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拟的叛徒证明书　　

——评李锐所写的一篇序言　　

二零零七年底，李锐为　王来棣　先生所著《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写了一篇序文。这篇序文是李锐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彻底坦露，是一篇毫无保留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李锐自己动手撕破了此前他的所有文字的华丽包装，什末改革呀，反左呀，反个人崇拜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融合呀，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呀，这些话他现在已统统不用了，他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开始就不应该，后来也没有办什末好事，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曾经爬上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高位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竟然公开诅咒无产阶级革命，辱骂中国共产党，这叫什末？这叫叛徒!具有特色的是，李锐这个叛徒的帽子，是他自己给自己带上的，他的这篇序文，就是一篇绝妙的自拟的叛徒证明书。

李锐首先彻底否定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引用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的观点说：“这场所谓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毁坏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断了‘二月革命’开启的由专制传统转向宪政民主的进程，革了‘宪政’的命，演变成了一场从‘专制’到‘专政’的改朝换代的战乱”。“毁坏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不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确毁坏了二月革命的部分成果。但是二月革命的成果为什末如此脆弱？不读俄国历史的李锐和歪读俄国历史的金雁，既忘记了决定事物性质的根本原因是其内因这一真理，又没有全面分析其外因。首先，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1905——1907年无产阶级革命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取得的，也是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争取面包、争取和平、争取真正自由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深入的运动的基础上取得的。二月革命的地主资本家政府，既不会给人民和平，也不会给人民面包，更不会给人民自由，他们勾结罗曼诺夫王朝，反封建不彻底，没有给人民土地。这些就是导致他们被“毁坏”的根本原因。当时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反帝、彻底反封建，就是人民民主的两大要求，违背人民这两大要求，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个政党，不管是什末革命，不管是何种宪政，统统都会失败。俄国当时是这样，后来中国是这样，今天的中国与俄罗斯也是这样。列宁一九一七年五月就领导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并且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人民站在十月革命一边毁坏二月革命，难道不是非常合乎规律的事吗？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勾结企图毁坏十月革命，为什末就毁坏不了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突袭苏联，为什末也遭到失败呢？因为人民支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对于这个真理，李锐是不愿记住的。说十月革命“革了‘宪政’的命，演变成了一场从‘专制’到‘专政’的改朝换代的战乱”，更是一种抽掉事物本质、缺乏政治常识的胡说。“宪政”难道不也是一种“专政”吗？难道你们所拥护的资产阶级宪政（即资产阶级专政）就应该万世永存、不能被革命吗？难道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已经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责任、自己起来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大逆不道了吗？难道市场经济改革赶工人下岗、剥夺人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不是一种专政吗？人类社会今天还不能不要专政，因为人类社会阶级还远远没有消灭，各个国家都存在军队、监狱、警察就是明证。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革资产阶级专政的命，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专政更文明、更进步，他仅仅对极少数死不改悔的剥削者、阻碍社会进步的人实行专政和改造；它实行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取消一切专政，实现人类真正平等。十月革命颁布土地法，彻底铲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变落后的农业国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工业化强国，这些都是人所共见的事实，李锐们将其攻击为“从专制到专政的改朝换代的战乱”，难道不是睁着大眼说瞎话吗？

