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已步入总危机时代　　

　　

　　吴亚夫　　

　　

全 文 目 录　　

一、资本主义内在目的即转移过剩产能　　

二、资本主义内在目的的充分实现　　

必须以世界市场的广泛占有为前提　　

三、广泛占有世界市场的条件和手段　　

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呈现绝对萎缩过程　　

1．世界市场的绝对扩张期　　

2．世界市场的绝对萎缩期　　

五、金融风暴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绝对萎缩的结果　　

六、金融风暴标志着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　　

　　

　　

这次金融风暴来势迅猛，规模巨大，数额惊人，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下面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一惊人程度：2008年美国股市市值蒸发7万3000亿美元；中国A股蒸发了2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股票族每人损失38万元；全球股市共锐减30万亿美元……那么，暴发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人类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给各个国家、地区以及世界的未来将造成怎样的后果？　　

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和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然而，自金融风暴发生半年多以来，我看到无论是经济界专家学者、政界首脑，还是其他人士，注意力大都局限在金融系统及相关部分，危机的原因也只是从这一狭窄的社会层面去寻找。譬如把原因归结为：过度存在的超前消费，金融衍生品的滥用，政府监管的缺失，等等。于是，整个世界几乎众口一词：必须整顿金融，加强监管。人们以为，只要消除了金融领域里的不良操作，建立了一套科学合理的金融管理系统，这一场恶梦就可望结束，人类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等着去重温昨日的繁华了。　　

事情果真会如此的简单吗？　　

人们没有考虑到：目前的危机虽然的的确确是发生在金融系统，但引起危机的原因是不是就仅仅存在于这一系统呢？金融运作绝非一孤立的事件，它存在于国家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不断变异的社会大体系，或者说大系统之中；作为子系统，它无时无刻不在接受大系统的制约，与之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了解国家乃至世界这类大系统的变异，你能真正了解发生在子系统的金融变异吗？能发现变异的真实原因吗？　　

站在今日这一特殊时代，从全球角度来看，这个大系统不是别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及其自产生而至今日的整个历史延续的过程。这是一个“四维时空座标”。我们所讨论的每一个事件，包括每一个经济事件，不可否认地都是该座标上的一个“点”；由这个点所表达出来的，即是整个座标系中一个特殊的“函数关系”。今日被称为“金融风暴”的这一事件，同样也是如此。　　

所以，要搞清金融风暴的真正原因，我们便须全面展开这一座标，也就是全面展开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迄今而来的历史画卷，把“金融风暴”放置到这一座标或这一画卷，加以整体的、全方位的通盘思考：　　

　　

一、资本主义内在目的即转移过剩产能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特点：过去由于生产力落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即使开足马力，产出的数量与对应于该数量的、以本区域人口为基数的市场需求相比，将基本持平。这说明“产”与“销”在当时还属于彼此对称的两个范畴，生产还达不到拥有一般意义上的过剩产能。今天则不同了，由于现代科技的出现以及它的全球普及，一个国家只要开足生产马力，便显著地凸显了一个为其市场所不能容纳的过剩产量。所有的国家均不同程度地拥有了自己的过剩产能，现代生产已经历史地成为一种产销极不对称的社会生产——这就是今天不同于过去的历史特点。　　

这场历史性的变异，既是人类的一种福利，也是世界的一种灾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过剩产能得不到有效的和充分的实现，社会的就业、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安定，就将受到威胁。这无疑是现时代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正困扰着当今之世的几乎所有国家，成为了各国政要最为头疼的东西。　　

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我们的追踪思考。　　

我们先来作一个假设：假定有一个经济封闭的国家，它的一般生产力短期内出现了飞跃性的大幅度提高，以至生产出了本身市场无法容纳、不能兑现的大量产品，这等于面对了因过剩产能得不到实现而可能会有的社会就业和国家安定的威胁。读者试想一下：该经济体需采取何种办法方可解决眼下这一难题？　　

读者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刺激提高社会消费，以扩大其市场吞容量。可是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绝非现实可行的办法；刺激消费对于一个经济封闭体来说，将最终达不到实现过剩产能的目的（本节稍后再详细说明这一问题）。此外，我们还可以想到的另一种办法则是：通过战争来消耗过剩产能——不管战争是由自己发动，还是对方发动，还是干脆别人在打。单从解决过剩产能而言，该办法固然可以奏效，但提到道义的高度来看，它便不可取了。我们怎么可以仅仅为了消耗过剩产能，就置同胞及他人于流血的战争呢？那么读者还可想出其它办法以解决上述难题吗？　　

其实，人类早已想出了一种良策，并早已断断续续地付诸了实施，这就是：越出国家本身的区域，向世界开辟市场。这个办法反映到结构上，即是把封闭经济改造为“开放经济”。古代希腊的雅典，稍后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就曾把这一办法运用得相当出色；近代的西欧，则是再一次将该办法推展运用到了迄今人类文明的极致。　　

这显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　　

由上我们便得出了这样一种认识：人类为什么要搞资本主义？撇开那些突显在人们意识里的动机，譬如无限量攫取财富，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那些已经拥有了过剩产能的国家，不能不依赖资本主义的方式转移实现过剩产能，以满足社会就业和国家政局安定的需要。资本主义出于外向攫取财富的意识性目的成就了自己，从而就在自己的存在中无意识地、永久地背负了一种由于生产力高度膨胀而有的、不断再生的包袱——重压着自己的过剩产能；从它拥有这种产能的那天起，它就得不断地挣扎着去御除该种重负，即争取尽可能充分地向外转移一再膨胀的过剩产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内在目的，那种蕴含在它的经济运行本身，而非人们个体意识本身的目的，即：转移过剩产能。　　

资本主义要想实现自身这一目的，则必须使自身经济一般地成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而且更要者是，所谓商品经济又不能只是本区域性的，而必须是跨区域亦即跨国际的商品经济。换种方式说，就是须把自身经济变为“提供商品的经济”，把世界经济变为“接受商品的经济”，使自身与世界按照这一模式进入不停顿的经济再循环之中。完成了这样一种本质结构，资本主义也就进入到了自身内在目的的、可能的实现之中。　　

现在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上面未曾解答的那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封闭体国家，不能靠刺激消费来解决产能过剩呢？因为，这里涉及到了封闭经济内部必然存在的“结构性相互钳制”，任何刺激消费的做法都无法越出这一钳制。　　

首先从资金结构看：社会生产资金无不由两块构成，一是成本，二是利润；按马克思的说法亦可分为三块：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假如不考虑该种结构，我完全同意让·巴蒂斯特·萨伊的观点：生产即是生产的市场。一个制鞋匠需买进皮革、钉子、油漆、胶水等生产资料，他如果每周生产一百双皮鞋，需买进价值相当于100的原材料，而如果现在每周生产两百双，需要买进的原材料的价值，就不是100而是200了。根据这个情况，萨伊认为：市场实际是由生产的本身亦即供给来决定的。萨伊在这里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恰恰就是上面所说的“结构性存在”。在生产比较集约化的情况下，劳动与资本无疑是相互分离的，资本的所有者如欲扩大生产，在没有外来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他势必通过压缩成本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在成本中最有可能被压缩的，无疑又是可变资本，即劳动者收入的部分。　　

