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财当官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对话录　　

对话者：贾文，马炎（文中分别称为贾、马）.　　

贾：老马，你好。上次有人把我们两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看法整理成《社会主义问题对话录》发到了网上。你怎么看呢？　　

马：虽然《对话录》比较全面地谈了我们对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其中也涉及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但是其中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措施。我一直觉得应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贾：你说得对。现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不光是我们党在考虑这个问题，在社会上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左翼想通过改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右翼却想通过改革与美国“接轨”，把美国那一套搬到中国来。双方都在争夺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马：其实，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我们党要着力推进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就是一种尝试，没有成功；改革开放一来，党中央一直在进行探索，这从历次党代会决议及党的几代主要领导人的著作中都能看得出来。　　

贾：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马：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它一定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右翼来说，他们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所以，他们也主张“改革”，把社会主义改掉，变成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所以，虽然同是要求改革，其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贾：既然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政治体制改革也已经蕴酿了30多年，为什么一拖再拖呢？　　

马：那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合适的形式。　　

贾：右翼人士不是一直主张西方的办法吗？尤其是美国的那一套。三权分立，两党政治，全民大选等等这些“美国办法”，我们难道不能直接把它拿来用到中国吗？　　

马：应该说，美国办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把它照搬过来肯定是行不通的。　　

贾：为什么？　　

马：要详细论述要的篇幅会很大，在这里也没有那个必要。简单说来，有几个理由：1. 经济基础不同，美国办法维护不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2. 政权性质不同，美国办法只利于维护有钱人的利益，对劳动人民好处不大。3. 内外政策不同。美国办法只对美国有钱人服务，对外国人只有欺压、掠夺，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所不允许的。4. 它的“民主”在时间上、空间上、层次上和人群范围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大多数群众只有无奈和当看客的份。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美国办法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行不通，在绝大多数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也行不同。　　

贾：我也有同感。例如印度，搞了几十年了，至今还把人民分成很多等级，有什么贱民等。在菲律宾，为了垄断政权，还有恶势力大规模地屠杀对手。这两国的经济发展也不比我国好。其它大多数国家也差不多是这样。　　

如果美国办法不行，我们不也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吗？　　

马：我们多年来也有自己的一套，在一定条件下效果也不错。不然我们也不会取得革命的胜利，不会取得那么大那么多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建设成就。但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能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色，保证我们在各个方面快速发展，从而创造出压倒资本主义科技成就和建设成就的办法。　　

贾：这真是一个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呀！　　

马：但是，总还是有办法的。这使我想起了我们祖先削藩的经历。三皇五帝只是传说，夏、商二朝记载也很少。周朝建立的时候，为了酬谢功臣，也为了治理的需要，封了800诸侯，从此开始了与周朝始终的诸侯争霸，人民受尽了战争的苦难。秦朝汲取了过去的教训，废除分封，天下尽成郡、县，但它的历史很短。西汉建立后，起初也把一些功臣封了王，结果不久就纷纷叛乱。把他们全部镇压了以后，刘邦汲取了教训，只有姓刘（刘姓皇帝的兄弟和孩子们）才能封王，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指望用血缘亲情来消除反叛，结果不起作用，皇帝和诸王虽然都姓刘，仍然不时发生藩王造反的事，既危社稷又害百姓。于是怎样削藩就成了朝廷大事。汉景帝时，在削藩过程中，力主削藩的晁错还丢了脑袋。到了汉武帝时，主父偃出了个天才的主意，皇帝下了推恩令，才完成了削藩的任务。可见，再难的事情，总会有办法的。　　

贾：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难度可能比皇帝削藩还要难。看来你有什么好主意了？　　

马：最近有点想法，但好主意谈不上，况且未经实践的主意也不好说就是什么好主意。　　

贾：请试言之？　　

马：政治体制改革，说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归结起来就是建立一个选人用人的好体制。美国办法说到底也是这么个事。但在美国有用的办法，在中国就不行。你想，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得花很多钱。谁有钱？资本家阶级。因此，要选上总统或州长，必须得有资本集团的支持。所以，它不可能选出一个主张剥夺资本家的长官来。即使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通过选举当了权也不可能改变美国的资本主义性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美国办法选出来的人谁能保证他不背叛社会主义？　　

