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的奇谈怪论出笼后，引得社会舆论一片锷然，遭到有识之士一致挞伐。

象茅于轼这类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中国右派精英集团的代言人，由于他们这几年在大众言语市场已成为过街老鼠臭不可闻，其一出现人们就掩之以鼻大声喊打是自然的。但人们在痛打之余还要进一步看清其“保护富人”言论的险恶阴谋和不可告人的目的，避免上当受骗。

我认为，茅以轼所谓“保护富人”的谬论，其阴恶奸许丑陋之处除广大正义之士已指出之外，其另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家伙在“绑架”不是与已同类的且数量众多的合法富人，以此向社会与民众“勒索”其稀缺、稀罕甚至没有的良心、公正、公正与正义，并想借此逃脱人民日益逼近的清算与审判。

毛主席说过，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存在着左中右派。我们说，在每一个存在阶级、存在社会分工的历史阶段，人都有富人穷人之分，有好人坏人之分，有合法致富与违法致富之分。我们承认，在当今的社会条件、经济体制下，的确存在着凭自已的良心，凭自已的勤劳智慧守法致富的。但更有不少官僚奸商靠歪门邪道，靠伤天害理违法乱纪致富的，这部分不良富人就是现在人们齐声喊打的资本家 “原罪” 的渊薮。现在茅于轼所谓的“保护富人”其本意其实就是为了保护与已同类的这一部分不法富人，与另外合法致富的人无关。

人们知道，在改革开放后，为数不少的象茅于轼这类所谓主流经济学家，集官、商、学于一身，利用其强势地位，利用其主导所谓企业改革改制的机会，勾结外国势力与右派势力，鲸吞掠夺了中国几万亿的国有资产，形成了举世瞠目的财富。这些右派精英，这些不良富人，每当想起自已囊中天价的金钱，每当看到人民的怒目，每当看到人民正的攥紧的铁拳，无不感到恐慌，无不感到害怕，无不感到未日就要来临，于是他们不择手段不失时机的为自已辩护，又是《物权法》，又是现在的“保护富人论”。

其实，在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法律都是要保护的，这不劳我们的茅老大人如此的口干唇燥地奔走呼吁，不劳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如此的“仗义执言”。但我们说这个保护的前提是他们遵法守法，依法致富。人民现在强烈要求追究只是那些利用其社会强势地位非法掠夺国有资产，非法出卖国家资源，靠贪污受贿证卷欺诈而富起来的不法“富人”。

茅于轼作为这些富人中的一员，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但精英就是精英，聪明就是聪明，老谋深算的他知道，要说单独保护这些人，社会不答应，人民不答应，就是连自已为自已量身订做的法律政策也说不过去，所以他现在就灵机一动，把社会上所有合法致富的人扯上来，也就是把这些合法富人“绑架”起来，和自已这类人混在一起，拿那些合法勤劳致富的人说事，当自已的挡箭牌，让人民无话可说。

我们说，歹徒在街上绑架一个小女孩，勒索是金钱，报复的社会。现茅于轼“绑架”这些合法富人的目的，是向社会与人民“勒索”“敲诈”以其为代表的不法富人所没有的公平、正义、良心、善良，以求取人民的同情与怜悯，迟缓其下地狱的时间。

既要作婊子又想立牌坊；既要杀人越货，又想做正人君子；既要巧取豪夺，又要假斯假文；既要践踏法律，又想坐堂判事，这就是中国主流精英的无耻人生。

毛主席说，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茅老大人，你不要以为人民都是白痴，人民永远是你们奴役的对象。“农夫与蛇”的故事，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了，人们是不会怜惜那些冻僵的毒蛇的，何况你们这些毒蛇现在不仅不被冻僵而且正张着血盆大口呼呼地向着人民吐舌呢。

巧取豪夺国有资产，充当买办卖国的角色致富与杀人越货、打家却舍致富是同出一辙的，它与勤劳经营守法致富是泾渭分明的。而茅于轼现在故意混淆概念，把这二类人划在一块，混淆视听，混水摸鱼，这是乌贼的障眼法，其实质就是“绑架”合法富人，以此向社会与人民“勒索” “敲诈””其稀缺、稀罕以至没有的良心、公正、公正与正义，并想借此逃脱人民日益逼近的清算与审判。人民群众要擦亮眼晴，高举照妖镜，让这此历史罪人无处遁形。人人痛打落水狗，还这个社会公平与正义，平等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