我们可以把这种“劳动—资本”的关系扩展到一个国家的整体来看。就是说，一般地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外来资金填入本国社会生产，生产的扩大，就一定是通过压缩社会生产成本也就是社会不变资本才有的结果。这种因果必然关系，对任何一个经济封闭的国家来说，将是始终都避免不了的，除非它获有外部资金以用于生产。我们知道，今天无论哪一个国家，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显然已普及到了社会生产的几乎所有部门，社会在经济学意义上无疑已阵线显明地分成了两个部分：资本的掌控者与劳动的提供者；后者在当代意义上，也就名符其实地拥有了一个名称：广大下层民众。这个“民众”恰恰构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生产的决定性的庞大市场。试想：如果民众的收入已经在生产的发展中经历了压缩，经历了一个“收入跟不上生产发展”的过程，那面对现在徒然增加的社会供给，他们怎么会有必要的购买力来兑现这一供给？本身缺少购买力，你怎么去刺激消费？如果国家通过财政拨款，增加民众购买力，并且增加到足以兑现供给的高度，结果无出其二：或者引起财政紧张，导致政局不稳；或者伤及生产成本，导致经济衰退。　　

再从供求结构看：读者也许会问：如果生产的发展不是通过压缩不变资本，而是由于科技的提升呢？假如真是这样，当然不会受到上述结构性的限制，可摆脱不了来自另一方面即：由人们的实际生存所决定的“基本需求”的钳制。例如：一个三口之家在一段较长时期顶多需要两到三台电视机，再多就不需要了；一个人全部吃、穿、用、住再好也会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就没有了追求。人们可以尽情地奢华，不断地买进新的品牌、更优质的产品，但不可能今日买进一种明日又买进另外的一种；受其购买力与生活基本需求的决定，社会总会在一段时期之后出现消费不再继续扩大的“相对饱和”。另一方面，生产也可以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提升产品技术性能，以吸引需求，开拓市场，然而，受各种因素限制，产品的翻新与技术的提升不可能无限制发生，它也会在一段时期之后出现大致不变也无法改变的“相对停滞”。如果社会需求趋于相对饱和，如果技术开发趋于一般性的相对停滞，高产量的生产就引发了“过剩”的存在。　　

所以，这里就需要我们考虑：在封闭经济体内，社会基本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到底存在怎样一种关系，它对“刺激消费”又有着怎样的一种限制？　　

对于一个经济长期封闭的国家，我们往往会发现如下一种长久大致不变的、年复一年的“产销循环图式”，马克思称之为“简单再生产”的生产模式：最初，社会生产的门类、规模与产量，实际上已经获得了一种决定，即：整体上决定于以当时该区域人口为基数的、以物质生活资料为目标的社会基本需求的总量。是生活的基求需求决定了生产在当时的水平上需要构建怎样一些部类、何种程度的规模，并且产出多少。这仿佛是一个莱布尼兹似的“先定的和谐”。在这个“和谐”的构建中，作为价值的量度手段和交换手段的货币，会随机地参与进来，于是在上一年度或上一产销周期的末尾，社会便有了一个大致可量度的货币总量，通常称为国民生产总值。读者从这里可发现这样一层关系：首先是生活需求决定了现实的生产，而后，现实的生产又形成了“生产的需求”，两者合起来，便构成了一种对整个国家而言的“社会总需求”；由于社会总需求的原始决定面是“生活需求”，只要生活需求不变，社会总需求就不会变化；所以，当上一年度的国民总值出来以后，这个“总值”便按照不变的总需求来规范和决定下一年度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生产了。它是通过一种自我分配的方式来决定的，即：一部分留给资本所有者自身，用于继续进行生产（包括用于商业、运输业、服务业等）以及满足自身的消费；一部分拨予劳动者以作工资，该部分基本上可视为民众消费基金；再一部分则上缴国家，作为行政、国防、社会保障等的财政开支。这样，在人口大致不变的情况下，此种“不变性”，便首先决定了从生活到生产的社会总需求的不变性，继而决定了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总值在社会的分配方式、由该方式引出的社会再生产与再生活的一系列的不变性。该种关系年复一年地延续下来，所谓简单再生产的“产销循环图式”也就年复一年地被铺设开来。　　

读者由上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历史绵延之中，即令此刻出现的“过剩”不是缘于成本的压缩，而是科技提升（或其它原因），但市场的购买力却依然遵循着过去的不变性，握着按过去方式分配给它的货币，它怎么可能有多余的钱来购买这骤然大增的商品呢？人们的消费欲望固然可以刺激提高，他们手头的钱会因刺激而变多起来吗？　　

总之，基于以上两种结构性钳制，在一段较长时期，一个封闭经济体国家的社会财富总量，或者说资金总量，大体上是一个守恒的东西；它一般地只够维持这个国家大致不变的、年复一年的生产与消费，也就是，维持上述三个社会部分的照常运转，除此以外，这种国家必然拿不出太多的剩余资金，去做其它事情。因此，对这样一种国家来说，如果其内部突然涌现了大量本身不能容纳的过剩产品，则唯有变自身经济的封闭性为开放性，向外转移释放过剩产能，舍此别无他途（否则只能抑制产能）。　　

　　

二、资本主义内在目的的充分实现必　　

须以世界市场的广泛占有为前提　　

看到这里，读者肯定会有一个疑问：照你的说法，唯有资本主义才能转移消化本区域的过剩产能，但事实却是，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经常面对了过剩问题无法解决的困难，而且在金融风暴发生后的今天，这一困难还显得更加突出。这是为什么？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本来是用来解决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何以经常出现解决不了的困难呢？有两种情况还需我们作进一步思考：　　

一是其本身情况。因为，任何一个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绝非纯粹的经济开放体，其内在经济结构无论何时都将呈现“开放”与“封闭”的同时并存；差别只在于：两者的参构比重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有所不同而已——这种“并存性”，我们可用今天较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也叫“两型社会”。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在一个时期如果开放型比重较高，此时属于开放经济（或称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反之，如果封闭型比重较高，则属于封闭经济（或称自给型经济）占优势的国家。　　

二是与其相关联的对象情况。就是说，资本主义要想转移过剩产能，总得有一个对象愿意接受或者不能不接受它的转移；这个对象就是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只有当其比较广泛地占有了世界市场，内部经济结构才可能是开放型占优势的，过剩产能才可望得到较充分的转移。反之如果世界市场所占份额缩小，达不到相应规模，经济运行则被迫内缩，出现封闭型占优势的结构，而过剩产能的转移也就有了不充分的情况。　　

但是，资本主义能否广泛占有世界市场，又不是单靠资本主义本身就能决定的，这取决于国际国内各种历史的与现实的因素合成。这些因素总在发生变化，所以，上述结构的变异以及产能转移的变异，在资本主义国家，就一定会不停地表现出来。这就说明了资本主义何以也会有过剩产能无法解决的情况。因为，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其内部经济结构会出现时而开放型占有优势，时而封闭型占有优势的转变，而产能的外向转移，也会发生时而充分时而不充分的变化。　　

