的批评和监督的宪法的制度。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可以设想的那种最坏的、最危险的结局就是这个党被腐败分子以及和他们利益相关的社会道德堕落所绑架，就像我们今天有许多的地方政府被房价绑架一样。九十年了，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