李锐不读俄国历史，是因为他意不在此，它只需要从对俄国的事件评论中找出一种可以为其所用的借口，他的目的就在于用这种借口来否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你看，李锐是如何评价中国革命的：“毛泽东们选择的‘俄国人的路’，帮助中共党人经过共产革命，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终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岂止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简直就是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迟滞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请注意，李锐在这里用了“毛泽东们”一词，这就是指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俄为师”，是　孙中山　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党提出走俄国人的路，本是个历史口号，我们和李锐的理解也是完全不同的。在无产阶级看来，“俄国人的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是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的解放的路，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之路，是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是一条正确的社会进步之路。这条路有什末不好呢？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无产阶级不是都在寻找这条道路吗？十月革命胜利了，世界无产阶级扬眉吐气；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华民族就再不受帝国主义欺凌，广大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翻身得了解放，这些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为什末李锐就这末反感呢？“终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到底李锐所说的“中国的问题”是什末？他没有明说，我估计他也不敢明说。因为一说明，他的狐狸尾巴就会被牢牢抓住。近代以来所谓“中国的问题”，中国人民感受强烈，中国共产党人有明确论述，一个是帝国主义奴役的问题，一个是农民问题。这俩个问题，孙中山提到了，但没有解决；蒋介石把反共看成中国的主要问题，结果脱离了人民；现在李锐又继承蒋介石的衣钵，反共反人民，不反帝国主义，不反封建主义的现代继承者官僚资产阶级，还在这里奢谈什末“‘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至于人类文明，李锐的知识更是几等于零。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人类社会观念的总和。人类某一发展阶段上创造的文明，总是要被后来的文明所代替。把资产阶级文明说成人类千百年来共同创造的，已经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胡说。原始社会创造过资产阶级的文明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会创造资产阶级的文明吗？人类创造了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文明就从此息智绝慧、一劳永逸了吗？如所谓普世价值观，不过是弗朗西斯.福山“意识形态终结”的翻版，不过是资产阶级欲求万世太平的无力的祈祷。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人类文明就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口号的资产阶级性质就被清晰揭露，劳动、阶级、所有制、自由与必然、民主集中、发展进步、无产阶级专政、人类解放等等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显然不科学的价值观来企图约束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岂非刻舟求剑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将来也还会被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所代替，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不免会被再后来的历史所改变。请问　李锐　先生，这种认识，是不是比你们那批戴瓜皮帽、着西装的假洋鬼子们要高明一些呢？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领导人民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使“刚刚朝人类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国，再次脱离人类文明主流的轨道，并且渐行渐远，完全背道而驰”，那末我们不禁要问　李锐　先生，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成立、工农不革命中国就接近人类文明了呢？那你当年为什末要参加共产党呢？你们认为使“中国朝人类文明主流接近”的力量又是哪些人呢？是不是胡适和蒋介石呢？那为什末人民不买他们的帐呢？蒋介石一到台湾就有些懂了，但李锐至今还不懂。还是我们来告诉你吧，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满足中国百分之九十人口的工人农民的民主要求。民主自由的口号五四以后曾在中国盛行过，现在中国中等以上城市几乎都保留有民主街、自由路就是明证。但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劳动人民才真正开始有了民主自由，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批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民主自由权利才真正得到保护。只允许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数十万青年学生（大学生和中学生）达成反革命、右派，不允许人民依据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批判刘少奇，甚至把当年批判过刘少奇的青年学生打成反革命，这叫民主吗？不！这叫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改革开放以来，不讲姓资姓社、只讲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取消四大，不争论，这叫民主吗？不!这只能叫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民主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是彻底反封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由于历史已经发生变化，他们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把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历史已经表明，恰恰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打倒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是生产力发展的现代要求，是人民解放的现代要求，是人类文明的现代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民能够享有的民主，是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问题就是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有没有权力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的问题。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具有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双重基因，是社会主义民主和人类文明的主要敌人。卖国、腐败、剥夺工人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利，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背叛党和人民所造成的中国社会的三大毒瘤。在今天，不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奢谈什末民主和人类文明，不站在党和人民一边而站在官僚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一边，这些人，其实不过是民主和文明的敌人。

在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的眼里，正常人的行为都有些不正常。李锐对历史没有以他个人的意志转移很有些愤愤不平，他把原因归结为三条：第一，“对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创始人终究还是‘隔着窗纱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的’；第二，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化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后来还加上斯大林主义）；第三，国民处于蒙昧状态，普遍存在奴隶主义的人格心态，根本不具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李锐归结的这三条原因是不是符合事实。

关于第一条，当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的文章都在，任何一个正直的人读一读这些文章，都不会得出李锐那样的结论。论及中共早期创始人，抛开这三个人，能够得出合乎事实的结论吗？就在李锐写的这篇序文里，李锐就自打了嘴巴。李锐举毛泽东一九二一年元旦关于五种解决社会问题办法评价的一段话：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利，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的。温和的共产主义，即所谓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文集第一册）