资本主义一旦广泛占有了世界市场，自内组建了开放型占优势的经济运行结构，其整体经济才是高度繁荣和篷勃发展的，社会也才是欣欣向荣和团结一致的；反之则是：失业的增加，经济的萧条，社会的纷争与衰退。　　

所以总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须要有广泛占有的世界市场，唯其如此，它才能取得自己的繁荣和发展，否则即是衰败与死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呈现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大繁荣无疑与一个人的名字分不开，这个人就是J. M. 凯恩斯。他指出：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利用财政手段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当时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就是由于采纳了他的主张，实施了刺激消费的政策，这才迎来了上述的繁荣。可是好景不长，才过十几年，到七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一下子便又坠入到了长期的萧条与停滞。凯恩斯神咒仿佛不再有灵验了，所有的专家、学者直到政府首脑，也就从对凯思斯的顶礼膜拜，倾刻间变得形同陌路，渐渐地遗忘掉了岂恩斯的历史性的存在——直到本次金融危机，人们这才重新记起了他的名字。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同一种政策一个时期效果辉煌，另一个时期却灵验全无呢？原因就是上面所讲的：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有着开放与封闭的不同结构比重。先前，凯恩斯政策所以有效，是因为该时的西方正逢开放型结构占优势的时期；后来则是因为：整个西方的内部经济结构，开始了向封闭型优势的转变。　　

众所周知，前一个时期人类刚刚结束了二次大战，全球无论东西南北，均进入了战后的大规模重建。这样的一种历史大背景，无疑就为西方经济从全球范围提供了一个潜在巨大的市场，即造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大流转运动，使得西方国家有可能顺应历史需要地自内调整组建开放型占优势的经济结构。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自身结构，世界财富才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其中尤其是美国（美国不仅获得大量重建中的世界财富，而且还获得了大量战争债务的偿还）；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笔巨额财富，政府才能按照凯恩斯主张来实施对消费的刺激。我们只要仔细想想便可发现：凯恩斯政策其实并不是在“刺激消费”，而是在刺激消费这一外显的国家政策意向下，现实地“平衡了消费”。具体地说，即：把流入国内的巨额财富之一部分，通过该种政策意向自然而然地划拨分配给了下层民众，也就是避开了封闭经济体“一提高民众消费，就势必缩减社会生产成本”的结构性弊端，用一笔来自成本之外的“额外资金”去提高了民众购买力，从而扩大了回过头来再作用于社会生产的社会需求。这当然会迎来社会经济的繁荣。　　

——说句题外话：马克思曾经预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将有一个“绝对贫困化”过程，后来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原因何在？就因为西方全面推行了凯恩斯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在当时的西方，也许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一个“克星”。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全球重建基本结束，各国进入和平时期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加之东西方“铁幕”的中隔，仿佛断然拒绝了西方的产品，世界市场对西方来说不亚于山河半失，剧烈萎缩，这就使得西方经济的自身结构随之有了向封闭型优势的转移。当世界财富不再是大量地、源源不断地流入填补国内消费，当后者渐渐地失去了“世界脐带”而与国内生产直接挂钩时，整个封闭型结构的产销钳制性矛盾便开始上升；此时，不要说继续去刺激提高社会消费，就是在过去的刺激中已经日益抬高了的现实消费，就已在剧烈地冲击着社会生产，导致生产性资金的日益萎缩了。凯恩斯政策在此时的失败，当然变得在劫难逃。原因就在一句话：没有了或者说严重缺乏了世界市场。　　

　　

三、广泛占有世界市场的条件与手段　　

资本主义需要怎样做，需要依赖怎样的条件和手段，方能取得世界市场的广泛占有，赢得自身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呢？并且，在握有了这样的条件与手段之后，它又能否永远保持住对它们的占有，将它们牢牢地抓在手里以便永享资本主义的繁华盛景，永葆资本主义全球体制万世不衰的绵绵久运呢？　　

资本主义所以能广泛占有世界市场的条件与手段，最基本地看无非是：1、拥有自己的、对世界占绝对优势的科技生产力；2、同时存在着对立于它的、科技生产力处绝对劣势的辽阔的世界。这是一种取因于自身和世界并不断改变着相对形势的两个“变数”，这两个变数的上述对比，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所以能现实地广泛赢得世界市场的基本条件。　　

这是从纯粹的经济交往层面看的。　　

如果交往同时加入了政治及军事的力量，我们又会发现如下超经济的世界交往：资本国即便掌握了科技优势，落后国则完全可在经济上拒绝交往，即实施闭关国策，此时旨在取得市场的资本主义，又完全有可能超越经济手段地挪用政治、军事手段，迫使其打开国门，也即是，迫使其重返经济轨道以使用自身劣势。　　

这便带出一个内涵更广的比较：资本主义要想广泛占有世界市场，则不仅其科技优势要能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还得间接转化为政治及军事优势；反过来又要求世界其它国家必须表现为这样一种存在，即：不仅在经济，而且在政治与军事上均处于对资本主义而言的绝对劣势。我们可以把这个比较作如下一种简单概括：　　

资本主义要想广泛占有世界市场，世界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则必须广泛落地后于资本主义；整整一个世界的落后——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所以能产生、所以能发展、所以能繁荣的、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条件。　　

那么，上天是否会把这一条件永远“恩赐”给资本主义呢？请看后文分析。　　

　　

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呈现绝对萎缩过程　　

1．世界市场的绝对扩张期　　

就像太初上帝用泥土做成亚当——后用亚当之骨做成夏娃一样，人类的近代史，是用“世界的落后”做成了西欧的发达。当葡萄牙、西班牙一系列的航海行动，有如资本主义文明大剧的前奏拉响时，世界还整个地停留在落后的生存水平：在从中欧、东欧到亚洲的辽阔的东方，经济虽已有了中世纪的文明形态，人们却沉迷其中不思进取，而政治的衰落又使得这里的国家往往成为了民族自相残杀的、尸横遍野的战场；西半球的美洲、南部的非洲，则躺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做着人类孩提时代的生活游戏。对于欧洲西端那几个小国来说，此时只要肯出来行动，哪怕手握并不发达的科技工具，巨大的利益也在等着它们。因为，东方的衰落与西、南方的原始，恰恰是一种历史所预设的、有为者可以利用的契机。所以，当它们灭绝人种般征服并占领美洲，把非洲黑人变为奴隶运往美洲进行几近无偿的劳动，然后把这种无偿获得的、极具廉价优势的商品运至东方，这就注定了后者只能成为它们的市场，成为其梦寐以求的辽阔的东方市场。　　

当上述行动完成以后，我们看到，一个初具规模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便基本形成。这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史上最著开创性的最伟大的成功，也是世界贸易全球化的第一次完整的确立。至此，资本主义拥有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来安排的世界。它把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资源、劳动和廉价商品的提供地，另一边则是接受廉价商品的被动的市场。而高高矗立在这一全球体系中心，统筹、掌控着它的运行并从中摄取巨额利润的，则是业已登上世界资本宝座的西欧那儿个区区小国。　　