贾：的确是这样的。说到选人用人，历来都是有标准的，那就是要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来任事。在现在的中国，德首先表现在始终忠于共产主义信仰，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能一贯地公而忘私，处处事事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说起来容易，选用起来就特别难。即使在历史上表现很优秀的人，也不能保证他的今后。这样的事例太多了。　　

马：所以，我们要总结历史的经济教训，抓住要害来设计我们的选用人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这样一套制度设计成功了，我们国家的所有问题都应刃而解了。我们就真正能够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各个方面很快走在世界的前列。　　

贾：你说的“要害”是什么？　　

马：当然是“利益”这两个字，这里主要指的是物质利益。　　

贾：你的意思是不是“高薪养廉”什么的，也就给高薪的同时加重对犯错的惩罚？　　

马：当然不是的。我是不赞成“高薪养廉”之说的。也许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实行“高薪养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那样做是违背社会主义宗旨的。　　

贾：那你指的是什么？　　

马：我的办法归结成五个字，就是“破财当官法”。　　

贾：哎呀！有点意思。历来都讲“当官发财”，你却反其道而行之，先破财后当官。　　

马：对，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你想，人们为什么那么想当官？我想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搞事业，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另一种是看中了当官对个人的好处。第一种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二种是我们要防止的。　　

贾：是有这两种情况。但是过去和现在，我们也有防止措施呀。我们有纪检委，有反贪局等。实际上，我们也已经处理了不少人，杀头的，坐牢的不在少数呀。但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马：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当官确实能捞到很大的好处。只要这个“好处”不消失，前腐后继的现象就不会消失。不但不会消失，还会愈演愈烈，最后闹到不可收拾。　　

贾：我想再问一个“为什么”？　　

马：这道理也很简单。一是因为腐败有一种隐蔽性，你不可能个个都查处得了，总有得手的，这就使得想发官财者存在侥幸心理。二是群发性，为了能得到更大的好处并且能逃避查处，人们必然会结成利益集团，排斥和打击那些好干部。后者由于正直不搞歪门邪道（一没有那个心思，二没有那个资源），最后必然是失败者。就像货币理论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好干部被逐渐驱逐后，官场生态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贾：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釜底抽薪了。　　

马：对。在当官没有了任何物质利益上的好处时，官场腐败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贾：那么请你说一说你的破财法吧。　　

马：举例来说，按照我们干部体系现有的层级，有股级，科级，处级，厅级，部级和国家级之分。某个干部拟任某一级职务时，须先申报自己的财产，经核实后，把财产按一定比例献给国家。　　

贾：你设想的比例是什么样的。　　

马：我想这个比例不能太小了，要有一定的高度。比如，股级的比例为5%，科级10%，处级15% ，厅级20%，部级25%，国家级的30%。这是说的正职。副职可比正职少2个或3个百分点。　　

贾：这个比例的时间界限是什么？　　

马：时间是一个任期，比如5年。　　

贾：下一个任期还得按这个比例献给国家？　　

马：对。　　

贾：我认为这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当官后还可以利用职权再捞回来，甚至更多呀。　　

马：你不要忘记了。他在献给国家财产的时候，是要申报财产的。当他离任时，要经过财产审计。这就堵死了再利用职权捞钱的路子。　　

贾：这样，当干部就亏大了。　　

马：这时候可以考虑干部在任职期间拿较高的工资，使干部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起码保持在社会的平均水平。　　

贾：我还有点想不通，那就是只搞干部财产登记和审计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交出自己一部分财产呢？　　