任何人看了这一段，能够得出中共创始人对十月革命“不十分清晰”的结论吗？李锐污蔑中共创始人对于十月革命并不十分清晰，完全不是他的智商太低，而是他的反动立场在作怪。

关于第二条，是李锐们近年来玩弄的一个并不高明的花招，目的在于割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关系。说他们并不高明，是因为他们既不能从理论上否定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的继承和坚持，又不能从实践上否定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突破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环节首先胜利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帝国主义联合进攻，没有得逞；希特勒闪电进攻被打败；苏联由一个末流资本主义国家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强国，都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至于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手中解体，复辟了资本主义，恰又证明了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今天的真理。说李锐等人是耍花招，因为他们们既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又反对剩余价值论，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核心理论都否定了，还要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岂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第三条，更是暴露了李锐等人看不起人民的资产阶级立场。“国民处于蒙昧状态，普遍存在奴隶主义的人格心态”。但就是这些“蒙昧的国民”“奴隶主义的人格心态”，在共产党领导下，竟然一举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而国民党又有精英又有政权又有军队，竟然不能把李锐所神往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推行到1949年以后。你看这怪不怪？李锐背叛革命还妄想颠倒历史为自己的背叛寻找理由，这种卑劣目的难道能够得逞吗？

革命时期的叛徒，在国民党监狱里写自首书，也不过是写些“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脱离共产党”之类的话。但是比起李锐下面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毛泽东们选择的‘俄国人的路’，帮助中共党人经过共产革命，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终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岂止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简直就是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迟滞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执政以后，毛泽东和中共完全按照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经济上垄断、政治上专制、意识形态上舆论一律的制度。……80年代以来，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建设的中心，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举世公认，物质成就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依旧禁锢重重，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钳制异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真正维护，而且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甚而至于发生‘六四风波’，动用军队弹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导致了中国20世纪的最后一场悲剧。所有这些，反思起来，都要从上个世纪‘走俄国人的路’追根溯源。”

拿辛亥革命胜利到一九四九年国家现代化的速度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国家现代化速度进行纵向比较，拿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独立后的历史作横向比较，历史的真实数据就会将李锐污蔑中国共产党“迟滞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的谎言击得粉碎。他全然不提当前人民憎恶的社会两极分化、腐败、卖国问题，公然打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就将他的反党反人民的立场暴露无遗。

李锐的这段文字，很明显地把自己与中共彻底划清了界限。反毛泽东思想，他们在一九八一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已经做了；反社会主义，他们在邓氏南巡讲话里已经完成了；现在，他们要彻底同共产党决裂，彻底搞掉共产党，悍然以叛徒的姿态站在光天化日之下。

李锐为什么敢于这样做，很值得人们深思。

附文：

《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序

李锐

交给我的这部书稿《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经搁置了整整半个世纪。采访者、整理者、编辑者是同一个人，近现代史专家王来棣先生，她让我写篇序言，乐意为之，是自己也可增长见识。

上个世纪50年代起，来棣先生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从事现代史研究。她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时期的历史。由于文献资料极少，研究困难很多，她从口授资料的搜集入手。那时，经历过中共初创时期历史的当事人，还有不少健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来棣先生请求所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介绍她采访有关的外地代表。范老热情相助，介绍她采访了李达、冯白驹、曾希圣，以后又介绍她采访了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到1957年，她先后采访了三十多人，还包括陈望道、施复亮、沈雁冰、邵力子、杨之华、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锄平、朱务善、刘仁静、于树德、邓颖超、刘清扬、贾石亭、马馥塘、黄秀珍、吴德峰、夏之栩、萧三、陈公培等。整理出来的访谈记录稿，受访者大都作了仔细修改、补充和订正。她还搜集了不少文献资料。

研究刚刚有些进展，来棣先生的家庭突然遭遇了一场“横祸”：1957年那个“急风暴雨”的夏天，夫君许良英先生因仗义执言，被打成“极右份子”；她本人因此受到牵连，被开除党籍，研究中共历史的资格也被取消。访谈计划不得不中止，采访记录连同搜集的文献资料全部交公。后来所里倒是将资料退给了她保存，然而，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一来，造反派威逼她交出材料，“在极度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下”，她不得不忍痛将可能引起麻烦的资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大部分访问的原始记录保留了下来，这才有了这部书稿。