资本主义的再一次巨大成功，无疑是以以上业绩为基础的。如果说造就出该种业绩主要还是因为世界的落后、世界的安于落后，那么，现在资本主义才开始了真正依赖自已的优势——屹立于时代顶峰的科学技术，来赢得世界的过程。　　

——当前有许多经济学理论，都把资本主义造就上述业绩的过程，称作“原始集累”，言下之意好像是说它只是一个准备阶段，正式上演的资本主义则在后来的过程。这往往就引起了很多人对于“原始集累”的过分忽视，以至一谈到资本主义，一般就只谈它的高科技和它那自由竞争的原则，好像资本主义的一切成功就是由于该两者的存在。其实，没有原始集累，就绝对不会有所谓正式的资本主义，两者无疑应视为同一个资本主义本质体的两个运行期。因为，第一，没有原始集累，就不会有后来去刺激、推动西方社会一再地扩大生产和发明科技的巨大的市场动力，而这个“市场”正是在原始集累的过程中才得以建立起来；第二，没有原始集累，也不会有后来西方社会用以扩大生产和从事发明的不可或缺的社会资金。关于后一点我想多说几句；扩大生产须有扩大着的社会成本资金，这容易理解，不太容易的在于科技发明。科技发明首先要有培育科技人才的教育基金，俟其成才后又需有从事发明的科研经费，以及把科研成果变为实物的其它种种费用，此外，所有科研人员从其就学到就业的生活费用，后来赡养家庭的费用，都得归入其中。一个国家小打小闹搞一点科技更新，所需固然不大，但像西欧当时那样，遍及到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一连串继续不断的科技变革，所费资金无疑是极为巨大的。这样的一笔巨款，莫说是当时的英、法小国，就是今日的中、俄大国，也无从取得。为什么？原因就在前面第二节所讲的：受制于一个国家必然会有的自身结构性内在钳制（读者可回头参看）。因此说，这样一笔巨款之来源，显然就只能在国家的区域以外，干脆说只能由世界来垫付。原始集累恰恰解决了这一难题。既然如此，我们能够把原始集累简简单单地理解为仅仅只是一个准备过程，因而可以抛开不看地来谈论资本主义的存在，谈论资本主义的成功吗？资本主义固然离不开它的科技优势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但是，没有原始集累，资本主义能有自己的科技优势吗？没有这一胜券在握的优势，它会去主张和推进自由竞争的原则吗？　　

历史常常是这样的：当它在前一过程走完一段距离，后面的行进就有了逐渐增加的速度。在原始集累中，一方面，当廉价商品在东方不断打开市场，市场反过来又以不断扩大的需求刺激着西方社会时，谋求扩大生产和提升技能的意愿，便在整个社会冲动起来；另一方面，当财富源源不断地聚积到西方，当社会无论私人还是国家都变得十分富裕时，心中的躁动与手中的财富，立即就有了一种精神与物质的合二而一的变故：人们上上下下完全一致地开始了一种重新打造整个社会的实际的行动。　　

现在，整个社会都震荡起来：政府、商人、金融家、企业主、专家、学者，与乎所有的社会团体，全都“运动”了起来，全都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寻求科技的发明、生产的改进，种种刺激鼓励科技创新的制度、方法和手段也纷纷出笼，人们无不蠢蠢欲动、跃跃欲拭……于是，一场改天换地的科技发明运动随之发生，令当时震撼也令今人咋舌的所谓产业革命，最终也就在西方廉价商品与东方市场的周转制控中心——大西洋东岸的英伦三岛集中爆发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也正是在这一海边小岛，一名学者，一位以其敏锐目光紧扣时代的先知——亚当·斯密，忽然间站了出来向世界高呼：必须放弃严重桎梏市场的国家干预，让市场回到它自己的法则之下自由地贸易。这一仿如惊雷般的喊声，刹时间震醒了整个西欧，人们揉了揉从昨日旧梦中睁开的睡眼，立即奔走相告地聚集到亚当旗下，开始了资本主义新一轮进军世界的行动。　　

如果说，过去资本主义靠的是火枪、火药、铁链以及紧跟其后的廉价商品，现在则是按照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原则，以其技术含量极高的优质产品，正正当当地与世界进行贸易——除非有人无视自由、平等和正义而拒绝贸易，资本主义这才有理由、有权利予以“非正当”的打击。如果说，以前那一个资本全球体系的营建，采用的还是旧时代的方式，多少带有超经济的野蛮气息，如今则是全新的运作方式，纯经济的公平交往。不管怎样，进军终究开始了，而且是较前一次更具收获的行动。随着这一凌厉攻势的展开，不仅过去的东方，就连昨日还是原始孤立形态的南部非洲、西部美洲，以及太平洋深处的澳洲，经过三百年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文明打造”，现在全都在这一轮攻势下，被改造成了资本主义全球贸易下的“市场伙伴”。　　

世界市场在不停地扩大，来自四百八方的商品需求在不停地增长，西欧内部开放型结构的优势也在不停地增加……到十九世纪中期，把世界各国无分大小全都网联了进来的资本主义新型全球体系，终于水到渠成，正式确立。其最著典型也最为豪华的代表，就是踏着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辉煌、魏魏然矗立于人类政治与经济版图、地跨欧亚澳非美的英联邦这一号称“日不落”的世界帝国。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至此达到鼎盛时期。　　

　　

2．世界市场的绝对萎缩期　　

宇宙有一种凌驾万事万物甚至宇宙自身的规律，我们可用如下语言作一概括：一切衰落的事物所以会衰落，就因为曾经繁荣。　　

资本主义也未能越出这一“宇宙规律”。　　

当资本主义以其绝对优势不断地赢得世界，资本主义同时就把自身这一优势，不断地交付给了对立于自身的世界：在其奔腾涌进的阵阵凯歌声中，一种与之同步的潜移默化也在悄悄发生，这就是，原来为少数几个西欧国家独占的科技生产力，渐渐地便被转移普及到了世界，普及到了从中欧、东欧直到美、亚、澳、非这一环绕着资本主义西欧的广袤的世界。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便埋下了往后不能不面对的衰落的“种子”。　　

因为，这样的话就把造就资本主义繁荣所必须依赖的“落后的世界”，通过生产力传播，逐渐改变成了一定程度上相对于资本主义的“非后的世界”，使资本主义自身优势的绝对性，相继降格为“你有我也有”的某种相对性；资本主义一旦失去这一“绝对性”，世界对于它就不再是纯粹市场性的“为他之物”的存在，而是把“资本”与“市场”同时据于自身的独立自为的存在；资本主义愈是在世界失去着市场，那种接受其过剩产品的市场，资本主义的繁荣就将愈是蜕变为衰落。　　