马：这是设一个关口，一个证明德的关口。挡住那些思想上不怎么过硬的人进入到我们的政权机关里来。当官就不能发财，想发财你去干能发财的事业去，不要来当官。另外，能吃得亏的人才能当一个好官。有没有这样一上关口，结果是很不一样的。　　

贾：我担心这样一来，没有人再想当官了，政权机关留不住有才能的人，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马：你的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这个社会上不爱财的人很多，想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的人很多。一旦官场风气正了，就为大批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士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机会和舞台。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先辈没有报酬，提着脑袋干革命。在和平年代，牺牲个人利益，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的人比比皆是。就是在大家觉得现在有点物欲横流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富豪为了发展家乡，为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献智献财献力量。只要我们的导向正确，就不愁我们的政权机关没有人才。　　

贾：你那个比例我觉得很有点不公平。比如说厅级的比例是20%，如果是一个亿万富翁，就得出2000万，如果是一个穷人，他只有1万元，只出2000元就可以了。这叫同岗不同价。　　

马：如果你觉得不公平，就说明你不配做个厅级干部，你不争取不个职位就是了。国家政权的职位，不能以金钱来衡量。这些职位就是要交给那些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宁肯自己吃亏的人。　　

贾：这样一来，有钱人当官的就会少了，大多数都会是较穷的人当官，因为后者几乎不会失去什么。　　

马：我不知道你说的那种情况是不是肯定会发生。但我知道这样做是公平的，因为在客观上政权职位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不管穷富，大家都能当得起官。　　

贾：我们的政权职位能向所有的人敞开吗？　　

马：当然是依法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以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除外。　　

贾：是不是所有愿意出钱的人都能当官？　　

马：当然不是。国家对于各个职位都会规定一定的任职条件，比如年龄、经历（经验）、能力，甚至性别等等。在同等条件下，经过一定的考察和选拔程序，方能确定最合适的任职者。　　

贾：听了你的办法，我也觉得“破财当官”的办法能从源头上把关，能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政权建设问题。但办法再好，也要能推行得了才行啊。　　

马：要推行这个办法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不是像你想得那么困难。只要思想路线对头，政策措施对头，是可以付诸实施的。　　

贾：怎么叫“思想路线对头，政策措施对头”？　　

马：第一，要善于组织力量。比如说干部财产登记问题，你如果去征求真正有实权领导的意见，他们大多数会反对这件事，你就会觉得这件事进行不下去。因为，这时是“一对多”或“少数对多数”的局面。你要强制推行，失败就是一个必然的结局。要想成功，你就得争取多数，也就是争取全体干部。现在一说腐败，一些人就觉得大多数干部都有问题，这完全是一种错觉。须知搞腐败是要有条件的：第一，有捞好处的条件，第二，自己想捞好处。其实有条件捞好处的干部是极少数，即使有条件腐败的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能洁身自好，没有腐败。由此可知：绝大多数干部并没有腐败，搞财产登记会受到大多数干部的支持。只要你能真正发动和依靠大多数干部，财产登记是可以做到的。这里还只说了干部队伍，如果把广大群众加进去，再把党中央和政权的权威加进去，还能办不成吗？第二，推行“破财当官”法，必然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发生，怎么办？老办法：组织强有力的队伍先在小范围搞试点，从中发现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待经验基本成熟后再大范围试，最后再全面实行。第三，为了维持稳定，减少阻力，可在一定条件下赦免“原罪”，并对改革受损者实行赎买政策。第四，对于极少数捣乱破坏者实行法律制裁。　　

贾：还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依法治国这些老法宝啊。　　

马：当然了。这是我们党的超级武器，永远不能丢掉。否则将一事无成。　　

贾：不过，这“破财当官”法在中、外历史上都不曾有过，我还是担心出问题。　　

马：有非常之人，方能任非常之事。你以为建功立业是那么容易的吗？我相信一旦把这个办法提了出来，实施是早晚的事。　　

贾：但愿如此吧。　　

　　

注：对话者贾文、马炎是为表达的方便而虚拟的人物，其中文责由贴主自负。