时间过去几十年，有关中共初创的历史资料，如今有了较过去远为丰富的发掘。但是再丰富的发掘，像来棣先生这样的访谈，肯定是不会再有了。当年访谈的对象都已作古，无一在世。当年受访者为尊者讳，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删节，或叮嘱采访者删节，隐去不少史实；此次编书，来棣先生将原始记录稿和修改稿一并收入，以便读者对照阅读，既反映当事人对历史叙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极左意识形态和专制政治给人们带来的局限和恐惧。唯其如此，这部书稿更显出研究的价值。

我有过与来棣先生类似的经历。50年代初，在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费力搜集过毛泽东早年的生平资料，同毛泽东早年的师友亲属周士钊、李达、毛宇居、易礼容、陈书农、蒋竹如、田士清、薛世伦、王季范、张干、罗元鲲、杨开智、李醒安等人作过交谈或托人收集过资料，向当时被关押的相关当事人彭国钧、熊梦飞做过了解；还在图书馆积满灰尘的旧报刊中、在准备送造纸厂化纸浆的废纸堆中，翻找出不少难得的史料。经过整理，编成了一部《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50本。但招来严厉指责：“有害无益”，并要求全部上交。我当年三十多岁，血气方刚，索性发愤著书，写出一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90年代再版时改名《早年毛泽东》）。书正是来棣先生罹祸的1957年出版的，其时我已“金盆洗手”、不事文字，转行水电、投笔从工了。两年后，我也遭遇“横祸”，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追随者”，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文革”中更是被关进秦城监狱，二度坐牢（延安“抢救运动”时曾关过保安处），直至1975年出狱，“文革”结束后才平反复职。

来棣先生的书稿，追溯的是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近些年来，我一直主张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党、理论、历史。因为这个党、这个党所奉行的理论，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今天的中国现实，已经发生、仍在发生或许还将发生至深且巨的影响。这部书稿正是探究这三者的源头，一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访谈录的中心内容是学习十月革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

中国人学习十月革命、“走俄国人的路”、建立共产党，是二十世纪最初二十来年的事情。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处在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辛亥革命打倒了最后一个皇权，却没有摇动专制主义的基础；建立了中华民国，却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宪政。先是帝制复辟，后有军阀混战，一片乱象和衰象。思想界、知识界开始寻求新的救国济民的良方。一时间，党派林立，异说杂陈。各种学说、主义中，“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新潮的一种。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包含了诸多流派。瞿秋白说过一段为研究者广为援引的话：“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中共早期创始人原来大多信奉无政府主义，在“纷乱”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最终选定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

促使中共早期创始人做出这个选择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我们最熟悉的说法，就是毛泽东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中国人知道马克思而言，毛泽东所说并不准确。有充分的文献证明，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就有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了，甚至有零星的中译文马恩著作。就对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作用而言，毛泽东又没有说错。中共早期创始人几乎都是十月革命以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不必说了，来棣先生访谈的林伯渠、沈雁冰、邵力子、邓颖超、刘清扬、夏之栩、陈公培等人都回忆了十月革命对自己的影响。十月革命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这些中国的知识份子呢？从他们的自述看，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十月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十月革命从制度上解决了俄国的问题；第三，十月革命采用了动员群众、组织军队、武力反抗的手段；第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被描绘成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凭着对十月革命的这些传说，他们心中的天平开始倾向苏俄，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又在共产国际来人的直接催促下，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党。

对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创始人终究还是“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的”。参与筹建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陈公培在访谈录里就坦陈：“当时我们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岂止“模糊”，今天看来，应该说是蒙蔽。单说所谓放弃不平等条约，苏俄除了一纸空文并无任何实际行动外，甚至连“放弃”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还要求中国政府通过与苏俄的谈判，使它在外蒙驻军“合法化”。无怪乎今天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宣布“放弃”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又在增添新的不平等条约。（朱正：《解读一篇宣言》）可是当年的中国人却被蒙在鼓里，还“无任欢喜”。