当“种子”纷纷成熟时，世界对于资本主义的上述挑战，也就一浪高过一浪地逐渐铺开。到十九世纪中后期，正当资本主义全球体制在日不落帝国高度豪华的筵席上，为其空前成就而弹冠相庆时，挑战开始出现，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由此开启了一个绵延至今的、不可逆转的绝对萎缩过程。　　

第一次挑战来自与资本主义早期体制最具血缘关系的地方：中欧、北美和东方的日本。挑战首先是从“否定亚当”开始，领头人物名叫威廉·李斯特，一位在欧洲理论界颇著声望的、以其《国民政治经济学体系》为其挑战宣言的德意志人。他指出：鉴于西欧已经握有了高科技优势，一切后起国家的发展均不可寄希望于自由竞争，而只能通过“国家干预的、把分散开来的民间小块经济整合成民族总体经济”的道路来获得。这无疑是一极明智的思考。因为，经过两三百年的生产力传播，德、日、美等国虽一定程度拥有了高于世界其它国家的竞争水平，但比起西欧仍存在较大差距，如果把这一水平的竞争力，通过国家整合起来，对西欧来说，便明显地具有了一种“整合优势”。而且，由于国家本身即一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于一体的综合体存在，由国家出面来组织，无疑就会使得国家的上述各种力量被同时配合运用到所谓的“民族整体经济”中来，使经济同时具有了其他力量的支持。所以，按照李斯特的主张来做，就无异于建造了一艘集各种装备与火力于一身的航空母舰，将其开到世界市场的辽阔海洋，与西欧目前仍然只具有经济进取能力的简装商轮相抗衡，胜败谁属，稍想即知。　　

李斯特主义一经传播，立即赢得了许许多多政治领袖们的拍手赞同，并立即成为了德、日、美走向世界的、实际的扩张行动。例如：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的实施；日本军国主义的推进；美国在“孤立主义”原则下，利用地缘隔绝优势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与军事的扩张行动。　　

随着上述几个国家的崛起，世界市场之相当一部分，现在便从西欧的行囊逐步转移到了它们的手上。由于分割网罗世界市场以构成自身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国家，先前还只是少数几个西欧国家，现在一下子多了几个，对于此刻的“全球体系”来说，实际上就有了一种市场份额被分摊后的“商”的缩小，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由此出现了第一次相应萎缩。　　

第二次挑战来得更加严峻，而且还仿佛有着不可两立之势。这就是，东方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该阵营的形成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几乎丧失了半壁河山，原来归属在它的旗下作为市场的整整一个东方，现在完全分离出去，成为了纯粹的“非我之物”。很显然，这里的国家并没有像德、日、美那样，通过整合自己的力量去争食世界市场上丰厚的筵席，而是力争使自己不成为筵席上的鱼肉。所以，它们的第一个方略是争取独立，然后通过国家手段把已经拥有的、得益于生产力传播的科技力量，与全部现实的和潜在的经济实力综合组织起来，以走上所谓“现代化”的独立自强之路。但无论如何，对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来说，由这一方略的实施所带来的打击无疑是极为惨重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经历了萎缩的情况下，东方阵营的独立与自强，恰恰是在其“萎缩的肌体”上再一次增加了它的萎缩，而且是规模更大的一次萎缩。　　

第三次站出来挑战资本主义的，是上述国家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也就是，所谓发展中的“第三世界”。随着二战结束，第三世界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而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到六七十年代，这些国家先后摆脱了原殖民地形态，并逐步由单纯的政治独立过渡到了政治与经济同时拥有的独立。读者不要小看了这一“过度”，它给资本主义生存所造成的伤害同样是十分深重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性质：如前述，资本主义内在目的即转移过剩产能。过剩产能指的是什么呢？从比较一般的初始意义上看，其实是指：生产一般工业品的过剩能力。所以，在恒常情况下，资本主义要想实现这个目的，使自己能够经常地开足生产马力，就必然要求市场国不具工业能力，或者由该能力提供的商品不具竞争优势，而仅仅作为农业以及工业资源的产地而存在，这才能形成资本主义合目的的国际循环图式。但是，第三世界的经济独立，恰恰破坏了这一格局。因为，“独立”即说明它们已经有能力在一定水平自己满足自己的工业品需要，并且为维护独立，它们也一定会倾全力保护和强化这一自我满足的“内循环”体系，以与资本主义的“外循环”体系相抗衡。在东方阵营形成以后，第三世界的如此变异，无异于雪上加霜，几乎危及到资本主义生存。因为，此刻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唯一就剩第三世界市场，后者一旦独立出去，资本主义就真成光杆司令了。这一点也就说明后来为什么西方会出现一而再的多次产业革命，因为，资本主义不能不向高科技寻觅救命稻草，以高科技保住第三世界这唯一剩下的市场。　　

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如下一种变化：西方国家越来越放弃了一般工业品的低端生产，即附加值低的制造业，转而去发展附加值高的高科技产业，以高科技占领市场。如果我们不是只注意事情的表面，不是只看到高科技带来高回报这一诱人的表象，而是深入分析过程的原委，我们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再一次萎缩的结果，即由于第三世界的独立和发展，一般工业品市场已被它们一定程度地索回，已经不再属于资本主义撑控的范围了。——世界市场的萎缩，不仅导致资本主义对低端工业品的生产的放弃，而且还使得它后来越来越离开实体经济，去开创虚拟经济，甚至把后者当作了国家经济的主体（例如冰岛），这一变故恰恰就把它送上了一条走向死亡的不归之路（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论述）。　　

以上便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迄今为止所经历的、规模较大的三次萎缩。从资本主义整个历史来看，该过程已经呈现出了一条不可逆转的行程，并且目前仍在继续。伴随这一过程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结构与形态，同时是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形态的不断变异。所有这些变异，目前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符合资本主义本质所要求的存在，变得越来越从根本上在否定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的存在本身。今天，从表面看，尽管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世界经济已处在了全球大循环的“繁忙闹景”之中，但这绝非资本主义真正所要的那种存在，今天的国际大循环，已不再是“以资本国为商品提供方，以世界为商品接受方”的循环图式，而实际上正在愈来愈接近“互通有无”与“互补短长”的、近代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交往。这无疑是历史造就的必然结果，是一种不示声张的潜移默化。这种异变与资本主义内在目的的实现，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今天的资本主义固然一定程度仍具有由几百年集累而来的历史优势和科技优势，但这些优势在随后的进程中，在属于它的世界市场的不可逆转的持续萎缩中，必将会丧失怠尽。总之，这一趋势在我看来是无庸置疑的！　　

因此我断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绝对萎缩必将在其过程终点敲响资本主义丧钟。　　

　　

五、金融风暴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绝对萎缩的结果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华尔街金融风暴，放到资本主义的时空座标来看了。我们希望搞清楚：在这个座标上，它究竟处于怎样一个位置，与该座标又有着怎样的一种函数关系？这无疑是从一张极为庞大而且复杂的关系网上，去寻找一个相对渺小的网上之结。　　

