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是特殊条件的特殊斗争手段

最近“抵制家乐福”引发了“理性爱国”的国内大争论，又被精英们指斥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事情已经不再是可以搁置的不同意见争论，大家按自己的方式爱国的问题，而是要不要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要不要抵制外国干涉破坏的问题。现在，必须回答抵制是否“理性”，以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这几个问题，击退文化买办对爱国主义群众运动的攻击。
首先来谈抵制是否“理性”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最爱搞抵制的是美国，谁能记得它抵制过多少国家？谁能记得它抵制中国有多少次？谁又能说得出它的抵制是什么“理性”？就拿这次抵制北京奥运会来说，是为了要西藏独立。一些外国政府，用奥运会做工具，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妄图侵犯他国的主权，这不仅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而且毫无道理，是不折不扣的强力政治入侵手段。但又有谁说是不理性的呢？
精英们不可能要求这些国家要讲“理性”，搞“理性外交”什么的，他们只能对我们讲什么“弱国无外交”，讲市场经济的应该要按“丛林法则”从事。
精英们对我们所讲的“理性”，或曰“大国的姿态”，或曰“做好自己的事情”，或曰“准确定位自己”，等等，不外就是“阿Q精神”，“休談國是”，“落后就要挨打”的“逆来顺受”的弱国心理，以及没有智慧的空洞无用的道德说教等等。如果按照他们所谓的“理性”来治国，非误国不可；对有些人来说，他们要的就是亡国，但是却要高喊“理性爱国”！

可能有许多人不记得了，也许就是不知道，列宁在1907年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而他在1905年，则是坚决抵制杜马。为什么同一个列宁对于同样反动的杜马，1905年抵制，1907年又反对抵制呢？列宁说，因为1905年俄国革命处于高潮时期，而资产阶级用杜马来诱骗革命群众产生立宪幻想；到1907年，俄国革命已经处于低潮时期，“许多号召总是没有得到群众的反应”，“宣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列宁说：“是否采取抵制手段不应当以某一机构的反动程度为依据，而应当象俄国革命的经验现在已经表明的那样，以采取抵制这种特殊手段的特殊斗争条件是否存在为依据。”“采取抵制的条件无疑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中去找。”
列宁指出，“抵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适用于特殊条件的一种特殊斗争手段。”也就是说，抵制不是理性不理性的问题，而在于是否具有条件，是否时机适合。这是马列主义的观点，是正确指导实践的指南，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理性”说教。
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奥运会之机，胁迫中国与达赖对话，因为他们摸透了中国领导人要“和谐”、急于要办好奥运会，必然要委曲求全的心理。他们抵制北京奥运会，是经过长期理性思考的。现在许多人讲这是由于他们的偏见、无知和傲慢。这不是自欺欺人，就真的是无知之談。事情的本质是毛泽东早已指出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既然现在中国如此地要“和谐”，又有了奥运会这个可以要挟中国的机会，反华势力不采取抵制的手段来达到分裂中国的既定方针，那才不合乎理性。
法国政府后来的变化，是因为它发现犯了错误，没有想到中国人民压抑了多年的爱国主义怒火，爆发出来是那么的强烈。如果法国领导人不理性地很快退却，就有可能丧失中国这个大市场。我可以断言，如果这次不是“抵制法国货”，而是抵制美国货，那么道歉的，就不是法国总统，而是CNN总裁，主动来修好的会是赖斯，甚至布什。
还是毛泽东说得好：“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群众虽然没有精英们读的书多，读过列宁《反对抵制》的很少，但是群众的爱国热情高潮到来的时候，必然要转化为某种行动，在国家受辱时，他们正确地用行动来教训反华分子们：中国不可侮！而不是象阿Q那样嘟囔几句“儿子打老子”，用“大国的姿态”之类的话来自我解嘲。这就是列宁说的“抵制有时候是革命高潮时期完全合理的和必要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字的学究说些什么）”，“抵制家乐福”是自然的合理的群众的行动。我们的领导人已经落后于群众了。更有一些人对于群众行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的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甚至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地步。精英们说群众抵制家乐福不理性，但是法国总统道歉了，家乐福也打出支持北京奥运的广告；请问精英们，你们何时才能“理性”地让CNN道歉呢？理性地使西方国家不抵制中国呢？理性地使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呢？
我认为，这次抵制家乐福，是很理性，有智慧的成功手段，看准了抵制资本就切中了一切帝国主义的要害，而且清楚现在它们不敢对中国动武，也不敢冒加剧自身经济危机的危险制裁中国；使它们理性认识到中国现在是不好欺侮的。相反的是一些精英们不能理性思考问题，或者就是出于不准人民反帝爱国，竟然用“理性爱国”这“十二道金牌”紧急召回正在节节胜利的人民群众。群众痛骂卖国贼，又一次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精英们来说，这不是理性不理性的问题，而是爱国与卖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