重要的还在于十月革命本身。有学者指出，今天披露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那场被称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攻占冬宫起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祇是发射了一颗信号弹，用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当天通告的说法，是“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所谓“震撼”，无从谈起，即便起义发起者也相当低调。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其实是十月革命祇响了一炮。倒是两个月后，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强令解散立宪会议，要求将权力交给苏维埃，这个事件真的是震撼了俄国，引起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不满甚至愤怒。连左翼作家高尔基都悲愤地说，布尔什维克用“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份子为之奋斗的美梦”！这场所谓第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毁坏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断了“二月革命”开启的由专制传统转向宪政民主的进程，革了“宪政”的命，演变成了一场从“专制”到“专政”的改朝换代的战乱。（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对此，当年中国人竟有“酷爱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义”的赞誉。十月革命事实的真相从一开始就被掩盖了，连后人都是今天才知晓，遑论当年的知识份子。

更重要的是，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化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后来还加上斯大林主义）。毛泽东那句名言，说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耐人寻味的。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有许多相异和相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变种。比方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生产力时，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祇能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恩格斯明确说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而列宁偏偏要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封建帝国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偏偏要说一个国家也能建成社会主义。还比方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就把它变成共产党专政；斯大林则将党专政干脆简化为领袖专政，实际上转化为他个人专政，而且是不受任何制衡的个人专政。于是，中国人接受苏俄的观念，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和俄化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被神化了。中共党人不仅对它的动员手段和暴力手段情有独钟，而且对它后来建立的专制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严酷和铁腕的党制无比向往。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我们就是一边倒”，还说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无论是苏俄革命的经验，还是苏联的专制制度，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都是对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背离。十月革命74年后，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事实证明，背离人类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科学和法治，脱离人类文明依靠科学知识即智能发展的规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都祇能为自己敲响丧钟。这个结果，是中共早期创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中国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从一个错误的地方，移植了一个错误的样板。

但是，中国人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并不全是外界因素使然。中俄两国国情相近，产业落后，基本上是农业国度，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比较起来，中国更加落后，更加缺乏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两国都有长久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又没有经历像西欧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样，比较起来，中国三纲传统的专制主义历时更长，国民处于蒙昧状态，普遍存在奴隶主义的人格心态，根本不具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中国与俄国又有不同，近代以来中国受外国入侵，是在被动的条件下开始发展产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这种社会转型不仅费时（到现在也没有完成），而且畸形（既受到外国资本的驱动，也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付出的社会代价极高而鲜见成效。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先进的中国人步履维艰。因此，中国知识份子中滋生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毛泽东1921年元旦说的一段话，极有代表性：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文集》第一册）

在毛泽东看来，议会、自由等等这些是“走不通”的路子，祇有列宁的“激烈共产主义”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

上述这些，说明中国有着移植俄式革命的适宜土壤和气候。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民智未开的蒙昧状态，奴隶主义的国民人格，加上乌托邦式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同”想像、激进主义的心态，使得苏俄革命和苏联模式很快就在中国一部分知识份子中产生共鸣，并且浸润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其结果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五四时期高扬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倡导人权、自由、公正、宪政，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而抛弃，尤厌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价值取向上，中共早期创始人转向崇尚革命而鄙视改良，崇尚突变而鄙视渐变，崇尚暴力而鄙视和平，崇尚对立而鄙视妥协，崇尚群体而鄙视个体，崇尚党性而鄙视人性。刚刚朝人类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国，再次脱离人类文明主流的轨道，并且渐行渐远，完全背道而驰。

毛泽东们选择的“俄国人的路”，帮助中共党人经过共产革命，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终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岂止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简直就是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迟滞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执政以后，毛泽东和中共完全按照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经济上垄断、政治上专制、意识形态上舆论一律的制度。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要充当国际共运的领袖，要把中国建成国际共运的新样板，不仅把“苏联的今天”变成了“中国的今天”，而且使“中国的今天”大大超过了“苏联的今天”。从镇反、肃反、合作化、反右派到“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已，生灵涂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上亿人受到牵连，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间悲剧，使得国家、民族和社会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迟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80年代以来，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举世公认，物质成就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依旧禁锢重重，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钳制异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真正维护，而且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甚而至于发生“六/四风波”，动用军队，弹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导致了中国20世纪的最后一场悲剧。所有这些，反思起来，都要从上个世纪“走俄国人的路”追根溯源。

我们应该感谢来棣先生。她的书稿，提供了回顾历史的资料，有助于人们反思。经过八十多年起伏不已的共产革命历史，特别是经过50多年劫难相继的当代历史，我想，今天的反思不会再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了吧。（2007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