首先，我们发现：金融作为一种比较独立的经济现象，即不再是作为社会资本运作中为其提供资金流动性的辅助工具，而是把提供流动性与资本的运作同时结合到自身以谋取利润的经济现象，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萎缩才有的结果。其次，金融风暴作为一种特殊的危机形式，我们认为，它既是金融独立后自身恶性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继续萎缩下的再作用性结果，是两者互为因果的统一。此外，资本运作与金融运作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也一定是在该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因此，考察社会文化对其间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对金融运作的影响，亦是不可或缺的。　　

前面我曾把资本主义迄今历史分为两个时期：从十五世纪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到十九世纪日不落帝国的高度繁荣，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绝对扩张期；自十九世纪中后期日不落帝国的衰落与德、日、美的兴起至今，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绝对萎缩期。这是资本主义存在史上前后不同的一个历史性变异。读者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种简简单单的市场张缩现象，正是这个变异，才使得资本主义有了迄今而来的前后两种本质形态。　　

前一时期，由于市场不断扩大，而且无疑是与资本主义内部产能的发展大致吻合的扩大，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可以看为大体上符合了其自然本质的一种存在。这个本质即：以实体经济为主体、以转移过剩产能为目的，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通过变自身为商品提供方、变世界为商品接受方的一种跨区域商品经济。这是人类生产力由于集中在世界少数地区取得极端高度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自然而然的造化。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的产儿，正是从这一“造化”形成了自身，也正是从这一“造化”发展了自身，按照这一自然造化的本质拥有了自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称作：基本符合了自身自然本质的“正统资本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　　

但是正如前述，存在的一个根本趋势就是，它必然要在自己的发展中超越自身、否定自身，把否定自身本质的因子，在自身中悄悄地积累起来。以日不落帝国的衰落和德、日、美的兴起为标志所发生的历史变异，恰恰就是这种否定性因素的积累，在资本主义本身已达到其临界点的显示。自此，所谓“正统资本主义”，事实上便开始了一个自身自然本质不断被异化的历史过程。　　

“异化”最初表现在对军事手段的依赖上。如果说，过去的资本主义争取世界市场的主要手段还属于经济范畴，现在则越来越频繁地、直接地去依靠军事的手段，使经济与军事同时成为了国家赢利的直接依托。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初页，按这一方式运营的资本主义延续了将近一百年。期间，原日不落帝国衰落了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在资源与人口上远远超过它的另一个“日不落”——美丽坚合众国。这个国家正是籍经济与军事的相互配合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统帅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独一无二的世界霸主。　　

然而随着二战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确立，双方看似剑拔弩张极欲一战的对峙，恰恰变成了和平中的一种“相互钳制”，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来谋取经济利益的可能随之丧失。于是，资本主义又有了一次顺应历史的变异，即：军事力量从直接的赢利工具蜕变成纯粹的经济后盾，仅仅用来构筑保卫资本主义现有世界体系的防御性壁垒。显赫的军事力量，由此变为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保存资本主义、证明资本主义仍然有理由存在的实力依据。　　

但回头来看，这一异化恰恰加剧了资本主义生存的难题：既然市场已经萎缩，而军事力量又没有了被用来重新拓开萎缩了的市场的可能，高度膨胀的产能便无从获得充分转移，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在此窘境下，又一种新的异化，走出眼下窘境的异化，在资本主义蠢蠢欲动的胎盘里，便被再度酿生了出来：人们渐渐地将心志从已经满足不了自身胃口的“实体经济”移开，去揣摩思衬“非实体性”的生财之道。很显然，只有在今日字典里才能找到的所谓“虚拟经济”，一种魔术般变戏法的经济，便首次搬上了人类历史的现实舞台。　　

金融独立，由此开始。　　

这实际上就是：由市场萎缩导致实体经济萎缩，而后者的萎缩便直接引起了大量资本的游离；这些游离资本在人们贪婪欲望的驱动下，便争先恐后地纷纷涌入了金融大厦。　　

到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上述异化基本完成。较之原来的正统性存在，现在遂有了一种被彻底改造的新的版本，这就是：不再以实体经济为唯一的运行主体，也不再以转移过剩产能为唯一的运行目的，而是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部优势加以利用，从而演绎成高度发达的虚拟经济的存在，形成实体与虚体、生产与金融同时成为资本主义谋取世界财富的基本手段的双向、双轨运行模式。　　

这种资本主义，我们不妨也给它一个名号，叫做：“现代修正版资本主义”。在这个大版本之下，因情况的差异，我们又可进一步分出：美国版资本主义，欧盟版资本主义和日本版资本主义，等等。　　

现在，我们把目光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收缩集中到金融系统，而且是美国版金融系统，看看本次金融危机究竟是如何具体地产生出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世界财富纷纷涌入美国的时代；生产的大规模启动和资本的加速运转，造成了该时期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然而到该世纪后期，由世界市场的萎缩导致的经济萧条，渐渐地开始露头。此时，从繁荣中屯集出来的社会资金，当它们愈是面对经济的萧条，愈是被其持有者感到投入实体经济无利可图或利润太少，因而就愈是涌向了金融系统，涌向了银行、证券、股票、债务等投机行业。一个史无前例的、以华尔街为中心网联全世界的金融系统，便在财富如山的美国大地上逐渐成型。　　

当然，如果只是构建了一个规模浩大的金融系统，而没有其它因素的参与，后来的金融风暴也是不可设想的，之所以会有这一出人意料的后果，恰恰是因为其它种种因素在当时与后来绝非人意使然地从四面八方参与了进来。　　

第一种成因当追究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导向。　　

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循着如下一种文化形成起来，并因为它而欣欣向荣、蓬勃发展。这即是：主张国家不加干预、以个人私利为经济动力的、自由竞争的理论文化原则，简称“亚当原则”。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该种文化导向，只有当国家有着潜在广阔的可开拓性世界市场时，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国家一旦减少或是失去了可开拓性世界市场，由之导向的，就必然是对自身经济与社会的摧残和破坏。为什么？因为，在文化的背后，同时还存在着人类“非文化”的、最初还属于无意识需要的贪婪的人性，以及因偷吃了“智慧之果”而有的狡诈的能力；这种人性与能力的宣泄本身——请注意“本身”一词——是不可压制的，即不是意识所能遏止的，有着完全自发的依据客观情况（条件）而有的宣泄方式，即：当可开拓的世界市场广泛存在时，由于客观地存在着大量的外部渠道与目标，贪婪与狡诈的宣泄会被吸引到外部，内部也会因此而团结协作起来；当可开拓的世界市场不存在时，外部的渠道与外在的目标随之丧失，同样还会存在而且同样还在力求宣泄的贪婪与狡诈，便只有了内部渠道和内在目标，此时，不可压制的自发的宣泄，就只能是也一定是内部的行为。这也就是说，人性总是包含善恶两面，而且，两面都不可遏止地必须实现出来；如果给人以外在的目标与途径，“恶”就将转移实现到外部，“善”就将保留实现于内部，如果不给予外在的目标与途径，善与恶便被迫——在自身不可遏止的、无意识需要的驱动下——不能不同时从内部去开辟实现的途径了。　　

亚当·斯密时期，恰恰是因为广泛地存在有可供国人开拓的世界市场，所以才迎来了西欧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的欣欣向荣。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市场大量萎缩，外部渠道多数被堵，美国却仍然高举亚当旗帜，一面实际上已经不合时宜了的旗帜，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大张旗鼓地倡导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这就等于：火上加油地为那些业已掉头进入了国家内部尤其是金融领域的“贪婪的人性”与“狡诈的能力”，铺设了种种合理合法的、被大力提倡的社会实现渠道。当这种原始人性合理合法地进到金融系统，又合理合法地去掂量、玩弄金融把戏时，毫无疑问，由亚当原则所导出来的，当然会是种种不符合社会道德需要、却完全适应人性本身需要的金融行为、金融杠杆、金融衍生品不断恶化的社会泛滥。　　

第二种成因即过渡膨胀的超前消费。　　

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一者与人们在原来的经济繁荣中必然水涨船高的欲望增长有关，二者与美国政府长期推行消费刺激政策有关。但我们应当追究的，是美国的消费刺激政策。因为，面对社会消费欲望的一再增长，国家不但不给予必要的适度调整（从长远的观点看，当时恰恰需要如此），相反，却一再加以人为的刺激和鼓励，这就大大提高了欲望无限制增长的速度；使所有的人都错误地以为：他在无节制地浪费、滥用社会财富，反而是在为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外部市场充裕，刺激消费无疑有利于社会的就业与经济的繁荣，但是，如果外部市场萎缩，内部经济结构就有可能出现向“封闭型优势”的转移，此时，基于结构性的内在钳制，过渡膨胀的消费则将冲击社会的生产了。所以，后来（七八十年代）当美国的世界市场事实上已大幅度萎缩时，消费对生产的冲击，便有了愈来愈严重的趋势。一方面，基于日益高涨了的消费，人们对金钱的期望越来越高，那些附加值较低、获利较少的行业，如加工制造业，由于低于人们的期望而被逐渐放弃；另一方面，愈加奢侈的享乐性需要，又逐渐推生出了规模日益庞大的服务性行业，一种实际是在吞噬着社会生产基金的行业；这种“一弃一取”的变异，对美国业已大量失去了外部市场的经济来说，无疑是一潜在巨大的灾难。就是说，弃与取都是在削弱和萎缩实体性的社会生产，使社会生产越来越背上了一个必须承载（继续提供实际价值）的、不堪其重的重负。　　

这样，当生产性经济越是不能承载消费性经济，越是减少着提供给社会的实际价值时，美国这一已经严重缺乏基础、没有了牢固底盘的经济，在人们高水平欲望的继续炒作下，整个运作便日益泡沫化；泡沫越吹越大，破灭也就越来越近。　　

第三种成因是政府有意无意地放松了金融监管。　　

由于世界市场的萎缩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萎缩，而萎缩中的实体经济又越来越支撑不了日趋庞大的社会消费，美国这驾急速运转的“财富产销机器”，眼看有了轰然停摆的危险——正是在这一对生存来说的危局之下，那只无形的“市场之手”才使劲地搅动起来，美国也才一步步走进了非此无可自救的虚拟经济的时代。很多人都把虚拟经济或者说金融不良运作的出现，归咎于美国社会的监管缺失，认为如果当时加强监管，就不会有这一不良后果；这纯属局部范围内的表象认识。其实，金融不良运作并非美国人失察的结果，正如上述，它是美国经济在当时的一种自救，一个另行配置的经济支撑点。应当说：这是一种历史必然，是各种因素在当时错综复杂地交构而有的必然。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为标志，美国正式步入依赖两种经济，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同时并存和齐头并进的、特殊时代下的资本主义求生过程。十分显然，既需依赖虚拟经济，就不能同时又来捆绑虚拟经济，即不能对金融运作施以严管。所以，有意或无意地放松监管，也就成了历届美国政府心知肚明、只做不说的为政举措。既然国家都在睁只眼闭只眼，对于本身就必然有着无止境的贪婪欲望的个人又怎么不会无所不用其极呢？所以，种种狡诈的揽钱方式，所有光怪陆离的金融工具，便肆无忌惮、毫无约束地被不断创生出来，以至愈演愈烈到把今天我们所看到剧烈的后果最终创造出来。　　

第四种成因是一个庞大的“次级市场”的形成。　　

我们知道，金融本身是不生产价值的，它只能转移价值，即通过运作把价值从对象占有转移成自身占有，直言之，从别人口袋搬到自己口袋。美国金融系统有两个运作对象：区域外的世界（尤其是不发达世界）以及区域内的其他阶层。因此，对于美国金融运作而言，如下一种趋势便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的，即：随着运作本身的技巧性发展和时间性延伸，作为对象的世界和国内其他阶层，在其自身财富（实际价值）的占有上必将出现相应的、逐步加重的递减过程，亦即“两极化”过程。但是，事情的发展总是相对的，美国金融运作的推进，既给它带来巨大的利益，同时也为它埋下了后来的巨大的灾难。两极化愈是发展，其金融运作就愈是面对了两大“次级市场”：作为资金回轮意义上的次级市场，以及作为资金放贷意义上的次级市场。　　

很显然，在两极化过程中，由于世界（包括西方其它国家）的资金在全球化周转中不断地转移到美国，并在这里被彻底消费掉，世界用来支撑实体经济的流动性资金，就有一无形的日益减持过程。当“减持”发展到只够困难地维持本身经济而无更多的部分提供给美国金融系统，也就是，在资金上供给低于需要时，对美国的金融而言，世界事实上便成为了资金回轮意义上的一个“次级市场”。另一方面，从美国本身来看，两极化的发展本身，同时就是社会作为“支付能力体”逐步丧失能力的发展本身。当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事实上已变得极端缺乏偿还能力时，美国社会对于美国金融，也就成为了放贷意义上的另一个“次级市场”。　　

毫无疑问，到金融风暴发生的前夕，上述两个次级市场已经形成，“恶果”完全熟透。可是，“聪明”的华尔街却一无所知。它依旧揣着好景如昨的贪婪的期望，倾其所有地将资金投向了社会，投向了已经是次级市场的社会，于是，一个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的事件随之发生：当它的前头再也得不到必要的来源性资金补充，后头出口处的资金投放竟如石投大海时，整个流动性倾刻间断裂，以次贷危机为序幕的金融风暴，便于两千○八年的第三季度，猛烈袭击了它那珠光宝气的、曾让全世界为之倾倒的经年老道。　　

　　

六. 金融风暴标志着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　　

金融风暴过后，世界一遍宣嚣，谁都嚷着要整顿金融，强化监管，以免再起风波。殊不知，一旦如此做了，人类又将陷入另一更头疼的矛盾。　　

可以肯定：全球金融今后会有一个全面整改过程。这意味着金融运作将有一个回归，即：从比较独立的金融现象再次返回到先前被抛弃的经济辅助地位，仅仅为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的地位。这一回归标志着虚拟经济从此寿终正寝，人类终于可以摆脱这头吸人精血的“怪物”了。但是，我们不妨先收住这腔膨拜的热血，冷静地想想：资本主义虚拟经济究竟是因何而来，又为何而建？难道不正是因为萎缩了的世界市场已经满足不了资本主义的胃口才被创造出来的吗？一旦抛弃了它，资本主义岂不是又要回到缺乏市场的、饥肠辘辘的艰难境地吗？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前面的推论：　　

资本主义的内在目的是什么？就是向区域外的世界转移过剩产能（倾销过剩产品），因此我曾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跨区域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由于工业革命后的现代生产力所达到的高度，也由于现代生产力并未停止发展，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世界市场，不仅要有相应庞大的规模，而且，规模还须不断地在扩大，即成为可开拓性的。这说明：栖身于现代科技生产力上的资本主义，已经拥有了高度过剩并持续提升的生产能力，这种过剩性，必得以广泛的可开拓的世界市场予以转移，否则，资本主义的生存将面对危机。　　

进一步观察发现：资本主义要想广泛占有世界市场，则必须依赖于它在科技生产力上相对于世界的绝对优势，反过来也就是，在同一竞争性上，世界要有相对于它的广泛落后。资本主义的该种优势越是针对世界的广泛性而存在，世界越是在一个广大的范围相比落后，资本主义的过剩产能的转移就越加充分，经济就越能蓬勃发展，社会也越能和谐安定，否则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们提供给读者的认识是：资本主义发展自己从而占有世界的本身，同时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世界从而失去世界这一“必然性”的培肓本身；资本主义正是从创造自身辉煌的行动中埋下了自身衰败的种子。随着科技生产力的传播，我们相继看到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绝对萎缩过程；也正是因为这一过程，虚拟经济，作为挽救资本主义生存的弥补性经济，才在世界市场不断萎缩的某一个时点，被呼喊、揉造出来。这是资本主义五百年进化史上为时不长却令人瞠然的一个变异，它不异于给一位垂死老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资本主义因此又赢得了期望中的一度繁荣，尽管不是由生产带来的繁荣，而是靠金融“撬出”来的繁荣，一种虚假的繁荣。　　

读者现在该明白：假如人类真的严肃了金融，上述“繁荣美梦”不就要立刻被叫醒，资本主义不就会立即跌回冰冷的尘世？这不是叫它重新去体味曾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摆脱的现世的苦难又是什么？　　

既然资本主义的生存必须有广泛可开拓的世界市场，那么，广泛可开拓的世界市场相对可能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的“生存前提”；在世界市场已经严重缺失的今天，放弃本可弥补市场缺失的虚拟经济，无疑就让资本主义生存坠入到了没有前提的、同样是虚拟的存在。既然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于世界的广泛落后，那么，世界的广泛落后，就是资本主义所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今日当世界已一改过去的落后，已经普遍对资本主义拥有相对优势的时候，所谓“回归”，就是回到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再也没有了基本条件的、失去根基的虚无飘渺的存在。　　

放眼今日世界，现代科技生产力业已普及到了全球每一个角落，所有的国家和民族，无不一定程度具备了满足自身需求和保护自身市场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能力。这就不只是在竞争上各国具有了足以抵挡西方商品的市场保护力，更要者在于：基于普及后的生产力高度，多数国家都存在着生产自身市场所不能容纳的过剩产品的能力，而为了保障本国的社会就业和政局的稳定，它们必然谁都需要释放这种能力，从而需要向世界去转移这种能力、倾销由之提供的过剩产品。这也就是说，过去仅仅只是少数发达国家推行的“以自身为商品提供方，以世界为商品接受方”的经济运行模式，现在会被多数国家所推行，多数国家必然自觉和不自觉地按照这一模式，极力使自己成为资本较量中的世界赢家。　　

这样一来，世界，我们正在驱步其中的世界，便有了一种按现行的方式，自由竞争的方式，无论如何都解决不了的矛盾：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倾销自己的过剩产品，但是，每一个国家又都有足以抵挡他国过剩产品的能力，过剩产品的转移倾销，由此成为世界性的不可解决的问题。这表明：自由竞争对自由竞争，已变为绝对不相容的彼此排斥，变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这种不可调和性，必将最终全面否定自由竞争的本身，也就是，全面否定五百年资本主义全球模式的运行本身。　　

换一种方式说：只当资本主义的推行不再是只发生在世界少数国家（恰恰只有这样，资本主义才具有现实的可能），而是多数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全球体系的实际运行，便有了一种全面的自我对抗，一种自己不能容纳自己的对抗；这是“量”与“质”的对抗，是量的超限存在、超规定存在。我们的世界正在走进这一存在，届时，资本主义唯一能作出的选择就是：果断地、无可迟疑地结束自己的历史，即停止毫无意义的对抗！　　

金融风暴预示给我们的就是以上这一信息。　　

时至今日，很多人仿佛仍未收到历史发来的这一信息，他们依旧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以为此次危机还会像以往那样：经过所谓的“U”型起落，顺顺当当的开场，然后顺顺当当地完事。他们忘掉了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历史不会老是去重复“昨天的故事”。历史固然会有同一本质下的“小周期”变异，历史同样也有彻底变更本质的“大周期”变动。今日的危机究竟属于其中的哪一种？这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深层思考，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从过去取样”就能知其真相的。　　

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不愿看到已经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就此中断，他们希望世界依然能够和平、公正和自由地交往，这固然没错，但是，难道交往就非得按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么？如果一种历史的过程的确走到了尽头，明智的举动无疑是勇敢地去开辟新的时代。历史是不会完全顺从我们的心愿的，它有自己的法则和必然；这种法则和必然，既不是纯粹的人定，也不是绝对的客观安排，它是人与物、主观与客观、人的自由选择与存在的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全面统一，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全面统一后的结果。人的自由度究竟有多大，在客观的限制里占有怎样的相对位置？这恰恰是今日人类的理论，尤其是西方的理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站在某个观察的视点，我更赞成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根据这一原理，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可是，后来历史过去了一两个世纪，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反倒各方面都显得十分强盛。这使得很多人渐渐放弃了对于马克思这一原理的信任。现在看来，该原理本身其实并没有错，只是我们不能将“生产关系”局限在国家的范围来理解，“生产力”也不能只看它的高度（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来理解这一原理的），应当这样来看：既然交往是在全球范围展开，生产关系所指的，就应当是全球生产关系，生产力是对这一关系而言；既然是对这一关系而言，那么生产力的单纯的高度，就体现不出它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必须加上同一高度的广度，也就是全球普及程度。因此我敢肯定：今天，由于现代生产力已经在某种必要的高度普及到了全球，已非过去任何时期所能比拟的不完全的普及形态，今天的全球生产力与全球生产关系已然处在了激烈的冲撞之中，所以，生产力最终冲破生产关系、导致全球生产关系彻底变革的时代正在到来！当然，这绝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对应于这一未来变异，人类也许还将经历一段变革前的历史阵痛，一段持续的、激烈的、反反复复的世界动荡。　　

我只能说：金融风暴带给我们人类的将是一场持续的世界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